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书评

启蒙时代的坏孩子

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史中，塔列朗一直是我钟情的人物。一种烂俗的成见是这样说的：人们热衷于品读一位历史人物，是因为他/她生平遭际及其思想理念的丰富性、复杂性；人物秉性中的“纯粹”与“乏味”是同义词。我对塔列朗生平的迷恋恰恰是个反例。塔列朗之独具魅力，不是因为他的复杂，恰恰是因为他的“纯粹”。只不过这种“纯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襟怀坦白，甚至连普通人的道德水准都够不上。塔列朗内心世界的纯粹是一种无道德的纯粹。我们且来看看他的丰功伟绩吧。塔列朗的政治生涯始于法国大革命初年，他脱去教士袍，以革命斗士的面貌示人。尔后，他身居督政府要职，却在关键时刻倒向了独裁者拿破仑。担任拿破仑帝国的外交大臣期间，一面尽情施展外交手腕以促成拿破仑的帝业，一面向英、普、俄等欧洲列强频送秋波，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留后路。而当拿破仑皇帝厌弃他时，他又不失时机地向欧洲各君主国和流亡的波旁王朝势力献媚，因而得以在拿破仑垮台后继续掌控法国外交。塔列朗先生的事迹，丝毫看不出一丁点忠诚，一丁点廉耻，这便是他的“纯粹”之处。在法国大革命人物的群像中，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等常被雕塑成顶天立地的豪杰，而塔列朗只配在他们的队列末尾做一个貌不惊人的瘸子。然而，无论塔列朗先生在人格上“坏”得多么“纯”，我们却始终无法忽视他在世界外交史上的贡献。一手构建“正统主义”外交原则、与梅特涅一起维护欧洲和平局面的，于樽俎之间巧妙地将欧洲列强对法国的损害降至最低的，不是别人，正是这根法国墙头草。19世纪初的法国史素以暴烈残酷、破多立少而遭诟病，恐怕只有《拿破仑法典》和塔列朗的外交原则维持了较长的时日。直到今天，拿破仑的名字还印在世界各国的法学教科书上，而书架另一头的国际关系教科书绝不会遗忘塔列朗。应该说，塔列朗的外交大厦能经革命战争的暴风雨而屹立不倒，正是得益于他的“纯粹”理念。政坛上的塔列朗可以独步欧洲外交界，不按牌理出牌，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塔列朗却无法脱离启蒙运动-法国革命的时代语境。塔列朗晚年在其回忆录中，曾亲切地称伏尔泰是“两个世纪以来我承认是老师的唯一一个人”，足见他的精神世界不可能不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渐染熏陶。塔列朗一切从现实情势出发的战略眼光，自然要以启蒙弘扬的“理性”为前提。然而，正如文艺复兴既产生美术三杰，也产生马基雅维里，启蒙时代也诞生两种典型思想——伏尔泰的和塔列朗的。而塔列朗又比马基雅维里走得更远。外交大臣阁下才不会像意大利人那样，在《论李维》和《佛罗伦萨史》中对共和制度发出由衷的赞叹呢。塔列朗的哲学是纯粹现实主义的，它连那种为实现神圣使命而不得不如此的现实主义都不是。“方式是关键之关键”，这是塔列朗的座右铭，而其背后是利益——无论是法兰西民族的，还是他自己的。有了上述纯粹现实主义作思想武器，塔列朗自然能在欧洲外交赌局中无往而不胜。他真是天生的外交家，而外交家的职位，大革命群像中的“豪杰”们没有一位能够胜任。丹东太富有激情，罗伯斯庇尔太执着于纯净理念，拿破仑一往无前、战不旋踵的扩张狂热更是外交家的大忌。也正是由于上述几位英雄对种种历史决定论的迷恋，大革命才呈现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势态。什么都有，就是缺乏稳定和连续性，而这些缺乏的东西，塔列朗将在外交领域做出补偿。因为他从不坚信什么，也从不怀揣任何形式的激情，他只是决策、行动，理性地维持着一切的平衡。塔列朗终其一生，只是尽他所能做了最合算的安排。晚年的外交家生活平静，称不上求仁得仁，自然也不能说是恶有恶报。善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对于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塔列朗的人格当然不值得称道，但他的经略手腕却是不可不学的。毕竟，在坚持内心道德律令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现实世界中仍有一片叫做“国际政治”的领域，是仍然奉行丛林法则的。今之习纵横术者，完全可以视塔列朗为导师。只需记住一点：不要纳贿。（【法】塔列朗：《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王新连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