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1957

章节摘录

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1957年北大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况追记与反思 方昕这些年，每到新春一月，我的一些当年的北大同学、同事和师长，见面时常不忘提及数十年前亲历的那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我于1955年从中央组织部经全国统考进北大哲学系学习，1956年暑期之后经校方任命担任系秘书。在郑昕、汪子嵩先生领导下，亲历了那次会议从酝酿筹备到会务全过程。1957年1月，由北大哲学系发起的那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在刚刚经历过万马齐喑的年头，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应邀出席者120余人，前来旁听的北大及兄弟院校本科生、研究生近百人，另《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媒体先后前来采访者10余人）多数人能够把自己想讲的观点基本上都讲出来，在当时确属难得。开在难得的短暂机遇期大家见面时，聊得最多的是，那个会从筹备到顺利举行，恰好处于一个短暂的机遇期：开早了，开不了；开晚了，开不成。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恰好被抓住了。1956年前，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电影《武训传》；批以俞平伯先生为代表的《红楼梦》研究学者；批胡适，从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到批判其“反动政治思想”，乃至批判其洋老师杜威等人；批梁漱溟；批胡风，从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始，到批判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接着又牵引出一场震动全国、规模空前的“肃反”运动（大批中老年知识分子以及与他们往来较多的党政干部，乃至某些资深的高级干部如潘汉年、彭柏山等人都成了“肃反”对象，导致数以万计者被监禁、劳改终身）。此外，致使高等学校沦为重灾区，消极影响重大、深远的还有历时数年的“院系调整”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当年根据政治需要按照苏联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动大手术，进行撤并改造重组，包括著名的燕京大学、东吴大学、朝阳大学在内的诸多高校被撤销。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被砍掉，众多的哲学系被撤掉，原有教师学生被调入北大，北大哲学系一度成为全国“只此一家”（直至1956年下半年起始陆续在几所高校恢复哲学系）。历时数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则是把从民国时期过来的高校老教师列为改造对象，毛泽东提出要求他们“脱裤子”、“割尾巴”，力求通过一次次自我批判和互相批判，肃清“资产阶级影响”。在此期间，各高校中许多资深的乃至国内外知名度颇高的老教师还被剥夺了上讲坛授课的权利。连续几年下来，一片肃杀之气充斥中国大学校园。物极必反。经过数年煎熬，终于迎来了春天（尽管这个春天过于短暂）。回顾历史，从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可称为两个整肃期（毋庸讳言，后者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前者）之间的宽松期。至今，亲历者仍不忘津津乐道那个短暂而多彩的一个个令人目不暇接的横断面：1956年1月14日，由中共中央召开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党政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共1200多人参加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隆重开幕。这一出乎意外的大型专题会议，在会前经过长时间的郑重筹备。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政领导机关中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宗派主义倾向，低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妨碍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周恩来在报告中郑重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大会还向全国郑重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中提出全党上下要把“关于知识分子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解决，迎接全国文化建设的高潮。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方针”。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提出实施双百方针。他宣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人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意见”。5月26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奉命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演讲，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有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陆定一的演讲对双百方针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一些“左”派人士由于对双百方针不理解而发出的不谐言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2月27日、3月12日，针对知识界一些人的重重疑虑，毛泽东先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此外，毛泽东在这一年多的时间，还曾先后分别约请多位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知名人士在他的书房里谈心，听取他们关于发展学术事业的意见和建议，颇得好评。正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机遇期，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在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抓住机遇，主动发起1956年的早春气候，在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燃起了希望。尽管对于屡历沧桑、富有政治经验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仍将信将疑，但是大家普遍希望抓住当时有利时机，做些能够做、可以做的事，在推动学术发展、培养造就人才方面有所作为。北大哲学系部分老中年教师经过酝酿，打算从破除“日丹诺夫戒律”上打开缺口，在哲学领域突破坚冰，引导各种不同观点展开争鸣，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的雏议开始形成。由中哲史、外哲史教研室引领，波及其他各教研室。以往，由于死守苏式教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日丹诺夫的一席讲话，竟长期束缚苏联、中国及东欧各国哲学界，大家不得越雷池一步，把丰富多彩的哲学发展史变成干巴巴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互相斗争，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对持有异议者动辄上升到政治问题加以讨伐、制裁。对此，大家早已忍无可忍。抨击乃至去除这一戒律，解放哲学界，乃学者们的共同心愿。用几千年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文明史，驳斥日氏戒律，去除此一枷锁，成为举办此次酝酿中的哲学讨论会的共识。而且众人一致主张“要开就开大的”，即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邀请全国哲学界有志者共同参与，共议复兴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大计。为了避免审批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麻烦（开这样的会，可以说是1949年建国后中国哲学界第一次吃螃蟹，大家都小心翼翼），于是议定把会议的名称低调定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级领导的首肯和相关部门热情支持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热情支持。首先是造舆论。经与《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商妥，陆续在该报理论版发表数篇重头文章：郑昕先生的《开放唯心主义》，冯友兰先生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朱伯崑先生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文章刊登后，在学术界获得一致好评，有些读者致信报社编辑部，希望多多刊载类似有利于促进开展学术讨论的好文章。接着，与有关领导机关接洽，试探获准召开的可能性。第一步，请示校党委。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对哲学系带头发起组织全国性学术会议大加称赞，并表示对上对外交涉如遇困难，学校党委可出面。同时指示学校各有关职能部门切实做好各方面的保障工作，确保会议圆满举行。对上对外交涉，没想到竟一路顺风。这当然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当时党中央各部门无局级设置，处即相当于现今各部门的司局）处长的于光远同志表示，开好这次会议，将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他还主动帮助与中宣部理论处、教育处等职能部门接洽，均获得支持。高教部政教司负责人也表示热情支持，还提出如有必要，可由他们向上级主管部门接洽以及向有关兄弟学校打招呼。这里还特别想提及当时在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员的严慰冰同志（陆定一部长夫人）。她是由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某培训班毕业后分配来北大任教的，她和同事间相处很亲切，大家都称呼她严大姐或慰冰大姐。当我们提出请她就我们召开哲学学术研讨会一事在部长那里吹吹风，她当即满口答应，并很快有了回音。她说：对他来说这样求之不得的好事，哪能不支持呀！（至于后来文革中她遭受林彪、叶群之流丧失人性的恶毒摧残，北大同仁无不愤慨之极）在同中央级相关各学术机构接洽中，都普遍获得这些单位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与赞许。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副主任潘梓年同志（主任郭沫若先生为挂名，潘为实际主持人，并曾兼任哲学所所长）最为热情。当时我们曾数度提出由“学部”主办此次学术会议，均被其婉拒，他示意由你们北大出面最合适，学部及哲学所将全力支持，届时两机构主要学者和他本人都将莅会，并将通知准备与会人员在会前写作论文或发言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胡绳同志对这次学术活动也表示高度关注和支持。除表示届时派出强大阵容参会外，还欣然允诺承担会议总结发言的重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顾锦屏等多位资深专家，也都表示将以老朋友身份与会，参加切磋研讨。中共中央党校以艾思奇同志为首的数位资深哲学家都表示将集体与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诸多兄弟院校的同行都表示在当时召开一次全国性哲学学术研讨会，贯彻双百方针，破除教条主义等绳索，是适时的、必要的。在忆及这次全国性哲学研讨会从酝酿、筹备到会议成功运行的全过程中，应当特别提及核心人物汪子嵩先生。子嵩先生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千里迢迢历经艰险从祖籍浙江奔赴地处西南边陲、举国闻名的西南联大。在联大，他一面师从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刻苦攻读希腊哲学，颇受陈先生赏识；一面热心参加救亡运动。在参加中共地下党之后，成了当地学界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群众运动的活跃分子。抗战胜利后北大返京，在经过院系调整之后的北大哲学系，子嵩先生受命主持系务日常工作，担任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同时担任北大校党委委员）。此时，他毅然放下热衷的希腊哲学研究，全身心投入率领全系师生为办好当时全国唯一幸存的哲学系竭心尽力。他一方面做好来自七、八所兄弟院校教师的思想稳定和关系协调工作，与他们做知心朋友；一面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尽可能保护被触及的教师，减轻政治压力。同时对被剥夺授课权利的教师，尽可能采取补救措施，如安排他们开设若干专题讲座和某些专门化课程，组织编辑或编译中外哲学思想史料，参与中央编译局委托的某些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咨询服务。在他的多方努力下，还有几位知名的北大哲学系学者应聘担任《人民日报》学术顾问等等，使他们不致被边缘化而荒废业务，为日后中国哲学教育的恢复发展储备至关重要的师资资源。因此，在酝酿组织此次学术讨论会过程中，他自然成为组织大家多方谋划的关键人物。此外，他在校外学术界及诸多中央党政机关具有广泛与良好的人际关系，平时即经常邀请诸多一流学者来校演讲或授课，每请必到。这就为促成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梦想成真提供了必备的外部条件。自由争辩精神贯穿会议全过程在经过较为充分的酝酿和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座谈会于1957年1月22日如期在北大举行。由郑昕、潘梓年、何思敬的轮流主持。来自四面八方的哲学界旧友新朋，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大家共同怀抱通过敞开心扉，自由争辩，取得共识，力求在排除对哲学学术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严重干扰的教条主义和诸多不恰当的政治干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把“双百方针”从口头上、字面上落到实处，以繁荣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大多数人都能借参与这一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把自己积攒心中多时想说的话说出来，一次说不完，再三再四陈述。对不同的意见，据理力争，却很少出现扣帽子，强加于人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泰斗式人物冯友兰、贺麟、朱光潜、金岳霖等人的发言，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对引起争辩的问题，一再申明自己的观点，在整个几天研讨中，起了引领的作用。在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张岱年、任继愈、洪谦、陈修斋、朱伯崑、张恒寿等的高质量发言，吸引与会者的关注，形成一次次精彩的场面。个别“左”派人物（如关锋、孙定国）在当时的氛围下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实在按捺不住时甩出几句如“修正主义”之类扣政治帽子的言辞，但颇不得人心。也有少数与会者曾因此而迟疑却步，这不过是支流而已。会议谈论的最多话题之一，是如何对待唯心主义哲学。与会大多数人认为过去几年对待唯心主义的批判乃至声讨，固然受国际的影响，与“以苏为师”，照抄照搬洋教条有关，但是政治的介入，动用党政权力，干预本属学术领域的争论，甚至涉及对人的使用、升迁，极端的情形发展到从舆论的讨伐问罪到使用司法等极端手段，剥夺学者的人身自由。这些粗暴行径不仅大大超出学术争议范围，且构成严重违法违宪行为。在党中央大力提倡实行“双百方针”的今天，有必要彻底扭转以往的错误行径，纠正既往一切错误举措，追究违纪违法者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双百方针”从众人将信将疑转化为深信不疑，做到取信于民。就学术而论，众多学者认为，历史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是共生的现象，两者之间有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不存在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问题，而且往往还有吸收对方长处充实自己的情形。平时，我们课堂上不是常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吗？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立唯物辩证的新型哲学，不是曾经拜先辈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许多人为师，从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吸取有益成份加以利用、改造的吗？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居的学者竟数典忘祖了呢？！中心议题是反对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许多人在发言中一致认为当时影响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倾向是教条主义。除了国际版的日丹诺夫戒律外，国内版的教条主义者除利用国际版的余威兴风作浪，他们还往往利用政治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优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自居，颐指气使，对经历民国时期特别是留学欧美归来的老一代哲学家，一概否定，在历次运动中把他们作为靶子。因此，此类教条主义者他们身上兼具专制主义气息。所以当年人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也不能不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专制主义，此次会议也不例外。会上也有一些老知识分子心存余悸，惟恐有朝一日遭到反攻倒算。在上述复杂心态支配下，此次座谈会上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只能说是小试锋芒，不甘缄默又适可而止是当时多数人的战术。但总体来说，这是一次以知识界为主体，初试锋芒，反击曾经盛行一时的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一次盛会。它同1956年在青岛举行的自然科学界关于遗传学的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共同构成那个年代留给人们的两道相互辉映的靓丽风景。人们对于当年的勇敢者们一直是怀有深深敬仰之情的。几点遐想几十年岁月过去了，当年北大中哲史座谈会的与会者以及当时关注此次学术会议的人们，就如何评价此次学术会议以及与此会有关的一些问题，如为什么会出现那段短暂的宽松期，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实施期为何如此短暂，乃至对这一方针本身置评等等，可谓众说纷纭。关于此次学术座谈会的评价，上一节已作简略述评，不赘。关于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那一段短暂的宽松期，应当说是国内、国际诸多因素促成的。诸如之前数年运动连绵不绝，特别是院系调整及相伴随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随后的“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阶层伤害深重，为社会稳定起见亟需休养生息。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也须营造宽松气氛。苏共20大的召开，赫鲁晓夫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苏国内局势不稳，东欧波匈事件频发和扩散等等，都可能对国内政局造成不利影响。故有必要从安定知识阶层入手，营造国内宽松环境，以防患于未然。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公开号召全国公众大鸣大放帮助执政党整风。一时间各种批评建议喷薄而出，尽管绝大部分都出于善意，但因有些话题涉及敏感政治问题，致使当局惟恐失控，于是，风向陡变。6月中旬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席卷全国，短暂的宽松期结束，高等学校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灾区。中哲史座谈会的有些参与者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有些人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违心的检讨，以求侥幸过关。有些人在“文革”中再次受到更加严厉的清算，使他们遭遇灭顶之灾。对于当年怀疑双百方针是圈套者，似可说是一语中籖。关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当年提出双百方针的根由，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我的同窗赵修义近期在《不该被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的长文中，把对于苏共长期在思想文化乃至国民经济领域中推行教条主义的严重弊端引以为戒之说，应是可信的。至于涉及提出者主观上有无蓄意应用“钓鱼术”之说（有人曾将当时一再提出双百方针是随后反右运动中应用“引蛇出洞”的“钓鱼术”的一次预演），因求证之难，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存疑似更为稳妥。关于双百方针本身，与当年提出者的主观意向，应视为两回事。提出并实施双百方针，无论中外，均有悠久历史，其正面效应，有众多史实为鉴。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出发，实现所有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乃未来社会的终极目标。因此，双百方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方针是肯定无疑的。应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为之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切切实实地贯彻实施这一方针，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的和文化的条件，尚需要我们大家为创造这些条件做出不懈地努力。至此，笔者还拟稍加引申，就有关的两点遐想作简略申述。一是如果破除意识形态的制约，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很容易呈现在我们面前。近几个世纪，一个个大国轮番崛起，交替称雄于世。这些国家的强盛，固然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分不开的，人们稍加推究，即不难发现，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也功不可没。比如，唯心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推动国民教育的发达，科学技术进步在全球后来居上，对于美利坚合众国于二十世纪迅速取代大英帝国称霸全球，深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并未致美国于一蹶不振。而百余年来，美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却难有作为。由此可见，主张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相互学习，各取对方之所长，对于推动各派哲学的发展，各自社会功能的发挥，是有益无害的。二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主要领导人正是之后的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德先生和赛先生一时誉满全国。追求民主与科学者不限于学界，其在新兴工人阶级、商界乃至若干政界人物中均有重大影响。之后，在当时的联共（布）操纵的共产国际主导中共早年的活动开始，苏联模式对早期的中共起支配作用。于是，“五四”时期以民主与科学为标志的启蒙运动中止。自此，搬用苏联模式长达数十年之久。即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式”后遗症仍纠缠中国不止。甚消极影响，概而言之，即疏远德先生、赛先生，遗害巨大。经济建设方面，虽成就显赫，但失误过多，代价高昂，成效难如民意。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仅及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的10%不到。而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严重滞后，更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积累众多待解的重大问题。百余年前，马克思即曾一再昭示世人：哲学不仅用于说明世界，更是用来改造世界。哲学，向来就不纯是“书生空议论”，笔墨官司。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怎么走？当前诸多重大难题如何破解？中国国运如何进一步振兴，乃至引导世界尽快走出当前由美欧引发的又一次全球性超级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大有用武之地。只要能够牢记经验教训，不再重复教条主义，面向实际，正视现实，深信不会令世人失望。

前言

前言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已经过去了55年。时间流逝，光阴不再。会上活跃的老一辈学者大都已经离世，当时年轻的参与者也都进入耄耋之年。环顾今天中国的哲学界，已经沧海桑田。当年争得面红耳赤的那些问题，似已少有关注。如今，为什么还要重新端出这一段往事，将当时的历史资料（包括当时的报道，档案中保存的有关原始资料，参与讨论的论文和会上的发言稿以及在海外发现的资料）重新编纂并加以回顾和反思呢？因为，这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在新中国成立早期30年中，实在是太难得、太重要了。然而现在几近被遗忘。我们觉得有一份责任，让这个如此重要的会议不致被岁月所湮没。之所以说是难得，是因为，30年间，中国的学术（尤其是哲学）一直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批判连绵不断。高层定调，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而且都是紧密地与政治运动联结在一起。学术（尤其是哲学的批判）有的时候是运动的前奏，有的时候就是运动的主题，有的时候是一个外壳，有的时候则是政治运动的深化和延伸。那些学养丰厚的学术大家，或是缄默，或是成为批判的对象，或是被迫作出各种各样的违心的自我批判。讲真话，就真问题进行自由的讨论，彼此诘问，互相切磋，几乎绝迹。唯有这次座谈会，如当时主持哲学系工作、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办者之一的汪子嵩先生所说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不仅会议的主角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一群原本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大家坦陈自己的见解，而且革命时代就开始学术生涯的顶级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等积极参与讨论。不仅如此，那个时代的各个不同学科的许多资深学问家如朱谦之、朱光潜、金克木等都参与争辩，在此后举办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上，何思敬、侯外庐、吕振羽等著名学者也应邀与会并踊跃发言。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名家大多都在这次大讨论中现身，坦陈自己的见解。还有更多学养深厚的中青年学者，甚至一些在读学生也参与讨论并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各种见解。这是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一次学术会议。确属难得。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再也没能重现。既是难得，就没有理由不去追问一下，这难得的机会是如何得来的？后来又为什么不能再现？翻翻历史就可以看到，这次座谈会是1956年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仅有的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之一（另一次是自然科学界的遗传学座谈会）。两个会议的主旨都是要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高层力图向思想界学术界表明执行这一方针的决心和诚意。学术界则将其作为“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一次尝试。高层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重视，只要从《人民日报》在1956年的10月到1957年的5月初之间，连续发表与会议论题相关的大块文章以及对于会议的非常密集的报道就可以说明。1957年3月冯友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将这次座谈会作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例证，被《人民日报》用《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这样醒目的大标题全文刊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百家争鸣的试验，是高层用于向全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表明“春天来了”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此次会议在国际上也有影响，会后，汪子嵩先生应邀给在华的苏联专家介绍会议的情况，专家们都饶有兴趣。顾红亮先生在哈佛大学档案中发现的当时美国哲学家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通信，也可视为一个佐证。但是，1957年夏季风云突变之后，这次会议就遭到了清算。1958年初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的关锋挑头对这次会议进行大肆抨击，给座谈会扣上了“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嗣后在各大学的“拔白旗”运动中，将这次会议以及会上活跃的一些学者作为重点的批判对象，大张挞伐，如冯友兰的言论被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并在报刊上广为传布。这一大转折，不仅标志着整个学术生态的改变，而且也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短暂的“春天”已经告终。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所具有的标志性的意义。总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综观这三十年的学术史，更加难得的是，在这么一个短暂的“春天”里，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活跃于会前、会上、会后的大学问家们，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么一个短暂的瞬间，展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会前哲学系主任郑昕先生发表了《开放唯心主义》一文，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坦诚地说出了老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内心的困惑和对于学术自由的殷切期望。1956年下半年，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许多教师多次讨论了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冯友兰、朱伯崑等还著文在报刊上发表。据当时筹办会务的方昕先生的回忆，正是在教师们群策群力的推动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北大哲学系领导决定向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相当于现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主管部门申请发起一次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得到了潘梓年、胡绳、于光远、李正文等负责干部的热情的支持。可见这次会议与完全由上层发起的遗传学会议不同，是知识界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主动争取到的一次机会。没有这种主动的争取，机会也许就转瞬即逝。读读汇集了会上会后发表的文章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和有关的系列报道，我们就会领略到围绕当时的争论焦点所开展的“两论相订”中，学界的前辈是如何在这难得的有限的“自由争鸣”中，力现自己的文化担当，展示自由之思考和独立之人格，这一真正的学人不可或缺的风骨。如果再放到那个刚刚经历过多次严酷的批判运动的具体情境下，就会发现，这是何等的不凡不易。徐梵澄先生在谈到此次会议的主角之一贺麟先生时曾经说过，“贺麟是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我是守道而已”。也许“守道”就是这次座谈会的精神的集中体现。固然，在当时的情境下，“守道”的方式如梵澄先生所示，会各不相同。此外，许多学者在急剧的社会转变面前，还有许多困惑还在苦苦地寻道、问道。也正因为这样，呈现出多种的色彩。我们编纂本书，不是想逐个重评当时与会者的发言，而是透过这个典型的学术案例，同大家一起追思当代中国学者的“守道”历程。在当时一些人看来，坚守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就是“守道”，然而事实证明，其守的不过是教条主义的陈词滥调。相反，质疑、批驳这一戒律的言论倒是体现了为学之道。经历了时间的检验之后，可以看出求实求真，独立思考，勇于探讨，敢于坚持，不畏权势，平等对话，以理服人，才是坚持“双百方针”的学术争鸣之道，为学之道。已故哲学家冯契先生在其《近代中国哲学的革命进程》的“后记”中曾经谈到，自己与已经逝去的时代的思想家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非常亲切，非常亲密。正因为这样，对于他们就有一种同情的了解，而学术的“意蕴（意义和意味）正是因为有同情的了解才能充分揭示出来”。我们这一辈学人对于活跃于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的先贤，也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的，既有一份亲切，也有同情的了解。每每重读会议的材料都有新的感悟、发现和心得。所以在编纂和重刊会议的实录的同时，本书除了汇集已经发表的回忆和分析的文章之外，还邀集了一些学人写了一些回顾和反思的文稿，作为全书的第三部分。令我们格外兴奋的是，一批比我们年轻的学者也热情地回应了我们的邀请，撰写了研究这次会议的文章，不仅为我们了解这次会议情况提供了许多独到的视角和新鲜的资料，而且也展示了新一代学者对此次会议精神的感悟。相信具有不同阅历，不同学科背景和关注点的学界同仁，面对这座值得发掘的精神富矿，一定还会有许多新的感受和发现。六十多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确系当代中国哲学演进历史中异乎寻常的一件大事。1949年之后，哲学一直处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不断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凡是被批判的对象（无论是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适、胡风、梁漱溟……）都统统被归结到“反动的唯心主义”。其理论的依据最直接最集中的就是从1940年代后期就从苏联迻译过来的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而这次会议尽管是一次中国哲学史问题的讨论，但是重点在方法论，聚焦于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到底是否正确。会上冯友兰、贺麟等众多学者对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对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的批判，无疑是一大突破。而1958年之后，这些质疑都被扣上了哲学“修正主义”的大帽子，整个哲学界又重新复归到以前的状态。嗣后尽管也有过一些讨论，但都是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进行，而且变本加厉，把党内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也都一一归结于唯心主义。可见这次会议的命运实际上预示了后来中国哲学的走向。不过此次座谈会对于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尽管昙花一现，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就消极的方面来说，座谈会遭到的全面清算，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后20年间中国哲学的命运。但是也不是说一点积极的东西也没有留下，1978年之后，日丹诺夫定义迅速失去市场，就得益于这次会议。此外，正像会议总结所指出的，会议引发了大家对哲学史的兴趣。这就使得中外哲学史这两个分支学科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培育了众多的专业人才。5月的工作会议部署的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洪谦等先生提出的编译供初学者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如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选编的六本资料），哺育了几代学子。本书汇集的回顾和反思的文章提供了一种视角。使我们感到，如果细细品味的话，其哲学意蕴还是相当丰富的。一则，与会者在讨论那些今天已经被淡化的哲学问题的时候，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哲学学科的研究。如梁志学和陈霞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一文中所指出，会上贺麟等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依据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就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问题提出的经过独立思考的看法，克服了苏联哲学界流行的观点，“这是新中国哲学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对中国近现代哲学有专门研究的郁振华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冯友兰、贺麟先生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论据，对于他们在40年代形成的哲学思想也有所推进。另则，座谈会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尽管胡绳最后的发言，有点总结的味道，但终究是一次没有结论的会议。档案透露，会议的主持者之一，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先生在会后评价会议说，看起来日丹诺夫定义的拥护派好像是“以声势取胜”了，但是实际上谁也没有说服谁。风云突变之后，官方下结论，把质疑日丹诺夫定义的论者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宣布一个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并不等于制服它。”会上激辩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许多至今未得澄明。首先是哲学和政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郑昕先生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的问题，涉及的是学术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而会上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和学派如何做阶级分析的许多讨论，涉及的也是类似的问题。这一问题近30年来仍然十分纠结。其次是如何对待教条主义？如何克服教条主义？这是当时会议的一个基调，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也是座谈会的一大收获。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就急转直下，后来干脆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取消了。改革开放之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教条主义是一大冲击。但是，环顾今日，教条主义的积习还是挥之不去，有的时候还十分的强势，其原因何在？如何解决？本书刊载的晋荣东教授的文章从认识论上作了探索。第三，怎样看待唯心主义？这一问题是当时会议的焦点之一。美国哲学家霍金给陆定一的信中提出的问题“你们如何定义唯心主义？”，当时并无回应。近30年来对西方哲学史的深入的学术研究，已经把这一问题深化。诸如，如何理解西方的本体论，解读“being”这个哲学范畴，古代的西方哲学有没有泾渭分明的唯心唯物之争等等问题都一一提出，并加以辨析。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成果丰硕，对于历史上的唯心主义的评价和分析已经大有突破和进展。可惜，有些哲学原理的教科书还是在沿用1950年代对这些问题的论点，并当作标准答案灌输给青年学生。第四，如何对待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座谈会上冯友兰先生的见解后来以“抽象继承法”为名留存于世。尽管长时期中一直受到批判，但是冯先生在晚年还一直坚持，学界赞同之声也时常出现。这到底是一个创见还是一种错误，学界似乎还没有充分讨论。郁振华先生的文章提出，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应当视为一种创见。座谈会上，周辅成先生对于道德继承问题也做过精细的分析，可惜，迄今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当今的社会生活又把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继承问题，非常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社会上歧见纷呈，好像兜了一个圈子还是回到了半个世纪之前。第五，与此相关的是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领域的问题，更是价值论领域的问题，至今还困扰着国人。冯友兰、周辅成等就价值论作出的阐释，还未引起充分的重视和评析。第六，座谈会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关系问题的争辩，涉及辩证法的一个核心问题——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如梁志学先生所指出，会上对日丹诺夫定义作出质疑的学者，实质上依据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颠覆了“斗争的绝对性”这一被苏联学界奉为经典的命题。然而，这一命题正是带来许多悲剧的“斗争哲学”的理论依据。可惜，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尽管也有过讨论，但是“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苏式教条，至今还写在我们的教科书上，继续向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干部和学生灌输。凡此等等，足以说明，这是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所涉及的内容不仅涉及哲学的学理也涉及公众非常关心的诸多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次重要的会议，几近湮没。北大哲学系建系80周年之际，汪子嵩先生有过回忆文章。座谈会50周年之际北大哲学系曾经开过一个小型纪念会。近年来对冯友兰，贺麟、张岱年等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也很少涉及他们在此次会议前后的学术思想。有鉴于此，我们才决定编纂此书，期望引起学界重视对此次会议所涉的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

后记

2010年8月我们北京大学哲学系1955级同学会聚北京，参加汪子嵩先生主持的《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发布仪式，并庆祝毕业50周年。在聚会期间，师兄方昕提出，1957年初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中国老一代学者敢于讲真话，向苏式教条主义发难的一个会议，非常重要。建议五五级同学一起来做件于全国学术界有益的事——重新回顾和反思当年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并汇集有关资料为学术界保存一份可贵的遗产。方昕当年担当了从会议的筹备开始到整理会议档案全过程的具体事务。可以说是这次会议的全程亲历者。他对会议之重要的感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个倡议获在场同学一致赞成。在8月20日《希腊哲学史》发布会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在场的非五五级的同学如李真、王树人、李玉章、武维琴和社科院哲学所几位学者如姚介厚等也深表赞同。我们深感，作为1950—60年代的亲历者，对这个已经逝去的年代的思想家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的。活跃于会上的前辈学者有些就是我们的老师，非常亲切，也非常亲密。这份感情，使得我们对这些前辈学人有一种同情的了解。诚如冯契先生所说，同情的了解尽管也会失之偏颇，但是“哲学的意蕴（意义和意味）正是因为有同情的了解才能充分揭示出来”。所以，我们确实有一份责任，在有生之年把这件事情做好。为落实这一动议，陈村富于2011年5月16—19日在杭州召集张翼星、赵修义、朱贻庭一起碰面，商议分头进一步收集资料，撰写评论，并邀请了学长和一些有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著文评说。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各方的热情支持。梁志学先生作为会议的亲历者特地为本书撰写了新的回忆文章，年过八旬的周继旨等先生特地撰写了长文。华东师大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郁振华、晋荣东教授撰写了富有学理深度的专文，顾红亮教授在美国访学期间还从哈佛大学的档案中找到了会议前后美国哲学家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通信原件和手稿等珍贵史料。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哲学”的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不仅亲自撰写专文还主办以“纪念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邀集各地的专家就此进行研讨，给了我们听取各方见解的机会。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山顺明先生为本书资料的寻访提供了热情的帮助。没有他们的相助，我们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是难以完成这项工作的。今年正值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100周年，谨此作为我们五五级系友的一份献礼。以期引起大家对于哲学系百年历史之跌宕起伏，以及它在中国学术史上所起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的全面反思。。本书得以付梓全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陈昕先生的鼎力支持，世纪文景公司的姚映然副总编和执行编辑马晓玲女士为本书的改进和顺利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赵修义 张翼星 陈村富 朱贻庭

内容概要

赵修义，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纲要》等。

张翼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合著）等。

书籍目录

目  录

前言

1957年中国哲学史会议实录

北京哲学界讨论中国哲学史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

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

哲学史家聚会北大临湖轩　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第三天　在遗产继承等问题上尖锐交锋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闭幕　昨日讨论资料整理出版问题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散记

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

郑  昕     开放唯心主义

冯友兰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

冯友兰     关于“两个问题”的补充意见

朱伯崑     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洪  谦     谈谈学习西方哲学史的问题



任继愈     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

汪  毅     一个问题，一点意见

石峻      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张岱年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问题

朱谦之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朱启贤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韩树英      谈谈关于哲学史的对象问题

杨宪邦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

张岱年      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

任继愈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几个困难问题

张恒寿     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

朱光潜      谈思想两栖

魏明经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

王太庆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目的问题



贺  麟      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

贺  麟       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陈修斋       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

关  锋       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

张世英       略谈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陈修斋       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

张岱年       如何对待唯心主义

王方名       关于对待唯心主义问题

任  华       谈谈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邓初民  读了关锋先生“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以后



冯友兰       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冯友兰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补充意见

周辅成       必须重视祖国哲学遗产的特点和价值

张岱年       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朱启贤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杨正典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

黄子通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错误观点

张岱年       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定  思       中国哲学史的继承性问题

吴恩裕       我对几个哲学问题的看法

汤一介       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关  锋       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

燕鸣轩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点意见

赵俪生       论哲学遗产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区分

张恩慈  沈少周   怎样认识哲学中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

杨洁民       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萧萐父       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性

萧萐父       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问题

艾思奇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



李志逵       读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的一点意见

孙长江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历史理论是有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羊华荣        我赞成冯友兰先生的看法

戴清亮  林可济   对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的评价的一些意见

唐  钺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

温公颐       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意见

胡  绳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补遗

贺  麟       集中力量反对教条主义

关  锋       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



追忆与反思



汪子嵩   一次争鸣的讨论会——1994年6月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80周年作

方  昕    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1957年北大中国哲学史座谈实况追记与反思

梁志学    我的回忆

周继旨    有关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回忆与反思

张翼星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召开的缘由和启示

赵修义    不该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

陈村富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55年祭

谢  龙    百家争鸣与反对教条主义——“启蒙”征兆被摧毁的历史教训

张翼星    一场有待展开的哲学争鸣——我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几点认识

梁志学 陈 霞    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反思

陈 霞    谈谈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再反思

陈卫平   “抽象继承法”蕴涵的问题：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

郁振华    1957年中哲史座谈会上的冯友兰和贺麟

晋荣东    教条主义及其认识论根源——冯契与1957年中哲史会议

顾洪亮  “你们如何界定唯心主义？”——记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

附：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来往信件

后记

编辑推荐

《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编辑推荐：1957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学术会议，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在编纂和重刊会议实录的同时，发掘出诸多不易见到的珍贵史料，收入了当时《人民日报》、《新建设》等重要报刊发表的相关报道，北大、哈佛大学收藏的独家档案，汇集了汪子嵩、方昕、梁志学等亲历者撰写的回忆文章，还邀集学人写了一些回顾与反思的文稿，不仅提供了许多独到的视角和新鲜的资料，而且展示了新一代学者对此次会议精神的感悟，共同追思当代中国学者的“守道”历程。

作者简介

1957年  中国哲学界  百家争鸣

金岳霖  冯友兰  贺麟  郑昕  朱谦之  朱光潜  何思敬

侯外庐  吕振羽   胡绳  潘梓年  于光远  艾思奇

任继愈  周辅成  汪子嵩  朱伯崑  陈修斋  张世英……

在学术与政治的夹缝中大胆发声

追问中国哲学往何处去   共同捍卫思想的尊严



1951年，电影《武训传》遭到批判，随后，“胡风反革命集团”、红学家俞平伯、胡适、梁漱溟相继成为批判对象。多次“运动”过后，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噤声一片，知识分子心中阴云弥漫，难以消散。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鼓励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知识分子迎来了早春天气。

1956年8月，自然科学界生物遗传学会议在青岛召开，新华社报道称之为“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开端”。

1957年1月，为了进一步在社会科学领域贯彻双百方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会议主题聚焦在，是对苏式教条主义理论亦步亦趋，还是也应深入探讨中国哲学的传统与特色？如何看待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之间的关系？中国哲学遗产应如何继承？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贺麟强调的“唯心主义也有好东西”等观点引发了诸多争议。此次会议被广泛认为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会上，诸位学者“风云守道”，在这难得而有限的“自由争鸣”中，力现自己的文化担当，展示出自由之思考、独立之人格这一真正的学人风骨。

1957年6月，《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出炉，反右派运动展开，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就此画上句点……

1957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学术会议，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本书在编纂和重刊会议实录的同时，发掘出诸多不易见到的珍贵史料，收入了当时《人民日报》、《新建设》等重要报刊发表的相关报道，北大、哈佛大学收藏的独家档案，汇集了汪子嵩、方昕、梁志学等亲历者撰写的回忆文章，还邀集学人写了一些回顾与反思的文稿，不仅提供了许多独到的视角和新鲜的资料，而且展示了新一代学者对此次会议精神的感悟，共同追思当代中国学者的“守道”历程。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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