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

章节摘录

　　1903年秋，孙中山在《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0月《民报》发刊词第一次将其主张归纳为　　“三民主义”。“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历了争民族独立、争民权解放、争民生幸福的三个阶段，“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因此，就中国革命而言，一方面是反对清王朝满族统治的民族革命，一方面是反对君主政体的政治革命，再方面是避免资本主义前途的社会革命，其任务是相当繁重的。　　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是从与生俱来的“种性”出发，要求民族的独立，民族独立的外在表现就是本民族掌握政权。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满族人夺取了汉民族的政权，使汉族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因此必须坚持民族主义。　　但是，仅仅依靠民族主义，并不能解决恶劣政治的根本——君主专制政体。因此，民权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它的目标在于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作为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思想家，孙中山对于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不断轮回可不能不有所警惕。怎样完成由君权向民权的转变过程，避免历史的再现，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905年秋，他与汪精卫谈话时说：“革命以民权为目的……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在革命之时压制军权，革命必不能成功，而革命成功后，让军政府交权于人民，也不太可能。解决的办法是商定一个《约法》。所谓《约法》，就是定“民权”和“军权”的关系。它能保证两者不相侵而“相维”，“兵权涨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由此，他开始了建国程序的设想。　　1906年秋冬，孙中山提出要使民国建成、完善，必须分三时期，即建国三程序。第一期为军法之治。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在军政府率领下清除敌人，扫除旧社会遗留的积弊，并施行教育等等，行政权归之于军政府。三年后，以县为单位解除军法，公布约法。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地方实行自治，其地方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产生。约法规定了人民、地方议会和军政府三方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天下行约法六年后，解除约法，颁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大总统与国会议员由人民公举，一切依宪法行事。“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　　与此同时，孙中山比较了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看到了三权分立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对未来共和政体的思考中，提出了五权分立的观点。1906年11月，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该鲁学尼拜访孙中山时，孙中山说：“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只有考选权的同时独立，才能最公正、最严密地选拔人才。考察欧美官制，不是选举就是任命。在选举的过程中，往往以口才为衡量的标准，从而埋没了具有才能而无口才之人；至于任命就难免任人唯亲，而且行政官员的进退随着总统的进退而进退，造成国家机构更迭繁多、政治腐败、效益极差。因此，应该借鉴中国古代的官吏考选制度，把考选权独立出来。纠察权的独立，目的在于更有效地监督弹劾官吏。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议会掌握了纠察权后，借此来挟制行政机关，造成议院独大。纠察权从中分离出来，将起到各院与议院间的平衡作用，有助于官场的清廉。他的这一思路是取法于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加以改进的。孙中山认为，这种政体是破天荒的政体，会使国家得到完美无缺的治理。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理论中最后问世的部分。1897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口头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不平等的现状，关心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了民生主义的构思。他同意乔治·亨利的观点，认为解决矛盾的关键在于土地问题的合理解决。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对土地的需求量日增，土地的价值也日增，有地者越来越富，无地者日趋贫困。这一发展趋势是不合乎公道的，因为土地如空气一样，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应当归．之于人类全体。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因此，民生主义的实施十分必要。其方法是：核定天下地价，现有之地价仍属于原主所有，其后，社会改良进步的增价则归之于国家，为国民共享。这样，文明越发展，国家越富有，人民就越富足。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论述了提出民生主义的动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中国不可蹈其覆辙，行二次革命。所以“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其目的之一在于防患于未然；目的之二在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文明之福址，国民平等以享之。”；目的之三在于借助民生主义，赶上或超过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使之“瞠乎其后”。他自信中国比欧美更易于实行民生主义。因为，贫富分化是与现代工业和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欧美已积重难返，中国却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有理由后来居上。　　正如列宁所说：“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孙中山的平均　　地权思想还没有与当时农民的土地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但在那个时代能提出这种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纲也是可贵的。　　如果说前一段孙中山的思想特色在于“破坏”旧有政权的话，那么从1905年至1912年这一段时间里，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号虑如何“建设”新社会，包括民权的建设和民生的建设。不过　　从总体看，孙中山把主要精力用于武装起义，故而在理论上仅仅以提纲挈领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为三民主义理论建立了框架。理论的宣传和充实的任务，则落在了以《民报》为中心的孙中山追随者的身上。　　　　1．《民报》时期三民主义理论的剖析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白孔子以来，厚古薄今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思维模式。“祖宗之法不可变”似乎是保守派的杀手锏。西学东渐时，这种陈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真正让人们抛弃它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孙中山在欧洲、美洲就已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当他到日本时，他的主张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历史观上的默契。二十世纪初，日本流行着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留日学生无疑深受影响。《民报》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对近世社会上人们的积习加以批判，以为“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总结人类社会的历史，得出“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此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　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创办《民报》宣传三民主义的前提条件是：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进化是有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在进化的过程中，人不是盲目地被历史推着走，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应本国实情和历史的潮流，创造着历史。三民主义是基于历史进化的规律总结出来的，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正因为抱着这种社会历史观，他们对未来社会充满乐观精神，对三民主义十分自信，对满族这个比汉族落后的民族统治中国痛心疾首，认为它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原则的，是极端不合理的。反过来，他们必然对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不甚重视，因为，弱肉强食是人类进化的规律。发展到极点就有汪精卫的什么民族主义发展到民族帝国主义的观点。同时，由于深信人的主观对客观有极大的能动性，宣传主义成了革命家的重要活动之一。　　在《民报》发刊词上，介绍欧洲进化的历史时，孙中山十分　　精辟地把握住了西方思想中精华部分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民报》也同样时时体现了法国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理论，把它作为认识社会的依据和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汪精卫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留日期间，通过资本主义的宪法学，得到了主权在民的观念，使他抛弃了过去的“君臣之义”。他还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揭露清政府用“君臣之义”来掩盖民族矛盾，拿这种观念消弥汉族仇满的心理。可见，正是“主权在民”的命题，唤醒了长期沉睡的“民本”思想，使之理直气壮的举起“三民主义”的旗帜，大倡“平民主义”。用盂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梭的主权在民，美国的议会制度，　以及“以法治国”等等，装扮他们未来社会。他们借助于国家主权说，充分而细致地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犯中国的利益。他们以平等观衡量资本主义，接受了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不平等的观点。因为贫富分化的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因此，他们也就部分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再以旷等观观察中国的现实，得出满汉是极不平等的，无论是兵权、政权、私权或是公权都一样。这种不平等是维系满族统治的护身符，一旦消除，满清政府必将瓦解。然而平等不但是合乎道义，而且是社会发展的有力保证，它使人们同，心协力，造就出一个和睦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列宁把中国的民粹主义视为法国革命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是一场启蒙运动。　　但是，除了孙中山以外，这些宣传家实在是太年轻了。短短的一至二年的学习时间，使他们来不及消化课本上的知识，面对紧迫的时局和政敌的嚣张气焰，忙不迭地拾起了各种有利于自己的理论作为武器，去拚搏。无暇进行独立的理论思考，系统性就很难保证了。另一方面，他们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社会缺乏深人细致的了解，他们理论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国家，更符合资本主义的国情，而不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演化过程中得到。因此，带有极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但从他们的宣传品中可见，民权主义要经过三个程序才可能真正实现，民生主义显然只有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才能加以实施。所以，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只是一种理想，现实的斗争只有一样，就是推翻清朝。这种思路规定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全力以赴地从事武装斗争。而又因为武装斗争的连连失手，乐观主义精神逐渐被悲观主义笼罩，又使一部分人走上了暗杀的道路。这两部分人几乎同样地对歪国各地的农民斗争熟视无睹。同时，对封建思想的清算也无暇顾及。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在近代中国革命中起过重大作用，并在中国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至今，海峡两岸以至国际上的许多学者仍在不断地对它展开研究和讨论。　　就目前看到的有关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论著来说，大都只是研究其生前的一段，而且又只限于研究孙中山一个人的著作。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的视野比较开阔，它不仅研究孙的生前思想，而且把孙逝世后的各派三民主义学说都进行了剖析。就是孙生前的三民主义，也不局限于研究孙中山一人，而是把他的左右手（如朱执信、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对中山学说的补充、发挥都分析到了。这样，本书就有了突破性，填补了研究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的空白。　　作者贺渊，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数年后，于1986年考人中国人民大学，先读硕士研究生，后读博土研究生，但都未离开研究三民主义学说这个课题。所以她的博士论文——〈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是历六年之久而写成的。　　作者勤奋好学，文思敏捷。论文写成后，送请十几位著名专家审阅，受到一致好评，认为资料丰富、分析透彻。经过答辩，顺利通过，贺渊遂成为我国少有的研究孙中山学说的女博土之一。这本书就是在她的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中曾得到她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所长的大力帮助，特别是得到社科青年基金的资助，才得以出版我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听到这些消息，是很高兴的。　　书稿即将付梓，聊赘数语，以表祝贺。　　彭　明　　1994．3．于人大林园

内容概要

　　贺渊浙江杭州市人。1961年生，199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书为作者的处女作。

书籍目录

引言上篇“与时俱进”的三民主义(1903—1925．3)第一章　三民主义的诞生第二章　《民报》与三民主义的宣传第三章　实践的洗礼第四章　理论的再探索第五章　理想的三民主义下　篇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1925．3—1949)第一章　综述第二章　戴季陶、蒋介石与三民主义的儒家化第三章　《新生命》派主张的三民主义第四章　邓演达信仰的三民主义第五章　改组派宣传的三民主义第六章　胡汉民固守的三民主义第七章　卖国的伪三民主义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策略和三民主义结束语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编辑推荐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的视野比较开阔，它不仅研究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思想，而且把孙逝世以后各派三民主义学说都进行了剖析，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仅仅研究孙一个人，而是把他的左右手（如汪精卫、廖仲恺等）对中山学说的补充、发挥都进行了分析，这样，本书就有了突破，填补了研究三民主义和中国政治的空白。

作者简介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的视野比较开阔，它不仅研究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思想，而且把孙逝世以后各派三民主义学说都进行了剖析，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仅仅研究孙一个人，而是把他的左右手（如汪精卫、廖仲恺等）对中山学说的补充、发挥都进行了分析，这样，本书就有了突破，填补了研究三民主义和中国政治的空白。

    本书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深入分析，结合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形势，探讨了三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各派政治力量根据各自的立场对三民主义重作诠释。此著作结构严密，资料丰富，思路清晰，论证充分，文字流畅可读，观点颇有创新。是历史和思想研究中的一部佳作。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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