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与迷思

章节摘录

书摘    道德对民主政治的建立有何作用？这可能是一个本书无法包容的大问题，需要另一部专著来讨论。不过，简言之，民主政治在实质上就是有一套人人都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就是在集体行动中主张遵守原则而反对权宜之计”①。在民主政治确立之后，自然会有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则”，但在民主政治还未建成、法律体系尚待完善之际，人们所能借助的惟一行为规范，便只有道德。因为尽管法律与道德，一个靠外在强制，一个靠内在自觉，但两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强调规则的至高无上。按照康德的解释，道德的最高原则也就是“依据一个能够像法则那样有效的法则去行动”②。若无道德规范作为补充，法律体系即使确立起来，但也会形同具文。这一点，可以中国议会政治的短暂实践作为注脚。    晚清时期，中国思想界不管是主张立宪，还是要求革命，但两者对开议会这一点却可说是所见略同。殊不知在民国初年，议会制度确立之后，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另外一种怪物。议员选举时，是金钱开路，贿赂公行；议员产生后，也是见利忘义、随波逐流。这种情况，在民初的议会政治中绝非个别．即使是一些以革命相标榜、以操守相期许的国民党议员，也难逃此例。据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当选总统时，曾以每票8千元大洋的价格向国民党籍的议员收买选票，“凡是在京的国民党籍议员，没有一个不依价出卖”，这些人还自我解嘲道：“横竖袁世凯要当选的，收到这笔钱做亡命费也好”③。而在护法运动时，一批议员追随孙中山至广东召开非常国会，但就在这些时人目为较正派的议员中，“高瞻远瞩且能侃侃而谈，富有正义感而能守正不阿的，意气虽消沉却能洁身自好，综共不过五六十人，约居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多数不堪承教”①。可以说，没有权力制衡的权力，会导致腐败；没有道德辅佐的制度，则会流为空文。    当然，中国近现代思想界也并非对法律与道德的辩证关系毫无认识。还在晚清时期，即有人撰文探讨过法律与道德的不同功能，认为：    以确定外行之规律，必当有自力之制裁，以严树其内意之规律，盾其后而置其基，然后可以相维于不敝。苟无公益之良心，自治之懿行，而徒皇皇然日法治法治，虽授以英美之良法，吾恐其不能期月守也。……外部行事之规则与夫内部精神之规则，皆所以畛限自由而为之大坊者也。然内部规则之道德，自受制于良心耳，……若夫外部规则之法律，则因行用国家之威力以强制利人者也。②    法律的实施确乎应以道德为后盾和基石，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状况，以何种道德来补法律之不足，却成了令中国近现代思想界倍感头痛、不知所从的大问题。就理论上讲，道德最好根植于传统并表现为宗教，才具有权威性。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特点是注重人伦日用与现实生活，“敬鬼神而远之”，这就给中国近现代思想界带来了一个两难的选择：既然中国传统是以人世为基础的，将儒学的世俗性道德升格为以出世为基础的宗教性道德，使可能背离了传统的本义；但如果不根据宗教性道德、面仅凭世俗性道德为整个社会的行为規范，那么它又只能对少数品行高尚的“精英”起作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则很可能变成假道学。所以，尽管在清末民初就有不少人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但具体到道德規范的实际内涵，则又莫衷一是。    还是以民初为例，当时以《庸言》为阵地的孔教会人士要“定孔教为国教”，以《正谊》为纽带的反对者如谷钟秀等人以孔子只是政治家、思想家、学问家，而非宗教家而抵制之。《正谊》同人依据儒学元典。提出以“良心”、而非‘鬼神”作为道德的基石，认为“义利之辩，人禽之界，所争不过一念之差”①，一国政治的改进，也必须“自一部分优秀者之良心始，良心作用发达，群意构成势力之基础乃立”。由于他们所说的“良心”完全根据个人的主观好恶，随意性与偶然性太大，所以也只是昙花一现，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如果道德感完全系乎个人的良心，而投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么实际上就是把道德的解释权交给个人，将道德感等同于责任感。而这种做法最终会使某些人以“负责”为借口，以个人说了算的所谓“责任”取代社会说了算的“道德”。如陈公博在1941年“下水”当汉奸后，就曾在给其子的信中，以“负责任”为自己违背传统道德的卖国行径开脱，说：“我一生都不谈道德，只谈责任，我觉得责任就是道德，除了责任便无道德”③。另外，前面已经说过，将道德感完全系乎个人的良心，本质上也是对人性的一种苛求，是以“圣人”标准要求大多数的“凡人”，其结果则会流于假道学。一方面{庸言}同人提出的“神道设教”有反对科学的嫌疑，而另一方面(正谊}同人提出的“良心力本”又有性善论的缺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国初年的道德失范，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在近代以来，儒学反对者所经常引用的理由，主要有两条：其一是儒学与专制政治相连，如晚清时期有人分析历代君主为什么对孔子优礼有加，是因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有很有益于君的。”①其二是儒学与人的本性相悖，如20世纪30年代又有一个国民党政府的地方官员当众说过：“儒家要人去物欲，来就理想中神圣的生活，故苦口婆心谆谆不已。但是各人的禀赋既不同，物质引诱的压迫，又不能忠，哪能就办到理想中的神圣生活呢?”②    第一条理由，不用说，是既成事实。第二条理由也有一定道理，在中国古代就一再有“以理杀人”的控诉。但值得注意的是，儒学的这两条弊端都与它的人世性紧密相关．相反，作为出世性的道德规范，它既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又可以在不妨害“欲”的前提下宣扬“理”。这一点，我们可以与西方的基督教教义作一对比。就对人欲的控制而言，基督教比诸儒学，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作为“亚圣”的孟子有时还承认“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而在《圣经》中却明文規定：“谁看见女人就动淫念，那他已经在心里犯了奸淫罪了。”③儒学中还讲究个人通过“格物”、“致知”达到“内圣外王”之道，而基督教则主张“把一切都抛弃了吧，甚至于沉思、默想也不需要”④。可见，在“破心中贼”上，基督教比儒学更严厉，更不近人情。但为什么基督教经过改革之后，可以顺利延续至今，并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源泉⑤，而更尊重人的儒 学则否呢?    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尽管作为世俗性道德的儒学更可说是以人为本位，更尊重人，也更强调入，但由于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过于密切，一旦现实生活中某些部分出现变动，便往往会迅速波及本应相对稳定的道德价值，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形之下，宗教性道德则要超脱一些。从这个角度考察，尽管孔教会人士“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难免还有“借维护传统之名，行反对传统之实”的嫌疑，但它从宗教上立论，也可谓用心良苦。只不过他们在选定了方向之后，又无法解决另外一个两难的问题：即在科学大发展的近代社会，宗教即使有“用”，但又如何能证明它为“真”?不“真”的东西又怎么能有“用”?孔教会人士面对这样思辨性极强的两难问题，其所惯用的伎俩就是一味在“用”上纠缠不清，只是向人们不停地许诺：“孔教一昌，而凡现在造谣之局，诟詈之局，斗殴之局，棍骗之局，贿赂之局，暴乱之局，暗杀之局，分裂之局，皆归消灭，则国内之局定矣。”①而只要孔教会人士不从正面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解释清楚，那他们在犯了第一个错误(将非宗教的儒学人为地升格为宗教)之后，可以说又犯了第二个错误——在科学昌明的时代硬性地提倡神学。这两个错误，前者为保守主义者所不解，后者为激进主义者所不容。由此也就铸定了它在夹空中讨生存的悲剧性命运。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这部书稿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其中的资料搜集与初稿写作完成于1991年至1995年。现在田头看来，这段日子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孤独。当时我单身一人住在京城东厂胡同一幢九层楼房的第六层，一层楼上难见第二个人影。每天相伴的除了成堆的书籍，就是一台2跖电脑，偶尔的一个电话，就算是与外界有了联系。    但正是在这种近乎面壁的孤独中，我学会了真正的思考。当然，这种思考是艰难而有趣的，一会儿好像找到了答案，可一全儿又全不见踪影，直弄得成日难眠，如痴如醉。那种感觉，对于如今的我，可能已成了一种奢侈品。    当时，我曾经有一个很宏大的10年计划，就是写一部民主思想史，但由于精力与资料的限制，我所能完成的只是这个大计划中的一个小片段。不过，即使是这本小册于的产生，也凝聚了许多师友对我的厚爱。这中间，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陈铁健先生，正是先生的鼓励与宽容，我才有勇气把这个题目做完。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北京的黄道炫先生与贵州的李双壁先生，因为在我思考发生“短路”时，曾从两位朋友那里得到过无私的帮助。当然，本书的责任编辑夏增民先生以及张峰、钱坤诸师友也有督导、激励之功，在此一并致谢。    我还在想着那个大计划，尽管它可能还要花费10年的功夫。    黄岭峻    2001年2月1日记于武汉喻家山下

书籍目录

前面的话误区之一   反传统：以孔教会的流产为例    从“神道设教”到“内圣外王”    孔教会的流产之一：晚清时期    孔教会的流产之二：民国初年    孔教会的流产之三：“五四”前后    传统、宗教与民主误区之二   抑个人：以大众语的提倡为例    从个人本位到集体本位    大众语的提倡之一：来龙去脉    大众语的提倡之二：简单分析    大众语的提倡之三：历史意义    个人、集体与民主误区之三  贬市场：以所有制的讨论为例    从“小康之治”到“大同之治”    所有制的讨论之一：清末民初    所有制的讨论之二：“五四”前后    所有制的讨论之三：抗战前后    市场、计划与民主结束语   中国政治现代化失败的思想原因主要征引及参考书目后记

编辑推荐

　　后记　　这部书稿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其中的资料搜集与初稿写作完成于1991年至1995年。现在田头看来，这段日子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孤独。当时我单身一人住在京城东厂胡同一幢九层楼房的第六层，一层楼上难见第二个人影。每天相伴的除了成堆的书籍，就是一台2跖电脑，偶尔的一个电话，就算是与外界有了联系。　　但正是在这种近乎面壁的孤独中，我学会了真正的思考。当然，这种思考是艰难而有趣的，一会儿好像找到了答案，可一全儿又全不见踪影，直弄得成日难眠，如痴如醉。那种感觉，对于如今的我，可能已成了一种奢侈品。　　当时，我曾经有一个很宏大的10年计划，就是写一部民主思想史，但由于精力与资料的限制，我所能完成的只是这个大计划中的一个小片段。不过，即使是这本小册于的产生，也凝聚了许多师友对我的厚爱。这中间，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陈铁健先生，正是先生的鼓励与宽容，我才有勇气把这个题目做完。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北京的黄道炫先生与贵州的李双壁先生，因为在我思考发生“短路”时，曾从两位朋友那里得到过无私的帮助。当然，本书的责任编辑夏增民先生以及张峰、钱坤诸师友也有督导、激励之功，在此一并致谢。　　我还在想着那个大计划，尽管它可能还要花费10年的功夫。　　黄岭峻　　2001年2月1日记于武汉喻家山下

作者简介

《激情与迷思:中国现代自由派民主思想的三个误区》通过对三个具体问题的阐述，从思想史的层面探讨1990～1949年间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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