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书评

今天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1997 年，一本叫做《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的书仿佛不经意间出现在读者面前，在国人度过不完全的市场经济社会生活多年之后，以经济学的视角，第一次向公众明确讨论市场经济生活下中国人当时的道德现状，一时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对个人在社会中的道德影响力、以及个人言行和经济生活遭遇的诸多思考，经由这本书的诞生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个人的经历总是最好的观察，今天，当人们回顾当年关于《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的讨论，或许会发现：十几年过去，面对市场经济日益趋于完善的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近况，中国人的道德困惑不是缓解，而是越来越沉郁了。人们越发陷入了对越来越浓重的对国人道德前景的焦虑。王国乡先生现在写作的这本《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也是一本以经济学特别是边际贡献理论为视角，正面讨论今天国人在新的市场经济生活条件下广泛的道德焦虑和迷惑的著作。2008年初春，我国南方遭受50年未遇的特大冰雪灾害，很多地区的高速公路因路面结冰而被迫关闭，大量滞留回家过年的旅客。当时，一辆由广东开往湖北的长途大巴客车，在行驶途中遭遇路面结冰出现意外，高速公路沿线刘姓农民及家人热心救助了车上的44名乘客，将受伤司机及时送医，同时负担了全部乘客的食宿及日用品。后来这件事经由媒体宣传，成为在抗击冰雪灾害过程中涌现出的英模事迹，当事人进一步受到表彰和宣传。后来，此事辗转得到部分当事人证实，在救助过程中刘姓农民向乘客收取了合理费用，当地宣传部门和报道过此事件的媒体陷入尴尬。救人收费，在计划经济时期的道德标准下，其人道主义精神无疑会大打折扣，因为社会长期倡导的是一种“无私奉献、损及利人”的行为准则，符合这种行为准则的言行才配得上高调的道德评价。那么，在今天趋于完全的市场经济和个人生活条件下，人们对这样的救人收费，是不是有了新的评价？这样的行为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地位的价值交换，还是人心不古、世道浇漓的世风衰落现象？这个案例遂成为《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这本著作发起讨论的切入点。重义轻利，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千年帝国时代的道统思想体系中，很典型的道德标准之一，追逐义还是利的人生，决定了个人人格属性是“君子”抑或“小人”，而人格属性即对一个人进行了彻底的定性。扩展来说，古代贤人奉行的“文死谏、武死战”原则也是一种重义轻利。这里的“义”成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利”则指向个人生活的质量。古代知识人阶级中的极端者，不惜牺牲生命来换取名誉，正是出于道德评价乃是中国人能否融入当时社会的首要标准。明智的封建帝王，善于发现那些拼死直谏的朝臣，却是沽名钓誉的亡命之徒。长久地受到“义利”观念深重影响的国人，直到今天也很难避免将追逐名利排斥所谓“道德”之外。这是从古至今，一直绵延至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主流道德伦理观的“无私利人为道德”的道德规范的历史渊薮。但有趣的是，历史观念和长期教育并不能泯灭民众的本能，人们可以凭借一瞬间的道德自觉（直觉）来做出对某事的道德判断。对于上面故事里那位朴实的刘姓农民，在收费救人之后，被救助的乘客仍然对其表达了深切的感激之情，甚至多数的乘客都在媒体的失实报道之下选择长期沉默，在潜意识里维护着热心助人者的形象不被破坏。这或许就是一种“道德自觉”。 “道德自觉”可以穿越时代，但并不能很好的观照今天。从市场经济建设实绩的角度来说，或许我们可以把上述知情人为救助者的集体缄默，理解为他们把整件事看做一种合理的情形。因为在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中，经济人追求经济利益或者说合理的经济回报、平等地位的经济人之间的商品、价值交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个人或本位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能够保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社会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意味着市场经济不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也就不必再去适应“损己利人”的硬性道德要求。因此不论从遵循价值交换规律还是个人道德水准来说，收费的热心救人者，仍然足以配得上道德的褒奖。从市场经济社会中遵循市场游戏规则的理性的经济人角度出发，是所有经济学家讨论专业问题的前提。因此，王国乡在书中运用这个假设层层深入地表明他的上述观点时，人们一定也不奇怪。但是难能可贵的是，本书恰恰是着重从社会伦理、甚至是从哲学角度来讨论问题的，全书调动主要笔墨集中批驳的诸多陈旧观念也都是针对现行的伦理学、经济伦理学教材中的主要观点，这使人感受到作者希望解决问题的信念。王国乡先生认为，一方面提倡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道德原则，另一方面又提倡无私利他或集体主义的非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时，它就使人们陷入无所适从的道德困境。（参见本书209页）而造成这种道德困惑的根本原因，除了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矛盾和适应问题，主要是认识方面的道德观错位。我国当代正统伦理学把良心或善良意志为情感基础的“爱人”或“不损人”的人格道德，误认为是“无私利人”的经济道德在个人人格行为中的“内化”，并据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出无私利人、无私奉献的经济行为才是人格道德的结论。而要解决这种道德困境，从伦理学角度来说，就是要区别人格道德和经济道德。“人格道德是个人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以达到融入社会的直接目的，而自觉修养的人格品德或美德。经济道德是个人在融入社会后，为了参与社会合作生产与互利交换，以达到取得经济利益的目的，而自觉选择的资历不损人或为己互利的道德。”简而言之，人格道德是我们以往概念中所熟悉的道德修养；而经济道德主要是作为“自主权利地位的经济人”在个人的经济生活中恪守市场经济规则。如上所述，鉴于历史，区别人格道德和经济道德也同时是中国人所特有的道德困惑。为什么我们明明感到收费救人是道德的，却往往同时觉得如鲠在喉？使我们的道德洁癖已经深入骨髓，还是因为“道德”在伦理学意义上来说复杂到这样的程度？这些问题都要在区分人格道德和经济道德之后，才能看的更加清楚。因此笔者将其视之为王国乡先生这部著作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时代特有的困惑，要在时代的背景之下来讨论其解决的途径。我们先前往往将道德困惑同道德沉沦等量齐观，将对经济道德方面个人言行的不适应，混淆为人格道德的具体缺失。在今天的经济环境和价值概念中，显然是一种盲目的焦虑。在王国乡先生看来，只有肯定两种道德并存，并阐明二者的本质区别与相互关系，才是解决中国人今天道德困惑唯一可能的选择。2011.4.14

《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理念与社会希望

《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理念与社会希望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社会生活经验，这意味着，一位他国的观察者，无论多么睿智，亦无法获得对这一国的明彻观察。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状态，以其表象上的豪健勃发，成为世界范围的公共焦点与研究对象。但至今为止，并没有一种论述框架，可以将这样的经济发展经验，有效地加以展现。所谓的“中国模式”，仅仅以暧昧模糊的镜像，在国际经济视野里显现，同时以夸张脸谱式的形象，出现在民族主义者高调而自豪的赞曲里。对“中国模式”进行反思，终究还是要靠亲历其中的人们。出生于1935年中国经济学家王国乡，经历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疾风暴雨，也分享了此间的晴天丽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在未经思索的人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少，也是水到渠成的故事。而王国乡，这位自年少时代即自觉探索社会发展的前景的知识分子，则更多地窥见了华丽的发展话语背后危险之所在。他是当代中国反思“中国模式”的思想者之一。《自主权力的道德界限》是王国乡退休之后所著，凝聚了他大半辈子的思考成果。历经沧桑、深味人世沉浮如王国乡者，写一些回忆录，即可吸引公众眼球，但是他学术壮志未酬，沉毅执着地进行严肃的学术写作。在他的生命里，曾经有过为了坚持他正确的观点而罹难多年的经历，这本书的最终出版，仿如一种隔着时空的呼应。但是从经济学视角求伦理学难题，并不是王国乡所独创的研究路径。揭橥于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伦理学，于今已是一门显学。2000年，商务印书馆引进阿玛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在国内引起极大关注，很多充满社会与道德关怀的学者，皆有文章对此书进行评析议论，大多对正在健全市场经济的当下中国，做出了比照式的分析。因而单看王国乡此书，并不觉得惊心动魄，但是把这本书放在他的生命轨迹中来看，让人难免不动心动容。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被非正常的社会秩序伤害，在自我精神成熟完善的旅途中，时代的动荡、社会的变迁，都以斧斫的方式，契入其中，带给他丰富的痛，以及丰富的思考。飞扬的青春在禁闭的时代滑落于幽暗处，蓬勃的思想一次又一次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割刈弃置，不可靠的时代，他所依靠的是自我个体并非健全的理性，以及自己并非刚强的意志。经历过错乱时代的积极思考者，总难褪英雄主义的色彩，就如曾卓在其诗歌《悬崖边的树》所描绘的形象，寂寞倔强地历经磨难，却如逆境飞翔。但是，就学术思想而言，绝境逢生，永远只是一种童话。如果一种思想，只是出于对周遭世界的某种抗争性的反馈，那么，这种思想受到的限制其实是很大的。王国乡在这本书里，表现了极大的学术进取劲：建立一种与国际接轨并具有创新意义的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思想体系。作为读者，读完此书，可能更多是得出与之相反的评价，这本书的局限性，毫不留情地削弱了王国乡的思想本身所带有的创新。首先是本书建立起来的讨论框架，令人质疑：通过对四种著名高校伦理教材的一系列质疑，指出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困惑。学术滑坡已成共识，高校教材，因强制推行而得安身立命，并没有多少人，对其内在的价值充满信心，更多的是习惯其谬误百出，它们与受众的关系，仅在于，后者会自觉关心教材与考试之间的血肉联系。谁真正在乎教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我们时代的社会文化秩序相对应。而王国乡先生，却诚挚地对其质疑分析，我们若不怀同样的诚挚，看到的将是一位堂吉诃德的形象。其次，王国乡先生的研究逻辑，也同样让人难以认同。历史地看，伦理学先于经济学而存在，其蕴含的难题（或曰悖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诠释（而不是解决方式）方式。而作为后来者的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成长的学科，更不能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去面对伦理学难题。仅是最简单也是最本质的伦理学论题：人性善恶之辨，经济学能做的是，先将其进行规范性假定，而不是解决。这是《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的两大硬伤，令人遗憾。但是，这本书的价值，也许正在于此，尽管负伤，仍自成一格。支撑这本书的，是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结构。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理性自利的人，而王国乡则为此做了新的规范，认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人，是“理性自利的自主权利人”，以此推出，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自主选择的交换各自满足需要的“自主权利”关系。而人都有特定的利益追求，市场经济道德的萌发点就在于此，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其本质是“自利不损人”。人的权利，是靠人自争取而来的。无论是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还是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中，一个已达成的共识是，权利，是一种公共产品，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本质上要依靠公民积极的公共行为（包括对国家体制的选择、维护），私人领域同样是由公共行为来维系创造的。王国乡的理论中，隐含了这样的假定，个人自主权利可以得到完整的保障。从而，他的讨论从个人的道德，延伸至制度的伦理依据。道德是一个规范性命题（应该怎样），而不是一个实证性命题（是什么）。同样，制度伦理，也是一个规范性命题（怎样的制度是正义的）。王国乡在书中提出的经济道德，其实是一个价值规范体系，而他描述的经济道德：在经济关系中，以取得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自觉厉行“自利不损人”的原则，更像是一种理想的经济交往模式。人需要靠自己去理解和塑造自己命运的进程，一个国家的民众，同样需要靠自己去理解和塑造自己的历史进程。而我们所拥有的形而上学希望是，意志可以决定现实，当我们拥有一种好的社会共识，我们所共建的社会规范体系就会更有力。而这，正是王国乡在此书中锲而不舍建立市场经济之理想人格、市场经济之理想体制的价值所在。成稿于2011-04-15《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从经济学视角求解伦理学难题》王国乡 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2月版

道德是利益的博弈

道德是什么？古往今来，这是人们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作为人类，我们一直在用道德寻找自我的定位，只有与道德同在时，我们才会有安全感，才相信生命是永恒的。然而，这也遮蔽了三个问题：首先，道德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的？第二，道德是永恒存在的，还是不断在改变的？第三，道德的标准与边界在哪里？在清代，妇女不缠足，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男子不蓄发，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在今天，这些规范均已消逝。这说明，道德本身不断在变动，它并非先天就有的，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博弈后的产物。永远不能将道德绝对化、神圣化，否则必然带来一系列的认识偏差。比如，国人往往更喜欢评论人如何，不善于评论事如何，总是将人归为君子、小人，而不是从逻辑的立场去看问题。这就形成了只认是非不认厉害的思维定式，千载以往，我们就这样习惯性地沉浸在忠奸之辩中，一次次错过了历史的机遇。神圣化的道德，固然会给心灵带来安慰，但它也会让我们丧失真理判断的标准，忽略时代发展的方向，丧失历史评价的维度，最终做出错误判断。鲁迅等一代前贤之所以致力于民族性批判，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国民思维中泛论理传统，认为这是导致我们落后的根本原因，故大力弘扬理性，希望藉此驱除笼罩在传统道德之上的魅惑。前贤已逝，我们正面临着新的启蒙。本书可谓继承了百年激荡之脉络，力图用经济学的方法，重新解读伦理。作者用坚实无疑的方式证明，道德从本质上看是利益博弈后的妥协而已，它既不神圣也不超然，所以，我们不能将其宗教化，只谈道德的利他动机，罔顾它其实植根于人类的利己动机，只能是大错特错。因为不利己的道德，其实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用经济理性涤荡民族意识中的幽暗，本书的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方法也严谨可靠。缺点是在一个逻辑平面上展开过多，唯恐普通读者看不懂，这种担忧其实是多余的。用经济方法看伦理，与罗尔斯、哈耶克等一脉相承，本书的价值在于给出了更扎实的推理，因此更富常识意味，也更便于阅读。读家：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