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79

章节摘录

书摘仿照狄更斯的形式，我写下了上面长长的一段话。当然，这仅仅是形式而已。狄更斯生在当时世界中心英国的首都——伦敦，我则生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一个城市——广州。常识告诉我，我应该以高度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告诉自己：中华民族是最强大的。何况，不少社会学家预言，中国将成为日后世界的超级强国。因而，我们今天大可不必妄自菲薄。    我曾为我出生的年代感到沮丧。早出生100年，遇上随意造就英雄的年代，谁敢肯定我不能成为革命的先驱者；早出生30年，碰上与共和国同年的生日，说不定我已成建设的先锋队i早出生20年，刚好可以赶上那场长达10年的“热闹”，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发泄身上过剩荷尔蒙的机会，尝尝“颠覆权威”的味道。    1979年，所有的风暴都在这个国家里平息了，我们又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我曾经想过，平稳发展是否就是“倦怠”的代名词，或者平稳中其实隐藏着更大的暗流，暗流把我们推上了另一条与前代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暗流静静地塑造着另一种不易被察觉的新秩序。就像母亲肚子里羊水的暗流，静静地孕育着婴儿。    当时，在母亲子宫里的我可谓是这股暗流的受惠者。为了积极地响应，我出生的时候体重7斤整。听说同年出生的几位小玩伴体重都不相上下。变革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开始，证明鲁迅先生笔下9斤老太说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话已经发生了逆转。    听老妈说，她看着当时护士手上胖乎乎的女婴，心里就充满了美妙的憧憬，希望我以后能考上当地最好的大学，受最好的教育。虽然我极其怀疑她这句话的真实性，但是这句话却说明了这个时代另一样伟大的事物——高考。    平凡如我，在1979年已被结结实实地授予了入读高等院校的考试权；平凡如我母亲，也被结结实实地授予女儿接受高等教育的幻想权。只是，当母亲手里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时，脸上的表情像吃到了变味的水果。1997年，中国高校实现从“并轨”开始的上大学由免费到交费，而后毕业生由统分到自谋职业的改革。在开学的那一天，我看到了许多头发花白、晒得皮肤黝黑的父母，饱含着希望的眼光，颤抖着手，从口袋里把皱巴巴的人民币掏出来，塞到比他们高大的儿女手里。不敢在消费畸高的城市里多逗留，他们大都坐当日的火车离去，像负重的骆驼，微弯的背里藏着多少难以言喻的艰辛。但从乡村到城市，高校学府毕竟给了他们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的最大希望。    上了大学以后，我才明白，在这群穿着简朴的外地学生之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考。然而4年后，他们又将面对毕业生由统分到自谋职业，双向选择的就业形式。生于1979的我们比前辈的师兄师姐们更多地体会了“压力”这一词的真正意义。    4年后，老妈如愿地站在了她希望我考上的广州那所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前，在极拥挤的人群中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位置强作一笑。相机闪过，一大群穿着蓝色蝙蝠衣或黑红蝙蝠衣的人便来抢位置了。老妈问：“你的衣服跟他们的怎么不一样?”“妈，人家蓝色的是硕士服，黑红的是博士服。”老妈静默了，照了几张便找个借口跑掉了。我不明白老妈自惭形秽的原因，难道她真的相信报纸上说的“高等院校重量不重质”?若非如此，高学历人数的急剧增长，对国家而言也并非一件坏事。    话题扯得太远了，言归正传。话说护士手中胖乎乎的女婴，事实上，睡在床上的老妈当时并不知道是女婴。听说，老妈跟护士进行了一场极为感人韵对话。    “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    “儿子女儿我都无所谓。”    “那就好，你生了个女儿。”也许这段话在老一辈和年轻一辈的人看起来实在毫无必要。然而在当时，不少产妇却因为承受不了答案而当场晕倒。    1980年，国家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79年，母亲们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高速生产都是没法赶上第二胎了，于是，我很骄傲地成为了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听说，奶奶无法承受大媳妇生了个女儿的事实，连夜赶到医院，投诉医院把她的男孙子给换掉了。我没缘亲眼验证当年的惨烈。改革的力量就在于此，数千年来形成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就这样被硬生生地一年年地磨去了。    计划生育政策塑造了与众不同的一代。他们如天之骄子聚万千宠爱于一身，他们若蜂群里的蜂王身系全家希望；他们孤独寂寞，亲人的保护是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铁网，看着外面的世界，他们逐渐失去了向外走的渴望；他们喜怒无常，过度的关怀与抚爱令他们性情乖张；他们患得患失，成功与失败变得空前沉重；他们自以为是，以为世界就像小小的家庭一样，是因其而生的：他们笑，因为幸福来得太简单；他们哭，因为再得到幸福太困难；他们麻木，对关心视而不见；他们敏感，对伤害记忆犹深；他们在学业、爱情、事业、生活中跌跌撞撞；他们痛疼地思考着；他们孤独地成长着。他们生于1979。P2-4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父亲走了。　　他一生钟情于文学，在病重期间仍关心着我第一本书的出版，希望临走前能亲手翻翻。　　但，我却让他失望了。　　希望这份迟来的礼物能够带着我的祝福抵达天堂－－父亲所在的地方。

内容概要

晓墨（晓墨轩主人）：原名李蔚菲，生于197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获行政管理和汉语言文学双学位。热爱协作，曾在《广州日报》发表短文《成名背后》和《游园惊梦》；在网站“榕树下”发表短篇小说《雨中的肖邦》和《红薯》。

编辑推荐

1979年，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第一代独生子女就在这个时候产生。时间上很多人都把我们当作是70年代人，但在性格表现上很多人又把我们归为是80年代人。同样是成长在三人家庭模式的独生子女，这一代是中国品尝孤独感的第一代人，既没有70年代人常有的迷惘与困惑，也没有80代人大胆与放纵。社会对第一代独生子女表现了相当的关注与忧虑，这一代人究竟在想着什么？在做着什么？在期待着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一代人吧。

作者简介

我们是生长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改革年代的特殊群体－－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时间上，很多人都把我们当作20世纪70年代人，但在性格表现上很多人又把我们归为80年代人。同样是成长在三人家庭模式的独生子女，我们是中国品尝孤儿感的第一代人，既没有70年代人常有的迷惘与困惑，也没有80年代人具有的大胆与放纵。

　　“我们是包裹在幸福茧里的麻木的蛹。”在向别人介绍我们这一代时，我常常会这么形容，特殊的家庭模式造就了我们与众不同的性格。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踏入了社会，社会对我们第一代独生子女表现了相当的关注与忧虑：这一代人究竟在想着什么？在做着什么？在期待着什么？时代造就人，人也影响着时代，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或溯流而来，或顺流而去，我们没法改革的，是潮流的方向。《生于1979》想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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