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密码

章节摘录

　　开篇 深夜，我站在孤魂的身边　　七月流火的塞外之夜，星光灿烂，银河倾泻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上，随着晚风在莫高窟和三危山顶上轻轻飘荡。我沿着一条沙梁，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大地是这样宁静。我的眼前是一片黑压压的墓碑，红柳梢子随风飘扬着，远处隐约传来羌笛的幽咽。好静的坟场！我抚着沾有露水的墓碑，我分明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动——那都是一些十分年轻的名字啊！他们用自己的血浇灌了敦煌艺术的沃土，沙砾里却只留下他们的躯壳。皓月当空，墓碑上的每一个字都看得清楚。我弯下腰，一个墓碑一个墓碑地看了过去。　　李仁章。鲁迅美术学院青年教师。1964年秋天，他带领一批学生从白山黑水来到敦煌实习。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被举世无双的敦煌艺术惊呆了！他如饥似渴地临摹着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到了后来，他已经分不清哪是佛国世界，哪是现实生活了。他奋力地在千年艺术海洋里遨游，游得心醉神迷，如痴如狂。他的心灵日渐地净化，精神不断地升华。终于有一天，当他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临摹一幅巨大的壁画时，极度兴奋之中他的灵魂和壁画上的飞天一起飞升了，飞向那圣洁的极乐世界。他面带笑容，从脚手架上轻轻地飘落下来，鲜艳的颜料从空中洒下，像飞天散花一样洒满了人间。　　毕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主动要求来敦煌工作。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艺术家赤胆忠心，敢怒敢言。他太喜欢敦煌艺术了，一头扎进洞子里，不问人间烟火事，对外面闹得热火朝天的政治运动不闻不问。领导上批评他走白专道路。他据理力争，调侃嘲弄得人家下不了台。最后，他反而成了“阶级敌人”，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去改造。一年后，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饿死在那里。尸体找不到了，同伴们从夹边沟捧回一包黄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经常可以听到沙坡上传来幽咽之声，很像是毕可发自心肺的泣诉。风华正茂，壮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铭心热爱的敦煌艺术分手了，九泉之下也不瞑目啊！为了安慰英灵，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从鸣沙山上捡来一颗一颗红色石子，镶嵌在墓砖上面，组成了三个大字：敦煌魂。月光如水，银粉遍地，红玫瑰色的“敦煌魂”在高高的沙坡上闪耀着奇异的光彩。　　窦占彪。国民党警察。还在他不满20岁的时候，被敦煌县长派来保护常书鸿先生。常书鸿说：我不需要保护，你走吧。窦占彪说：我看你像个佛爷，我不想离开你。常书鸿说：那就干别的事儿吧。一字不识的窦占彪脱去了警服，无师自通地当起了泥瓦匠——因为这儿最缺泥瓦匠。自此以后，整整48个春秋，他和莫高窟共存亡。莫高窟492个洞子，每个洞子都有他修补过的痕迹。莫高窟的每一条栈道，每一级台阶，都是他一块砖、一块料，一瓦刀一瓦刀修起的。50年代初，敦煌县城扩建马路时，准备将原来街道上的一座贞节牌坊拆掉。窦占彪闻讯后赶了一辆牛车连夜进城，极小心地将那牌坊一件件拆下来，装在牛车上运回莫高窟。偌大一座牌坊，上百个零部件，而窦占彪又不识字。于是他在每一块木头上做了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暗号。拉回来后，又一块一块地拼接起来，立在莫高窟的正门口。然后将郭沫若题写的“石窟宝藏”四个雄浑有力的大字刻了上去。今天，当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莫高窟时，首先映人眼帘的便是这座八面来风的巍巍牌坊。　　龙时英。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之妻。1945年，还在重庆国立艺专上学的段文杰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后，毅然辞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龙时英，步行数千里路，去到敦煌“修炼”。从此，时局变幻，战火蜂起，关山阻隔，路途遥遥，一别十有三载。1957年，在四川农村教书的龙时英辞去了小学教师的职务，领着儿子万里寻夫，来到了敦煌莫高窟。正值困难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的粮食定量下降到了每月19斤。为了支持丈夫的研究事业，龙时英到沙漠上找野草、养兔子，给段文杰开“小灶”，才使得丈夫的身体没有垮下去。也正是在那段时期，段文杰临摹了大量壁画，写出了大批研究文章，成为蜚声国内外的敦煌学家。“文革”后期，段文杰被造反派开除公职，戴上“帽子”，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善良的女人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精神彻底分裂。她死了，含着无尽的怨恨。埋葬时，段文杰泣不成声地念完了他彻夜不眠写成的悼词，然后将悼文和他的深情、他的悲痛一起埋进了坟墓。　　我继续看下去：许安、刘牒、赵友贤……每一个名字都和敦煌的事业相依相连，每一颗灵魂都为神圣的艺术宫殿增添了光彩。　　我抬起了潮湿的眼睛，对面，隔着一条宽阔的干河滩，正是莫高窟北区蜂房般的狭小洞窟——当年画工们居住的地方。那些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敦煌艺术的民间画匠，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吴道子、阎立本们，在画出了令后代儿女骄傲的不朽作品之后，却终年四季居住在那些低矮的仅能容身的洞子里。病了，老了，伤了，残了，就默默无声地死在那里。千百年的风沙吹进洞子里，掩埋了他们的尸骨。此刻，那些洞窟像一双双幽幽的眼睛，在深邃的天穹下注视着换了人间的土地。　　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感悟：那些千年画工的孤魂就在周围游荡，默默地守护着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画廊。　　夜已深，天更蓝。城市里绝对见不到的大而明亮的星星缀满天幕，而天幕又是这样的低，仿佛就要抱吻大地似的lo突然，一颗硕大的星星离开天幕，闪电般跌落在莫高窟顶上，只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遭，那是常书鸿的灵魂归来了。这些日子，在我采访的过程中，人们说的是他，念的是他。“常书鸿”三个字挂在所有敦煌人的嘴边。几乎每一个人都说：没有常书鸿，就没有今天的莫高窟。解放前夕，河西大乱。溃逃的中央军和国民党特务和美国文化特务、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吏，频频光顾莫高窟，都想在逃离大陆前捞一把。如果不是常书鸿忍受着妻离子散之痛、酷暑奇寒之苦、断薪断炊之艰，和他的学生们手挽着手，用宽阔的胸膛组成一堵坚不可摧的墙壁，珍贵的敦煌文物早就被洗劫一空。解放之初，乌斯曼匪帮从新疆流窜到敦煌南山，叫嚷要抢劫莫高窟。如果不是常书鸿和他韵同伴们严阵以待，持枪日夜守护，甚至做好了在洞子里打一场“地道战”的准备，吓退了跃跃欲试的乌斯曼匪帮，那么莫高窟也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公然宣称：“敦煌莫高窟是贩卖精神鸦片的黑窝”，“那些人都是鸦片贩子！”如果不是常书鸿和他的同伴们拖着“人存洞存，人亡洞亡”的必死决心，以知识分子的血肉之躯牢牢地守护着492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两千多身彩塑，那么这些被日中友协会长平山郁夫称为“东方民族文化之根的无价之宝”，早就被头脑发热的红卫兵捣毁了！　　下午，我到皇庆寺转悠了一圈，就在这座破败不堪的土庙里，常书鸿一家人整整住了半个世纪。他原来的保姆——70岁的窦妈妈，正在院子里拆洗常书鸿的被子。1981年，邓小平视察敦煌，常书鸿陪同参观。休息时邓小平问常书鸿：“你是哪年生的？”“1904年。”“哦，和我同岁。”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没有忘记和他同龄的这位守护敦煌近40年的老人，指示将常书鸿调到北京国家文物局担任顾问。1982年常书鸿离开敦煌时，只带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其余大部分家具都留在了皇庆寺。他还特意留下一床崭新的铺盖。已经10多年了，每　　年回敦煌，有时自己回来，有时和远在日本的儿子常嘉煌一起来。来了不住宾馆，也不住招待所，就住在这间土屋里，睡在这张土炕上，盖着自己的被子。摸一摸自己当年和同伴们担土栽植的白杨树，吃几顿敦煌老人们用苦咸水做的面片子，临摹一些壁画，天凉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北京去。而窦妈妈——窦占彪老人的遗孀，也和10多年前当保姆时一样，总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将常书鸿的旧居收拾得于干净净。墙上的泥皮掉了，她就用水和上草泥，照原样抹平、抹光。下了雨，她就把常爷的被子拿出来晒一晒。常爷年纪大了，腰腿疼，可不能潮着他呀！常书鸿从日本带来栽在院子里的樱花，她隔几天就浇点水，长得比常书鸿在时还茂盛。　　窦妈妈低着头，用心用意地洗着被子。我说：“别洗了，常爷不会回来了。”她看了我一眼：“不，常爷还会回来的。常爷是敦煌的守护神，是佛爷。佛爷是不会死的。你不看壁画上说的，佛爷的肉身涅柴了，灵魂却还在。他会回来的。”　　说这些话时，这位老妇的神情是那样虔诚，脸上蒙着一层神圣的光。这使我想起了数年前常书鸿和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一段对话。池田问常书鸿：　　“如果还有来生，您下一世准备做什么？”　　常书鸿不假思索地答道：“如果真有下一生，我还将是常书鸿，我还将奔赴莫高窟。”　　池田由衷赞叹：“太伟大了！”

前言

　　据我所知，此书的主要部分在《当代》发表并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后，已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发现，所推崇；继而，文学界人士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到了它并且倍加称赏。大家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强烈魅力的、激动人心的作品，是一首中国知识分子奉献精神的悲慨颂歌，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壮怀激烈。还有人认为，它把诗和散文的因素巧妙地糅进了报告文学，完成了一部诗化的报告，因而在文体上也颇有建树。这些看法我都是同意的，但我还想说，它不是一般地写知识分子，而是写了一群艺术上的殉道者，精神上的民族魂，它也不是一般地写他们如何吃苦耐劳，默默奉献，而是写出了一条条殉道者们滴血的人生道路。如果我们习惯于把出生入死的战士称之为英雄的话，那么这本书里终年埋首洞窟的人也是英雄——我们民族的文化英雄。　　事实上，在这本书之前，关于敦煌艺术和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人的作品，一直没有中断过，其中最有名的是六十年代初徐迟的《祁连山下》。其意境之深厚和文笔之优美，至今让人追慕不已。主人公尚达，显系常书鸿的代名，此作即以抗战时期常书鸿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创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前后的史实为底本，来展开艺术描写的。记得它并不孤立地写常书鸿(即尚达先生)，既写他事业上的磨难，又写他婚姻上的突变。为了主题的丰富性，作品还展开了一条副线，写了玉门油矿的创建者、地质学家孙健初的形象，让艺术上的守护神与科学上的拓荒者惺惺相惜，交互辉映，共同在大漠绝塞演出爱国主义的传奇剧。现在看来，徐迟之所以能在新时期之初率先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绝非偶然，与他早在《祁连山下》中深思过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有关。另一部以敦煌艺术为背景的重要作品当属八十年代初期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了。它用极富民族特色的舞蹈造型和音乐语汇，讴歌了汉唐的开放精神和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且极其动人地表达了人民是敦煌艺术的真正创造者的思想。这部作品在中国舞剧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所谓“有中国特色”者，似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性评价。　　报告文学《敦煌之恋》(2009新版改书名为《敦煌密码》——编者注)自然未必超越了上述作品，但是由于时间的帮助，它对敦煌艺术和敦煌学有了更宏观、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对于敦煌艺术的发掘者、研究者、保护者，也有了更系统、更完整的考察。出现在作者笔下的，不再是人们熟悉的常书鸿等几个人，而是一支前仆后继的敢死队，有如不绝的火种，不灭的精魂，奔走在通往敦煌艺术圣殿的路途上。这部作品既写了敦煌艺术本身，敦煌学发展过程，更以浓烈的笔墨，写了几代敦煌学的研究者。关于敦煌艺术，作者采用了一种更科学更求实的看法：正是敦煌自身的地缘因素造成了产生敦煌艺术的沃土。魏晋文化传统，佛教前沿地区龟兹艺术及凉州文化，都从不同方面浇灌了敦煌艺术。北魏晚期开始的中原文化艺术，则以主要潮流影响了敦煌艺术，并使之最终完成了中原风格、西域风格和地方风格的融合。作者要着重告诉我们的是：就在漫天黄沙连年战火和帝同主义的探险家们即将一起把这些灿烂的洞窟毁灭时，一批中华民族的血性儿女、仁人志士、艺术圣徒站出来了，他们毅然来到死寂的大漠绝地，用热血和生命挽救了敦煌，保护了敦煌，研究了敦煌，发扬了敦煌，使莫高窟重放光华。从张大干、于右任到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李正字、席臻贯，直到无数无名英雄，他们共同谱写了一曲撼天动地、震古烁今的敦煌恋歌。这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感人的部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献给祖国和整个人类的最圣洁的礼品。　　此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人带史，通过七八个主要人物的曲折命运和求索过程，把近世以来敦煌莫高窟的变迁史映带出来。作者非常明确，他不是在写一部介绍敦煌艺术的书，也不是要写一部敦煌学的发展史，史的轮廓的显现，不过是作品的副产品；这部作品的重点在于写好敦煌人，写出他们的爱国情怀、审美精神和人格力量。读这部书你会强烈感到，这些艺术家各具特色的个性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审美价值，或者说，作为人，他们本身就是艺术品。张大干的豪放不羁，常书鸿的九死不悔，段文杰的隐士风度，樊锦诗的苦行主义……无不令人望风怀想。作品写道：在莫高窟北区，有一大片低矮的仅能容身的洞子，那是历代画工的居所，那里掩埋着无数民间巨匠的尸骨，千百年来，他们的魂灵默默守护着这世界上最大的艺术殿堂，我们能说，他们不是敦煌艺术的一部分吗？应该说，这部书获得成功的最大秘密是，它不是把敦煌艺术与敦煌艺术的研究者、塑像与工匠、画中人与观画人割裂开来，而是紧紧地将之融为一体，以至这些呕心沥血的修复者、研究者们，也变成敦煌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敦煌艺术浇铸在一起了。离开了这些殉道者，敦煌的艺术精神真不知会逊色多少！　　我以为，这本书之所以使我们由衷地感动，甚至有时沉醉在一种因牺牲而带来的美感境界中，是与它的不少章节中渗透着悲剧意识有关。这里所说的悲剧意识，是指那种个体的陨落换来了对整体、对生命、对永恒的肯定的意识，是指那种个人毁灭后融入大地，完成了美的升华的意识。作者曾多次写到《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是把它作为一种象征来写的：当萨垂那太子为了让母虎延续生命，毅然刺破血管，从高崖纵身一跳时，狂风怒号，海浪滔滔，大地为之震动，风云为之变色。常书鸿说：“于右任院长嘱我，到敦煌第一要看的就是这幅壁画，看来，他别有深意。对研究所的每位同仁来说，只有抱定舍身饲虎的决心，才能干一番事业。”这里的舍身饲虎精神，也就是用生命来殉艺术的精神，为人道和人类文明无私奉献的精神。作品中每个人的故事，似乎都是这句话的注脚，而席臻贯的悲壮陨落，则将这一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也把全书推向了高潮。席臻贯是敦煌古谱的破译者，他解开了千古之谜，消除了困扰往昔破译者的许多难点，并将古乐成功地搬上了舞台，李瑞环赞之日“千古绝唱，功不可没。”他为了这一切所付出的，绝不亚于萨垂那太子的刺破血管，“短短几年里，席臻贯的头发全白了，大家每见他一次，他的头发就花一茬，脸庞就瘦一圈。等到《敦煌古乐》破译出来，原本年轻英俊、人称‘甘肃唐国强’的席臻贯，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他终于一病不起，他才52岁，他挣扎到了中国艺术节的开幕，抱着极度衰竭之身亲眼观看了《敦煌古乐》的演出，默默流泪，然后，溘然长逝。作者不无浪漫精神地写道，席臻贯追悼会的那天，“一声霹雳，天欲倾，地欲裂，兰州历史上从没见过的大雨泼了下来”，“大雨三天不止。那飒飒雨声，分明是敦煌古乐的旋律，那热乎乎的雨珠，莫非是音乐家洒向大地的泪水？”慷慨悲壮，宁有是乎？诚如作者所言，“在中国敦煌，由一代又一代可敬的敦煌人所点燃的艺术圣火，将会和巍巍祁连滔滔黄河一样，与世并存。”　　关于《敦煌之恋》的作者王家达，我认为也有向读者介绍的必要。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我的同班同学中后来从事创作的还很不少，除了王家达，还有田中禾、王戈、王作人等。王家达原名王家大，五十年代末李季、闻捷下放甘肃时，发现了他，并推荐他的几个短篇在《人民文学》发表，这在当时的甘肃是了不起的大事，他因之闻名遐迩，被称为农民作家。大跃进后，许多极一时之盛的农民作家、工人作家都销声匿迹了，但王家达没有，他凭着顽强的毅力，考入了兰州艺术学院(后并入兰州大学)。我永远忘不了饥馑年代在落满尘埃的校图书馆里，王家达一本又一本苦读世界名著的情景。他完成了从当时所谓“农民作家”向真实意义上的作家的转变，这在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近年来，他写出了《清凌凌的黄河水》、《铁流西进》、《天下第一鼓》等受到好评、获得奖励的作品和一批影视作品。他现在是甘肃省文联副主席，专业作家，在西部享有较高声誉。我认为，王家达是最富于西部神韵的作家，他对秦腔和西北民间文艺极其熟悉，艺术感觉锐敏，才华洋溢，他的写出《敦煌之恋》应属意料中事。我相信，《敦煌之恋》作为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品，将会长期留存。

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人带史，通过七八个主要人物的曲折命运和求索过程，把近世以来敦煌莫高窟的变迁史映带出来。作者曾多次写到敦煌壁画《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是把它作为一种象征来写的：当萨垂那太子为了让母虎延续生命，毅然刺破血管，从高崖纵身一跳时，狂风怒号，海浪滔滔，大地为之震动，风云为之变色。这里的舍身饲虎精神，也就是用生命来殉艺术的的精神，为人道和人类文明无私奉献的精神。作品中每个人的故事，似乎都是这句话的注脚。　　——著名评论家 雷达　　每年来敦煌旅游的人数超过100万人次，提起中国的甘肃，人们自然将敦煌联系在一起。在我眼里，《敦煌密码》是—部可以品读艺术辉煌和悲壮的书。之所以可以品出这样的滋味，来源于敦煌本身的魅力。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　　——甘肃兰州市文化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　兰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范文

内容概要

王家达，男，汉族，甘肃兰州人。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和专业文学创作。多年来出版和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数百万字，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日、韩文，推向国外。曾获得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当代》优秀作品奖、人民文学昌达杯奖、中华文学选刊奖、中国报告文学奖等多项奖励。现为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书籍目录

开篇  深夜，我站在孤魂的身边壹  王道士的“功德碑”贰  大千居士——当代玄奘第一人　西出阳关　敦煌面壁　破壁而出叁  敦煌的保护神——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　奔赴敦煌　舍身饲虎　新的曙光　波罗蜜境肆  为了敦煌学的回归　大漠隐士　敦煌的女儿　囚徒·农民·敦煌学权威　“皇军炮楼”和当代窃贼的下场

作者简介

敦煌向世人隐藏了什么历史之谜？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湖北麻城一位名叫王圆篆的目不识丁的矮个子道士来到了敦煌。他的所作所为，引来了地球另一端的虎狼——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的奥登堡远征队以及美国人华尔纳的贪婪之旅。

驼铃声 中，沙路上一行行足迹清晰可辨，那是于右任和张大干的脚印，是常书鸿、董希文和段文杰的脚印，还有吴作人、叶浅予、谢稚柳、刘开渠、吴冠中、梁思成、潘絮兹、黎雄才、王朝闻等艺术家、建筑学家的脚印。

所有的目光都关注着一个地方——敦煌。

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展现敦煌及敦煌人文的作品。作者在历史、宗教、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可谓展露得淋漓尽致，以人写史，知人论世——欧美列强对敦煌的劫掠，民族脊梁们保护敦煌的殚精竭虑和呕心沥血，绵延起伏于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以来1700多年的敦煌密码中。一代代敦煌人创造的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符号，在作者的解密过程中昭然于世……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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