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大传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走上军人之路一 故乡与家世中国的许多地名，是以方位来命名的。除了中国意为天下之中外，还有以山为界的山东、山西；以河为界的河北、河南；以湖为界的湖北、湖南；不知以何为界的广东、广西。此外，方位不仅用以确定地理的自然物状，也用以确定地理的人文状况。如称天子教化之地为中土，中土之外，有东夷、西狄、南蛮、北胡。由此可见，所谓方位，里面也夹杂了名位的含义。在同样的心理作用下，中国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很看重人的出身地域。早在魏晋至隋唐时，就开始盛行郡望的风气。凡达官贵人，必考其世居何郡而为当地所仰望。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中国近代。如清末北洋大臣李鸿章，出身安徽合肥，被称之为李合肥；两广总督张之洞，出身直隶（今河北）南皮，人称南皮张；戊戌变法的首领康有为，出：身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民国初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号称袁项城；广西军阀陆荣廷，出身广西武鸣，自称陆武鸣，另外，还有那些为霸一方的大小枭雄，大家也往往以他们起家的地名来称呼，如老军阀中有所谓直系、皖系、奉系等称呼，新军阀中有所谓粤系、桂系、滇系、川系、晋系等称呼。即使他们有人曾问鼎中原，权握中央，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标明他们出身地域的名称却是不会改变的。本书的主人翁是桂系首脑，他自然是在广西起家的。既然他是广西人士，就不能不首先介绍一下他的故乡，看看广西的自然环境、社会人文，对他的生长和后来的发迹，是否产生过影响。广西在中国的正南部，从地图的形状看，它恰好位于鸡足处。准确地说，它位于东经104-112度、北纬20-26度之间。它南临北部湾，有1500余公里的海岸线；它东部与广东贯通，南部与越南交界，西部与云南毗邻，北部和东北部与贵州、湖南相接。在广西来宾县的麒麟山和柳江县通天岩，曾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因而考古学中有“麒麟山人”和“柳江人”的名字。在南宁豹子头贝丘和桂林甑皮岩洞穴，又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制工具，反映出人类生产活动已经有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初步分工。这些发现说明，早在远古时代，广西就是中华民族祖先生息繁衍的地方。但由于中国的中央政权最早是建立在黄河流域的，因此，包括广西在内的岭南地区，长期被视为南蛮化外之地。这也许正是以两广为主的岭南地区，在历史上经常与中央产生离心力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建立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秦始皇，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岭南地区与中央政权离心的危险。公元前214年，他派尉屠睢率领大军统一岭南百粤，设立了桂林、南海、象郡。桂林郡全部，象郡一部及南海郡小部，即为今日广西地。广西称“桂”，亦由桂林郡的设置始。为了平定岭南，防范当地人民“作乱”，秦始皇还采取了后来对广西政治、经济、军事产生长远影响的两个重要措施：第一是开凿灵渠。岭南两广，广西比广东通向中原的交通更加困难。秦始皇发兵岭南时，即令史禄在广西东北部的兴安县境开凿运河，建立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间的水上通道，以通湘桂。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开凿，灵渠终于凿通。这条运河全长30余公里，贯通了漓江与湘江。开凿灵渠，首先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它便利了人马与粮草的运送，使得中央武力可以随时进出广西。但开凿灵渠的结果，也促进了广西经济的发展。灵渠竣工后，方便了来往商旅，也使湘漓两江的水量得到调节，为农业灌溉与防止旱涝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据本书的主人翁李宗仁自己回忆，他的家世渊源似乎也与秦始皇开凿灵渠沾些关系。相传，李宗仁的祖先原是陇西人。秦始皇派史禄开凿灵渠时，史禄手下有两位李姓将军，灵渠修成后，他们没有返回陇西，而是在新辟的桂林郡落户了。他们就是桂林李氏的始祖。当然，李宗仁还提到了另外一种传说，是说他的先祖最初自陇西迁入关东（今河南省），再迁湖南，三迁而入广西定居。至于年代，一说在汉朝，一说在唐朝，或者是经历了汉、唐两代才迁入广西的也未可知。第二是迁徙人口。古代，广西是百粤各民族聚居的地区，春秋之前为荆州南徼地，战国时期属楚国。直到秦朝以前，广西少有汉人居住。秦始皇统一岭南后，除设置桂林等三郡外，还从中原地区迁徙50万汉族人戍五岭，与当地百粤民族杂居。由于广西东部自然地理环境比西部要好，通往中原的交通也相对方便，所以，广西东部是汉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秦始皇迁徙汉人人桂的本意，在军事上是为了戍边，防止当地人民的异动；在政治上是为了教化百粤民族，使之对中央产生向心力；在经济上是为了传播先进的技术，促进生产发展。他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但是，广西毕竟是一贫瘠地区，境内山多石多，可以耕作的平原相对较少。大量人口的迁入，造成了生存空间的拥挤。为了争夺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域，部族之间、汉人与粤人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械斗风气由此而起。加之迁徙入桂的汉人，本来就是亦军亦民，所以，广西民风彪悍，好勇斗狠，历史上多出武人。李宗仁的桂系军队特别能打仗，这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原因吧？秦始皇以后，广西一直属中央政权管辖。后虽有自立国号于广西者，但为时都不很长。宋朝时，在全国推行路、州（府）、县三级政制，广西划在广南西路，广西之称自是始。桂林当时名为桂州，因路治设于兹而成为当时的广西首府。南宋，桂州改称静江府。元朝，置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和岭南广西道肃正廉访司，宣慰司设于静江路（今桂林）。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置广西行中枢省，是为广西设省始。明洪武五年（1372年），改静江路为桂林府，为桂林正式定名始。元、明、清三代，桂林均为广西首府。中华民国初年，广西省治仍为桂林，1913年迁省治于南宁，1936年又迁回桂林。桂林屡为广西首府，说明了它于广西的重要地位。桂林位于广西的东北部，与湖南接壤。漓江由北向南贯流其中，早在2100多年前灵渠筑成后，桂林就成了“南连海域，北达中原”的重镇。溯漓江北上通湘江，再顺湘江而下，经长沙汇洞庭而入长江，可与中原与东部沿海地区贯通；漓江经桂林向南下游称桂江，桂江顺流而下至梧州与西江汇合，再沿西江可直达广东境内。所以，自秦以来，桂林就是四达地区，为中国西南的军事要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桂林在历史上多有兵事发生。这里不仅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攻略岭南的必经要道，也是南方起义军挺进中原的发源地。唐末的庞勋起义，就是从桂林发端的。起义军沿漓湘北上进人中原，直达东海之滨、黄河南岸。庞勋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统治者惊魂甫定，黄巢起义接踵而至。起义军攻占岭南后，又是由桂林誓师北伐，数十万众乘大筏沿漓湘北上，终于造成了唐朝的覆灭。庞、黄起义均由桂林北上，因而史书记述：“唐亡于黄巢，而祸于桂林。”近代中国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是由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端的。起义军亦经桂林北上，经水路至全州改由陆路进入湖南，沿长江而下，攻长沙、克武昌、占南京，建立了与清廷对抗的农民政权。孙中山发动革命，视广西为武装起义的基地之一，曾先后发动过钦州、镇南关起义。1921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后决定取道湖南北伐，并率3万人众开赴桂林，在桂林原明靖江王府内设立了北伐大本营。可见，孙中山是重视桂林的军事战略地位的。桂林不仅是扼守西南与中原交通门户的军事重镇，也是一座景色秀丽的文化名城。李宗仁曾不无骄傲地描述他的家乡：这湘、漓二水都蜿蜒于奇峰原野间，平时江水碧清见底，游鱼可数。有时水流缓慢，山光水影，一平如镜，显得秀美绝伦。偶逢峰回江转，顷刻间又波翻湍啸，水陡滩高：自桂林到梧州号称三百六十五滩：却又显得雄峻险绝。木船通行其中，两岸猿啼，江山如绘，真使人如置身画中，所以就风景来说，桂林府的全境都可说是山明水秀，而省会所在地的桂林城区，更是自古就以“桂林山水甲天下”一语而闻名海内。清末时的桂林府包括7个县、两个州和一个厅。李宗仁就出生在距桂林城约60里的临桂县西乡。按照李宗仁的说法说，临桂县西乡的景色，似可称桂林之最。他说：以前游桂林的人更有许多特别欣赏阳朔县的风景的，因而又有“阳朔山水甲桂林”的佳话。其实桂林城郊和阳朔的风景远较我乡为逊色。因为阳朔山水固称奇特美丽，可是峰峦过于密集，而乏阡陌桑田，及纵横河流的陪衬，正如一个少女生得五官毕聚，纵然明眉皓齿，也难免美中不足。所以就风景优美而论，桂林、阳朔均不如临桂县西乡的纤浓适度，只可惜该处地非要津，旅客少到，不为外人所知，所以就不如桂林、阳朔的享盛名了。桂林的山水之美，吸引来了文人骚客，这又使桂林比广西其他地方多了些文化气息。这里，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各朝才俊名士的题咏随处可见。据计，至今保存完好的摩崖石刻共有2000余件，遍布于桂林的名山巨洞之中。熏染其问，桂林人自然也平添了几分儒雅。所以，李宗仁自己虽是武人出身，却认为他的家乡文风极盛，一般习俗比较重文轻武。他回忆说：虽然当时我乡农民未受教育的多至百分之六十，然多数男子在重年都曾启蒙识字，少的数月，多的三年五载不等，历来民风淳朴，逊清一代，文风极盛，雍正年间的陈宏谋，便以进士及第，历任巡抚、总督，拜东阁大学士，为朝野所称羡，其后代也有名儒，科甲鼎盛。所以在科举时代，我们广西有句谚语说：“广西考桂林，桂林考两江。”意思是科举考试中，桂林实为全省第一；而两江又为桂林第一。所谓两江，即是我的故乡两江圩一带。可以看出，李宗仁对自己的家乡是很赞美的。但桂林的自然环境、社会风情以及它经受历代战争风雨冲刷的种种痕迹，到底对李宗仁产生过多少影响？仅凭他那充满感情色彩的回忆，是得不出结论的。为了使读者能够有更充分的依据来作出自己的判断，让我们再来看看李宗仁的家世。清朝光绪十七年辛卯阴历七月初九日，即公元1891年8月13日，李宗仁出生于广西桂林府临桂县西乡两江圩林头村。李宗仁为三子，因长兄早夭，故实行二，上有一兄，下有3个弟弟和3个妹妹。同辈以“宗”字排名，父母为其取名宗仁，字德邻。村里同族却不称他的名字，多喊他老九，这是因为，按族谱李宗仁在本房男性中行九。与许多村庄名字的来源一样，林头村也是以地貌特点而取的名字。“林”有树木茂盛意，它大概反映出了这个小村子的地貌特点。林头村在两江圩镇西7里处，这里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在平旷的田野中，姿态各异的小山峰稀疏罗列，峻峭秀美。在小村四周的山峰中，有两座特别显眼，一座在南面，如平地拔起玉柱，气势雄伟；一座在北面，有两个并列的峰头似马鞍的两端一样翘起。当地人根据两山形状，称其为“旗山”和“鼓山”。旗鼓为军旅之物，用以为峰名，颇见豪迈。另有一种解释，说两峰如一人一马，是武人出征的征兆。无论哪种解释，足见当地人孔尚勇武，这与李宗仁所说的家乡人重文轻武，似不尽相合。梱头村聚居的李姓族人，男女约有200丁口。李氏是否为秦朝李将军之后，已无谱牒可考。李宗仁家这一房，据说自曾祖父以上都是单传，人丁不旺。不过那时李家家境殷实，生活优裕，尚称小康。到了李宗仁祖父时，李家中道衰落。据说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洪杨革命后，桂林迭遭兵燹，他家故宅致被焚毁；二是其曾祖遭强人绑票，家被勒赎。也许李家注定不能人财两旺，李家破落之时，也正是丁口兴盛之始。李家单传至李宗仁祖父，生育二子，到了李宗仁这辈，李家已无绝嗣之忧了。李宗仁的祖父，名印廷，字如玺。据李宗仁说：先祖如玺公不但乐善好施，而且豪侠好义，专喜结交各方豪杰。中年时曾往四方游历，下三江、渡洞庭，远至武汉访察长江形势，中原民俗。后又越南岭下广州，在珠海留连。晚年研究医术，精于小儿科。其时因我家尚称宽裕，不靠行医过活，所以先祖为人治病都是义务性质，为我乡的一位知名儒医。李宗仁对其祖父的政治倾向是这样描述的：先祖少年时，曾被过境的清兵拉夫，中途急智逃脱，几为追者所获，所以他毕生对满清的苛政，和军队的扰民，最为痛恨。加以目睹乡间土豪劣绅的鱼肉小民，使他头脑里充满了抗暴的思想。在他的晚年正值清廷最弱，外祸最烈的时期，先祖耳闻目睹，至为真切。因之，他对清廷的颟顸，洋人的猖獗，深为痛心疾首。李宗仁还透露，其祖父晚年吸食鸦片。其实，这也应该是李家中道衰落的一个原因。不过李宗仁却不是这样解释的。他认为其祖父染上烟毒，或许是因为无从发泄对世事的愤懑。他还说，其祖父常在烟榻上把自己闻见的真实故事说给孩子们听，而这些故事对他的一生都有极大的影响。李宗仁的父亲，名春荣，号培英。据李宗仁说：培英公承先祖家教，也是一位个性倔犟、行侠好义的人。先父不但豪爽，同时也极端勤勉好学。他生在文风极盛的临桂西乡，耳濡目染已足胜人一筹，而他又投拜于名师门下，进步自更不待言，所以先父在当时科第中，很有前途。然他老人家原不以功名为意，一试未酬之后，遂未再试。从此也就无心仕途，以其余生在家设馆授徒。李宗仁对其父的政治思想以及对他的影响是这样说的：在先父壮年时期的中国，已与祖父当年迥然不同。清廷腐败日甚，外患有增无减，瓜分大祸迫在眉睫。这时革命热流已极澎湃，戊戌前后的维新思潮，尤风靡一时。在这种风气激荡之下，培英公也成为我乡革命派激烈分子领袖之一。尤其是他的破除迷信，毁庙宇、兴学堂的主张，引起了当地守旧派的剧烈反对，所以经常受到地方上恶势力的攻击，而先父对他们亦不稍让，这对我童年心理的影响，决定了我后来统兵治政的整个作风。李春荣有新颖的思想，还有丰富的阅历。他曾应募出洋，在马来西亚做过劳工。据说，他因卷入当地华工的抗暴斗争，被英国资本家解雇了，因而他对洋人痛恨入骨。李宗仁当广西将领时，接他去上海避战乱，他曾因见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气之下不再入公园。这是后话了。其实，李春荣虽有见识，但因子女众多，家境每况愈下，回乡后以课馆为生，一生并无大作为。在李宗仁的长辈中，他的母亲似乎对他的影响更要大些。从他的回忆中也可看出，他对母亲的感情也是最深的。李宗仁母家姓刘，是距梱头村不远的古定村的富裕农户。刘氏先祖无考，但古定村曾为古代屯军的处所，由此而推，刘氏大约也是古时中原入桂移民的后代。与李家相比，当时刘家境况要好得多。据李宗仁说，他的外祖父是克勤克俭兴家的，每年都有余粮。而实际上，其外祖家所获，与放高利贷不无关系。尤其李的外婆，虽然聪明干练，但生性极为吝啬。关于她的吝啬，李宗仁讲了下面这个故事：记得有一年粮食歉收，新谷登场尚需月余，而家里谷仓颗粒无存，米坛子又已见底，情形严重极了。于是母亲要我也挑了箩筐和她同去外婆家借谷。去后，外公外婆留我们午餐，却故意装作不知来意的样子。饭后，我们应该回家了，母亲才不得已说出想借粮食的事。外婆脸上顿时就有不愉快的表情，并埋怨我们不该常来借贷。她说现在市上利息很高，借给我们的当然不好意思要息，不过损失未免太大了。母亲却说，每年不够吃，实因食口太多，非好吃懒做所致。外婆和母亲因为是亲生母女，说话当然不太避忌，互不相让，遂吵起嘴来。母亲一气之下，便流着眼泪，索性不借了。我们母子两人挑着空担子回家，当时母亲心头的辛酸，实无法形容。在路上，她勉励我长大后必须努力作事，不可依赖别人。她说自己亲生爹娘尚且不能借贷济急，何况他人？言下实有无限感慨。这年，我们终于典掉两亩田，才把难关渡过。计当时一担（一百二十斤）谷子，价值不过两块毫洋，而且还有借有还，竞弄得母女反目，真可谓一叹。由上看出，刘氏嫁到李家后，与娘家关系比较疏远，因而李宗仁的成长与母家无大牵扯，唯李母对他的影响颇深。广西农村妇女，素以吃苦耐劳而著称。她们大多天足，不唯与男人一样上山采樵，下田种地，入晚男人休息，她们还要煮饭、洗衣、纺织、缝纫，辛苦更倍于男人。而李家情况又有不同，虽有二十余亩田地，但李父毕竟是个书生，终日以课馆为务，无暇田间劳作，因而李母劳作之艰辛更甚。刘氏生产子女11人，长成5男3女。她嫁来时李家已不富裕，随着子女的相继出世，生活愈加困难。李父不惯劳作，纵为人豪爽，结交了一些朋友，但其中似无富贵者。于是，一大家子的吃穿，就全靠李母一个人来维持了。她除了下田农作，还兼作粜米生意。除两江圩外，附近还有一个山口圩，李母经常是三天赶两圩。挑担本已十分辛苦，她还随身携带针线，挑米到圩，坐落不是纳鞋底，就是搓麻绳，没有一刻清闲。

前言

重视名位，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之一。所谓名位，简单地讲，就是名份与位置，它既包容了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深奥玄机，又涵盖了日常生活中被广泛认可的浅显道理。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中国的历史，我们便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于自然万物，还是对于社会人事，我们的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名位作为认识事物、解释事物的一种尺度。当然，由于认识的对象不同，认识的主体不同，更由于社会时代的不同，名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是相反的含义。但是，无论名位的含义有多大的差异，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心理习惯，人们却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不断地确定或变化着被认知事物的名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名位的具体含义并不重要，而重要的却是这种世代承袭的认知事物的方式本身，它明显地反映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这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可以是自然物状，也可以是社会法理。所谓男女长幼，是名的自然物状，而所谓尊卑贵贱，则是名的社会法理。名，决定了位，中国谓之中，意乃天下之中，这是老祖宗们综合了自然物状与社会法理之后，给自己国家的命名定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中国为瓷器，实在是洋人对中国的不恭。位，亦可以表名，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这是孔夫子教导人们以物状见法理，是用日常生活中的位，来表道德规范的名。至于人们在社会中的所属境地，或君或臣，或父或子，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每个人都有其社会认可的名位。显而易见，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注重名位的现象，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一种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文化心理，它也反映出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而强加给人们的一种意志。如果仍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似乎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血缘文化的痕迹。当了皇上，活着是真命天子，死了叫龙驭上宾，子孙可以龙脉相承，即使改朝换代了，或许也可弄张铁券丹书护佑身家。天子之下，官宦可以世袭，耕读可以传家，即所谓“官有薄状，家有谱系”，这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在以血缘文化为内核的名位心态下，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由于对名位的极端重视，中国还出现了一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学问：谱牒学，它专门研究人的血缘家世，为人的升迁衰落寻找根据。皇上有《玉牒》，官宦有《世谱》，百姓有《家乘》，什么《宗谱》《族谱》《房谱》《全谱》《分谱》《支谱》等等，名称无以计数，数量之多，超出正史典册何止十百千倍。仅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就搜罗了中国谱书万种以上，至于民间所藏，更是充栋汗牛。更值得人们思索的现象是，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续谱之风不仅没有在中国绝迹，反而死灰复燃，渐成风气。这难道不正说明，从老祖宗那里承袭而来的以血缘文化为内核的名位心理，至今还发生着影响吗？然而，随着世道的变化，物境的迁移，名位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活着的人，或天资分别，或勤惰不同，或机遇有异，人一生中可以大起大落，不断改变他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或许昨天高居庙堂可以呼风唤雨，今天却远处江湖而难能立命安身。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既有作过讨饭和尚的皇上，又有捧着金碗要饭的“宰相”吗？可见，人活着，名位是可以不断变化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如果说人的沉浮是由个人的原因和社会的条件造成的一种客观结果，那么人的名位的变化，又不完全是这样，尤其是死了的人，社会对其名位的确定，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主观的评价。当然，对于多数人来说，身后并无改变名位的问题，因为随着他的死亡，他便失去了社会属性的名位，仅仅保留了用以确定他是某某的子孙、某某的先人的自然属性的名位，而这种自然属性的名位，除了他的后人，恐怕不会有更多的人去注意，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变换名位的问题。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有些人身后的名位，却经常引起人们的关注，或出于这样与那样的原因，对他们的生平作出各种不同的评判，因而，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他们身后的社会名位，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些人，就是通常被人们称之为历史人物的人。当然，历史人物也是一个逻辑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有过生命历程的人都应该算是历史人物。但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每个人所起的作用却有很大差别。这个差别既表现在性质上的进步与反动，又表现在程度上的大与小。一般来说，性质上的差别并不决定这个人是否人们关注的历史人物，而程度上的差别，即无论是进步也好反动也好，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的大小，往往才是他是否被称之为历史人物的决定因素。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是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从这点来看，历史人物又是一个被限定了的概念。而我们所说的人的名位的变化，也主要是对这些人而言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人们关注和愿意评判的对象。一个在历史上曾经风云过的人物，也许他的影响早已在岁月中消失，但是他所留下的历史，却永远会受到后人的评判和褒贬，名位的变化便也从这种评判和褒贬中而产生。确定人的名位，是人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习惯方法，但却不是一种科学方法。为了确定名位，有所谓盖棺论定，也有所谓平反正名。有时，它可以简单到非法既儒的地步；有时，它又可以复杂到对刽子手也要找出他是善人的无数根据的程度。于是，圣人与小丑，暴君与英雄，他们之间的位置可以被颠来倒去，可以根据社会的或是评判者个人的不同需要，给他们加上不同的名头。这样一来，因为确定名位而混淆历史实际的事情就难于避免了。而我以为，评判历史人物，由于受到社会环境与个人认识方面的种种影响，难免会有一些近于结论性的褒贬之辞，这是正常的也是应当允许的；但是在褒贬的同时，评判者也应该努力摆脱注重名位的心理习惯，既不要把被评判者一下子送上天堂，也不要把他一下子打人地狱。尤其是给历史人物立传，为的是给人们评判历史人物提供依据，因而，叙述历史更应该努力尊重事实，不要受任何主观因素的干扰。发了一通议论，似乎有些不着边际，但是笔者写作此书愿意努力遵循的一个原则：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却是从这里引发而来的。所谓“不为王者饰，不为尊者讳”，自古以来就是被人称道的史家美德。但遗憾的是，这种美德却很难被发扬光大。而且在实际上，它往往被另一条古已有之的名言所取代，这个所谓名言，就是经常被人们引来说明世事变迁的那句话：“胜者王侯败者贼”。当然，如果仅从确定名位的角度加以解释，这句话似乎也不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真实，总结了切合社会心理习惯的认识经验。但是，如果把它当成是评判历史人物的一个主观前提，那么历史就不仅难于解释清楚，而且还有被歪曲的危险。因而，尽管“胜者王侯败者贼”具有社会的真实性，却不能用它去解释历史，更不能以它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标准。本书的传主李宗仁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为官一方，做过省长；他带兵打仗，是国民党军队的上将。因此，按照一般的名位观念，他称得上是尊者。而人们更为看重他的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做过中华民国的代总统，不管他是否真正掌握了号令天下的实权，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从名位上讲，他也算是当过“一国之君”了，当然也可以算是“王者”了。然而，他一生中多遇坎坷，几经落魄，生命未以尊者始，亦未以王者终。李宗仁的一生，是在风雨磨难中度过的。在他的生命旅程中，即有过辉煌时光，亦有过黯淡岁月。他出身微寒，切身体会过平民之苦，而他又曾位极人臣，做过人民的统治者；他镇压过共产党，又与共产党携手抗日，为中华民族立下过显赫战功；他指挥过与共产党争夺江山的战争，曾被列为共产党通辑的二号战犯，而最后他又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殊荣；他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曾与蒋介石枪炮相向；他曾是国民党中央政府通辑的要犯，又曾坐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头把交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却曾经离开中国，既没有留在祖国大陆，也没有跑到台湾，而是远渡重洋在美国当了多年的寓公；他娶过3位妻子，却一直有两位太太与他并存于世。由于社会背景的区别，也由于认识角度的不同，对于李宗仁一生的是非功过，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评说。但是，无论是怎样的评说，总要以史实为据。而人们对李宗仁的真实历史有多少了解呢？大概每个人都不尽相同。李宗仁命运多变，一生动荡，起落无定，因而即使是与他有直接社会关系的人，虽然其中有人与之荣辱与共，过从甚密，但却无人与之相伴终生。于是，有人对李宗仁一生某个阶段的历史，可以了如指掌，而对他另一阶段的历史却不完全清楚。所幸，李宗仁曾留下口述自传一部，为人们更多地了解他的生平提供了线索。但是，与任何自传一样，作者叙事难免带有感情色彩，因此而掩盖了历史的真实；也难免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了记忆，因此而误记了历史。这对于作者，不应该克求，对于读者，却应该留意。也有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述及李的故事，但由于每个人掌握的史料不同，或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说法容易出现歧异，这也是读者可以谅解的。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为历史人物写传，自然要评判笔下人物，但这不应该是作者的主要目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所谓是盖棺论定，它所反映的仅止是人们在某个社会背景下对评判对象的认识程度，而不能把它看成是对历史人物的最后结论。如果刻意为历史人物讨个说法，往往容易受到名位观念的影响，或者因循守旧，或者标新立异，反而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当然是历史研究者应该极力避免的。为李宗仁写传也是一样，书中免不了要对传主发些议论。同时，因为笔者也有自己的立场和情感，所以议论中也难免带出有主观倾向的褒贬。但是，这并不是我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我所力求达到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尽可能准确地表述历史的真实，为他人了解李宗仁的生平，进而对其作出个人的评判，提供一些素材。我还希望，读者能够像宽宥李宗仁的口述著作和其他人的有关著述中出现的差错一样，对这本书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也予以宽宥。我更希望，李宗仁的亲朋好友和对李先生的历史素有研究的专家，能够对这本书有所指正，以使我增长知识，得到教益。

内容概要

荣维木，男，1952年北京出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中国口述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著作有：《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史话》《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合著)《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合著)《抗日战争热点问题聚焦》(合著)等，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其中《谁在制造诺言——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获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理论文章人选奖。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走上军人之路  一  故乡与家世  二  少年时代  三  军校生活  四  初涉军旅第二章  新桂系的崛起  一  自立门户  二  养精蓄锐  三  李、黄、白联盟  四  讨伐陆荣廷  五  平定广西第三章  参加北伐战争  一  投靠广东革命政府  二  赴穗策动北伐  三  转战湘、鄂、赣  四  卷入反共逆流第四章  争夺中枢权力  一  逼蒋下野  二  柄政南京  三  讨伐唐生智  四  排汪得手，拒蒋未逞第五章  内战中的沉浮  一  倒程夺湘  二  裁兵风波  三  蒋桂战争  四  流亡香港、西贡  五  联盟反蒋失败第六章  建立广西独立王国  一  老巢新筑  二  西南开府  三  整顿广西  四  “围剿”红军第七章  竖立抗日大旗  一  观望与游移  二  两广事变  三  首倡“焦土抗战”  四  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第八章  八年烽火岁月  一  北上抗日  二  奏捷台儿庄  三  转战中原  四  坚持抗日立场  五  推行“新政”第九章  内争与内战  一  韬晦北平行辕  二  卷人反共内战  三  竞选风波  四  代理总统第十章  梦幻的最后破灭  一  勉力收拾残局  二  无奈主持“和谈”  三  赴险陷入绝境  四  绝望出走美国第十一章  最后的归宿  一  走下“元首”宝座  二  寂寞的流亡生活  三  海外归来  四  人生旅途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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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大传》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李宗仁大传》主要内容：李宗仁是现代中国的传奇人物，他生在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年)，是广西桂林人，1969年死在北京，活了79岁。李宗仁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杂牌军的军头地位，与黄埔系一路分分合合二十多年，而始终没被“吃”掉。他与蒋介石一路纠缠，但在翻云覆雨之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斗垮他，他们最后在国破山河在时劳燕分飞。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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