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理想主义

章节摘录

帝之高高在上，超越而外在；二是人的原罪；三是神的恩宠。从第一点，崇神而卑人，对世界而言，它必函宇宙论上的创造说，而反对“流出说”，因而亦必反对本体论上的泛神论。从第二点，则加重人之谦卑，人自己之无力，匍匐于上帝之前而加重其皈依之诚。此点复函：中世的人之了解自己，了解人生，是在与人的普遍本质之关联下，与亚当的关联下而了解。人只有在观想超越者所决定的人类的普遍命运时，才能得到人生的真义。单独的个人之生与死，不是他自己固有的事，而是一切者的一之生，一切者的一之死。这种从普遍的命运本质来把握人，是把人的个性淹没了。现实的个人，若不在这个普遍的命运本质之下，直是偶然的，无所谓的存在。西塞罗时代作为人的本质之“普遍的人性”，固然从斯托噶派的理性主义得到基础，但以后也很可以从基督教的教义，即博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得到其切实的认识。博爱（普遍的人类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即含有“普遍的人性”之肯定（不为阶级所限）。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很可以为人文主义者吸收进来作为人文主义的正面大前提，一个积极的领导原则。但是，基督教究竟不是人文主义。所以从基督教方面说，从中世纪的宗教精神方面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普遍性尚是外在的“用”，而原罪所表示的普遍命运这个“普遍性”，才是最内在的“体”。基督教实含有这两面的普遍性。人文主义若能继承西塞罗时代而继续发展，继续就抽象的泛说的“普遍人性”而向里点出“道德的心性”，则即一方可以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吸收进来转化而为体，一方也可以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教义以积极的基础。如是，由人性以通神性，可以与宗教神本不对立，而基督教亦可转化而为不是中世纪那个形态。但是人文主义在中世纪并未得到滋长壮大的发展，而时代精神却转而为基督教的神本精神所占据。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显的普遍人性只是对外而显：一是对“在上帝面前”而显，一是对“不为阶级所限”而显。依是，普遍的人性这个普遍性在西方始终停在“外在的用”之阶段上，始终未能从“人心”上点出其最内在的本质，以使其成为“内在的体”，一如中国儒者之所为。

前言

此书与《历史哲学》及《政道与治道》合为一组，大抵皆是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十年间所写成者。此十年间乃是吾之文化意识及时代悲感最为昂扬之时。此之蕴蓄由来久矣。溯自抗战军兴即渐有此蕴蓄。当时吾与熊先生同住重庆北碚金刚碑，朝夕惕厉，启悟良多。又时与友人唐君毅先生聚谈，最为相得。当时唐先生正写其《道德自我之建立》，而我则正在继《逻辑典范》后蕴酿《认识心之批判》。日常工作是如此，而瞻望国家之艰难，时风之邪僻，怵目惊心，悲感益增，所蕴蓄者固有超出有形工作之外者矣。此种蕴蓄不能求之于西方纯逻辑思考之哲学，乃必求之于能开辟价值之源之孔孟之教。深入于孔孟之成德之教，始可畅通吾人之文化意识。有正面正大之文化意识，始能发理想以对治邪僻，立大信以贞定浮动，而不落于愤世嫉俗，或玩世不恭，或激情反动，或浅薄的理智主义。此种蕴蓄至一九四九年抵台乃全部发出，直发至十年之久。此期间，唐君毅先生所抒发者尤多，如《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书，皆此期间所写成者。唐先生书多重在正面疏通中国文化之精神与价值，使人对于中国文化有恰当之理解，纠正“五四”以来之否定主义；而我此期间之三书则重在批抉中国文化之症结，以期荡涤腥秽，开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之途径。此两方面互相配合，遂有《中国文化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之作。此文由唐先生执笔，加上张君劢先生、徐复观先生及我个人，四人联名发表者。此文可为此十年间吾人努力之综结。当然，只看此文，不必能知其详。仍希读者取此期间诸友之作而详读之，当可知其底蕴。

内容概要

吴兴文，1957年生，台北市人。撰写台湾地区《每月文学新书》专栏15年，曾主编台湾地区《出版年鉴》（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9年）、《书香月刊》等。现任远流出版公司副总编辑，曾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大店门市部主任、业务部副理、总编辑特别助理、台北市出版商业公会《出版界》季刊总编辑、台湾藏书票俱乐部顾问。著有《票趣：藏书票闲话》、《图说藏书票：从杜勒到马蒂斯》、《藏书票世界》等书。

书籍目录

修订版序序第一章  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第二章  理性的理想主义．第三章  道德的理想主义与人性论第四章  理想主义的实践之函义第五章  论无人性与人无定义第六章  自由与理想第七章  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第八章  人文主义的完成。第九章  论“上帝隐退”第十章  世界有穷愿无穷第十一章  救国中的文化意识第十二章  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附录一  悼念唐君毅先生附录二  文化意识宇宙一词之释义后记

编辑推荐

《道德的理想主义》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作者简介

《道德的理想主义》主要内容简介：牟宗三先生，字离中，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一个多山的小县。他自幼聪颖，喜读书，生长在四季气候分明、环山一块平原里的村庄。1927年，人国立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直升哲学系。1932年遇见熊十力先生，为其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从此开启了人生之慧命。这慧命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生命”之生命，“我就是道路”之道路。

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正逢“五四运动”后期，结束了清末民初的清客学风，同时也结束了清末民初的那浮浅的孤离的政治意识、民主共和意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及孙中山先生和那时所具备的意识。他研读《朱子语类》因而引发了直觉的解悟。顺此兴会注意了当时流行于国内的西方学说；包括柏格森的创化论、杜里舒的生机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罗素哲学、数理逻辑和新实在论等。课余进修的重点，则在于《易经》和怀悌海哲学研究。从怀悌海哲学中引发了对宇宙论的兴趣，从美之欣趣，想象式的直觉解悟，转人为何如何之“架构的思辨”；也要从外在化提升起来而向内转以正视生命。更由于广读易书，由此而认知中国除了历圣相承的“仁教”之外，另有一个“智学”的传统。

1934年，牟先生自北京大学毕业，先后执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讲授逻辑与西方哲学。自30岁至40岁间，由于致力于逻辑数学的解析，而写成《认识心之批判》，将西方近代学术的两大骨干——罗素的《数学原理》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融和调适，扭转罗素的歧出，照察康德的不足。同时自熊十力身上体认：吾华族有最独特最根源之慧命，不于此而讨安身立命，立定宗教，以自肯其大信，反而割截其根而从摩西耶和华犹太民族之历史，以数人家珍，是自卑自贱而甘于为国际游魂随风而飘荡也。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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