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8-01
ISBN:9787300110288
作者:侯宜杰
页数:480页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惨变酿成惨祸  一、慈禧倒行逆施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反动政变,将维新皇帝光绪囚禁于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又一次开始了她的独裁统治。她一执政,便凶相毕露,残酷地诛戮迫害维新人士。训政的当日,即下令拿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将御史宋伯鲁革职。接着逮捕其他维新人士和同情支持变法的官员。9月28日,不经审讯,悍然将“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斩首。继之宣布康有为、梁启超“罪状”,着即拿办,命将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永远监禁;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礼部尚书李端菜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学政徐仁铸、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工部员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张元济、已经开缺的户部尚书翁同觫,概行革职,永不叙用;吏部主事陈三立革职;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开去差使;查抄候补四品京堂王照家产,革职拿问。除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逃脱外,维新势力几乎为其摧残殆尽。顽固派弹冠相庆,嚣张一时。  慈禧一面铲除摧残维新势力,一面扶植重用顽固守旧势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她首先调整了军机处,留用礼亲王世铎和刚毅、廖寿恒、王文韶,调入荣禄和启秀。他们都是抵制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守旧分子,刚毅尤甚,经常扬言:“汉人皆不可用,欲满人乐,须汉人削”,“变法利汉人,不利满人,宁赠天下于朋友,不送于家奴”,“以为新法万不可用,必当扫除净尽,而新党之人亦必须屏斥一空”。荣禄为慈禧的心腹,进入军机后管理兵部,并节制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同时任文渊阁大学士,身兼将相,权倾朝野。对于因阻挠变法而被光绪革职的原礼部六堂官尚书怀塔布、许应骥,侍郎垄岫、徐会沣、曾广汉、溥趣,均予重用。此外,又把刑部左侍郎赵舒翘擢为该部尚书。经过如此一番调整,军机处和各部院尽为其亲信党羽所盘踞把持。  慈禧训政伊始,就大翻前案,对维新期间推行的新政大砍大杀,恣肆破坏。宣布光绪裁撤的闲曹和事务很少的机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巡抚和东河河道总督照常设立;规复了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的科举旧制。对于光绪拟行的经济特科考试,准许士民上书言事,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批准设立的湖南南学会、保卫局,她也一反其道,分别加上一些罪名,下令停罢、查禁、裁撤,并饬令拿获报馆主笔和入会人员,从重治罪。还通令各府县不得强制推行学堂。慈禧的倒行逆施完全遏绝了维新生机。  慈禧也知道她搞的政变不得人心,维新变法的影响无论如何也消除不了,为掩饰自己的反动面目,她自我标榜“无时不以力图自强为念”,并且再三申明“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命令各级官吏认真举办。可是,她实行的所谓“政治”,诸如整顿吏治,剔除中饱,裁汰军队,购置军舰,办理团练、保甲、积谷,设立路矿总局和商务总局,奖励工艺等,都没有超出洋务事业的范围,丝毫不涉及政治制度。“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何论施行。”“天下豪俊之士鉴于康、梁之覆辙,亦复钳口结舌,不敢再置一喙。”故时人把从戊戌政变到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称之为“新法遏绝时代”。  戊戌变法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的一次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光绪皇帝支持维新派,对慈禧揽权表示极端愤慨。阶级斗争与维新守旧、权势争夺与个人恩怨错综交织,新仇宿怨一齐涌向慈禧心头。慈禧恨透了光绪,政变一发动,她就恶狠狠地利用家法对光绪逼供,企图抓住把柄予以废黜,但未能得逞。一计不成,她又生一计,妄想借病为名废掉光绪。荣禄害怕担当恶名,向慈禧献策,先以他个人名义电询各省督抚,如疆臣均服,再行废立。慈禧首肯。荣禄遂密电各省督抚,言西太后将为同治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乃疏请曲赦康、梁,以示宫廷本无疑贰,中言:“君臣之义久定,中外之口难防”,“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荣禄携疏入奏,慈禧心存畏惧,废立阴谋暂时搁置。  戊戌变法失败不久,有些人就坚信:“此百日中新政,中国将来必仍举行,此时遏之愈甚,再举行之期益速耳。”看到慈禧的倒行逆施,“关心时局者无不痛心疾首,扼腕拊膺”。今昔对比,发人深思,已经隐忍了一年多的忧时之士再也无法沉默了,他们不顾慈禧的高压恐怖政策,公开抒发对戊戌维新和光绪皇帝的深切眷念之情,要求实行戊戌时期的新政,归政光绪。  1899年9月有篇文章写道:“嗟呼!时势至此而犹矜言守旧,何异睡虎窟以栖身,饮鸩酒而解渴也;虽欲不削不弱,何可得乎?诚使复行新政……始基既立,众务旋兴,而又继之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则黄种四百兆何遽不日本若,而虑为印度、安南之续哉!”10月,有人著文说:“去岁政治维新,痛革旧习,精神为之一新,风气为之一变,海内归心,邻国耸听,莫不翘首企踵、快睹中兴之治。乃不幸风波陡起,地覆天翻……今已一年,丛脞日甚,变乱日深,平心细问,果强盛于前乎?抑败坏于前乎?……今朝廷苟犹有自强之意、自保之心,必须翻然改辙,新政重兴。”同年9月5日,上海《中外日报》发表社论,要慈禧交出政权,由光绪皇帝独立自主地裁决国家大政。10月上旬又发表社论,赞扬光绪在戊戌维新时的赫赫政绩及其英明果断,再次提出必须让光绪执政。这些言论批判了慈禧扼杀维新事业的罪行,抨击了其因循守旧的误国殃民政策,公开要求其下台,重新点燃了维新之火,在社会上吹起一阵微波。  让权等于承认自己错误无能,因此,社会舆论愈是要慈禧下台,虚荣心、疑忌心愈促使她恋栈不舍,早行废立。1899年10月,慈禧决定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傍为帝,于农历元旦废掉光绪,明正内禅,改元普庆。消息传出,人心惶惶,群情扰扰,许多官员啧有烦言,阴加抵制。一些驻京公使亦明言“以后不认中国有新皇帝”。荣禄知人心不服,各国必起而干涉,向慈禧陈述利害,献计让溥债暂时屈居“大阿哥”(皇子)地位,承嗣同治皇帝,伺机再议禅位。慈禧始打消了即行废立的邪念。1900年1月24日,慈禧召见群臣,命光绪下诏立溥债为同治皇帝之子,史称“己亥建储”。同日,谕令溥债入宫读书。从此载漪渐执朝政,与军机大臣刚毅、启秀、赵舒翘,大学士徐桐互为奥援,排斥异己,政治益趋败坏。  对于光绪皇帝的安危,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都很关注,不断电请“圣安”。1899年底,暹罗华侨陈斗南等3万余人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皇上亲政,拔用贤良,速行新政”。在立“大阿哥”的当天,《中外日报》就毫不客气地指出:“退还大政,以明正皇权之所属”,乃“保华之首图”。“正天下人心,振国家维新之坠绪者,全赖此名义以为维持”。慈禧必须让出政权,交给皇帝。“不然,非议之口,不能间执,草窃之发,蔓将难图。一旦致是,是为中国之大害,而亦属皇太后之大不幸。”建储诏旨发布,人民“刊印公议万纸,分布于通衢,以为可惊可骇之事,莫此为甚”。1月25日,上海的维新人士叶瀚、章炳麟、唐才常等1231人急赴电报局发电阻止其事,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遂领衔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请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次日,上海工商界发出公启,号召大家电阻立嗣,竭力救护皇上,如朝廷不理,就全体罢市。《中外日报》严厉谴责立嗣之举“为背祖训”,“足以召内忧外侮”,“为国土瓦裂、种人殄绝之兆”。湖北按察使岑春萁、道员郑孝胥等官绅50余人则亲自赴京,“拼命力争”。天津、杭州、桂林、贵州等地的士民皆相率抗争。美洲和南洋各埠华侨亦先后来电反对。慈禧恼羞成怒,2月8日竞以“叛逆”罪名下令拿捕经元善和上海的维新人士。为了对抗舆论,慈禧和载漪还想争取外援,求得列强的承认,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讽示驻京各国公使入贺,遭到坚决拒绝。载漪恨不得将外国人立时斩尽杀光。  1900年5月,由山东、直隶边界兴起的义和团运动逐渐向京、津一带发展。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排外。载漪唆使党羽奏请抚而用之,企图利用义和团的仇教心理消灭洋人,达到废立的卑鄙目的。6月10日,载漪取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权,益发恣意妄行,在他和刚毅纵容主持下,义和团团众大批涌进北京。列强见义和团迅猛发展,严重威胁到使馆人员和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决定调遣联军入京保卫。  自从慈禧重出训政,列强就“颇有违言”,驻上海的各国领事甚至“欲联盟逼太后归政”。“太后大恶之,噤不敢发”。迨至1899年末阴谋废立,官僚“进谏者咸以列强仗义执言为辞”,而列强也表示“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另外,外国人还庇护逃至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经元善等,使清廷屡求不获。因此,慈禧对列强“旦夕切齿,未尝一日忘报复”。现在义和团要消灭洋人,正是借以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而当前的八国联军和往昔历次惨败的情景又使她惊惧万分。此时义和团团众约有10万进据北京城内,他们的汹汹扰攘同样使慈禧战栗不已。面对两方面的巨大压力,慈禧穷于应付,6月16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载漪及其党羽力主抚团灭洋,光绪皇帝和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则主张剿团和洋,争论一天,没有结果。次日会议继续进行,载漪为促慈禧下定决心,伪造了一份洋人照会,内有要她归政等内容。慈禧一见,她那强烈的自尊心和贪婪的权势欲受到了极大伤害,立即勃然大怒,决心孤注一掷。19日,慈禧“宣战”,限各国公使24小时离京。21日,命各省督抚招集义和团团众,借御外侮。  与义和团、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的同时,载漪也在加紧策划为其子夺取帝位的罪恶勾当。6月25日,他率领团众闯入皇宫,妄图谋害光绪。慈禧唯恐引起轩然大波,严厉予以制止。载漪的毒计破灭了。  7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8月15日攻进北京皇城东华门。慈禧惶恐万状,急急带领光绪皇帝、皇后、“大阿哥”溥债仓皇逃命,北京沦陷。慈禧等星夜兼程,经山西、河南,一直逃到西安。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该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读来颇多启发。……作者对于清末立宪运动史的研究视野是开阔而富有成效的。论著以此为主轴,将这股与革命思潮并兴的政治改革风潮置于晚清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大背景中,给予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综合考察。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而又详细地揭示了清末立宪运动的全过程,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并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将这个领域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上……提出了许多启发性的新课题。这对于立宪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标志着立宪运动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  ——《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

内容概要

侯宜杰,1938年生,江苏省沛县人。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袁世凯全传》、《袁世凯评传》。发表《论清末立宪运动的进步作用》、《论立宪派与革命派的阶段基础》、《应为康梁和立宪派正名》、《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如何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等论文数十篇。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惨变酿成惨祸
一、慈禧倒行逆施
二、康有为不改初衷
第二章 立宪思潮兴起
一、“新政”不新
二、根本变革在于立宪
第三章 立宪运动高涨
一、普遍激昂的呼声
二、立宪派的多方策动
第四章 确立基本国策
一、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二、宣布仿行宪政
三、改革政治体制
四、加紧筹备
第五章 立宪团体应时而生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二、上海宪政研究会和预备立宪公会
三、吉林自治会
四、宪政公会
五、帝国宪政会
六、政闻社
七、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和粤商自治会
八、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
九、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的论争
第六章 要求确定召集国会年限
一、杨度首创和平请愿
二、各地纷起响应
三、决定九年立宪
第七章 推行地方代议制
一、摄政王的姿态
二、省咨议局成立
三、开展地方自治
四、新的立宪团体
第八章 国会请愿热潮
一、第一次请愿
二、第二次请愿
三、咨议局联合会召开
四、第三次大请愿
五、第四次请愿
六、运动的意义
七、又一批政治团体出现
第九章 资政院内风波迭起
一、咨议局坚决反对督抚侵权违法
二、资政院开议
第十章 分道扬镳
一、皇族内阁粉墨登场
二、拟订法律
三、决心推翻皇族内阁
四、组建合法政党
五、点燃革命的导火索
六、由立宪转向革命
第十一章 失人心者亡
一、面对革命的抉择
二、资政院于四面楚歌中消逝
三、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
四、立宪运动的进步作用
结束语
征引文献
附录论著目录
后记
再版后记

作者简介

最优秀的清末立宪运动史,发掘大量史料尤其是报纸杂志,第一次全面、系统、详尽、真实地展现了清末立宪运动史的全貌。
晚清史名家深入讲述,朝野活动场面不断切换,人物情景经常交替,动态地描绘出一幅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
观点鲜明,提出许多创造性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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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宜杰所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本关于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商人阶级成长的关系的杰出著作。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路,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即占明显优势。
——杨小凯
(该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读来颇多启发。……作者对于清末立宪运动史的研究视野是开阔而富有成效的。论著以此为主轴,将这股与革命思潮并兴的政治改革风潮置于晚清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大背景中,给予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综合考察。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
(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而又详细地揭示了清末立宪运动的全过程,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并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将这个领域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上……提出了许多启发性的新课题。这对于立宪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标志着立宪运动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
——《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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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作者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资深专家,凭着对历史的深入探索,对材料的充分把握,给我们认识中国人这段立宪的艰难历程提供了丰富、真实的读本。没有晚清,哪来五四没有对立宪失败的清晰认识,中国人的立宪梦将长期苍白。
  •     最早知道本书是通过小凯先生的《笔记》,官修国史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基本是否定,所谓有其软弱性。现在看来,对商人群体的判断要重新审视。商人通过自己的敏锐、勇气在社会谋生,尊重和崇尚平等和自由竞争,这样的努力应当看做对传统官本位思想的有力颠覆,这个群体应当是值得肯定。国史所谓软弱性不过是马后炮,充满机会主义的侥幸。感谢小凯、感谢侯先生。现将引文摘录如下:侯宜杰所《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本著作关於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商人阶级成长的关系的杰出著作。 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路,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 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於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 (转引自侯宜杰) 。 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引张謇之言为证,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政,而无护商之法」,「商之视官,政猛於虎」。当时这种绝对君立专制,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约,只有法制,没有法治。君主「超然于许可权之外」,「官员游行于利绿之中」。   商人在推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对新的制度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实行起著关键作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後,商人在各省谘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谘议局成为独立於政府的真正议会驺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它於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在各地的谘议局中,商人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谘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原则。   商人还对民国初孙中山,黄兴等人不经议会同意私自借贷外债提出反对,也对革命军的扰商行为要求制止。清末民初宪政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曙光初露,但随後的军阀混战打断了这一过程。
  •     侯宜杰口述袁世凯与民国人物许知远 李翔 谭旭峰2010-12-13 10:44侯宜杰今年72岁,满头白发,笑的时候眼睛眯起来,平和而谦逊。与他历史研究生涯相伴的,虽不算著作等身,但22年一直在不断修订完善的《袁世凯传》和立宪运动研究,已使他成为同领域里最权威的史家。 《袁世凯传》第一版1 9 8 2年出版,叫《袁世凯一生》,作为那时不多的研究袁世凯的专著,书里活泼生动的语言,翔实的史料,都很吸引读者。后来几次增修,书名也改了。著名史家唐德刚在一篇文章里评论道:“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厚五百六十余页之巨著。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 侯宜杰的另一专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曾经花了六年的时间,每天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里,翻阅抄录辛亥革命以前的报刊、档案,此外还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图书。由于资料非常扎实,他对史实的叙述颇为自信。 我们在一个初冬的傍晚拜访了侯宜杰先生,在他香烟弥漫的小书房里,他把一段段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向我们讲出来。以下是侯宜杰自叙。 一 我1938年出生,抗战的时候我很小,唯一的记忆是,有一天我父亲在村中打粮食的场里干活,我在旁边玩,突 然有几个日本鬼子进了村,拉着我父亲的手看,摸摸有没有拿枪磨出来的老茧,然后就走了。 长大几岁后,就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那时我的家乡江苏沛县属于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队里有个将领叫吴化文,传说他的军队纪律特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老百姓一听说他的队伍要来,吓得到处跑。我记得有一天不知是怎么传开的,说他的队伍就要到了,村里的大人急忙拉着孩子就往高粱地里跑,我也跟着大人躲在了高粱地里。过了一阵子见没有事了,大家就回家了。谁知过了不久,又传开他的队伍要来了,于是大家又跑。这一天跑了三次。后来解放济南时,吴化文起义了。 抗美援朝时我在上小学,那时乡里村里搞宣传就是靠开会,干部没有文化,就把任务交给学校的老师。老师是邻村的,他写好了一篇宣传抗美援朝的稿子来找我,让我背下来,到乡里召集的群众大会上去演说,实际上就是背稿子。还看到过镇压反革命,斗地主。 我对历史的兴趣,是从读高中时开始的。我对文科感兴趣,高中毕业时同学叫我报北大,我没报,报了当时还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因为山大历史系和北大都比较有名,山大有名气的古代史教授还多,再加上对位于海滨的青岛很向往,就报了山大。 1 9 5 8年,我上了山大,那时“反右”还没结束,入学时还看见辩论呢!吃着饭在食堂里就辩论起来,都是学生,不过那时“反右”已经接近尾声了。 入大学正赶上“ 大跃进” 、“人民公社”、“教育革命”,我们历史系参加大炼钢铁,山大有好几个钢炉,炼出来的铁都没用。除了大炼钢铁,只开两门课,中国历史课强调“厚今薄古”,从近代史讲起,讲完近代史,再讲古代史。那时候的教材都是老师自己编,每个老师有自己的讲义,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没有要求统一的教材,绝对不像现在这样。 我大学一毕业就到了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陈伯达任院长。文革期间,图书馆不开放,书很少,只能找到什么看什么。那时能看到研究袁世凯的书几乎没有,就看到陈伯达的一本《窃国大盗袁世凯》,觉得袁世凯这个人可以研究。文革尚未结束,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了,我到山东莱阳一个工厂里呆了一年。我爱人在山东德州,就要求调到德州。不久陈伯达出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组织部通知原来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人回北京办学习班,揭发批判陈伯达。后来林彪出事了,接着又批林, 一直搞了两年。学习班结束重新分配工作,我因为从山大毕业,爱人和孩子都在山东,1973年就回了山东大学,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 我开始研究袁世凯,是在1980年初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正式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袁世凯一生》, 8 2 年出了第一版,84年又做了修订,两版共印了10万多册。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老师指导,看见别人的著作中征引了什么书目,我就顺藤摸瓜,借来阅读,再找些新的资料,就这样写了出来。 历史著作学术性很强,不能胡诌,不能虚构,都写得呆呆板板,枯燥无味。此书出版前一年,看到一本《袁世凯传》,我极力忍耐着才把它读完。我就想写人物传总是叫读者看下下读者看下去,读者范围较广,如果连我这个研究袁世凯的都看不下去,一般读者谁去看?于是我写时尽可能地使语言生动活泼一点,可读性强一点。开始写时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书中有些上纲上线的地方。后来修改时,我把这些都删去了,只写事实,读者愿意从里面得出什么结论就得出什么结论,这样比较客观。袁世凯的书前后出版了22年,2004年是最后一个版本,叫《袁世凯传》。 二 袁世凯1881年投入吴长庆统领的庆军,第二年朝鲜发生兵变,朝鲜是清王朝的属国,庆军奉命去平定,事后仍然留驻朝鲜,袁世凯升为同知,代朝鲜训练新兵。1884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命吴长庆率一半庆军回国布防,仍留一半在朝鲜,袁世凯是留下的三营负责人之一,并且取得了带兵实权。同年朝鲜人金玉均等在日本军队的帮助下发动政变。袁世凯坚决主张平乱,并率军打败了日军。1885年,日本的伊藤博文来中国谈判解决双方在朝鲜的冲突问题,提出要惩办袁世凯,李鸿章不同意。从那以后,袁世凯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后来中日两国从朝鲜撤军,就派他去做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实际上朝鲜的内政外交他都管。当时朝鲜的局面很复杂,本国有一批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大,主张朝鲜政府摆脱清朝的统治,实行民族独立,美国、英国都主张朝鲜独立,所以袁世凯的处境非常尴尬。在他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之前,朝鲜和中国虽然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但朝鲜也就是每年象征性地拿一点贡品,通过礼部送给朝廷,清政府平时根本不管他们的事。袁世凯去了以后,极力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和朝鲜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朝鲜政府几次要求撤换他,李鸿章都没有同意。李鸿章认为袁世凯能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提拔他做了道员。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袁世凯回到国内。战争期间,他曾几次上书朝中大臣,建议改变旧军,训练新军。后来让他去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不是无缘故的,同他在朝鲜练兵的经历很有关系。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抓得很紧,制定了许多章程,纪律极为严酷。训练时,哪个士兵出了问题,长官也会受到处罚。考试非常严格,一个是答卷,一个是野营,然后和外国军事教官一起进行奖评,好的就提拔升官,差的要受处分,既严格又公平,简直六亲不认,所以没有人敢抱怨。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是他的嫡系,都很服从他。他也很会笼络人心,有位总兵叫姜桂题,因为甲午战争时旅顺失守被革职,留军效力,听说新建陆军,跑来见袁世凯,袁世凯让他当了翼长,他也很服气。 袁世凯是主张改革的,曾经给翁同龢上过两次书,都提到改革问题。但他不主张康有为那么激进的改革,搞资本主义君主立宪那一套。1898年戊戌变法时,顽固势力比较大,维新势力比较小,两个对比,权衡一下,他回到天津后,就把谭嗣同跟他谈的话对荣禄讲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不是由他告密引起的,但是后来谭嗣同等人被捕和他向荣禄告密有关。 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主战,但我认为他不是能干大事的人。他比较刚愎自用,比如,光绪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礼节,连皇帝都同意行握手礼了,他还是坚持跪拜礼,光绪皇帝非常恼火。后来又有人告状,说他和张荫桓向外国借款时受贿,这个事虽然没有查实,但光绪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不清楚。所以把他免职并不单纯是慈禧为了削弱光绪皇帝的势力。 我觉得百日维新不可能成功,主要是顽固守旧势力比较大。慈禧告诉过光绪皇帝,她不是不主张变法,她也知道皇帝是好心,为了国家富强,但是你不能搞得太快,不能把祖宗的东西都丢掉,也不能把老臣都抛弃了,只要年轻的一代。像礼部两个尚书、四个侍郎一起罢官,慈禧接受不了。康有为这一帮人也有问题,他们想说服袁世凯带七千人马来北京,这现实吗? 三 戊戌政变以后,慈禧把光绪囚禁了。后来她要废掉光绪,但是外国人不支持。另外康有为、梁启超跑到外国去,受到外国的庇护,她又极为痛恨。1900年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闹起来了,有人伪造了一个洋人的照会,要慈禧“归政”,把政权交还给光绪。慈禧就丧失了理智,决定同列强开战。结果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出逃。袁世凯在山东保护洋教士,同时镇压义和团,保住了山东,八国联军没有到山东去。慈禧在逃跑的路上,有时连饭都吃不上,袁世凯就把各省的饷银几十万两和大量绸缎、食品派人送给慈禧。李鸿章病逝以后,慈禧就提拔他为直隶总督。 签了《辛丑条约》,国家民族蒙受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精英们就发出了改革的呼声。慈禧自己也觉得对不起光绪,在条约签订前就发布了筹办新政的上谕。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立宪的小日本打败了专制的大俄国,日俄战争之后,俄国也立宪了,专制的国家就剩下中国,立宪运动顿时高涨。慈禧看到世界大势所趋,国内的舆论激昂,就同意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预备立宪了。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训练北洋军队,就变得比较跋扈了,朝中的满族亲贵甚至认为他野心很大。慈禧也看出了,惟恐他做出什么事,就把他调离北洋,同时任命他和张之洞为军机大臣,让他们相互牵制。 载泽算一个开明人物,他赞成立宪,在确定是否立宪的事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初很多人破坏,他单独上书,驳斥谣言,使立宪确定下来。后来他管财政,国库空虚可能也让他想改革。1907年制定的《报律》,一开始规定送审制,民政部都受不了,那么多报纸,要派很多人去审查,审查后出了错就成了民政部自己的责任,后来就改了。《报律》除了规定冒犯皇帝、推翻君主立宪政体、妨害治安、败坏风俗和外交、军事秘密等不能登载外,其他问题都可以批评。那时候言论自由度很大,奕劻是军机大臣领袖,后来任内阁总理大臣,算政府的头,报纸都点名批评。国会请愿代表见他,他不接见,《国民公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质问他是不是真心赞成速开国会,要不赞成就直接说,别欺骗人,写的很尖刻,结果奕劻就表态了。 如果不搞皇族内阁, 不搞铁路国有和湖广铁路借款,辛亥革命绝对不会爆发。因为那时革命运动正处于低潮,武汉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在1 9 1 1年起义的打算,如果没有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所造成的契机,就不会有武昌起义,也不会有各省独立。“皇族内阁”刚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就到北京开会,要推翻它,上书要求不能让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结果被训斥。“铁路国有”本来理论上没有问题,官办商办都可以,向外国银行借款也可以。但向外国借款,按照资政院章程,必须要经资政院通过;政府收回商办铁路国有,涉及到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这几省商民的利益,按照谘议局章程,也要经谘议局通过。而这两件事,“皇族内阁”都擅自决定,是违法的,完全违背立宪原则。加上四川的商办铁路股款系按亩加捐,直接关系到劳动人民的利害,处理不好这件事情,几千万人一呼都起来了。如果没有这件事,立宪派反对清政府的情绪就不会那么强烈,清政府也不用从湖北调军队到四川镇压,武汉的革命党人就无机可乘,起义就搞不起来。 杨度对政治非常热衷,立宪运动开始时,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在日本时与立宪派、革命派都有接触。后来孙中山听说他是个人物,据说和他聊了三天三夜,都没有说服他加入革命党,最后他说,将来你对听你的,我对听我的。后来他和梁启超筹划成立一个立宪团体,梁启超发现他心怀不轨,加上梁启超手下的得力干将和他谈不拢,就没弄成。杨度自己成立了一个团体,办了刊物,大力鼓吹立宪,要求召开国会。张之洞与袁世凯听说他回国,叫他到北京,给了他一个官职。1908年清政府宣布立宪规划后,他就完全站在清政府一边说话了。他对袁世凯比较崇拜,袁世凯罢官后到车站去送行的两三个人里就有他。皇族内阁成立后,他当了统计局局长。辛亥革命后,他基本上站在袁世凯一边。民国初期,袁世凯没让他当官,具体原因我没弄清楚,可能是有人说他的坏话,也可能是他自恃很高,他是帮忙不帮闲的,不甘寂寞的一个人。后来袁世凯才让他当了国史馆副馆长和参政院参政。他研究帝王学,想做开国元勋,掌握大权。 袁世凯不是通过科举途径上来的,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在晚清历史上再没有像他这样经历的大人物了。他能一步步取得大权,主要是因为他肯实干,会把握形势,按照清政府的意图去做。 说到对袁世凯总的评价,我认为如果他后来不当皇帝,不搞复辟帝制的话,除了戊戌变法时出卖维新派,民国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后逐渐趋向独裁,大体上都是可以肯定的。他做的事情,如搞新政,奖励发展工商业,奏请废科举,兴学堂,创办巡警,训练新军,实行地方自治等,都是随时代潮流前进的。 袁世凯搞帝制,那是他权迷心窍的结果。段祺瑞、冯国璋这些人都是和他平辈的,给他磕头都不愿意,哪有可能给他儿子磕头?所以,袁世凯失败就失败在这里,他二儿子、三女儿都不同意,他当皇帝能当得长吗?时代不同了嘛,更不要说其他人反对了。 无论哪个政治家,都是出于他当时的地位,权衡一下各方面的关系和各派势力,还有形势发展的情况去处理问题,他总得首先考虑个人的利益、前途,说的话不会全是真的。袁世凯有自己内在的原则,当然首先是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地位。现在有一种观点,说袁世凯是以天下为己任,完全肯定他,我觉得太过了,哪有可能?评价应该实事求是。 【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http://www.eeo.com.cn/bookreview/bjtj/2010/12/13/188772.shtml

精彩短评 (总计20条)

  •     看到一半,已深深感觉到自己对历史的无知。 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整体看,是学到了形,而未深入至质。当时的中国,只把立宪作为兴国的工具,没有政治哲学的深入探讨和普及,是远远不够的。然而,这样的立宪运动,已经是非常之不易了。
  •     全书论优于述。之前自学法制史,开始对20世纪最初10年的立宪改革有所接触。愈发发觉国人在争取政治权利时仅仅在表面、末节上死抠不放,“表演欲”十分浓厚,不少甚至沦为了行为艺术(当下政权反对者依旧如此)。后人看到,鄙视之余,笑不出、哭不了。“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不只是一句自我标榜的官话,上世纪我党的政治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整合能力领先他们一个次元。
  •     狗急了跳墙,人急了造反
  •     此是该类第一书也。
  •     此书从戊戌变法说起,讲述了从光绪、慈禧到载沣最后到武昌起义期间立宪派人士们为了中国富强与民主而奋斗的历史,也是在教科书上从未提到过的九年预备立宪之后到武昌起义之前的中国人自己所探寻奋斗的民主之路,值得细读
  •     终于阅读了此书,在这里我主要想说两个点。其一,革命派自有其可爱可哀之处。可爱处不必多说,所谓可哀处,毫不留情可以说他们是思想极其幼稚、一心想着去死。第九章两派论争详细讨论了两派观点,革命派举不出为何要共和的必要性,竟举着“民族主义”大旗要排满,真是同资本主义真正的民族主义背道而驰。徐锡麟说:“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他们到底是图杀人乐趣,还是真正要共和,这可说不太清。排满主义在当时固有其合理性,但根植泛滥于左右历史潮流的革命派身上,可算得上是历史的悲哀。其二,的确历史总为后来人所写,总是充当后来人的喉舌,因当权者倚暴力起家,革命派便从此愈发熠熠生辉。殊不知在当下中国,当年的立宪精神更需要我们去了解发挥,而我也第一次了解到,原来中国人在民主道路上居然在一百年前就已走得这么远。
  •     研究很扎实,但是作者有自己强烈的主观感情倾向。就自己而言,我觉得作者对于政府一方的评价缺乏实在的研究分析,较为草率。另外,民主共和精神可能其实并不存在。
  •     过于详实……
  •     果然都是研究出感情了。
  •     看的是93年版本。
  •     全面展现了清廷10年立宪之路,冲破了一些陈旧观念的束缚,评论也较为公道。书中仍有一些陈旧词语和空话套话,但考虑到该书94年一版,已属不易。
  •     具有史料索引价值。
  •     清末立宪成绩不小,但慈禧崩,帝国权力中枢真空,皇族犯了左倾错误。盛杏荪理财杰出却反衬其政治幼稚,端方入川维稳却使汉空虚,变相帮助了辛亥首义。
  •     三星半,史料价值多过其他。此书极赞立宪派,书末的部分翻案颇有意思,而不采满汉矛盾的解释。处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去教条的研究方法之间,因而部分论述显得有些奇特。
  •     全书是一本非常详细系统的关于晚清立宪运动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在政治风气和缓时期对立宪派人士的正名。对材料考据的水准不下于《天朝的崩溃》,只是在观念和方法论上仍沿袭了马列主义那一套。处于转型风口浪尖的人们对未来更具有不确定性,不管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有自己的贡献和不足,然而所追寻的方向并无二致。在给予当事人以“理解之同情”时,更多还是反思当下:对于立宪问题,我们有没有比当时更进一步呢?
  •     本书的核心即为立宪派“翻案”,认为其并非“革命”之逆流,而是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     为立宪派正名!了解清末立宪派的一本好书,开国会、立宪法、民选官员、责任内阁、地方自治,这是一条人间正道!
  •     内容翔实,虽然为立宪运动正名,但其史学基点仍然立足于马列的老一套,用语陈旧,煞是可惜。
  •     从1905年到1911年间的立宪运动。政府的改革大体还是花拳绣腿,图个热闹,细读之下最成功的大概是教育改革,不过在办理中也存在着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几次大的请愿运动看起来轰轰烈烈,也是来去匆匆。还是那句老话,枪杆子里出政权。
  •     关于晚清立宪的经典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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