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经济理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9
ISBN:9787208057388
作者:安东尼·唐斯
页数:280页
内容概要
安东尼·唐斯：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大都市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还曾担任兰德公司的高级分析员，以及美国各级政府机构和大公司的顾问，并在芝加哥大学任过教。他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得博士，本书即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他写作或参与写作了24本书和500多篇论文，其中著
书籍目录
译者序致谢英文版序第一部分 模型的基本结构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政党动机与政府在社会中的功能 第三章 投票的基本逻辑 第四章 政府决策的基本逻辑第二部分 不确定性的一般影响 第五章 不确定性的涵义 第六章 不确定性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 第七章 作为获取选票手段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 第八章 政党意识形态的静态与动态分析 第九章 联合政府下的理性问题 第十章 政府选票最大化与个人边际均衡第三部分 信息成本的特殊影响 第十一章 获得信息的过程 第十二章 理性选民如何降低信息成本 第十三章 信息收益及其递减 第十四章 理性弃权的原因及其影响第四部分 引申和假说 第十五章 对政府行为经济理论的评论 第十六章 从理论中派生的可供检验的命题参考文献译后记
作者简介
《民主的经济理论》开创性地将经济学理论思想引入政治学研究，被学术界誉为“政治科学的一部奠基性的著作”。安东尼·唐斯从政府，政党，选民的理性行为入手，分析了西方民主制度背后的经济实质，在“理性人”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理解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的理论模型，提供了分析西方民主制度的暂新视角，从而阐明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内在动因及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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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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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家一直备受如下问题的困扰：在一个没有威权政府的情况下，社会中自利的公民何以能够产生集体福利？“看不见的手”提供了一种个体利益最大化同社会最优并存的可能性，但这种市场自发调节所包含的乐观主义信念并不能消除我们对于两类行为假设（个人经济行动的自利性和政府行为的利他主义）明显不一致的忧虑，相反，民主自由背后的复杂机制被掩盖在浓厚的迷雾之中。政党在选民对于大众福利的期望和自身谋求执政的私欲间如何选择？唐斯的这本《民主的经济理论》给了我们精彩的阐释：理性的政治当事人同市场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样，服从基本的“经济人”假设，即它们总是在给定制度或规则的约束下，最大限度的追求自己的私利——政党为了获得更多选票、选民则将选票投给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政党。确定性条件下的模型结构在一个提供了完全、无代价信息的世界里，选民的选票（期望选票V_e^'和实际选票V_e）和政府的行动（A_t）都以个人效用收入（U_t）以及反对党策略（P_t）为中介构成函数 ，并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循环关系。这种关系直接构成了民主制中政府发挥作用的基础。理性选民会通过从政府活动中获得的效用比较形成政党偏好，投票支持可能给他带来更大效用收入的政党。在多党制下，他还会估计其他选民的偏好并考虑政党政绩等级差异。这就决定了政府行动必须具有热情多数的倾向。在确定性条件下，政府的最佳策略是采纳多数选民赞同的选择，否则，反对党可能完全模仿其他政策，仅在此项上支持多数从而击败执政党。但热情多数的准则并不能保证执政党连任，反对党可能通过形成持不同意见者联盟，在关键问题上支持少数而获胜。确定性条件下的讨论只可能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因为不确定性和信息缺乏的影响不容忽视，后者甚至可能使最聪明和最了解情况的政治当事人也无法按照前面描述的那种方式行动。多数还是少数？不确定性的政治效应一旦引入不确定性，我们就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信息成本对选民投票和政府行动的影响上来。首先，信息不完全会导致新的政治主体出现。当存在不确定性时，选民对自己的决策具有不同的自信程度，那些知情程度较低的选民将更多地受到提供信息的机构或个人的影响，于是，游说进入了政治决策过程。游说团体和中间人的出现将使理性的政府把某些投票人看得比其他人更重要，从而改变了普选权所保证的平等性。其次，不确定性将使民主制度转变成代议制政府。政府为克服选民意见分歧而产生了两类代理：代表和非政府的中间人。这种分权的做法存在未知的风险：大众赞同的利益有可能被少数自私型代表的私利所取代；同时那些站出来向政府发出声音的中间人会比保持沉默者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大的好处。再次，受劳动分工的影响，信息成本还将导致政治权力实际分配的不平等。政府在某一决策领域的政策制定必须依赖充足的信息，获得这类信息的成本迫使选民把干预限制在干预收益最大而信息成本最小的领域内；但在劳动分工的现实下，生产者的信息更完备——因为他的收入来自于此并且已经所知甚多。因此一个特别的后果是：理性政府的经济政策倾向有利于生产者而不利于消费者，这可以看做是“集中的少数打败分散的多数”的一个特例。另外，由信息成本引起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分化还会对选民的投票率产生影响：低收入群体的弃权率高于高收入群体。由于投票成本的存在，使得一部分选民选择弃权，这进一步影响到政治权力的分配。唐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和形成政治权力分配结构的图景（图1）：即使每位选民都仅拥有一张选票，他们也不具有对政策的同等影响力；那些在经济活动中具有收入、地位和影响力优势的“少数”瓜分了“原先仅由平等的选票分配主宰一切的王国中的权力” ，而这些权力在最初制度设计者的构想里是被“多数”分享的。选举政治中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分散的多数被集中的少数打败，以满足和造福“多数”为目标的民主反而成为“少数”操纵并牟利的工具，人们理性行动的后果也是造就了政治事实上的不平等。谁是支持者，谁又是反对者？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是：在每个选民有且仅有一张选票的政治环境里，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党为何会更重视少数群体？唐斯指出政党在选票收入上的边际均衡并不等同于选民在个人效用上的编辑均衡，并且通过分析意识形态对政党和选民的影响说明了这一“悖论”存在合理性。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意识形态是政党除了政策之外有别于其竞争者的重要尺度。尽管这一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模糊性，选民投票的首要依据还是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不是政党过去的绩效，通常这是节约成本的做法。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决定了每一政党都有其固定的选票群体，这是在长期政党实践中积累的资源。因而要使选票的边际收益最大化，某一政党的理性选择就应该是制定使另一政党区域中的投票人相信它的最终立场离他们很近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又同“少数人”的利益紧密相连。以上对于民主的经济分析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总是停留在一个低于帕累托最优的次优状态上：因为不确定性和信息的有价性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并最终抵消经济平均化的倾向。但唐斯的分析并不止于复杂的逻辑游戏，通过建构一个统一的政治科学思考模式，民主的经济分析指向一个不言而喻的目的：帮助我们找出真正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未竟的思考唐斯建构的民主模型讨论了不确定性条件下政府、政党和选民的行为，从两类行为假设出发，政府的任何政策行为都取决于将政府成员的自利与上述行为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尽管无法否认这一模型在政治科学领域中的里程碑意义，但它确实存在一些未竟的思考。首先是在对分散的个人偏好如何加总并形成社会秩序的问题上，唐斯并没有完成对前面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的解答。在一个选民偏好差异足够大的社会里，如何达成一个从社会角度看“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阿罗认为很难找到这样一种既得到社会普遍赞同、又在逻辑上彼此一致的社会选择规则是不可能的。但是唐斯关于民主制度的讨论表明这样一种信念：通过两个层次上的制度安排，达成多数赞同是可能的。一是通过选举代议者的授权过程，二是代议者通过政党进行联合和竞争的过程。但是唐斯回避了对此的考虑。另一个问题出现在对唐斯提出的选票最大化假定的质疑上。尽管模型建构的功能是要实现问题的简单化，但政党在政治活动中寻求的可能并不是选票的“多多益善”。代议制政府（或者以美国为例的两党制-议会制的政治体制）下，政党的目标是赢得足够的议席来组建政府，而对多数选票的规模倒是其次。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是否可以将政党的追求精确化为在谋求公共职位中获得“最大化到获胜的客观稳定点”？参考文献：[1] 贺蕊玲：对唐唐斯民主模型的再认识[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2）[2] 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著，张小劲等译：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 安东尼•唐斯著，姚洋、邢予青、赖平耀译：《民主的经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是公共选择理论具有奠基意义的经典之一，问世至今多次重印且反复被人引证。这本书是唐斯半个多世纪前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学位论文，指导老师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阿罗(Kenneth J. Arrow)。以下粗略概括该书的内容。政府，是一个专业化机构，能够对这一领域中所有其他机构或个人强制推行它的决定。民主，指政府是通过普选周期性地选出。政党，是由一些谋求通过在选举中获胜来控制国家机器的个人组成的一个团队，一旦取得政权便制定和实施政策。其所有行动都是以选票最大化为目的，政策仅仅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理性的行动，指有效地用来实现行动者的自觉挑选的政治或经济目的的行动。在一个提供了完全的、无代价的信息的世界里，理性选民将如何投票？他会通过从政府活动中所获得的效用比较形成政党偏好，投票支持可能给他带来更大效用的政党。但在多党制下，他最偏好的政党可能看来没有获胜的机会。他可能选择把票投给另一看来有获胜机会的政党，以阻止他最反对的政党当选。他也可能为了改善未来的选择机会，而仍投票支持最偏好的政党。如果反对党和执政党政纲不同，且在偏好顺序中不相上下，理性的选民会弃权。如果反对党和执政党政纲相同，且在偏好顺序中不相上下，他会比较执政党与前任政府的政绩，决定赞成、反对或弃权。在确定性条件下，面对反对党的挑战，政府的最佳策略是采纳多数选民赞成的选择。否则，反对党可以模仿其他政策，仅在此项上支持多数，从而击败执政党。即便执政党采纳多数选民赞成的选择，反对党也可以通过形成持不同意见者联盟，在关键问题上支持少数而获胜。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投票人了解每项政策需要付出信息成本。政党的意识形态帮助投票人在没有确切了解每项政策的情况下做出投票决策，从而降低了信息成本。并且，竞争的压力迫使政党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相对诚实和有责任心。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是政治标尺上的选民分布。单峰的选民分布产生意识形态相互趋近的两党制。多党制下没有相互模仿的趋势，各个政党强调意识形态的“产品差别”。多党制下，政府由多党组成的联盟执政。每个投票人的选票所支持的是某个政党所在的联盟。于是，选票的意义依赖于该政党参加哪个联盟，而这有依赖于其他选民如何投票。因此，尽管各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较两党制更“纯洁”，执政联盟采用的政策却同样广泛而非一体化。当不确定性存在时，投票人对自己的决策具有不同的自信程度。有些人希望通过宣传鼓动其他不自信的选民支持他们的选择。在模型中，他们提供的信息是正确而有倾向的。于是，游说进入了政治决策过程。政党、利益集团、幕后交易者也会从事这样的活动。不确定性也使得理性的政府把某些投票人看得比其他人重要，从而改变了普选权所保证的平等性。决策是一个消耗时间和其他稀缺资源的过程。选民通过边际成本-收益原则来收集多少信息。信息收集和事实分析往往是由专门机构而非决策者本人完成的。选民通过利用这些机构减少了自己的信息成本。由于每一张选票在决定选举时的影响是极微小的，这种低收益使得许多理性投票人实际上不购买任何政治信息，而仅依赖偶然获得的免费信息。如果要影响政府在某一决策领域的政策制定，选民必须拥有充分的信息。这样的高成本迫使选民把干预限制在干预收益最大而信息成本最小的领域内。在劳动分工的现实下，这样的领域是他从事生产的专门领域，他的收入来自这些领域，并且已经对它们所知甚多。于是，生产者拥有较消费者更大的影响力。人们的理性行动的后果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当投票无成本时，有政党效用差的人都会参加投票，无差异的选民则弃权。当存在投票成本时，这个成本可能超过投票效益。选民从投票获得的总收益取决于： (1) 他从民主制度中获得的好处(投票的长期利益)；(2) 他在多大程度上希望某个政党获胜；(3) 他如何评价选举的力量对比；(4) 他认为多少其他选民会参加投票。由于低收入选民较高收入选民更难支付投票成本，且由于更不容易负担信息成本而拥有较少的信息，他们的弃权率较高。政府追求的是选票最大化，即边际选票收入均衡，而非选民个人效用的边际均衡。民主政府的政策更倾向于有利于数量最多的收入阶层——低收入者。但不确定性和信息的有价性导致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抵消了经济平均化的倾向。结果，经济总是停留在一个低于帕累托最优的次优状态上。
精彩短评 (总计3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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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他妹不是新古典这他妹不是政治理性人这他妹的根本是行为经济政治学经典著作啊啊啊啊啊啊别用经济理性四个字埋没了 -
翻譯過濫，導論的第一節沒讀完就看不下去了。還是奔向原文懷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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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直标已读 -
我读的是中译本，英文版可以在amazon上买吧 -
必读，前半部分个别译文存在疑问。 -
现在看来不感觉有新观点，但在当时绝对是创新，对于政治学绝对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对于投票人的分析很透彻。 -
其实说的实话，人家分析的是民主政治，分析中国当然得要非民主政治理论啦 -
将政治结构性地同经济学相联系，这应该是开山鼻祖之一。 -
这本具有开创性的书，给做民主政治研究的人来讲，是入门的好工具。 -
把政党政治的民主光环彻底解构掉了 -
不错的公共选择理论入门书籍 -
[美]安东尼•唐斯著：《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邢予青、赖平耀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8月第2版，32元。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起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学家基于对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自信，不断的入侵社会学、政治学、甚至法学、历史学等社会、人文科学。对于政治学来说，这一进程肇始于《民主的经济理论》，这是其作者安东尼•唐斯在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也使得唐斯成为与奥尔森齐名的对政治学影响最大的两位经济学家。
作为一本以经济分析工具为主要论证工具的著作，唐斯在“理性人”和“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假设下，将一般均衡方法论应用于政治学，以政党政治作为作者对民主思考的主要参照，分析政治主体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会产生的后果。在唐斯的奠基性工作之后，民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影响了相当多的学者，甚至最终演变为认为政治转型（向民主过渡的过程）是由经济发展、文化模式、阶级结构和现代化进程等决定的，60、70年代的巴林顿•摩尔、利普塞特和当前的阿西莫格鲁等人是这一派系的代表。
有意思的是本书的译者序，译者们特别强调了唐斯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对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度不一定适用，并且明确提出，资本主义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我们未必要步其后尘，而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度是我们的一个现实选择。考虑到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及其对经济、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笔者不得不说，这个译者序的结尾真是一个令人大倒胃口的败笔。（聂日明 推荐）
本文刊于【读品】10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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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延展到政治学即可得出如此多的推论，并且在现实中也一一兑现。阅读这本经典著作的同时，想到该书出版的六十年后我们还在争论什么是宇宙真理，感慨万端。 -
清晰地理了一遍书的思路！把握到位！ -
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家一直备受如下问题的困扰：在一个没有威权政府的情况下，社会中自利的公民何以能够产生集体福利？“看不见的手”提供了一种个体利益最大化同社会最优并存的可能性，但这种市场自发调节所包含的乐观主义信念并不能消除我们对于两类行为假设（个人经济行动的自利性和政府行为的利他主义）明显不一致的忧虑，相反，民主自由背后的复杂机制被掩盖在浓厚的迷雾之中。
政党在选民对于大众福利的期望和自身谋求执政的私欲间如何选择？唐斯的这本《民主的经济理论》给了我们精彩的阐释：理性的政治当事人同市场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样，服从基本的“经济人”假设，即它们总是在给定制度或规则的约束下，最大限度的追求自己的私利——政党为了获得更多选票、选民则将选票投给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政党。
确定性条件下的模型结构
在一个提供了完全、无代价信息的世界里，选民的选票（期望选票V_e^'和实际选票V_e）和政府的行动（A_t）都以个人效用收入（U_t）以及反对党策略（P_t）为中介构成函数 ，并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循环关系。这种关系直接构成了民主制中政府发挥作用的基础。
理性选民会通过从政府活动中获得的效用比较形成政党偏好，投票支持可能给他带来更大效用收入的政党。在多党制下，他还会估计其他选民的偏好并考虑政党政绩等级差异。这就决定了政府行动必须具有热情多数的倾向。
在确定性条件下，政府的最佳策略是采纳多数选民赞同的选择，否则，反对党可能完全模仿其他政策，仅在此项上支持多数从而击败执政党。但热情多数的准则并不能保证执政党连任，反对党可能通过形成持不同意见者联盟，在关键问题上支持少数而获胜。
确定性条件下的讨论只可能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因为不确定性和信息缺乏的影响不容忽视，后者甚至可能使最聪明和最了解情况的政治当事人也无法按照前面描述的那种方式行动。
多数还是少数？不确定性的政治效应
一旦引入不确定性，我们就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信息成本对选民投票和政府行动的影响上来。
首先，信息不完全会导致新的政治主体出现。当存在不确定性时，选民对自己的决策具有不同的自信程度，那些知情程度较低的选民将更多地受到提供信息的机构或个人的影响，于是，游说进入了政治决策过程。游说团体和中间人的出现将使理性的政府把某些投票人看得比其他人更重要，从而改变了普选权所保证的平等性。
其次，不确定性将使民主制度转变成代议制政府。政府为克服选民意见分歧而产生了两类代理：代表和非政府的中间人。这种分权的做法存在未知的风险：大众赞同的利益有可能被少数自私型代表的私利所取代；同时那些站出来向政府发出声音的中间人会比保持沉默者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大的好处。
再次，受劳动分工的影响，信息成本还将导致政治权力实际分配的不平等。政府在某一决策领域的政策制定必须依赖充足的信息，获得这类信息的成本迫使选民把干预限制在干预收益最大而信息成本最小的领域内；但在劳动分工的现实下，生产者的信息更完备——因为他的收入来自于此并且已经所知甚多。因此一个特别的后果是：理性政府的经济政策倾向有利于生产者而不利于消费者，这可以看做是“集中的少数打败分散的多数”的一个特例。另外，由信息成本引起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分化还会对选民的投票率产生影响：低收入群体的弃权率高于高收入群体。由于投票成本的存在，使得一部分选民选择弃权，这进一步影响到政治权力的分配。
唐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和形成政治权力分配结构的图景（图1）：即使每位选民都仅拥有一张选票，他们也不具有对政策的同等影响力；那些在经济活动中具有收入、地位和影响力优势的“少数”瓜分了“原先仅由平等的选票分配主宰一切的王国中的权力” ，而这些权力在最初制度设计者的构想里是被“多数”分享的。
选举政治中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分散的多数被集中的少数打败，以满足和造福“多数”为目标的民主反而成为“少数”操纵并牟利的工具，人们理性行动的后果也是造就了政治事实上的不平等。
谁是支持者，谁又是反对者？
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是：在每个选民有且仅有一张选票的政治环境里，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党为何会更重视少数群体？唐斯指出政党在选票收入上的边际均衡并不等同于选民在个人效用上的编辑均衡，并且通过分析意识形态对政党和选民的影响说明了这一“悖论”存在合理性。
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意识形态是政党除了政策之外有别于其竞争者的重要尺度。尽管这一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模糊性，选民投票的首要依据还是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不是政党过去的绩效，通常这是节约成本的做法。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决定了每一政党都有其固定的选票群体，这是在长期政党实践中积累的资源。因而要使选票的边际收益最大化，某一政党的理性选择就应该是制定使另一政党区域中的投票人相信它的最终立场离他们很近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又同“少数人”的利益紧密相连。
以上对于民主的经济分析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总是停留在一个低于帕累托最优的次优状态上：因为不确定性和信息的有价性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并最终抵消经济平均化的倾向。但唐斯的分析并不止于复杂的逻辑游戏，通过建构一个统一的政治科学思考模式，民主的经济分析指向一个不言而喻的目的：帮助我们找出真正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未竟的思考
唐斯建构的民主模型讨论了不确定性条件下政府、政党和选民的行为，从两类行为假设出发，政府的任何政策行为都取决于将政府成员的自利与上述行为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
尽管无法否认这一模型在政治科学领域中的里程碑意义，但它确实存在一些未竟的思考。首先是在对分散的个人偏好如何加总并形成社会秩序的问题上，唐斯并没有完成对前面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的解答。在一个选民偏好差异足够大的社会里，如何达成一个从社会角度看“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阿罗认为很难找到这样一种既得到社会普遍赞同、又在逻辑上彼此一致的社会选择规则是不可能的。但是唐斯关于民主制度的讨论表明这样一种信念：通过两个层次上的制度安排，达成多数赞同是可能的。一是通过选举代议者的授权过程，二是代议者通过政党进行联合和竞争的过程。但是唐斯回避了对此的考虑。
另一个问题出现在对唐斯提出的选票最大化假定的质疑上。尽管模型建构的功能是要实现问题的简单化，但政党在政治活动中寻求的可能并不是选票的“多多益善”。代议制政府（或者以美国为例的两党制-议会制的政治体制）下，政党的目标是赢得足够的议席来组建政府，而对多数选票的规模倒是其次。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是否可以将政党的追求精确化为在谋求公共职位中获得“最大化到获胜的客观稳定点”？
参考文献：
[1] 贺蕊玲：对唐唐斯民主模型的再认识[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2）
[2] 罗德•黑格、马丁•哈罗普著，张小劲等译：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安东尼•唐斯著，姚洋、邢予青、赖平耀译：《民主的经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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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82/0248-3 -
作者利用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西方的民主制度里面涉及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不确定性理论博弈论 -
看过刚好一半，有点难懂，但是主题非常好，解释得也很详细。感觉唐斯不应该做生意而应该继续做学术研究。 -
对这本书没感情 -
不知是不是翻译问题，有些句子根本读不通顺。 -
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开山之作。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框架研究选举政治过程，虽是套用但不乏创新，特别是对信息不对称的重视，"买的不如卖的精"。political science 必读教材。 -
毕竟老了 -
只要不适用于中国就是“一个令人大倒胃口的败笔”。还真是拿来主义呀。 -
这本书是我研究生时翻译的书，特意推荐给大家。这是经济学家写的关于政治学的著作。现在是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之一。本文在1988年翻译完成，因为变化直到2005才出版。 -
把政党拉下神坛，当做一个几乎寻常的经济体分析。用极为细致的博弈假设和推理来解析选举制度，严谨论证了民主制度关于多数局限、意识形态分布、投票成本等方面的一些“神奇”结论。 -
窩好菜(╥﹏╥) -
o(︶︿︶)o 唉。。 -
恩，是的，很不错的书，请问你读的是英文原版的吗？能告我我哪地方能买到吗？ -
如果把其做一个对比，计划经济与寡头市场，等同于一党专制和两党竞争，哪一个的效益更大呢？ -
主要是翻译的不好,是唐斯的博士论文成的书 -
没有经济学基础，根本理解无能。不过基本假设和结论还是看清楚了。著名的中间选民理论。 -
感觉民主投票这是个好奇妙的东西啊，对阿罗不可能定理陷入极度好奇状态，虽然看的不怎么懂w(ﾟДﾟ)w -
既敏锐又严谨。 -
其实没看完，但觉得不错 -
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是公共选择理论具有奠基意义的经典之一，问世至今多次重印且反复被人引证。这本书是唐斯半个多世纪前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学位论文，指导老师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阿罗(Kenneth J. Arrow)。以下粗略概括该书的内容。
政府，是一个专业化机构，能够对这一领域中所有其他机构或个人强制推行它的决定。民主，指政府是通过普选周期性地选出。政党，是由一些谋求通过在选举中获胜来控制国家机器的个人组成的一个团队，一旦取得政权便制定和实施政策。其所有行动都是以选票最大化为目的，政策仅仅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理性的行动，指有效地用来实现行动者的自觉挑选的政治或经济目的的行动。
在一个提供了完全的、无代价的信息的世界里，理性选民将如何投票？他会通过从政府活动中所获得的效用比较形成政党偏好，投票支持可能给他带来更大效用的政党。但在多党制下，他最偏好的政党可能看来没有获胜的机会。他可能选择把票投给另一看来有获胜机会的政党，以阻止他最反对的政党当选。他也可能为了改善未来的选择机会，而仍投票支持最偏好的政党。如果反对党和执政党政纲不同，且在偏好顺序中不相上下，理性的选民会弃权。如果反对党和执政党政纲相同，且在偏好顺序中不相上下，他会比较执政党与前任政府的政绩，决定赞成、反对或弃权。
在确定性条件下，面对反对党的挑战，政府的最佳策略是采纳多数选民赞成的选择。否则，反对党可以模仿其他政策，仅在此项上支持多数，从而击败执政党。即便执政党采纳多数选民赞成的选择，反对党也可以通过形成持不同意见者联盟，在关键问题上支持少数而获胜。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投票人了解每项政策需要付出信息成本。政党的意识形态帮助投票人在没有确切了解每项政策的情况下做出投票决策，从而降低了信息成本。并且，竞争的压力迫使政党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相对诚实和有责任心。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是政治标尺上的选民分布。单峰的选民分布产生意识形态相互趋近的两党制。多党制下没有相互模仿的趋势，各个政党强调意识形态的“产品差别”。多党制下，政府由多党组成的联盟执政。每个投票人的选票所支持的是某个政党所在的联盟。于是，选票的意义依赖于该政党参加哪个联盟，而这有依赖于其他选民如何投票。因此，尽管各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较两党制更“纯洁”，执政联盟采用的政策却同样广泛而非一体化。
当不确定性存在时，投票人对自己的决策具有不同的自信程度。有些人希望通过宣传鼓动其他不自信的选民支持他们的选择。在模型中，他们提供的信息是正确而有倾向的。于是，游说进入了政治决策过程。政党、利益集团、幕后交易者也会从事这样的活动。不确定性也使得理性的政府把某些投票人看得比其他人重要，从而改变了普选权所保证的平等性。
决策是一个消耗时间和其他稀缺资源的过程。选民通过边际成本-收益原则来收集多少信息。信息收集和事实分析往往是由专门机构而非决策者本人完成的。选民通过利用这些机构减少了自己的信息成本。由于每一张选票在决定选举时的影响是极微小的，这种低收益使得许多理性投票人实际上不购买任何政治信息，而仅依赖偶然获得的免费信息。如果要影响政府在某一决策领域的政策制定，选民必须拥有充分的信息。这样的高成本迫使选民把干预限制在干预收益最大而信息成本最小的领域内。在劳动分工的现实下，这样的领域是他从事生产的专门领域，他的收入来自这些领域，并且已经对它们所知甚多。于是，生产者拥有较消费者更大的影响力。人们的理性行动的后果是“政治上的不平等”。
当投票无成本时，有政党效用差的人都会参加投票，无差异的选民则弃权。当存在投票成本时，这个成本可能超过投票效益。选民从投票获得的总收益取决于： (1) 他从民主制度中获得的好处(投票的长期利益)；(2) 他在多大程度上希望某个政党获胜；(3) 他如何评价选举的力量对比；(4) 他认为多少其他选民会参加投票。由于低收入选民较高收入选民更难支付投票成本，且由于更不容易负担信息成本而拥有较少的信息，他们的弃权率较高。
政府追求的是选票最大化，即边际选票收入均衡，而非选民个人效用的边际均衡。民主政府的政策更倾向于有利于数量最多的收入阶层——低收入者。但不确定性和信息的有价性导致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抵消了经济平均化的倾向。结果，经济总是停留在一个低于帕累托最优的次优状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