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锚》章节试读

《菊花与锚》的笔记-第131页

著名的“黄祸图”，德国宫廷画家纳克福斯（Herman Knackfuss）按德皇威廉二世的一幅草图绘制而成。1895年，即日本赢得甲午战争的那一年，威廉将这幅名为“Die gelbe Gefahr！"（”黄祸！“）的油画赠送给尼古拉二世。
在这幅图的画面上，天使长米迦勒手持火焰剑，告诫着欧洲列强的各保护神（自右至左分别代表法国、德国、匈牙利、俄国、奥地利、英国和意大利）：”黄祸“已经降临。远处，象征”黄祸“的佛祖（象征日本）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中国）正在向欧洲逼近，下面是熊熊燃烧的城市。威廉二世还在画上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威廉对自己发明的这个词组颇为欣赏，又下令将该画的复制品赠送给欧洲各国王室亲戚以及各国驻柏林使馆。

《菊花与锚》的笔记-第191页 - 威廉二世对俄国的影响

德皇威廉二世出生时难产，左肩神经丛被助产士的产钳夹断，从此左臂麻痹萎缩。再加上自幼得不到疼爱（这是普鲁士宫廷的传统），导致他从童年起便形成了自卑而又自大的性格。威廉对其母亲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女皇的长女）十分憎恶，在其母亲去世后，威廉曾派任查抄了她的书房，寻找”英国（间谍）文件“。
英皇爱德华七世曾对他的这个德国外甥作过这样的评价：”有时他做事目的不明，动机令人堪忧。有时他的目的明确，但手段则未加深思熟虑。此人有些奇才，很有性格，但绝对不会转弯抹角，如同一只穴鸟，戴上华丽的尾巴冒充孔雀。“威廉二世炫耀其日益强大的海军的做法曾令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的另外一个表舅）非常反感，他说道：”威利给人的印象是个没教养的坏孩子。这当然与我无关。如果他是我的儿子，我就从早到晚地揍他。“威廉对此反唇相讥道：”他简直是个野人，以为有俄国过去的光荣，他就坚不可摧了。他不了解，他的俄国已经开始变成一大堆烂土豆了。“从下面这段有趣的俄国宫廷记录中，可以看到他的神秘主义和狂妄自大的性格。
虽然与亚历山大三世关系紧张，但是威廉却在其儿子那里取得了另一种威望。他毫不留情地在表弟尼古拉登基之前就将其镇住，使他服服帖帖。1890年，德国舰队按惯例对圣彼得堡进行拜访，威廉与尼古拉皇储在郊外的彼得霍夫行宫散步时曾有一番奇特的交谈，被俄国宫廷侍卫记了下来。
在彼得霍夫行宫的花园里，威廉二世对尼古拉说：”上帝的诅咒还要使法国受难数百年。你们同法国的联盟构成了对神圣君主专制政体的威胁。如果说在同这个癞蛤蟆的同盟中你们已经弄得满身污垢，那么至少应当把癞蛤蟆攥在手中，别让它爬到脖子上去。“尼古拉尴尬地回答说：”这是爸爸决定的，我还不是皇帝……。“威廉回应道：”我同你说话，是把你当作未来的皇帝……我如果处在你的地位，只要一统治俄国，就要忘记还有个欧洲存在。对你友好的德国只要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巴黎、布鲁塞尔甚至伦敦厨房里的坛坛罐罐打得粉碎。贵国纯粹是亚洲国家。俄国的未来在东方。尼基，你应该赶快到东方去，不然的话，世界上著名的无赖——英国人就要捷足先登了。……不要忘记，你的祖母是腓特烈大帝的孙女，在你的血管里流着‘老弗里茨’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这种血液。把手伸给我！我是个不可挽救的唯心主义者，因此我倾听血液中发出的命令……“

《菊花与锚》的笔记-第193页

俄国人保卫夺来的赃物时一向英勇无比，例如旅顺攻防战和二战时的布列斯特要塞守卫战布列斯特要塞之战http://baike.baidu.com/view/1857570.htm

《菊花与锚》的笔记-第30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远离欧洲战场的日本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日本从开战初欠债15亿日元的债务国一跃变为拥有27.7亿日元的债权国。发战争财嘛~

《菊花与锚》的笔记-第161页

整个俄国军队的根子已经彻底地烂掉了，唯一能够依赖的，只有被贵族军官蔑称为”俄罗斯虔诚的灰色牲口“的士兵们的坚忍耐苦。德国总参谋长冯·施里芬这样评价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军官和士兵：”大家早已知道，俄国军队缺乏出色的司令官，绝大多数军官都是庸碌无能的……相反，俄罗斯士兵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之一，他们的绝对服从、坚忍不拔的耐力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被公认为异常宝贵的素质。“事实上，在实行普遍征兵制以后，几乎所有国家的普通士兵都可以说具有这样的素质，二战时的美军顾问团对中国军队的评价几乎就是施里芬对俄国军队评价的翻版。在高度专业分工之前的前现代化战争中的普通陆军士兵，他们唯有绝对服从（军队不讲民主），必须坚忍不拔，只能视死如归（督战队就在身后架着机枪）。俄罗斯军队如是，中国军队如是，日本军队如是，美德英法军队又何尝不是呢？

《菊花与锚》的笔记-第130页

值得注意的是，从1895年开始，英使欧格讷、德使巴兰德、法使施阿兰、俄使喀西尼等老牌“中国通”纷纷从北京调走，改由窦纳乐（英）、海靖（德）、毕胜（法）等非洲事务专家任驻华公使，这表明那些欧洲强国已经将中国看作是像非洲一样待瓜分的地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于茲开始。出任驻华公使时间：
窦纳乐1896年4月24日
海靖1896年
毕胜1898年4月23日

《菊花与锚》的笔记-第350页

”朱诺“号于当天下午被日本”伊26“号潜艇击沉，683名水手随舰沉没，包括因此次事件而在美国家喻户晓的沙利文家五兄弟。沙利文五兄弟http://baike.baidu.com/view/2440666.htm

《菊花与锚》的笔记-第119页

晚清所处的那个时代，强权即真理，列强侵略弱小国家是不需要理由的。

《菊花与锚》的笔记-第120页

只有制度的变革，才能使中国在那个时代的那个世界上搏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所谓制度，倒不是说专制或者立宪云云。德意志帝国是专制的，其国力却能一跃而起超越法俄；“近东病夫”奥斯曼帝国早有宪法，却不能保证最后不亡。清朝迫在眉睫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能不能彻底抛开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定西。但是清朝最致命的缺陷就在这里：清承明制，整个中华帝国上千年来过度成熟的皇权专制、理学思想、科举制度、官僚士大夫势力，在明朝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又由清朝全盘接受。由此形成的自大保守、冥顽僵化、贪污腐败的整个帝国体系，已将在旧制度下进行改良的各条出路全都统统封死。
日本式的封建制度并不完美，有很多漏洞，所以维新派可以对其加以改造，在原有基础上建设资本主义化国家，对幕府以外的旧有统治阶级不造成过大的触动。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实在是发展得太完美、太完善了，如果进行改造，必然要引进各种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势必导致以儒家宗教礼法为核心的旧文化思想系统的崩溃，以及奉其为圭臬的主要统治力量——熟读孔孟之书却别无长技的官僚士大夫，整整一个帝国的旧官僚——的失势甚至灭亡，所以这也是他们要痛心疾首竭力反对的。即使上面有一个开明的好皇帝下决心彻底变法维新，负责具体实施各种改革措施的也是上至内阁六部、下到省道府县的官员。在他们的反对和抵触下，各种新制度新措施也不能推行下去。何况当时在“好皇帝”之上，还有一个“坤纲独断”的老皇太后。日本那个就是所谓的船小好调头咩？
其实，所谓的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阶级”往往是改革不成后被抓来当做改革失败原因的万用万灵的借口。当外部的强大压力袭来，原本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有崩溃的危机，所谓的统治阶级，也即“既得利益阶级”自然产生变革的需要并在顺利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改革，日本的维新，其实也不外乎是这样的过程。当然，因为改革中必然会有的利益再分配，往往会在过去的“既得利益阶级”中展开殊死的搏斗。拥幕派和维新派之间刀兵相见的惨烈程度远甚于戊戌变法中帝党与后党之争。而所谓保守的冥顽的西太后，实际上也不是不知道大清朝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也不是没有改革之举。而无论洋务派的李鸿章，维新派的陈宝箴，乃至背万世骂名的袁世凯，哪个不是在搞改革，哪个又不是饱读孔孟之书的传统士大夫呢？
晚清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失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其没有找到启动资源。一战之前的世界强国，无论政体如何，它们的崛起之路都包含着掠夺它国资源为己用的过程。单纯的农业社会是无法支持一个国家达到工业化的，而工业化恰是晚清时期现代化国家的决定性特征。于是乎，广大的东方成为西方列强的农场，殖民地就是他们的农田。日本能继西方列强之后崛起于东方，一是攫取了朝鲜为其农田，二是甲午之战获得了飞来横财的二亿两白银战争赔款。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改革，最缺的恐怕还是钱。思想和技术都可以引进，制度可以改革，真金白银这玩意儿却是变不出戏法来的（当时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大都是金银本位制）。当然，尽可以说儒家思想下的老大中国绝对做不出像小日本和西方蛮夷那样的强盗之举，但当是时也，举世汹汹，文明二字只可拿来装牌坊，却绝不可用来当饭吃。

《菊花与锚》的笔记-第21页

在1868年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条誓文》（相当于施政纲领）中，有一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学习外国成了日本的国策。1872年，日本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包括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国策制定者和当时几乎所有政府领导人的庞大使节团，游历美、英、法、荷、比、德、丹、瑞、俄、意、奥等十余国。岩仓使节团的目的，一是试图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欧美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为日本制定国家发展的蓝图。此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黄金时代，在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商业、雄视全球的强大舰队、林立的工厂和矿山令日本使节艳羡不已，惊叹道：“经过梦中二千年，今后为国而谋者不可不发感于兹，不可不有所奋为。”而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参谋总长老毛奇对日本使节团言传身教德国式的君主专制立宪制度，老毛奇对岩仓的一段谈话更是令日本人如醍醐灌顶：“……万国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日本使节的心坎。木户孝允兴奋地说：“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这次考察对日本历史的影响意义深远。从此之后，日本开始沿着俾斯麦所说的“强弱相凌，大小相欺”的方针来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日本以牺牲邻国为自身发展代价的“宇内经营”策略，以及实现这一策略的工具——海军的大力兴办，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明治天皇《五天誓文》：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3，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4，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菊花与锚》的笔记-第160页

因为沙皇俄国当时对犹太人的迫害，以雅各布·希夫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90%84%E5%B8%83%C2%B7%E5%B8%8C%E5%A4%AB为首的犹太银行家认购了大量的日本战争债券日本政府对犹太人提供战争贷款一事一直感恩戴德，二战中接收了许多欧洲犹太难民在神户和伪满的哈尔滨等地避难。恐怕小日本根本不是什么知恩图报的民族，他们接受犹太难民更多的应该还是处于利益方面的考虑。比如著名的”河豚计划“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B3%E8%B1%9A%E8%AE%A1%E5%88%92
二战犹太人上海避难 或因日本冀引入资本http://news.ifeng.com/shendu/fhzk/detail_2011_12/30/11684288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