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文集（共3册）

章节摘录

　　十二月政变完全是一种阶级仇恨的发泄，这种阶级仇恨并不是由于牺盟路线之太“左”，或是牺盟工作之过火激成的，而是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一毛不拔，只看见他们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而看不见国家民族利益——完全是由于这种卑下的意识所形成的。抗战以来，对于中华民族支付代价最大的是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他们是用血与汗支付这种代价的。试问当兵死在前线的，以哪一阶层的人为最多？无疑的是工人和农民。至于支应兵差，更完全是工人和农民的专业。从垣曲西往阳城、沁水、浮山，东往高平、长治、壶关、林县，只就这两条大道上说，每天支应兵差的民夫、毛驴，络绎不绝，甚至于是自带食粮、草料。这种劳苦的负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丝毫不负责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两年多的抗战事业究竟贡献了些什么呢？负担了些什么呢？趁火打劫，发国难财的人，又是以哪一阶层的人为最多呢？有力的出了力，有汗的出了汗，甚至流了血，而有钱的却未出钱。减租减息并非有钱出钱，只是叫地主资产阶级减轻一点剥削。今天他们对这一点进步措施的仇恨，就是由于他们的剥削权利稍稍受到了一点限制而来的。　　十二月政变因为是一种阶级仇恨的发泄，所以它的残酷性是空前无比的，反动的普遍性与深人性达到了可惊的程度。上自封建军阀官僚，下至地主豪绅，流氓地痞，构成了一条反动阵线以拉网状态向着抗日革命民主势力包围进攻，企图一下子把进步力量扼杀。这次晋东南进步的抗日干部被捕杀者数以千计，对于抗战，真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牺盟会的政纲即阎司令长官所手订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是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的。如上所述，牺盟会掌握了抗日政权后，所做的三件大事，正是三民主义之部分的具体实施。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是在具体执行民族主义；民选村长，是在具体执行民权主义；减租减息是在具体执行民生主义。可怜得很，这对于三民主义，只算是执行了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可是，若要具体地指出山西的进步，那末也就是在这些地方表现了山西的进步。十二月政变却把这一切进步做法一扫而空，把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投诸东洋大海。同时，这些进步做法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所必须实行的最低限度的条件，而今天竟连这些最低限度的条件也完全摧毁得干干净净。请问十二月政变的导演者，他们的目的究竟何在？自然，投靠敌人，就用不着这些进步做法，不惟用不着，而且抗日政权还是他们投靠敌人的最大障碍，抗日政权是与敌伪汉奸政权不共戴天的。十二月政变的意义就在于山西的大地主大资本家要结束这些进步做法，肃清他们投降的障碍，以便顺利地转而事敌，认贼作父。十二月政变是山西大地主大资本家公开表示其已经死心塌地要作汉奸，再无回头的余地了。　　……

书籍目录

论山西十二月政变（1940年1月）  略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问题（1941年7月25日）　附记：  数一数我们的家当（1943年5月）  　附：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关于对事务工作的认识问题（1947年1月12日）  关于“杀头”与“洗脸”问题（1947年3月27日）  再谈“杀头”与“洗脸”问题（1947年4月8日）关于真理、经验主义、新老干部的关系及动机与效果的问题（1947年4月）  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1947年5月）  以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为出发点（1947年）平定荫营村的情况（1947年5月27日）  边府民教处及公安管理处是怎样“整”党的？（1947年12月）加强财经工作者的群众观点（1947年8月24日）  何谓理论与实际联系？——关于学习方法问题（1948年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学习毛泽东著作，从毛泽东著作学习历史唯物主义（1949年6月6日）珍重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1951年9月15日）  附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1951年4月9日）（摘录）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1951年l2月1日）关于《实践论》（1952年10月）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1954年3月2日）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1955年5月21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1955年6月23日）  什么是唯物主义（1955年）　（一）引言　（二）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　（三）关于真理问题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五）关于规律的客观性问题　（六）关于主观能动作用问题　（七）自由与必然　（八）空间与时间　（九）关于党性问题关于做什么学什么（1956年1月）  关于整风问题（1956年）

作者简介

杨献珍同志的著作基本上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经验的论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运用于党校的创办、管理和教学的理论方针的文章；以及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研究和论战的著作。收入《文集》Ⅰ、Ⅱ的主要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党校教育和理论教学方面的文章；收入《文集》Ⅲ的主要是有关他所坚持并为之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三个著名的哲学理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关于“合二而一”（对立面不可分割的联系）、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文章。杨献珍的这三个理论问题，在“左”的错误统治时期是受到错误批判的。康生把这种批判概括为“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杨献珍关于这三个哲学问题的文章，作为讲稿写出，当时并未发表。在1959年批判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进行总的攻击时，他已经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发表文章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自由和权利了。关于杨献珍这三个理论问题的言论最早在报刊上出现，是由批判者用断章取义和移花接木的手法，从杨献珍的文章中片面摘取其批判所需要的部分言论，在报刊上公布，同时进行所谓“批判”的。“文革”时期，更是给杨献珍捏造种种罪状和罪名，进行批斗。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杨献珍只能采取申述和抗议的形式，如向中央写信，向中央专案组写抗议材料等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对那些错误的批判进行批驳。“文革”结束后，杨献珍恢复了自由，有了发言权，才在各种报刊上和书籍中，发表了他的申述和抗议；对那些还在沿用断章取义偷换命题的手法或通过篡改党校的历史事实而对杨献珍的哲学观点继续歪曲进行“批判”者进行了反批判，等等。杨献珍的这些文章，不仅体现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党校教育家的风范和坚定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尚品格，而且还是研究现代中国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重要文献。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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