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集》书评

文本之外，别无他物

本书实可与韩昇先生另著的《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合起来看，二书几乎同时出版，所论问题亦多相关，有时甚至交织在一起，只是《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更完整地叙述南北朝至隋唐时“东亚”国际秩序和文化圈的形成过程，而本书则是单篇的论文集，更集中于探讨某些具体问题。有时，完整的叙述正是奠基于严谨的单篇论文之上的。用现在的话说，书中的单篇论文均是“干货”，显示出扎实的文献考索和语言功底。前些年有次在“国学新知”讲座中，曾听韩先生说自己早年是读日语出身，似是1982年到日本留学后才转向中古东亚国际关系的研究，而这一选择自也有家学渊源——他是韩国磐先生哲嗣。我在高中时拜读过韩国磐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纲》及《隋唐史纲》，脉络梳理清晰，当时视作教材来看。但厦大历史系两位元老，后辈学人从傅衣凌治社会经济史者多，而延续韩氏之学者少，算起来还应属韩昇先生光大了先人之学：既有对中古史文献的深入了解，又懂日语、留学日本从盐谷温/堀敏一学，乃得以结合两者而潜心于中古中日关系研究；1993年后且访学于韩国，视野更进一步扩大到东亚世界。说实话，涉及中古东亚世界交往的文献原本就寥寥可数，最宜细读。书中几篇论文亦处处可见这种“吃透文献”的精神，想来早已翻来覆去读了不知多少遍，而最难的还是摸索到文献背后隐藏的理路和逻辑，否则一眼看去只是一堆枯燥无味的材料而已。书中有几处最能见这等功力：如从朝鲜半岛三国及倭国所受封号来推断当时在南北朝心目中其国际地位的升降及交往的密切程度；最精彩的是将高句丽与北燕、北魏和百济错综复杂的关系梳理起来，有力地证明百济与南朝联系之紧密，有其深远的背景。这些与日本对隋唐的交涉及国书，均涉及当时东亚世界的外交，应是作者最拿手的本行。这一领域，不必说原是日本学者最先关注，成果也最多，中国学者实属后来者；只是有时日本学者从本国本族出发，对有些问题颇难明了，著名的如致隋炀帝国书“对等称呼”问题、圣德太子冠位制问题、遣唐使不递交国书问题等等。在这些方面，韩先生均坚持应回到当时东亚大格局之下来看待，以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合理解释，其新解确实亦更能有说服力。不过有些观点，我实在读完仍是存疑。如韩先生多次强调，隋书、唐书中所载日本君王姓名，回译其实是“天王”或“天皇”之意，而这么做，乃是日本使者有意偷梁换柱，以这种方式求得外交上的对等。亦即使隋唐在信息不对称之下，日本方面获得实质上的“外交胜利”。此一推断非不能自圆其说，但却很迂回，且要证明日方这么做是先有这样的intention，这几乎是无法证明的。问题在于：中国史书中这样的误载并非只有日本一例，如《旧唐书》列传第一四八大食传：“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据冯家升言，“噉密莫末腻”乃是“信徒之王”之意，是尊号而非名。若按韩昇先生推论，难道当时阿拉伯帝国竟与日本不约而同有同样的心思，意欲谋求耍花样来求得“国际地位对等”吗？实难置信。再举一例，《万历武功录》、《三娘子列传》称“三娘子又名也儿克兔哈屯，故俺答妾也”——从蒙文史料来看，“也儿克兔”却并非三娘子之名，“也儿克兔”在蒙文史籍中意为有权力的，这个词往往冠于权贵人物名上，以示尊重。可见即使是后世到了明代，又是对交往密切的蒙古鞑靼部，汉人对外族的名号究竟是尊号、头衔还是名字，都不甚清楚。因此，更有可能的是：日本使者当时不敢对倭王直呼其名，即以其尊号称之，而隋唐史书中遂误以为此系国君姓名。从《唐书》来看，它对龟兹、和阗等国君主的姓都未记错，这里或许更多反映出的，是隋唐对日本了解程度之浅。又如，书中论新罗统一一篇，认为“从时间上看，唐朝是在新罗问题告一段落后，才将注意力转移到西线的”，否定陈寅恪、岑仲勉两家之说。这个看起来确难反证，但问题在于，在当时大唐朝廷眼中，朝鲜半岛有那么重要吗？政治决策有时很难纯以时间顺序判断，吐蕃之崛起威胁唐关中、河西根本之地，这可比遥远的朝鲜半岛重要十倍，中枢完全有可能及早调整部署，尽快结束在朝鲜的麻烦。打个或许不恰当的比方，美国在反恐战争之后，注意到中国崛起，遂进行“再平衡”战略，但与此同时，美军仍未从阿富汗撤军。吾人似不能说，从时间上看，美国尚未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因为它还未从阿富汗脱身。只是唐代的这种战略重整，未必笔之于史书。最值得注意的是，韩先生的论述结构本身，是在“东洋史”的框架之下产生的，所以他所谈的“东亚世界”，实际上是中日朝三国的范围，而这里的中国，往往像是一个内部均质的中原文化的单一实体。我们现在已经明了，这个认知框架本身，即与日本近代的历史知识生产有关（如白永瑞等《思想东亚》），但如果回到南北朝或隋唐时期，在当时中原帝国的心目中，是否有这样一个“东亚世界”在？答案恐怕值得琢磨再三。至少在唐人心目中，只怕日本的重要性远不及西域诸国，从《旧唐书》四夷传的顺序来看，是先突厥、回纥、吐蕃（均有单传），然后才是南蛮/西南蛮、西戎、东夷、北狄（以上均为合传），而东夷之中，日本又在最末。因此，唐人只怕不会认为中、日、朝是“东亚世界”中的三个实体，而只会认为，朝鲜与日本，都只是中原帝国周围众多族群之一而已。当然，这么说或许有些过分，因为韩先生毕竟是从文献中考索史学知识的学者，他的本职并非思想家，两者并无高下，只是术业各有专攻而已。只是看此书时，我常在想，书中论文，几乎均是对文本的缜密解读而来，可说“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可是相关的中古文献着实有限，循此路径，后人如何才能超迈其上？实在极难。这恐怕需要研究范式的改变才行。如果不引入新的问题意识、新的方法论和新的视角（至少不把出土文物看作仅有文献上的价值，或无文字即无价值），实难突破。当然，世间事大抵知易行难，我自己读史，大抵也只是从文本中求知而已，只是我作为后学，看到前人的研究范式愈是精致成熟，便愈感到其中蕴含着对后人而言的危机。附及，第4页：“《晋书•孙楚传》所收孙楚致书孙皓书称：‘自以控弦十万，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齐，左震扶桑。’扶桑与燕、齐对称，明显是泛指某个地域。如上所述，扶桑一般指东方，然而这里却说在燕、齐之左，即西方，迥异。”按原文是：“昔公孙氏承藉父兄，世居东裔，拥带燕胡，凭陵险远，讲武游盘，不供职贡，内傲帝命，外通南国，乘桴沧海，交酬货贿，葛越布于朔土，貂马延于吴会；自以控弦十万，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齐，左震扶桑，輮轹沙漠，南面称王。”说的是公孙氏在辽东一带的势力，按中国古代惯例的面南背北，这里的左右秩序是没有错的，韩先生以为左边是西方，大概是受了现代看地图时“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习惯影响吧。又，第303页：“郁射设率部众内附后，封右屯卫大将军，尚可怜公主，并获太宗敕书慰问”，这一处错得有点奇怪，按这通墓志铭原文是：“郁射设，即处逻可汗嫡子也。唐初率所部万余家归附，处部河南之地，以灵州为境，授右屯卫大将军。太宗敕书慰问曰：突厥郁射设，可怜公主是朕亲旧，情同一家，隋日初婚之时，在朕家内成礼。朕亦亲见。追忆此事，无时暂忘。”此处所说的“可怜公主”应指怜悯公主，此公主即处逻可汗之妻——隋义成公主，即郁射设的母亲，故太宗回忆隋朝之时公主本是亲旧，并非说唐朝嫁了一位名号为“可怜”的公主给他。勘误：全书原都是繁体字印刷，但可能是繁简转换的问题，不幸有多处繁简字出错了，这可能编辑应负的责任更大吧：p.8：近世学者，如鬆下見林：“松树”之松，不能作“稀鬆”之鬆p.20：承制设坛墠於襄平城南，绞祀天地：应作“郊”p.57：由于五胡十六国动乱，乐浪军和带方郡被攻占：乐浪郡p.170：臣闻古者哲後，必先事华夏而後夷狄：按第一个“後”当作“后”p.176：据立于朝鲜忠清道扶余县（百济古都）：应是韩国p.183：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並、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按“幷州”之“幷”不能作“並”p.212：掩顿九野，牢笼八纊：疑当作“八纮”，以“纮”字与日式简化字“絋”字形相近而误？p.224：本邦国名亦然，曰日本，曰萨摩、播摩：播磨？p.231：明代“倭寇”头目中有不少福建海盗，如郑芝龙等：按郑芝龙通常不列入倭寇，因为一般认为在郑氏兴起之前，倭寇已告结束，一般是将郑氏算作“海商集团”p.302：隋义城公主（启民、始毕、处罗、颉利四代可汗之妻）：当作“义成”，应是两代四位可汗，后三人均为启民可汗之子p.303：鬱射设：按译名之“郁”一如姓氏之“郁”，不能作忧郁之“鬱”，北族史上之译名如郁久闾、郁督军山等均如此p.305：石见先生原是早稻田大业商学院毕业生，出于对学术的执著追求，他选择了冷门却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历史文化研究，把自己献给了学术：这句话有点费解，“支撑经济发展”？p.305：“原”是陕西一带特殊的地形，如凸起的高地称“土原”等：按，当作“塬”

从井真诚墓志铭说起。。

昨天在复旦邯郸校区光华楼20楼听韩老师讲有关井真诚墓志铭与唐朝制度等，前三个提问的就有韩老师亲笔签名的这本《海东集》，可惜我没有准备好问题，就没有奖励喽。。没有看过，很想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