《高宗武回忆录》书评

短评

提3点：1.有些人信心满满的说一些“荒谬”的话，可能是由于他们真心相信其中的理念，而非做作，由此可见思想史之重要性。当然这个所谓的“荒谬”之前提是认为自身立场的“正确性”，但每个人都会认为自身立场正确，否则他不会做如是想。2.每个人都会为自己不自觉地掩饰一些不光彩的事情。3.裕仁天皇当然应该和那些甲级战犯一道，被处以绞刑！

当我们谈论日本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寡人QQ443407599，好书要分享。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日本”是一个涵义颇为复杂的词，愤怒、无奈、耻辱、艳羡、敬佩、仇恨等等，个中况味不一而足。我想，这种复杂情绪的直接反应在网络上，就是任何关于日本的话题，无论是仇恨还是赞美，是批判还是写实，都能够紧紧揪住人的神经，闹得满城风雨。这种状况的造成，追溯历史，自然要从一百多年来的中日纠葛说起，从表面上看，任何一个“热血沸腾”的中国人似乎都足够了解这个“撮尔小邦”，都能对那些年的屈辱奋争“说一不二”。打开任何一个中文电视台，看任何一部关于日本侵华的影视剧。大多数时候，我都能惊讶的发现，“日本”的形象是如此地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剧中人物在谈到日本的时候，大多以轻蔑的口吻加以“小”“鬼子”字样，这些“鬼子”们大多留着八字胡，小眼睛，嘴里说着怪里怪气的汉语，挥着东洋刀，扛着膏药旗，一进村庄就烧杀掳掠，看到美女就眼睛瞪直，“花姑娘”长“花姑娘”短。他们割我台湾占我东北、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宣称要三个月灭亡中国、731部队……他们是如此狂妄、残忍、丧尽天良、灭绝人性！最重要的是，直到今天，他们还死不悔改，整天就琢磨参拜靖国神社，修订教科书，美化侵略，企图翻案，好像一只毫无廉耻的狗一般！这些形象与话语是如此简洁、直接、充满力量，以至于我（我们？）几乎就是不假思索的臣服在了它的脚下。在这样的形象塑造下，我（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愤怒呢？怎么可能没有愤青呢，虽然我也许从未亲历过战争，从未去过日本？但这并不妨碍我（我们？）“了解”日本。当然，在某些时候，当我看到银幕上的“鬼子”形象，看到网络上义愤填膺的青年，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到电影《1984》里人们在“三分钟仇恨”里对传说中的敌人“果尔德施坦因”愤怒的叫喊的场面。现在的疑问是，这么多年里，我（也可能是我们）很少真切的意识到，日本，或者更准确的说，抗战，对于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当然，对于抗战，我们也许有过各种各样的“战争史”、“回忆录”，甚至是深入的批判反思，但这些著作太多高深，或者结论先行，对于抗战充满了习焉不察的偏见。在我们合上书页的最后，还是会“自然”陷入非此即彼的判断。当我们谈论日本、中日战争的时候，任何一个简单地非此即彼的做法，都有可能蒙蔽我们对抗战多重性的理解，从而无法真正深入地反思那场战争。换而言之，需要反思的不仅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还应有受害者的中国。在貌似熟悉的情境里，我们是否应该虑一下将焦点转移到日本自身，尝试从日本出发了解日本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宗武的回忆录，提供了一个颇具典范性的文本。高宗武是一个中国人，并且爱国。高早年留学日本，日语说的比日本人还地道，对日本的政治有深入了解，抗战前期就进入外交领域，29岁即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参与多项重大谈判，从“纸上谈兵”到“身体力行”的过程，无疑使他对日本的了解远比一般人更具有现实性、针对性。高的回忆录写于1944年8月，其时二次大战还未结束。他写作这本回忆录，在自序里称“希望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灭亡有所贡献”，希望为美国人战胜日本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本。我觉得，在这种心态下，他的写作不可能从某种超然的态度出发，他需要依靠自己的判断力，做分析，下判断，尽可能深刻地把握日本政府的特征、变动。综观《高宗武回忆录》，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了更多关于“和平运动”、“高陶事件”的内幕细节资料，揭开历史迷雾的面纱。更重要的，我想也许是，这是一本由当事人在当时写下的第一手资料，它提供了一个战时中国高层外交人员对于中日战争起源、日本政局的认识和思考。这些从全书的内容分布和《日本真相》的中文名中即可明白看出。该书一共十五章内容，前面六章高主要讲述了自己参与“和平运动”、“汪日密约”谈判，以及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等等，而后九章，几乎全部是高在谈论对于日本政局的分析。日本是如何对中国产生领土野心的，它日本的侵华政策又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日本的少壮军人心态是怎么样的，他们又是如何一步步控制政局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这些人的个性、生活、谈吐是什么样的，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人情公务关系又是怎么样？日本和俄国、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又是怎么样呢？等等如此，这些都在高宗武回忆录里有细致入微的描写刻画，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手史料。当我合上该书最后一页的时候，我对于20世纪上半叶日本政局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回想起美国学者于1946年出版的关于日本的经典名著《菊与刀》，深觉高的回忆录对于准备进入中日战争领域研究的初学者来说，有着不亚于《菊与刀》的地位。在《菊与刀》中有大量对日本国民性颇为精彩的描述。在高的回忆录中，当我看到高用如下一个笑话来反映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的时候，我不禁笑出了声：“在东京有个没钱的日本军官，到年底人人必须清还债务的时候，发现自己负债累累无法还清。到了年终尽头，他想以武士道的荣誉方式，切腹自杀，来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军官去他欠钱的米店，告诉老板说：“我答应年底还钱给你，可我一名不文，非常抱歉。不过我们日本军官遵守武士道，强调信用。我没带钱来，但我带来一把刀，用切腹来表达我的态度。”米店老板吓坏了，说：“像你这样的人，八千万中没有一个，我万分尊敬，请你千万别想自杀。一点点钱不算什么。请坐下来喝口茶，我们说说话。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无论什么时候你需要米，请随时来拿，不要钱。”军官站起来说：“现在是新年除夕，我没时间坐下来谈。我还要去很多地方切腹。”

哭得很惨

昨儿去了天津。28分的路程。天蒙蒙的，欲雨的气象。路上读《高宗武回忆录》，得知39年的上海有句俗话：他跨过了桥。那时的中国风云诡谲，汪精卫在一番纠缠后终于“跨过了那座桥”。这座桥的意思是指那些“跨过四川路桥去到虹口的人”，如果你跨过了，就到了日本人的租界，就是个“没有原则的人”，就是个汉奸，或要背负着汉奸之嫌的“且介”人了。迅翁一直住在虹口，属山阴路上，离密友内山的书店很近。他的身体不好，肺的折磨窃走了他手中健力的笔。鲁迅36年的10月亡去了。那时的日本人，还没武装着到南边来，租界还是租界，住与不住，远没有2年后的敏感吧？飞驰的和谐号上，已经不再发水。失去了与漂亮的乘务员眉目接瞬的机会，所以有些怅然。或静或眠的同客中，没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身影。那该是37年9月的事情吗？卢沟桥的狮子，没有唬住日本人的铁蹄——他们跨过了这座古桥——很多人要逃了。梁和林携着他们的幼子从诫，应该还有林的妈妈？从北京的前门车站，奔天津，一路向南奔去。也是这条路的，也是这样的风景？但满车箱，坐的却是武装着的日兵。他们与尚小的梁少爷玩笑，嘻嘻哈哈的随意。那时他们还不是兽兵？与中国一流的学者同车却还相安无事？但——4个月后，他们在南京却屠了城！汪的伪政府就成立在那里，他据说哭了，哭得还很惨。

双胞案，谜中谜

汪精卫投敌案，被罩上重重迷雾，庐山真面目不可得见。汪氏出逃，主要策划人是前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而窃取日汪密约叛逃至香港将其公之于众的，也是这个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在尘封六十多年后面世，但谜底还是无法因此而揭开，反而闹出了新的“双胞案”，可谓谜上加谜，案中有案，煞是热闹。2008年12月，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高宗武遗著《日本真相》（下称“湘教版”），由夏侯叙五整理注释；隔了一个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刊行《高宗武回忆录》（下称“百科版”），由陶希圣之子陶恒生译为中文。这是同一种书，还是两种不同著作？也对，也不对。前者，是高宗武中文原稿；后者，则是由美国合作者依据中文原稿和高氏补充的内容改写的版本（原名为《深入虎穴》）。核心内容大体相同，但编排、行文、繁简、细节均有差异。至可笑的是，湘教版由高宗武孙子高昕撰写的代前言说：“在我们整理爷爷的遗著和文献过程中，得知陶恒生先生从美国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获得爷爷《深入虎穴》的英文复印稿，并花费了近一年时间译成中文，陆续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我们非常欣赏陶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执著研究、严谨翻译以及详细的注释。陶先生在得知我们保存有爷爷遗著的中英文原稿，并已与《书屋》杂志社谈妥出版事宜后，表示‘尊重高府后人的意见’，并停止了出版爷爷遗著的计划。在此，对陶先生的理解，我深表谢意。”言犹在耳，而陶先生的译著很快就变成百科版了。读者最想解开的，当然是这些令人牵肠挂肚的疑问：汪精卫为何要投日？高宗武在此种扮演何种角色？高氏送汪入虎口，而又曝光密约，是否老蒋主使？“高陶事件”男二号陶希圣，后来竟做了御用笔杆子，享尽荣华，而男一号高宗武为何要流落海外，隐姓埋名，至死不归？答案，仍在若有若无之间。汪兆铭在最初的时候，与日方接洽“和平运动”，颇有忧国忧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情怀；及至发表“艳电”之后暂住河内，原有静观其变的打算。蒋中正先礼后兵，派人送钱送护照促其游欧，未能如愿，乃派人在香港打伤汪派干部林柏生以敲山震虎，最后看到没有效果，只能派军统特工陈恭澍到河内实施暗杀。孰料人算不如天算，汪兆铭当晚把主卧室让给秘书曾仲鸣，曾氏不幸当了替死鬼。高宗武在百科版《回忆录》中大言不惭地说：“我深信曾仲鸣的被杀是日本特务所为。他们企图让汪相信蒋介石是幕后策划者，从而离间汪、蒋，以诱使汪一头栽入日本人的圈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百科版第32页）。高宗武长期从事机密工作，在港、居沪均与杜月笙系统保持极为密切的联络，从种种迹象中当然能判断出谁是暗杀主谋。高氏既将暗杀栽赃到日方头上，又为蒋氏极力粉饰，其回忆录的可信度当然要大打折扣，而亲蒋的倾向也昭然若揭。高氏撰写回忆录目的之一，在推卸自己作为“和平运动”发动机的责任，所述的有关汪伪政权成立前后种种事实，在今日基本上已人所共知，唯个别细节有所补充，但“孤证不立”，仍有待于其他方面的资料证实，有些“真相”或许将永远埋藏在当事人的心中，带到棺材里面去。比如高宗武是否蒋氏派在汪身边的“卧底”，或者只是蒋氏放出的“胜负手”，和谈有成则居其功，和谈跑偏则卸其责？也许等到蒋介石“大溪档案”全面开放的那一天，会给世人一个答案？高氏回忆录详细描述了在上海偷拍密约的全过程，湘教版和百科版情节基本相同，字句略有差异，为以往的史料中所无。正如汪精卫所说，“这是日方最机密的文件。日方从来没有提过这样具体的方案，一旦泄露，日方将作为我们对日本无诚意的解释。所以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许把文件带出去”（湘教版第103页）。高宗武谋划偷出文件已经很久，苦于没有机会。汪氏觉得文本翻译得不好，交给高宗武重译，但吩咐不能带走，只能在汪公馆里面工作。忽然有一天，有个东京来的日方要人到上海，来汪公馆与高会面；高氏借送客回旅馆的机会，从旅馆后门飞速跑回家，叫夫人全部拍下来，然后返回，前后不过一个小时。胶片暂存杜月笙门人处，在逃离上海前取回。据唐德刚为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所写序言，高宗武夫人亲口证实，在事前数月，高就让他夫人学习照相技术；他与杜月笙留沪代表徐采丞秘密往还，“是直接听命于重庆的。”“高陶事件”全过程，就是顶尖间谍小说的真实版，高宗武不是卧底，也与间谍同一路数了。汪兆铭生性冲动，优柔寡断，权力欲与能力不相匹配，为群小所包围，听不进陈公博、后期高宗武和陶希圣的逆耳忠言，终至身败名裂，为天下所唾骂，固其宜也。高宗武此时刚过而立之年，自以为对日交涉第一人，过于自负，一步步跌入日人所设的陷阱，所幸良知未泯，及早抽身，但偷密约之功难掩其罪。正因为他是汪氏投日的谋主，瞒着蒋氏私自赴日谈和，就算在“立功”之后，蒋介石也不再信任他，命他“渡美考察”，在华盛顿了此残生。这两个版本的回忆录，文过饰非之处甚多，不可作信史看待。倒是后半部分对现代日本政治的解剖，有些真知灼见，可供国人参考。[注]本文转发国学数典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