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著作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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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
ISBN:9787208081413
作者:陈独秀 著,任建树 编
页数:3077页

章节摘录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1卷 1897-1918:扬子江形势论略按一统舆图,自江口至四川长寿县以东,日扬子江。自长寿县以西至叙州府以东,日大江。自叙州以西渐折转而南以及云南,又折转而北以至塔城关,日金沙江。自四川边界至扬子江口,以水道计之,约一万里。扬子江由长寿县东,流迳夔州府与湖北宜昌府交界,其地巫山诸峡,俯瞰江流,且千崖悬壁,无路可缘,江如悬瀑,迥异常流,斯固一人守御,万夫莫伐矣。又东至荆州,荆州居中国之中,为荆吴之咽喉,自昔争中原者,必首争荆州为得失,以其居长江之上游也。宋赵鼎谓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下瞰京洛,三国所必争。宜以公安为行阙,而屯重兵于襄阳,运江浙之粟,资川陕之兵,经营中原,计无出此。迨襄樊既失,蒙古将阿里海涯日:荆州西眺梁益,南控交广,据江淮上游,欲得湖南,不得不下荆州也。于是宋之湖南、两粤无全城矣。蒯越说刘表日: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武侯谓先主日:用武之国也。鲁肃说孙权日:帝王之资也。晋杜预举荆州而吴之沅湘不保。宋初荆南归命而南唐南汉遂不支。靖康既失中原,而荆南无恙犹得藉以图巴蜀襄宛,国朝亦为重镇,设将军驻防于此。然地势平衍,无险可扼,襄阳不守则北危,夔陕不固则西病,若萧梁元帝、后梁萧琮、十五国之萧铣,有明验矣。且府城在江东岸,地形恃水为防,德祐初,一旦水涸,蒙古来攻,江陵遂陷。江道不甚宽,地又沙渚,每蜀江涨,辙圯水少又涸,万一襄夔不守,不获已而论荆州江防城守之要,是宜开浚江道,驻以重兵。

书籍目录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1卷》
扬子江形势论略(1897年冬)
安徽爱国会演说(1903年5月26日)
附:安徽爱国社拟章
哭汪希颜(1903年8月9日)
题西乡南洲游猎图(1903年8月17日)
座右铭联(1903年)
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1904年3月31日)
瓜分中国(1904年3月31日)
醉东江愤时俗也(1904年3月31日)
哭何梅士(1904年4月15日)
论安徽的矿务(1904年4月30日)
安徽的煤矿(1904年4月30日)
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1904年5月7日)
恶俗篇
第一篇 婚姻上(1904年5月15日)
第二篇 婚姻中(1904年5月29日)
第三篇 婚姻下(1904年9月24日)
第四篇 敬菩萨(1904年7月13日)
第五篇 妇女的装扮(1904年9月24日)
国语教育(1904年5月15日)
说国家(1904年6月14日)
中国历代的大事
汤武革命(1904年6月24日)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2卷》
一封无受信人姓名的信(1919年春)
国防军问题(告四国银行团)(1919年1月5日)
随感录(1919年1月5日)
又要制造民意了
军民分治
到底是那一团利害?
得众养民
谁是匪
国防军
军人与官僚
武治与文治
尊孔与复辟
安徽小鬼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
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1919年1月15日)
答王禽雪(摆脱奴隶性)(1919年1月15日)
答吕潋(美术革命)(1919年1月15日)
答黄介石(老套头的修辞学试题)(1919年1月15日)
除三害(1919年1月19日)
随感录(1919年1月19日)
国民大会
鸦片与纸票
烧烟土(1919年1月26日)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3卷》
革命与反革命(1923年1月18日)
反动政局与各党派(1923年1月18日)
反动政局下两个要案(1923年1月24日)
最低问题(1923年1月24日)
评蔡校长宣言(1923年1月24日)
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1923年1月31日)
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1923年1月31日)
中国之大患——职业兵与职业议员(1923年2月7日)
再论不合作主义答北京《晨报》记者(1923年2月7日)
为自由而战!(1923年2月7日)
统一的国民运动(1923年2月27日)
致胡适(1923年4月7日)
怎么打倒军阀(1923年4月18日)
沈鸿英叛乱与政学会(1923年4月25日)
对等会议与孙曹携手(1923年4月25日)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4月25日)
海军态度(1923年4月25日)
外交问题与学生运动(1923年5月2日)
陈家军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粤军团结(1923年5月9日)
杨森果为统一而战吗?(1923年5月9日)
好个救国的妙计(1923年5月9日)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4卷》
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1926年3月17日)
寸铁(1926年3月27日)
孙文主义的信徒呢,还是冯自由主义的信徒?
红派势力与外人势力及曹锟势力之消长
安格联为什么要听张作霖的电令?
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1926年4月3日)
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26年4月3日)
寸铁(1926年4月3日)
这就是戴季陶所谓“仁爱”之言
国民党右派之光荣
帝国主义者悬出重赏了
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1926年4月13日)
寸铁(1926年4月13日)
绅士们请看北京血案的司法调查!
你们代表谁?
一个不行动的党
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
反赤苛政
《独立报》对谁独立?
国民军与北方政局(1926年4月23日)
国民党右派大会(1926年4月23日)
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1926年5月1日)
寸铁(1926年5月1日)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5卷》
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1932年1月6日)
由反日到反国民党(1932年1月17日)
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1932年1月20日)
讨论栏——原则问题的争辩向党内公开(1932年1月28日)
致蔡元培函(1932年3月24日)
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1932年4月16日)
论国民会议口号(1932年9月1日)
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1932年11月17日)
致灵均女士信十二封(1932年11月-1933年4月)
致胡适(1932年12月1日)
《一个新闻记者的杂评》跋(1932年12月26日)
辩诉状(1933年2月20日)
上诉状(1933年6月15日)
致汪原放信四十二封(1933年6月-1935年3月)
再抗辩书(1933年7月7日)
几个争论的问题(1933年10月8日)
致蔡元培函(1933年11月1日)
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1934年5月15日)
金粉泪五十六首(1934年)
附:简释《金粉泪》五十六首(陈旭麓)
赠望江吴幼卿联(1934年)
致胡适(1935年2月14日)
为刘海粟题字(1935年秋)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6卷》
音韵学毕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
同魏建功来往书信十余件
连语类编

文字学
小学识字教本
致台静农手迹信及同陈立夫、陈可忠来往信
附:文字学音韵学著作目录一览

作者简介

《陈独秀著作选编》选编了陈独秀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文体的作品890余篇。全书作六卷:第1卷(1897-1918),第2卷 (1919-1922),第3卷 (1923-1925),第4卷(1926-1931),第5卷(1932-1942),第6卷为音韵学文字学卷。按发表时间收入了陈独秀1897年-1942年发表和未发表的各类主要论著。包括六卷280万字,所选文章均依据权威资料和《新青年》、《向导》、《安徽俗话报》等重要报纸的影印件精心编选和严格校对,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内容的权威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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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     陈独秀是神童,聪明颖异,文采风流,少年就声名鹊起,和蔡孓民、胡适之并为五四三巨头。早年跟姨妹子高君曼私奔,壮年抓伤妓女下体被逐出北大,晚年和小自己29岁的潘兰珍到最后。一辈子依违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两两相失,政治上做了终身的反对派,学术上成就极其有限。因意见不合,把学生毛泽东赶出中央集体,组织托派却又对托派分子极左行为十分不满,把斯大林跟希特勒并提,骂他是狗屎。自认为没有任何过错,但蒋介石要他写检查,毛泽东也要他写检查,终于贫病江津而死。长子陈延年被乱刀砍死,次子陈桥年被枪杀,两人都对父亲不以为然。1953年,毛泽东路过安庆,问起陈独秀家人,三子陈松年境遇得到改善。和高君曼生的四子陈鹤年2000年在香港去世。
  •     晚年陈独秀: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困境陈独秀的一生起起伏伏,促使他的思想不断变化,而晚年对于政治问题和世界形势的思考,虽然正误交织,但凝结了其一生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经验与教训。本文力求做到“同情的理解”,揭示晚年陈独秀思想的多面性和深刻性,纠正长期以来人们(不论是出于哪一种理论立场)对于陈独秀的简单化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陈独秀为例,探讨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困境。本文所限定的晚年陈独秀,是从1927年陈独秀离开中共领导岗位时算起的。如果说,早年的陈独秀是一个成功的报人,中年的陈独秀是一个功过参半的党人,那么,晚年的陈独秀则在时代舞台的角落里成了一个哲人,而在此过程中起到催化作用的,则是托洛茨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陈独秀“思想简单”的常见评论,对于晚年陈独秀是不适用的。并非巧合的是,晚年陈独秀的思考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和邓小平“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的思想至少在目标上是相当一致的,虽然陈独秀的表述带有他惯常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一、陈独秀的自我认识:“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在1929年的《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屡次谈到自己对于“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的妥协,以至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崛起: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那时我又因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我坚决的相信,我或别的负责同志,如果当时能够象托洛斯基同志对于国际机会主义政策之错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有那样坚决的争辩,不但自己争辩,并发起全党党员群众的热烈讨论争辩,其结果即或走到被国际开除和党的分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补救,也不致使革命这样可耻的失败,使党这样政治破产。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竟没有这样做,……[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沉痛的语气和反复的自悔,不得不给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会出现这些错误?仅仅是如同当事者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因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中共的缺乏经验吗?如果说是缺乏经验,那么,缺乏的究竟是什么经验呢?中国共产党初生后不久,即借助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在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中开展工农和学生的群众工作,将社会运动逐渐引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事业中去。对于中共来说,这是一种鸠占鹊巢、借力打力的策略,对于国民党来说,中共的存在则如同一个特洛伊木马。国共关系若处理得当,双方在实力上发展得旗鼓相当,则双方共赢。然而,在国内外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年代里,任何的美好设计似乎都注定会落空。陈独秀作为年轻中共的总舵手,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可谓鞠躬尽瘁。他出于对于政治形势的敏锐嗅觉和对于自己一手创建的组织的爱护之情,数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中共应独立开展工作的要求,尤其是在蒋介石策划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然而,共产国际出于维护苏联本国利益的立场出发,加上轻视中共的能力,以种种理由拒绝中共脱离国民党。最终,这造成了国民党对于革命分子的大肆屠杀,革命力量损失惨重,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也相继遇害。因此,当1927年共产国际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把大革命的失败和工农运动的挫折归咎于中共领导层尤其是总书记陈独秀一个人的错误时,陈独秀不得不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当他在1929年前后看到托洛茨基曾在二十年代与斯大林激烈争论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并反对共产国际的违反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指令时,就好像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灯塔。托洛茨基的理论大大开拓了陈独秀的视野,并深刻影响了晚年陈独秀进行反思的方向[ 闾小波:《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思想资源》,《学海》2006年第3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则使陈独秀进一步调整了对于当前局势和革命任务的认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暂时挫折虽然使陈独秀远离社会运动和党派政治的前线,但也使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五届总书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有机会进行更全面的观察和更深入的思考。但是,大革命失败的打击对于陈独秀来说始终是刻骨铭心之痛,之后几次想重整旗鼓的尝试也都因为内外交困而难以成功。晚年的这些经历使他在形势估计和策略制定上越来越倾向于“低调”,并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考茨基式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点。这种低调究竟是出于对于现实情况的理性分析,还是出于遭到重大挫折后的谨小慎微呢?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吧。1937年7月,在狱中所写的《实庵自传》的开头,陈独秀就为自己的一生定了基调:……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的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 《实庵自传》,1937年7月。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而出狱后,虽然辗转奔波为奋起上下全国抗日的决心而呐喊,但陈独秀依然公开承认: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我对于此次抗日战争,也作如是观。[ 《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1938年1月。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这种不甘心失败的语气,我们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亲密战友胡适那里也同样听到过,虽然在五四运动之后,两人在政治上就各奔东西了。胡适在临终前一年的话似乎更为悲观:我的生日快到了。当我回顾过去四五十年的工作时,我觉得好像有某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把什么东西都完全地破坏了,完全地毁灭了。[ 胡适致张佛泉,1960年12月11日。转引自《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美)格里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二、陈独秀是“终身的反对派”吗?改革开放以来,对于陈独秀的研究逐渐在打破禁区,但是在“为陈独秀平反”总目标的引导下,在“告别革命”的学术气氛中,对于陈独秀的解读往往被某种片面而错误的视角所限制。由于晚年陈独秀思想的复杂性甚至是矛盾性,从托洛茨基主义到自由主义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理论立场似乎都能从中找到支持本方解读的根据,从而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这导致对于晚年陈独秀的研究非但没能起到拨云见日之效,反而造成了更多的神话和误解。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无论赞扬还是批评,人们大都以为陈独秀晚年表达的政治观点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式的,因此是值得肯定的一大进步。这种观点当然是八九十年代“告别革命”的学术氛围的产物,不过也可算作是一种历史的回声,在胡适在1949年4月离华赴美的船上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写的序言中就有这样的声音了: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这封信[ 指陈独秀《给西流的信》。]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献……(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序》。]其实在2月23日,胡适就读过《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的确,就原则而言,晚年陈独秀对于民主、尤其是对于政治自由权利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强调,以及对于任何形式的独裁的否定,都与胡适本人的意见十分接近。然而很遗憾的是,这样的片面解读仅仅是断章取义的结果,如果不说是强加个人主观意愿的话。胡适对于陈独秀的解读一直没能跳出其自身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的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胡适公开发表的文字显然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不难想到,在远赴美国的航船上,胡适发表对于陈独秀遗作的评论,显然是针对刚刚在军事上打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选择性地摘取共产党创始人的一些语句以作出符合自己立场的解读,从而起到贬低共产党的作用,这才是胡适如此高调评价陈独秀晚年思想的目的。胡适对于陈独秀政治观点的真实看法,其实自从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坚持“谈政治”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基调,自此未曾有过大变。1961年8月28日,胡适在致台湾学者李孤帆的信中,对陈独秀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与胡适的观点不同,在1941年后与陈独秀有过一段密切交往的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在《记独秀》中这样写道:虽已为×党所放逐,仍以真正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者自命,而有“耿耿孤忠”之概。但是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也有明确的民主思想。这两种成分存在他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内,经过了“六七年沉思熟虑”,他的民族思想与民主主义便突破马克思主义的藩篱,而结成他的“最后见解”。陶希圣的近距离观察显然更具可信度,但他宣称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突破马克思主义的藩篱”,并且暗示民族思想和民主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不能相容的,也明显是带有政治目的言论。陈独秀在晚年曾无奈地接受胡适给予的“终身的反对派”称号,这在胡适、陶希圣等很多人看来,意味着陈独秀晚年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走上了自由主义的民主改良之路: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倘苏俄立国的道理不差(成败不必计),即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又谁得而非之。“圈子”即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致S和H的信》,1941年1月19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H,即胡秋原。S,即孙几伊。]只要我们看看陈独秀晚年的一系列文章和信件,胡适和陶希圣的错误观点就会不攻自破。而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陈独秀最后意见中的最后意见——写于去世前两周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最后的文章中,陈独秀确实“不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来重新估计了苏联,但其得出的结论在基本立场和长期战略上表现出了与托洛茨基派的高度一致。在长期战略上,陈独秀期望通过未来的世界革命来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而在现实政治中,则一如既往地站在他1927年以后的立场上,既反对国民党、同时也批评中国共产党:被压迫民族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产物,被压迫的劳动者为他生产商品,被压迫的落后民族为他推销商品和生产原料,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两个支柱。被压迫的民族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至走到战争,都是天经地义,无可非难,这样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大斗争,无论为何人所领导,民族中一切进步分子都应该拥护;因为不但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有打击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所以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第二国际只企图在资本统制之下,从事改良运动,所以不曾计及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因为它是资本帝国主义支柱之一。真正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统制,所以自第一国际以来,“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这一运动的两面大旗。社会主义革命一成功,只要不中途变质,他是不能日久和商品货币制度及国家制度并立的,到此时还有什么被压迫民族存在呢?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外国把帝俄时代被压迫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动的宣告废除,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一一宣告放弃了。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如果有人根据近来苏联对于日本战争及此次大战之初对于波兰及希特勒之政策,而怀疑到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这乃是他自己不明了!有班人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联,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惜的后期苏联,大大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苏联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着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塌了社会主义![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1942年5月13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反对某些事情必然是出于对于另一些东西的坚持。陈独秀一生的反对,都是为了坚持革命的理想,以及对于革命来说最重要的两个武器——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对于革命这个行动目标,对于科学与民主这两种价值,陈独秀从来是不会反对的。胡适晚年对于陈独秀的评价“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确实对了一半:陈独秀是终生的革命派。至于陈独秀是否能够思想,则可以说,虽然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但严酷的革命斗争却是一种更好的思想锻炼,它虽然比严格的学术训练少了几分精密性,但却避免了纸上谈兵的夸夸其谈。三、晚年陈独秀的思想:作为“中间斗争”的民主运动和作为民族独立之关键的民族工业1、民主运动本节将根据陈独秀的文章来具体说明晚年陈独秀思想的两条主线:民主运动和民族工业。这两条主线既互相联系,又互相抵触。先来看民主运动这条线。晚年陈独秀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无疑是写于1941年的带有政治遗嘱性质的大纲《我的根本意见》。其中,关于民主是这样写的:(八)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九)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我的根本意见》,1941年11月28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前一段着重在社会运动的角度说民主,后一段则着重在政党组织的角度说民主。据此可以说,民主在晚年陈独秀那里是一个涵盖一切的原则。但即使在这两段话中,民主的性质在陈独秀笔下也是很明确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民主制是“官僚制之消毒素”。民主也只是工具性的,而不是目标性的。发展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民主则是社会主义应该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继承的政治遗产。在晚年陈独秀的政治设计中,民主起到的作用是为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保驾护航。值得注意的是,“官僚制之消毒素”是陈独秀从列宁那里借用的措辞,在《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写道: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LT主张为恢复苏维埃、工会和党的民主而斗争,也是等于叫昨天回来,等于叫老百姓为历史的残影流血。[ 《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西流,即濮清泉。LT即托洛茨基。]不过,更重要的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成熟之前,民主运动可以作为至关重要的“中间斗争”。在《给连根的信》中,陈独秀向中国托派成员分析了二战局势和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策略,严厉批评了托派忽视“中间斗争”的错误,并且具体说明了民主政治的内容和本质: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第二,是不懂得法西斯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阶级作用不同(帝国主义是金融寡头结合中产阶级,只能容忍无产阶级的组织宣传至某种限度;法西斯是金融寡头结合流氓无产阶级及右派急进小资产阶级,根本铲除无产阶级组织与宣传),不懂得法西斯的经济制度比起英美帝国主义来,是由日渐国际化的局面,回转到国家化,自给自足的封建化,而认为只是简单的政制不同。政制是由它阶级的经济的推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即以政制的表面而论,德意俄的格柏乌政治和英美法的议会政制,是小小的不同吗?第三,是不懂得“中间斗争”的重要性,我们若一眼只望最后斗争,以为只有最后斗争才能够消灭法西斯及其复活,才能够解决问题,则中间斗争若反法西斯运动,罢工运动,国民议会运动,等等,都是无益之举,只好静候着最后斗争从天下降了。再加上第四,英法失败后革命起来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之假定,这完全是幻想奇迹…………近读《破晓》一小册(《破晓》当然是根据托洛斯基的意见),竟放过法西斯,专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像这样为史大林、希特勒做义务宣传,态度还不明白吗?……如果依照你们的希望(至少《破晓》的作者是如此),各民主国连美国也失败了,托洛斯基便不能在墨西哥居住……[ 《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1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连根,即王凡西。普罗,Proletariat音译,指无产阶级。]在与托派成员的讨论中,陈独秀不过重复了后来他写在《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和《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的观点,惟有“中间斗争”的观点,是后来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不曾见的。在另一些给托派成员的信中,陈独秀这样写道:普罗固然要准备明天,可是今天应做什么?今天已经在战争啊![ 《给西流等的信》,1940年3月2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西流,即濮清泉。]反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的大斗争,不是由于民众,而是由英、法对德战争这一较好的形式,这是全世界革命者的耻辱,若再空谈高调,使国社主义者获得胜利,那更是耻辱罪恶![ 《给西流等的信》,1940年4月24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马恩未曾见着,所以列不能袭用马恩对于普法战争之现成的结论;我们时代之法西斯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列宁也未曾见着,我们也不能袭用他对于上次大战的理论。上次大战的结果,无论英败或德败,人类的命运无甚变化,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我们能认清法西斯的胜利,能加速大众民主的实现吗?如果这样想,便是“死狗”在德国希特勒登台前之荒谬见解之重复,我们能假定此时能在英法号召国内革命来答复法西斯吗?我看客观上的条件没有一点使我们能够做这样轻率的假定,这样的假定除了帮助希特勒和“死狗”以外,没有别的效果。以前有许多人不要国民会议,只要苏维埃,我曾问他们:苏维埃诚然好过国民会议,但将怎样走向苏维埃?兄现在说:“我们不能忘记大众的民主”,我也要问你:“你只是不要忘记没有用,将怎样走向大众的民主”?形式的局限的民主,于大众的民主斗争是有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格柏乌政治,是大众的民主运动的制动机。……我现在说,老实说,谁打倒死狗和希特勒,我都向他叩头,我情愿做他的奴隶!……[ 《给西流等的信》,无写作日期。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死狗,指的是斯大林。]陈独秀在《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明确表示期待将来的世界革命能够带来社会主义(见本文第二节的引文),而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则指出当时世界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结合这两个观点,则民主运动作为“中间斗争”的观点,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一)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说成革命局势:即把统治阶级战胜后,开始走向稳定,说成是走向崩溃,把中间阶级离开革命阶级而徘徊动摇,说成开始离开统治阶级而徘徊动摇,把革命阶级打败后的愤闷情绪,说成革命情绪之高涨。我们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压力愈大反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现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的动力为条件。(二)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之后,或社会经济大恐慌之时。……(六)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时代,不但在落后国家,即在欧美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武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进步作用,已经完全走到反动的营垒,这只是种下了将来资产阶级表现进步作用时向之仓惶投降的后果。[ 《我的根本意见》,1941年11月28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对于民主运动的重视,将民主运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这和陈独秀在三十年代初期组建中国托派(中国共产主义联盟)时力排众议地强调“国民会议”作为战略和策略的双重重要性的观点是一致的[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不过,虽然意见不合,但仅从往来不断的信件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托派成员显然抱有特别的期望。实际上,对于未来革命的领导力量,他当时也只能寄希望于托派成员了。一方面,国民党自1927年开始就成了革命的残酷镇压者,杀害了大量的革命志士(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还间接造成了陈独秀被共产党作为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而驱逐,彼此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另一方面,共产党在陈独秀看来已经放弃了工人革命,而走上了农民造反这条没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老路。陈独秀对于农民、商人和官僚,向来是没有好感的,他在一篇分析中国抗战形势的文章里写道:农民的特性是守旧、散漫和无知(手工业工人不占重要地位,其特性亦近于农民,乡村的手工业,有许多就是农民的副业);商人的特性是奸诈和无耻;这两种落后的特性合并起来,便形成了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无知而又无耻。[ 《民族野心》,1938年7月16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把民主运动作为“中间斗争”的观点,源于陈独秀对于国际形势作出的悲观估计,而这种悲观估计,部分是陈独秀故意而为之,用来“唤起别人,加紧事前之努力”的:现世界自前世纪末以来,金融资本即已冲破了民族界限,帝国主义的天下已经成为事实……将来不过是七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再火并为两个帝国主义集团而已。一天没有振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之干涉,这种状况仍要继续下去,而且会发展到比我们所估计的或者还要坏些,即是:此时大战如果胜利属于希特勒,英国固然完了,罗斯福或也至倒台,美洲的希特勒将起而代之,下次的世界大战亦即德、美战争,将不是民主与纳粹之斗争,而是两派法西斯蒂集团之火并;如此则会真是如罗斯福所说,民主自由将丧失数百年才能恢复;如此则人类进化史将走入上表的道路。未来世界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法西斯蒂专制近代世界资产阶级民主制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古代世界(希腊罗马)城市市民的民主制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制上古世界氏族社会民主制……与其以乐观的估计构成海市蜃楼来自己安慰自己以至松懈了事前的戒备;不如拿可能的悲观的估计,以警策自己,以唤起别人,加紧事前之努力。……使人类近代的进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不经过整个黑暗时期的法西斯蒂专制,而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走到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影响下一代的青年,继续努力缩短将来的法西斯蒂黑暗时期,至可能的极限。我们可能追求的理想如此而已;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这即是我所以不顾旧日同路人的讥评,而始终赞成联合英、美向纳粹进攻之理由。[ 《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4月19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在这个图表中,陈独秀把民主作为历史进步的一条线索,这被胡适拿来作为陈独秀晚年终于“走上”民主自由之路的证据。晚年陈独秀极力强调民主的重要性,甚至重新祭起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大旗帜,虽然这一次隐含着革命的要求: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只能够产生冯道、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而不能够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 《孔子与中国》,1937年10月1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我们看到,晚年陈独秀对于独裁政制的批判和对于民主价值的高扬都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可以说是歇斯底里的,因为居然到了用国内民主作为标准去判断国际战争的地步!因此,单就政治观点而言,这无疑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奇怪的是,就在不久之前,陈独秀还曾在文章中以阶级的尺度去衡量社会: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在一个国家中,也是这样……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根本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痴子犹可恕也,骗子不可恕矣![ 《中国的一日》,1936年5月。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陈独秀的思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根本变化吗?且慢下这种不合常理的结论。我们看到,在《我的根本意见》、《再论世界大势》中涉及到民主时,陈独秀只是进行理念层面的讨论,很少触及实践的问题。那么,陈独秀是如何设计民主化道路的呢?仅仅是通过少数知识分子来倡导民主运动吗?在这里,我们发现胡适对于晚年陈独秀的解读之所以有失偏颇,除了胡适本人的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胡适把陈独秀的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割裂开来,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后者,因而必然导致对于陈独秀政治观点的误解。这是因为,晚年陈独秀所有政治论述都是从中国社会和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出发的,而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的这些基本判断又都是建立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的。下面,就来看看晚年陈独秀思想的另一条主线:民族工业。2、民族工业对于中国社会,陈独秀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社会已经走出了封建经济时代,而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这种观点,正是三十年代早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托派一方的观点:……中国的中外银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经济,间接支配了小城市经济,中外的工业商品和中央货币普及了穷乡僻壤,农村生产品如棉花、丝、茶、烟草、桐油等,其扩张或缩小,不但听命于本国市场,且听命于国际市场;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便可以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在中国,一方面由先进国的资本主义之影响而发生而跳跃,一方面也由它(资本帝国主义)的阻碍而未有高度的发展,因此庞大的商业资本,还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之工业化则更加谈不上,统一的国内市场还未形成,产生工业生产工具的工业,几乎还没有,比起资本主义先进国来,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很大发展之余地。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之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生产制的缺点与罪恶;在目前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我们所相信的社会主义,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特质是废除私有及生产集中,和固执私有及均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需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不象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却不能等待。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资本主义在中国——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1938年7月。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陈独秀已经认定,资本主义是一个必然经过的历史阶段,中国自然也不例外,而且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生产力和催生无产阶级政党的进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认为,政治的成熟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如果是这样,那么,陈独秀又为什么要强调为争取民主而开展种种“中间斗争”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对于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认识上的矛盾在晚年陈独秀的文章中反复出现。对于世界局势,陈独秀的基本判断是,这个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上正在进行着的列强争霸必然导致集团化的趋势:……资本制度存在一天,由它所自然产生的帝国主义,当然不能自动的根本放弃,但统治的形式必然有所改变,即是:由民族化到国际集团化这一形式的改变;这一改变并非帝国主义制度之终结,而它反走向扩大与加强。今后不但十九世纪以前的民族国家运动已随着帝国主义发生而没落,即二十世纪初期的七八个帝国主义列强之对立也要完结。德、意、日都是由民族国家进而为帝国主义国家之较幼者,日本是最后一个,全世界殖民地及落后国的市场都已为他人捷足先得,这就是他们不得不冒着危险,疯狂的以战争来改变帝国主义世界旧秩序之唯一的原因。战争的结果,真正完全独立不受他人支配者,只能有两个领导国之对立,美、德之对立,或英、美之对立,其他国家民族,都不得不在同盟或全面合作的名义之下,分别隶属于这两个领导国所领导的集团圈之内。日本和苏俄,当然都有各自领导其集团圈之野心,然而生产力终于要决定他们的命运。其他殖民地及落后国,若企图由民族斗争而产生新的独立国家,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各集团圈内的国家民族地位虽高低不同,而有一共同点,即是他们的政治及经济制度都必得或多或少的按着领导国的模样改造,根本相反的制度是不能够存在的;德国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都要按纳粹制度改造;英、美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也要按着民主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呢?这要靠着领导国的革命成功才能实现,才能够影响整个集团圈,依俄国革命的经验,帝国主义世界中最弱的一环之破碎,终于不能够使它全部瓦解。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她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1942年2月10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针对这种世界局势,陈独秀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必须与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所谓社会革命,就是民主化的运动。中国处于被压迫民族的地位,自然必须以民族独立为第一要务,但主要的手段却既不是战争,也不是革命。在《我的根本意见》里,陈独秀是这样阐述的:(十三)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十五)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同时也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会得到胜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全世界奴隶统治权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战争,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或者还是更换一个更凶恶的主人,即使更换一个较开明的奴役主人,较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经济之发展,而根本不能改变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奴役地位。[ 《我的根本意见》,1941年11月28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虽然在《我的根本意见》里,陈独秀并没有具体阐述被压迫民族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但是,他已经非常鲜明地打出了发展生产力的旗号。晚年陈独秀试图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以更长远的眼光去看待历史。针对这一转变,也可以说,晚年陈独秀已经变得保守了,失去了积极斗争的精神,虽然在理论上仍然坚信共产主义、大众民主的未来,但思想中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失败情绪,这种情绪决定了他对于当下时局的悲观判断。当然,在陈独秀自己看来,他不过是遵循着实事求是的准则,遵循着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一次演讲中,陈独秀更是直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他说: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我们不象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1938年8月24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晚年陈独秀对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已经明显与第二国际考茨基式的“科学社会主义”相近了,这种观点曾经遭到列宁和卢森堡的严厉批判。在晚年陈独秀身上,这种机械、消极的理论观点和他依然高昂的政治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积极地宣扬民主的价值,但又似乎认为美好的民主政治只有通过罪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才能够达到。显然,这同样反映了晚年陈独秀对于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认识上的矛盾,或者说,是在理想主义追求和现实主义策略之间的动摇不定。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中,陈独秀给出了他对于“全世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四条的发展建议:正经的说来,认真的民族解放,只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同时实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之“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本是一种幻想,何况在两派帝国主义的主脑,争着以战争状况裹胁全世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的今天,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有此警觉才能够开始实行有效的步骤:(一)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之进展,以增高在集团圈内之地位……(二)创造自己的实力(工业及民族的组织),以准备与领导国国内革命相应和的斗争,以达到自己的民族的真正解放与进步……(三)对于国外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四)我们应该尽力反抗帝国主义危及我们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应该拒绝它的文化。拒绝外来文化的保守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滞而走向衰落。中国文化诚然有它的优点,惟如果渲染过当,便会使之高踞在形式上的地位,俯视一切,形成偏畸的发展,竟把民生国防所依赖而应该特别重视的物质文明,排除在文化之外…………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以上的说话,或者有人认为是低调,那只好让将来的事实教训他。[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1942年2月10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在这里,陈独秀把“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之进展”并列起来,作为落后国家的现实策略,目标则是“低调”的“增高在集团圈内之地位”,可见,这些建议都属于短期策略而不是长期战略。在所有这些短期策略中,结合陈独秀一系列的抗战言论,很明显,他把通过发展独立的民族工业来发展生产力放在了头等重要的地位。在《民族野心》中,陈独秀明确指出:一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那便万象一新了。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市场,它需要国家保护,它需要扫荡封建旧势力的国内战争,它需要对外竞争的民族战争,于是它的民族野心自然日渐高昂。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在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的汉奸;买办和银行家(中国现在的银行,仍旧是商业的,而非工业的)出身的官僚,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大饱私囊;士大夫、土豪劣绅纷纷充当汉奸;为抗战而尽力而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和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因工业不发展而民族野心不高昂,影响到抗战如此之大,至于军器、军事技术和交通工具之贫乏,更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这都是吃了我们崇拜东方文化、精神文明而轻视西方物质文明的大亏![ 《民族野心》,1938年7月16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在《我们为什么而战?》中,陈独秀写道:如果真照梁漱溟先生的办法,以乡村建设为主要事业,而无视城市工业,则正合日本的口胃,日本固不必加兵于我,而我之抗战也是多余的事。……所以,此次我们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了正确的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这一新兴国的企图,使大部分靠着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才能够继续发展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大吃一惊……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以工业的日本统治农业的中国,只有用战争来打破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新国家之野心;中国不甘心受日本的统治,要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也只有努力抗战以打破敌人的企图。……只要大家靠定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这一具体要求,即令此次战争完全失败,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瓦解冰消;可是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在空洞的“民族利益”口号或什么“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之下再起的。[ 《我们为什么而战?》,1938年8月8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因此,发展民族工业是提高国家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不过,发展民主政治是如何使落后国家“增高在集团圈内之地位”的呢?陈独秀似乎并未给出任何说明,从他的理论逻辑中,其实也找不到能够推论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民主运动和民族工业的要求被同时写进了陈独秀以个人名义宣布的抗战纲领之中。对于我们理解晚年陈独秀更有帮助的是,当我们把陈独秀的抗战纲领和中国托派的抗战纲领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一致性。陈独秀在1937年出狱后宣布的抗战纲领是:(一)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目的。(二)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财产,没收汉奸贪官污吏的财产,充作救济伤兵及难民之费用。(五)强迫富人购认救国公债,征收财产累进税和加重因战事营业所得税,不把战费加在工人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六)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以提高民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七)恢复由各业群众选举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八)改组全国军队,直隶中央政府,加强军队中的政治教育,改良兵士待遇,实行军队和驻在地民众之亲密合作。(九)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以肃清汉奸,巩固后方。组织训练前线失业工人的特殊军队,加入作战。(十)迅速召集国民大会,集中全国抗日力量,主持和战大局。[ 《抗战中应有的纲领》,1938年2月。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而托派在1937年11月通过的抗战纲领则是:一、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和宣战,没收日帝国主义在华的租界及一切财产。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完全自由。三、工农兵普遍组织抗日委员会。四、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债务。五、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农和抗日士兵。六、反对藉口战争增加工时和减低工资,失业工人由资本家维持。七、八小时工作制。八、反对资本家怠工破坏生产,工人监督生产。九、在战争时期内免房租(至少必须按一定比例减低房租)。十、没收日帝国主义者、汉奸、奸商的财产救济难民。十一、征收累进税撰充抗日经费。十二、缔结中苏军事同盟,联合弱小民族共同抗日。十三、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自决。十四、解除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完成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十五、取消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刘平梅:《中国托派党史》,新苗出版社(香港),2005年。]不难发现,在抗战时期的工作纲领上,陈独秀和托派并无原则性的分歧,只是在具体策略上陈独秀更保守一些,而托派则更激进一些。二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托派的激进纲领忽视了民族工业的重要性,而且虽然提出了许多政治要求,但显得缺乏一个中心思想。而在长期战略上,在陈独秀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参见本文第二节的引文)中已经很清楚,陈独秀与托派的观点也是高度一致的。可以推测,陈独秀宣称不隶属任何党派,也许只是一个障眼法,虽然这部分是出于对当时托派领导人彭述之、尹宽的反感,但主要是出于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发言空间而考虑。由此可见,对于晚年陈独秀思想的基本判断,郑超麟、王凡西等托派内部“年轻派”的观点更接近真实,他们根据晚年陈独秀的一系列言论、尤其是《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认为陈独秀至死依然是托派的一分子,或迟早会回到托派的队伍中来[ 刘平梅:《中国托派党史》,新苗出版社(香港),2005年;唐宝林:《中国托派史》,东大图书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事实上,陈独秀本人也比较亲近这一派,认为左倾不可怕,右倾则难挽救,并且对于中国托派内部的另一派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政客[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正是写给这些激进的托派青年知识分子的,因此才会以“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作为开篇的第一句话。在经过本节的考察之后再来分析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长期战略上,陈独秀与托派都坚持革命(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革命)的必要性,这就把他们和国民党保守派、自由主义改良派区分了开来(这里并未涉及他们和中共的差异:托派的革命以城市为中心,而中共的革命以农村为中心,且托派倡导但并未执行的是世界革命,而中共倡导并执行的是单一国家的革命);第二,在具体策略上,托派认为应该趁热打铁进行反帝反蒋的革命宣传,陈独秀则一方面认为革命的形势正处于低潮,另一方面认为中国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才是当时最紧要的任务。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的这两方面观点基本上是互相独立的,而且,后一方面的观点占据主要地位。四、晚年陈独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托洛茨基和二战的决定性影响本节将结合陈独秀的个人特点和个人经历,指出陈独秀晚年思想与其之前思想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并分析其中原因:哪些没变?哪些变了?为什么变了?这种变化是权宜之计,还是根本转变?在陈独秀1929年公布与中共领导层分歧的《告全党同志书》中是这样说民主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这些无理由的理由,都不过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实际是讨厌我在党内发表意见,批评他们继续过去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厉行以下的破产政策。……现在在策略上,在实际行动上,是跟着改组派做倒蒋的军事投机,在政纲上,是主张将来的第三次革命。至于其革命的性质(附注二)仍须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阶段为限,反对在将来的革命中侵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像这样始终一致的迷恋资产阶级和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不但是继续了过去的机会主义,而且更加深了必然要造成将来革命之更可耻更悲惨的失败!“建立苏维埃政权”,如果是用为行动口号,必须在革命高潮中客观条件已成熟时才能够发出,不是任何时都可以任意乱来的。过去在革命高潮中,未采用“组织苏维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等口号,自然是主要的错误。在将来革命一起来,立刻就要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就要发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口号奋斗,并且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不是什么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当前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大众的革命运动没有高潮的时代,不管任何角度来看,“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在客观上都未成熟。“建立苏维埃”目前只能是教育宣传口号,若用为行动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实际行动起来为“建立苏维埃”而奋斗,必然得不到群众的应声。所以目前在行动上应该采用最民主主义的口号:“为召集国民会议奋斗”。因为这一运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目前,可以仅仅用这一口号推动广大群众,从政治暴露斗争走向革命高潮,进而发展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无论是国际或中央过去不自觉地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致革命失败,已经是罪恶了,现在既经反对派的同志很明白的指摘出来,还是悍然不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且自觉地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还要为了掩护少数人自己的错误,不惜自觉的抛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滥用上级机关威权,钳制党内的自我批评,并且对于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大批的开除党籍,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附注二) 中国革命之现阶段是反革命时期。目前对于民主的反革命运动,只有走向革命之可能,而不是革命。至于改组派倒蒋运动,只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内部冲突,根本连民主运动还说不上。只有民众高潮发展到推倒整个的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两个贯穿陈独秀晚年的基本态度了。第一,民主仅仅是一种在革命低潮期时暂时运用的口号,用民主的口号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中来,而目标仍然是推动革命再次走向高潮,并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民主在陈独秀那里同样只是一个策略性的口号,用来为当下的抗日战争动员人力和为将来的革命运动做好准备。第二,在革命党内部需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不能“抛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即民主集中制;后来,经过反思苏联历史,陈独秀重提列宁“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的观点[ 《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几年之后,陈独秀在国民党法庭上声明辩护律师章士钊的辩词不能代表本人意见,因为章士钊居然声称陈独秀另立托派之举动协助了国民党的反共措施。陈独秀义正词严、酣畅淋漓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即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公有,由社会公共机关,依民众之需要计生产消费之均衡,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使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较今日财产私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高度发展,使社会物质力量日渐达到足够各取所需的程度。所以共产主义,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度发展的生产制,犹之资本主义较高于封建生产制也。此决非世俗所认为简单的各个穷人夺取各个富人财产之意义。……此一终极目的,固非旦夕所能完成,亦非“和平”所能实现。为实现此目的而清除道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一曰: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一曰: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一曰:改善工农生活。……一曰:实现彻底的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盖以贤人政治及保育政策,已不适于近代国家,更不能存在于民主共和国。北洋军阀既废,代之者只应是人民的(权力),若仍尚贤人与保育,则谁是贤人,堪任师权力保,伊何标准,北洋军阀亦得而尸之。况当外患空前的今日,人民无组织,即无能力,无政治自由,即无责任心,亦不应课以责任。若不立即实现全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完全自由,实现普选的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以制裁卖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一切政权归诸人民,集合全国人民的力量以解决全国危急问题,其何以立国于今日!……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数人民之拥护,而不尚少数的英雄主义,更非阴谋分子的集团。予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标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辩诉状》,1933年2月20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1933年,陈独秀在南京狱中和中国托派成员的往来信件中谈到了几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并把“民主运动问题”作为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走“不断革命”这条生路,如果不把民主运动当做自己的事业去拼命,如果不认为民主斗争之胜利和无产阶级政权斗争之胜利有相互不可分离的密切因果,而认为只有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成熟时代才谈得上夺取政权,那么,真要如布哈林所说须等到数十年整个时代以后了!我敢说,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会成为无产阶级之致命伤。……我们对于关联中国无产阶级运命的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必须有深切的认识,必须认识它已经由资产阶级打击封建势力的武器变成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在反动时期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武器,并且是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策略,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几个争论的问题》,1933年10月8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在这里,民主斗争已经有了和无产阶级政权斗争不可分离的重要性,是无产阶级值得“当做自己的事业去拼命”的东西,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陈独秀认为,“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已经由资产阶级打击封建势力的武器变成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虽然民主在这里被赋予极端重要的意义,甚至,“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会成为无产阶级之致命伤”,但是,民主依然只是一种武器、一种策略,是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的武器,只有工具性的意义,最终目标依然不变:无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同一组信件中,陈独秀在谈到“民众政权”口号问题时很明白地表明了他的观点:“民众政权”本来只是在民众运动高涨而还未达到能够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的中间斗争环境中一个临时的鼓动口号;它根本不能和党纲上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专政这样表现政权阶级性的问题相提并论。……有人说,民众政权即资产阶级的政权。说这样话的人,未免太过阿谀资产阶级了!大家都知道,即在法国大革命中,历史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是反对民众政权的。真正民众政权,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会出现。……“国民”又是什么?正确的答复,只有如托同志自己所说:“我们所了解的国民,不是有特权的头目,而是大多数的人民,即是说,工人与农民。”(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之二九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马克思眼中的民众,也作了同样的解释:民众即工人与农民。听说最近临时大会以“人民建立自己的政府”代替“民众政权”的口号,从前反对“民众政权”口号的人们也同意了。其实这两个口号的内容是一样的;反而是我觉得此时不需要这一类的口号,因为这一类的临时鼓动口号,不宜于把它用做比较有永久性政纲性的宣传口号,一切策略,一切口号,都有它的时间性,都会因易时而变质,又正确而变为不正确甚至错误。1934年在写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里,陈独秀明确表示:斯大林在替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服务。在苏联,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苏联是被骑在无产阶级背上的小资产阶级所统治着的,它正在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打开门户。[ 《给托派国际书籍局的信》,1934年5月15日。王凡西从英译稿译回中文,中文原稿已遗失。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一般以为,这个时期的陈独秀,尚处在托洛茨基理论的影响下,而并未真正看清民主的价值,而之后的观点转变则是由于陈独秀的个人经历和国内外的局势发展。当时,陈独秀尚未遇到中国托派的排挤以及后来中共一些领导人制造的“汉奸”风波,中国托派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幼稚的书生气也还未经受日本全面侵华这一重大事件的考验而充分暴露,另外,尚未出现苏联与德国合作瓜分波兰的事件。这种种原因使得陈独秀对于民主的认识不深、评价偏低。而在1937年出狱之后,陈独秀的民主观则由于上述原因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但是,这种认为陈独秀晚年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观点,是建立在断章取义的基础上的,其观察是偏颇的,其结论是错误的。发生这种根本错误的原因,除了已在本文第二节揭示的因为观察者的个人政治立场而导致的故意歪曲之外,还有学者对于政治人物的一种一般性误解。学者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的重要性:陈独秀一生兼跨文化和政治两个领域,并且文化总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除了在被中共停职后一段时间和在国民党南京监狱期间写作文字学著作以外)。其实,除了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后几年之外,陈独秀在辛亥前后是一个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五四运动以后更是革命政党的发起人和领袖,并因政治活动而入狱近六年,出狱后则婉拒了友人对他重回大学的邀请。在北大的几年,陈独秀的主要精力也在于编辑《新青年》杂志,利用北京大学的名声和人才在年轻的读书人中进行政治动员,并为自己重返政治舞台做准备。简单地说,陈独秀毕生主要从事的,不是民众启蒙、知识传承的事业,而是民族救亡、国家振兴的事业。而对于政治家来说,他的“言”相比于他的“行”而言是第二位的,必须要参照他的“行”来理解他的“言”,而绝不能单独理解他的“言”,更不能用他的“言”来反过来理解他的“行”。脱离一个政治家的过往经历、现实环境和未来目标,是无法理解他的言论的,更不用说理解他的行动了。因此,陈独秀留下的文字,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去理解吗?须知,政治家的发言和学者的发言,其目的常常是不同的:政治家是为了影响别人,以动员群众、团结他人或扫除障碍,学者则是为了传播知识和理念,以求匡正人心。两者发言目的的不同导致了发言的内涵不同:学者更重视言论的真实性,政治家更重视言论的效果。政治家经常有意识地区分短期策略和长期战略,区分手段和目标。忽视这一点就是学者在理解政治人物时的常见错误。学者们往往根据陈独秀晚年对于斯大林式独裁的坚决反对,以及对于民主价值的高扬,从而得出晚年陈独秀断然醒悟、告别革命的结论。这样的论断似是而非。其中最有误导性的观点,就是根据陈独秀宣布“不属于任何党派”、严厉批评中国托派组织中的年轻人,而得出结论说陈独秀已经和托洛茨基分道扬镳了。前一点很有可能是陈独秀为自己拓展言论空间的策略,后一点则显然是同志之间的争论,而不是敌我之间的争论。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根本找不到陈独秀激烈批评托洛茨基的记录。相反,陈独秀对于列宁、托洛茨基的态度始终是以肯定为主的,这大大不同于他对于斯大林的态度: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LT主张为恢复苏维埃、工会和党的民主而斗争,也是等于叫昨天回来,等于叫老百姓为历史的残影流血。……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LT直到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西流,即濮清泉。LT即托洛茨基。]即使是在这封受到胡适高度评价的信中,陈独秀依然区分了“反革命”和“反对党派”,认为前者应该受到镇压,而后者则应该被容许公开存在。陈独秀并非支持无原则的宽容,因此即使都是在宣扬“民主”的价值,他的“民主”也不同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说的“民主”。不能忽视的是,陈独秀晚年大量使用的词汇是“民主民族革命”,这也显然不同于单纯的“民主化运动”。这一思想的第二个方面的内涵,从陈独秀一生的奋斗来看,似乎更具有主导性的意义。此外,在与托洛茨基的直接通信中,陈独秀也表达了对于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尊敬,而且指出,正是为了维护前者的威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才批评中国托派: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里,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致托洛斯基》,1938年11月3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陈独秀一生追求的,恰恰是革命的承诺:对于当前社会弊病,通过疾风骤雨的方式,从而达到根本性的解决,或使根本性的解决成为可能。他强撑病体写下的最后的政治意见,题目取名为“我的根本意见”,而不是“我的最后意见”,这岂是简单的一词之别?即使是在提倡文化运动的时候,他所思考和呼吁的也是根本性的解决,因此而要求“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署名:陈独秀。]可见,从晚清到民国以来,陈独秀从未“告别革命”。他只是通过反思而不断改进对于革命的认识,最后认识到必须以民主来保卫革命的成果,使之不被少数官僚特权阶层所葬送。这种认识与托洛茨基对于苏联的反思也是如出一辙的。根据陈独秀的个人经历来看,他晚年思想的发展大约有四个主要动因:首先,大革命失败后看到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曾经发生的争执,发现托洛茨基是站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立场上,而斯大林只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来利用中国。由此,再从托洛茨基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看到了苏联政治体制中的弊病,即所谓“格柏乌政治”。第二,大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受到中共的排挤,意见申诉无门,只能另立一派,此时已经感到党内民主缺乏的弊病。出狱后又遭到康生、王明等人捏造的“日本汉奸”诽谤,由此对于中共彻底失去希望。回顾自己建党的历程,不得不感叹一套正式的民主机制的重要性。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更加突出了一致对外的重要性,因为最大的敌人已经成了日本侵略者。陈独秀在《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中建议各党各派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停止互相之间的地位斗争。他的建议是:一、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的党派,都公开的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二、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1938年2月19日。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战略虽然不变,但在紧迫性上只能屈居其次了。在抗日战争中只能通过争取建立民众组织,一方面为战争动员人力,另一方面作为“中间斗争”来为“最后斗争”做准备[ 参见本文第三节引用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1938年2月;《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1日;《给西流等的信》,1940年3月2日。],因为“形式的局限的民主,于大众的民主斗争是有利的”[ 《给西流等的信》,无写作日期。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最后,苏联与纳粹德国沆瀣一气、共同瓜分波兰,使陈独秀坚定了自己的观点。总之,陈独秀临终前对于民主的强调,既是出于他一生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质,也是他在大革命失败、被中共逐出领导层以至于开除党籍后对于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托洛茨基的著作以及苏联的历史则使陈独秀进一步认识到了民主的重要性。五、陈独秀的民主实践然而,个人性格中那种传统文人式的清高孤傲、对于高层党员的缺乏了解、对于军事斗争的轻视,尤其是过分执着于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教条而不能及时针对局势变化做出有利于中共的反应,这些因素在几年的时间里逐渐积累,加上1927年国民党中途背叛大革命后中共遭到严重损失,以及中共和共产国际都想为此惨败找到一个简单的替罪羊,最终导致陈独秀被他一手创建的组织无情地抛弃。回到《我的根本意见》中对于“民主主义”的论述:“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在此,民主主义是一种“旗帜”,也就是说,民主在陈独秀那里具有另一个性质:斗争策略。进一步来说,这有时不仅是“多数阶级的人民”的选择,而且也可以个人“反抗少数特权”的工具。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的:乌托邦是弱者反抗的武器,而意识形态则是强者统治的工具。结合陈独秀的个人经历,可以更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这里,有瞿秋白1930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研讨会上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他就是党!因此,我们把这称之为家长作风。到1927年年中为止,全体党员一直把陈独秀的言论和文章奉为圣经,谁也没有表示任何怀疑。“他怎么说的,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办”。但必须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遵照他所写的那样去做的……凡是派往各地的人,他认为,都具有领导当地革命的能力,但他们必须按照他的指示搞革命。但是,请不要认为他是一个彻底拥护中央集权制即集中的人。当他发现他的权力和威望开始下降时,便转到另一方面,转到所有反对者颇感兴趣的民主这方面。他高谈所谓民主并主张,既要实行民主,就得让每个党员、每个共青团员都按自己的观念行事。这时,党的任何纪律对他来说早已不复存在,因为他认为“纪律影响党的发展”……这种家长制式的组织纪律以及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都是陈独秀主义的组成部分。[ 《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1930年学术讨论会记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转引自《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第428页,姚金果,东方出版社2011年。]瞿秋白的这番发言很可能是违心的,但陈独秀在中共早期(尤其是国共合作之后)的“家长制”作风,却的确是存在的。李达、李汉俊、张国焘等人均有类似的回忆。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仅仅是陈独秀个人性格的原因吗?表面上看,陈独秀确实有着固执、倔强的性格。但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陈独秀。第一,陈独秀正是由于这种性格,才有可能从无到有地建立中共,并吸引到一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中共建党的卓越贡献使陈独秀对于中共产生了一种仿佛是亲身孩子的感觉,从而不容他人染指重大决策,尤其是,中共主要领导人大都比陈独秀年轻十到二十岁。第二,居于中共总书记的地位,任务的艰巨和环境的恶劣也不得不使陈独秀采取一种以解决紧迫问题为目标的行动策略。第三,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着对于共产国际的盲目信任甚至是依赖,因而陈独秀不得不违心地对此采取妥协,更何况陈独秀本人对于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也有一定的依赖倾向。否则,既然是家长制作风,为何1929年时陈独秀又会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沉痛反思自己的“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奇怪的是,对于中共初期的内部组织环境,还有另一种观察:这实际上是座谈,不是什么会议。既没有主席、书记,也没有会议议程。每人发言都不受时间限制,而且就在讨论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时,大家也认为有必要发言。出现不同意见时,中国同志则遵循全体一致的原则。因此只要某一方面没有改变看法,或者没有找到大家一致同意的新决议时,就不做什么决定。有过这样的情况,“说服”持续好几天,而完全没有采用表决和多数票的方法解决问题。所以会议总是拖延很长时间。这与其说是行动组织,毋宁说是自修小组。[ 达林,《中国回忆录》,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转引自《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第43页。]这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谢尔盖·达林在1922年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多次讨论后得到的印象。当时中共尚处于不太引人注目的初创阶段,并没有几年后那种接连面对重大决策的压力。张国焘晚年对于中共初期的陈独秀是这样描述的: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地引人入胜……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出于他自发自觉地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他不是一个特出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92-9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转引自《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这段话需要和张国焘1930年在莫斯科的“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研讨会上的发言对照起来看:陈独秀在入党前和入党后,始终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如何解释呢?这是因为他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就反帝运动而言,是一位举世闻名的革命家。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 转引自《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第429页,姚金果,东方出版社2011年。]张国焘认为陈独秀不是一个“特出的政治家”而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这是对于陈独秀能力的界定。陈独秀不善于耐心细致的说服,而喜欢大刀阔斧、直截了当的论述;不善于团结与自己有意见分歧的党员,而喜欢一马当先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在中共尚处于宣传以扩大影响力和群众基础的阶段时,是相当重要的才能,然而到了中共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较具规模的力量,可以在政治舞台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时候,就显得不再那么合适了。无独有偶,1921年4月21日的一份署名为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的人写给俄共领导人的“绝密”报告中,也是这样概括陈独秀的形象的: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9页。转引自《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第14页。]而张国焘认为陈独秀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则是对于陈独秀思想的界定。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更详细的解释:“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做‘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武装起义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当时的形势。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据毛泽东说,“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 《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对比陈独秀对于农民的认识(参见本文第三节引用《民族野心》的一段话),就可以发现两代革命者的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于是,陈独秀对于农民的警惕和不信任,在毛泽东眼里,就成了对于武装起来的农民的“害怕”。毛泽东和张国焘这两个后来分别率领军队打下一块根据地的中共一大参与者,显然比陈独秀更能适应“绿林豪强”的身份。正是对于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的轻视,使得陈独秀被两人不约而同地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六、总结:晚年陈独秀的思想困境开展民主运动和发展民族工业,究竟哪一个更占有优先地位,哪一个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呢?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晚年陈独秀的思想陷入了困境。从理论上讲,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大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也已经展现出了巨大的革命潜力,另一方面,工业落后的国家必然遭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无论是从民主斗争还是从民族独立的角度考虑,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发展民族工业都应该是首要任务。但从个人情感上讲,奋斗一生的革命事业都是围绕着民主而展开的,无论是反对满清、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黑暗的政治导致官僚买办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代价而飞黄腾达。而且,被中途扼杀的大革命以及个人政治生涯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毁于苏联的斯大林独裁和中共党内民主的缺乏,这惨痛的切身经验是不可能被陈独秀所忽略的。于是,在理念上高举民主的大旗,展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在实践中又坚持低调,以民族工业为先,这种矛盾是陈独秀本人所无力解决、甚至无力发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晚年陈独秀这样一个处于政治边缘位置的精英知识分子来讲,这个思想上的困境实际上反映的是其自身角色的内在冲突:政治边缘人物的角色要求他为更加边缘化的普通大众代言,更多从分配和公正的角度考虑问题,为普通大众在国内争取民主和民生的权利,而精英知识分子的角色则要求他当仁不让地承担起社会统治阶层的责任,更多从生产和秩序的角度考虑问题,为整个国家在战争背景下的国际社会中争取更有利的位置。简单地说,前一个角色使陈独秀倾向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后一个倾向则使他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和家长制作风。当然,这种身份冲突不仅仅是陈独秀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几乎所有时代的激进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有些人在困境中很快作出了明确的选择,无论是走向以中共为代表的革命队伍,还是走向以迅速崛起的国民党为代表的国家政权,这都反映出他们已经不再以知识分子作为自我定位了。陈独秀的特殊处境在于,他是中共内部唯一仍在最高层的精英知识分子创始人,他的威望使他能够坚持自己这种存在内部矛盾的知识分子立场,而仍然有一批追随者,因此,他难以意识到自己思想深处的矛盾,也缺少足够的动力去改变自己的立场。然而这同时也必然导致他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找不到自己的群众基础,而屡遭挫折,越来越边缘化。“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这不仅是担任中共总书记时陈独秀的写照,也是晚年苦苦反思革命经验时陈独秀的写照,对于一个不懈寻求真理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般难以摆脱的命运。前文针对胡适所言“终身的反对派”,指出陈独秀是“终身的革命派”,然而革命终究只是贯穿陈独秀思想始终的一个倾向,而并不是陈独秀的个人本色。从个人本色,即最深层的自我认同来说,陈独秀是一个以自己的见解为最大财富、以寻求知识和实现理念为最大动力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贵族气质或优越感,使他在参与并领导革命斗争时常常不把实际的力量对比作为首要的考虑,而是从自己的理念出发做出一些忽视局势变化细节的教条主义决策,并且难以接受一些在理论上并不完美的斗争手段例如农民暴动。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贵族气质或优越感后来屡屡导致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受到“自己人”的打击。改变人的思想意识是知识分子的首要考虑,但在危急的斗争局势下,这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价值,因为不再有时间去从容地进行说服、教育和宣传了,而掌握军队总是比掌握群众容易得多。中共领导层从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到有知识的革命分子的转型,说明前者善于宣传而不善于斗争的特点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这之前如果说是“笔杆子里出政党”,而现在则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阶段了。革命派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及时转变自我定位,就不再能继续担任革命组织的领导了。一个冷眼旁观的后人似乎很容易发现上述的困境,然而这对于忘我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的知识分子而言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力量和缺陷恰恰都是来自于同一点:“忘我”,即没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事业中起到的作用和在组织中所处的位置,更谈不上反思这一事业和这一组织本身了。这绝不是说今天的激进派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困境了,他们的困境恰恰和那些革命派知识分子相反:过度的自我意识使他们缺乏勇气把自己实际地投入到一场自己在理论中为之大唱赞歌的社会变革事业中去。附录:晚年陈独秀的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均选自《陈独秀著作选编》,任建树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927年到1942年)1、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亲爱的同志们:我自从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抵过。我固然不应该效“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夸口吻,把过去失败的错误而将自己除外。任何人任何同志指摘我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我都诚恳的接受。我绝对不愿为要拥护我个人的错误(自从“八七”会议到现在,我不但对于正当的批评不加掩护,即对于一切超过事实的指摘,也以为是个人的细故,默不答辩),而使过去无产阶级付了重价的苦经验埋殁下去,得不到一点教训。我不但不愿掩护我过去的错误,即现在或将来,如果我在思想上在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掩护,同样希望同志们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加以无情的批评,只要不是附会造谣,我都虚心接受。我不能有瞿秋白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我深切的认识,任何个人任何党派,想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邃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普列哈诺夫,晚年尚犯了不可恕的机会主义,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如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象我辈这样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何可自满,一旦自满,便是自已阻住自己的进步。就是反对派的旗帜,也决不是张天师的灵符,小资产阶级意识没有根本去掉,对过去机会主义的系统没有深刻了解并坚决参加斗争的分子,若仅仅站在这一旗帜之下骂几声史大林李立三的机会主义,便以为机会主义的魔鬼永远不会近身,这便是妄想。我们要真能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在马克思列宁的遗教中,在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中,在同志相互批评中,不断的虚心学习,才庶几可望。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附注一)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的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底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蹈于以前机会主义的复辙。本党创立之初虽极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末曾做出很大的错误,如坚决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于国民党阶级性之认识。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的决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二年)遂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议决发表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祖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金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在此时期前后,中共所染机会主义还不很深,所以还能够领导“二七”铁路大罢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并且有时还严厉的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便应运而出了。是年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围剿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联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的卫队枪械后,国民党中央议决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觉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其后,北伐军出发了,因为我们在机关报《向导》上批评因北伐而抑制后方的工人运动和向农民勒派军费大受国民党的压迫,同时上海工人将近要起来暴动驱逐直鲁军,暴动如成功,必然发生政权问题。此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议: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说这样的意见会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肯定的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那时我又因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秋白所重视的是上海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反对大资产阶级,彭述之、罗亦农和我的意见以为:当时市政府选举及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屠杀群众,那时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话,势必引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因为蒋介石如果公开的背叛革命,决不是简单的他个人行动,乃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到反动营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催我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应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同时,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我于四月初到汉口,第一次会见注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在上海谈话时大两样。我告之鲍罗廷,他也说是如此,并说汪精卫一到武汉,即受了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延闿等的包围,渐渐和他疏远了。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象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服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一直到冯玉祥、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全体国民党公开的反动,公开的取消了联俄容共(他们老早就说:“只承认容共而不承认联共”)及帮助工农运动等所谓三大政策。国际还电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所以“八七”会议以后,自从南昌暴动一直到占领汕头,共产党仍旧是隐藏在左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在群众中只看做是国民党的内讧,并没别的什么。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所产生之幼稚的共产党,本来就没有相当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一开始便遇着大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国际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指导之下,才可望不至发生很大的根本错误。不幸在以上这样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指导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么会看清自己的前途,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于资产阶级,附属于资产阶级,以至一旦资产阶级的大屠杀到来而我们没有一点办法。长沙马日事变后,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而或明或暗受他们的包庇。没收土地着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三)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如果能得到这许多军器,为什么不直接武装工农而还要扩张国民党的新军队?又为什么不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既没有工农兵苏维埃,又没有武装工农,试问由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去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想必仍旧是哀求国民党中央撤换他们,国际代表鲁易把国际训令送给汪精卫看,自然是这个用意。)(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以新的工农分子代替老委员。(我们既然能够这样自由处分老委员,重新改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够自己组织苏维埃,而必须把工农领袖送到已经屠杀工农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里去,替他们装成呢?)(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做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裁判反动的军官。(已经反动的国.民党领袖所组织的法庭,事实上将是谁裁判谁呢?)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改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翻国民党的领导。否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中央政治局回答国际的电报说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方针进行,惟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列席中央会议的樊克(听说他是斯大林的特别使者),也以为没有即时执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国际的电报,说:“只好这样回答”。“八七”会议后,中央极力宣传,说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机会主义者不接受国际训令(当然即指上述这些训令,此外别无什么训令)即时转变,不知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圈内能够如何转变,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谁?党犯了以上这样一贯的根本错误,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述的枝叶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的发生出来。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现在的中央说我们企图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国际好躲避自己的责任,这简直是笑话。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犯过机会主义而永远取消他批评上级机关的机会主义及他自己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权利,同时任何人也不能因为机会主义政策之来源出于上级机关而有躲避自己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责任之自由。机会主义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地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到谁呢?我们应该很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幼稚的中国党还没有自己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至于盲目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而没有丝毫认识与抗议,这是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这不是太滑稽,简直对革命不负责任。我坚决的相信,我或别的负责同志,如果当时能够象托洛斯基同志对于国际机会主义政策之错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有那样坚决的争辩,不但自己争辩,并发起全党党员群众的热烈讨论争辩,其结果即或走到被国际开除和党的分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补救,也不致使革命这样可耻的失败,使党这样政治破产。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竟没有这样做,党若根据我过去这样的错误,更或者因为我坚持过去的错误路线,对于我有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的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然而现在中央开除我的党籍之理由是:(一)说我“根本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其实我正因为根本的诚意的认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真正错误所在,和决心反对现在及将来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被开除了。(二)说我“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因为不满意国际意见而被开除了。(三)我在八月五日致中央信中有下列诸语句:“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什么呢?”“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曾写了几封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象你们所估计那样的崩溃,”“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它当作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白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即过渡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中央把这些语句似是而非的改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并且每个语句都加上引号,好象是引用我的信的原文。这也算是开除我的理由。(四)我在十月十日致中央信中说:“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必须使广大民众在这些民主的口号之下活动起来,才能动摇反革命的政权,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们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根本口号,成为民众运动中的行动口号。”我和彭述之同志在十月二十六日致中央信中说:“目前即非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称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作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回声”。中央说我们是“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党籍的理由之一。(五)我说要指出“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使还有民族偏见的“广大民众能够同情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日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这正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群众。中央说我是“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六)我写给中央几封信乃是党中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延搁起来久不发表,而且国际代表及中央向我明白宣告以不能公布党内不同的政治意见为原则。由党员群众合法讨论以纠正中央错误这一方法,既己绝望,我不应再为寻常的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七)“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直到本年十月六日(距开除我的党籍只四十天),因为我几次发表批评中央继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他们为准备开除我的手续,才忽然来信说:“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八)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坚决的反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我们不能听斯大林派的造谣,便相信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真有反革命的事实(只拿中国的斯大林派李立三等对于我们的造谣,就可证明)。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同志们!中央现在竟勉强制造以上这些无理由的理由,将我的党籍开除了,并且凭空加我以反革命的罪名,我相信同志们对于这件事多半还莫名其妙,就是中央他们自己也说:“有些人或者有些莫名其妙!”可是他们竟公然在有些同志还其名其妙的状态中将我开除了,说我反革命了,他们为什么要诬蔑我为反革命?我却“很〔莫〕名其妙”。这就是现代中国人新发明的攻击异己的武器。例如国民党大骂我们共产党是反革命以掩饰他自己的罪恶,蒋介石挂着革命的假招牌欺骗民众,妄以他自己为革命之化身,凡反对他的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分子。许多同志都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这些无理由的理由,都不过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实际是讨厌我在党内发表意见,批评他们继续过去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厉行以下的破产政策。全世界各资产阶级的国家,那一国还都有封建的遗迹和袭用封建式的剥削方法(黑奴和南洋群岛的“猪仔”,事实上就是封建奴隶制度),有些国家甚至还存在封建势力,中国就是其中一例,我们在革命中自然不能放过他,可是国际及中央一致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上都仍然是封建残余占优势,并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们竟把这种残余当做革命之目标,把压迫革命的主要的当面死敌——资产阶级势力轻轻放过,把资产阶级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仿佛说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要革命的,他永远不应该反动,一反动便不能称为资产阶级。因此,他们不承认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不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其结论必然是:中国在将来或现在,除了国民党以外,或在南京的国民党之外,还有一个不反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存在。因此,现在在策略上,在实际行动上,是跟着改组派做倒蒋的军事投机,在政纲上,是主张将来的第三次革命。至于其革命的性质(附注二)仍须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阶段为限,反对在将来的革命中侵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像这样始终一致的迷恋资产阶级和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不但是继续了过去的机会主义,而且更加深了必然要造成将来革命之更可耻更悲惨的失败!“建立苏维埃政权”,如果是用为行动口号,必须在革命高潮中客观条件已成熟时才能够发出,不是任何时都可以任意乱来的。(附注三)过去在革命高潮中,未采用“组织苏维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等口号,自然是主要的错误。在将来革命一起来,立刻就要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就要发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口号奋斗,并且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不是什么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当前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大众的革命运动没有高潮的时代,不管任何角度来看,“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在客观上都未成熟。“建立苏维埃”目前只能是教育宣传口号,若用为行动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实际行动起来为“建立苏维埃”而奋斗,必然得不到群众的应声。所以目前在行动上应该采用最民主主义的口号:“为召集国民会议奋斗”。因为这一运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目前,可以仅仅用这一口号推动广大群众,从政治暴露斗争走向革命高潮,进而发展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可是,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中央派却完全与之相反,他们认为革命复兴的气运已经成熟,(附注四)并指责我们认为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自然他们认定目前已经是行动口号了。所以,不断地以命令强迫党员代替群众上街示威,以命令强迫罢工,每个小的日常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政治斗争,以至工人群众甚至工人同志更加和党脱离了。并且最近在江苏代表大会上,竟至议决了“组织大的罢工运动”和“地方暴动”。自从去年夏天到现在,上海工人起来一些小小斗争的萌芽,一露头即被党的盲动政策铲除了,今后自然还要继续铲除,江苏省代表大会的议决案,如果真去执行,更要大大的铲除。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现在的中央,忠实地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政策路线(附注五)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过去的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无论是国际或中央过去不自觉地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致革命失败,已经是罪恶了,现在既经反对派的同志很明白的指摘出来,还是悍然不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且自觉地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还要为了掩护少数人自己的错误,不惜自觉的抛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滥用上级机关威权,钳制党内的自我批评,并且对于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大批的开除党籍,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每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不应该害怕在群众面前公开的自我批评,党只有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方能够获得群众,决不会因此失掉群众。反之,象现在的中央这种掩护自己的错误,则真要失掉群众。全党大多数同志,对于党这样的错误与危机,没有不或多或少感觉到的。我们只要不是简单地为领生活费混饭吃,只要自己有一点觉得对党对革命不肯放弃责任,任何同志都应该站起来严厉的实行对党自我批评,以拯救党的危机,倘眼看着党日就危亡,而袖手旁观,默无一言,这也是一种罪恶!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都知道,谁一开口实行自我批评,党的错误还未纠正,谁就自己先失掉了党籍。但是我们要权衡一下,自己个人一时失掉党籍和拯救整个党的危机,孰轻孰重?自从“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好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当时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不是高涨,国民党政权也不会很快的崩溃,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应该改变政策,在日常斗争中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当时的党中央以为普遍的武装暴动是纠正机会主义之绝对正确的新的路线,主张要估量暴动的条件和计较成败,便是机会主义。当然对我的意见,不但丝毫不加考虑,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说这是我仍旧没有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之证据。我当时为党的组织纪律的拘囚,不得已取了消极态度,而未能积极的超越组织对中央的毁党政策作坚决的斗争,致党走上了崩溃的道路,这也是我应负责任的。其后经过第六次大会,我还是怀着错误的见解,还是幻想新的中央受到许多事实的教训,将能够自己醒悟过来,未必盲从国际的错误路线到底。我自己仍是继续消极态度,不欲独持异议,致引起党内纠纷,虽然我对于六次大会的根本路线十分不满,直到经过蒋桂战争及五卅纪念运动,我深深的感到中央牢不可破的继续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明明是不会自己改变的了,非有自下而上党员群众合法的公开的讨论和自我批评,是不能纠正领导机关严重的错误路线了。然而党员群众都在组织纪律的拘囚与钳制之下,一时陷于“敢怒而不敢言”的状况。此时我实在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严重错误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挺身出来,自从八月初起开始向党发表意见,以尽我的责任。此时有些同志还劝阻我说:“中央的人们把他们少数领袖的利益,看得比党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更重要,他们坚决的企图掩护自己的错误到底,决不能接受同志的批评。象你这样不避忌讳的批评他们,他们将来会借故开除你的党籍”。我知道这个,然而我爱党的心逼迫着我一定要走向不顾计到我个人利益的道路。国际及中央一向是反对算旧帐的,一直到现在看见我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他们才忽然想起来说我:“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这几句话正是他们自己的真实写照。其实,我若是能够昧起良心来不顾阶级利益和他们肮脏一气,没有决心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并附和他们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他们必然还要借重我老机会主义的笔和口,来攻击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以希图大家心心相印的掩护自己的错误,更何至于开除我的党籍。和社会恶势力奋斗了大半生的我,怎肯做这样颠倒是非黑白的下流事。李立三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附注六)不愿意正确的去认识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而想躲藏到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之下,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其实,在托洛茨基同志所发表的文件中,他所指责我个人的话,比斯大林、布哈林更严厉;然而我不能因为他指责了我个人,便不肯承认他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我宁愿受任何同志任何严重的批评,而不愿使过去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埋殁下去;我宁愿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数人开除我的党籍,而不愿眼见党的危机而不力图拯救,将来要受党员群众的责备。我宁愿心安理得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受恶势力几重压迫,不愿和一切腐化而又横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同志们,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他们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不但免得我在党内发表意见和主张要公开的讨论政治问题,并且拿开除我向党员群众示威,叫大家都免开尊口,我知道决不是党员群众有开除我的意思。我虽然被党的上层少数领袖开除了,我和党的下层群众丝毫没有什么隔阂与芥蒂。所有党中的同志,只要不是始终坚决的跟着斯大林派(国际的和中国的)的机会主义政策走,我仍旧要和你们携着手为无产阶级服务。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是斯大林所领导的国际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的中共中央负责的人们,自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列宁在联共第十次大会上曾经说过,“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才是正当的”。他当年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运动,就建筑在这个理论之上的。现在我们党的危机也不容许在党.内有别的方法(即党内合法的公开争辩)来解决了。我们每个党员都负有拯救党的责任,应该回复到布尔什维克精神与政治路线,一致强固的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不但反对斯大林的及类似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并且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轶出党的范围”,不惜牺牲一切,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此致无产阶级的敬礼!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附注一) 史大林说:“多数派在一九〇五年中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是正确的,但未〔为〕什么有了苏维埃的存在,有了多数派的正确政策,一九〇五年革命还是不能胜利呢?这是因为封建残余和专制政府要比工人革命运动的力量强大些。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过去没有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亲密无产阶级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和没有增长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望呢?很明显是不能这样说的”。正确的政策固然不是胜利之唯一保证,而错误的政策却是失败之主要的保证。若以为商人之力量如果强大些,虽有正确的政策还是不能胜利,则俄国一九〇五年的失败和中国一九二七年的失败以及一切革命工人运动之失败都是定命的了!我不愿意史大林为中国党有这样的辩护,我更(不)愿籍史大林的话为我自己辩护。(附注二) 中国革命之现阶段是反革命时期。目前对于民主的反革命运动,只有走向革命之可能,而不是革命。至于改组派倒蒋运动,只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内部冲突,根本连民主运动还说不上。只有民众高潮发展到推倒整个的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六次大会所谓“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事实上应该指是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他们承认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所以产生出思想混乱的“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即所谓“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这正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之混合物。(附注三) 一九一七年四月巴格达梯夫为首的一部份多数派,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尚且公开的责骂他们发出这一口号大早,说他们是冒险。(附注四) 最近国际训令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中共中央初接此训令时,尚疑成熟二字或译文有误,后交宣传部查对原文,译文并未错误。同前在江苏省代表大会中,多数代表对成熟二字也一致怀疑,群起争论,后经中央出席委员极力坚持,终于决定中国革命复兴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成熟了(大概他们以为改组派倒蒋就是革命复兴)。(附注五) 第六次大会所决定之破产的路线,用白纸黑字写在议决案上,如:“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实现工农民权独裁制”“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革命运动现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等等。中央所忠实执行的正是这些破产的路线,项英、李富春、何孟雄等调和派,以为六大议决案没有错,只是中央执行的不对。这是表现出这班调和派不但不懂得我们反对派的政治路线是什么,并且也不懂得国际直接指导之下六大的政治路线是什么,他们自己更是没有路线。(附注六) 李立三辈对于机会主义,不愿探本溯源的使全党认识机会主义整个的路线之错误,而是想利用党的宣传机关与权力,把那几个个人造成机会主义的象征,以集中全党同志的视线,形成群众心理,好自然而然的把他们自己除外了。他们对盲动主义的宣传也是这样,只是瞿秋白造成盲动主义的象征,好把他们自己除外。其实在汉口时代,瞿秋白在农民部通告上,大骂农民“过火”,运动是流氓行动,命令各级党部须顾到国民政府一般政策。马日事变后,国际代表鲁易说了一声:“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反革命了”。李立三马上红着脸提高了嗓子抗议道:“鲁易同志说这样的话,简直是送棺材给中国党”。蔡和森力主自行取消武汉总纠察队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请问:这些都是表现什么意识什么主义?!杨殷及罗绮园都曾亲自告诉我:“李立三在广东省委负贵时,他所表现的盲动主义比全党任何同志都厉害。”2、辩诉状[ 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于1933年4月14、15、20日由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进行三次公开审讯。陈独秀在第三次审讯时对所谓犯罪证据进行了抗辩,并于4月20日书写此辨诉状;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二庭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判决陈独秀徒刑十三年。陈独秀不服判决,于6月15日上诉。1934年6月30日江苏高等法院终审判决,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于8月21日宣告将陈独秀减刑三年,予以释放。23日,陈独秀出狱。](1933年2月20日)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即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公有,由社会公共机关,依民众之需要计生产消费之均衡,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使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较今日财产私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高度发展,使社会物质力量日渐达到足够各取所需的程度。所以共产主义,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度发展的生产制,犹之资本主义较高于封建生产制也。此决非世俗所认为简单的各个穷人夺取各个富人财产之意义。此种生产制,决非我等之空想。经济落后的俄国,已有初步尝试,而获得初步成功。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国家无不陷于经济恐慌的深渊,独苏联日即繁荣。此新的生产制之明效大验,众人之所周知也。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先于苏联者七年。今日二者之荣枯,几不可比拟,其故可深长思矣。或谓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是妄言也。此一终极目的,固非旦夕所能完成,亦非“和平”所能实现。为实现此目的而清除道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一曰: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盖以中国的海关、矿山、工厂、金融、交通等经济命脉,都是直接间接宰制于帝国主义之手,非采取革命行动,击碎此等宰制吾人之镣锁,中国民族工业将无发展之可能。列强的海陆空军威吓着全国大都市,日本更以武力强占了中国领土五分之一,此而不加抵抗,或空言欺骗,均与卖国同科,尚何“民族主义”之足云。一曰: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盖以军阀官僚自由发动他们的内部战争以破坏经济,自由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公债以饱私囊,自由制定法律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自由任用私人以黜抑人材、毁坏政治效率,甚至自由勒种鸦片、贩卖鸦片以毒害人民。军阀官僚政治不彻底肃清,所谓国家统一,所谓民力伸张,一切都无从谈起。国家不统一,民力不伸张,国外帝国主义之宰制不推翻,国内的军阀官僚之毒害不扫除,即所谓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亦属梦吃。中国终于是半殖民地,终于落后而已。一曰:改善工农生活。盖以近代产业工人及其所领导的农民,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资本家地主及其政府,在物质上精神上抑压工农,即不啻为帝国主义挫折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锋刃。在农业的中国,农民之衰落几等于民族之危亡。倘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诸贫农,农民终岁勤劳只以供地主之剥削,则不独无以挽回农业之就衰及农村之破产,而且农民购买力日弱,直接影响到城市工商业。即令能由城市输资设立农村借贷机关,亦不过向农民增加一种剥削机关而已。一曰:实现彻底的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盖以贤人政治及保育政策,已不适于近代国家,更不能存在于民主共和国。北洋军阀既废,代之者只应是人民的(权力),若仍尚贤人与保育,则谁是贤人,堪任师权力保,伊何标准,北洋军阀亦得而尸之。况当外患空前的今日,人民无组织,即无能力,无政治自由,即无责任心,亦不应课以责任。若不立即实现全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完全自由,实现普选的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以制裁卖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一切政权归诸人民,集合全国人民的力量以解决全国危急问题,其何以立国于今日!凡此为中国民族利益,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劳苦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之大纲,予以前和现在都愿意公告全中国,以征求全国大多数人民之赞否。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数人民之拥护,而不尚少数的英雄主义,更非阴谋分子的集团。予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标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于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者相反。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资产阶级国法学者之通论,非所谓“共产邪说”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叛国”者何?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国罪状,刑法上均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辞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联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一非曾经“叛国”矣,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民国者何?民主共和国之谓也,亦即别于君主专制国之称。欧洲各国推翻专制者,流血以争民主,其内容无他,即力争宪法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之自由权利,及实行不参政不纳税之信条已耳。此不但民主共和国如此,即在民主政治的君主国亦如此,“危害民国”者何?共和政府剥夺人民之自由,剥夺人民之参政权,乃由共和到帝制之先声,罗马历史,十九世纪法兰西及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均遗同样之教训于吾人。即或不然,人民无权利无自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等官吏,则在议亲议贵。之列,是以共和其名而专制其实矣。倘实失而存其名,则军阀之魁,民众之敌,亦得以“三造共和”自诩,妄人亦或以“共和元勋”称之,其实毁坏民权,罪即类于复辟,以其危害民主共和国之实质也。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国民党竭全国人力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无诚意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组织,钳制人民口舌,使之“镇静”,使之“沉着应付”,即使之驯羊般在国民党指挥之下,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以力服人”之政策对付吾国,同时国民党己挟同样之态度以压吾民,最近竟公然以“背叛党国”之罪枪决新闻记者闻矣。而予则力争表示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力,力争实现普选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民主扩大到它的历史最高阶段,予现在及将来都无篡夺民国为“党国”之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故予曰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也。若认为一为共产党人即属犯罪行为,则欧美民主国家若法若英若瑞士等几无此事,各国共产党人莫不有集会、出版、参加选举之自由权利,与一般人民无异,若认为人民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一个人,即为有罪,则只远在二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所谓言论自由也。而廿世纪之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有此怪现象。若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即“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即为“危害民国”(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此直是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与科学家的把戏,彼时固无公认之信仰与自由也。而今日之民国绝不容有此,民国而若容有此,则不啻为日本帝国主义证明其“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之非诬。总之,予生平言论行动,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惜之“法利赛”不仇视罗马,而仇视为犹太人之自由奋斗的“热狂党”,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非军阀官僚,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努力于最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之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威迫利诱,便之自首告密,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彼等此时有权在手,迫害异己之事,固优为之,予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陈独秀3、几个争论的问题[ 1933年至1936年,陈独秀与狱中的彭述之等人及狱外的刘仁静、史朝生等人对一些问题的争论。](1933年10月8日)我们过去和现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果具有现实性,我们必须有个真实的解决,否则一切工作,特别是内部教育和对外的政治宣传,因为两方面相反的意见相互掣肘而一步也不能进行。我特地写出这篇短文,以贡献一点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一)民主运动问题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能比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即是说,它能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得到政权,这本是“不断革命”的主要概念之一。这一“不断革命”的战略,在十月革命前,乃是布尔什维克和门什维克的争论之中心;两方面在各种事变各项问题上不同的策略,都由于这一不同的中心战略而分歧。门什维克阶段论的战略,即是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只好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政权。这样划断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革命论,已经由“十月”打得粉碎了。我们还很有理由可以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推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七一年巴黎公社斗争中,如果当时有相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会首先在法国民主革命中出现了。我们也可以因此假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中,如果中国党采用了“不断革命”的战略,谁也不能够武断说无产阶级绝对不能取得政权。不但是理论上,而且在好几次历史大事变的证验上,已经破产的阶段论,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它,真是不幸得很!如果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阿谀者,便应坚信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决不是卑怯的中国资产阶级所能完成的了。例如: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全国政权之统一,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召集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会议,由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等等,没有那一样是社会主义的,没有那一样是中国资产阶级所愿做所能做的;只有由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之胜利,取得政权,才能完成这些任务。这便是“不断革命”的战略应用于经济落后国之具体说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走“不断革命”这条生路,如果不把民主运动当做自己的事业去拼命,如果不认为民主斗争之胜利和无产阶级政权斗争之胜利有相互不可分离的密切因果,而认为只有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成熟时代才谈得上夺取政权,那么,真要如布哈林所说须等到数十年整个时代以后了!我敢说,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会成为无产阶级之致命伤。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者,有二种人,一是巴枯宁主义者,他们根本鄙弃它,一是门什维克主义者,他们把民主主义限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改良运动。门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党内有深的根蒂,并且带到左派反对派中来了,至少在许多人的下意识中还未能肃清。因此他们仍旧用门什维克的见解,把国际左派反对派给我们的革命民主口号右化,即是:国际左派反对派告诉我们,革命民主主义不仅用在反革命时期打击军事独裁,并且还可用在革命时期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我们的阶段论者却认为民主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只能用在反革命时期,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做做改良运动,到了民众运动高涨起来,便用不着它,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口号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这样还不是门什维克的阶段论,怎样才是阶段论呢?这样还不算是将民主口号右化了,怎样才算是右化呢?他们由于将民主口号右化出发正会走到感觉它不中用,想根本放弃它,会在长篇的政治论文中取消它的地位,竟以别的没有一点革命意义的口号代替它,或者仅仅为了敷衍国际左派反对派的面子,或者为了搪塞同志间的责难。在左派反对派的理论,史大林主义的理论以及其他的理论之杂货堆上,也不痛不痒的安上民主运动和国民会议几个孤单词句,作为各种杂货之一,这更是对于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之刻薄的讽刺。因此,我必须坚决的说:我们如果不是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主义者,我们对于关联中国无产阶级运命的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必须有深切的认识,必须认识它已经由资产阶级打击封建势力的武器变成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在反动时期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武器,并且是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策略,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二)“民众政权”口号问题“民众政权”本来只是在民众运动高涨而还未达到能够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的中间斗争环境中一个临时的鼓动口号,它根本不能和党纲上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专政这样表现政权阶级性的问题相提并论。前年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潮时,此口号一提出,即受到疯狂的反对。由杜畏之传染到彭述之。述之因反对这一口号,走到根本反对在宣传鼓动上涉及政权问题。他主张只提出国民会议,不说政权。我问他,既然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群众如果问国民党打例后,谁接受政权,我们如何答复呢?他说此时根本就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可是此时许多学生群众已经在南京喊出这一口号,可惜述之无力制止他们的“过火”!述之走得这样远,恰好证明当时实有提出这一类的口号之必要。史大林派起初也很尖刻的笑骂这一口号,可是在群众中碰壁后也采用了这一口号。我们如反对这一类的口号,现在无问题,将来一定碰壁。有人说,民众政权即资产阶级的政权。说这样话的人,未免太过阿谀资产阶级了!大家都知道,即在法国大革命中,历史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是反对民众政权的。真正民众政权,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会出现。他们又自相矛盾的说,民众政权不表示阶级性。我以为正因为不明显的表现阶级性,它才不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及工农民主专政鼎足而三的东西。他们又问民众是什么?我可以反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人民”是什么?托同志所谓“布尔塞维克主义”在一九一七年的进程中,是一真正的俄国国民的“党”。之“国民”又是什么?正确的答复,只有如托同志自己所说:“我们所了解的国民,不是有特权的头目,而是大多数的人民,即是说,工人与农民”(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之二九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马克思眼中的民众,也作了同样的解释:民众即工人与农民。听说最近临时大会以“人民建立自己的政府”代替“民众政权”的口号,从前反对“民众政权”口号的人们也同意了。其实这两个口号的内容是一样的,反而是我觉得此时不需要这一类的口号,因为这一类的临时鼓动口号,不宜于把它用作比较有永久性政纲性的宣称口号,一切策略,一切口号,都有它的时间性,都会因易时而变质,由正确而变为不正确甚至错误。(三)国民会议问题对于国民会议之错误的见解,不用说是从对于民主主义的谬见演绎而来的。施存统近来颇倾向史大林派,因为他认为左派反对派的国民会议太和平了。我们且慢点责骂施存统诬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有许多自命为左派反对派的人们,其污蔑我们的民主口号,也不亚于施存统,或者还要厉害些。国民会议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国民会议只能是两个革命间反动时期的口号,国民会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国民会议运动不应涉及政权问题,不应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综合起这些意见看来,能够说施存统污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比这样更恶毒吗!?托同志曾告诉我们,国民会议须由民众暴动来实现,中国的党能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举行武装暴动取得政权;由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国民会议通过苏维埃政制等等。在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人们眼中看来,托同志这些指示未免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吧,因为托同志这些指示,和他们门什维克的头脑中所想像之国民会议和平运动的景象太相违背了。同志们,让我们不要取学者态度,专门研究研究国民会议在学理上的定义,在历史上是那一阶级的性质和能不能解决那些问题,让我们取革命战士的态度,努力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民会议奋斗,为逼迫它解决我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而奋斗,以至激起大众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这便是左派反对派的头脑中所想像之国民会议运动的景象。有人曾批评我故意把国民会议口号革命化了,是的,不错,但这不是我的罪过,只怪中国无产阶级不安分不听和平的门什维克学者们劝告,而要走上“不断革命”的“迷途”。说不定将来又要劳驾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先生们,在国民会议斗争高涨中,再玩一次制止“过火”的把戏!(四)经济复兴问题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俄国无产阶级,与其说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不如说吃了资本主义太不发达的苦(这句话用在中国更适当),在这一观点上,列宁和斯徒卢威是一致的。然而列宁的革命政策,便不因此而和他一致了。我们现在且不说资本主义比较不甚发达的国家,是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之一环,正容易暴发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还有其他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承认,任何幼稚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向盟者,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如果认为必须资本主义发达到和先进国相接近的程度,那里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必新从经济落后国家的字典中永远除去。所以,如果有人把中国经济复兴问题和现存的无产阶级能否担负革命任务的问题牵连在一起,我必须要问,所谓革命任务,是指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还是民主任务?如系前者,便是门什维克传统的思想,徜系后者,便是把中国无产阶级的评价拉退到中国还没有左派反对派,还没有共产党以前了。梁干乔正因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失望,对于农民也失望,这才走回到他们的老营寨去。这是一个危险的思想!如果所谓经济复兴问题,是简单的说,主张在落后的中国经济范畴以内,我们应该把手放在经济状况上升或下降这一社会的动脉上,来决定我们政洽的及罢工的策略之进攻或退守,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共产主义的A、B、C,我们已不需要这一原则的讨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现实的经济状况之升降或其征兆。史大林派固执其经济危机有利于革命发展这一不完全的理论,即谬论。到处夸大经济衰退的现象,到处隐蔽经济上升的事实,以求符合于他幻的盲目政策之前提,这当然是含有罪过成分的错误。倘因为反对这一错误,而走向另一极端,即是将斗争策略依靠在虚构的还没有征兆的经济上升之前提上面,形成等待主义,这便是反对错误者多走了几步,自己也陷入错误。有些人预测的中国经济复兴,经过了整个的一年,一般的国民经济之崩坏,反而日见加大其深度与广度。现时统治者的欢迎外资(统制经济也包含在内)运动,虽然是使中国更加陷于殖民地化的运动,在经济上可算是得以稍稍活跃的征兆,但是这种征兆毕竟还很脆弱,因为国内各种纷扰,使南京政府的统治还没有能恢复到它在一九二八——二九年那样稳定的地位。即令因外资的关系使经济稍稍活跃,有利于工人运动之进展,而也决不能将这种可怜的经济“复兴”说成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即是它有推动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进步到能够担负这一任务这样动力的大事。这样程度的经济复兴,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谁敢在中国能民主革命完成之前作此幻想呢?在这样的经济复兴以前,除了所谓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又有那一阶级能完成民主革命呢?这样循环推论的结果,非使人们陷入绝望的深渊不止,这样危险的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中,非即时停止不可!(五)帝国主义进攻苏联问题无产阶级的苏联之孤立,只有靠推动世界革命来救济。“国际条约和国内宪法同样是自身无力的白纸黑字”。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条约,大部分是靠着帝国主义之国际的国内的矛盾冲突和苏联停止世界革命企图以求得帝国主义谅解作保障的。如果世界革命来得太迟缓,或史大林派的统治被左边来的力量所削弱以至代替它来得太迟缓,则世界资本和俄国内部的特尔米[ 为Tbermidor译音,亦译特米多尔。1793年10月5日,法国国民工会重颁革命历法,每月以季节时令命名。特米多尔是热月,即共和政历之第十一月(公历7月19日至8月17日)。1794年,热月9日,发生政变,罗伯斯比尔等人被捕,送上断头台。从此建立了以热月党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政权,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势力相呼应,史大林派的左右跳跃政策,重复着又加强这一呼应,帝国主义并不一定要采用武装进攻政策,也可以使无产阶级的苏联不能长久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巍然独存。至于武装进攻苏联,帝国主义者过去已经有过苦的经验,现在的情形更不同了。帝国主义者不是疯子,它们武装进攻苏联,必须依据它们的可能与必要,不会作冒险的尝试。现时帝国主义有武装进攻苏联的可能吗?现在的苏联已经不是以前的苏联了,在帝国主义绅士们眼中,它已经是一个不易欺侮的泼皮。各帝国主义自己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穷于弥缝应付,又加以各国内部的牵制,它们那里有武装进攻苏联可能。有必要吗?也没有!它们迫切的武装进攻苏联,是因为受到苏联推动世界革命之威胁。在史大林派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由这一理论所产生之无条件的和平政策统治下之苏联,帝国主义并不甚感觉着有这一威胁了。单看下面二件事,已可见这一威胁的程度。苏联的美国顾问Thomas Campbell,在他的著作中说:“史大林君……将我的手握在他的双手中,(对我说)……在托洛斯基当权时曾有过普及共产主义到全世界的企图。他说这是他与托洛斯基决裂的最初原因”(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一五一页)。欧洲进攻苏联之组织者——法兰西统治阶级代表赫里欧,游俄后大肆宣扬其钦佩史大林之“六原则”。如果我们认为上述的情形一时不会改变,便应该认为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已经解体,并且不是什么暂时的事。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它未能和法国、奥国、波兰的关系弄好以前,亦未必敢于冒险。所以托同志说:“苏联的危机在国内不在国外"。如果我们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则与其说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条约政策是掩蔽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烟幕弹,不如说史大林派夸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是掩蔽国内危机的烟幕弹!十月八日,一九三三年1934年5月12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油印件),“中共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 署名:雪衣4、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 本件由郑超麟提供手抄译稿。](1934年5月15日)译者凡西按:这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陈独秀从南京监狱写给当时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一封信。中文原稿当已失落。它的英文译稿现保存在美国加州斯丹福大学胡佛学院的胡佛学院档案库中。我这里是从英译稿译回中文的。1991年1月24日从报纸上见到托洛茨基同志遭受法帝国主义的种种刁难,又见到斯大林主义者的所行所为的如何反动,我感到非常悲痛。斯大林的官僚党制已经摧毁了共产党的活力和精神。他已经把各国共产党的真正领袖代之以他一己的走狗。他在中国所扶植的“领袖们”,甚至还不是他本人的走狗,而是他手下人米夫的走狗。西方的无产阶级多半不会知道,这些“领袖们”的斗争只是为了要控制党的机关。斯大林在替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服务。在苏联,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苏联是被骑在无产阶级背上的小资产阶级所统治着的,它正在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打开门户。帝国主义者如今不再需要拿起武器来反对苏联,他们可以通过斯大林主义者达到这个目的。那个目前只是形式上存在的无产阶级政权,一旦被苏联各种反动势力最后压倒后,不一定要导致特米多[ 为Tbermidor译音,亦译特米多尔。1793年10月5日,法国国民工会重颁革命历法,每月以季节时令命名。特米多尔是热月,即共和政历之第十一月(公历7月19日至8月17日)。1794年,热月9日,发生政变,罗伯斯比尔等人被捕,送上断头台。从此建立了以热月党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政权,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的。无论如何,斯大林派会完成它。斯大林的立场与奥国的陶尔夫斯[ 凡西注:陶尔夫斯(Engelbert Dollfussl 1892—1934),奥国基督教社会党领袖。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曾任奥国总理,于一九三三年独揽大权,企图建立一个法西斯式的国家,但与希特勒支持的奥国国社党冲突,结果被纳粹党人所杀。]的立场相似。斯大林把十月革命的领袖们交给了西欧资产阶级与流亡在外的白俄政党。我们必须提高警觉。我们不应该仅仅组织一个新党,还必须反对以为斯大林政制尚能改良的那种幻想。我们必须把“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代之以“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苏联”[ 凡西注:这个口号的英译为“Recreate the soviet union of October”。倘照字面直译应该是:“重建十月的苏联”。猜想这不见得是陈独秀原来的文字,故擅译如是。]这个口号。这是我对国际书记局的建议。国民党囚禁了我们许多亲爱的同志,都不能阻遏我们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一致的精神。我们身处在野蛮的地牢之中,唯一足以鼓励我们的乃是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我们给斯大林派伪造虚构的答复乃是阶级斗争。5、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1938年8月24日)不但是亡了国,只要丧失了煤、铁、棉花等重要原料的区域而不能恢复,工业也很难发展。在抗战中,工厂被破坏,海口被封锁,更谈不上工业,因此也谈不上什么主义。如果我们一面高唱抗战建国,一面却因为回避意见纠纷,主张不谈主义,即不谈究竟采用何种主义的经济制来建设工业,那便有点莫名其妙了!因为铁的事实之教训,即便向来迷信东方精神文化的人们,现在也很少公然反对发展工业,这是中国的幸事。然而采用何种经济制度来发展工业呢?资本主义制还是社会主义制,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在进步的青年心中,成了火热的希望着解答的问题。对于一般本来头脑不清又怀着成见的半老人,我们值不得跟着他们缠夹,而对于纯洁的青年,却不能放弃指导的责任,不抹杀他们前进的心理,也不因为顾忌他们的幻想,而造出莫名其妙的理论,来迎合他们,欺骗他们,以图拉拢。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封建经济制的特质是土地附著于封主,农民附著于土地,工人附著于行会;世界各国所行过的封建制度,虽不尽同,而这三个根本特质是相同的。有些人把中国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现象,都称为封建,这不是科学的说法。聪明的人类,能够修改自己的缺点,为适应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打破封建制对于生产力之束缚,使土地有买卖自由,农民有迁移自由,工人有劳动自由。经过长期奋斗,由前资本主义时代以至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制代替了封建经济制,人类社会生产力乃得到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的特质是“财产私有,自由竞争和生产集中”,这本是打破束缚和补救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落后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之下,生产力是大大的发展了,生产也集中了,惟以财产私有之故,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制造贩卖的商品增加少数私人资本而生产,不是直接为大众消费而生产。生产物之分配,以财产大小有无为标准,不以大众需要为标准。因此发生了生产力与购买力不平衡即伪生产过剩的问题。于是限制生产,毁坏生产物,为争夺市场与原料争夺殖民地的战争,都缘此而生。为战争而不得不扩张军备,于是人类一大部分力量,不用在生产养人的生活品而用在杀人的工具上面。这便是资本主义制自身的缺点。聪明的人类,乃企图设法再修改自己的缺点,即是废除束缚生产力的财产私有制,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至于生产集中和技术增高,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和资本主义是相同的。如此说来,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为取法乎上计,我们为什么不应该采用社会主义制来发展工业?诚然,社会主义制好过资本主义制;并且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和资本主义制同时发生。世界各国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发生,也几乎紧接着都有社会主义运动。它们的成败,都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使然,并非人类主观上故意要先采用较坏的资本主义制,后采用较好的社会主义制。远在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中,南方各省的大层居民,要求在革命期间没收的土地及财产无报酬的分给贫民,而为三级会议所拒绝。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由国会多数党(独立派)分出了约翰李尔波恩所领导的 “平均派”,他们的理论家乌伊可吞利主张共同耕种土地,共同消费,废止买卖,废止货币,废止雇佣,政府指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在十八、十九世纪间法国革命中,有巴黎公社代表者苏美时派、许伯派及被人称为“疯人”的甲格龙,华来等,要求向富人征收所得税及财产税,组织公共作场,把国家一部分财产出租给无产人民,严惩高利贷者,由城市政府廉价售粮食给人民,并且企图掀起反抗富人的新革命。有巴贝夫、达尔脱等组织的“平等社”准备以暴动的手段,来实现平等者的共和国以代替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那是建立劳动者革命专政的政权,主张共和国国民财富之分配,必须用在保证共产主义公社每个社员(即六十岁以下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在里昂工人暴动中,有布南克巴尔比士领导于一八三六年成立的“四季社”反对人剥削人,反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平等,主张用革命建立独裁政府,实现平等的原则。这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暴动,都相继失败了,只是为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路。这并非证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好过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之历史发展上,资产者、小有产者以及工农平民为生活的需要,一致急迫的要求生产力增高。同时在旧社会的母胎内,已经由高利资本、商业资本和手工业资本,造成了资产阶级的优势,当时还没有集中的大产业,因此也没有能够领导一般平民执行社会主义任务的产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沉醉在阻碍生产集中和生产力增高的“均产”、“平等”之幻梦。他们的失败命运,本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他们的失败,正是社会之进步,虽然他们的英勇斗争,至今还值得令人钦佩,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日渐巩固,资本主义的罪恶日渐暴露出来。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各派别,乃如雨后春笋普遍的发达起来,特别在法国,主要的,如圣西门派、傅立叶派、路易·勃朗派、蒲鲁东派、卡贝派、勃兰克派,一时风靡了欧洲。这些派别,痛恨资本主义是一致的,他们当中,除了勃兰克派和以前的巴贝夫一样主张由少数革命的秘密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外,其余都是和平宣传者,希望统治者或慈善的资本家,接受他们的主义主张,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斗争,甚至反对工人运动。他们除了做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科学的社会主义先驱外,自然不能有所成就。现在的中国,也有许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我们必须向他们指出不根据经济发展,不根据政治斗争,只满怀着厌恶资本主义感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区别。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根据俄国的特别国情,来否认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制,直接走到社会主义,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免得受它的毒害。其实俄国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反动思想,加以严厉的抨击,因为这种思想没有一点现实性,只有阻碍俄国社会跳跃的进化。列宁曾劝俄国的民粹派学习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计划是革命的。我希望历史不至重演,希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至于倒过来学习俄国的民粹派!此时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缠夹意见,我们不需要加以讨论。因为他们并非真心反对资本主义,更非因为爱好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口中所说和手中所做的是两件东西。我只提出老经济学者马寅初先生的意见讨论一下就够了。马先生的大意是:中国不能走俄国的路,走美国的路,又流弊很大,很危险;于是马先生感觉得没有出路,仍旧只有提出发展国家工业,同时容私人经营工业而加以节制的主张,这正是罗斯福经济复兴计划的骨干;然而却没有人认为罗斯福的计划已经走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马先生也不曾否认资本主义。不过马先生要注意,今日的中国,并非美国可比,且以世界大势而论,来得太晚的中国资本主义,即将来也不会有他的十九世纪的末期一个饥寒交迫的人,而日夕彷徨为预防将来发财时子孙滥用是谋,这和马先生同样是杞人忧天。并且这一杞忧,便会和张之洞“中学为体”的意见一样,又要阻碍中国工业发展数十年,岂非中国民族活该倒霉!由国家来发展工业中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须局部的采用。可是由中国过去的经验,由日本明治初年,国营工业的经验,由中国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绩对比的经验,都同样警告我们不要对国家经营工业的办法渲染得乐观过分。即使国营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范畴,就人们所歆羡的苏俄国家工业说罢,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在别的国家,如果有人一提到国家工业便以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又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那更是轻浮之见。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我们不象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有丝毫虚矫之气!八月二十四日1938年9月15日 《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廿三期 署名:陈独秀6、致托洛斯基(1938年11月3日)以农业国的中国对工业国的日本之战争,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并非意外的事。最近广州、汉口相继失陷后,全国工商业的大城市,完全落在日军手中,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防御线已宣布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长沙和西安,恐怕都不能守住。日本军得了长沙,便可将粤汉路完全占领。他得了西安,便可断绝中国和苏俄的交通,所以这二处是他所必争的。中国的军事力量,虽未因汉口失陷而完全崩溃,而至多也只能退守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这几省。这几省的经济和文化都比长江流域落后,开发这几省来反攻,不是一件容易而迅速的事。如果蒋介石政府不能从云南获得英法物资的接济,连守住川、云、贵都没有把握。中国目前局势有三个前途:(一)经过英法等国的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蒋介石政府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如果是第一个前途,那便要看屈服的程度和国民党政府对内的政策而决定中国将来的局势。如果是第二第三个前途,日本在中国庞大的占领地,统治上必然发生困难,然亦只是困难,日本的经济虽日陷窘境,无力开发中国,而新中国获得大量的现存资源及物力和广大的市场,未必不能勉强支持其驻中国的必要军队,加以新式的武器和工事占住了中国几处重要据点和交通线,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它出去的。中国初生的无产阶级,经过上次革命之失败和中共盲动政策所招致的屠杀,已大大削弱了,再加以此次战争中全国工厂及运输机关大部被毁灭了。中国工人在数量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里,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认为中国下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它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愈加窄狭,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斯大林派不了解上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新的局势,因此做出许多错误;此次失败后,中国局势的变动更要大过多少倍,更加不能乐观,在今天,我们若不能深刻了解未来可能的政治环境,和明白认识中国无产阶级现实的力量及其政党的状况,而依次决定实际可能开步走的工作针,则惟有睡在亭子间里自夸自慰而已。汉口陷落后,大规模的战争是不会有的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各农村各小城市所领导的零碎的反日斗争,在相当时间还会普遍的存在着。在近代战争中,这只是一种余波,不能构成集中的力量,击退敌人。如果国民党政府走捷克的道路,向日本屈服割让一大部分土地给日本,靠英美的力量保留下长江流域某些省份,在这一统治之下,回到反共的旧路是很可能的,这时不但我们,即共产党不改组及变更党名,连半公开的存在都会成为不可能。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复失地以后,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我们发展须等待一个时期,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的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在组织上努力接近工人和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这种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领区域或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同样是应该采取的方针,所不同者在日本占领区域更加秘密而已。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一九三九年x月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81年版又见:《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1948年11月(无版权页)7、我的根本意见(1941年11月28日)(一)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说成革命局势:即把统治阶级战胜后,开始走向稳定,说成是走向崩溃,把中间阶级离开革命阶级而徘徊动摇,说成开始离开统治阶级而徘徊动摇,把革命阶级打败后的愤闷情绪,说成革命情绪之高涨。我们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压力愈大反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现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的动力为条件。(二)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之后,或社会经济大恐慌之时。(三)无产阶级没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没有经济的政治的组织,和别的居民没有甚么大的不同。特别是十余年来苏俄官僚统治的经验,中日战争及此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经验,使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的集团之开始。(四)应该严格区别小资产阶级“集中”、“统一”的武断性,和无产阶级“集中”、“统一”的自然性之间的不同。(五)应该严格区别急进而虚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坚决而坦率的无产阶级分子之间的不同。(六)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时代,不但在落后国家,即在欧美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武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进步作用,已经完全走到反动的营垒,这只是种下了将来资产阶级表现进步作用时向之仓惶投降的后果。(七)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导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八)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九)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十)此次国际大战,自然是两帝国主义的集团互争全世界霸权的战争。所谓“为民主自由而战”自然是一种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认英、美民主国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里,在野党,工会,罢工之存在,是现货而非支票,除了纳粹第五纵队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诡辩来否认的。我们更未曾听到美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办法来对待孤立派。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纪宗教法庭更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许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国家中土著纳粹及各种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处由意志的牛马器械。所以全世界各国中(德国也当然在内)有良心的进步分子,在此次大战一开始以及现在与将来,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其它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步意义。因为希特勒的纳粹一胜利,甚么社会主义,甚么民主主义,甚么民族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十一)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国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例如英国人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若被革命推翻,其时的英国海陆空势必分裂削弱,革命的新政权,又决不能在短时期内生长成强大力争,来抵抗纳粹军队侵入英伦(若说“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之失败,无疑是较少祸害的”,那么现在被纳粹征服的捷克人、法国人真是幸运!),忽略了时间问题,真理会变成荒谬。人们有理由认为中日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然不能因此便主张在中国采取失败主义。重庆政府之毁灭,在今天,除了帮助德、意、日加速胜利外,不能有别的幻想。我们也以同样理由,不主张在苏联采取失败主义,虽然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史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十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革命之基础准备,即群众结合,在有若干民主成份的政权之下,比在纳粹极权统治之下,更为艰难;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纳粹胜利比其失败于德国革命运动更为有利。纳粹霸权在欧洲能支持好久,无人能够为它算命,如果拿纳粹胜利后必然崩溃,来做帮它胜利的口实,这样大的牺牲,这样滑稽的战略,和以前在德国国内政变时,史大林宣布“让希特勒上台”“他上台不久,就要失败”等说法,没有两样。并且现在的欧洲,也和中国的战国时代及欧洲近代初期一样,在经济发展上要求统一,因为没有革命的统一,纳粹党反动的统一,也有客观条件使其能够实现之可能。不过这种反动的统一,在经济上不能够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私有财产制),像欧洲王权时期动摇封建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农奴与行会),那样的进步作用。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十三)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十四)国际战争,只有在两方面武器和军事技术相等的国家,才能把人数、民气和作战精神,看做决定胜负的因素;即在国内战争,十九世纪新武器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二十世纪新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十五)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同时也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会得到胜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全世界奴隶统治权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战争,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或者还是更换一个更凶恶的主人,即使更换一个较开明的奴役主人,较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经济之发展,而根本不能改变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奴役地位。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8、被压迫民族之前途(1942年5月13日)被压迫民族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产物,被压迫的劳动者为他生产商品,被压迫的落后民族为他推销商品和生产原料,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两个支柱。被压迫的民族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至走到战争,都是天经地义,无可非难,这样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大斗争,无论为何人所领导,民族中一切进步分子都应该拥护;因为不但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有打击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但是这一斗争若是限制在民族范围以内,其前途如何呢?第一,自国内言之,活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战争对于民族落后性,不但不能减少,而且是增加,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因此向后转且不论,单就经济而言,在持久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封锁及通货膨胀,因为没有社会制裁,政治上的组织又薄弱,很容易为贪官、奸商和地主造成囤积居奇大发其国难财之千载一时的机会,因此陷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和后方刻苦力作的平民受饥寒困苦,你若主张用不很和平的手段去掉这种现象,便有人大喊:这是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破坏了一致对外的民族阵线;并且实际也真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然而这种现象不去掉,正是民族战争的致命伤,而又不是宣传劝告或政府一纸禁令所能去掉的,这便怎样办?第二,自国际言之,在各派帝国主义互相争夺殖民地及落后国市场极端尖锐化的今天,甘地认为一民族不能依赖强国的帮助而得到自由,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可是没有别的强国的帮助,也不能脱离眼前的强国之压迫;并且有些强国不管你依赖不依赖它会强来帮助,这也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于是尼赫鲁没有出路了,他和甘地或者微有不同,即不主张拒绝美国之帮助,美国势力如进了印度,我们知道它对于殖民地的态度,不但好过德意日,并且好过英国,菲律宾便是榜样,然而菲律宾并不算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印度人以民族独立的理由(这理由当然十分正当)排去英国势力,另换一个新主人日本,那便更糟了;甘地和尼赫鲁无论如何强调宣言印度受外人压迫时代已经过去,然而他们内心也未必认为他们自己的力量真能赶走英国,同时又击退日本和德国;结果不过是照旧屈服在新主人的统治之下,继续执行不合作运动而已。这又怎样办?所以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对于我这一见解,或者有人提出两种驳论:一是说,落后民族如何谈得上社会主义,又如何能够和别国的劳动者及别的弱小民族结合在一起?一是说,社会主义是否包含民族解放问题?提出第一种驳论的人,是被旧的民族观点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将来国际化的新趋势,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如何发展也谈不上。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可,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便能够认识这种命运。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打破了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此次大战后,各派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将由殖民政策,转化为更集中的更有机性的国际集团,所谓大西洋宪法,所谓太平洋宪章,如此等等,便是这一集团运动之开始。如果有一个领导国际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于纳粹失败后的德国,先进国和落后国不久便会融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联邦;即在资本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集团之内,落后国将被吸引着强迫着和领导国全面合作,即此不平等的合作,也能给集团圈内的各落后民族和领导国的劳动人民互相结合的机会,这便是帝国主义强盗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压迫者大结合,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提出第二种驳论的人,是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弄迷惑了,第二国际只企图在资本统制之下,从事改良运动,所以不曾计及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因为它是资本帝国主义支柱之一。真正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统制,所以自第一国际以来,“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这一运动的两面大旗。社会主义革命一成功,只要不中途变质,他是不能日久和商品货币制度及国家制度并立的,到此时还有什么被压迫民族存在呢?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外国把帝俄时代被压迫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动的宣告废除,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一一宣告放弃了。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如果有人根据近来苏联对于日本战争及此次大战之初对于波兰及希特勒之政策,而怀疑到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这乃是他自己不明了!有班人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联,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惜的后期苏联,大大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苏联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着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塌了社会主义!假使俄国仍旧艰苦的守着当年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中日战争一开始,它便应该以全力援助中国,这就是说,不应该和英美同样站在事外援助中国,而应该以领导中国对日抗战为它自己的责任,并且应该出兵参加战争,拚着苏联和中华民族共存亡,这才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态度,这才是领导国的态度!如果是这样,日本便没有那么容易占领上海和南京;至迟在张鼓峰事变发生时它不再和日本妥协,武汉也决不会陷落;中俄一直共同抗战到今日本便无力横行南洋,蹂躏菲律宾、马来、爪哇、缅甸,这一大群弱小民族了!当纳粹军队进攻波兰时,苏联若仍旧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便不会和希特勒妥协,便不会把代表民主主义,领导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进攻这一伟大事业,说成为他人在火中取粟,更不会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兰!这时英法比联军还未崩溃,希特勒并未曾认为能够在东西两战场同时得到胜利,孤立的波兰失败后,东战场没有问题了,希特勒才有力量击溃英法比联军,才有力量征服挪威、荷兰、丹麦、南斯拉夫、希腊这一大群小国!单就俄国前后立场不同其结果也不同这一串历史故事,已足够说明国际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了。俄国在欧洲,毕竟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她的全民族政策之后果如何呢?她为俄国安全计,以向法西斯蒂妥协代替了向法西斯蒂进攻,其结果俄德战争不开始于希特勒在欧洲孤立之时,而开始于希特勒击败了欧洲各国之后,俄国不但向法西斯蒂妥协的代价之半个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仍为希特勒所有,连欧俄的大部分土地人民也都沦陷于法西斯蒂军队之手;若没有英美的援助,莫斯科也未必守到今天。她为俄国安全计,始终避免和日本开战,连中国共产党都因此被人加以“游而不击”的恶名,其结果,明天日本仍会协同希特勒夹攻俄国,陷俄国民族于不很安全的地位,那时将不能得到中国有力的声援,因为她已坐视中国被日本削弱了。所以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一九四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精彩短评 (总计41条)

  •     首先,网页介绍有误。版权页上明明写的是2010年9月1版1印,但纸箱外壳上却写着2009年1月第1版,所以商品介绍里也就将错就错了。另外,商品介绍中的页码3690页也不准确,我大致估计了一下,页码约在3100页左右(包括所有目录页在内),这个误差是比较大的,直接影响了读者(包括本人)对此书性价比的判断。其次,谈谈书的内容。书中内容介绍说此书有一半内容来自以前大陆出版的各种陈独秀文集,主要是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独秀文存》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3卷本《陈独秀著作选》,尤其是后者。但根据84版的页数来看,这个版本是否囊括了84版的全部文章是值得存疑的,内容简介中亦未说明。再次,说说书的形式。此书虽然号称16开,其实并不比大32开的精装本大多少。纸张、印刷和装帧质量都还可以,封面虽然没有塑封,但也不像中华书局的那套“中华国学文库”的纸质封面那样容易弄脏,读者可不必过于担心。6册书直接放在一个纸箱内,如果外面有塑封包装也就更好了。另外,和其他一些名人的文集相比,这套书的性价比尚可(何况满99元还可以赠送一本书)。最后,不得不提的一点是:不管怎样,这套书是大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陈独秀文集,对于这样一位有个性、有血性、有才华、有争议的杰出人物,此书无疑是陈独秀爱好者和研究者的一大福音。建议:如果此书再增设一卷《陈独秀年谱》,那一定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希望出版社再版时可考虑到这一点。
  •     历史的迷雾终将散去,他们也会受到公正的对待。
  •     陈面对的反日救国的诱惑不比他大?
  •     书的质量很好,也是最新版的。正在写相关方面的文章,比较实用。
  •     多谢提醒,已补全
  •     估计很充实吧
  •     渴望许久的一套书终于到手了。书的品质很好,崭新的让人难以下手触摸。卓越的服务也是一流的,快且质高!这是一次快乐的购物。
  •     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
  •     老蒋可是杀了他两个儿子还有无数昔日老部下和老战友啊
  •     可是陈独秀至死也不屑去做官,这点上他和迈克尔·A.莱博维奇一比,高下立判。
  •     开创的领袖,经典的套装
  •     我在当当网买到《陈独秀著作选编》,新书打折免运费,做得很好。
  •     在思想上,陈一直是在思索的,但其书生气太重,而政治犯忌的正是书生气。陈算是思想家,但成不了政治人物。如做学术不玩政治,中国或者会多一个学者。
  •     独秀先生,中华民族一伟人也!他领导和发动的“五四运动”、他创建成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彪炳千秋!读其《选著》益大受、心大快也!
  •     历史对陈独秀先生自有公论
  •     精装非常好
  •     陈独秀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先行者,他的思考和行动值得读一下,这样才能更全面的了解他的那个时代。
  •     做为终身革命派的陈独秀,很难相信如果他能赢得一个机会去干预历史进程,会把“发展民族工业”放在“开展民主运动”前面。
    奴隶有什么资格去考虑主人的事?
  •     你说的在理。不知道老莱做完官有何感想。
  •     难得能看到
  •     本书可以说是目前涵盖面最广、收入文章最全的陈独秀文章汇编,具有极高的文献保存和学术研究价值。
  •     老莱做这官恐怕也是为了反美吧
  •     这本书的第一本缺了一篇文章,而且页序是错的。我换了好几次,还是错版的。郁闷死我了。
  •     人物很重要,很具有代表性,其思想具有超前性.该书收的文章很具代表性,质量好.书的印刷质量也很好,又较便宜.总之是好书.很值得研究和收藏.
  •     全面了解陈独秀思想
  •     无须推荐,喜欢的自然明白!
  •     十分不错,推荐~
  •     全集是一时半会出不来了,这是当下最全的了
  •     这套《陈独秀著作选编》太好了!
  •     9.8……可怕的评星。 书印的蛮清楚,页面干净,字中等。回复他人书信都有附原书信,后有刊载情况。
  •     2009版做的很好,适合阅读!
  •     这套书编得真不错。
  •     本书是目前收录陈独秀著述最全的著作了,甚至包括了他的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述,对全面客观了解陈独秀非常重要。印制精良,性价比挺高,值得值得。
  •     “陈独秀的自我认识”那节最后是不是漏了点什么东西?“胡适在临终前一年的话似乎更为悲观:”冒号后应该有什么东西的吧
  •     陈独秀要在国民党政府混个官做还是很容易的,他向来把自己当做主人看的。
    《超越资本论》一书不错,去年在社科院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作者,有点老嬉皮的味道,现在在做查韦斯的参谋。ls看后可以写个评论不?
  •     买到选编也不错
  •     这套书是目前收录陈独秀文字最全的了,对陈独秀研究者和敬仰者来说,本书是首选之书。印制也相当精美,超值。
  •     五四一代
  •     六本16开精装书,用纸非常好,印得也很精,值得收藏。看前言介绍,有一半作品以前出版过,还有一半是从档案中整理出来的,估计像致新华日报的信这类,以前是没出版过,反驳逻辑清晰有力,在以前,当是不会让人看到的。第六卷是小学著作和一些书信,是影印的,印得也很精。整体上看,还是值这个价钱的。不足的地方是,纸面精装好看是好看,但很容易脏,另外第一页就有错字,里面估计也会有一些。 以前也看过一些独秀文存之类的,但从来没有内容这么全的,里面各种类型、各个时期的文章都有。看了一些1921年以前的文章,感觉陈太超前,太有独立性,根本不适合在当内,也难怪会早早脱当。
  •     还没仔细看,据说是能比较全面陈独秀先生思想的。陈独秀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其人格魅力自在人心。
  •     陈独秀的书似乎很难买到,这回抢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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