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幻象

章节摘录

书摘    抽象言论的这种大量进发介于两个时期之间，前一个时期是对信条大肆争吵，后一个时期则是对实际解决之道全神贯注。实证主义者在此中不会错过对他们著名的三阶段法则的应用。在他们看来，最高的学科是社会学，且在大革命之前，法国人完全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推理的；那么，就可以说，一个实证的时代已经在神学时代和形而上学时代之后来临了。这种演变无需深思即可加以解释。当王朝的腐朽允许第三等级鼓起勇气并把改革视为可能之时，第三等级就不再把自己完全局限于学术论文的范围。    巴绍蒙的后继者说：百科全书派完善了形而上学，驱散了神学从中得以发展的含混模糊，摧毁了狂热和迷信；经济学家们当时为使人们过得幸福而忙于伦理学和实际政治学；“一次次的灾难和压迫孕育了‘爱国者’，他们借助法律和政体资源，勾画出臣民与统治者之间的互惠性义务，确立起行政的伟大原则”。莫普的改革引起了最后这个转变；于是，政府名声扫地，人们相信政治动乱近在眼前。几年之后，当更大的希望在杜尔哥当政时期成为可能时，出现了这样一种文学，它注定要使大众以当日的哲学塑造社会科学的那种方式来理解社会科学。1775年，《公民入门教本》(Caétchisme du Citoven)普及了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学说，根据同一位编年史家的看法，这些学说“已经被湮没于复杂的形而上学中”，由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发展如何就是法国王朝历史的结果。    现在我们就来仔细审视我们所关注的那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将挑出这一意识形态的几个来源。    第一个因素取决于整个第三等级的存在，它是智囊寡头组织的后备人才库，这些智囊寡头组织辅佐王室并注定要篡夺它。第三等级与在一个商人和工厂主的社会中生产富豪的那种经济紧密相连。由于这类观念，敌视行会、敌视封建统治和敌视独断专行的理论就表现出某种首要性。这时，从英国引进的许多思想非常成功，因为它们与这些商业生产的思想相适配；它们十分有助于自由原理的引入。    这样一个时期不再能够欣赏优雅的感觉、语言的平和以及实际的智慧这些布瓦洛早先确立的原则。狄德罗又一次得作为典型——丹纳说：“他不仅以甚至比霍尔巴赫更莽撞的严厉逻辑、更喧闹的悖论沦落到反社会、反宗教学说的深渊，更有甚者，他掉进那个世纪的污秽之中并饱啖了这种污秽，这就是夸夸其谈。在他的代表性小说中，他对双关语(double entendre)和猥亵场面大加描写。在他的著作中，粗鲁盖过机敏和优雅。这种粗鲁既不微妙也不辛辣。他不知道如何去描写吸引人的捣蛋鬼——就像小克雷比雍做的那样。”    雷纳克对他的崇拜对象的道德法则颇为尴尬，这种道德法则“导致了向自然状态最放纵的回归”，它“常常纵身投入原始兽行的泥沼”，在其中他非常遗憾地发现“对乱伦、卖淫和杂交的颂扬”。这位百科全书派的仰慕者悲哀地说，狄德罗在将一切事物排除于自然法则时，他在自然法则中只看到两个目的，“个体的保存和种的繁殖”。这样我们就能将狄德罗与那些热烈拥抱达尔文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家——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一种方式来说明他们对于类人猿起源假设的可鄙趣味的正当性——加以比较。    这样我们就触及18世纪人的心理本质：这种对淫荡的自诩不但涉及某种道德法则，而且涉及知识产品。事实证明，思考对他们想像的控制非常之弱。这样历史学家试图探究18世纪思想家的思考就当然是徒劳的；后者只不过是闲谈者，讽刺或阿谀的贩子，并且首先是堕落贵族的小丑。布吕纳介针对狄德罗所说的话几乎适用于他们所有人，他说：“要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很困难，其理由在我说出下面一句话后你就会明白，即我相信，他们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想的是什么。”    中产阶级是以与贵族不同的态度阅读思想家们的著作的；它严肃对待由有着令人印象如此深刻的社会交往的人写出的东西。一种观点越是不落俗套，中产阶级对如此大胆而深刻的思想家将他们从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天才就越是钦佩；它对它可以经由这种读物获得的启蒙就越有信心；而且它就越加敢于进行类似的尝试。福楼拜的资产阶级典型奥默先生的愚蠢透顶是文人对法国资产阶级上述影响的逻辑结果。在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中，有教养的人一直在胡言乱语，原因在于他们理解不了来自一个非常贵族化的环境的书籍的意义，这些书对他们犹如天书。    我们的先辈完全缺乏批判能力不应使我们感到惊奇。在我们刚才审视过其用心所在的文人那里找不到这种批判能力。我们也不指望在忙于嘲笑、诽谤令他们不悦的人，或者给其设置陷阱的贵族那里寻找它。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在他们的思想中对其自身的生活状况不予考虑的社会阶层总是缺乏批判能力。因此资产阶级同样缺乏它。古代和中世纪作家的历史突出地表明了这种说法，19世纪的经验则对之提供了又一证明。    在他第十个时代的预言中，孔多塞高呼：“当倾向于压制人类才能之力量的那些准则，将被促进人类的行动与精力的准则所取代的时候，我们无疑再也不用恐惧在大地上竟有某些地方是光明所不能触及的，或者飞扬跋扈的专制主义竞能对真理设置长期不可逾越的屏障。因而，这一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太阳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而外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那时候暴君和奴隶、教士及其愚蠢而虚伪的仆从，将只存在于史书中或者舞台上。”    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先辈为什么相信制度要为一切罪恶负责，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认定这些制度的改变轻而易举。原因在于，既然他们认为过去的整个世界都依赖教会，而且既然教会已经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活力，那么就可以期望只需一点善意和精力短时间内就可促成一场剧烈的变革。我们既然已经不再赋予教会如此的重要性，而且还看到它从废墟中重新崛起，于是我们发现18世纪的极端乐观主义很难理解。    C．哲学家们是从教会借来他们关于教育能有力地改变社会的观念的。传教士们不止一次谈到与野蛮人合作迅速获得的卓越成果。按照他们的观点，这些野蛮人的某些居所类似于使徒时代的社区。一位耶稣会士把巴拉圭的大村落比作修道院，在这些村落中人们过着一种纯真无邪的生活，每周都有交际。孔多塞相信仍然留在欧洲运动之外的民族很快就要进入其中：东方各大宗教处于衰颓之中，“不再威胁着要把人类理性禁闭在无望的奴役和永恒的幼稚之中”。这些民族的进步会异常迅猛，因为欧洲人将长期艰苦研究得来的果实给了他们。    杜尔哥主政后向国王提出一个公共教育的总计划，这一计划是对牧师建议的精确模仿。此前，人们所关心的是“塑造有才智，有品味的学者和人”，但是人们现在一定还要关心他人，“以在所有社会阶层造就德才兼备之人，造就正直的灵魂，纯洁的心灵和积极热情的公民”。因为民族的基本纽带就在于道德，而道德靠的是“就人在社会中的一切责任”给予年轻人的教育。因此有必要对儿童进行“道德和社会教育”。“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公民教育……由它撰写并要求所有教师采用的启蒙读物，对塑造有学识有道德的人会更有贡献。这些读物将在儿童的心灵中种下人道、正义、慈善和热爱国家这些原则的种子，它们的品质将随着儿童的成长而不断成长。这些儿童将把爱国主义带到只有古老的民族才提供了几个先例的很高的热烈程度，而这种热烈将更加审慎、更加牢靠，因为它建立在最大程度的真正幸福之上。”    这种世俗且公民化的基本教义传授很快就会显出成效。杜尔哥对国王说：“我敢向他保证，十年之内，他的民族就会面目一新，而且由于启蒙、高标准的道德以及对国王与国家的服务热忱，他的民族将大大优于别的一切民族。现在十岁大的儿童将成为为国家做好准备的成人，他们热爱国家，服从权威——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理性，善待同胞，习于认识和尊重正义——这是社会的首要基础。”    当代的民主政体保留了第三等级的所有这些信仰。它还设想出用于教授一种世俗、爱国与资产阶级的教义的基本教育。它相信据此可以使大众更容易接受政客们的胡言乱语。它早就便捷地培育出了轻信和卑贱这一类愚蠢。缺乏我们的经验的先辈们不能分辨世俗教义能教的与不能教的东西。他们不知道这种教义只对助长骗子的统治真的有效。    在这点上，如果我们提请注意他不久后提出的若干非常古怪的论题——它们大大澄清了矛盾学说，就并未偏离主题。这些理论并没有给蒲鲁东的同时代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是用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思考哲学的。在审视这些人的过程中，我们理解了蒲鲁东这一时期著作中的语言为什么如此经常地令人费解：像他这样一位可称伟大的作者，如果得不到公众的合作，是不可能做到清楚地阐述他的直觉知识的。    古希腊的形而上学把对绝对——由惯于将他们的同时代人认为注定不朽的著作刻在大理石上的雕刻家和建筑师所构造——的沉思作为它的目标。蒲鲁东主张必须采取与古人相反的观点。“一切事物中确凿、真实、实在、可行的东西，是变动的，或至少是能进步、调和、转变的东西；而谬误、虚假、不可能与抽象的东西是所有那些表现为凝固、完整、彻底、不能改变、没有缺陷、不能修正或转化、不能增加或削减，因而难以进行任何更高结合或任何综合的东西。”    经济矛盾源于我们的抽象理解的幻象——这种抽象理解想要推导出那些仅具某种相对价值的判断的一切结果。蒲鲁东说：“我业已证明我们的大部分观念——它们是工业实践(相应地是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当今所依赖的……是有关，整全的分析性概念，是以对立方式相互推出的各个部分及其观念与法则，它们各自独立开展，没有约束或限制。其结果，社会不是立在和谐之上，而是处于矛盾之中。它导致贫困和犯罪并行、系统的发展，而不是在财富和德性上有所进步。”    蒲鲁东看来未曾作出非常认真的努力给这些漂亮的哲学法则以某种多少系统化的组织。他从他有关运动的思想中引出的结论远远不符他对我们的承诺。      1851年政变促使普鲁东更好地理解他作为一位道德家的天职。在一个为好运所陶醉、除了成功、进步或快乐不再愿意讨论任何别的东西的社会面前，他使得

前言

　　英译本序言　　索雷尔的这本著作能被译为英文，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而尤其让人高兴的是译本质量优秀，同时斯坦利教授所作导言也颇具价值。要知道，即使是索雷尔最热诚的仰慕者也不以为思想明晰或文体精妙是他的所长。他的著作与文章中所采取的写作结构与写作方式，在在反映了他的人生、目的以及思想中的明显冲突。两位译者能够深入原著曲折幽深之处，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在我看来无论在语义还是精神上都极为忠实的译作，足资说明他们的卓越技巧。　　要由一位法国人来揭示一个尽管风靡四方、从最核心处来说却是法国的观念的理智根源，这事真有种高卢式的魅力。现代的进步观念——这一观念认为人类以线性方式从过去进步而来，现在仍在进步，而且还会向未来无限进步——产生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我们发现早在18世纪修道院院长圣皮埃尔就无比确信地表述过它，而伟大的孔多塞在18世纪末也满怀先知式的激情声称过它。　　但是，正如索雷尔在《进步的幻象》第一部分充分表明的那样，在18世纪法国人对文明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信念背后，存在着一个更早且至关重要的信念，即17世纪法国人坚信知识，惟独知识，处于不可阻挡的进步之中。当像帕斯卡、丰特内勒以及佩罗这些法国理性主义名家认定，随着时间而呈现的进步式变动普遍且必然之时，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是人类的制度机构、组织体制以及道德伦理，而仅仅是如丰特内勒本人所说的“人类智慧的增长与发展”。　　而且，也正像索雷尔几乎是满怀欣喜地强调的那样，这种对人类知识进步的确定性的信念，至少在第一步是奠立在并不比丰特内勒与佩罗如下信念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即认为他们时代的文学与哲学著作在质量上超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以及古典时代其他人的著作。因为正是在被后世视作古代派与现代派之争的知识分子的优雅论战中，必然的、线性的进步观念得到了首次表述。索雷尔敏锐地澄清，现代派的理性主义辩护者们受到某种循环论证之累。17世纪的作家之所以能被声称为优越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作家，是由于知识如同个人心智的成长一样具有随着时间而逐步增长的自然趋势。而这种假定的进步式变化原则的真实性反过来可由17世纪哲学家和剧作家明显优越于他们的古典前辈加以证明。当我们阅读《进步的幻象》开始的杰出章节时，我们几乎听得到索雷尔的格格笑声。他似乎在说，随你摆出多少进步的“证据”，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始终存在：现代进步观念的出现，不是对历史状况的总结性概括，而是17世纪某些法国知识分子力图证明他们及其同辈在知识上优越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所采取的某种修辞技巧。　 当然，所要说的远不止此——无论在索雷尔本人的著作中还是在对进步观念之历史的更广阔透视中都有更多的东西。斯坦利教授典范性导言的突出优点之一在于他进入了这一广阔的透视，并颇具学识地给我们展现了欧洲进步观念的更深的根源。斯坦利的导言文章予以提升的不仅是评述索雷尔的学术文字，而且是处理进步观念之历史的更一般性的文字。他相当清晰地阐明，对知识与文化进步的信念，远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它在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思想那里有着大量的哲学性理解以及吸引力。对于斯坦利在西方的思想中追究进步观念的根源的做法，怎么赞誉不为过；尽管不得不做到简洁扼要，这一追究所带来的启发远远不是短短几页文字所能概括的。

媒体关注与评论

英译本序言索雷尔的这本著作能被译为英文，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而尤其让人高兴的是译本质量优秀，同时斯坦利教授所作导言也颇具价值。要知道，即使是索雷尔最热诚的仰慕者也不以为思想明晰或文体精妙是他的所长。他的著作与文章中所采取的写作结构与写作方式，在在反映了他的人生、目的以及思想中的明显冲突。两位译者能够深入原著曲折幽深之处，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在我看来无论在语义还是精神上都极为忠实的译作，足资说明他们的卓越技巧。    要由一位法国人来揭示一个尽管风靡四方、从最核心处来说却是法国的观念的理智根源，这事真有种高卢式的魅力。现代的进步观念——这一观念认为人类以线性方式从过去进步而来，现在仍在进步，而且还会向未来无限进步——产生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我们发现早在18世纪修道院院长圣皮埃尔就无比确信地表述过它，而伟大的孔多塞在18世纪末也满怀先知式的激情声称过它。    但是，正如索雷尔在《进步的幻象》第一部分充分表明的那样，在18世纪法国人对文明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信念背后，存在着一个更早且至关重要的信念，即17世纪法国人坚信知识，惟独知识，处于不可阻挡的进步之中。当像帕斯卡、丰特内勒以及佩罗这些法国理性主义名家认定，随着时间而呈现的进步式变动普遍且必然之时，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是人类的制度机构、组织体制以及道德伦理，而仅仅是如丰特内勒本人所说的“人类智慧的增长与发展”。    而且，也正像索雷尔几乎是满怀欣喜地强调的那样，这种对人类知识进步的确定性的信念，至少在第一步是奠立在并不比丰特内勒与佩罗如下信念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即认为他们时代的文学与哲学著作在质量上超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以及古典时代其他人的著作。因为正是在被后世视作古代派与现代派之争的知识分子的优雅论战中，必然的、线性的进步观念得到了首次表述。索雷尔敏锐地澄清，现代派的理性主义辩护者们受到某种循环论证之累。17世纪的作家之所以能被声称为优越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作家，是由于知识如同个人心智的成长一样具有随着时间而逐步增长的自然趋势。而这种假定的进步式变化原则的真实性反过来可由17世纪哲学家和剧作家明显优越于他们的古典前辈加以证明。当我们阅读《进步的幻象》开始的杰出章节时，我们几乎听得到索雷尔的格格笑声。他似乎在说，随你摆出多少进步的“证据”，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始终存在：现代进步观念的出现，不是对历史状况的总结性概括，而是17世纪某些法国知识分子力图证明他们及其同辈在知识上优越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所采取的某种修辞技巧。   当然，所要说的远不止此——无论在索雷尔本人的著作中还是在对进步观念之历史的更广阔透视中都有更多的东西。斯坦利教授典范性导言的突出优点之一在于他进入了这一广阔的透视，并颇具学识地给我们展现了欧洲进步观念的更深的根源。斯坦利的导言文章予以提升的不仅是评述索雷尔的学术文字，而且是处理进步观念之历史的更一般性的文字。他相当清晰地阐明，对知识与文化进步的信念，远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它在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思想那里有着大量的哲学性理解以及吸引力。对于斯坦利在西方的思想中追究进步观念的根源的做法，怎么赞誉不为过；尽管不得不做到简洁扼要，这一追究所带来的启发远远不是短短几页文字所能概括的。    ……

书籍目录

英译本序言

英译者导言

法文第一版前言

法文第二版前言

第一章  进步的最初意识形态

第二章  得胜的资产阶级

第三章  18世纪的科学

第四章  第三等级的莽撞

第五章  进步的理论

第六章  辉煌与衰落

第七章  迈向社会主义

人名对照表

作者简介

索雷尔在《进步的幻象》以及他的多数其他著作中的目的，是要表明道德的卓越很早就与政治的进步主义分离开来，并把本身系于独立生产者的社会主义。为了保持这种卓越性完好无缺，具有美德的新人必须始终与进步观念相关联的所有观念和制度互相独立——进步观念的目的正在于抹除这些区分的形成而导致的社会冲突。这是索雷尔不把马克思这位阐述阶级冲突和斗争的理论家看作进步主义思想家的另一理由。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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