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和日丽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杨小翼对自己的身世充满了好奇和忧郁。每次她问妈妈，妈妈要么沉默，要么淡淡地说：　　“你爸爸总有一天会来找我们的。”　　那时候，杨小翼和妈妈住在公园路的一间石库门里。那是一幢巨大的建筑，在公园路一带的传统木结构的中式房舍中，这幢带着欧式风格的建筑显得相当醒目，看上去既明亮又结实。它的二楼有一个小小的阳台，站在阳台上，能看到沿街的一切。可以看到街头孩子们欢闹的情形，看到天空和云彩，看到附近公园里飞过的蝴蝶。六月的一个黄昏，杨小翼看到一只松鼠在阳台上，一会儿，它迅速蹿入天井里。天井里的夹竹桃开满了细小的白花。　　杨小翼和妈妈的生活非常简单。自她懂事起，就和妈妈生活在永城。妈妈在一家叫“慈恩”的教会医院工作，起先做护士，后来因为医院人手不够，被升任为内科医生。慈恩医院坐落在三江口的码头边，杨小翼则在教会学校上学，由学校的嬷嬷们照顾。学校叫慈恩学堂，在天主堂背后的一座法式小房子里。　　她没有爸爸。　　杨小翼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只要睁开眼，看看周围，邻居家的孩子基本上都有父母。这些事实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她的家庭存在的问题。有一天，邻居米艳艳突然对她说：“杨小翼，我妈妈说你是一个私生女。”杨小翼听了相当刺耳，她明白“私生女”的意思，这是个难听的词，这个词就像随意掷在街头的垃圾，有一种肮脏的气味。那天，杨小翼感到自己像一只丑陋的虫子，是讨人厌的。她满怀委屈地再次问妈妈，自己是不是一个“私生女”。妈妈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告诉她：“你爸爸是个了不起的男人。”然后就不再说什么。　　一九四九年冬季的某天，一辆绿色军用吉普车在杨家门口停了下来。那时，杨小翼正在和米艳艳玩一种叫“跳房子”的游戏。杨小翼看到吉普车上下来一位军官，站在妈妈面前，给妈妈敬了一个军礼。　　那一年杨小翼八岁，在某些方面她表现得惊人的早熟。她对眼前出现的场景表现出异常的敏感，一下子想到了妈妈口中那个“了不起的男人”。她停止了蹦跳，直愣愣地看着这一切。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就好像她对这样的场景早有准备，她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的来临。　　杨小翼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那位军人。军官的脸黑黑的，眼睛细小有神，上面盖着厚厚的单眼皮，看上去很忠厚，嘴角有几条很深的皱纹，倒显出威严来。她把军官的形象牢牢地印在了脑子里。　　妈妈的手里拿着一把用来掸灰尘的鸡毛掸子，她僵立在那儿好一会儿，似乎不相信发生的这一幕，好像军官的一个军礼把她弄懵了。慢慢地，她的脸上出现百感交集的表情，目光里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和悲伤。大概是为了掩饰自己已经涌出的泪水，妈妈进了房间。那个军官跟随着，也进了石库门。　　吉普车就停在外面。吉普车上那个司机是个中年军人，身体略有些发胖，非常和善。他在驾驶室里向杨小翼和米艳艳招了招手。米艳艳以为那司机找她有什么事，便跑了过去。杨小翼听到米艳艳和司机在说话，但她不关心他们聊天的内容，她关心的是妈妈和那个军官在屋子里干什么。　　一会儿，那军官出来了。妈妈跟在他的身后，已恢复了平静。　　杨小翼希望妈妈停下来解释一下，但妈妈好像并没有看见她。妈妈上吉普车时，那军官扶了她一把。杨小翼听到米艳艳在问：　　“杨阿姨，你要到哪里去？”　　妈妈微笑着摸了摸米艳艳的头。　　吉普车开走了。四周恢复了原貌，非常安静。杨小翼怀疑刚才是在做梦。她跑进石库门，来到自己的房间。她先是站在阳台向远处眺望，试图再看一眼那辆绿色的吉普车。可什么也没有看到。　　她的眼前晃动着那军人的脸。仿佛害怕这张脸在她的脑子里消失，她闭上了眼睛。她真想把这张脸用一把刀子一笔一画地刻在脑子里。后来，她想起镜子。她站在镜子前，试图找出自己和那张脸之间的联系。她失望地发现她和那张脸是多么的不同：那人的眼睛很小，她的眼睛却是大而明亮；那人的鼻子很大，但她的鼻子却又细又小；那人的眉毛十分粗黑，而她却淡如菊瓣（这是索菲娅嬷嬷对她的描述）。可慢慢地，杨小翼的脸和他的脸在想象里重叠在了一起，她终于找到了共同点：他和她一样，有一颗虎牙，只是她的在左边，而他的在右边。　　杨小翼每年都要和妈妈一起去上海探亲。杨小翼的外公是上海的一位名医，他拥有一家相当有名的医院，叫德仁医院，很多旅居上海的外国人都是他的病人。外公家在淮海路的一个弄堂里，弄堂里种植着高大的白杨树。白杨树的尽头，有一扇大大的铁门，铁门的花纹具有西洋繁复的特性。打开铁门，就是一幢精巧而明亮的西式住宅。外公家经常有客人。有一次，杨小翼还在外公家见到过宋庆龄，她是因为身体不适才来找外公就诊的。当时，杨小翼并没有认出她，只觉得这个人挺面熟。后来，妈妈告诉杨小翼，那女士就是宋庆龄，孙夫人。杨小翼这才想起在一本什么书上见到过她的照片。不过，杨小翼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惊奇。　　一九四八年春节，杨小翼和妈妈同往年一样去上海探亲。　　上海轮总是在每天清晨六点钟准时出发。它出发时，会发出压抑的汽笛声。杨小翼觉得这汽笛声里有一种超凡脱俗的东西。在她的感觉里，这声音甚至比教堂的钟声还要神圣，当然，也比嬷嬷们嘴里的经文来得神圣。这声音把她的灵魂带往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是一种类似于飞翔的感觉，就像海鸥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滑翔，前方海天一色。　　那一年，上海似乎比永城更混乱。整个上海有一种漂泊、恍惚的气息。不知往何处去的迷茫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妈妈说，上海的物价涨得离谱，就算是外公这样殷实的人家也感到入不敷出。不过，外公看上去非常镇定，他照例每个星期天去徐家汇天主堂做弥撒。外婆像往常一样，除了在生活上照顾外公和舅舅外，几乎什么都不操心。舅舅的心思有点儿乱，他是学法律的，想随当时的出走潮去香港，但外公不同意。杨小翼也不想外公走。要是他们走了，那她就不能来上海了，也没有机会再乘坐上海轮了。　　“舅舅，你不要走啊，你为什么要走呢？”　　舅舅没理睬她。他好像对外公的决定不甘心，他说：　　“爸，去香港是最现实的，我们可以先观察一阵子，还是可以回来的啊。”　　可是，外公不为所动。　　从上海回来，永城也变得像上海一样乱了。原来虽然也是乱世，但原来的乱并没有把生活秩序打乱，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可现在，很多人想要离开这个城市，一些人开始朝南方迁徙，一些人去了台湾，一些人则逃往云南和广西。　　索菲娅嬷嬷也要走了，她要回到她的法兰西去了。　　索菲娅嬷嬷走的时候，来到杨小翼家。她夸张地和妈妈拥抱，一边哭，一边说：　　“……亲爱的杨泸，我得走了。共产党要来了，共产党不喜欢外国人，我没办法留下来。真舍不得走，我舍不得你们，我会想你们的。”　　然后，她蹲下来，捧住了杨小翼的脸，说：　　“亲爱的宝贝，你知道吗？是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是你的接生婆。你妈妈生你的时候难产，吃了好多苦。不过，你的命很大。你来到这个世界时，哭声很大，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我那时想，你会是个走得很远的人，像我这样。我都没有想过到中国来，可我来了，我走得那么远。认识你们真是高兴，我舍不得离开这儿……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再见……”　　说到这儿，索菲娅嬷嬷已泣不成声。妈妈开始安慰她。她却连声说：　　“对不起，对不起。可我舍不得这里的一切。”　　杨小翼被分别的悲伤气氛感染了，她哭得比谁都响。毫无疑问，索菲娅嬷嬷的悲伤是真实的，看她的表情，仿佛经文中所说的世界末日到了一样。杨小翼在悲伤的间隙，发现妈妈的表情非常平静，眼睛里有一种少见的笃定。　　索菲娅嬷嬷走后，妈妈每天晚上都听收音机。收音机是这次去上海时外公送给她的。收音机发出一些铿锵的声音，伴随着嗞嗞的干扰声。那些日子，杨小翼特别能睡，一次，她从睡梦中醒来时，妈妈还在听广播，她以为妈妈睡觉时忘了关收音机。杨小翼摸到妈妈房间，想把收音机关掉。但妈妈还没睡着，她的目光明亮而热烈，能把人灼伤。妈妈的心情看起来很好，她让杨小翼过去，然后抱住了杨小翼。　　“孩子，马上就要解放了，你爸爸要回来了。”　　那天晚上，杨小翼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一直以来，关于爸爸的形象就像变幻无穷的天边流云，但此刻，似乎固定了下来。她从未这样真实地感受到爸爸的存在。这种感受像浴室的蒸气包围了她，让她感到温暖。这天晚上，她做梦了。在梦里，爸爸的形象非常清晰，爸爸低头亲吻了她的脸。但醒来后她却怎么也想不起爸爸的样子。　　难道，爸爸终于从梦里来到现实中了吗？　　米艳艳在楼下叫杨小翼。杨小翼放下镜子，来到阳台上。米艳艳向她招手，叫她下去。　　杨小翼刚在米艳艳面前站定，米艳艳就急不可待地问：　　“他带你妈妈去哪里了？他和你妈妈认识吗？”　　杨小翼突然严肃起来，她压低声音说：　　“米艳艳，你不要同别人说，我只同你一个人说。我妈妈说，我爸爸马上要来找我们了。”　　“那人是你爸爸吗？”米艳艳问。　　听到米艳艳这么问，杨小翼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她不知道如何回答米艳艳，只是诡秘地笑了笑。她心里有一种甜蜜的镇定，她相信那人就是爸爸。　　米艳艳脸上露出怀疑的表情，说：　　“我见过他，那天妈妈带我去给解放军演出，他也在台下看。他是个大官嗳，我妈妈说，他接管了永城，他叫刘云石。”　　这就对了，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男人”。杨小翼灿烂地笑出声来。　　“但是，小翼，那个男人是有老婆的呀，我见过，演出那天她就坐在他身边。他还有两个小孩呢。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那天，那个女孩一直在台下闹，我妈妈根本没法唱戏。后来，那个军官打那个男孩的屁股，骂那男孩没管好自己的妹妹。”　　杨小翼不相信米艳艳的话，她认为米艳艳这是在嫉妒。米艳艳这么说是因为米艳艳的爸爸，那个典当行的老板，其实也是有家庭的，而且有两个老婆，六个小孩。　　有一次，杨小翼在公园里见到米艳艳的妈妈王香兰。王香兰是永城越剧团的名角，公园里的游客见到她非常开心，都争着要她的签名。王香兰站在西门子公司那只永远转动的巨大风扇下，接受戏迷们的欢呼。这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两个女人，当街骂王香兰不要脸。王香兰并不示弱，和两个女人对骂起来。两个女人就围了上去，扯王香兰的衣服和头发。三个女人打作一团。这时，杨小翼看到那个典当行老板带着他的六个孩子，茫然地站在马路对面。每个孩子的手上都拿着一支冰棒，他们白白胖胖的，看起来真的像经文里所说的小天使。　　当时，杨小翼是很吃惊的。后来，慈恩学堂的范嬷嬷告诉杨小翼，那两个女人就是那典当行老板的两个老婆，王香兰只不过是他的相好。“这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上帝先创造了男人，又从男人身上取了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按上帝的旨意，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女人，并要照顾好这个女人，直到一起进天堂。”范嬷嬷说。这段经文杨小翼早就听过了，但她有点不太相信这个故事。一根肋骨怎么会变成一个女人呢？不过经文上说上帝是万能的，男人还是用泥土做的呢。在一撮泥土和一根骨头之间做选择的话，她宁可选择一根骨头，虽然这根骨头是属于男人的。　　杨小翼一直没有同米艳艳讲公园里看到的这一幕。她觉得这是很残忍的事，她还是有点同情米艳艳的。米艳艳曾叫她“私生女”，她想米艳艳自己才是呢。杨小翼说：　　“也许你看错了吧？米艳艳。”　　“我不会看错的。那军官好凶嗳，把那男孩的屁股都打出血来了。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带你去吧。”　　那年冬天，风和日丽，街上行人很少，经常见到的是一些士兵。他们衣着单薄，军容整洁，和穿着厚厚冬装的市民相比，他们显得神清气爽。杨小翼和米艳艳走在街上，有一个士兵还俯下身子把杨小翼抱在怀里，在她脸上亲了一口。那军人的笑容灿烂而调皮，他的牙齿很白，给人的印象很深。他放下杨小翼后，一摇一晃地朝县学街走去。然后进了一个院子。那个院子看上去很隐蔽，它的台门正对着一条幽深的弄堂，弄堂口子上有两棵巨大的香樟树，把天空遮去了大半。　　米艳艳说，那个军官就住在这座院落里面。　　院落的围墙非常高，除了院子里遮天蔽日的高大树木，杨小翼什么也看不到。米艳艳把杨小翼抱了起来，让杨小翼趴到围墙上。杨小翼先看到院子北边的那座小楼，那是一幢简朴的水泥结构的两层楼房，它的屋顶是平的。顶上有一个铁皮棚子，在冬日阳光下闪着明亮的光芒。小楼立在那里，显得相当笨拙，就像一个巨大的积木玩具。小楼的四周都是植物。那小楼前坐着一个女人。那女人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宁，她呆呆地坐在屋檐下，很长时间一动也不动。这时，两个孩子从那小楼里冲了出来。一个是男孩，长得很像那个军官，另一个是女孩，长得比那男孩矮一些。他们像是在吵架。那男孩手中拿着一架望远镜，那个女孩缠着男孩要玩他的望远镜，男孩没理她。女孩很凶悍，她在用脚踢那个男孩。她叫那女人为“妈妈”，要那女人收拾男孩。男孩被女孩踢得哇哇地叫起来，但那女人对两个孩子打架无动于衷。这时，男孩拿起了望远镜，对着围墙张望。女孩也发现了正攀援在围墙上的杨小翼，她跑到围墙边，对着杨小翼叫道：　　“你爬墙想干什么？是不是想偷东西？”　　听到院子里有人吼，米艳艳慌乱中松了手，杨小翼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她的屁股一阵麻木，紧接着痛感就从屁股的脊椎处向四周扩展，痛得两眼冒出像是圣诞老人帽子上的巨大的金星。那两个孩子从大门里追出来。那女孩要把她们当小偷抓起来，可那男孩说：“她们又没偷东西，你凭什么说她们是小偷？”最终，他把她们放了。　　“杨小翼，你现在相信了吧？”米艳艳的声音里有一种少有的诚意，好像她这么做完全是为杨小翼着想。　　杨小翼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感到莫名的委屈。这委屈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那个女孩把她当做小偷，而是比这个要严重得多。不知怎么的，此刻她的头脑中出现典当行老板的两个女人在公园里扭打王香兰的情形。她不愿意这个场景出现在脑海中，却挥之不去。　　不知什么时候，杨小翼的眼中溢满了泪水。米艳艳没有发现，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问：　　“杨小翼，你注意那男孩了吗？他很俊，是不是？”　　杨小翼对此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她想着妈妈，妈妈是在那个院子里吗？妈妈又和那个军官在谈什么呢？　　那天，妈妈从军官那儿回来，果然神色黯然。她去的时候，身体里似乎有一股兴奋劲儿，眼中满是希望，但此刻，妈妈看上去有些憔悴，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杨小翼的目光一直探寻着妈妈，她希望妈妈告诉她一些好消息。妈妈似乎被她看得有点心神不宁。　　“你看什么呢？”妈妈问。　　“妈妈，那个人为什么把你带走？”　　妈妈摸了摸她的头，微笑着轻轻地说：　　“孩子，解放了。”　　妈妈想了想，从兜里摸出一张纸币，递给她：　　“你去街上玩一会儿，去买串冰糖葫芦吃。”　　杨小翼接过钱，没有像往日那样奔向糖果店。她有很多问题要问妈妈，但不知道如何开口。她怕她的问题让妈妈为难，也怕从妈妈那儿听到她不愿听到的消息。　　妈妈向房间走去，她的背影有一种莫名的孤单。　　那天晚上，妈妈房间的灯一直亮着。妈妈的那只收音机再也没有响起。半夜的时候，杨小翼偷偷地爬起床，从门缝里窥看妈妈。她看到妈妈从一只柜子里取出一只用藤条编织的匣子。妈妈打开匣子上的铜锁，从里面取出一叠什么东西，好像是信件，妈妈在翻阅它们。她看不清妈妈此刻的表情。一会儿妈妈的背部轻轻地抖动起来，像是在抽泣。她不知道要不要进去安慰一下妈妈。　　那天晚上天气非常寒冷，西伯利亚来的寒流正袭击永城。杨小翼因为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只穿了件睡衣，一会儿，她就冷得发抖。她只好退回自己的房间，钻进被窝。　　这之后，杨小翼一直偷偷地观察着妈妈的一举一动。妈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她换了一个新的发式。妈妈的头发原来一直是盘在后脑勺的，然后用一个黑色的网兜罩着发髻。现在，妈妈的头发剪短了一些，齐耳披在肩膀上，看上去比以往多了些妩媚，一下子年轻了不少。杨小翼在妈妈的旧相册里看到过妈妈年轻时的样子。那时候，妈妈梳着乌黑的学生头，眼珠子也是漆黑的。妈妈确实是个美人儿。现在妈妈的样子似乎和过去衔接上了。　　……

前言

　　我怀着对人性的信任　　——艾伟访谈　　周航　　周航：除了发表不少中短篇小说之外，自1999年以来，你相继创作与出版了三部长篇《越野赛跑》（2001）、《爱人同志》（2002）、《爱人有罪》（2006）。最近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风和日丽》是你的第四部长篇。从你文末标注的时间上看，是从《爱人有罪》一面世之后就开始创作的，历经三年而完成。这个创作时间大概与《爱人有罪》的创作时间相当。与之前的两部相比，即使你遇着了写作上的“障碍”，也是较快的写作（都只用一年左右时间），这是否说明，你之前创作喷发式的激情是否正趋于平稳而沉着的流淌？是否正从青春写作过渡到中年式写作？与前三部相比，能否谈谈《风和日丽》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艾伟：实际上，这四部作品真正的写作时间，大约一年左右。这几部作品，倒是《爱人有罪》写作比较艰难一点。因为有《爱人同志》这个参照体在，老是担心会在《爱人同志》的水准上掉下去。写这部作品所耗费的精力挺大的，有一度我没勇气写下去，中断了写作。这样一拖就拖了几年。两部《爱人》写作时都挺艰难的，也都很“重”。《风和日丽》是想另一种写法，一种轻与重结合的写法，构思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的叙述方式，研究资料的时间也比较长，毕竟这部小说与我们的历史息息相关，时代氛围得准确，历史细节也不能有任何差错。这其间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关键章节的片断——许多片断后来也并没有用到。当准备工作完成并找到叙述的调子及角度后，写作的速度倒是挺快的，初稿写作的时间大约前后一年吧。这几部长篇，《越野赛跑》写作确是非常快，那会儿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写得肆意而激情，在写作以前几乎对写作的世界是混沌一片，很多情节及细节都是即兴的产物，所以有一种创世的快乐。现在，写作与我而言是一种工作状态，用你的话说就是“平稳而沉着”，长篇写作尤其如此。如此漫长的写作，很难想象可以用激情完成。《风和日丽》是我最新的作品，一定是我目前对小说艺术及人生思考的结晶，我当然珍视及喜爱这部作品。　　周航：从这几部长篇中的叙事所跨越的时间来说，《越野赛跑》是三十年，《爱人同志》大概是十多年，《爱人有罪》则只是“八年前”与之后的一段时间，而《风和日丽》的时间跨度则超过以往任何一部，是五十年。从中可看出你驾驭叙事时间跨度上的努力，创作过程中，有写作的障碍吗？现时正值建国六十周年，你考虑过这事吗？是否可以把你的《风和日丽》当作一种史诗性质的作品？　　艾伟：障碍是写作的常态。要结构五十年的历史，而这些历史又要和个人史发生关系，本身是一件复杂的工程。这部小说构思于四年前，我不可能想到建国六十周年这件事，在2009年完成纯粹是巧合。不过，这部小说确实有我的野心，我工作室的画板上一写着这么一句话：从一个很小的角度写出波澜壮阔的诗史。这部小说首先是“个人史”，但后面是“大历史”。　　周航：与时间跨度相对应的，你以往长篇中的空间跨度一般不大，《风和日丽》中却有明显的改变。永城、北京、广安，甚至是法国的里昂，在时间风轮转动的同时，空间的变换也随之进行。这给人一种更广博的视域感、历史感、沧桑感，应该说这是你创作中的一次飞跃式的尝试。或者说，从以往更多的人性内心隐密世界的探寻，扩展到除人的内心微观世界之外的时空的宏观世界。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　　答：时间跨度和空间的宽度不是有意为之，事实上，这也算不上一部宏大叙事的作品，就叙事来说只是“个人史”，只是这“个人史”和一个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而已。时间和空间完全是结构的需要。有一点你说出了我的想法，我以往的作品确实着眼于个人微观世界，这一部我放弃了在这个领域的纠缠，更着眼于人的“正常”情感。要是照我以往的写法，杨小翼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她在很多时候是可以仇恨的，冲撞的，是可以回到我过去擅长的领域，挖掘她，撕裂她，可我为什么非得把人性的黑暗写得淋漓尽致尽致呢？人性在很多时候不是“正常”的吗？如果我还那样写，那将是另一部《爱人同志》。这是我对自己写作设置的难度，我完全用一种宽容的淡定的方式处理，使人性始终保持善好、“正常”的状态，当然作为一个人偶尔会有“恶”，这也正常。　　周航：与以往几部长篇一样，虽然也有与众不同的男主人公出现，甚至可以说在作品不可缺少，比如《越野赛跑》中的步年、《爱人同志》中的刘亚军、《爱人有罪》中的鲁建，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这些男主人公的出现，那作品的诞生几乎不可想象。可是，我认为你绝大部分作品中最出彩的还是女主人公，《越》中的小荷花、《同》中的张小影、《罪》中的俞智丽，如果没有这些鲜明而独具特色的女性人物形象，你的小说绝对不会成功。《风和日丽》中，重要男性人物不只一个，已没有一个中心男主人公了，而女人公杨小翼在作品中则处于绝对中心的位置，所有的叙事都围绕她的命运而展开。能否谈谈你一直以来为何擅长塑造女性人物？这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艾伟：杨小翼是本书的视角。本书是她的“个人史”，她当然只好处在中心位置。如果用全知的角度，其实别人的故事一样是重要的。这是叙事决定的。你问我为何擅长塑造女性，我不知如何回答。可能我是男作家，更愿意在女性身上寄托我的美好想象。不过，我倒觉得我男性写的不错，在《爱人同志》中，刘亚军这个形象也很出彩啊。在《风和日丽》中，尹泽桂将军和伍思岷的复杂性甚至超过了杨小翼。将军这个人物在我们过往的人物谱系中是没有的，是全新的。我爱这个人物。　　周航：在你以往的作品中，中国当代历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总是作为叙事的大背景，在这些大背景之下你着力开掘人性内心的隐密精神世界，往往以一种寓言甚至是怪诞的想象方式来完成“关于公共想象问题”。而在《风和日丽》中，你前所未有地几乎综合了建国前后一直到新世纪以来的所有大事，串珠式地融入你整个小说文本之中，这当然有一种全而不精的风险，很难在有限的文本篇幅中有效地表现那些重大事件，你意识到这种风险了吗？　　艾伟：在这部作品中，没有像你所说的几乎综合建国后所有大事件。对小说人物真正产生转折或者说产生结构性影响的事件其实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文革，一件是八十年代末的那次风波，当然还有小说的起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更叠。如果你仔细分析，其余的事件只是三言两语，不对人物的命运产生多大的影响，只是一些时代氛围而已。因此，事实上不存在你所说的风险。你可以发现，小说的笔墨都是内心的，对外部世界的描述非常少，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更少，你如果有兴趣统计一下，小说结构之外的历史事件的描述加起来恐怕不会超过一千字。但这部小说给人的感觉是时刻存在那个“大历史”，这种感觉其实和人物的设置有关。父亲将军本身就是“革命和政治”，是历史的代表，他在小说是缺席，但无时不刻存在于文本中；丈夫伍思岷联系着“文革”，而儿子天一则联系着那场风波。大时代的气息是我刻意追求的，我认为个人在大时代的处境是迷人的。这部小说更多地在探讨大时代中人的精神处境，只是我不像过去那样潜入人的黑暗领域，不屈不挠地探索那些无可名状的情感，在《风和日丽中》，我更愿意关注人的“正常”人性，所以，在这部小说中尽管历史诡异，但人性总的来说是善好的，这部小说里，我怀着对人性的信任，探讨了爱、友谊及家庭的持久力量，所以即使在苦难中依旧有很多温暖时光。　　周航：确实如此，读这部小说时，我几处都流泪了。特别是杨小翼和刘世军的情感，非常吸引人，有一种悲欣交集之感。人在苦难中，但却时时让你感到人性的温暖。杨小翼可以说是命运多舛，她没有得到父亲相认，失去了母亲，失去了丈夫和儿子，一生充满了悲剧，但读完后，却并不绝望，相反，有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感恩和暖意，总之，令人百感交集。　　艾伟：谢谢你感性的阅读。这是我写作时想达到的目标。有很多读者尤其是女性非常喜欢刘世军这个人物。一个女性如果身边有刘世军这样的男人该是多么好！好的长篇小说一定要有好的情感故事，我在工作室画板上写的另一句话是：寻找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周航：在这部小说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可感可知，比如北原、舒畅等著名诗人，不看名字中隐含的实际人名，仅从一些众所周知的事件中几乎不用多加考虑就可以将他们对号入座。这打破了你以往小说创作虚构人物的常规，你是如何考虑这一做法的？这构成了你叙事的一种禁忌与风险吗？是否考虑到读者的某种窥私欲的满足，从而实现一种文化消费的需要？　　艾伟：所有都是虚构，请不要对号入座。北原和舒畅完全是虚构的产物，再说了，他们在书中的比例非常小，不到百分之一吧？写这两个人物，是涉及到七十年代思想涌动期及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期，涉及到一个时代的转变，从叙述上讲是让后来杨小翼的反思有来源，有信服力。对这部涉及到如此高层级的小说，几乎想叙述一个国家的人心及思想演变的小说，你要讲到思想解放运动，你总得有几个思想文艺界代表人物，有些读者于是对号入座了。当年托尔斯泰写出《安娜卡列妮娜》时，因为涉及到彼得堡及莫斯科的贵族，也有类似的考据者。一部小说，你写到高层，而高层就那么几个人，所以容易给有考据兴趣的读者以想象。《红楼梦》也是如此啊，总以为谁是谁谁谁之类——当然，我这里也不拿《风和日丽》攀比这些伟大作品。如果完全写底层百姓，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我是说，这是题材决定的。当你想像一个国家时，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你想讲一个时代，并且如此直面它，这恐怕不可避免。不过，在中国写作，禁忌当然是有的，某些章节的写作真的像在走钢丝一样，得小心翼翼，但我必须通过去。规约就是艺术，禁忌或规约有时候反而会使艺术作品更动人。艺术某种程度上是规约的产物。　　周航：从你的每一部作品中，我都能感受到你的忧患意识，对民族国家，对社会生活与道德，对革命的正统想象，等等。特别在《风和日丽》中，你对革命者、对战争，对一些重要的文化前辈，你努力在启动某种解构性的力量。解构并不新鲜，但你在这部小说中解构的一些东西，几乎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大胆至极，你是如何看待你的这些“突破”的？　　艾伟：我写作时，想象他们是人，我试图在革命话语中发现人的本来面目。发现人的“正常”情感，发现人性的光辉灿烂，而不是革命塑造成的那种光辉灿烂。这部作品我心怀宽容，而不是解构。“那个世纪已经过去，是非对错也已沉淀。”这是杨小翼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我不是八十年代的作家，要“伤痕”，要“控诉”，我试图探究即使在不讲人情的革命时期，人性依旧有它别样的通道和归途，而因为压抑，反而更为动人。要说突破，我只是恢复了“人”的本来面貌。作为作者，我非常喜欢将军，这个人物真是复杂，当写到将军把天安埋葬时，我觉得他真是孤独。在这部小说里，我是用一种更广大的时空背景上看待历史。将军是历史的胜利者，但同也是历史的牺牲者。人人如此。　　周航：在《风和日丽》中，你描写了文革之后当时文化界启蒙阶段的一些事情，比如某某油印刊物，一些现代派的艺术行为，包括某某诗人的杀妻事件，以及不少文化人的出国，等等，这些如果出现在你以前的作品中都是不可想象的。你还通过人物之口对其中的角色进行了揶揄，你这样做既有还原本相的意图，又有重新认识的迹象。你是如何看待这些的？这些事件对这部作品有何意义？　　艾伟：我是怀着对他们美好的崇敬之心写的，他们是时代的先驱，在某种程度上我很羡慕他们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部小说里，青春是一个关键词，青春的激情理想和变化无常，是我感受到的动人的一部分。事实上，在要不要写舒畅杀妻这件事，我犹豫良久，初稿上是没有的。后来我决定写下来，因为这是青春激情的一部分，这同伍思岷用车撞人，尹南方跳楼，他们归根到底是一致的。我想时代总会过去，比我们年轻的读者不一定知道历史上曾有类似的事，而这件事除了残忍，真的非常艺术，有人性中不可名状的内容。另外，我觉得这种亦真亦假也是一种效果，让读者恍然觉得小说所叙写的一切确有其事，事事有出处，某种程度上应该会增加真实性。也许是因为这部分的“真实”性效果，读了这部小说的朋友，都问我，将军有原形吗？我说没有，完全虚构。　　周航：阅读完《风和日丽》后，我有个印象，觉得语言比你以前作品的语言更好读了，可以说十分成熟流畅，但你似乎变得平静了。你以前的小荷花、张小影、俞智丽等女性人物形象，灵魂的深层冲突十分强烈，以前你作品中最出彩的有关性、暴力、灵魂的游移不定与冲撞等等的描写，在这部作品中有所冲谈，这是否是你写作姿态与心态的一种转变？一如小说的题目“风和日丽”，一切都在一种平和冲淡之中进行叙事，哪怕是起伏跌荡的历史风云，你也似乎很平静。假如我的理解与阅读感受有误，那你是否是将复杂的人性放在历史的复杂进程中，是将一些与人性相关的表述融入到不可捉摸的历史变化之中进行自足性的映照呢？　　艾伟：我前面说了，这部小说关注的不是人性中的黑暗面，而是人性中的光亮一面。事实上这部书中这么多人物，只有吕维宁有些坏，其余的都是好人，但他们人人都在受苦。我完全可以把杨小翼黑暗时期的内心写的很黑暗，但如果这样，这个人物不是杨小翼了，杨小翼不是这样的人，她的家庭背景及教养规定了她的善良本性。这同我过去小说是不一样的。说实在的，在日常的或“正常”的状态下要写出戏剧性，要让人感到跌荡起伏，从某种意义上难度更大，更要有想象力。说到人物形象，在这部小说里，所有的故事都是杨小翼经历的或看到、听到的，她是视角，而任何视角的人物，一定要像海绵那样柔软，要有一种“暧昧”性，这样才可以把整个故事讲述下来。如果主人公是一把刀子，那么所有在她视角中的人物都会成为一把刀子。所以，这部作品既然选定杨小翼为视角，那么杨小翼必须是有反思能力的，是有理性精神的，是内敛的。我告诉你一个写作中的秘密，这部作品在开始是全知式视角的，写了几万字感觉不对，推到重来。后来又用第一人称回忆录的形式写，也就是一个年华已老的人叙写自己的历史。但后来因为考虑到我是男性，用女性的第一人称总感到别扭就放弃了。最终选择了现在以杨小翼的视角叙事，但你依旧可以看到回忆录的痕迹。即这部小说是一部回望个人历史的小说，它已化解了历史在场式的激烈和冲撞，已化血泪于平静，充满了宽容和淡定。而杨小翼现在的形象就阅读效果而言也许并不是坏事，反而有普遍性，各种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可在其身上找到共鸣，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杨小翼。　　周航：最后想与你讨论一下关于《风和日丽》的现实性与精神性的问题。你说过：“我理想中的小说是人性内在的深度性和广泛的隐喻性结合的小说。它诚实、内省，它从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出发，但又具有飞离现实的能力。”你的几部长篇你都实践了这些话，在这部作品好像你回归了现实。你之前的作品，不仅“从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出发，但又具有飞离现实的能力”，充满了诡异的想象与实验的品质，在我看来，这正是一种文学的自觉，是一种文学的高度，也即文学的精神性。在这部作品中你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艾伟：我想文学精神性是多方面的，想象力，飞离现实的能力，人物的复杂性，都是。就这部作品而言，如前所述，它同我以前的作品是有区别的，它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我现在的小说观念有所改变，我认为文学不是用来分析的，而是用来感受的。这小说在《收获》发表后，我看到了很多读者写的文章，有人读时“数度哽咽”，读完“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其中有一个读者这么写道：“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无力以及内心的拯救。人性之美使悲剧又洋溢出暖意。我们是无力的，取舍并不取决于自身，但是我们一直在力求自身的问心无愧。杨小翼用一生的幸福赎回了对伍思岷的歉疚，她的此举引发我们不同体验层次的共鸣。这是我们的义。杨小翼最终在放弃中走向平静与释然，她放弃对血缘的执著，放弃对父亲的逼视；放弃相濡以沫的爱情，尊重和成全他人之爱——在这中间杨小翼与刘世军的几度分手显得如此动人；最终她甚至放弃对丈夫的追问。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我喜欢这位读者写的这几句话，就一个读者而言，其从这部作品里得到的人生感受既感性又形而上，是整体性的。刘小枫说过大意如此的话，现代小说承担的是类似教堂里的喃喃自语，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所以，判别小说好坏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读完后百感交集，无以言说。我想小说首先要在情感上打动人，然后再判断其别的价值。现代学理有那么多分析的方法，即使一部破绽百出的小说，依旧可以分析出伟大的意义。我这么说是想强调精神性并不表明只有那些尖锐的态度才得以呈现，有时候，日常生活的广阔中亦有其深邃的精神性。我相信小说最深刻的东西就是情感。　　（周航：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内容概要

艾伟  一九六六年生。当代作家。著有长篇《风和日丽》、《爱人有罪》、《爱人同志》，中短篇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中花》、《小姐们》、《水上的声音》等。作品多次获奖，其中《爱人同志》获《当代》文学奖，《风和日丽》获春申原创文学年度最佳小说奖，多部作品曾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书籍目录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附录：尹泽桂将军留法时期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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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和日丽》用质朴洗练的文字，娓娓道来了一个女孩隐秘的身世，它似传奇又似史诗，在惊天动地的绝响中融合了平缓舒和的含泪的微笑。雨过天晴，风和日丽，杨小翼碾过蒺藜丛生的孤僻小道，终于走出尘外。

作者简介

《风和日丽》：一位神秘将军的风流韵事，一个女孩隐秘的身世，从杨小翼的悲剧一生中娓娓道来。杨小翼渴望父爱，但在妈妈那里却始终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在刘伯伯的帮助下，她终于鼓起勇气北上寻找父亲。与杨小翼青梅竹马的刘世军在她走后与好朋友结了婚，曾经暗恋她的伍思岷因自尊心受伤而故意伤人，被迫远走他乡。爱情的远去，更加重了杨小翼对父亲的归属感。在北京，杨小翼不甘被动地等待，于是她有预谋地接近同父异母的弟弟尹南方，并如愿地见到了父亲，不料尹南方却阴差阳错地爱上了她。私生女杨小翼的出现使将军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并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在杨小翼彷徨无助的日子里，刘世军给了她最大的安慰和支持，那段两小无猜的爱情于若干年后，在二人孤独的心中疯狂滋长……

杨小翼被父亲“驱赶”离开了北京，又踏上了寻找伍思岷的道路，祈求赎罪。在异地，杨小翼居然用刘世军给她的“万能”钥匙救了身陷囹圄的将军父亲，为守住自己放走将军这个秘密，杨小翼忍受屈辱，被迫用自己的身体与他人做交易。同时，在与伍思岷的婚姻中，杨小翼对伍家的“折磨”忍无可忍，最终决绝地离开。

在与几个男人的爱情纠结中，杨小翼伤痕累累地承受着外界施加给她的一切。在经历了爱情夭折、婚姻失败、痛失爱子、被父亲遗弃等诸多伤痛与打击后，杨小翼终于坚强地面对现实，淡然地走出了父亲的视线…… 

《风和日丽》的作者艾伟是一位与麦家齐名的青年作家。此部小说曾在《收获》杂志上以两期的篇幅刊登，其重要性可与贾平凹的《秦腔》相比肩（《秦腔》曾经亦在《收获》上以两期篇幅刊登）。

《风和日丽》将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为小说的背景展示给读者，从杨小翼的个人命运出发，将个人命运与历史相融合。它同时也是一个私生女寻父的故事。其中包含了深刻的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等，值得品味。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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