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余杂稿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02
ISBN:9787208073081
作者:谢稚柳
页数:380页
章节摘录
敦煌石室记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在敦煌东南，西接鸣沙山之麓，与三危山遥相对。窟东向，壁立十余丈，长可一里许。碧树千章，流水弯环。自敦煌至莫高窟，其间沙漠四十余里，黄沙逆风，不见茎草，至此无复荒索之意矣。窟之东，有上、中、下三寺。上、中寺为僧刹，下寺为道观。上、中寺，其始即唐之三界寺，清道光时，始分为二。光绪年间，道士圆录以藏经致富，建道观，以下寺为中寺，道观为下寺。寺后有巨流，名宕渠。源发于南山，广及十余丈，今则细流数弯，不复成渠矣。莫高窟之名，始自何时，无可考。按石室所出《唐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功德铭》：“谨选得敦煌郡南三里孟受渠界，负郭良畴，厥田上上。凭原施砌，揆日开基，树果百株，建浮图一所，漠高窟龛图画功德二铺。”又《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记》：“将就莫高山为当今圣主及七代凿窟。”《孔公功德铭》与《阴处土功德记》皆唐时物。莫高窟（莫又作漠）盖就山名，因以为窟名者。莫高窟建始于苻秦建元二年（晋海西公太和元年，公元366年）。按《唐李怀让重修莫高窟碑》（在第十四窟内）：“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傅；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因就此山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傅师窟侧，更即营造。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造作相仍（中略），乐傅、法良启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惟甲子四百余岁，计窟至一千余龛。”《唐李怀让重修莫高窟碑》，立于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其时已至一千余窟，此四百余年间，可谓盛极一时。圣历以后，至五代、赵宋，并有营造，或系新建，或就旧窟更新。世异时移，兵燹相仍，崩毁至多，其尚有壁画者，今惟四百有余窟。
内容概要
谢稚柳（1910-1997），原名稚，字稚柳，后以字行，晚号壮暮生，斋名鱼饮溪堂、杜斋、烟江楼、苦篁斋。江苏常州人。擅长书法、缓画及古书画鉴定。历任上海市文物保护委员会编纂、副主任，上海市博物馆顾问，中国美协理事、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分会副主席，国家文物局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著有《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水墨画》等，编有《唐五代宋元名迹》等。
书籍目录
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后记北齐娄叡墓壁画与莫高窟隋唐之际画风的渊源关系晋王羲之《上虞帖》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宋黄山谷《诸上座》与张旭《古诗四帖》唐怀素《论书帖》与《小草千文》唐柳公权《蒙诏帖》与《紫丝靸帖》唐周昉《簪花仁女图》的时代特性唐代墨竹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再论徐熙落墨——答徐邦达先生《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南唐董源的水墨画派与《溪岸图》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湖山清晓图》与巨然、刘道士李成考论李成《茂林远岫图》范宽北宋李公麟的山水画派兼论赵伯驹《六马图卷》宋徽宗《听琴图》和他的真笔问题从扬补之《四梅花图》、宋人《百花图》论宋元之间水墨花卉画的传统关系牧溪画派和他的真笔宋人画《人物故事》非《迎銮图》考元赵孟頫的山水画派和《百尺梧桐轩图》考赵孟頫的花鸟画派元黄子久的前期画董其昌所谓的“文人画”与“南北宗”《董源、巨然合集》序《燕文贵、范宽合集》序《郭熙、王诜合集》序《宋徽宗赵佶全集》序谈《明清摺扇书画集》《梁楷全集》序《石涛画集》前言《上海博物馆藏画》读后记八大山人取名的含义和他的世系八大山人“二九一十八生”印八大山人印关于石涛的几个问题谈石涛二事石涛作品纵观——为上海博物馆建馆三十五周年出版《四高僧画集》作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唐宋绘画论艺术源流北行所见书画琐记论书画鉴别水墨画
编辑推荐
《鉴余杂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本书系上海文博名家名著之一种，是谢老最重要的著作，是书画研究者必读的经典书，并收入谢老的有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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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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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借书，翻到谢稚柳著《鉴余杂稿（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刀斩斧齐，颇厚的一册，纸张厚实白洁，字迹明洁清爽。因是书画考证文集，当然附了不少图画板子，也很清晰，并不如时下所谓艺术史之类的滥书插进莫名其妙模糊灭裂的图版以规利。看印数，只区区5100册，书前无序，书后无跋，开门见山，目录之后便是正文。装帧考究，刷印稀少，又是“增订本”，此书内容也算得上谢子“晚年定论”了。谢先生以画家名世，多少遮蔽了书家名声，集中所论也以考辨古画为主，于我只能泛泛而过，唯论王羲之、柳公权、张旭、怀素、黄庭坚书帖几篇还能仔细瞧瞧。《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宋黄山谷<诸上座>与张旭<古诗四帖>》两文张、黄共论，自以其递承迹显，分析不开，然而结论是《古诗四帖》为张旭真迹，不得不细寻其理据了。寻绎两文，理据如下：一、董其昌的论证。董见了四帖一口咬定便是张旭所书，因为“狂草始于伯高”，还因为此帖风格与长史另两帖《宛陵诗》、《烟条诗》相近。然而《宛陵》、《烟条》现已不存于世，谢先生就举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的描述以证两帖与古诗帖实乃同一风格。二、倒推的内证。无有力的外证，谢先生就从书法风格、传承这些内证入手。首先论张旭草书乃晋唐之间的新体，而颜真卿是亲受笔法于张旭，怀素又从颜真卿处辗转得闻。于是颜真卿《刘中使帖》、怀素《自叙帖》中某些结体、风貌的单字酷似古诗帖亦多少证明古诗帖为真迹。谢先生论列黄山谷书帖，首先破除明清以来山谷学怀素的成见，以为山谷草书得力于张旭的为多，《诸上座帖》“其中若干字与《古诗四帖》可谓波澜莫二。”“山谷每论书，几乎言必称张旭，真是情见乎词了。”以山谷之好张，两帖之相近，可见古诗帖为真迹。谢先生如此论证古帖的真伪倒使人愕然，因为所列的几条都算不得牢靠。董其昌自是书界大老，然而他的论证功夫可称“玄学派”、“名士派”，如论这《古诗四帖》：“项玄度出示谢客真迹，余乍展卷即定为张旭。”真是好神奇呀。董其昌考证的轻率早有启功先生著文述之，董引《烟条》、《宛陵》证《古诗四帖》，何以见得《烟条》、《宛陵》便是张旭所书？如今天壤之间两帖杳然，死无对证，谢先生爱之心切，竟以詹景凤的文字描述为据，确实牵强。况认此帖为长史真迹也仅为董其昌一家之言，何能据为的论？先于董氏在此卷题跋的丰坊就认为书风约略近于贺知章，也是一说。谢先生说如今的书画鉴定注重外证，太忽略风格、传承此类内证。话是没错，但针对《古诗四帖》的具体问题，实在也有些底气不足。颜真卿、怀素、黄庭坚就算真的习过长史笔法，凭几个字的近似就能证明眼前的这件《古诗四帖》就是真迹了？书法创作，偶有结体趋近并不足怪。譬如今日突然新出了一件董其昌书，而康熙皇帝正是以学董书出名的，以康熙手迹中某字某字与其相似便认此书为真迹，可乎？引黄证张，正是如此。依启功先生看法，《古诗四帖》为宋朝人书，我倒可以说写古诗帖的人临过颜真卿、怀素、黄庭坚的字，故落笔之际往往而有影响。一般考论文章，有力的证据就一再强调其重要，不利的证据便轻轻带过，谢先生也不能免俗。如说：“丰坊是对历代法书识见极广的鉴赏家和书家，然而始终辨认不清，正是由于因张旭的书体久不为人所熟悉。”对啊，丰考功“识见极广”的人都辨认不清，董其昌就能辨清了么？而且丰坊也非凭空臆测，他是比较了历代历家书体，觉得与贺知章最为相近，才说：“唐人如欧、孙、旭、素，皆不类此，惟贺知章《千文》、《孝经》及‘敬和’、“上日”等帖，气势仿佛。知章以草得名......弃官入道，在天宝二年，是时《初学记》已行，疑其雅好神仙，目其书而辄录之也。又周公谨《云烟过眼录》载赵兰坡与勤所藏有知章《古诗帖》，岂即是欤？”丰考功是个老实人，看了半天，因证据不足还是揣测的口吻，不似董香光那般洒狗血的“展卷即知。”至于《宛陵》、《烟条》两帖亦有可论。谢先生引詹景凤对《宛陵诗》的描述：“字大者如拳，小者径寸......以笔法圆健，字势飞动，迅疾之内，悠闲者在，豪纵之中，古雅者寓，以故落笔沉着，无张皇仓卒之气，虽大小从心，而行款斐然不乱，非功夫天至乌能？”然后以赞叹的口吻评论：“以这样的叙说来引证这一卷的风骨情采，真是如出一辙了。”唉，这是从何说起？以上话语实在玄虚不明，确定是在说《古诗四帖》这类书风？而同一人的话，因为詹氏认定《烟条诗》为赝本，是宋僧彦修的手笔，谢先生就不采信。以下谢先生又嘲讽华夏：“最可笑的是这位大鉴赏家华夏，《宛陵诗》同在他的收藏秘笈，却硬要把与《宛陵诗》同一风格的这卷《古诗四帖》定成‘六朝人书’，是非常离奇的。”且慢笑，到底华夏是收藏《宛陵诗》真迹的，谢先生却连刻本都未曾寓目，华夏说《宛陵诗》为“六朝人书”也许不准确，但可见与《古诗四帖》的风格是有一定距离的，这样似乎詹景凤叙《宛陵诗》的那些话也就不能移赠《古诗四帖》类书风了。统观詹、华两人说法，《宛陵》、《烟条》两帖到底是否张旭真迹却也大有疑问。在《宋黄山谷<诸上座>与张旭<古诗四帖>》》文中有这样的话：“如果说《古诗四帖》不是张旭而是亚栖乃至京洛间人之类的伪迹，那么，这些人都是在山谷的排斥之列，山谷又如何可能吸取他们的书势呢？......在明代为董其昌承认是张旭草书《烟条诗》，詹景凤认为是宋僧彦修的伪迹。亚栖的草书，已不可见，而彦修的草书，至今尚传有石刻，试看哪一点与《古诗四帖》的形体风规有共同之处？遑论它的艺术特性！”且不言《古诗四帖》若是宋人（启功先生断为大中祥符五年至宣和之间）所书也就谈不上山谷吸不吸取书势了，就说这《烟条诗》，与现存彦修草书不侔，而董其昌以为张旭所书；《宛陵诗》华夏认为“六朝人书”，董其昌又定为张旭真迹，我倒疑心董氏所见是否就是詹、华所见的两帖？考辨张旭古诗帖，启功先生在《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一文所举的已是铁证，几无可移易。谢先生与启功先生有交往，治学范围亦复相近，启功先生的考辨文章定是见过的，然而晚年所出“增订本”仍持旧说不移，只能认为是“私其所爱”了。何出此言？原来谢稚柳先生的书风有过大的转变，早年因习画之故醉心陈老莲书，六十年代后期突然转向，倾心张旭狂草，直至晚年，爱之愈甚。而世传长史草书凤毛麟角，墨迹更是独此一件，谢老日昔揣摩，得其霑溉，自然想正其名分，不惜大费周章作一番功夫，对启功如山铁证无以措辞，只好绝口不提。这正像元稹的崔莺莺本是酒家胡女，如此名分虽不减其倾城之姿，终究不易启口，于是摇笔一变而为清河崔氏，爱之适足以诬之。附：启功考证见《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按古代排列五行方位和颜色，是东方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中央戊己土，黄色。”这个狂草体字卷写了庾信的诗，“原句 ‘北阙临玄水，南宫生绛云’，玄即是黑，绛即是红，北方黑水，南方红云，一一相对。宋真宗自称梦见他的始祖名叫‘玄朗’，命令天下讳这两个字，凡‘玄’改为‘元’或‘真’，‘朗’改为‘明’，或缺其点画。这事发表在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见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七)。所见宋人临文所写，除了按照规定改写之外也有改写其他字的，如绍兴御书院所写《千字文》，改‘朗曜’为‘晃曜’，即其一例。这里‘玄水’写作‘丹水’，分明是由于避改，也就不方位颜色以及南北同红的重复。那么这卷的书写时间，下限不会超过宣和入藏、《宣和书谱》编订的时间；而上限则不会超过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
精彩短评 (总计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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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修养，了解画史很好 -
这本书买得很偶然，完全不在我的豆列之内，当时只为凑单。收到以后发现印刷的不错，2008年第一版印刷，增订版，印刷5100册。里面谢老的分析很到位，有很多新方法值得学习。 -
非常专业、非常好，我很喜欢。 -
谢先生此书，交上海人民社版行，可谓有识。但，此书无序无跋，自是一失；更何况所收诸文章，无刊载日期，尤为一失。比如，【二十年前···】，【四十年前···】云云，究为起止？文章中所在多有，何人可以明瞭？我看，对【文博大家】的文集，补足刊发日期或写作时间为宜。多不了几个字，却便当多了！当然，查找的无误，恐怕费点时间吧。重印时加以考虑乎？ -
谢稚柳(1910-1997)，原名稚，字稚柳，后以字行晚号壮暮生,斋名鱼饮溪堂、杜斋、烟江楼、苦篁斋。江苏常州人。早岁从钱振学画，十九岁时倾心于陈老莲画风，后又直溯宋元，取法李成、范宽、董源、巨然、燕文贵、徐熙、黄筌及元人墨竹，1930年起与张大千相过往，并追摹陈洪绶绘画。1943年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42年与张大千赴敦煌研究石窟艺术,写成《敦煌艺术叙录》、《敦煌石窟集》等书。。四十年代曾在成都、重庆、昆明、西安、上海等地举办个人画展。1949年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1956年任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后历任上海文联秘书长，上海文管会副主席，上海博物馆顾问，当选中国画研究院院委，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美协上海分会副主席。长于中国书画史及书画的鉴别。1962年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中国书画鉴定组，赴京、津、沉等地阅书画万馀。1983年任全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组长，次年开始全国性的书画鉴定工作。兼擅花鸟、山水画。 -
非常好,得见大师的心路历程 -
新版增订版。这是本老书了。内容无需赘言。书用纸很好，装订也好、穿线胶钉。 -
古人作学问就是不一样！ -
选读 -
与《书画鉴赏》的内容完全一样，价格贵了近50%，主要原因是：全铜板纸全彩色印刷，绝对值得！因为艺术书籍的图片采用黑白与彩色是完全两码事啊。这本书的不足呢，是插图图片太小，有些插图与谢老文章述说的又不完全一致，这些也许是中国编辑无奈或懈怠之举，要是西方出版社就会很认真地对待插图。当然，这样认真做的话，价格肯定也还会贵，但买这本书的读者肯定是希望认真编辑图片才会更加满意的。希望下次插图做满页、与内容贴切！！ -
我去，这一套马克思主义分析观。。。太明显了吧，不用掰扯地这么明显吧，我现在看到什么实践，普遍性特殊性心里就闹得慌，这分还挺高。。。9.4我去。。吐舌，不过内容写的不错 -
好书没得说，开阔了思路 -
细细品味中！ -
谢稚柳唯一的书画鉴定代表作 -
特别囫囵地看完了- - -
释八大山人印一文着实精彩，令人茅塞顿开。 -
鉴余杂稿(增订本）的评论《鉴余杂稿（增订本）》刀斩斧齐，颇厚的一册，纸张厚实白洁，字迹明洁清爽。因是书画考证文集，当然附了不少图画板子，也很清晰，并不如时下所谓艺术史之类的滥书插进莫名其妙模糊灭裂的图版以规利。看印数，只区区5100册，书前无序，书后无跋，开门见山，目录之后便是正文。谢先生书画文博大家，不须借重他人声名，无序无跋，隐隐然位望自在。装帧考究，刷印稀少，又是“增订本”，此书内容也算得上谢子“晚年定论”了。《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宋黄山谷<诸上座>与张旭<古诗四帖>》两文张、黄共论，自以其递承迹显，分析不开，然而结论是《古诗四帖》为张旭真迹，不得不细寻其理据了。寻绎两文，理据如下：一、董其昌的论证。董见了四帖一口咬定便是张旭所书，因为“狂草始于伯高”，还因为此帖风格与长史另两帖《宛陵诗》、《烟条诗》相近。然而《宛陵》、《烟条》现已不存于世，谢先生就举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的描述以证两帖与古诗帖实乃同一风格。二、倒推的内证。无有力的外证，谢先生就从书法风格、传承这些内证入手。首先论张旭草书乃晋唐之间的新体，而颜真卿是亲受笔法于张旭，怀素又从颜真卿处辗转得闻。于是颜真卿《刘中使帖》、怀素《自叙帖》中某些结体、风貌的单字酷似古诗帖亦多少证明古诗帖为真迹。谢先生论列黄山谷书帖，首先破除明...清以来山谷学怀素的成见，以为山谷草书得力于张旭的为多，《诸上座帖》“其中若干字与《古诗四帖》可谓波澜莫二。”“山谷每论书，几乎言必称张旭，真是情见乎词了。”以山谷之好张，两帖之相近，可见古诗帖为真迹。谢先生如此论证古帖的真伪倒使人愕然，因为所列的几条都算不得牢靠。董其昌自是书界大老，然而他的论证功夫可称“玄学派”、“名士派”，如论这《古诗四帖》：“项玄度出示谢客真迹，余乍展卷即定为张旭。”真是好神奇呀。董其昌考证的轻率早有启功先生著文述之，董引《烟条》、《宛陵》证《古诗四帖》，何以见得《烟条》、《宛陵》便是张旭所书？如今天壤之间两帖杳然，死无对证，谢先生爱之心切，竟以詹景凤的文字描述为据，确实牵强。况认此帖为长史真迹也仅为董其昌一家之言，何能据为的论？先于董氏在此卷题跋的丰坊就认为书风约略近于贺知章，也是一说。谢先生说如今的书画鉴定注重外证，太忽略风格、传承此类内证。话是没错，但针对《古诗四帖》的具体问题，实在也有些底气不足。颜真卿、怀素、黄庭坚就算真的习过长史笔法，凭几个字的近似就能证明眼前的这件《古诗四帖》就是真迹了？书法创作，偶有结体趋近并不足怪。譬如今日突然新出了一件董其昌书，而康熙皇帝正是以学董书出名的，以康熙手迹中某字某字与其相似便认此书为真迹，可乎？引黄证张，正是如此。依启功先生看法，《古诗四帖》为宋朝人书，我倒可以说写古诗帖的人临过颜真卿、怀素、黄庭坚的字，故落笔之际往往而有影响。一般考论文章，有力的证据就一再强调其重要，不利的证据便轻轻带过，谢先生也不能免俗。如说：“丰坊是对历代法书识见极广的鉴赏家和书家，然而始终辨认不清，正是由于因张旭的书体久不为人所熟悉。”对啊，丰考功“识见极广”的人都辨认不清，董其昌就能辨清了么？而且丰坊也非凭空臆测，他是比较了历代历家书体，觉得与贺知章最为相近，才说：“唐人如欧、孙、旭、素，皆不类此，惟贺知章《千文》、《孝经》及‘敬和’、“上日”等帖，气势仿佛。知章以草得名......弃官入道，在天宝二年，是时《初学记》已行，疑其雅好神仙，目其书而辄录之也。又周公谨《云烟过眼录》载赵兰坡与勤所藏有知章《古诗帖》，岂即是欤？”丰考功是个老实人，看了半天，因证据不足还是揣测的口吻，不似董香光那般洒狗血的“展卷即知。”至于《宛陵》、《烟条》两帖亦有可论。谢先生引詹景凤对《宛陵诗》的描述：“字大者如拳，小者径寸......以笔法圆健，字势飞动，迅疾之内，悠闲者在，豪纵之中，古雅者寓，以故落笔沉着，无张皇仓卒之气，虽大小从心，而行款斐然不乱，非功夫天至乌能？”然后以赞叹的口吻评论：“以这样的叙说来引证这一卷的风骨情采，真是如出一辙了。”唉，这是从何说起？以上话语实在玄虚不明，确定是在说《古诗四帖》这类书风？而同一人的话，因为詹氏认定《烟条诗》为赝本，是宋僧彦修的手笔，谢先生就不采信。以下谢先生又嘲讽华夏：“最可笑的是这位大鉴赏家华夏，《宛陵诗》同在他的收藏秘笈，却硬要把与《宛陵诗》同一风格的这卷《古诗四帖》定成‘六朝人书’，是非常离奇的。”且慢笑，到底华夏是收藏《宛陵诗》真迹的，谢先生却连刻本都未曾寓目，华夏说《宛陵诗》为“六朝人书”也许不准确，但可见与《古诗四帖》的风格是有一定距离的，这样似乎詹景凤叙《宛陵诗》的那些话也就不能移赠《古诗四帖》类书风了。统观詹、华两人说法，《宛陵》、《烟条》两帖到底是否张旭真迹却也大有疑问。 阅读更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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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徐邦达先生去世，我国书画鉴定机大家（杨仁恺、启功、谢稚柳等）相继过世。唯有这些遗作留存。值得珍藏。该系列的书图文并茂，均为文博大家的经典之作。喜欢的，都已纳入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