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北京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城里所建的所有房屋的地基也都是正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每家的家长都能按照家庭人口的数量分得一块这样的土地，并且这块土地可以自由转卖。每一块正方形地基的旁边都有能容车马通行的宽敞道路。总之，整个城区的布局如上所述，就如同棋盘一样方方正正，规规矩矩。新都的整体布局是如此精巧、完美，非语言所能形容。 “此外，在新都的中心有一座很高的建筑物，上面悬挂着的一口大钟，每夜都要响起。当第三声钟响过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再出入城门。不过遇上紧急情况，比如有孕妇分娩或有危重病人等，便可以例外。但外出的人必须提灯而行。另外，每个城门都有一千个士兵站岗放哨。为什么要安排这么多驻军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防范敌人的入侵，二是为了显示大汗的光荣与威严，同时也能对盗贼起到震慑的作用，保证皇城的太平与安定。” 通过马可•波罗的描述，我们对元大都的情况已经有了清楚的了解。那时的城墙不可能同现在的一样宏伟壮观，肯定都是老式的土墙。忽必烈在与中原交战的过程中，在边界地区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老式城墙，所以他在修建新都的城墙时一定参考和仿照了这些城墙的式样。忽必烈所建的城墙高35英尺，墙头宽度达10英尺，与现在北京城墙的建筑结构相比，确实有些落后。但是，当时的城墙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城门上以及城墙的每一个角上都盖有高大的木质城楼和角楼，这些城楼和角楼同时也是军械库，里边存放的兵器足够一千个守城士兵使用。辽代和金代遗留下来的旧都位于新都之南，两都之间只隔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溪。后来，这条小溪被改修成了护城河。居住在旧都里面的有中原人、投机商和逃犯。小商小贩们在旧都里做买卖，有一些从北方小镇流落到北京的人，也住在这里。从那时起，旧都一直保持着这种老样子。北京现在的建筑布局也是像棋盘一样，方方正正。宽阔的大道贯通南北，主要干道东西相连，这种棋盘式的规划布局主要归功于元代蒙古人的战略眼光，因为蒙古人当时的目的就是把国都修建成坚不可摧的军营，砖石是他们安营扎寨时惯用的材料。

前言

前言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20年，书中的影像作品大约完成于二十世纪早期，这正是北洋政府控制中国政权的时期，是大变革、大动乱的时期。旧的制度已经被打破，新的权威尚未建立，这种不稳定，给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上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与不安。北洋时期虽然不是一个统一的时期，但是却带来了局部的和平与安宁。透过本书气息，我们能感受到，虽连年遭受兵灾，北京城依然焕发着古城的魅力，人们依然生活在安详与从容之中。通过这些老照片，我们能反复感受到一个民族复兴的力量：百战而不衰，人民如此，国家也如此。本书的作者，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一个陌生的名字，前些年尚不为人熟知，但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影像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崛起，曼尼的名字就如他的作品一样，已经被他所喜爱的人捧若至宝。唐纳德•曼尼，1876年出生，1941逝世，英格兰商人，业余摄影家，二十世纪早期曾在中国生活、任职。据1891年4月保留的一份人口普查档案显示，15岁时，曼尼是一名药剂师的助手，与两个弟弟詹姆斯、亚当以及作为家庭户主的兄长阿奇博尔德•雅戈居住在苏格兰北部旧郡萨瑟兰德戈尔斯皮，他的兄长似乎也是一名药剂师。关于曼尼是怎样、什么时候来中国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1899年前就已经在中国了。起先，他在北京一家名为麦克塔维什-雷曼（Mactavish & Lehman Co.）的公司工作，后来就职于屈臣氏大药房上海分店，不久便成为了这家公司的大班经理。1920至1941年间，他还一度成为中国沿海地区最有权势的企业家之一。虽贵为权势者，但让他首次成名的却是为伊丽萨白•库伯（Elizabeth Copper）于1914年在纽约出版的著作《我中国庭院里的夫人》（My Lady of the Chinese Courtyard）所作的双色照片插图。后来，他花了三年时间在中国多地旅游，并于1920年出版了自己的摄影作品集《中国，陆路和水路》（China by Land & Water）。作为摄影者，曼尼很可能使用的是当时已经过时的湿版摄影法（Wet Plate Process），作品出版时主要采用凹版印刷，成书时将照片印刷在影写纸上再手工粘贴入书里，其中也有许多摄影作品采用手工上色的方式以达到彩色的效果。曼尼喜欢用影写纸轻柔的阴影和特殊的质感与层次烘托他眼中的古老中国，他以这种方式表达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把情感宣泄在纸上，将记忆注入了历史。在一次老北京历史影像展览中，几乎每一位观众都在他的摄影作品前驻足凝思，以此表达对摄影大师的敬意。1920至1927年间，他又出版了其他几部摄影大作，包括《北洋北京》（The Pageant of Peking，1920）、《扬子江风景》（The Grandeur of the Gorges，1926），这两部著作同为影像市场标志性藏品，深受广大藏家的爱好与追捧。曼尼并不是职业摄影家，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他拍摄的照片，不注重特定内容，但喜好侧逆光拍摄，十分讲究光线、阴影、质感与层次。在《中国，北方与南方》和《扬子江风景》这两部著作中，我们可以欣赏到这样的作品：在那绿满江南的乡村中，一桥如带，水光山色，片帆高举，相映成趣；小镇人家，老树横斜，市桥相望，次第眼明，数篙之后，又忽开朗，渐入柳暗花明的境界。《北洋北京》收录了曼尼66幅作品，这些作品如诗如画，透过灰尘漫天的篷车、晨雾、湖泊、古塔、寺庙、桥梁、街市、胡同，以及那些具有国画情趣、古意盎然的地方，来表达帝王之都的荣耀。帕特南•威尔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塞缪尔•科林为每张照片写了注释，这66幅作品都是先印刷在影写纸上，再粘贴在书里，书的封面采用了宝石兰织纹绸缎轧花烫金字的工艺，成书为毛边本，每一道工序无不显露装帧的细腻与奢华。本作品限量1000册，编号发行。出版者为当时知名的上海屈臣氏大药房。这里，我用些许文字谈谈屈臣氏大药房的来历。1820年，东印度公司一位名叫皮尔森的人和另一位来自英国的李文斯顿来到中国，因为受中国政府的限制，他们只能到广州或澳门，当时澳门的洋人最多，俩人合计在澳门开设了澳门药房，这家药房就是屈臣氏的始祖。1828年，澳门药房为了扩大服务，决定到广州开设广州药房。1841年英国海军舰队占领香港后，广州药房也趁势在香港开设了分店香港药房，主要客户是一些士兵和海员。托马斯•博斯韦尔•屈臣博士是屈臣家族第一位到达远东的成员，1845年他在澳门开了一家私人诊所，1856年他将该诊所卖给了别人移居到香港，成为了香港药房的合伙人。1857年托马斯•博斯韦尔•屈臣博士将全家老小送回了苏格兰，他自己也于1859年返回老家，1860年逝世。1858年屈臣先生的侄子亚历山大•斯柯文•屈臣受聘为香港药房的药剂师，1860年开始正式接管药房的生意，经过多次业务重组与兼并，直到1871年，屈臣氏（A.S. Watson & Company）才成为正式的商业品牌。药房为何会出版摄影集呢？我们可以先了解下早期的摄影技术。早期的摄影采用的是玻璃底片，这种玻璃底片是拍摄前才将显影药水在暗室内涂抹在玻底上的，因此又称湿版法。玻璃底片经过相机拍摄曝光，然后在暗室用相纸晒影，晒影后的照相纸浸泡在定影药水中漂洗，烘干后才能成为永不褪色的照片。而这些用于照相的显影药水和定影药水正是屈臣氏这类西药房经营出售的。因此屈臣氏大药房便与早期的摄影师在经营过程中有了紧密的交往，也最早欣赏和爱上了摄影艺术。由于上海屈臣氏大药房厚实的经济基础，于是他们便开始了与摄影师合作出版摄影作品了。这一合作，便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美好的记忆。每每欣赏这些艺术价值极高的摄影作品时，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代，虽战火绵绵，然美景依旧。这是一位大师看破尘世的憬悟，是自然与科技结合的定格。张远航2012年7月18日

内容概要

唐纳德·曼尼，1876年出生，1941逝世，英格兰商人，业余摄影家，二十世纪早期曾在中国生活、任职。据1891年4月保留的一份人口哨普查档案显示，15岁时，曼尼是一名药剂师的助手，与两个弟弟詹姆斯、亚当以及作为家庭户主的兄长阿奇博尔德·雅戈居住在苏格兰北部旧郡萨瑟兰德戈尔斯皮，他的兄长似乎也是一名药剂师。关于曼尼是怎样、什么时候来中国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1899年前就已经在中国了。起先，他在北京一家名为麦克塔维什－雷曼（Mactavish&Lehman Co.）的公司工作，后来就职于屈臣氏大药房上海分店，不久便成为了这家公司的大班经理。1920至1941年间，他还一度成为中国沿海地区最有权势的企业家之一。

书籍目录

前言

壮丽的北京

照片

孔庙牌楼

颐和园

北海入口——冬官

安定门大街

“神宇消失在云彩里，我与太阳齐光辉”——碧云寺

青龙桥——南口通道

颐和园排云殿

天坛的入口

实用店

西山龙王塘

西山戒台寺

雍和宫院落

驼队

居庸关大理石门

阳光下灰尘弥漫的大道（永定门附近）

颐和园长廊

午餐

通过平则门（今阜成门）

北海牌楼和大理石桥

西直门城楼下

碧云寺大理石佛塔

鞑鞑城（内城）的街道

南口长城

“城墙边，大风扬起了尘沙”

北海公园内的牌楼

石头铺的路

故宫

通往西山的路

北京店铺

鼓楼

黄昏的街道

编辑推荐

《北洋北京:摄影大师的视界》编辑推荐：一百多年前，外国人拍摄的老北京照片集。

作者简介

《北洋北京：摄影大师的视界》收录了曼尼66幅作品，这些作品如诗如画，透过灰尘漫天的篷车、晨雾、湖泊、古塔、寺庙、桥梁、街市、胡同，以及那些具有国画情趣、吉意盎然的地方，来表达帝王之都的荣耀。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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