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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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ISBN:9787539244112
作者:梅汝璈
页数:158页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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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不是得分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璈宽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惧,却是懦怯。今天是开庭的头一天,事事物物都仿佛很新奇,我也顾不得多辨认对面的一群犯人。但是我看见那一群家伙就不免义愤填膺,好像同胞的愤恨都要在我一个人的胸口内发泄似的!好在时间还早,这不过是一个开端,这些元凶巨憝既在法律的掌握之中,他们必定逃不出正义和公道的严厉制裁。这些人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的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这一群犯人外表看来实在和中国人没有多大差别。本来,中日同种同文,理应共存共荣。但是这些家伙,以及他们的前辈,偏要高唱民族优越的谬论,来毒害其国民,使他们夜郎自大日中无人,妄想吞灭中国,席卷东亚,乃至于征服世界。这些不度德不量力的家伙置日本国家民族于如此空前的浩劫,他们不仅是中国的仇敌、世界的仇敌,而且也是日本人民的仇敌。我们看见他们的尴尬面孔,我内心里一面固且是燃着民族的怒火,另一面却又不免感到同种的悲哀。我希望我这次参加这出历史剧的努力,能有贡献于创造世界各民族真正互尊互谅、共存共荣的新原则!  ——梅汝撤卢先生并进

内容概要

梅汝璈,字亚轩,江西南昌人。1916年考人北京清华学校,在校学习期间曾与同学施滉,冀朝鼎等组织了进步团体“超桃”。1924年赴美国留学,1926年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人“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1926年夏至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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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本书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记述了三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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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3条)

  •     《东京大审判》一个中国法官的心灵轨迹 严成荣 梅汝璈(1904-1973)   江西南昌人,1924年自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26年夏 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获得 法学博士学位,1946 1948年,梅汝璈代表受害的4亿多中国人民远赴东京,“在侵略者的国度对侵略者实行正义的审判”,解放后他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日记是一个人的隐私,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是心声和真情自然而真实地流露。而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却更加非同一般。它记录的是一个特定的时代,特殊的事件。梅汝璈当年的观照、思考、担心和疑虑等等,不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世界格局和走向等大问题,因而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这本日记,时间从他抵达东京的1946年3月20日到开庭后的5月13日,仅50多天,中间还有缺页。时间如此之短,当然不可能反映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但却不难从中看出一些重大问题的端倪,清晰地反映出一个中国法官的心灵轨迹。   梅汝璈先生在日记中对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政策颇多微词,甚而大胆地提出质疑,指出是对是错让历史来判断,提醒同胞们要警惕。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利用地缘优势,想把日本作为反苏反共的前哨地和桥头堡,一开始对日本就采取怀柔、庇护和扶植的政策。开头虽然炸了日本一些城市,但横滨、大阪等工业重镇和军事基地却被美国有意地保存了下来。这样日本的工业技术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一旦拥有必要的资金和原料,军国主义马上就可以重振旗鼓,给中国和亚洲乃至世界和平造成极大的威胁。   作为盟军驻日本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美国“五星陆军上将”之一)却处心积虑地帮助日本装穷装苦。通过媒体大造日本如何困苦,粮食如何短缺的舆论,以骗取世人对日本的同情和宽容,从而为美国运送大批粮食给日本找借口。可中国法官梅汝璈看到的是日本公民都营养得那么健壮,连农民住的都是小洋房,吃住都比中国和朝鲜老百姓好得多。这样的日本人怎么可能对自己国家上层人物的侵略罪行切齿痛恨,认真反省悔过呢?诚如美国自己的一位空中运输队的司令官所说,占领初期,日本人惊惶失措,呆若木鸡;稍后则变为毕恭毕敬,驯服可怜;现在都怡然自得,而且带点倨傲的样子。美军“陆军节”那天,日本人看着全副武装在东京大街上游行示威的美军没有丝毫的愤恨和羞愧,到了这种样子,这位麦帅还嫌不够,他居然要求中国对日本采取宽容态度,他生怕受日本侵害最重的中国会报复日本。日本人对他的良苦用心真是要感激涕零了。 第一天上午开庭时,被告席上的日本甲级战犯   更令人愤慨的是,竟在日本战犯尚未绳之以法,日本国内敌我阵线还很不分明的情况下,麦克阿瑟却在日本全国大张旗鼓地举行普选,结果胜出的都是那些拥护天皇制度的党派,竟让几乎可以列为战犯的鸠山出面组阁。只是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强烈反对,他才悻悻然作罢了。但他对选举结果和拟定的宪法草案感到很是得意,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民主化的初步”。打着假民主的幌子招摇过市,千方百计地培植日本右翼势力。   由于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一开始就是居心叵测的,致使在审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怪现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直到1946年4月下旬还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法官们最烦恼的是无所事事,只有靠逛街和参观打发日子。起诉书一拖再拖,直到4月26日才千呼万唤出来。一直等到5月3日,也就是距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1945年9月2日已经8个多月之后才开庭。美国一向标榜自己是十分重视法治和守时的国家,为何对审判日本战犯这样的大事竟如此反常呢?这种“延宕战略”除非是想让时间来磨钝受害国人民反日的斗争锋芒,达到多化少、大化小、强化弱的目的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在对待战犯的问题上,美国的做法简直令人惊讶,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程度。天皇裕仁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天字第一号战犯,可美国控制的远东法庭却让他逍遥法外。其目的一方面把战争责任往那些甲级战犯身上推,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美国要竭力保住这根将来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作为战胜国的代表,梅汝璈一方面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感到振奋和荣耀,另一方面对内战、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积贫积弱的祖国忧心忡忡。自己高居审判席上来审判这些侵华元凶,这种扬眉吐气是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用无数同胞的血肉换来的,因而他处处把民族尊严和祖国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经过义正辞严的斗争使中国法官席位排在第二;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反对而使鸠山组阁的阴谋没有得逞,甚而至以一架漆着中国国徽的飞机第一次降落在日本本土,他都激动得心潮澎湃,久久难平。另一方面,中国积弱成病、物价膨胀、国民政府腐败等现象,又使身处异国的梅汝璈感觉最灵敏,体会最真切。中国代表团团长抵日的消息报上居然没有登载,因为中国的情报和宣传工作实在太差,到机场时迎接的人群里竟然连一个中国记者都没有;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中国提出的战犯证据却实在太少,使办案人员甚感为难;在艾轰豪威尔东京举行的阅兵仪式上,功播印缅而当时就在东京的孙立人将军居然无缘露面。凡此种种,都使作者梅汝璈对祖国日后的前景和国际地位抱有极大的忧虑。明知麦克阿瑟的对日政策对中国不利,将埋下严重的祸根,自己的国家只能装聋作哑,有时甚至噤若寒蝉。作者在感慨之余,大声疾呼:中国人还得争气才行,止谤莫如自修!   作者还对这群甲级战犯的狼狈相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在法庭上审视这帮宵小的目光像一把犀利的手术刀,解剖出了他们卑污的灵魂。东条英机成了泥塑,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驯服得像个可怜虫,装疯卖傻的大川是马戏团小丑……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一个个成了纸老虎,人们有权利藐视他们,对他们嗤之以鼻。   值得一提的是,梅汝璈法官还不时用他那生花的妙笔制造一些小插曲,制造一些风趣和幽默,常常使人忍俊不禁,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友情、爱情和亲情却十分动人。那“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的小小的“献剑典礼”;顾毓秀,这位前教育次长和中央大学校长,为了便于工作甘愿做作者的秘书;在昂贵的日本商店里,作者精心挑选一枚象牙雕花作为结婚一周年的纪念品送给日思夜想的夫人;还有那描绘得使人如临其境的樱岛活火山喷出的火石,麦克阿瑟这么一个标准而威武雄壮的军人居然有那么一个小鸟依人的漂亮而可爱的夫人,等等。这说明如果作者不是有高超的观察生活的能力和文字表现力,是写不出这本引人入胜的日记来的。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26.00元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       梅汝璈(1904-1973)  生于江西南昌,192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在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政治学院、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担任法律系教授。  1946年5月到1948年12月,是梅汝璈一生中最光辉的岁月。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审判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任命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他在东京公开发表声明拒绝赴任。  1949年,梅汝璈由日本返回新中国,次年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73年,梅汝璈未能完成《远东国际法庭》这部巨著,在北京去世。
  •     出处不详。sorry。◆ 座席之争初现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璈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荣誉和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座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发人深省。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各国法官最为关注的问题。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坐次在所难免,这并非个人名利,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当仁不让,力争得到之。”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法官会议曾有过激烈讨论。按理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的席位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按照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顺序排列。许多法官,特别是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法官都赞成这个安排。但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卫勃却不喜欢这个安排,他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派法官(特别是英国法官帕特里克勋爵)坐在他的左右手,千方百计地反对和变更这个安排。在法官会议上,卫勃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两个非英美派的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卫勃的两旁,而卫勃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卫勃的提议落空了。于是卫勃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按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一来,事情就更乱了,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的法官,而庭长所希望接近的英、美法官反而离他更远了。这时又有人提议:远东法庭既然是国际性的法庭,就不必强调法官所属国家而应该以法官个人的年资深浅为序。但是,此论一出,马上就有人问道:“年资”是什么?是法官出生年月日的先后,还是在本国任法官职务时间的长短?何况法官职务尚有高低之分,任一年地方初级法院法官是否能够等于任一年全国最高法院法官?如果不能,又应该如何折算?当律师、当教授的“年资”同任法官的“年资”又应该如何折算?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非得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细致地调查研究一下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于是,大家为此事争来争去,莫衷一是。微笑着倾听良久的梅汝璈终于说话道:“个人的坐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这一军“将”得厉害。盖因预定的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准时开庭谈何容易?庭长卫勃认定不能开这危险“先例”,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坐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梅汝璈收敛笑容:“同意庭长尽快排定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受降典礼上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尽管当时的中国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亦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可国力不够,徒有虚名。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璈的提议,那几个西方国家代表心里根本不愿接受,却又无令人信服的理由。英国法官一脸尴尬,又带几分恼怒,会场气氛显得紧张起来。梅汝璈成竹在胸,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卫勃庭长对梅汝璈笑道:“梅先生真会讲话,是法官更是个幽默大师。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梅汝璈以笑对笑,绵里藏针:“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无怨言,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再来较量。”显然,梅汝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卫勃庭长既不做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着。◆ 僵持直到1946年5月2日,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庭长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这一天,法官席次问题的争执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用梅汝璈的话说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5月2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4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这是法庭做的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坐次安排。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按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荷、印各国法官,左边将是英、苏、加、新、菲各国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卫勃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而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应有的席位竟会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日军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说完,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加拿大麦克杜哥法官此时也向卫勃提出了强烈反对。卫勃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璈的办公室,试图说服梅汝璈遵从他的安排。他实在没有料到梅汝璈会以拒绝参加预演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婉转地对梅汝璈讲:“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纯粹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梅汝璈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没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这种必要的话,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呢?”庭长又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会让你很愉快的。”梅汝璈答道:“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至于说到俄国人,我们中国人并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厌恶或害怕他们。我觉得我们这位苏联同事有说有笑,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璈发出了威胁:“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梅汝璈略带激动地回答道:“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一个士兵尚只遵守合法的命令义务,何况一个法官。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梅汝璈最后说出的这句话无疑涉及庭长的人格,但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卫勃听了之后尽管十分尴尬,但他看出梅汝璈态度坚决。如果自己寸步不让,这样的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便站起身来,向梅汝璈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最后这句话是因为看见梅汝璈穿大衣,戴帽子,做出要回帝国饭店去的姿态而连忙说出的。果然,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璈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个会讨论一番。”梅汝璈立即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做任何改变,我们应该遵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坐次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听从卫勃的摆布。这是绝对不行的。梅汝璈当即答到:“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讶和愤恨,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座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惟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也是没有必要的,惟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绝不参加。至于我个人,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它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请它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完,梅汝璈再次做出马上要离去的姿态。卫勃自认为毫无破绽的计谋又成了泡影。他面带焦躁地对梅汝璈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再商量一下就来。”◆ 争得合理坐次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梅汝璈心中有数,知道没有他的出席,预演是不会举行的,即使草草举行,明天的正式开庭也必定会延期。对于这一点,梅汝璈完全有把握。曾经由于苏联法官的姗姗来迟,法庭等了很长时间才正常运转,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候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虽然苏联法官到了,但如果中国法官拒绝出席,那么按期开庭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那必定会引来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惊疑和非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承担,也承担不了。基于有这样的把握,梅汝璈认为现在是向庭长摊牌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了。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璈于是又脱去大衣,换上法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回到法官们中间,预演仪式立即开始。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预演结束之后,法官们还拍了许多照片。第二天上午9时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将正式开庭。这是轰动东京的一件大事,法庭内外挤满了新闻记者、摄影记者、盟国来宾及旁听的群众。卫勃庭长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会议室,对等待在那里的10名法官宣布:“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今后的行列和座席顺序就按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来安排。”至此,法官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坐次的明争暗斗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它往往关乎国家的荣誉、地位和尊严,绝不能视为细枝末节而淡然处之。当时,中国虽然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但是,她仍然常常遭到某些国际势力的压制和歧视,其权益常常受到侵犯和剥夺,甚至连她在刚刚结束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也往往被某些人有意无意地加以淡化、忽略。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祖国的权益,便需要进行更坚决、更艰苦的斗争。中国法官的座位被安排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梅汝璈法官对于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梅汝璈寸步不让,凭着自己的决心、勇气和智慧,赢得了非常珍贵的胜利。梅汝璈的坚持非常必要,因为法官坐次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且坐次好更便于随时与庭长交换意见,把握审判,左右局面。加拿大的麦克杜哥法官尤其高兴,他笑着低声对梅汝璈说:“我应该感谢你,要不是你的坚决斗争,我的席位便要排在法国人的后面,这将是很可耻的。我看,原来那个要英美居中的荒谬安排完全是卫勃(庭长)个人的意思,他抬出麦克(最高统帅)来不过是想吓唬吓唬我们而已。”至于法官坐次的最初安排究竟是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意思,还是卫勃庭长自己的想法,局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将永远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不过,在梅汝璈当天晚上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在酒吧间里,遇到庭长老卫,他说:“明天是我们‘开张大吉’的日子,早点睡吧。”我们相视一笑。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璈因此而留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除了梅汝璈以外,10位法官也都是学历显赫、经验丰富的出色法律人才。通过坐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璈另眼相待。他意志坚定而头脑冷静,推理严谨而逻辑性强,英语娴熟而措辞精当,法律界推崇的就是具备这种素质的人。1947年8月3日,天津的《益世报》发表了驻东京特派员刘浦生的一篇题为《介绍东京国际法庭的法官》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法官席位之争的来龙去脉和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表现。对于那些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以侵害中国利益为家常便饭的人来说,梅汝璈的所作所为不啻当头棒。为坚决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为坚持法律原则,梅汝璈不惜与当时的最高总司令部和美国的麦克阿瑟针锋相对,力争自己认为合理的“坐次”。这份坚持、爱国情怀和做学问的态度,不单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典范和榜样,更是每一个法律人之所以能成为法律人的一份依凭。如果说中国法制的发展是一部大书,梅先生便是这部大书封面和书脊上的显赫人物。每一个中国人要不断完善自己,一代代继承和发扬先人对法律的坚持、对道德的正义感、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国家的牺牲精神。◆ 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目睹中国法官席位之争的各盟国记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场内,窃窃耳语。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可见,当时外界对法官坐次之争是非常关注的,但法官之间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却少有人知。梅汝璈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璈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美国法官克莱墨漫不经心、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17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3 500万人,财产损失逾2 000亿美元,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几番唇枪舌剑,美方理屈辞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标志。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梅汝璈法官从抵达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40余天时间里,经历了数次激烈的争论。他深深地体会到,他和他的同事们所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并不因为她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就自然而然地受到维护,在这样的情况下伸张正义、复仇雪耻的责任就显得格外沉重。梅汝璈后来在日记中心痛地写到:“中国尽管在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受害地区最广、伤亡人数最多,但在别国眼里却是个弱国、穷国,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审判工作,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些所谓的强国总是想压制又穷又弱的中国。”其实这并非是头一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分红”,还被迫将战前中国的德属领地转让给日本,并与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由此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在审判战犯上又要遭到轻视与欺侮,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让历史重演的。中国的首席法官梅汝璈虽然是一介书生,却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为了中国不再被别国欺凌,他总是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据理力争。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始终牢记着祖国的重托,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他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东条英机等7名主要甲级战犯被判死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梅汝璈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全程参加了这次审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审判期间,他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璈面前时被他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梅汝璈常常在日记中自我鞭策:“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慎重将事,绝不马马虎虎。”梅汝璈的凛然风骨和他那“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尚情操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梅汝璈先生的儿子梅小璈曾回忆说,他的母亲生前曾经谈到,他的父亲本是一介书生,思想和行为带着明显的学者烙印,对于个人的升沉显隐、进退达穷并不在意。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祖国的千百万同胞经过长期而惨烈的抗争,在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终于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审判者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在国际军事法庭上,而父亲个人又有幸承担了这一使命的时候,那么,“郑重将事”、勉力而为、不辱使命,便成了惟一的选择。◆ 大法官的法袍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件缀有英文标签的法袍,这是一件黑色的丝质法袍,这是一件六十年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中国法官梅汝璈穿过的法袍。这件象征着权力的法袍是梅汝璈法官审判日本战犯的标志。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中国是被日本侵略最久、受害最深的国家,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是史无前例的。从1894年到194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弹指一挥间,但这51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却是空前深重的,因为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从未停止过:甲午海战、割占台湾、谋求辽东半岛、炮制“满洲国”,日本步步为营、频频得手,继而再谋华北、华东、华南,扶植“汪伪”。日军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尤其是在1937~1945年的8年抗战中,除西藏、西康、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外,中国其他省份皆遭日军铁蹄蹂躏,死伤人数达3 500多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共计5 620多亿美元。这一笔笔血债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在这51年的光阴中,中华民族备受屈辱,生灵涂炭。好在这个民族从未屈服。终于,他们看到了侵略者的下场。1946年5月3日晚上,梅汝璈法官在日记中写到:“这些人(战犯)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手中,所以同胞的愤恨便是我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侵略者终究要受到正义的审判,神圣的法袍就是最好的见证。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庭的11位法官一律统一着装,为区别起见,每件法袍都缀有英文书写的标签。在梅汝璈穿过的法袍的领口内侧就缀着书有“Judge Mei”(梅法官)的标签。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梅汝璈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一道,尽心工作,出色完成了这一注定被写入史册的光荣审判任务。在历时两年半的漫长过程中,梅汝璈始终身着这件法袍,代表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开庭前,为抗议庭长不按受降顺序安排坐次,硬坚持美英居中的做法,梅汝璈不顾庭长的威逼恐吓,曾毅然脱下法袍要退出审判。最终,以梅汝璈为代表的多数法官的合理要求取得了胜利。在开庭之日,按受降签字的顺序,中国法官梅汝璈身着法袍坐在紧挨庭长的座位上,居整个审判席的正中央。在判决书起草过程中,梅汝璈也充分发挥了这件法袍赋予的神圣权力,始终坚持立场,毫不动摇,积极争取有关中国的部分,并促使判决书中专设一章来记载南京大屠杀。为了伸张正义,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身披黑色法袍的梅汝璈与其他不赞成死刑判决的法官进行了无数次争论与磋商,最终以6票对5票的优势,将东条英机等7名战争首犯送上了绞刑架。就在远东国际法庭审判休庭期间,梅汝璈还曾将这件法袍借给了审理华侨居所案的中国检察人员,以示支持华侨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梅汝璈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黑色法袍本身就象征着法律的尊严,象征着法官的身份,而且它也是公正和荣誉的化身。它寄托着法官矢志献身公平正义的崇高理想,身为法官,就要掂掂法袍的分量,就要无愧于法袍的圣洁。虽然梅汝璈作为战胜国的法官,身穿法袍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内心很是不安,这是由于他经常从报上看到国内“饥饿”、“内战”的坏消息,他对国民党政府是彻底失望了。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为政务院委员兼司法部长,他拒绝赴任。1949年6月,他由东京抵香港,设法与中共驻港代表、同是清华校友的乔冠华取得联系,隐瞒身份,秘密回到北京。到北京第三天,梅汝璈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60年代,梅汝璈开始撰写极具史学价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一书。“文革”中,抄家的“造反派”在梅家翻出了这件法袍,如获至宝,马上质问:“你保存着这东西,是不是盼着国民党回来变天?”梅汝璈气愤地答:“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说句笑话,真要是复辟了,我人头落地恐怕还在各位青年之先呢。”“造反派”自觉无理,就要烧掉法袍。梅汝璈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就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物,是民族尊严的见证……”在义正词严的梅汝面前,“造反派”终于失去焚烧法袍的勇气。1976年底,梅汝璈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以此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精彩短评 (总计34条)

  •     梅先生仍旧是一如既往的真知灼见
  •     其实,看过电影,很不错
  •     基本都是审判前的日记,与东京大审判本身关系不大。
  •     看了这段,很想看看这部电影了。近些年对这些热门电影总不大感冒,一定要等热后,有好的评论了,才想看一看!
  •     中国审判历史上的伟大时刻
  •     看完之后很震惊。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南京大屠杀,历史书上只是寥寥几笔一语带过。根本没有让人了解它的重要性,更不了解它身后的意义。这里面有着很详细的配图,还有附注的解释,更真实的还原了历史。现在的祖国尽管还有一些不足,但是我相信,这本书上发生的事情,如今的天朝绝不可能再一次发生!
  •     梅汝璈在审判日本战犯期间的真情实感,对于今天还是让人颇有感触!
  •     不得不说梅在审判过程中既当原告又做裁判的,有很严重的技术犯规,但做为中国人经历那么多的苦难,真的好难平和。
  •     这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史料笔记,它记录了当时法庭上梅法官与一众日本战犯辩护律师针锋相对的角逐。以及梅法官所使用到的一些庭审技巧和在当时现行特定状况下,针对东京战犯的珍贵的法律条文。值得收藏。
  •     不能忘记的过去 电影拍的不怎么样
  •     排版差。虽然是日记,但是内容相对而言太少了,而且戛然而止没有反应审判全部过程(估计是日记本身也没有记那么长时间)。
  •     本来买来是做法学研究的,但是看来只是日记而已,没多大帮助。
  •     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日记,本来期待的是开庭后的一些经历。书很薄,触动很大。想来我接受到的有关抗日爱国的教育都那么奇怪,对于史实的描述竟透露着某些当年日军行径中疯狂,以至于我对那段遭难更多是产生生理上的不适,而未有真正深刻的想法。加之近来对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多报以警惕态度,因而对民族仇恨等想法非常反感。直到读这些日记,才能多少体会到那种深刻的痛感。不过还是期待读到更多读的庭审期间的日记啊
  •     梅先生充分体现了一位爱国主义知识分子的高洁风格。东京大审判的细节,时至今日读来犹令人热血沸腾。我辈80后,90后当效习前辈人,令我中华更加富强。
  •     内容太少。可能是因为日记本身丢失的原因吧。书的装订有些差。不过设计蛮好的。
  •     人是为了自己的信念而行动的,但无论怎么诠释,结果要自作自受。审判,个人觉得符合人类文明秩序。血债,始终要血偿。
  •     书本身是不错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发了旧书给我,又旧又脏的
  •     很好 来看历史了哦
  •       《东京大审判》一个中国法官的心灵轨迹
      
      严成荣
      梅汝璈(1904-1973)
      
        江西南昌人,1924年自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26年夏 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获得
      法学博士学位,1946 1948年,梅汝璈代表受害的4亿多中国人民远赴东京,“在侵略者的国度对侵略者实行正义的审判”,解放后他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日记是一个人的隐私,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是心声和真情自然而真实地流露。而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却更加非同一般。它记录的是一个特定的时代,特殊的事件。梅汝璈当年的观照、思考、担心和疑虑等等,不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世界格局和走向等大问题,因而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这本日记,时间从他抵达东京的1946年3月20日到开庭后的5月13日,仅50多天,中间还有缺页。时间如此之短,当然不可能反映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但却不难从中看出一些重大问题的端倪,清晰地反映出一个中国法官的心灵轨迹。
      
        梅汝璈先生在日记中对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政策颇多微词,甚而大胆地提出质疑,指出是对是错让历史来判断,提醒同胞们要警惕。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利用地缘优势,想把日本作为反苏反共的前哨地和桥头堡,一开始对日本就采取怀柔、庇护和扶植的政策。开头虽然炸了日本一些城市,但横滨、大阪等工业重镇和军事基地却被美国有意地保存了下来。这样日本的工业技术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一旦拥有必要的资金和原料,军国主义马上就可以重振旗鼓,给中国和亚洲乃至世界和平造成极大的威胁。
      
        作为盟军驻日本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美国“五星陆军上将”之一)却处心积虑地帮助日本装穷装苦。通过媒体大造日本如何困苦,粮食如何短缺的舆论,以骗取世人对日本的同情和宽容,从而为美国运送大批粮食给日本找借口。可中国法官梅汝璈看到的是日本公民都营养得那么健壮,连农民住的都是小洋房,吃住都比中国和朝鲜老百姓好得多。这样的日本人怎么可能对自己国家上层人物的侵略罪行切齿痛恨,认真反省悔过呢?诚如美国自己的一位空中运输队的司令官所说,占领初期,日本人惊惶失措,呆若木鸡;稍后则变为毕恭毕敬,驯服可怜;现在都怡然自得,而且带点倨傲的样子。美军“陆军节”那天,日本人看着全副武装在东京大街上游行示威的美军没有丝毫的愤恨和羞愧,到了这种样子,这位麦帅还嫌不够,他居然要求中国对日本采取宽容态度,他生怕受日本侵害最重的中国会报复日本。日本人对他的良苦用心真是要感激涕零了。
      
      
      第一天上午开庭时,被告席上的日本甲级战犯
      
        更令人愤慨的是,竟在日本战犯尚未绳之以法,日本国内敌我阵线还很不分明的情况下,麦克阿瑟却在日本全国大张旗鼓地举行普选,结果胜出的都是那些拥护天皇制度的党派,竟让几乎可以列为战犯的鸠山出面组阁。只是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强烈反对,他才悻悻然作罢了。但他对选举结果和拟定的宪法草案感到很是得意,认为这是战后日本“民主化的初步”。打着假民主的幌子招摇过市,千方百计地培植日本右翼势力。
      
        由于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一开始就是居心叵测的,致使在审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怪现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直到1946年4月下旬还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法官们最烦恼的是无所事事,只有靠逛街和参观打发日子。起诉书一拖再拖,直到4月26日才千呼万唤出来。一直等到5月3日,也就是距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1945年9月2日已经8个多月之后才开庭。美国一向标榜自己是十分重视法治和守时的国家,为何对审判日本战犯这样的大事竟如此反常呢?这种“延宕战略”除非是想让时间来磨钝受害国人民反日的斗争锋芒,达到多化少、大化小、强化弱的目的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在对待战犯的问题上,美国的做法简直令人惊讶,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程度。天皇裕仁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天字第一号战犯,可美国控制的远东法庭却让他逍遥法外。其目的一方面把战争责任往那些甲级战犯身上推,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美国要竭力保住这根将来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作为战胜国的代表,梅汝璈一方面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感到振奋和荣耀,另一方面对内战、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积贫积弱的祖国忧心忡忡。自己高居审判席上来审判这些侵华元凶,这种扬眉吐气是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用无数同胞的血肉换来的,因而他处处把民族尊严和祖国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经过义正辞严的斗争使中国法官席位排在第二;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反对而使鸠山组阁的阴谋没有得逞,甚而至以一架漆着中国国徽的飞机第一次降落在日本本土,他都激动得心潮澎湃,久久难平。另一方面,中国积弱成病、物价膨胀、国民政府腐败等现象,又使身处异国的梅汝璈感觉最灵敏,体会最真切。中国代表团团长抵日的消息报上居然没有登载,因为中国的情报和宣传工作实在太差,到机场时迎接的人群里竟然连一个中国记者都没有;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中国提出的战犯证据却实在太少,使办案人员甚感为难;在艾轰豪威尔东京举行的阅兵仪式上,功播印缅而当时就在东京的孙立人将军居然无缘露面。凡此种种,都使作者梅汝璈对祖国日后的前景和国际地位抱有极大的忧虑。明知麦克阿瑟的对日政策对中国不利,将埋下严重的祸根,自己的国家只能装聋作哑,有时甚至噤若寒蝉。作者在感慨之余,大声疾呼:中国人还得争气才行,止谤莫如自修!
      
        作者还对这群甲级战犯的狼狈相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在法庭上审视这帮宵小的目光像一把犀利的手术刀,解剖出了他们卑污的灵魂。东条英机成了泥塑,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驯服得像个可怜虫,装疯卖傻的大川是马戏团小丑……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一个个成了纸老虎,人们有权利藐视他们,对他们嗤之以鼻。
      
        值得一提的是,梅汝璈法官还不时用他那生花的妙笔制造一些小插曲,制造一些风趣和幽默,常常使人忍俊不禁,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友情、爱情和亲情却十分动人。那“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的小小的“献剑典礼”;顾毓秀,这位前教育次长和中央大学校长,为了便于工作甘愿做作者的秘书;在昂贵的日本商店里,作者精心挑选一枚象牙雕花作为结婚一周年的纪念品送给日思夜想的夫人;还有那描绘得使人如临其境的樱岛活火山喷出的火石,麦克阿瑟这么一个标准而威武雄壮的军人居然有那么一个小鸟依人的漂亮而可爱的夫人,等等。这说明如果作者不是有高超的观察生活的能力和文字表现力,是写不出这本引人入胜的日记来的。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5年7月出版
      26.00元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     很可惜梅法官的日记大量缺失,这本书只写到庭审正式开始后几天。想一窥东京审判全貌的话就不要看这本了。
  •     邮购于出版社
  •     电影是艺术性的,然而现实往往复杂的多...
  •     同标题。大量的图片和背景交代。对于只想泛泛了解的读者是可以的,但是当初买来是为了从国际刑法的角度想从梅先生的日记里找找资料,但是真正的日志相当少……
  •     “从主流看 国际法庭的工作是一首正气歌 不管怎样 还是审判了25名甲级战犯 并与受害国一道审判了一批乙、丙级战犯 伸张正义 维护了和平! 但是 在凹凸不平的政治镜里 一些假的丑的恶的 也变成了真的善得美的” 美国的强权 麦克阿瑟的自我膨胀 中国的被动 老蒋愚昧 竟真以为冈村宁次能助他完成大业 所幸 无论是乱世亦或是和平之世 总有不屈不挠之人 “人间苦涩 世路崎岖 一切执着不如放弃;可他热爱祖国的激情不泯 惩办日本战犯的夙愿未了” 给商震等人一百个赞
  •     因爲是日記,所以讀起來特別有意思,也有很多收穫。
  •     这本书中除了有梅先生在东京审判期间的详细日记,还包括大量的日本甲级战犯在接受审判以及日军侵华战争时外国人所拍的照片,读罢令人发指。看看今天的日本,一个可谓国民素质在全世界看来都赞叹不已的国家,和二战时犯下累累暴行的日本,就好像完全不是一个民族!在当今,除了学习他国先进理念的同时,深刻反思历史也同样是我们民族需要更多教会下一代的。
  •     中国人的骨头是硬的
  •       出处不详。sorry。
      
      ◆ 座席之争初现
      
       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璈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荣誉和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座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发人深省。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各国法官最为关注的问题。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坐次在所难免,这并非个人名利,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当仁不让,力争得到之。”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法官会议曾有过激烈讨论。按理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的席位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按照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顺序排列。许多法官,特别是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法官都赞成这个安排。但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卫勃却不喜欢这个安排,他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派法官(特别是英国法官帕特里克勋爵)坐在他的左右手,千方百计地反对和变更这个安排。
      
       在法官会议上,卫勃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两个非英美派的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卫勃的两旁,而卫勃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卫勃的提议落空了。于是卫勃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按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一来,事情就更乱了,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的法官,而庭长所希望接近的英、美法官反而离他更远了。
      
       这时又有人提议:远东法庭既然是国际性的法庭,就不必强调法官所属国家而应该以法官个人的年资深浅为序。但是,此论一出,马上就有人问道:“年资”是什么?是法官出生年月日的先后,还是在本国任法官职务时间的长短?何况法官职务尚有高低之分,任一年地方初级法院法官是否能够等于任一年全国最高法院法官?如果不能,又应该如何折算?当律师、当教授的“年资”同任法官的“年资”又应该如何折算?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非得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细致地调查研究一下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于是,大家为此事争来争去,莫衷一是。
      
       微笑着倾听良久的梅汝璈终于说话道:“个人的坐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
      
       这一军“将”得厉害。盖因预定的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准时开庭谈何容易?庭长卫勃认定不能开这危险“先例”,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坐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璈收敛笑容:“同意庭长尽快排定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受降典礼上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尽管当时的中国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亦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可国力不够,徒有虚名。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璈的提议,那几个西方国家代表心里根本不愿接受,却又无令人信服的理由。英国法官一脸尴尬,又带几分恼怒,会场气氛显得紧张起来。
      
       梅汝璈成竹在胸,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卫勃庭长对梅汝璈笑道:“梅先生真会讲话,是法官更是个幽默大师。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
      
       梅汝璈以笑对笑,绵里藏针:“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无怨言,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再来较量。”显然,梅汝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卫勃庭长既不做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着。
      
       ◆ 僵持
      
       直到1946年5月2日,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庭长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这一天,法官席次问题的争执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用梅汝璈的话说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
      
       5月2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4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这是法庭做的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坐次安排。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按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荷、印各国法官,左边将是英、苏、加、新、菲各国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卫勃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而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应有的席位竟会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日军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说完,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加拿大麦克杜哥法官此时也向卫勃提出了强烈反对。
      
       卫勃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璈的办公室,试图说服梅汝璈遵从他的安排。他实在没有料到梅汝璈会以拒绝参加预演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婉转地对梅汝璈讲:“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纯粹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梅汝璈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没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这种必要的话,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呢?”庭长又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会让你很愉快的。”
      
       梅汝璈答道:“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至于说到俄国人,我们中国人并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厌恶或害怕他们。我觉得我们这位苏联同事有说有笑,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璈发出了威胁:“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
      
       梅汝璈略带激动地回答道:“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一个士兵尚只遵守合法的命令义务,何况一个法官。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梅汝璈最后说出的这句话无疑涉及庭长的人格,但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卫勃听了之后尽管十分尴尬,但他看出梅汝璈态度坚决。如果自己寸步不让,这样的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便站起身来,向梅汝璈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最后这句话是因为看见梅汝璈穿大衣,戴帽子,做出要回帝国饭店去的姿态而连忙说出的。
      
       果然,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璈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个会讨论一番。”
      
       梅汝璈立即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做任何改变,我们应该遵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坐次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听从卫勃的摆布。这是绝对不行的。
      
       梅汝璈当即答到:“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讶和愤恨,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座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惟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也是没有必要的,惟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绝不参加。至于我个人,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它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请它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完,梅汝璈再次做出马上要离去的姿态。
      
       卫勃自认为毫无破绽的计谋又成了泡影。他面带焦躁地对梅汝璈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再商量一下就来。”
      
       ◆ 争得合理坐次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梅汝璈心中有数,知道没有他的出席,预演是不会举行的,即使草草举行,明天的正式开庭也必定会延期。对于这一点,梅汝璈完全有把握。
      
       曾经由于苏联法官的姗姗来迟,法庭等了很长时间才正常运转,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候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虽然苏联法官到了,但如果中国法官拒绝出席,那么按期开庭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那必定会引来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惊疑和非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承担,也承担不了。基于有这样的把握,梅汝璈认为现在是向庭长摊牌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璈于是又脱去大衣,换上法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回到法官们中间,预演仪式立即开始。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预演结束之后,法官们还拍了许多照片。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将正式开庭。这是轰动东京的一件大事,法庭内外挤满了新闻记者、摄影记者、盟国来宾及旁听的群众。卫勃庭长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会议室,对等待在那里的10名法官宣布:“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今后的行列和座席顺序就按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来安排。”至此,法官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坐次的明争暗斗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它往往关乎国家的荣誉、地位和尊严,绝不能视为细枝末节而淡然处之。当时,中国虽然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但是,她仍然常常遭到某些国际势力的压制和歧视,其权益常常受到侵犯和剥夺,甚至连她在刚刚结束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也往往被某些人有意无意地加以淡化、忽略。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祖国的权益,便需要进行更坚决、更艰苦的斗争。中国法官的座位被安排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梅汝璈法官对于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梅汝璈寸步不让,凭着自己的决心、勇气和智慧,赢得了非常珍贵的胜利。
      
       梅汝璈的坚持非常必要,因为法官坐次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且坐次好更便于随时与庭长交换意见,把握审判,左右局面。加拿大的麦克杜哥法官尤其高兴,他笑着低声对梅汝璈说:“我应该感谢你,要不是你的坚决斗争,我的席位便要排在法国人的后面,这将是很可耻的。我看,原来那个要英美居中的荒谬安排完全是卫勃(庭长)个人的意思,他抬出麦克(最高统帅)来不过是想吓唬吓唬我们而已。”至于法官坐次的最初安排究竟是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意思,还是卫勃庭长自己的想法,局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将永远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不过,在梅汝璈当天晚上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在酒吧间里,遇到庭长老卫,他说:“明天是我们‘开张大吉’的日子,早点睡吧。”我们相视一笑。
      
       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璈因此而留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除了梅汝璈以外,10位法官也都是学历显赫、经验丰富的出色法律人才。通过坐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璈另眼相待。他意志坚定而头脑冷静,推理严谨而逻辑性强,英语娴熟而措辞精当,法律界推崇的就是具备这种素质的人。
      
       1947年8月3日,天津的《益世报》发表了驻东京特派员刘浦生的一篇题为《介绍东京国际法庭的法官》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法官席位之争的来龙去脉和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表现。对于那些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以侵害中国利益为家常便饭的人来说,梅汝璈的所作所为不啻当头棒。
      
       为坚决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为坚持法律原则,梅汝璈不惜与当时的最高总司令部和美国的麦克阿瑟针锋相对,力争自己认为合理的“坐次”。这份坚持、爱国情怀和做学问的态度,不单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典范和榜样,更是每一个法律人之所以能成为法律人的一份依凭。如果说中国法制的发展是一部大书,梅先生便是这部大书封面和书脊上的显赫人物。每一个中国人要不断完善自己,一代代继承和发扬先人对法律的坚持、对道德的正义感、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国家的牺牲精神。
      
       ◆ 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
      
       目睹中国法官席位之争的各盟国记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场内,窃窃耳语。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可见,当时外界对法官坐次之争是非常关注的,但法官之间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却少有人知。梅汝璈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
      
       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璈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漫不经心、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17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3 500万人,财产损失逾2 000亿美元,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
      
       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几番唇枪舌剑,美方理屈辞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标志。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梅汝璈法官从抵达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40余天时间里,经历了数次激烈的争论。他深深地体会到,他和他的同事们所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并不因为她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就自然而然地受到维护,在这样的情况下伸张正义、复仇雪耻的责任就显得格外沉重。
      
       梅汝璈后来在日记中心痛地写到:“中国尽管在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受害地区最广、伤亡人数最多,但在别国眼里却是个弱国、穷国,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审判工作,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些所谓的强国总是想压制又穷又弱的中国。”
      
       其实这并非是头一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分红”,还被迫将战前中国的德属领地转让给日本,并与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由此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在审判战犯上又要遭到轻视与欺侮,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让历史重演的。中国的首席法官梅汝璈虽然是一介书生,却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为了中国不再被别国欺凌,他总是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据理力争。
      
       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始终牢记着祖国的重托,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他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东条英机等7名主要甲级战犯被判死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梅汝璈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全程参加了这次审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审判期间,他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璈面前时被他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梅汝璈常常在日记中自我鞭策:“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慎重将事,绝不马马虎虎。”
      
       梅汝璈的凛然风骨和他那“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尚情操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梅汝璈先生的儿子梅小璈曾回忆说,他的母亲生前曾经谈到,他的父亲本是一介书生,思想和行为带着明显的学者烙印,对于个人的升沉显隐、进退达穷并不在意。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祖国的千百万同胞经过长期而惨烈的抗争,在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终于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审判者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在国际军事法庭上,而父亲个人又有幸承担了这一使命的时候,那么,“郑重将事”、勉力而为、不辱使命,便成了惟一的选择。
      
       ◆ 大法官的法袍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件缀有英文标签的法袍,这是一件黑色的丝质法袍,这是一件六十年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中国法官梅汝璈穿过的法袍。这件象征着权力的法袍是梅汝璈法官审判日本战犯的标志。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中国是被日本侵略最久、受害最深的国家,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是史无前例的。
      
       从1894年到194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弹指一挥间,但这51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却是空前深重的,因为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从未停止过:甲午海战、割占台湾、谋求辽东半岛、炮制“满洲国”,日本步步为营、频频得手,继而再谋华北、华东、华南,扶植“汪伪”。日军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尤其是在1937~1945年的8年抗战中,除西藏、西康、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外,中国其他省份皆遭日军铁蹄蹂躏,死伤人数达3 500多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共计5 620多亿美元。
      
       这一笔笔血债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在这51年的光阴中,中华民族备受屈辱,生灵涂炭。好在这个民族从未屈服。终于,他们看到了侵略者的下场。
      
       1946年5月3日晚上,梅汝璈法官在日记中写到:“这些人(战犯)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手中,所以同胞的愤恨便是我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侵略者终究要受到正义的审判,神圣的法袍就是最好的见证。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庭的11位法官一律统一着装,为区别起见,每件法袍都缀有英文书写的标签。在梅汝璈穿过的法袍的领口内侧就缀着书有“Judge Mei”(梅法官)的标签。
      
       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梅汝璈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一道,尽心工作,出色完成了这一注定被写入史册的光荣审判任务。在历时两年半的漫长过程中,梅汝璈始终身着这件法袍,代表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开庭前,为抗议庭长不按受降顺序安排坐次,硬坚持美英居中的做法,梅汝璈不顾庭长的威逼恐吓,曾毅然脱下法袍要退出审判。最终,以梅汝璈为代表的多数法官的合理要求取得了胜利。在开庭之日,按受降签字的顺序,中国法官梅汝璈身着法袍坐在紧挨庭长的座位上,居整个审判席的正中央。在判决书起草过程中,梅汝璈也充分发挥了这件法袍赋予的神圣权力,始终坚持立场,毫不动摇,积极争取有关中国的部分,并促使判决书中专设一章来记载南京大屠杀。为了伸张正义,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身披黑色法袍的梅汝璈与其他不赞成死刑判决的法官进行了无数次争论与磋商,最终以6票对5票的优势,将东条英机等7名战争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就在远东国际法庭审判休庭期间,梅汝璈还曾将这件法袍借给了审理华侨居所案的中国检察人员,以示支持华侨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梅汝璈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黑色法袍本身就象征着法律的尊严,象征着法官的身份,而且它也是公正和荣誉的化身。它寄托着法官矢志献身公平正义的崇高理想,身为法官,就要掂掂法袍的分量,就要无愧于法袍的圣洁。
      
       虽然梅汝璈作为战胜国的法官,身穿法袍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内心很是不安,这是由于他经常从报上看到国内“饥饿”、“内战”的坏消息,他对国民党政府是彻底失望了。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为政务院委员兼司法部长,他拒绝赴任。1949年6月,他由东京抵香港,设法与中共驻港代表、同是清华校友的乔冠华取得联系,隐瞒身份,秘密回到北京。
      
       到北京第三天,梅汝璈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60年代,梅汝璈开始撰写极具史学价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一书。
      
       “文革”中,抄家的“造反派”在梅家翻出了这件法袍,如获至宝,马上质问:“你保存着这东西,是不是盼着国民党回来变天?”
      
       梅汝璈气愤地答:“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是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说句笑话,真要是复辟了,我人头落地恐怕还在各位青年之先呢。”“造反派”自觉无理,就要烧掉法袍。
      
       梅汝璈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就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咱们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的衣物,是民族尊严的见证……”在义正词严的梅汝面前,“造反派”终于失去焚烧法袍的勇气。
      
       1976年底,梅汝璈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以此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     只是讲述了大量前期工作和开庭的前一小段时间
  •     书的内容很好,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特别是给90以后的孩子们看,让他们也了解一样事件的经过。虽然书面上的一点脏但不影响里面的内容。
  •     跟国际接轨的重要性
  •     向梅先生致敬
  •     东京大审判,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     看完之后送人了,不太适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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