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谈我出生以前，我想先谈一谈我的出生地北京醇亲王府。 地点是在北京的北城什刹后海北河沿。这个地方，是在北城最著名的一个风景区。从地安门鼓楼的西边起，一直到德胜门的西方，把什刹前海、什刹后海和积水潭三个湖泊结连起来，形成了一片风景宜人的水乡。在夏天真是绿柳荫浓，荷香扑鼻，执竿垂钓的人们，可以一边静听着树间的蝉吟，一边来钓那银鳞跳跃既新鲜又肥美的鲫鱼和鲤子，简直不知道什么是夏季的炎暑。每当夕阳渐渐藏到西山的层岚叠嶂的背后时，又可以在一天劳动之后沏上一壶香茶，拿着一把蒲扇，坐在那一带柳堤之上，听到一片此起彼伏的咯咯蛙鸣。再加上一轮明月，慢慢爬上了星空，把它那美丽的清辉冰影，映人到暮霭苍茫的水面的时候，真许会使人怀疑：这居然就是车马喧嚣的北京城内？而这个醇王府，就是在这样一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好地方，毫不客气地围上了城墙般的砖墙，硬把这劳动人民在当时的一个绝无仅有的休息游玩地给占去了一大半还多。 这在我们新社会中的人来说，尤其是生长在劳动人民已经当了家做了主的新中国后一代来说，也许不会把这块“后三海”的地方，看成是一个怎样了不起的地域。本来么，在现在的北京，既有中山公园，又有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和陶然亭等，说风景有风景，要设备有设备的无数可供游赏和休息的好地方，甚至连郊区的颐和园、碧云寺、香山和西山八大处等，也都可以坐上宽敞而舒适的郊区公共汽车或是出租的汽车，风驰电掣地游玩个够。可是在我出生的一九〇六年前后的情况，就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中山公园，在清朝封建统治尚未垮台之前，它乃是绝对不许一般人人门一步的“社稷坛”，又叫做“地坛”；北海公园则是专供帝王后妃等特权阶级游宴使用的“禁苑”；景山公园更是清朝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陶然亭呢，那时，还不过是一片浑塘芦苇，一块废洼遗址和有三间两厅房以及几株老树和一块“谜的墓碣”的一个所在而已。只由于在当时，所有的名园胜地，不是属于“宫苑禁地”，就是属于皇族大官的私有。因此，这个并不出奇的陶然亭便在酸溜溜的文人墨客的诗歌夸大形容下，就自然而然地名满全国了。怎能和现在的既有山又有水，并有奇花名木以及绿毯子一般的草地、富丽堂皇的牌楼和现代化的游泳池、儿童运动场、舞场、图书馆、文化厅等应有尽有的人民大众的陶然亭相提并论呢？所以在那个时代里，什刹后海就成为一个引人人胜的了不起的所在了。 还有这里所说的这个醇王府，并不是我祖父醇贤亲王奕从宫中分封出来就住在这个府的，那座老府坐落在北京西城的太平湖。因为太平湖老府中，生了光绪的缘故，所以就连光绪生身之父的奕谡，也不能在这生过皇帝的所谓“生龙圣地”内住下去了，而是按照当时的惯例就得把这个地方当做庙宇或是把它空闲起来。像是北京有名的雍和宫喇嘛庙，那就是清朝第三代皇帝雍正在他当皇帝以前住过的王府，在当时是把它叫做“潜邸”或是“潜龙邸”的。当然我出生之地的什刹后海醇王府也不例外。就是因为这个原故，又动员了无数劳动人民，新建了一座新的醇王府。这座比过去还广阔还穷奢极侈的新王府，在它将要落成的时候，就赶上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于是就成了中华民国的国务院。我真替它庆幸，没有被利用为王府而成为革命政府的机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封建时代，人们对于皇帝的看法和封建统治者怎样地狂妄自大，以及怎样拿偶像崇拜来迷惑人民借以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的卑鄙手段了。

前言

爱新觉罗·溥仪在苏联羁押期间，就曾给苏联内务部门写过“陈述书”，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1950年他从苏联被解送回国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指令下，不止一次地撰写自传，揭露自己和检举日寇及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时间大约在1951年至1954年之间。这是孕育《我的前半生》的阶段。    受日本战犯撰写忏悔录总结前半生的启发，抚顺战犯管理所认为，日本战犯自觉地揭露侵华的残暴罪行，是促进他们加强改造的好办法，就让伪满战犯都来仿效，写写自己的前半生。伪满战犯都写了，题目都叫做“我的前半生”。在所方的反复教育下，溥仪于1957年下半年起，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历时一年半左右。在这个过程中，所方领导亲自审阅书稿，帮助他推敲和修改，起到了支配作用。由于溥仪写作能力较差，所方就指令溥杰帮助他写，还让许多伪满大臣、将官为他提供伪满时期的材料；又从辽宁图书馆借来一些图书，包括许多演义小说，如《清官十三朝演义》等稗官野史，供其参考。成稿后由战犯自刻蜡板，印出油印本。于是就产生了摇篮时期的《我的前半生》。    群众出版社参与了书稿摇篮时期的哺育。当毛泽东主席、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表示油印本“写得不错”、“写得还不错”的情况下，公安部因势利导，要求群众出版社完成这部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史料价值的《我的前半生》的编印工作。1960年1月，一部灰色封面的、把45万字的油印本排印成铅活字本的《我的前半生》，以“政法系统内部发行”的传播方式问世了。在《我的前半生》出版史上，俗称“灰皮本”。    在党中央、毛主席尤其是周总理的关怀下，公安部以及群众出版社与溥仪合作，以公安部为主导，对“灰皮本”进行了修改加工以至“另起炉灶”的辛勤劳动，经过“一稿本”、“二稿本”(群众出版社2007年1月版《我的前半生(全本)》，即以二稿本为主体，吸收了一稿本部分内容)、“杀青样”等阶段，使这部书稿逐渐发育成熟起来，终于在1964年3月，将后来震撼世界的《我的前半生》付梓。    《我的前半生》的所有版本都是政治契约。溥仪在“灰皮本”中，以他特有的、淋漓酣畅的反复唾骂自己的“狱中风格”，强烈地表示了一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末代皇帝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决心；也坦陈了自己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永远忠诚于毛主席的坚定信念。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部书稿完成后不久，便代表全国人民，决定宽大特赦他；进而给他安排适当工作，为他提供服务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机会；并在他的工作实践中，继续教育改造他。双方都是言必信、行必果，恪守着各自的承诺。    辛亥革命成功将近100周年。这次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却未能触动封建皇帝。孙中山和蒋介石改造不了溥仪，冯玉祥采取的办法是把他驱逐出紫禁城，后来溥仪就和日本侵略者勾结在一起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胸襟、有气魄、有政治思想高度，能够吸引溥仪、容纳溥仪；摧枯拉朽，百川归海。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辛亥革命的光荣传统。    由于溥仪的写作环境、写作时间、写作条件、写作思想和能力的局限，使得“灰皮本”的质素与“另起炉灶”以后的书稿有很大区别。但它毕竟是溥仪在监狱里，真实地呈现自己接受改造的精神状貌，为典型的“现在进行时”作品；从文字记录当时就有的评价和后来在成稿链中产生的地位而言，它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宣传中国共产党教育改造战争罪犯事业的伟大功勋发轫。    这次公开出版《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沿袭了老一辈公安出版人的做法，依据现代编校规范，继续改正一些错别字、衍漏字以及不适当的标点符号，也就学力所及，改正了一些人名错、地名错；对书稿的内容和语言表达的各种问题，本着尊重原稿的精神，一律不作更动。以下择要稍加说明。第一，时间与年号不符。如，“到了一六八一年，清顺治的时候……”第二，个人的语言习惯。如，“择尤”、“在一起初”、“野望”(野心和欲望)、“这些位”，等等。第三，极个别地方意义不明、格碍难通。如“献媚固究”。第四，可能的笔误。如：“赵尔巽在死后，就曾拼命托人请我给予他。‘谥法’。”第五，史实不确。如，关于载沣在光绪临死前与之见面的描写’，已经在“另起炉灶”以后的书稿中被否定。溥仪的说法，或许为稗官野史所惑。又如，“灰皮本”云，汪精卫在辛亥革命当时潜入北京，欲行刺摄政王。其实这是辛亥革命前一年的事。再如，关于溥仪乳母亲生儿子死去之事，已经在“另起炉灶”以后的书稿中被纠正为“女儿”。还有一处史实不确有必要提及：溥仪在书中说马占山是汉奸，据有关史料记载，马占山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一度被日寇拉拢，担任伪职，后反正抗日。溥仪的表述欠妥。    这次编校，参考了陆丹林先生的校对成果。他曾经是“灰皮本”的读者，已经作古38年。当时“灰皮本”并未公开出版，他主动给群众出版社来函匡误。为了适应时下读者的需求，将原来的大32开本扩为小16开本，并将半个世纪之前使用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近年来有学者呼唤绝版的“灰皮本”归来，谓其“质实”。现在，不同时间段产生的《我的前半生》三个本子——“定本”、“全本”、“灰皮本”终于合璧！它们是了解或研究溥仪及《我的前半生》的基本文献，可以增强不同读者群的阅读兴趣，拓展他们的思考空间，对历史类、传记类图书的繁荣发展大有裨益。    2010年10月

后记

我写这本书，是忏悔过去，是为了要把我那丑恶的前半生，赤裸裸地暴露在祖国人民面前，说它是自传也可以，说它是我的一篇忏悔录也无妨。因为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我那见不得人的过去一切一切，源源本本地叙述出来，以便把我那主要病根所在，以及由于这一病根而发生成长，以至结成恶果的一系列经过，一加以比较有线索可寻的罗列。一来是因为痛恨我的过去种种，所以我就把那封建制度的毒害，帝国主义的罪恶以及和我那反动阶级本质之间的丑恶复杂的内幕关系，加以毫不留情的揭发。二来是我由于祖国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毛主席对我的天高地厚恩情，对于像这样历史上犯罪人物，不但是该杀不杀，使我活到今日，而且是在回国以来数年之久，始终一贯是以绝大的耐心，无限的宽容，深挚的关怀，和苦心的教育，使我也能够得到学习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我是再也不能不复活我的良心，老老实实地把过去的一切交代出来。这一具体表现是什么？就是我的思想转变的过程。    回想过去，在一起初，我就是一个清朝的末代皇帝，自幼即成为一个高高骑在广大人民头上的血腥统治者。当封建专制统治势力被人民推翻之后，还容许我在北京的“小朝廷”中继续过着“人上人”的特权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可是我还不肯老老实实地来正视社会的现实而向人民俯首投降，反倒利用自己当时的所谓身份地位，在“遗老”以及军阀的策划下终于爆发了危害中华民国的张勋“复辟”罪恶阴谋事件。但人民仍然原谅了我在当时的年龄幼小，未予深究，故我又能够继绩维持了好几年的关门皇帝变态生活。而我呢，反更．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把我那反动阶级本质发展起来，结果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为了利己，不择手段的思想意识支配下，更把“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孔家店的“君权至上”思想，并过去反动历史的正统观念等结合到一起，而产生了专门想开倒车的卑鄙政治野心。当然这种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唯心痴梦，是经不住社会人类历史永远向前发展的钢铁巨轮之一轧的。所以就在客观实际面前的不断碰壁下，便又使我那封建统治阶级的残余的反动本质，在相感相吸的阶级意识下，和它的唯一“亲属”——帝国主义发生了灵犀一点的脉脉相通。固然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在彼此对立的时候，是会发生互相利害冲突的矛盾，但是等到人民的新生力量，动摇了封建反动统治的基础时，志在奴役榨取他国人民的殖民主义者，便又会和封建残余势力建立起反动势力的联合战线来。因为镇压人民新生力量，乃是它们共同的唯一理念。例如，在英法帝国主义联军攻人清朝的反动势力核心北京之后，便又有戈登之类的外人部队，帮助摇摇欲坠的清军去攻打太平天国的人民起义军，不就足以说明帝国主义者是怎样看待封建统治者的了。又如在庚子义和团人民起义的当初，清王朝也曾经趁势对于帝国主义各国作过一度反噬的恣态，可是一当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之后，逃到西安的清王朝破碎反动势力，便立即反过脸来，摇身一变，变成了追随帝国主义者来屠杀睁开了眼睛的人民的血腥刽子手。这种血淋淋的实例，在百余年来的过去历史中，是随处可见的。这都足以说明封建统治阶级的如何卑鄙无耻，如何贪婪无厌，如何自私自利地到了执迷不悟和不择手段的程度。而我正是继承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衣钵，自幼即饱受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熏陶培育，因而就使我成为一个极端自私自利，妄自尊大的合格接班人。所以，我从小时起就衷心反对共和制度，反对中华民国。特别是由于冯玉祥将军的令我出宫，我竞认为这是要加害于我，于是便，自动地投入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里，从此我的亲日崇日思想，就发展为和日寇的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实际行动了。    本来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始终一贯妄想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甚至支配全世界的。所以物色，培植、利用民族败类，人民叛徒，去给它充当走狗，就是它自从所谓“明治维新”(往远处说还不止此，如丰臣秀吉的侵略朝鲜，就是窥伺我国的一种实际表现)以来的一贯侵略政策。例如，日利用袁世凯以签订臭各昭著的“二十一条”，同时又利用善耆、巴布扎布之类以威胁袁，最后则是利用梁启超的和西南实力派合作来倒袁。又如尔后的扶植利用张作霖，继见张作霖渐渐不能满足它的无底野望，就不惜冒世上舆论的斥诟，公然使用暴力炸死了他。拿我来说，日寇是唯恐中国之不乱的，于是就利用了我的上赶着靠近他，对我作了一系列的拉拢扶植等阴谋工作。它怎能对我个人有什么好感可言，还不是想利用我过去封建嫡派余孽的虚名，可以影响一些封建残余分子，如“遗老”和封建军阀之类，以便使这些历史垃圾堆的腐臭废物，能给它的侵略政策服务。      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就是在这样的相吸相引的反动阶级本质的作用下，互相接近的，并且是一天天地紧密勾搭起来了。结果是逐渐发展到彼此携起手来，一同站在反人民的战线上，最后则是一同滚下了台，陷入毁灭的深渊。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由于我那主要的病根，所给结出来的恶果。    若问这一主要病根是什么？    那就是在我前半生中，始终一贯支配了我整个头脑的所谓“领袖欲”，更确切一点说，就是我那“皇帝迷”。    当然不能否认，这样“欲”和“迷”，是从我那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生出来的。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我固然是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不过在我那狭隘民族主义的中核内，并不是什么真正为自己民族的利益来着想，而是在民族的外衣下，藏着一颗绝对自私自利的心，也就是自己想要往皇帝宝座上爬的一身荣利的极端利己思想。    要不然为什么连伪执政的椅子我都抢着往上坐？为什么日寇的祖宗，也能够把它放在我自己的祖宗灵位之上……总之，我固然是一个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保菌者，但是我个人的荣利，却又在所谓“民族利益”之上，“一姓尊荣”的野心，也经常是被放在“一身尊荣”之下的。主要病根之中的最主要病根，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所独具的极端自私自利的反动阶级本质。    像是子日诗云等专门替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五经四书旧毒素，宦官宫女食前方丈的宫廷生活，专给帝王作“起居注”的反动旧历史观点，天地日月神佛祖先兼收并蓄的迷信思想，等等，又都是既补助了我狭隘民族思想，同时又增长了我那舍我其谁的特权思想。    至于崇拜帝国主义思想的来源，又是从封建特权思想中分出来的一条主要支脉。    总起来说，不论是封建统治阶级本质也好，狭隘民族思想也罢，崇拜帝国主义也行，都是脱离不了为了自己、不择手段的范围。我认为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是既然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同时也给狭隘民族思想奠定了基础，并且还给崇拜帝国主义思想开辟了道路。    我的反动思想，就是这样地一步一步登峰造极起来。结果是不但丧尽了民族起码应有的气节而俯首帖耳地给自己的民族公敌当了十四年忠诚不贰的走狗，致给我祖国人民带来了民族历史上空前的大灾祸，就是日帝对于苏联以及全亚洲各国的广大人民，也因为有了伪满这一经济军事基地，才使它们受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祸患，这一切一切不都是由于我的缘故么？！    日本帝国主义既成为全世界人类的公敌，那么，我这个和日寇完全始终的主要帮凶，不用问，自然是断断不会，且不应该得到世界人民的宽宥的。因为我所犯下的罪，是和日寇的滔天罪恶一样。    可是当我走投无路被苏联重给送回自己的祖国以后，曾经因为我的缘故，致落得家破人亡九死一生的祖国广大人民，对于我这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民族败类，不但没有治以应得的罪，反倒向我伸出了温暖拯救的双手来。即使我能够在政府的无微不至人道主义宽大政策下活到今天，而且还使我在这始终一贯至矣尽矣的父母般关怀照顾下，得到了学习改造机会。并且还耐心地不只一次地把无限光明前途，明明白白地指点给我。这还不算，还想尽了方法，费尽了苦心，再三再四地把我往那重新做人的光明道路上拉。我既是一个人，还怎能不使我生出一种人类应有的感激心情？同时也不能不使我的思想逐步有了转变。    当然是，像我这样的人，却竟在党和毛主席的改造社会人类的伟大光辉照耀下，有了今天，使我也能够逐步认识到什么是是非邪正，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才使我像我这样的顽石也不得不点了头。    在一九五六年曾有一个英国记者到抚顺管理所来和我谈话。他向我：“你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末代君主，你对于你现在的处境不觉得悲惨么？”我立即回答说：“不对。我正和你抱有相反的见解；我认为我在今天的人民新中国才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日子。至于在过去的清朝时代，以及所谓的伪满时代才是我最悲惨的日子呢！由于我自从回到我们祖国——新中国的怀抱之后，在我们祖国人民政府的无微不至关怀下，数年如一日的耐心教育下，才使我认识到什么是真理。我过去完全是一个封建统治阶级自私自利的人，所以我才终于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给它当了走狗。就是为了个人的地位和一身的安全竟不惜出卖自己祖国人民的利益，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帮凶，而给我们祖国以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现在我才认识到怎样做才能够上一个人的资格。这就是说，既是一个人，就应该为大家，为全体利益去着想。自己祖国好了，才能有自己的好。集体都好了，才谈得到个人的好。所以我们中国好了，也愿意全世界都好。因此我认为，过去活了几十年，只有现在，我才从过去的鬼变成了今天的人，才初步认识到真理，这就是我所以认为只有今天才是我最为幸福的日子。”    由于追悔过去，痛恨过去，以及认识现在，所以我才深深感到党和毛主席、政府和人民对我的重生再造之恩，真是比山还要高，比海还要深的。不过是，我的旧思想残余，还不能说是完全去净，在日常生活中，在思想意识中，还经常会在不知不觉间，露出旧尾巴来。所以我的学习改造，仍然是前进得很缓慢，处处赶不上祖国今日大跃进的新形势。今后惟有本着“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决心，不断从事自我警惕和自我斗争，以求加速彻底自我改造，才能不辜负祖国人民对我起死回生的深恩和脱胎换骨的大德。我定要由一个在前半生受尽世人唾弃的恶鬼，变成一个在新社会中的新人！    我现在的心情和决心是：    党和毛主席不仅解放了六亿中国人民，而且他的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光辉，也普照到我这万死不足蔽其辜的民族罪人身上。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六亿人民的伟大救星，同时也是与苏联一道保卫世界和平的巍然灯塔，同时也是我重生再造的唯一恩人。    太阳是消灭世界上一切黑暗，给全世界普遍带来温暖和光明的。    共产党是消灭世界人类不平等，剥削，压迫，战争——消灭一切恶黑暗势力，给全人类带来繁荣、幸福、和平与进步的。    太阳对于人类的温暖是无处不到的；    共产党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理想是无所不包的。    人类的生存，必须依靠太阳；    人类的解放和改造，必须依靠共产党。    太阳给我以光明的生活；    共产党给我的彻底改造，由鬼变人的光明道路。    我不能离开太阳；    同样，我不能离开共产党。    我坚决洗心革面从新做人，我永远跟定共产党走！    我要在祖国人民面前立功赎罪！    我决不能辜负您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对我的破格宽大，耐心教育的重生再造大恩情！    这就是我的决心，    这就是我今后的唯一方向！

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篇 我的北京时代

第一章 我的出生和当上清朝末代皇帝的经过

(1)我的祖父奕最和我的祖母叶赫那拉氏

(2)光绪和慈禧

(3)慈安太后的死之谜

(4)肃顺

(5)戊戌政变中的袁世凯和荣禄

(6)我的父亲载沣和我的母亲瓜尔佳氏

(7)庚子事件

(8)逃亡西安和珍妃的死

(9)光绪的死

(10)西太后死后的隆裕太后

(11)隆裕和四太妃的关系

(12)李莲英与小德张

(13)三岁孩子“登极”的滑稽剧

(14)我在宫中的家庭生活环境

(15)王公、“黄带子”和八旗

第二章 关上家门作皇帝的紫禁城生活

(1)辛亥革命与清朝封建统治势力的崩溃

(2)中华民国首都中央的“小朝廷”

(3)“遗老”和“王公大臣”

(4)太监

(5)我的结婚

(6)宫中的皇帝生活琐记

(7)我母亲为我自杀了

第三章 我的罪恶思想根源

(1)我的老师和封建尊孔思想

(2)毓庆宫读书

(3)宫中的迷信和信仰

(4)我的“敬天法祖”思想

(5)庄士敦和我的崇拜帝国主义思想

(6)我的残忍性格

第四章 开始正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张勋复辟

(2)盗窃了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

第五章 出洋留学的失败

我幼时的好奇心

第六章 我离开了紫禁城

(1)回到了醇亲王府

(2)日本开始对我伸出魔手来了

(3)日本公使馆里的“小朝廷”

(4)在日帝魔窟中的一些零星回忆

第二篇 天津时代

第七章 我完全成日本帝国主义的“药笼中物”了

(1)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的所谓寓公生活

(2)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

(3)和军阀、政客的微妙关系

(4)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眉来眼去

(5)“遗老”的包围

(6)东陵的挖掘事件

(7)我的反动思想愈发抬头

(8)“九一八”事变和“天津事件”

(9)接二连三的所谓“恐怖事件”

(10)土肥原贤二和我的互相勾结利用

(11)汽车厢底的“奇货”

第三篇 前来东北

第八章

(1)白河上的黑夜枪声

(2)对翠阁温泉旅馆

(3)旅顺

(4)所谓的“四巨头会议”

(5)群狗争食的未定政权

(6)日寇的狰狞面目

(7)我是这样当上了伪执政的

第四篇 长春时代

第九章

(1)百鬼昼行的所谓“新京”

(2)卖国密约——伪执政的代价

(3)到长春以来的生活一斑

(4)国际联盟调查团

第十章 伪满帝制时代

(1)冷酷的家庭生活

(2)第一次访日的丑剧

(3)“枢轴国家”的一根小尾巴

(4)对于日寇的逢迎谄媚

(5)日寇的种种阴谋

(6)吉冈安直

(7)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汪逆精卫

(8)第二次访日的内幕

(9)奴化侵略政策与“天照大神”

(10)伪满建国十周年和“亲邦”的名词的出现

(11)“谢恩大使”和“慰问大使”

(12)“献纳”金属的带头人

(13)伪时局诏书

(14)给“肉弹”饯行

(15)所谓“巡幸”的后果

(16)伪侍从武官

(17)日伪垮台前夕的尾声

(18)鬼把戏最后的一幕

(19)被苏联军逮捕

(20)在伪满十四年的滔天罪恶

第五篇 在苏联的五年

第十一章

(1)赤塔市郊的莫洛阔夫卡

(2)红河子

(3)伯力市内的第四十五收容所

(4)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我和日寇甲级

战犯的初次“对垒”

第六篇 回到了祖国

第十二章 我在当时的心情

(1)我的惶恐不安

(2)开始了学习

(3)由抚顺到了哈尔滨

(4)温暖照顾

(5)朝鲜战争

(6)赵厅长的讲话

(7)志愿军某首长

第十三章 第二次到了抚顺

(1)检举认罪

(2)通信

(3)载涛

(4)李玉琴

(5)学习和实际紧密结合的改造教育

(6)参观

(7)沈阳人民最高军事法庭

结束语

编辑推荐

《我的前半生(灰皮本)》语言通俗，故事情节强，适合对末代皇帝的生活感兴趣者阅读。

作者简介

《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是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最初撰写的反省笔记，一九六〇年曾由群众出版社内部印行；后又遵照中央领导的要求“另起炉灶”，于一九六四年正式出版了《我的前半生》。此次出版的“灰皮本”，则是在1960年內部发行的版本基础上稍加修订而成。该书责编孟向荣介绍称，此“灰皮本”对书稿的內容和语言表达的各种问题，本着尊重原稿的精神，未作改动，只对一些编校及史实方面的问题有所修改，因此，其最大的特色是“原汁原味”。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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