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

章节摘录

奥地利危机和共产主义奥地利危机是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基本形式的民主的危机的局部表现。国际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极度紧张导致专制短路，一个接一个地炸坏了民主的开关。这个过程从欧洲的边缘、从最落后的国家、从资本主义链条中薄弱的环节开始。但它是不断地进展的。被称为议会危机的，其实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危机的政治表现。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存在和衰退是同步的。社会民主党在捍卫过时的民主时，把社会发展驱入法西斯的死胡同中。战后和革命后奥地利资产阶级的极度软弱性，和与此相关的奥地利经济政治的不独立成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力量的最重要的源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完成拯救、巩固资产阶级制度的功能时，在其宣传中有可能或是利用本国资产阶级，或是利用外国（英国或美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后资产阶级制度稳定的第一阶段，社会民主党成了外国资本的直接代理。这不仅使它有可能把全部灾难的责任全推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而且在对它的态度上持比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更独立、更具批判性的立场（至少在表面上）。随着资产阶级制度的巩固，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多地揭露民族资产阶级只是完成英国资本的命令。对工人来说，它没有有利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现成的理由：“我们当然可以战胜我国的资产阶级，但问题不在它，而在于英美资产阶级。”奥地利的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不得不看着英国主子的脸色行事，因而更容易失去各自的特点。基本上扮演同一角色的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以反对派的形式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相对抗，因为它依靠工人。只是这个“反对派的性质”使它能够挽救资产阶级。在德国发生的是同样的过程和现象。它们极度促进了社会民主党的自我保护。但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力量和独立性，与此相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更明显、更公开地适应它，与它结盟，为它在工人群众面前承担直接的责任。这种情况为德国共产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可能性。奥地利头大身子小。首都掌握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但它在议会中占据不到一半的席位（43%）。主要靠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妥协政策来维持的这个不稳定的平衡，极其有利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它在维也纳地方自治政府选举中所做的一切，足以使它在工人眼中与资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来。而它没有做的--也是最重要的--：它随时可以把责任推给后者。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文章和演说中揭露资产阶级，像已经说过的那样，它非常巧妙地利用奥地利的国际依赖性来阻碍工人挺身而起反对阶级敌人。“我们在维也纳是强大的，但我们在国内还是弱小的。除此之外，在我们头上还有主子。我们应该在社会民主党内坚持我们的立场……并等待。”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党的政策的主导思想。直至今天，所有这些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内扮演“左翼”角色并坚持其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提供了可能性。而后者却接连不断地犯错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帮助协约国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摆脱战后的危机，并为摇摇欲坠的私有财产建造了民主的避难所。这样，它在整个战后时期都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统治的主要工具。但这个工具是一个有其自己的利益和野心的、独立的、人数众多的官僚和工人贵族的独立组织。这个官僚就其思想、习惯、生活方式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亲骨肉，但它依赖的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并总是处在后者不满的威胁下。这个情况是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即主人和管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面，无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怎样用政治、工会、地方自治政府选举、文化和体育机构的网络牢牢地抓住工人阶级，但1927年七月事件过于明确地表明，单凭和平主义的改良方式是无法为资产阶级提供全部必需的保障的。上述一切也解释了奥地利法西斯的社会功能。这是资产阶级的第二个管家，他与第一个管家有很大的不同，并与其对立。社会民主党的下层被虽然是掺了假的、但毕竟是无产阶级的本能推动向前。法西斯的下层则是由小资产阶级和奥地利如此之多的失掉阶级属性分子的无出路所滋养。社会民主党上层借助民主的口号和机构来抑制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法西斯上层则在挽救性的政变的前景中为备受折磨的小资产阶级的绝望打开出路，因为在此后，“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再妨碍耕种、手工业和贸易的良好进程。这样，奥地利的情况经典地驳倒了庸俗理论，即法西斯是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物。在作为群众组织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与历史发展的紧迫要求的矛盾越是明显、触目惊心、难以容忍，法西斯就开始起越大的作用。在奥地利和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法西斯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的必要的补充，并得到后者的滋养，并是在后者的帮助下登上权力的宝座的。法西斯主义是衰退时代的形式民主的合法的儿子。民主原则在奥地利被格外明显地搞到荒谬的地步。社会民主党要形成多数还差百分之几。但是可以说--这不是奇谈怪论，而是赤裸裸的真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稳定不是依赖它所掌握的43%的选票，而依赖它为了成为多数所缺的7%的选票。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赢得多数，资本主义的稳定仍是不可动摇的。但它赢得多数根本没有保障。只有白痴才会认为，所有问题全靠宣传解决。如果以此为出发点，即奥地利的生活今后将在民主的框架内展开，则根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使人认为，在近25或50年内，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定会赢得多数。整个资本主义欧洲的经济生活处于美国和其他海外国家的最大的威胁之下。正是在和平发展的前景中根本不可避免的奥地利经济的腐朽，更可能给社会民主党带来的不是选票的增加，而是减少。这样，就民主的逻辑可以得出，虽然资产阶级的继续统治注定会使民族腐朽和文化解体；尽管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都为转向社会主义作好充分准备；但这个转折是不允许的，因为百分之几的最愚昧、最落后或最腐化的人对斗争袖手旁观，在暗无天日中苟且偷安，而且在决定性的时候准备把自己的选票和拳头给法西斯主义。民主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在与国家阶级系统分化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有机的、有计划的发展的时代，民主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教育无产阶级的工作也包括在内。它在欧洲起过最重大的作用。但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欧洲它首先是资本主义腐朽的时代，民主就陷入困境。奥地利宪法是社会民主党制定的，那里社会民主党占绝对多数，它控制着首都，因而我们应该在那里看到由民主转向社会主义的更完善的民主形式，事实上我们在那里看到的却是政策一方面是由法西斯匪帮的进攻，另一方面是由社会民主党工人半武装的队伍的退却来调节的，而由哈布斯堡学派的旧警官出任最权威的民主指挥，其原因就在于此。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第二个全权管家。法西斯主义像社会民主党一样，并比后者在更大的程度具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运动逻辑。我们知道，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了拯救资产阶级和巩固资产阶级社会，它不得不与社会民主党，也与传统的资产阶级各政党发生最尖锐的矛盾。在波兰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现象。不应当把事情设想成这样，似乎资产阶级的所有政治机构都会协调一致地行动。幸亏不是这样。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补充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由社会民主党培养的法西斯主义为了夺取政权，不得不不打破前者的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让法西斯更容易实施这个外科手术。奥托•鲍威尔说只有为捍卫现行的民主制才允许使用暴力，很难设想比这个说法更浓缩的庸俗了。如果把这种说法译成阶级的语言，则意味着为保障组织为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允许使用暴力，而不允许为建立无产阶级国家使用暴力。这个理论被赋予法律形式的阐述。鲍威尔咀嚼拉萨尔有关权力和革命的陈旧公式。但拉萨尔是在法庭上说的。在那里，他的论据是合适的。把与检察官的法律决斗变成历史发展的哲学的企图，是胆怯的诡计。鲍威尔的结论是，只有对已经完成的政变来说，才允许使用暴力，因为那时“权力”的基础不复存在，但不允许在政变前的24小时内防止它。鲍威尔沿着这条路线设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分水岭，似乎这关系到两个刑法学派。事实上，区别在于，布尔什维主义力求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社会民主党则力求使它永世长存。无须怀疑，在政变成为现实时，鲍威尔就会声称：如果在有强大组织和自由的刊物、43%的代表和维也纳自治市政府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把工人动员起来，反对反宪法的、破坏法律秩序的法西斯匪徒；现在，当法西斯分子控制了国家机关，依靠他们新建立的国家权力，我们就会失去火和水，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失去与群众的合法联系，况且后者显然已经失望、遭受压迫，大多数已经转到了法西斯的旗帜下，--现在建议进行武装起义，只能是罪恶的冒险主义或布尔什维克。这样，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虽然把自己的哲学调转了180度，但他们仍是完全忠于自己的。内部解除武装的口号就其反动卑鄙来说，超过了迄今为止从社会民主党那里所听到的一切。这些先生恳求工人在武装的资产阶级国家面前解除武装。法西斯匪徒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辅助队伍；今天解散他们，他们在任何时刻都会恢复并武装起来，规模是今天的两倍。如果社会民主党用资产阶级国家的手解除工人的武装，就没有任何人会武装工人。社会民主党当然也害怕法西斯的武器。但它大概更害怕工人手里的武器。今天资产阶级最害怕的是内战，首先是因为对它的结局没有把握，其次是因为它不希望经济的震荡。解除工人的武装使资产阶级免除内战之忧：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法西斯政变的机会。奥地利内部解除武装的要求是协约国、首先是法国、其次是英国的要求。法国的半官方刊物《时代》严厉地对绍别尔解释说，内部解除武装无论对外部的世界还是对私有财产的利益来说，都是必须的。韩德森在上院演讲时阐述了同一个题目，韩德森在保卫奥地利民主时，也捍卫了凡尔赛条约。像在所有重要问题上一样，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仅仅是战胜国的资产阶级的传送机构。社会民主党不能夺取政权，也不想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发现，守纪律的工人通过社会民主党让它承担了太大的附加开支。资产阶级从整体上来说需要法西斯，以便控制社会民主党，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干脆把它抛到一边。法西斯想夺取政权并能掌握政权。一旦掌握了政权，它立刻把它完全交给金融资本支配。但这是一条震荡的道路，它也需要巨大的附加开支。资产阶级的动摇、它的各阶层之间的斗争由此得到说明，它近期更可能的政策也由此决定：在法西斯的帮助下，迫使社会民主党帮助资产阶级修改宪法，以便把民主的好处和法西斯的好处结合起来，法西斯是实质，民主是形式，以免除民主改革的多余的开支，尽可能不要法西斯政变的新的附加开支。这条路资产阶级能走通吗？完全长期地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底是不可能的。换言之，资产阶级不能创立这样的制度，它能让它和平地依靠工人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并让他们承担用于社会改革的费用，也无须内战震荡的支出。矛盾太大了，它们应该从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爆发出来。无论如何，奥地利“民主”注定要灭亡。它当然还有可能从今天的中风中康复并能撑一段时间，一瘸一拐地走路，费劲地说几句话。可能还需要再一次中风，才能使它躺倒。但它的命运已经预先决定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进入了清算其历史罪行时期。把资产阶级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救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也方便了资产阶级摆脱社会民主党本身。在法西斯主义胜利的情况下，不仅将从肉体上消灭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还将无情地粉碎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和据点，闭眼不看这点就太荒谬了。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社会民主党仅仅在重蹈自由主义的覆辙，它是后者的晚得女。在历史上，自由主义者不止一次地帮助了反动封建势力镇压人民群众，此后，反动势力就把自由主义者也消灭掉。历史似乎给自己提出了特别的任务：以最鲜明的形式推翻1923年以后的共产国际的预言和指令。对1923年德国革命形势的评价是这样；对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英美对抗的评价；1924-1925年革命高涨的方针；对中国革命（1925－1927年）的动力和前景的评价；对英国工会（1925-1927年）的评价；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现在，对“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的评价也是一样。莫洛托夫发现，“法国站在革命高涨的最前列”。然而事实是，在欧洲所有国家中，最具革命性的形势现在在奥地利，而且可能的革命发展的出发阵地不是共产主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之间的冲突，这点是最重要的。然而在这个事实面前，不幸的奥地利共产党完全被赶进了死胡同。对，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的冲突现在是奥地利政治的基本事实。社会民主党退却、让步、匍匐在地、恳求、一个接一个地交出自己的阵地。但冲突仍是十分现实的，因为事情关系到社会民主党的脑袋。法西斯进一步的进攻可能、也应该推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甚至部分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大大超越泽伊采们、奥托•鲍威尔们和其他人划的底线。就像从自由主义者们与君主制的冲突中不止一次的出现后来超越斗争双方的革命形势一样，从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资产阶级的两个全权代理人--的冲突中可能会展开今后会超越二者的革命形势。

前言

译者前言本书收录的是托洛茨基写于1929—1940年间的论反法西斯斗争的文章。1929年距希特勒上台还有4年，1940年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一年。而与反法西斯斗争相关的研究著作、参与者的回忆录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大多数问题都有了定论，托洛茨基写于七八十年前的文章还能提供什么新东西吗？迄今为止，史学界一致认为纳粹上台是不可避免的，东西方学者在这点上并没有分歧。丘吉尔是为数不多的对希特勒有先见之明的人，或是有可能阻止“二战”爆发的政治家。他坚决主张对纳粹德国采取强硬措施，反对绥靖政策，在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失败后，他接任首相。他曾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完全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愚蠢的战争，他的这种说法仍是在指责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说过，欧洲各国政治家一直搞不清楚希特勒是不是疯子，待弄清楚之后，为时已晚，整个欧洲已经被纳粹浸泡在血泊中。他指的是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各国政治家对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甚至想利用纳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著名的例子是《慕尼黑协议》和《苏德秘密条约》。他所指的，也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在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而不是在纳粹在德国获胜之前。那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德国共产党呢？它是否为阻止纳粹获胜进行了斗争，是怎么进行的？它的失败是与纳粹实力相差悬殊的结果，还是共产国际和德共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前两年央视热播的系列片《世界历史》中有关纳粹崛起的那一集中，称颂台尔曼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这套系列片写作阵容强大，鸣谢单位有诸多世界各国著名研究所、博物馆，更是增加了这套专题片的权威性。台尔曼时任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如果认为他是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的话，那就是说，共产国际和德共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战略战术是无可非议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无力消除纳粹这场灾难，这是历史事实，也得到了史学界的公认；在这场灾难面前，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也同样无能为力。这么说来，世界上确实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场褐色灾难的来临，它是人类的宿命，在劫难逃。果真如此吗？收入本书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否认了这个答案，而且不是在事后，而是在1929—1933年间（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在他对共产国际的错误理论“第三时期”和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德共错误的战略战术的批判中回答的。他的答案是，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完全是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荒谬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德共愚蠢的战略战术的结果。与后来的史学家完全不同，托洛茨基并不认为纳粹的上台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危机的产物只能是法西斯。他认为这场危机也孕育着革命。收入本书的一篇长文的标题就是《德国革命和斯大林官僚集团》，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称呼当时的德国形势的。然而这本小册子的中译本的标题被改为《论法西斯主义》，那个译本是据英译本转译过来的，不知这个标题是英译者改的，还是中译者改的。在本书中的这篇长文，是笔者根据俄文原文译的，并恢复了它原来的标题。因为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把这场斗争局限为反法西斯斗争，他认为无产阶级打垮法西斯纳粹党之日，就是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时。当然，他更不赞成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界定为反法西斯战争，是民主国家与反民主的法西斯专制独裁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我也理解中（英）译者改变标题的苦衷。在本书中，这篇长文用原来的标题没有任何问题，若作为一个单行本，这个标题就可能会引起误解。在为本书命名时，笔者就颇费思量，用反法西斯斗争，有违作者本意，但根据作者的观点，把文集命名为《托洛茨基论德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恐怕会引起误解，只好按习惯把它称为反法西斯斗争。但托洛茨基的文章把这场斗争提前到希特勒的纳粹党还在为夺取权力而斗争时。这些文章堪称反法西斯斗争的最重要的文献，因为它们有扭转乾坤，改变历史进程的潜能，不仅能够拯救人类免遭法西斯荼毒，还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新前景。但迄今为止，东西方史学著作忽略了这些文献，对这种可能性连提都不提。前几年，在庆祝反法西斯斗争胜利60周年时，世界各国都举办了不少活动，报刊、电视台发表了大量文章和专题报道，但对托洛茨基当年进行的这场斗争仍保持沉默，不免令人感到遗憾。早在纳粹上台之前，托洛茨基就明确地预言希特勒一旦上台，将给德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的灾难，剖析纳粹的性质，结合德国形势的变化指出阻止纳粹夺权的斗争策略，并且指出，在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下，德国将会出现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反革命之间的决战，其结局将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无产阶级战胜法西斯乌合之众。他认为纳粹的崛起表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改良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已经无力解决当时德国的社会危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阻止法西斯按它的方式来解决这场危机，而只有在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也就是说，这场斗争胜负的关键是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以及它们正确的战略战术。因而，他的斗争从批判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宣布的“第三时期”理论开始。“第三时期”理论溯源由于这是斯大林的败笔，所以没有大肆宣扬；而且是在他独揽大权之后，无法再找替罪羊，所以干脆就不提了。因此，至今许多人不知该理论为何物。托洛茨基最早批评“第三时期”理论的文章是结合奥地利形势写的，第二篇则用了《反对派通报》第8期的全部版面，是一本小册子，这两篇文章在对这个荒谬的理论批评中已经把它描述得十分详细了，无须笔者再添蛇足。在此只是为行文完整，简单地介绍一下“第三时期”理论。该理论把1917年以后的世界革命形势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7年至1923年，是革命的高潮时期；第二时期从1923年至1927年，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第三时期从1928年开始，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即将总爆发，它已无力对付下一次经济危机，从现在起，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此前一直处于守势的共产国际将转入全面反攻，阶级斗争中的任何偶然事件都将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义。今天看来，这个划分时期的理论是如此机械、荒谬，但对斯大林及其集团来说，却有它内在的逻辑和必然性。所谓第二时期，即该理论定性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时期，并不是客观历史事实，而是联共（布）当权的多数派推行的右倾内政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事实。正如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所反驳的那样，如果发生了中国革命（1925—1927）和英国总罢工（1926）的历史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稳定时期，那就找不到资本主义不稳定的时期了。体现在对外政策上的右倾路线的理论基础是斯大林伙同布哈林于1924年年底炮制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马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爆发才有胜利的可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修正了这个理论，它成功地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夺取了政权，在一个国家中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包括后来炮制鼓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内，都坚持世界革命的原理，他们认为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中首先获得成功，但只有在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之后，才能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因而，即便是在内战的严酷条件下，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创建了共产国际，旨在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至于“一国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是非对错问题，是一个很容易判断的问题。但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把斯大林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导师，妨碍了人们对这个理论进行客观评价。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没有祖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每一卷的扉页上都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且没有对它加以任何限定，比如说在和平时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在战争时期则不联合，而是为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彼此厮杀。因而，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则，第二国际背叛了这个原则，并以此换来了进入资产阶级政府内阁的权利。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今天的美国个人履历表中有一栏把是否加入过法西斯政党与共产党等量齐观，国内翻译的一些历史书也持这种观点。国内一些人对此认同，说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其实这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无知或是别有用心，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国家消亡的主张，都使它不能把国家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倒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拉近了与国家社会主义的距离，当然还不只是这一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世界革命理论，成为斯大林、布哈林所倡导的新正统之后，他们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立在世界革命理论基础上的列宁时期的外交政策以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为目的。而建立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外交政策，则是把俄国的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此以后，无产阶级政党掌权的俄国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桥头堡和大本营，它要集中精力在俄国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要为保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服务，服从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它们最神圣的职责。如果某个国家的革命利益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发生冲突，该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放弃和牺牲本国的革命。因为建设需要和平环境，只有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才能为苏联赢得建设的机会和条件。当权派认为，如果外国共产党的革命行动刺激了该国资产阶级，就有可能使苏联丧失好不容易赢得的喘息机会。他们没有魄力也没有能力以世界革命来彻底改变世界格局，只能千方百计地维持现状。当年斯大林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以长江为界，各守一边，就是怕中共一旦打过长江，会刺激美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时斯大林的做法就是当年政策的翻版。只不过中国共产党没有服从斯大林的指示，而是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解放了全中国。否则，内战后中国的格局将与朝鲜和越南一样，国共两党各守半壁江山。一旦不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己任，而以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在其外交政策中，那些没有实力的各国共产党自然就沦为苏联与外国资产阶级政府、政党打交道时讨价还价的筹码，成了“老大哥”的“小兄弟”，失去了独立地位。斯大林与布哈林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国民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判断，据此制定了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政策，并强迫中国共产党执行。他们的外交政策的右倾实质在中国大革命和英国总罢工中得到了充分地暴露，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只能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这场革命的领导者理所当然是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只能是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苦力”。他们把国民党定性为四个阶级的联盟，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这四个阶级的政党。由于这种定性，他们自然更器重作为这场革命的领导的有实力的国民党，而不是作为“苦力”的中国共产党。派驻中国的共产国际全权代表鲍罗廷成了蒋介石的顾问。1926年年初，国民党被吸收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准会员，并选举蒋介石为它的名誉委员，以这种姿态表明他们与国民党的友好，逼迫中国共产党就范。在蒋介石制造3月20日反共政变（即中山舰事件）时，莫斯科要员布勃诺夫率领的使团正好在广州，曾遭软禁，但他还是劝说中国共产党服从中国革命的利益，为国民党做苦力。北伐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罢工、农民起义的支持下，势如破竹、节节胜利。蒋介石被这种革命形势吓坏了，他下令禁止罢工、游行，并镇压工会和农民，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再次发生严重的对立。陈独秀又一次向莫斯科提出要求，让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摆脱国民党的纪律束缚，恢复行动自由，全力支持无产阶级运动和农民的土地斗争，并做好与蒋介石发生公开冲突的准备。莫斯科拒绝了他的要求，布哈林斥责他为危险的极“左”异端。他在苏共的七月代表大会上以中央委员会报告人的身份重申中国只能维持唯一的统一民族革命阵线，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在客观上起着革命作用，所以中国共产党现在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它必须在农民和反帝的资产阶级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它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证一切反帝力量的团结一致，必须抛弃与国民党分裂的任何企图。参见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352—353页。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讲话时，也要求共产党服从国民党，并严禁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建立苏维埃。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1—331页。在上海工人经过三次起义，最终夺取了对城市的控制权之后，陈独秀再次向莫斯科呼吁，要求让他的党摆脱国民党，放手推进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但是他和他的同志们被迫再次服从莫斯科，把上海交给蒋介石，并遵照指示交出了武器。这样，在起义胜利后的第三个星期，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参加起义的工人倒在了血泊中。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周之前，斯大林还得意扬扬地说，右派将军还听从革命命令，为革命服务，所以不能抛弃他们，就像农民不会抛弃还能劳作的老马一样。一旦利用完他们之后，就像被榨干的柠檬一样把他们抛弃。话音未落，这只“被榨干了的柠檬”就夺取了政权，给斯大林一记响亮的耳光。斯大林为了挽回他的面子，指示各国共产党，将他这篇讲话从刊登它的那期《共产国际通报》上撕下销毁。当右派将军“造反”之后，他们又要求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地依靠武汉“左”派国民党政府。其结果是“马日事变”，宁汉合流，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再次遭到屠杀。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政策的批评，可参见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在此之前，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还经受了另一个打击——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斯大林和布哈林一直支持苏联工会与英国工联总委员会之间的联盟，期望改良主义的英国工会能在必要的时刻帮助苏联政府与英国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以此来避免他们担心的苏英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而英国工联的头头认为，考虑到英国资本主义危机和群众的不满日益加剧，在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与苏联工会建立良好关系，可以得到“左”面的掩护，对他们是有利的，于是双方各自抱着自己的目的玩这场游戏。1926年，得到苏联支持的工联总委员会的背叛破坏了英国煤炭工人总罢工，最后主动退出英俄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的外交政策再一次破产。本来，根据“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斯大林有权为保证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而牺牲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中国革命失败与成功，他并不特别在意；英国总罢工的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还可以找替罪羊。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何况反对派对他们的中国政策和英俄委员会一直进行尖锐的批评。好在他利用权力限制反对派的批评的传播，并利用他控制的宣传工具对这两场失败轻描淡写。但终归不能把失败说成是胜利。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他命令中国共产党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在革命已经失败，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下，革命力量元气大伤时，应该总结经验，积蓄力量，为新的革命高潮的来临做准备。但这不是斯大林关心的事，他只想挽回自己的面子。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又策划广州起义，指望仓促举行的武装起义能够胜利，以此来堵一直批评他们的中国政策的反对派的嘴。更为可笑的是，他们策划广州起义，竟然是为给苏共十五大献礼。冒险的武装起义如能成功，是可以往他的脸上贴金的好事；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对派的批评被他牢牢地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不能见诸报刊，广大党员群众和一般群众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他推行的导致中国革命和其他国家革命失败的政策不仅不会使他下台，他还可以借革命失败和反动势力的加强而进一步加大对反对派的打击。然而，国内政策的恶果却不是靠耍花招、推诿责任就能消除的，这就是1927年年底的粮食收购危机。这一危机是多数派（先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后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等）推行的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的恶果。自1921年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人中，在经济政策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一分歧在对外贸易垄断制上爆发出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坚持对外贸易垄断制，斯大林、布哈林等多数人主张取消或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实际上，这两种不同的立场的核心，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形势下如何对待俄国的工业。农业危机是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只要让农民恢复生产积极性，基本处于原始状态的俄国农业就可以恢复生机。然而，要恢复遭受战争、革命和内战破坏的工业，没有投入是不行的，而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到1922年，农业就恢复到战前水平的75%，而工业只有战前水平的25%，而这也只是就轻工业而言，重工业仍处于瘫痪状态。从而出现了工农业发展不平衡问题。斯大林、布哈林等多数党的领导人主张通过放松或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列宁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等于允许外国商人同国内私商直接接触，它将导致破坏苏维埃俄国本来就十分薄弱的工业，有助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和俄国商人、农民的结盟，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列宁反对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不仅是他对对外贸易垄断制在发展民族工业、捍卫国家利益的重大作用的肯定，而且是他对他在新经济政策伊始时提出的“谁战胜谁”的诠释：个体农民和私营商业是资本主义因素，薄弱的国营工业是社会主义因素。斯大林等人只盯着眼前的经济利益，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到加快工业化速度对苏维埃国家的意义，也看不到它对苏维埃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的意义。因此，病中的列宁捍卫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斗争反反复复，进行了一年之久，最后在托洛茨基的协助下，才推翻了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参见《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列宁的最后斗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的相关章节。斯大林和布哈林都看不到大力发展工业的必要性，看不到工业严重滞后会破坏经济发展的平衡。这种片面的经济政策必然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在1923年，工业产品的匮乏和农产品的相对富裕就造成了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早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所做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多数派领袖对此视而不见。1923年秋天，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已经相当严重，农村的两极分化也日趋严重，托洛茨基认为，应该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加快工业发展来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平衡。而多数派认为，加大工业投入将损害农民利益，他们主张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削减对工业的投入，尤其是削减对亏损企业的投入。他们希望市场发挥作用，可以使农民富裕起来，工业将在农民对其产品需求的基础上缓慢恢复。托洛茨基坚持只有加速工业的发展才可以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平衡，才能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从根本上消除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因而国家应加大对工业的投入，发展重工业，否则轻工业的迅速发展也不能长久，甚至连农业也会因农机具缺乏而受影响。这个观点被斯大林、布哈林等诬蔑为“超级工业化”。他们推行他们自认为是能够维护工农“结合”的、面向农村的稳健正确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剪刀差越来越严重，在1923—1927年间还出现了几次严重的“商品荒”（指的是工业产品），农民出售粮食不能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工业产品，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日益加剧，最终导致他们拒绝出售粮食，造成那场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1927年7—12月，西伯利亚收购的粮食不足全年计划的1/3，国家大粮库中已有一半见底，城镇居民面临着饥饿的威胁。面包价格不断上涨，连军队的给养也没有保障。收不上粮食，以农业为主的苏联国民经济就要瘫痪。粮食是苏联主要出口商品，没有粮食，苏联的进出口就会陷于停顿。作为一个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斯大林没有理论预见能力，不能见微知著。困难和问题只要还没有变成灾难，他就心安理得地继续吹嘘他推行的政策如何正确，如何稳健，对批评者指出的所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导致的恶果一概否认，还反诬批评者无中生有、惊慌失措、丧失信心、危言耸听、恶意攻击。就这样，他杜绝批评，使及时改变政策本来可以纠正的错误和问题越积越多，最终酿成灾难。一旦灾难来临，他还是能看到的。这就是他这个经验主义者比烦琐哲学家布哈林强的地方。后者在大难临头时，还主张继续向富农让步。在内外失败的打击下，斯大林气急败坏地亲自前往西伯利亚，制定紧急措施，并与主张进一步向富农让步的布哈林集团翻脸。2月中旬，《真理报》发表题为《富农抬头了！》的社论。4月下旬，中央委员会承认，国家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它是由政府对富农经济力量增长的控制不力造成的。这表明，在严重的灾难面前，斯大林意识到他与布哈林共同推行的内政外交政策是行不通的，他决定改弦更张，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右变成极左。错误政策酿成的灾难摆在面前，不能再自欺欺人，找替罪羊也变不出粮食来，紧急措施只能解燃眉之急，不是长久之计。在不取消和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情况下，怎么向富农让步？斯大林明白，这几年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对他们推行的政策的批评是正确的，他们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新政策是现成的，就是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出的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实施计划经济，对富农课以重税，农业逐步实现集体化。这也是左派反对派从1923年起一直坚持的经济政策。虽然他昨天还指责上述要求，说它们是“超级工业化”、“破坏工农结合”等。一旦为形势所迫，他立刻把它们接过来，一点也不在乎前后政策的脱节，他的口号、立场、说法的前后矛盾，而且他还把反对派的要求推向极端，把它们变成极左。他后来推行的加速工业化和全面集体化就是例子。斯大林明白，中国革命和英国总罢工的失败同样是他和布哈林推行的右倾外交政策的恶果，这样的政策确实不能再继续推行下去了。况且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国内政策向左转并变成极左，外交政策也要跟着向左转，也同样变成极左。“第三时期”理论的根子就在这里。另外，“第三时期”理论还为斯大林的中国、英国政策的失败做了辩解：中国革命失败在1927年，英国总罢工在1926年，正好处于1924—1927年的革命低潮阶段，它们的失败是形势使然，与我的政策没有关系。其实，“第三时期”的提法，首先是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内容完全相反。他认为，第二时期中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的稳定，在第三时期中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固有性质，世界革命无限期地后延。就在这次会议上，莫洛托夫接过了这个名词，赋予它截然相反的内容。更糟糕的是，这种出于转变政策的需要而做出的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成了新策略的基础，共产国际领袖据此制定了让全世界共产党人必须贯彻执行的策略任务：一是要进行总罢工，二是占领街道，三是“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后者是“第三时期”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策略结论。莫洛托夫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革命组织与改良主义者的组织之间联合的策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接受，更加有害。”相对于前两个任务来说，第三个任务更加有害。因为前两个任务不是凭主观愿望就能完成的，总罢工是一个国家中政治、经济形势、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生存状况和情绪的产物，不是说发动就能发动起来的；占领街道也不是说占领就能占领的，它是总罢工的产物，没有总罢工的胜利形势，仅仅凭共产国际官僚的一纸命令，工人群众是无法占领街道的。贯彻这些策略任务的共产国际西欧局在号召欧洲工人阶级进行总罢工未果，五一示威游行和8月1日示威游行（即占领街道）都遭到失败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拒绝与改良主义组织联合的任务，只凭主观愿望就可以执行。在这三条策略指示中，世界各国共产党唯一贯彻到底的就是第三条，直到希特勒上台，共产国际开始推行人民阵线策略为止。如今50—60岁的人还能记得，在描述当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电影和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小群人在街头突然聚集起来，喊几句口号，撒几把传单；警察吹响了哨子，军警特务就赶来抓人。笔者小时候就在影片《我的儿子欧阳立安》中看到过这样的镜头，当时心中充满了对革命先辈的无限崇敬。现在回过头来，才知道这完全是中共执行斯大林“第三时期”策略的产物，为此，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革命者在这种毫无意义的行动之中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与在德国推行“第三时期”策略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历史上的台尔曼托洛茨基为这场斗争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智慧、热情和力量，他对法西斯的定性至今读来仍有新鲜感，他对德国当时各政党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辉，他对形势发展的准确预见令人赞叹，堪称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瑰宝，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策略的教材。西方学者将他的反法西斯斗争的著述誉为经典，绝非溢美之词。然而，那些应该对无产阶级命运、德国工人的命运负责的共产国际领袖和德国共产党的领袖，还有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德国各政党，却对托洛茨基针对每一次形势变化做出的深刻的分析、准确的预见和正确的策略建议不仅不予采纳，还大加嘲弄，使托洛茨基的全部努力虚掷，也使人类最终陷入纳粹带来的空前的灾难。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远离实际斗争战场，受“第三时期”理论或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仇恨的影响，无视实际情况，对托洛茨基的建议和批评一味咒骂，倒也情有可原，因为这场斗争毕竟不会对他们产生直接影响。对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就不一样了，这是与他们自己和德国工人运动生死攸关的事。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德共的领袖们怎么能连起码的辨别力都没有呢？连生路和死路都分不出来呢？这也同样是1923年开始的联共（布）党内斗争的结果。德共总书记台尔曼上升到德共的领导层，是1924年的事。据说是因为在1923年汉堡起义中立下了卓著的功勋。那次起义是一次失败的起义。当时的德共领袖布兰德勒作为那次失败的起义的替罪羊而被清算之后，台尔曼与马斯洛、路特•费舍、乌尔班斯等人一起进入德共领导层。这些人的崛起都有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背景，后三人追随的是季诺维也夫，台尔曼追随的是斯大林。1925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反目后，马斯洛、费舍、乌尔班斯便被清除出德共的领导层，台尔曼就成了德共的一把手，和同样追随斯大林的雷梅尔、诺伊曼成了德共党内的三巨头。这三人的上升与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推动“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同时。这个“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大家不要误会，不要以为俄国共产党真的要在共产国际中清除与布尔什维主义不符的东西，而是在列宁重病期间和逝世后，靠拉帮结派成了政治局的多数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又发展为“5人小组”、“7人小组”）把持了苏联的党政军大权后，为他们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中排除异己——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安插自己亲信的活动打出的一个好听的旗号。这场运动导致共产国际各支部领导核心的彻底改组。那些坚持国际主义，在反对社会民主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党的领导，由于具有相当的理论素养，经历了斗争的考验，不愿盲目追随莫斯科的新核心排挤托洛茨基和对他的批判。为了彻底打垮托洛茨基，这些有权威、有独立见解的领导人必须撤换。而用来取代他们的人，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对革命的忠诚、在党内的威信以及战略策略素养，要求他们的只是唯莫斯科新核心的马首是瞻，盲目地跟着后者的指挥棒转。紧跟斯大林的台尔曼等人在他们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后，主要工作就是根据莫斯科定的调子批判托洛茨基，清除德共中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和对他有好感的人。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破裂后，批判和清除的对象自然又包括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德共中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台尔曼等人学到的主要是在党内排除异己、维持自己权力的手段。领导全党为未来的革命做准备，独立地对德国和世界形势做准确科学的判断，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并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克敌制胜，在这样的党内斗争中是学不到的。当莫斯科突然转向，命令各国共产党“双脚迈进”革命前夜的“第三时期”时，进行他们所不熟悉也没有能力进行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时，他们只会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乱转，错误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在1931—1933年之间，当德共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遭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时，在那关系德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命运的紧要关头，台尔曼却赢得了一场他个人的重大胜利。这场胜利不是在与法西斯或社会民主党斗争的战场上，而是在德共党内，在与他的同志——雷梅尔和诺伊曼，三巨头中的另外两个——的斗争中赢得的。在这场斗争中，他依靠斯大林的支持，凭借着对莫斯科的盲从，他彻底击败了他的党内对手，成为德共的主宰，在德共党内赢得了与斯大林在苏共党内、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同样的地位。只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之后，他在党内的新地位就随着德共被纳粹消灭而化为乌有。在这场鲜为人知的台尔曼的党内斗争的胜利中，读者可以看到，台尔曼对他个人在党内地位受到的威胁比纳粹对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威胁更加敏感，也更加重视。在他与反对派斗争中保障他克敌制胜的法宝——向莫斯科的主子打小报告、仗势欺人、搞小动作，这些手段在阶级斗争中是毫不中用的。本来在大敌当前之时，作为党的领袖应该团结全党力量一致对外，他却为他个人在党内的地位而展开了一场内部斗争，借助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打垮了党内较为清醒和理智的同志。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台尔曼还没来得及享受这场胜利的果实，他本人及德共就被纳粹的战车碾得粉碎，真是又可恨又可悲。托洛茨基对这些领袖有一个精辟的概括，说他们在季诺维也夫之下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布哈林之下是布哈林分子，在莫洛托夫之下是莫洛托夫分子，而且在主子改变之后，就会把昨天还抬在肩上的领袖摔到地上，加以唾骂。这些人跟在领袖、导师后面摇旗呐喊、吹喇叭、抬轿子、搞内斗，都是行家里手，但让他们领导革命，就太为难他们了。何况连他们的导师也没有领导革命的本领。德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失败是他们和他们的导师的共同失败。从左向右摇摆的人民阵线及其他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官僚中派政策界定为左右摇摆的政策，并形象地把斯大林比作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傻瓜伊万：他在婚礼上哭丧，在葬礼上贺喜，因而总是挨打。纵观1923年以来斯大林制定推行的政策，确实如此。开始是极右，在极右造成的灾难之后，转向极左，极左路线碰壁后，又转向极右。人民阵线就是在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导致纳粹上台的灾难之后的向右转。人民阵线政策是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从1936年开始在法国、西班牙、智利等国推行。西安事变后，在中国推行的也是人民阵线政策，只不过不叫这个名称而已。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提法，并不是他创造的，而是人民阵线政策规定的。迄今为止，对人民阵线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说在法西斯在德国当政，在其他国家采取攻势的情况下，建立这样的阵线是必要的，还说在“二战”期间，抵抗运动基本上是在人民阵线的基础上展开的，并为后来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人民阵线的这种界定，明显与事实不符。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并没有战胜法西斯，法国后来被法西斯德国占领，在西班牙获胜的是佛朗哥法西斯政权。在人民阵线的基础上取得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只有中国，是个例外，而中国这个例外恰恰是毛泽东不服从人民阵线政策的结果，毛泽东为他的独立政策没少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猜疑。至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与其说是它们本国的人民阵线奠定的，不如说是苏军的军事胜利的产物。本书中还收录了托洛茨基关于苏德战争的评述，以及对即将爆发的这场战争的多方面的描述。除了托洛茨基对形势的洞察力和对事件进程的准确预见外，还应该注意他对这场现在被界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战争的定性。他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与法西斯独裁之间的战争，更不承认英法等国与法西斯德国之间的战争是捍卫民主的说法。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为按实力重新瓜分世界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进行的战争，而英法的战争则是为维护与它们现有实力不相称的大量殖民地的战争。另外，据笔者管见，文章中披露的法国帝国主义为缓解自己的困境怂恿日本侵华，尚未受到史学界的重视。社会民主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社会民主党的研究力度日趋增大，翻译了不少著作，研究专著和文章也越来越多。2007年2月的《炎黄春秋》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暴力革命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他的更加成熟的思想是民主革命，从而否定了列宁的十月革命，把社会民主党的“民主革命”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笔者在此仅限于指出，已有学者著文，证实该文作者（其实是《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作者，看过此书的人都能发现，此文是从该书的前言和后记中扒出来的）证明马克思成熟思想是民主革命的那段引文是断章取义，接下来的那段话完全否定了作者赋予那段话的意思。因为本书所收录的文章谈的是反法西斯斗争，笔者想请读者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这场斗争中的表现，判断它是否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或体现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大选前，一直是议会第一大党，魏玛共和国政府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在这最能检验一个政党的危机中，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表现出它的智慧和勇气，也未能给绝望中的人民指出一条战胜危机的道路。魏玛共和国的灭亡，纳粹党的崛起以及在1932年大选中取代社会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正是因为后者无力驾驭形势、战胜危机的结果。托洛茨基把社会民主党界定为金融资本的改良主义管家，它在和平时期能为资本主义修修补补，但在重大危急时刻，它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胆略。因而，在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0年代初的德国危机时，它或是投降，或是束手待毙。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马克思曾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曾是这样的党）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话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作为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阶级的政党，怎么可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呢？然而，随着工人运动的增强，社会民主党的地位越来越高，阵容也越来越强大，拥有自己的报刊、出版机构、金库，并在议会中占有一定的席位，于是在党内就逐渐形成了官僚阶层，这个阶层有自己的利益，而且它的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它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工人运动的结果，但在它看来，它的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更加直接的关系。于是出现一种荒谬的现象，工人运动为社会民主党赢得的一切，使这个党背叛了工人阶级，使这个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主义的管家。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向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投降的主要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党国际曾召开过三次大会，都做出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然而在各国议会就战争预算投票时，它们都纷纷投票赞成这个预算，对战争投了赞成票。这个180度转弯，究其根本，就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知道，在大战迫在眉睫时和战争中，在由政府所煽动的爱国热情的狂潮下，他们若坚持反战立场，会使他们失去民众的支持，而且会被宣布为非法，不仅会失去他们已经拥有的一切，而且还有性命之虞。于是，他们以种种漂亮的借口如保卫民族文化等，来为自己的叛变、出卖原则做辩护。法国社会党人盖得盖得(Jules Guesde,1845—1922)原名马蒂约•巴集尔，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第二国际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勒阿弗尔》纲领的起草人之一。曾同蒲鲁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可能派进行斗争。法国社会党（创建于1905年）的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中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4年8月—1915年10月任国防部长。甚至在“一战”中堕落为沙文主义者，充当资产阶级政府的国防部长。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也一样。德国反法西斯斗争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其最后的决斗是在无产阶级和法西斯之间展开，如果无产阶级胜利，那么被消灭的不仅是法西斯，同时被消灭的还有德国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即自下而上的革命战胜自下而上的反革命。早已放弃了用社会革命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民主党，是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这种革命的。他们在两害之中择其轻，向布吕宁、巴本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妥协，寄希望于施莱希尔将军能够智胜希特勒，在1932年又投票选举年老昏聩的陆军元帅兴登堡为总统，一步步地为希特勒的胜利铺路，为德国工人运动、自己的党的毁灭准备条件。艰苦卓绝的斗争，艰难的环境托洛茨基是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进行这场斗争的。1929年年初，国家政治保安局军官告知托洛茨基，将把他驱逐到土耳其时，托洛茨基就提出强烈抗议，他不愿去一个他对其文化和历史都不了解的国家，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已经意识到欧洲在未来的几年中，将发生影响整个人类命运的事件，因此他想近距离地观察这些事件，及时发表评论，借以影响事件进程。在他来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后，他就一直为寻求前往欧洲避难做努力。这位十月革命的领袖现在已经沦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失去了所有的权力，昔日的红军统帅如今已经没有一兵一卒，但仍让无论是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或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欧洲各国政府惧怕，纷纷拒绝他的避难申请。他在其自传《我的生平》中，专辟一章记述他在这方面做的努力和欧洲各国政府拒绝给他避难权的种种理由，并给这章命名为《没有签证的星球》。这样，托洛茨基只能在土耳其观察欧洲的形势变化，而且只能通过大约在两个星期后才能到达这里的报纸。他在文章中抱怨过这种情况，说报纸到达这里需要两个星期，就此写成的文章寄到欧洲，也需要同样的时间，再请人译成欧洲语言出版，至少在事件发生的一个月之后。他在致其中国支持者的信中也提到，目前电报和无线电都不为反对派服务。除此之外，土耳其有众多白卫军的残部，他们对当年率领红军击败他们的托洛茨基充满了仇恨。1931年德共机关报《红旗报》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报道，说一个白卫将军策划刺杀托洛茨基，他还生活在无孔不入的苏联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务的阴影之下，就不必说了。他在德国纳粹上台前所写的那些能够改变历史命运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成的。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说，“我不知道什么个人悲剧，我只知道革命的两个篇章的交替”。一家美国报纸在刊载他的文章时所加的按语说，他虽然遭受多次打击，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仍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此，他嘲弄说：“在判断力和政府职务之间，精神平衡与当前局势之间建立联系的庸俗企图，只能令我惊奇，……我只要手头有书有笔，我在监狱里也曾体验过最高满足的时刻，好像在革命的群众大会上一样。”他还引用了蒲鲁东在监狱中写给朋友的信中的几句话：“它们在各国所做的反对革命的事都像烟云一样地消散；我欣赏这种场面，我理解其中的每个图面。……那些压倒别人的东西，却能抬高、鼓舞、加强我。你们怎么能指望我怨天尤人，诅咒他们呢？我嘲笑命运，至于人，他们太无知，奴性十足，我不能埋怨他们。”并说，他愿意在这几句话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就是这样一个超越个人命运的成败悲喜的革命巨人，也曾感伤落泪。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随着德国法西斯的甚嚣尘上，欧洲危机的日益加剧，托洛茨基再也不能忍受远离将决定人类命运的欧洲战场。他借丹麦大学生邀请他去演讲的机会，争取留在欧洲，哪怕是多留几天也好。他为此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毫无结果。连他妻子要求在返程中途经巴黎时与儿子会面，虽然得到法国总理的允许，也几乎落空，最后只能隔着警察的警戒线与儿子匆匆拥别。这次旅行的唯一结果就是在哥本哈根做了两小时的关于十月革命的演讲。为此，他承受了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咒骂，往返途中，所到之处都如临大敌，甚至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中也一样，在巴黎为了与儿子见上一面，他们甚至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在返回土耳其的火车上，他与妻子抱头痛哭。在托洛茨基的最后一次流亡中，土耳其是相对平静的一段。托洛茨基在这里度过的4年内，是他著述最丰的时期。1933—1935年，托洛茨基在法国度过了两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备受警察、法西斯分子、斯大林分子的困扰，自从他的行踪被警察发现之后，他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被驱逐出法国之后，工党执政的挪威最终为他提供避难所。托洛茨基在那里只过了一年平静的日子。但在苏联政府的压力下，挪威政府的工党大臣把托洛茨基软禁起来，切断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伊萨克•多伊彻把记述托洛茨基流亡法国和挪威的一章命名为《人民公敌》以示他在这两个国家中遭到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敌视。在抗议挪威工党政府司法大臣赖伊无理要求他在一份放弃一切政治活动的声明上签字时，他断然拒绝，并据理力争。他还预言说：“这是你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向纳粹投降而迈出的第一步。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你们以为自己处在安全之中，并且可以自由处置一个政治流亡者，但请你们记住这一点，纳粹把你们连同你们的草包首相一起赶出你们国家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当时，赖伊和其他人根本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认为他不过是在发泄他的愤怒而已。但还没过4年，纳粹入侵迫使这个政府仓皇逃离挪威，他们在岸边等待前往英国的轮船时，想起了托洛茨基的诅咒，不禁面面相觑。仅上述遭遇和屈辱，就足以把一个人压垮了，何况还有让他撕心裂肺的丧子之痛：在1928—1938年间，在斯大林的直接或间接迫害下，他的两双儿女先后去世：1928年，他的小女儿尼娜在贫病交加中死去；1933年，大女儿季娜在柏林自杀身亡；1937年，他的从事科研教学的次子谢尔盖被关进集中营；1938年，自流放以来一直伴随他的长子廖瓦被苏联特务害死。再加上从1929年开始一批又一批的反对派向斯大林投降，1934年，他的最亲密战友拉柯夫斯基率领最后一批反对派投降后，他的俄国战友和同事都离开了他。从1934年起，他与俄国的联系被彻底截断。如此之多的残酷打击接踵而来，一个血肉之躯如何承受？托洛茨基不仅承受住了这些打击，而且像以往一样精力充沛地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传统而斗争，为世界革命而斗争。收入本书的文章就是证明。托洛茨基论德国革命（反法西斯斗争）的文章的历史命运和价值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固执和愚钝，使托洛茨基的努力和心血全部虚掷，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战胜法西斯的机会。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些文章的价值，它们是无产阶级战略战术教材，对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和预见的典范。这些文章在当初就被翻译成德文，以单行本（《德国革命和斯大林官僚集团》）和文集（德文书名是《唯一的道路》这个书名可能会让某些人反感，认为托洛茨基太狂妄了。这个书名是托洛茨基定的，还是德文译者定的，笔者不得而知，只知道这是接过了台尔曼等德共领袖在与托洛茨基论战时常用的说法——“我们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反其意而用之。如果不存偏见的话，应该说，这个书名是相当贴切的。）的形式出版，或是发表在杂志报纸上。战后，他的这些文章被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在欧美国家多次出版。20世纪末，在德国还重版了《唯一的道路》，并写了再版前言，强调纳粹的上台不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斯大林和德共错误政策的结果。英文版的相关著作有三个版本，一个名为《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怎样与它斗争》，另一个名为《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1989年美国图书市场出版公司出版了6本一套的革命经典丛书，其中一本是托洛茨基的，书名是《反法西斯主义，反斯大林主义和人民阵线》，书中收录的文章均是托洛茨基1930—1940年间发表在《反对派通报》上的分析德国形势以及批评斯大林的德国政策和人民阵线政策的文章。然而，托洛茨基的文章并未对史学界产生影响，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和德共对纳粹上台应负什么责任，希特勒上台是否能够避免，在史学研究中，至今仍是空白。在国内，只有笔者参与翻译和全书校对的《先知三部曲》对这场斗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托洛茨基在这场斗争中的贡献超越了他在十月革命中的贡献，这绝非溢美之词。当时，没有一个政治领袖如此之早就预见到纳粹将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没有一个人曾如此准确地界定过纳粹的实质，没有一个人对德国的形势做过如此深邃的分析，没有一个人对德国局势进程有过如此科学准确的把握，并为把纳粹灾难消灭在它上台掌权之前提出如此切实可行的计划。事隔70多年后，这些文章读来仍有新鲜感，仍令人击节赞叹。这些堪称无产阶级战略经典的文献并未因岁月流逝而陈腐，也未因历史尘封而失去生命力，更未因长期以来的诋毁而失去光辉。它们是运用马克思学说来消灭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灾难的典范。在收入本书的文章中，除了《德国革命和斯大林官僚集团》这篇长文译成了中文（译文标题是《论德国法西斯主义》），还有笔者翻译的《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时期》挂在网上外，其余的均是首次译成中文。在当年的德国革命（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场上，各种政治力量悉数登场亮相。德国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德共还有共产国际在这场斗争中都是失败者。德共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追随斯大林假马克思主义的左右摇摆政策，拒不接受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建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可以率领无产阶级克敌制胜，夺取政权（俄国的十月革命），而斯大林的官僚集团的假马克思主义或是以其极右政策让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打了个措手不及，或是以其极左的“第三时期”理论让德共和无产阶级不战而降。德国革命（反法西斯斗争）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分水岭，它再次宣告斯大林中派官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破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不仅可以领导德国无产阶级战胜法西斯，还可以彻底推翻德国资本主义制度，赢得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彻底改变人类历史的命运。而斯大林官僚集团中派主义则使德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被法西斯粉碎，使人类陷入战争灾难的深渊。最后还想说一点，在告别革命的后革命时代，诋毁革命和在革命时代歌颂革命一样时髦。自从2007年《炎黄春秋》的那篇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后，当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和阴谋的指责再度兴起。笔者曾著文反驳这类说法，指出十月革命不是暴力革命，而是苏维埃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从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微不足道的少数变成压倒多数（与“左”派社会革命人一起），并不是阴谋的结果，而是因为只有它始终不渝地坚持二月革命时群众提出的口号：和平、土地、面包。参见拙文《重温十月革命》（《博览群书》2007年第12期）以及拙译《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的译者前言。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确实是不惜代价地实现了和平，并把土地分给农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失败的原因正在这两点上，他们不敢违背本国和协约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仅不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实现和平，还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甚至不愿实施其党纲中最基本的一条：把土地分给农民。在托洛茨基对德国革命（反法西斯斗争）统一战线的论述中，再次证实了这点。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中，社会民主党是多数。共产党凭什么取得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靠耍手腕，搞阴谋是不行的。不仅不搞阴谋，而且明着告诉对手，在统一战线下进行的斗争中，就是要把你的支持者争取到我的队伍中。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也就是让工人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看到，只有它才能带领他们摆脱危机，才能保障他们的利益。只有彻底的革命派才能在统一战线下进行的斗争中赢得群众。你们（社会民主党）敢在这方面与我们竞争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就是这样咄咄逼人，就是这样自信。译者2009年11月25日

内容概要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1940）原姓勃朗施坦，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领袖，红军的缔造者和统帅，内战胜利的组织者，第三国际的奠基人之一（与列宁一起）。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为捍卫列宁主义、党内民主和国际主义，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专制，对其在内政外交上的左右摇摆政策进行了全面批判和不懈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译者简介

施用勤，生于1949年，初中毕业时“文革”爆发，在内蒙古呼盟插队7年，此期间自学俄语。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退休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译审。译作有《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先知三部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书籍目录

奥地利危机和共产主义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时期必要的补充共产国际的转向与德国局势反对国家共产主义——“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国际形势的关键在德国德国共产党今天的政策错在何处？——致一位德共工人党员的一封信德国革命与斯大林官僚前言第一章 社会民主党第二章 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第三章 官僚最后通牒主义第四章 斯大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摇摆第五章 统一战线的历史回顾第六章 俄国的经验教训第七章 意大利的经验教训第八章 从统一战线到作为统一战线最高机构的苏维埃第九章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章 “一般的”中派主义和斯大林官僚的中派主义第十一章 苏联经济成就与苏联制度官僚化之间的矛盾第十二章 布兰德勒派和斯大林官僚第十三章 罢工战略第十四章 工人监督和与苏联合作第十五章 情况已经绝望了吗？结论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联盟还是它们之间的斗争德国的波拿巴主义面临决策与一位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关于统一战线的谈话德国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和前景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德国工人必将重新崛起，斯大林主义万劫不复希特勒与红军轮到奥地利德国的灾难和领导的责任“8月4日”希特勒与裁军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口号堕落的底线在哪里？——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的总结今天的任务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欧洲当前形势述评社会党的演变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出路法国在转折中——《为恐怖主义辩护》第二版代前言面临第二阶段法国革命开始了决定性的阶段面临新的世界大战新的一课——论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性质问题第四国际代表会议对全世界工人的宣言希特勒与斯大林斯大林的投降苏联在战争中苏联之谜斯大林，希特勒的军需官德苏联盟第二国际在新的战争前的进行性瘫痪希特勒-斯大林双子星第四国际宣言——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克里姆林宫在欧洲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何去何从？——我们没有改变方针

编辑推荐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编辑推荐：托洛茨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托洛茨基——红军的缔造者和统帅、第三国际的奠基人之一；托洛茨基——预言希特勒一旦上台，将给德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灾难；托洛茨基，一位预言希特勒上台给全世界带来灾难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一部能够阻止希特勒、避免二战、改变历史的前瞻性著作。

作者简介

《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集结了托洛茨基写于1929—1940年间的论反法西斯斗争的文章，以及关于苏德战争的评述和战争起因的分析，展现了从一战以后到二战爆发期间，托洛茨基对欧洲局势的前瞻性分析。书中涉及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对德方针及相关重大事件的评价，是填补空白之作，对于托洛茨基思想和二战前的国际政治史的研究极具系统性和前沿性。

早在纳粹上台之前，托洛茨基就明确地预言希特勒一旦上台，将给德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灾难，剖析纳粹的性质，并结合德国形势的变化指出阻止纳粹夺权的斗争策略，指出在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下，德国将会出现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反革命之间的决战，其结局将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无产阶级战胜法西斯乌合之众。他认为纳粹的崛起表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改良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已经无力解决当时德国的社会危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阻止法西斯按它的方式来解决这场危机，而只有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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