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女孩》书评

说吧，电影

玛格丽特很会说电影，从为家人到为小镇居民，讲得栩栩如生，生动非凡，胜过了五、六十年代在智利北部矿区影院中上映的大部分国产、墨西哥、美国原版电影。说书人的故事，放在东方语境中，是可以轻易结构出千百样传奇，而放在纯西方视野，又好像是现代主义所摈弃的老土方式，但埃尔南•里维拉•莱特列尔笔下的祖国智利，以说电影串联起对无法时常看电影的群众的吸引力，一衣带水带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智利矿区景象，是一种看似单纯的描述法。小说《电影女孩》以小女孩的口吻带出家庭创伤：离去的母亲，消沉的父亲，性格各异的哥哥们，同时也令人管窥矿区小小地域的人文生态，各色邻居，好色的英国佬，贫富差距等。镇上的人越喜欢听玛格丽特说故事，越发彰显出不言而喻的生存哀情。作者1950年生于硝石矿区，小女孩玛格丽特的第一人称叙述恰似作者本人的童年回忆一般鲜活生动。然而莱特列尔不止是出生于矿区的在地化作者，同时他又是游遍拉美各国的背包客，在反抗语境爆炸革命意识高涨的六七十年代，作者的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将一种平淡中糅杂的批判意识带诸行文，例如父亲的颓废，例如挑弗拉明戈舞引来咸湿目光，比如对做总管情妇的漠然。实际上， 莱特列尔批判的不仅是小镇日益恶化的人文生态，更是六十年代之后加紧的现代化步骤，拉美文学强烈的自省与反抗意识看起来并未在莱特列尔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中得到展示，但作者显然将其贯穿在“看电影/说电影/演绎电影”的动作序列中，并置于“电影”这一特殊资本化商品的观看过程之外，也算是对微小篇幅的配套动作。是以在影史敏感者看来，书中借用影像借人体“还魂”来观察小镇或曰与平民共同进步，电影发展到六十年代，自身产生无数裂变可能性，亦如矿区人民一样面迎电视诱惑与冲击，更随女主人公面对家庭变化、自身境遇的迁动，抛家弃子的母亲来了又走，最终自杀身亡；父亲听着女儿模仿电影歌唱，最终咽气，衰亡的是六十年历史的电影工业（当时表面上如此），同样是女主人公的柔弱心灵，更是矿区盛极而衰的爆炸性光景。一张说电影的嘴最终缄口，一幅活灵活现再陈影像的身躯选择沉默，逝去的人们身影上方终于打出一个“fin”字，就此，记忆终结。莱特列尔将记忆凝结成电影的复述体，再令女主人公玛格丽特亲口道来，于小说文本是体验时光流逝不复回，于影像塑造正不知会成什么模样，欣闻《电影女孩》将有沃尔特•塞勒斯执导，喜在塞勒斯作为巴西电影在全球语境下的代表人物，《中央车站》等作名满天下，担忧同样是，作为进入好莱坞的在地影人，以《鬼水怪谈》美版而深入美国类型电影工业制作，同样有失于浮躁的趋向。有趣的是，这恰同《电影女孩》所陈困境形成对照，在资本与资讯无孔不入的年代，如何抵御以热情为表象的孤寒而达到“心静自然凉”的淡定处境呢？想来这此莱特列尔给塞勒斯出了一道不太难的难题，成功与否，大约端赖其如何执守本心，又能接通商业通道。此刻，电影又成了表现原作电影哀歌的利器，颇耐人寻味。《生活周刊》第1429期

魔幻的序曲，现实的挽歌----评《电影女孩》

贫瘠与希望共同充斥着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智利北部的硝石矿区。单调索然的生活中，小女孩艾达•德辛内演说的电影成了矿工们通往美妙的魔幻世界的一道大门。通过“说”电影，母亲出走、父亲瘫痪的小艾达既为穷困的家庭挣到了一些生活费，又为自己赢得了掌声与欢乐。然而，虚拟世界的欢笑无法消弭现实世界的残酷，电影中美丽的花朵无法在现实世界中 结出果实，家庭变故与社会动荡接踵而至，徒留下已然青春不复的小艾达在夕阳下独自诉说着曾经的感怀与沧桑。如同世界上很多矿区那样，硝石矿区闪耀着奇迹也毕现着荒芜，并存着富饶也充斥着贫穷，孕育着善良也滋生着罪恶。谁也无法否认因为丰饶矿产的存在，而在荒芜的沙漠中拔地而起的一座座矿区小镇是个奇迹。然而，丰盈的矿产资源养肥了矿主，喂饱了矿上的主管与镇上的公职人员，却无法给予矿工的孩子们充足的牛奶。不同的人们居住的房屋便体现了这泾渭分明的阶级，于是，小镇上不只有着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有的别墅和砖房，还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地域性建筑---锌皮陋屋。独特的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文化，阴险狡诈的放贷人、善良却好色的英国总管、向往美好生活的贫困矿工和怀揣梦想待扬帆起航的民间艺术家----比如小艾达和她的妈妈。《电影女孩》中仅有一次提及了这位母亲的姓名，更多的时候，她是艾达心心念念的妈妈，是艾达父亲口中的“那个狐狸精”。这位14岁就生下第一个孩子，到18岁时已经是5个孩子妈妈的女人，从未放弃自己的艺术梦想，她曾怀抱着年幼的艾达一集不落地听广播连续剧，也曾在哄女儿睡觉时诉说着女性之间的话题----她最爱的罗曼电影史，更在梦露离世时为这位她从未喜欢过的影星整夜落泪。舞台下，梦露这位赢得了世界的影星一生凄凉，身后的遗产仅够抵债。当《电影女孩》读到最后一页，我知道艾达妈妈的眼泪是流给梦露的，更是留给如梦露一般怀揣梦想而不得的自己。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在梦露死后的几个月，这位总管的情妇，这位矿区许多鳏夫的床伴，这位“像木兰花般清纯的没大脑女人”，这位可能成为星星就不当萤火虫的女人，最终下定决心离开长自己25岁的瘫痪丈夫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投身于一个流浪剧团去追寻自己的梦想。然而，梦露的结局几乎是所有这类寒门女子的宿命，如同这位名字中有两个M的女人，也如同她的女儿小艾达，她们母女俩是紧抓同一块木板的落水者，她们的结局是彼此的翻版。造成艾达悲剧的不仅是猝死的父亲、离家的哥哥们和被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电视机所取代的电影，更是艾达所生长的矿区以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动荡的政局与其巨大的社会变迁。智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硝石产地，其中仅亨伯斯通和圣劳拉硝石采石场就拥有两百多个采石点，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来自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工人们就开始在此进行了数十年的开采，其独特的多元化语言、创造力和团结给当地的社会历史带来了深远的意义。然而一种生产方式的终结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完结，一种资源的消耗殆尽意味着以这种资源为目的而建立的社区的不复存在。当硝石的储量日趋枯竭时，附属于硝石上建立的矿区也随之消失，单一的经济模式导致了文化的消亡。与此同时，1973年的智利进入了独裁与军政府时期，很多东西消失了，很多人失踪了，信任没了。大环境的恶劣让艾达的小生活更加雪上加霜。艾达为大家诉说着一个个以电影为蓝本搭建的幻境，自己却被无情的现实牢牢缚住，无法逃离。当矿工们含泪离开自己建设了几十年的家园时，一生未婚也因情夫不孕而无法生育子女的艾达却因无处可去，也没有人可被带走而独自留在了鬼城般的幽灵小镇。也许没有子嗣对艾达而言是件幸事，毕竟，宿命般的悲剧无可在艾达的身后重演了；也许孑然一身的艾达是不幸的，黄昏日暮中，当参观矿床遗迹的游客纷纷离去时，只留下她独自追忆着已被写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矿区辉煌而粗粝的往昔。然而无论幸抑或不幸，如同那些远去的身影，如同那些落幕的电影，艾达的人生也终有竟时，只在渐渐淡去的电影配音中，留下一个小小的女孩，独自讲述着自己，讲述着矿区，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社会与历史。

La historia de hada del cine

小小的册子，淡淡而忧伤的故事。仿若一个电影的旁白，其实她才是故事的主角。Hada del cine，电影仙子，为什么要给自己取这样的名字？难道你不知道，这才是电影对你禁锢吗？难道你不知道，人生本来就是场终将落幕的电影嘛！

看

我曾在哪里读过，或者曾在某部电影里看过，德国人讲犹太人关在运家畜的车厢里载送——只留下车厢高处的一丝细缝，让一点空气得以进入，当火车穿越散发草地湿粘气味的田野他们会挑选出一个最会说故事的人，让他踩着他们的肩膀，靠近那个细缝，让他对大家描述风景，告诉他们火车经过所见的沿途景色。 现在，我深信那群人当中，应该有很多人宁愿想象从同伴口听到美妙景色，而不是得到优先权，亲眼从细缝一窥究竟。

人生如戏 飘渺无际，时光如梭 一世蹉跎

如何在薄薄一百页的书中，写进一个时代的兴衰，大概也只有跟着主人公一起成长这个办法了——《电影女孩》就是这样一本书。艾达一家的兴衰史和智利北部矿区的发展息息相关。矿区繁花似锦时，家庭也和睦美好；随着矿区日渐衰落，直至最后大家远走他乡，这个家庭也是每况愈下，发展到妻离子散。可是，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都在艾达身上，这个媚惑人的小妖精！她手舞足蹈为所有人复述电影故事，甚至比电影本身还具有魅力。即使是没有看过的电影，也能被她用无尽的想象描绘成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那些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演员、电影，被莱特列尔信手拈来，安插在这个才十来岁的小姑娘身上。虽然贫穷，但他们会苦中作乐，甚至会利用艾达这个几乎与生俱来的本领过上了一段富裕的日子。对于不熟悉电影的读者来说，这也许是一段稀松平常的情节，可是当《宾虚》这样的宏伟巨制陡然出现在书中的时候，艾达的形象瞬间放出光来！那是一部该怎样形容的电影呢？宏大的场面，复杂的情节，众多的人物，而小艾达竟然也能声情并茂一丝不漏地复述一遍！苍天！如果在今时今日，她绝对是一颗耀眼的巨星，也许会和那位双M（玛丽莲`梦露）一样被大家记住！然而，在最巅峰的时候，一切急转直下。艾达被强暴了，电视机来了，父亲过世了，哥哥们都离开了，自己成了情妇，继而村子空了，人都走了，只剩下艾达一个人，如幽灵般飘荡在荒漠矿区。这如同惊涛骇浪般的人生，在艾达看来，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只是这占据了一半内容的后半生竟然如此从容，丝毫不见前面那样的激情与灵动。似乎生活走投无路了，那么做个情妇也没什么；哥哥们都走了，无论做些什么都于事无补。印象最深的是那一个大大的“完”字，一切戛然而止。艾达辉煌的战绩仿佛还在昨日，生命却早已显出穷途末路的窘境。艾达的电影生命终结在十六岁。电影不是生命，只是一场梦。梦该醒了。这本书也像电影一样，在不甚完美的落幕之后，竟然还藏了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彩蛋。也许是同为女子，艾达和母亲那种突然间的惺惺相惜，却又相见不能的感觉是那么百转千回。这个彩蛋没有给我们丝毫惊喜，只是增加了不少悲切的气氛。其实《电影女孩》并没有太复杂的故事，然而把这个故事放到整个国家乃至南美洲的宏大背景中，它就不仅是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藏在电视机到来的背后，是一种新的生产力的诞生和成长，作为成长中的阵痛，人们注定了要离开，矿区注定了要荒废，而艾达也注定了悲剧的一生。《电影女孩》不仅是写给电影的情书，更是给时代的挽歌。毛尖的序，或许作为跋会更好一点，却也把那所有的结局都缩在一句话中，像快进一样，蓦然就到了结尾。虽然，可是，我们都知道，当大屏幕暗下去的那一瞬间，当艾达停止眉飞色舞的那一刹那，当书被翻到最后一页的那一刻，我们都会从如梦似幻的故事里硬生生的跌落到冷冰冰的现实中去。只是，那光影交错的梦幻世界曾经带来的美好、荣耀，都那么让人希冀永远沉浸其中，不再醒来。

从“美丽人生”到“黑暗中的舞者”

文/严杰夫还记得读书时最羡慕的一个同学，在上早操的当会儿，可以把看过的电视剧或录像片的情节与对白一字不拉地重复出来。更加让你自卑不已的是，他不仅在情节的还原上做到了无一巨细，而且对每个角色的神态、口音更是做到了精确地重现。那时候，漫漫的暑寒假下午，陪伴我在家的大多就是社区有线台播放的那些新旧的香港电影。每每看到精彩的片子想再度回味，去找那位同学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所以，当我读到这本《电影女孩》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起了少年时的那些时光。于是，我敢肯定的是，如果十几岁的自己遇到玛丽亚这样的女孩，自己一定早就对她暗自爱慕不已了。事实上，在智利作家埃尔南·里维拉·莱特列尔的笔下，这个“电影女孩”就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角色。她活泼、开朗、乐观、聪颖而又善解人意，而且一定长得很漂亮，尽管作者在故事里并未给予这个角色的外貌太多笔墨。我想，对任何一个爱好电影的文艺青年来说，这样的女孩一定是杀伤力巨大。写到这里，你一定会以为，这一次拉美作家总算要写一个美丽的故事了。但事实上，这个“电影女孩”的美好，却依然和现实生活的残酷之间冲突巨大。尽管玛丽亚享受着小镇“电影女孩”的身份，但现实的阴影却过早地笼罩了下来。在一次出演中，玛丽亚遭到了镇上放贷老头的侮辱，之后不久玛丽亚的父亲也撒手人寰，接着整个家庭分崩离析。大哥因为为妹妹报仇杀了放贷老头，最后锒铛入狱；二哥、三哥则纷纷浪迹天涯不知所踪；四哥则在一场事故中惨死；我们的主人公——“电影女孩”最后也变成了人家的情妇。从令人艳羡的“美丽人生”，到不忍睹目的“黑暗中的舞者”，这种巨大的情节转折就在这部不到一百页的故事中发生了。在埃尔南的作品中，智利北部矿区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场景。在他的另一部作品《复活的艺术》中，故事背景同样发生在北部的矿区。从这个角度来说，埃尔南极为真实地反映了智利这个国家的社会现状。对于智利来说，矿业资源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它不仅拥有全球已知的最大铜矿，而且还是世界上唯一生产硝石的国家。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智利人的贫富差距却极为巨大，而生活在矿区的居民也很少能享受到这个国家拥有的“天然福利”， 1960年发生的9.5级的大地震（据称是人类历史上观测到的最大地震），更是让矿区的居民陷入困窘的现实中。于是在他的笔下，我们不仅读到了《复活的艺术》，而且也读到了《电影女孩》。如同其他的拉美作家一样，埃尔南的故事里带有的那种对自己国家的人民和历史的悲悯情怀令人感动不已。埃尔南的写作手法更是让这本《电影女孩》透露出一种电影的气质。尤其是最后一幕，当玛丽亚的母亲站在门口恳求和自己女儿见面，女孩却站在门内默默流泪直到母亲离开的场景，格外地具有镜头感。这个短小却沉重的故事，就这样在读者潸然泪下的当口戛然而止。正如《电影女孩》中的主人公玛丽亚所说的，讲述一段人生，就像倾诉一场梦或是一部电影。但尽管电影已经散场，梦也已经醒来，我们却依旧为着这个“电影女孩”的人生心痛不已。《电影女孩》，[智利]埃尔南·里维拉·莱特列尔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

电影之重，生命之轻

如果不是看《电影女孩》，我几乎都忘记了以往在电影结束时看见的那个字，“完”或者“END”；矣或想不起来多年前看完一部爱情片后是如何与男友紧紧牵手步出电影院，在夜色笼罩的街头，恍然天地间只有他和我。电影给了我们多少启迪多少想象，和多少平淡生活中的华丽瞬间？这个问题大概艾达．德辛内比我更有资格去回答，因为电影对她而言曾经是生命中最真的快乐，以及最重要的生存习惯。她说，“我们是由电影的元素组成的”。《电影女孩》是这样一部小说：它不足百页的篇幅，却读出来一个时代的变迁；它在篇首讲述的一个快乐女孩的激情童年，却在少女初成的年龄已懂得了悲伤莫过于心死。是的，完完全全的一部悲剧，可又为什么在温情的笔调下，让我看见了一份纯粹的快乐。《电影女孩》是智利作家埃尔南•里维拉•莱特列尔以智利北部沙漠地区的硝石矿场为背景的小说之一，它和《复活的艺术》一样，都描写的是贫困阶层的故事。说到这一点，我想关于莱特列尔的身世不得不提，因为这里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莱特列尔出生于1950年，幼年在智利北部沙漠地区的硝石矿场度过。十一岁那年全家搬迁到安托法加斯塔市。不久，因为家庭变故，年幼的莱特列尔独自一人留在了安托法加斯塔市，以卖报为生。十九岁那年，他当起了背包客，足迹踏遍南美洲的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多个国家。当时的莱特列尔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年幼丧母的他可谓生活坎坷。所以他明白什么叫饥饿和贫穷，“饥饿”是莱特利尔进行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莱特列尔笔下，那位年仅10岁的女孩生活在一遍荒漠中的一个硝石矿场里，在这只有一个杂货铺的矿区，看电影是人人翘首以盼的好事。可家有五子的爸爸无法拿出足够的钱买电影票，所以就只能选一人去看，回来后再讲述给一家子听。在穿衣吃饭都捉襟见肘的家中，女孩可是他们生活里的一道明艳的阳光。她实在太擅长说电影了，甚至完成了对电影的再次演绎。各个角色，各种声音，她都如假包换，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也被她演唱得声声入耳，经久不息。在贫瘠而荒蛮的岁月里，她为整个小镇带来了无可替代的美妙时光，在她的表演中，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幻想的情景中找到了最想要的生活，以及最想做的自己。因为被众人欣赏而快乐满足的孩子啊！那份天真连苦难的岁月都无法掩盖它的光芒。在莱特列尔充满温情的笔下，那个女孩的命运却发生了转折，径直走向了无可避免的灾难。那是一个时代的灾难，是那个苦难阶层的集体宿命！仿若电影中的人生，人生中的电影，起伏跌宕，直看得人心伤。如此短小而简练的故事，却在阅读者眼前展开了无数的画面。真的就是电影镜头一般，由远及近、由粗到细。由一个手舞足蹈的女童，成长为美丽的少女，可她所经历的生活不是电影，更没有那么多绚烂离奇，有的，是失去亲人的伤痛，是自己无法承认但更无法摆脱的噩梦。那里只有贫瘠、愚昧、落后，还有处处可见的欺诈、暴力和龌龊。可怕的是，莱特列尔对此并不回避，他让小女孩艾达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当她少女时的瑰丽梦想在世俗生活中彻底破灭时，她选择穿上那件老妈最爱的“荷叶红点洋装”，心灵与身体都已然成熟，欢笑与纯真却在这片荒漠中同时死去了。《电影女孩》已售出全球电影版权，将由曾拍摄过《中央车站》、《摩托日记》等多部优秀影片的巴西名导沃尔特•塞勒斯执导拍摄。可是，我很担心自己是否真的会去观看这部影片。当没有被自己的眼睛亲见的女孩的苦，突然在真实的画面中突显时，我能忍心凝视她的双眼吗？能正视那曾经满是笑意、自得意满的快乐吗？莱特列尔用他那满含深情的笔，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宏大的南美之风，还有那历史苍茫中一瞬即逝的如艾达一样的生命之歌。曾经的苦难、耻辱，都在那血色般的晚霞中渐行渐远，我眼里只渴望留下那一幅图画：爸爸挽着妈妈，后面跟着大小不一的五个顽童，一起在傍晚时分，漫步走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并且，就这样被定格。

电影是孩子的，世界是大人的

落笔下来发现这个题目很傻，得出这个结论的我当然也很傻。电影女孩的早熟在她的那个矿场小镇完全是一种理所当然，但她内心所保留并燃烧着的对电影艺术的热爱总能呈现出她这个年纪应有的纯真——这样的二分法傻透了。能让我为之感动的才不是这些。最初对电影后面的“完”的理解是这样的：之后就是演职员表了，没有内容了就散了散了吧；然后某一次看电影时，为正片后面的花絮打动，醒悟到怀着哪怕一点点的感谢默默地看完工作人员表也是很重要的；最后到了现在，赫然发现，“完”字应当放在演职员表后面。结论是，没有人在电影之外。电影女孩的故事意外地沉重。简单地总结一下脉络，在她荒原矿区背景的电影里她作为主角，经历了家庭变故，然后通过说电影开辟一个新的世界，然后发生理所当然的意外，然后是希望的破灭，然后是完。她演绎的悲欢离合既是不属于她的，又是属于她的。相似的，亲人的喜怒哀乐，听电影的老人的临终，总管先生的目光，既是她的故事，也是他们的故事。大哥马里亚诺的一时冲动就是一样极好的证明——在这个人们的生活互相息息相关的荒原矿区里，人们互相帮助，互相保护，互相温暖——只是他的入狱同样象征了这个曾经温暖的世界的破裂和消融。这本小书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故事的最后的最后，在“完”字之后，电影女孩把她与离家出走的母亲的故事当做失误错过的情节讲述出来。当母亲跟着剧团回到小镇，她来到女儿门前，哭喊着请求开门，然而女孩的门不再为她打开。女孩谴责母亲的离家，另一方面又理解她的行为。“只有她和我，分别在世界的两端。”女孩如此解释当时的情景。离家出走的母亲是小说里唯一的例外，在电影女孩的眼中，母亲离开了她们的世界，在荒原矿区之外，在电影之外，在她的世界之外，只能存在于回忆中。这也许是这场故意的失误的原因，这个情节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电影中。然而正是这唯一的例外在世界与世界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女孩在世界的那一边，反复讲述一个关于讲电影的小女孩的故事，以此来坚守那如今只存在于回忆里的一切。电影是一个哭和笑的世界。女孩和她的父兄们在一起的时光曾如此灿烂，但不管她多么能讲电影，不管她在讲电影时创造了一个多么充满爱情、梦想和冒险的世界，她终究不得不长大，去面对现实，尽管在小说里，即使到了“完”字那里，她仍旧没有完全长大。作者莱特列尔这么说过，“荒原矿区已然踪迹全无，我们再也无法重回童年时走过的路……创作《电影女孩，是为重新构建起那个失落的世界。”我想，女孩最后天真的坚守，或许是作者对他儿时在矿区的经历作的一首挽歌，既怀念，又决绝，既悲伤，又无奈。“我想要把电影讲得一次比一次更精彩。”

虚幻与现实

“这段期间，我发现大家都喜爱听人说故事。他们想要暂时逃离现实，钻进电影、广播剧、小说的虚幻世界里。他们甚至喜欢听谎话，因为谎话说得如梦似幻。就是这样，只要有本领的骗子，他们的花言巧语总会成功。”这一段话来出自书籍《电影女孩》，也就是此刻我谈到的这一本书。我觉得这句话成就了电影女孩，也昭示了人类的劣根性。在短短的四万字中，智利作家埃尔南·里维拉·莱特列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女孩的一生。“我”家经济拮据，但即使这样，每当新电影上映，老爸觉得片子不错，便派“我”去看电影，回来后讲给一家子听。半身不遂的老爸、爱慕虚荣最终抛弃了丈夫儿女的母亲和四个并不聪明哥哥们就是“我”的亲人们。“我”由于将电影声情并茂被推举成将电影的人，成为家里的电影高手，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来听“我”讲电影，甚至我家因“我”讲故事有了额外的收入。最后，人们雇“我”上门讲电影。但也在那个时候，“我”的世界变得灰暗。那个放贷的老头对我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父亲断了气 。知道我遭遇的大哥打死了放贷老头喝酒时说漏了嘴被带走了。十六岁的二哥跟着个寡妇远在他乡。三哥被职业足球队带走。四哥被垃圾车碾过当场毙命。电视机出现了，慢慢地没有人再听“我”讲电影。为了生存，十四岁的“我”做了总管老头的情妇。我的老妈在她的故乡自杀。最后，连总管先生也失踪了。小镇矿区关闭了，所有人都远走他乡。“我留了下来，孤零零一个人，没地方去，也没有人能带我走。”电影的虚幻让人们沉醉其中，也让“我”这个女孩有了为人的意义。但一部电影后有另一部电影，人生却是一条永不可隔断的河流。人可以永远停留在同一部电影中，却无法停驻在生活中。历史的推进，让电影女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机会。人性的丑恶、社会的动荡让她孤苦无依。电影可以疗伤，但终究不是治病救人的良药。电影女孩最终孑然一身，也仍旧留着故土，舔弄着自己的伤口。电影隔断了虚幻和现实，我们在电影中找认同、找乐趣，电影之下，回到了现实，我们依旧如故，像一条条老牛耕耘着我们的生活。

说故事的力量

刊于《星尚画报》在智利北部矿区的贫穷家庭里，没有足够钱可供一家人一同去影院看电影。经过一番遴选，家中唯一的女孩艾达·德辛内（意为“电影仙子”）胜出，担任起了“说电影”的角色。小说《电影女孩》是以艾达的第一人称、以回忆的视角讲述的。在小说一开头，说书人上场，往事徐徐展开。对这位生活穷困的女孩而言，电影充满了“从残酷的现实世界转换到充满惊奇的魔幻世界”的魔法效果，去电影院前的准备过程、从放映室小窗子投射出来的光线都具有类宗教般的仪式感。而当她看完电影回来，为一家人“说电影”时，便会“指手画脚，变换音调，自己开始一分为二，转换并化身为电影里的每个角色”。后来，她渐渐学会了使用道具，听众也从家人扩展到整个小镇，从免费到接受自愿捐助，从在家讲电影到上门讲电影。《电影女孩》主要讲述的就是这段1960年代的时光。那时候电视机尚未发明，电影仍然是人们的主要娱乐活动。耐人寻味的是，不少去过电影院的人仍然会来听艾达说电影，“他们离开时还说，我讲的电影比他们看的还要精彩”。后来，艾达甚至“大胆说了自己没看过的电影”，但听众一样喜欢。说故事的力量在《电影女孩》里是双重的：首先，“电影仙子”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不但是因为她讲述电影的能力出众、表演鲜活，而且在于“说电影”与“看电影”之间的本质差别——“跟电影院里观看大银幕上的电影不同，在我说的电影里，每个人都能自在地想象那些世界”，“说故事”的力量在这里是某种想象的空间、某种可能性。另一方面，《电影女孩》这小说本身也是以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演进的，作者会插入“耐心点，之后会讲到这个”或“尽管各位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等句子，不但引发了与读者的潜在对话，而且可用于延宕、加速叙事的节奏或打乱叙事的时序，小说本身成为了第二重的“说故事”表演。在小说中段，埃尔南·里维拉·莱特列尔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这两者的关联：“我则敢说，人生和电影是由完全相同的元素组成。讲述一部电影，就想倾诉一场梦。讲述一段人生，就像倾诉一场梦或是一部电影。”如同电影总有一个“完”，人生也有起伏和终点。因为电视机的出现，“说电影”的魅力也日益衰落。“电影女孩”终究在一番命运的颠沛流离后，成为“独居在幽灵小镇上唯一的一个女人”，而小说末尾她与母亲之间令人唏嘘的故事，则成为了如电影般幻灭而破碎的梦，全书略带感伤的基调也在此处变得浓郁而强烈。《电影女孩》令人想起美国作家雷·布莱伯利1953年出版的反乌托邦小说《华氏451度》，法国新浪潮导演特吕弗于1966年将之搬上了大银幕。小说描绘了一个思想自由被压制、书籍被焚毁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惟有将书背诵出来，人成了书本身。雷·布莱伯利曾表示，小说主要探讨的是电视对人们阅读习惯的威胁。《电影女孩》的后半部分恰好与之形成呼应，“电影就像不知名的烈性传染病⋯⋯没什么解药可治。”至于“讲故事的力量”，与《电影女孩》遥相呼应的或许是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1996年的电影《破浪》。电影讲述了在1970年代的苏格兰，石油工人亚恩不幸瘫痪。为了唤起丈夫的生命力，妻子外出与不同男人做爱，再将细节讲述给丈夫听，其病情竟神奇地好转。不论此中有多少超现实的意味，“讲故事”对于每个创作者而言，都有一种神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