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读过的书

章节摘录

你能否确认你所说的都是事实，全部的事实，并且除了事实别无其他？”我以前从未参加过带有陪审团的庭审，更不用说坐在证人席上了。保守的宗教信仰令我在这种场合保持慎重，特别是对于誓言的宣誓。1984年8月开庭的那天，法官应允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不但接受了我的宗教特质，而且答应所有证人都不必起誓，只要保证如实作答即可。被告曾经是一个神学院的学生，被控在穿越州界时携带了价值超过5000美元的被窃财产——确切地说，那是一本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拷贝。窃书案在法庭中非常少见。大多数窃书案是通过达成辩诉交易而解决的，即便在审判开始之前没有解决的话，在起诉已经通过选定陪审团而昭示其严肃性之后，也就马上得以解决了。然而，在这个案例中，被告的工作需要有一份安全验证（securicy clearance），如果他接受了辩诉交易，那么他这个基本的社会标志就会立即被剥夺。我一直关注着华盛顿地方法院对陪审团成员的选择，这个进程令我好奇而且越来越感到吃惊。到处都充满了可疑，一位仪表堂堂的退休黑人警官草草地就被拒绝了，他长期在大陪审团的经历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而一位小学图书管理员也不在考虑之列。总之任何有可能了解此书价值的人都被排除了。很明显，辩方希望陪审团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尽可能地低，这样他们就会拥有最多的同情心。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我几乎陷入恐慌。辩方律师提议：证人应被隔离。我只是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词的意味：当陪审团被隔离时，只要他们离开法庭，就会被关在饭店的房间里。而我当然不希望审讯期间被困在华盛顿的饭店里。当我发现，在这个案子中隔离仅仅是意味着证人不能够听到彼此的证词，我虽然感到放心，但仍然气恼。然而，这种策略最终却弄巧成拙，因为我们独立的陈述印证了彼此的证词，并且连陪审团也知道，我们不可能事先串通。首先是开庭陈述，这一环节禁止我旁听，但我后来仍然有所耳闻。然后，我作为第一个专家证人被带进了法庭。政府律师埃里克·马西（Eric Marcy）开始向我发问：“哥白尼是谁，为什么他很重要？”我解释道：哥白尼是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有时他被认为是现代科学之父。他1473年出生于波兰，在哥伦布准备起航去发现新大陆的同时，也就是1492年，哥白尼在克拉科夫开始了他的学业，但他重要的天文学著作《天体运行论》是在16世纪的头十年成形的。在这部巨著中，他反对当时人们所持有的地球稳固地居于宇宙中心的观念。取而代之，他提出太阳才是不可动摇的中心，而地球与其他的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运转。也就是说，他提出的太阳系布局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几乎一样。这正是为什么这部在他去世之年才首次出版的著作成为了一座里程碑，并且令收藏家们如饥似渴地搜求。我可以提供大量有关哥白尼的信息，让那些陪审团成员听一个上午。可是我还没来得及继续下去，马西突然强行将物证A——一本《天体运行论》的拷贝——塞在我手里，问我以前是否曾经见过这本拷贝。我告诉陪审团，我从事哥白尼这本书的研究已经有十余年的光景，我曾经亲自审查过几百本拷贝，寻找那些早期拥有者们在页边留下的笔记。我接着指出，这些书页最初是以散页的形式卖出的，而每一个拥有者都会根据自己的品位去装订它。现代的书长得差不多，而那时的书不同，每一本16世纪的书都会分别装订而各具特色。最流行的装订方式采用了与制作各种证书和文状的“羊皮纸”类似的柔软犊皮纸，这特别见于在法国和意大利。在德意志，则将猪皮蒙在橡木板上，通常还会施以较大的压力将个性化的图案轧制其上。英国流行用小牛皮蒙在厚纸板上装订，通常还带有某种图案的花边矩形框，这在欧洲大陆也很常见。我仔细地检查了那本拷贝，仿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尽管联邦调查局在几个小时之前就曾经把它展示给我，已经勾起了我对它的回忆），然后，我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叠纸，它们是用打字机打好的。我指出：“这本拷贝两侧装订的纸纹样式很不寻常，似乎是费城富兰克林学会目前丢失的那一本。根据我的记录，这本书是从一家专营珍本书籍的瑞士‘古艺术（Ars Ancienne）’公司那里购买的，并且这里用铅笔标注的‘AA’标志，正好与此相符。我的记录还提到，在扉页上曾有一枚早期的印章被抹掉了，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痕迹。另外，似乎封面内有两枚藏书票被人取走了。其中一枚是水平的，这很罕见。我正好带来了富兰克林学会藏书票的样张。”我夸张地把手一扬，向大家展示我带来的藏书票，一枚是垂直的，一枚是水平的，它们就像钥匙嵌在锁眼中一样与书上的两个长方形胶水痕迹相吻合。随后，书被传递给陪审团。我还未继续陈述，马西又转而呈示出物证B，一小本黄色的书商目录，是华盛顿古旧出版物书店（Old Printed Word）发行的。我曾经见过这本目录吗？“很多人都知道我正在搜寻每一本可能找到的哥白尼著作，所以，事实上，早在三年前，也就是1981年的夏天，一位朋友就曾经送给我一本这个目录。我立刻就发现了其中列有一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它之所以那么快地就被我的眼睛捕捉到，是因为目录上的大部分书标价只是50或100美元，而哥白尼那本却是8750美元。”“然后你做了什么？”马西问道。我回答，1971年我曾对费城富兰克林学会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拷贝做过记录，但是当我四年后回去再次核查一些细节时，那本第二版就找不到了。黄色目录上那本拷贝的描述看起来正是我所了解的费城所丢失的那一本，于是我打电话给富兰克林学会的图书管理员，建议他与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我还向陪审团提供了此后发生的一些细节。那个图书管理员埃默森‘希尔克（Emerson Hilker）给费城的联邦调查局打了电话，但在获悉书已经失踪了超过七年之后，调查局立刻对此失去了兴趣。法律诉讼的时限已经超过了，也就不能以窃书罪起诉罪犯。希尔克给我回电话告知了这个坏消息，他也不知道然后该怎么做。他问道：“你能百分之百确定那本书就是我们丢的那本吗？”我告诉他我可以打电话给那个书店，请求他们把书寄来验货。一些额外的细节可能更具有决定性。于是我打电话给古旧出版物书店询问如何能得到那本书。然而书店的主人德昂·德罗什（Dean Des Roches）给我的答复却是“抱歉”。他解释说，书店并非真正拥有那本书，而是别人在那里寄售的，所以他不能把书寄来验货。但我又了解到，那本书虽非书店拥有，但当时确实就在书店中，于是我又请求他更准确地描述一下该书扉页的情况。他找到那本书，告诉我书的扉页上有一个虫蛀的小洞，然后他又补充说，似乎扉页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图书馆印章被清除掉了。这与我的记录——一个虫蛀小孔和一枚椭圆形的图书馆印章完全吻合。于是我给希尔克回电话，说我有绝对的把握认定那本书就是富兰克林学会丢失的那一本。那个电话之后不久，我就从华盛顿联邦调查局那里得知，有些事情走漏了消息。希尔克先生头脑简单地给古旧出版物书店去了个电话，宣称那本书为他们所有，并且要求原物奉还。这令德罗什感到非常害怕，因为他其实已经对委托者产生了怀疑，他也不知道这本书最初究竟是如何得到的。而另一方面，如果这本书的委托人确实合法地拥有它，那么德罗什要是把它寄回费城，他就将面临数千美元的赔偿。于是他打电话到当地的联邦调查局，说明了事情原委，并且提到了委托人约翰·布莱尔（John Blair），说他位于马里兰州的家中显然还有大量其他的书籍。尽管最初的偷窃已经安全度过了法律追诉期，但跨越州界运送赃物是联邦重罪，而且这件事很可能就发生在最近。如果是这样，那么法律的时钟将重新运转。感到一项重罪正在进行，联邦探员们化装成购书者对布莱尔先生进行了造访。他们在其家中查抄出数百本美国工业化早期以来的小型商业目录，这些一度被认为几乎是用后即扔的短命蜉蝣，现在却极富价值。其中许多目录仍然标有富兰克林学会图书馆的印章。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还查抄了一份由英殖民地时期费城著名医生兼《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本杰明·拉什（Beniamin Rush）留下的医学手稿。此外，约翰·布莱尔被证实曾经是富兰克林学会的一名雇员。图书馆圈子里的人们都知道，富兰克林学会有一段时间陷入低潮，据传，那时的图书馆处于一种相当混乱的状态，且疏于防范。比如，那些商业目录曾被扎成捆后堆放在书库的走廊上，所以读者取书时还得迈过它们才行。很多成捆的目录都破散开了，数以百计的目录散落一地。布莱尔声称那些商业小册子完全是被学会扔掉的，这个辩解可能令图书馆感到极为困窘。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书册名现在仍然列于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之上，并没有证据表示它们曾经被丢弃，同时很显然，像本杰明·拉什的手稿这样的东西是绝对不会被丢弃的。在联邦调查局看来，除了一个小的细节外，案子已经很清楚了，而这个细节就是：他们还不能确定哥白尼的著作是何时从马里兰州进入哥伦比亚特区的。但是辩方律师在开庭陈述时，曾承认过这只是最近的事，这令走廊里的联邦探员非常高兴。很明显，辩方将不得不采用另外的策略。辩方列出了另一位书商作为证人，因此控方估计辩方律师安德鲁·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将打算证明这本哥白尼著作的价值不会超过5000美元，这样，被告将被判为轻罪而不是重罪。如果书是第一版的，那就没必要辩护了，因为价值将在4万美元左右。而如果像本案中的一样是第二版，情况就复杂多了。由于此前我就留心到书价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所以在审判开始之前，我就打电话给伦敦的一位正在出售第二版《天体运行论》的书商，向他打听此书的现价。埃里克·马西突然打断了我，他向我询问物证A，也就是那本被盗的《天体运行论》价值如何。格雷厄姆立刻跳了起来。“反对！这位教授在书的价格方面并不是一位专家！”“反对无效。”法官宣布，他无疑和陪审团一样好奇地关注着那本旧书的价格。为了让人们对书的价格有一个概念，我引证了几条近期的拍卖记录。1978年在鹿特丹，一本第二版拷贝拍到了6500美元，三年后在慕尼黑，一本拷贝卖到了9000美元。而几个月前，我自己刚以6800美元的价格将一本拷贝卖给了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图书馆。格雷厄姆再次反对，认为现在的价格与几年前（假定的盗窃发生时间）的价格并无关系，但他的反对再次被驳回。随后，我又提到现在正在伦敦出售的一本拷贝，标价为12500美元。但我承认，被盗的这本拷贝品相上不如伦敦的那本。最后，辩方还特意向陪审团展示了这本拷贝上的蛀洞，格雷厄姆再次当场提出反对，理由是我没有资格为书定价，这一次法官告诉他不要打断我的叙述。我说，也许古旧出版物书店的目录索价8750美元有些高，但可以说基本上是正常的。现在该进行交叉询问了，辩方律师问我是否曾经被告知，这本书至少价值5000美元以上才能以重罪进行审判。是的，我是知道的，我回答，因为在审判之初我听到了指控的宣读。我感到他大概就要使出撒手锏了，果然，格雷厄姆问道：“在你论述不同的拍卖时，你并没有谈到所有的拍卖，对吧？比如，三年前，索斯比拍卖行拍卖的那一本只叫到了2200美元，是吧？而1979年4月30日他们所拍的那一本拷贝也只卖到了3500美元，这又如何解释？”他看起来有点得意，好像他的反戈一击刺到了我的痛处。我说，确实是这样，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在某个拍卖会上，只有一个有意出手的买家，那么他就很容易以低于真正市价的价格得到物品，做一笔合算的交易。我指出，我最近曾经见到过格雷厄姆刚才所提到的第一本拷贝，那是意大利的一本私人藏品，上面的手写评注非常有趣。如果是由商家出售，那么它的价格将比拍卖价高出几倍。至于他提到的第二本拷贝，它已经非常破旧，纸页呈棕褐色，而且被水泡过，这都会使它极大地贬值。作为一个称职的辩方律师，格雷厄姆仍在困境中寻求突破。他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继续着：“你曾经学过书籍鉴定方面的课程吗？”“不，我从没有上过这类课程。而我同样也没有上过科学史课，但我现在仍然是哈佛大学的科学史教授。”“我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他大声呵斥着，但已经太晚了。庭上现出法官低沉的声音：“他正在努力回答。”我即将走下证人席时，控方站起身，做最后的质询。马西问道：“你曾经和辩方人员沟通过吗？你是否曾拒绝帮助他们？”我回答，我确实曾和格雷厄姆先生谈过，并且回答了他的一些问题。他问我，我是怎么确定那本书就是富兰克林学会丢失的那本，我为他做了详细的解释。说完我就离开了证人席。对于马西灵活应变，所杀的这招回马枪，着实让我刮目相看。无疑，我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充满了好奇，但按照隔离要求，我必须离开法庭。不久之后，我就从其他证人和我的妹妹贝齐（Betsy）那里知道了详情。贝齐是个华盛顿人，她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全天的开庭过程。下一个走上证人席的是古旧出版物书店的所有者，绰号为“博士”的德罗什。他也被问及了一些与我相同的问题，包括那个是否学过书籍鉴定课程的问题，而他告诉陪审团，根本就没有这类课程。他对这本书价值的评估与我的观点基本吻合，当然，他讲了大量有关这本书是如何委托他出售的细节，此外还有约翰·布莱尔如何委托他出售数百本19世纪的商业目录的情况。布莱尔曾告诉德罗什，这些目录是他和父亲花了很长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各地的跳蚤市场中淘来的，当时德罗什曾经询问，为什么这么多的目录好像都有着统一规制的图书馆标记呢？于是第二批被送来的书，标记都被擦掉了，而很多则带有“周六午后俱乐部图书馆”的标签，布莱尔说，这是个短暂的私人组织，已经不存在了。但联邦调查局的说法是，这个组织存在的时间确实太短暂了，短到除了在布莱尔的想象中，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布莱尔为自己辩护，声称他是在兰开斯特附近的伦宁格跳蚤市场买到的这本《天体运行论》的，卖家的名字他已经记不清了，而那些商业目录则完全是被富兰克林学会丢弃的。他的故事并不是很有说服力。有一大盒子的商业目录被作为物证C呈现出来，这是联邦调查局查抄物品的一部分。富兰克林学会的图书管理员埃默森·希尔克解释说，这些小册子上的编号与学会的分类体系正好匹配，事实上，它们仍然列于学会的目录卡片上。看起来约翰·布莱尔对富兰克林学会的一捆捆商业目录所做的工作还是很有系统的，他只选择了那些最有价值的小册子。我在星期二晚上离开了华盛顿，那时审判还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好奇和担心与日俱增，因为我还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审判结果的消息。终于忍不住，我在星期五中午左右打电话到控方办公室，发现马西还在法庭上。大约三点半，他给我回了电话。他告诉我，这个星期四下午，陪审团的讨论几乎陷入了僵局，他甚至担心必然要重审了。然而，星期五早上，陪审团又向法官问了很多问题，然后重新听取了布莱尔的证词录音。几个小时后，他们做出了裁定：被告有罪。尽管法官给了布莱尔缓刑，但判决仍然是毁灭性的。被告随即丢了工作。后来，联邦调查局告诉我，他的妻子也弃他而去了。布莱尔贪婪的计划完全被挫败了，因为他偷错了书。

媒体关注与评论

　　《无人读过的书》阅读的诱惑与刺激杨小洲　新京报　　《无人读过的书》并非真就无人阅读，从印制六百部这个数字来说，便知其受阅之广泛决非一般。此中故事源于著名作家阿瑟?克斯特勒《梦游者们》中的一句想当然：《天体运行论》是‘无人读过的书’。　　此话有人当真，引出哈佛天文学家欧文?金格里奇的好奇心，这位退休教授三十多年前在爱丁堡图书馆偶然发现一册《天体运行论》批注本，兴致高涨，趁着退休闲居，将晚年尚存的激情倾注到追寻《天体运行论》版本考据上，不仅为六百余部《天体运行论》记录图书面貌、物理描述、传承渊源和评注考释，还将此汇集而成《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评注普查》，随后又将这几十年对《天体运行论》的追踪过程写成《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追寻记》一书，讲述这个长达450年之久的谜团。　　《天体运行论》最早出版于1543年，原书并没有书名，此名为德意志印刷商所加。有趣的是这部珍贵的哥白尼早期印刷著作，竟有两部珍藏在中国，金格里奇先生曾经抵京查阅这两部1618年随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邓玉函、汤若望等人带来的图书。此处不妨注明1453年古腾堡印刷术发明后，至17世纪，书籍的印刷与装订是两种不同的职业范畴，印刷出来的散页由个人分别延请装订匠人按不同要求制作成书，因此早期的同一版图书则有不同的装订，每本皆然，可知每本书都是孤本。　　仅此而言，《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追寻记》的考察趣味，在记述大量天文学史上久已湮没的故事时，用26万字描绘追寻经历，与阅读侦探小说一样在曲折情节里理出线索与头绪，都是对读者的诱惑与刺激。

内容概要

欧文·金格里奇（1930～）是哈佛一史密森天文台荣退资深天文学家，哈佛大学天文学及科学史双料教授。他曾任哈佛科学史系系主任、美国哲学协会副主席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美国委员会主席。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恒星光谱的分析、哥白尼著作的研究和16世纪宇宙学家的研究。除了近六百篇专业论文和学术评论外，他的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大追寻与其他天文学史探索》（The Great Copernicus Cha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Astronomical History）、《天眼：托勒密、哥白尼与开普勒》（The Eye of Heaven：Ptolemy，Copernicus，Kepler）和《上帝的宇宙》（God's Universe）。金格里奇及其妻子米里亚姆生活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他们不仅是旅游爱好者，而且是古书及贝类收藏家。

书籍目录

译者序作者序第一章　法庭上的一天第二章　开始追踪第三章　追寻哥白尼的足迹第四章　大斋节的椒盐脆饼与本轮的传说第五章　杰出者的评注第六章　真相大白的时刻第七章　维蒂希的关联第八章　越大的书传世越久第九章　禁忌游戏第十章　宇宙的中心第十一章　无形学院第十二章　行星运势第十三章　“老于世故的”拷贝第十四章　铁幕前后第十五章　印刷台上的《普查》尾声附录Ⅰ 从等分点到小本轮附录Ⅱ 《天体运行论》拷贝的现存位置

作者简介

著名作家克斯特勒说过一句话“《天体运行论》是本无人读过的书”，这促成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欧文·金格里奇教授由最初的质疑一发而不可收拾，历时三十佘年，行程数十万英里，从墨尔本到莫斯科，从波士顿到北京，他经眼了近六百本现存的前两版《天体运行论》，写出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评注普查》，并得到了很多新奇独特、震撼人心的发现。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该书成书背后的故事，作者数次提心吊胆地穿越冷战边界线，又数次卷入珍本书失窃案，他不断地与历史学家、藏书家、图书馆员、古书商、造假者、窃书贼，甚至联邦调查局和国际刑警组织打交道。四处追踪的收获不仅使他成为近代天文学史的权威，而且使他与妻子成为古书鉴赏家与收藏家。本书既是一部关于长期坎坷的考察历程的传记文学，也是一部关于西方文献学的悬念丛生的侦探小说。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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