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

章节摘录

　　在国内，直到20世纪末以前，很少有学者讨论过《论语》英译的问题。最早涉及该话题的当属刘重德教授1988年发表的“《论语》两个英译本比较研究”（《英汉语比较与翻译》，青岛出版社）；刘教授又于2001年发表“《论语》韦利英译本之研究——兼议理雅各、刘殿爵英译本”（《山东外语教学》2001年第2期）；对儒经翻译研究最多的当属深圳大学的王辉（著有“《论语》中核心概念词的英译”等5篇文章）、浙江大学的段怀清（著有“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等3篇论文）、湛江海洋大学的张小波（著有“关于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翻译的对比研究”等4篇论文）、上海交通大学的王勇（著有“二十年来的《论语》英译研究”等两篇论文）、武汉大学的丁四新（著有“近年来英语世界有关孔子与《论语》的研究[上、下]”两篇论文）等。除此之外，还有个别学者零星发表的一些探讨《论语》翻译的文章。如崔永禄的“理解的困惑与译者的意图——阅读《论语》两个译本的札记”（《外语教学》1999年第1期）、程钢的“理雅各与韦利《论语》译文体现的义理系统的比较分析”（《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黄伟的“浅谈《论语》中‘君子’与‘小人’的翻译”（《钦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12月）、魏望东的“跨世纪《论语》三译本的多视角研究：从理雅各、庞德到斯林哲兰德”（《中国翻译》2005年5月）等等。　　这些文章由于篇幅所限，大多针对某些译本，举二三五个例子，或作语言学层面的对比研究以评价其高低优劣，或就译者和译本的某一侧面展开讨论。应该说，综合起来，这些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博，而且在各种翻译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也颇有新意。

前言

　　各主要文化区域大多留存了一些书写的文化经典。这些经典尽管在形成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过程，然而其文化的意义却在于，这些经典在事实上持续影响着该地区群体的“知”与“行”所内含的文化品格和致思方式，它起着某种文化语法的作用。该群体的每一代人在面对其历史境遇中所出现的问题时，也往往会从那些留存的经典文献中挖掘思想的支撑点，或对这些思想资源加以重新解释，以便和现实的存在实行对接。传统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是历代知识人对该传统的持续理解和重新解释。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区域之间重要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对思想资源的借鉴，莫过于对经典的翻译和阐发。因此，某种经典，特别是那些得到公认、不断被“经典化”的文献，也会以种种方式影响到其他文化区域，而这种影响又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反作用于这些思想的发源地，南此构成思想文化的自我生长与外部催生。　　孔子是春秋战国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说的一代宗师，在中国古代思想资源中举足轻重。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文从众多《论语》英译者中择出理雅各和辜鸿铭的翻译，探讨跨语际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阐释问题，确如作者所言，题材典型，视角新颖，而且具有填补空缺的意义，对于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海良教授　　作者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同时兼顾功能主义翻译的“目的论”和翻译研究学派的“改写论”，兼顾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兼顾语内研究和语外研究，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深入挖掘，例证丰富，较好地完成了研究目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穆雷教授

内容概要

　　金学勤，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与文化研究，尤其关注儒家典籍在海外的译介和接受。近年来在《外国文学》、《孔子研究》、《四川大学学报》、《中外文化与文论》、For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等中英文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和译作十余篇。

书籍目录

代序 经典的跨文化研究摘要第一章 绪论1.1 话题与缘起1.2 思路与选材1.3 相关研究1.4 问题与视角第二章 儒经西传与《论语》英译2.1 东西交汇的历史路口2.2 儒经西传与欧美的孔子热2.3 《论语》其书及英译始末2.4 小结第三章 《论语》英译之动因3.1 “了解你的敌人”3.2 举宝藏以炫示西人3.3 小结第四章 文内比较：经义传达与风格再现4.1 理、辜译本之特点4.2 误译及其根源4.3 疑难章节的处理4.4 风格及其他4.5 小结第五章 核心概念英译与文化阐释5.1 《论语》中的核心概念5.2 核心概念的英译5.3 神性与天道5.4 儒家哲学之浪漫主义诉求5.5 小结第六章 孔子与Confucius：《论语》英译之影响6.1 理、辜译本的直接影响6.2 译本与孔子形象之建构6.3 小结第七章 余论：经典翻译之悖论7.1 信与美7.2 同与异7.3 古与今附录一 《论语》核心概念英译列表附录二 《论语》研究英文资料参考文献后记

作者简介

《〈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以19世纪中后期出版的两个《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经典翻译中文化的阐释问题。一个是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的译本，另一个是中国清末民初有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被誉为“文化怪杰”的语言天才辜鸿铭的译本。两位译者和其译作都具有代表性，同时也都颇受争议：理雅各的《论语》，像其庞大的《中国经典》系列译著一样，一个半世纪以来仍然被许多学者视为儒经翻译的典范之作；另一方面，很多批评者认为理雅各不仅严重曲解了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而且其翻译行文生硬、句子冗长，与《论语》简练、含蓄之风格相去甚远。辜鸿铭以高度“归化”之策略翻译儒经，英文流畅地道，然又“过”之太甚，“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等。

《〈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通过对理雅各和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试图回答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论语》（或儒经）英译的历史背景，包括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功利目标是什么？其次，《论语》是怎样被翻译的？这也是全文的重心所在。处于不同时代、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译者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对文本进行解读，又如何对其进行翻译——或日改写、转述、增删和言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是在何种作（译）者意图下使用何种翻译策略来化解翻译中文化的冲突问题的？第三，这些《论语》英译本塑造了什么样的孔子形象和什么样的《论语》形象？这些形象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有什么意义？

《〈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在充分利用中西方传统译论中“忠实传意”和“再现风格”二元论讨论译本语言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功能主义翻译论中的“目的论”（Skopostheorie）、勒弗威尔的翻译研究理论和加达默尔阐释学中有关“传统”和“前见”参与阐释过程的理论来分析《论语》的英译实践。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像任何人类行为一样乃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译者的目的和动机影响并制约着翻译的策略和具体方法，并进而影响最终的目的语文本之形态和接受状况。翻译研究学派把翻译和目的语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文化因素联系起来，认为翻译受到除了语言转换之外的一系列因素的制约，翻译无疑是一种有目的的改写行为。这与“目的论”有相通之处，两者都强调译者、译作和目的语社会。然而，原作和原语文化在翻译中永远是不能忽视的，任何翻译都是阐释活动，文化经典的翻译更是对原作和原语文化传统的阐释。加达默尔的阐释学认为，纯粹理解文本所谓的真实意义的阐释是不存在的，任何阐释活动一开始总是受阐释者自身传统的影响和限制，基于传统的“前见”是阐释的前提。因为阐释者“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经典的开放性和阐释者背后传统的多样性决定了任何理解和阐释都受制于特定时空中的特定传统，因而也具有独特性。

《〈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认为，在《论语》的英译中，不同译者有着不同的翻译动机和目的，这些动机和目的与译者翻译《论语》的策略和具体方法有密切联系。理雅各的“学术型”翻译和辜鸿铭所谓“有机整体论”即是如此。再者，译者背后的文化传统（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等），译者的教育和学养、性情、信仰；简言之，译者的文化立场构成了译者作为文化阐释者自身的“历史实在”，并直接参与文化阐释过程。因此，不同译者笔下的《论语》传达了不同的孔子形象和儒家学说形象。笔者通过对这两个译本的考察，探讨文化经典跨语际翻译中的跨文化阐释本质，这正是《〈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选题的意义所在。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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