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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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4
ISBN:9787301132722
作者:叶嘉莹
页数:414页

章节摘录

  三、解题  一、演义此诗因秋而感兴,皆在夔州思长安而作。  二、意笺此公寓夔,将欲东下,感秋而赋,所谓“秋兴”也。  三、杜臆语云:“秋士悲。”秋原易悲,而公之情事,有许多可悲者,而感秋景以生情。第一首乃后来七首之发端,乃《三百篇》之所谓兴也。  四、钱注殷仲文诗云:“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又潘岳《秋兴赋序》云:“于时秋也,遂以名篇。”  五、张解公时在夔,当秋有感。  六、金解总以第一首为提纲。盖先生尔时所处,实实是夔府西阁之秋,因秋而起兴。下七篇话头,一一从此生出(参看章法及大旨一章)。  别批兴之为言兴也,美女当春而思浓,志士对秋而情至,凡山川林峦,风烟云露,草色花香,目之所睇,耳之所闻,何者不与寸心相为蕴结,其勃然触发有自然矣。乃先生以忠挚之怀,当飘零之日,复以流寓之身,经此摇落之时,其为兴也,真兴尽之至,心灰意灭,更无纤毫之兴,而有此八首者也。后人拟作者,或至汗牛充栋,亦尝试于先生制题之妙一寻绎乎。题是《秋兴》,诗却是无兴,作诗者满肚皮无兴,而又偏要作秋兴,故不特诗是的的妙诗,而题亦是的的妙题;不特题是的的妙题,而先生的的妙入也。从来诗是几首,多一首不得,少一首不得,如此诗是八首,则七首不得,九首亦不得,某既言之屡矣,而或未能深信。

前言

  前两种是我的两册专著,第一册是《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此书原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在台湾各大学讲授“杜甫-诗”专书课程时之所撰写。当时为了说明杜甫诗歌之集大成的成就,曾利用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访了台湾各大图书馆,共辑录得自宋迄清的杜诗注本三十五家,不同之版本四十九种。因那时各图书馆尚无复印扫描等设备,而且我所搜辑的又都是被列为珍藏之善本,不许外借,因此所有资料都系由我个人亲笔之所抄录。此书卷首曾列有引用书目,对当时所曾引用之四十九种杜诗分别作了版本的说明,又对此《秋兴》八诗作了“编年”、“解题”、“章法及大旨”的各种说明。至于所谓集说,则是将此八诗各分别为四联,以每一联为单位,按各种不同版本详加征引后做了详尽的按语,又在全书之开端写了一篇题为《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的长文,对中国古典诗歌中七律一体之形成与演进及杜甫之七律一体在其生活各阶段中之不同的成就,都作了详尽的论述。此书于1966年由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出版。其后我于1981年4月应邀赴四川成都参加在草堂举行的杜甫学会首次年会,与会友人听说我曾写有此书,遂劝我将大陆所流传的历代杜诗注本一并收入。于是我就又在大陆搜集了当日台湾所未见的注本十八种,增入前书重加改写。计共收有不同之注本五十三家,不同之版本七十种,于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计时与台湾之首次出版此书盖已有整整二十年之久。如今北大出版社又将重印此书,则距离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出版又有二十年以上之久了。这一册书对一般读者而言,或许未必对之有详细阅读之兴趣,但事实上则在这些看似繁杂琐细的校辑整理而加以判断总结的按语中,却实在更显示了我平素学诗的一些基本的修养与用功之所在。因而此书出版后,遂立即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即如当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的周策纵教授,就曾写有长文与我讨论,此文曾于1975年发表于台湾出版之《大陆杂志》第五十卷第六期。又有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任教的郑树森教授在其《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研究》一文中也曾提及此书,以为其有合于西方结构主义重视文类研究之意(郑文见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所刊印之《比较文学丛书》中郑著之《结构2-义与中国文学》)。更有哈佛大学之高友工与梅祖麟二位教授,则因阅读了我这一册《集说》,而引生出他们二位所合作的一篇大著《分析杜甫的(秋兴)——试从语言结构入手做文学批评》,此文曾分作三篇发表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直到去年我在台湾一次友人的聚会中还曾听到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台湾所出版的我的诸种著作中,这是他读得最为详细认真的一册书。如今北大出版社又将重印此书,我也煎望能得到国内友人的反响和指正。  第二册是《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此书也是一册旧著,完稿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原来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王国维的生平”,此一编又分为两章,第一章为“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第二章为“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这两章曾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发表;下编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此一编分为三章,第一章为“序论”,第二章为“静安先生早期的杂文”,第三章为“《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这些文稿曾先后在台湾的《文学批评》及香港的《抖擞》等刊物上发表,但因手边没有相关资料,所以不能详记。此书于1980年首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继之又于1982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并曾被当日台湾的一些不法出版商所盗版。这册书在最初于香港出版时,我曾写有很长的一篇《后叙》,并加有一个副标题《略谈写作此书之动机、经过及作者思想之转变》,文中略叙了我婚前婚后的一些经历,其中曾涉及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中我家受难的情况。台湾的“明伦”与“源流”两家出版社盗版,一家虽保留了此一篇《后叙》,但将其中涉及台湾的地方都删节为大片的空白,并在空白处用潦草的笔迹写有“此处不妥·故而删去”等字样;另一家则是将此一篇《后叙》完全删除(据台湾友人相告云,他们曾将删去的《后叙》另印为一本小册子,供读者另行购买)。直到2000年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我的《叶嘉莹著作集》一系列著作时收入此书,才又将此篇《后叙》补入书中,同时并增入了一篇《补跋》。那是因为1984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国维全集·书信》一书,其中收入了不少我过去所未见的资料;且因为我自1979年回国讲学,得以晤见了几位王国维先生的及门弟子,也由他们提供了我不少相关的资料;更因为《王国维全集·书信》一书出版后,曾相继有罗继祖先生及杨君实先生在国内之《读书》、《史学集刊》与香港之《抖擞》及台湾之《“中国时报”》诸刊物中发表过一些论及王国维之死因及王国维与罗振玉之交谊的文字。凡此种种,其所见当然各有不同,所以我就又写了一篇《补跋》,对我多年前所出版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又作了一些补正和说明。这些资料,如今都已收入在北大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这一册书中了。至于原来被河北教育出版社与台湾桂冠图书公司曾收入在他们所出版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有关王氏《人间词话》及《人间词》的一些单篇文稿,则此次结集时删去,而另收入其他文集中。因特在此作一简单之说明。  第三册是《迦陵论诗丛稿》。此书共收入了我的论诗文稿十五篇,书前有缪钺先生所写的一篇《题记》。这是我平生所出版的著作中唯一有人写了序言的一册书。那是因为当中华书局干1982年要为我出版这一册书时,我正在成都的四川大学与缪先生合撰《灵貉词说》。我与缪先生相遇于1981年4月在草堂所举行的杜甫研究学会之首次年会中。本来我早在20世纪的40年代就读过先生所著的《诗词散论》,对先生久怀钦慕,恰好先生在1980年也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迦陵论词丛稿》,蒙先生谬赏,许我为知音,并邀我共同台撰《灵骆词说》。因此当中华书局将要为我出版《迦陵论诗丛稿》一书时,先生遂主动提出了愿为我撰写一篇《题记》作为序言。在此一篇《题记》中,先生曾谓我之论陶渊明诗一文可以摆脱纷纭之众说而独探精微;论杜甫《秋兴》八首一文可以尚论古人而着眼于现代;又谓我之《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一文寄托了自己尚友千古之远慕遐思,《从李义山之时代问题》两篇文稿都毒我“多年前讲课时之教材,并非专力之作”,则先生所言极是。这两篇写得都极为简略,我原来曾想将之删除,但先生以为此二文一则“融繁入筒”,一则“考证详明”,颇“便于教学参考”,且可以藉之“见作者之学识工力”。因先生之谬赏,遂将之保留在此一集中,直至今日。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加说明的。另外先生又曾于《题记》中评介了我的一些诗词之作,我对此也极感惭愧。但先生之意主要盖在提出“真知”之要“出于实践”,这自然也是先生一份奖勉后学之意,所以我乃不惮烦琐,在此一一述及,以表示我对先生的感激和怀念。本书最后还附有我的一篇《后叙一一谈多年来评说古典诗歌之体验》,此文主要是叙写我个人研读态度之转变与写作此类文字时所结合的_三种不同的方式。凡此种种读者自可在阅读中获知,我在此就不一一缕述了。  第四册是《迦陵论词丛稿》。此书共收论文八篇,第一篇标题为《古典诗歌兴发感动之作用(代序)》,原是1980年上海古籍为我出版此同一标题的一册书时所写的一篇《后序》。当时因中国开放未久,而我在海外所选说的一些词人则原是在国内颇受争议的作者。所以就写了此一篇《后序》,特别提出了对于作品之衡量应当以感发之生命在本质方面的价值为主,而不应只着眼于其外表所叙写的情事。这在词的讨论中较之在诗的讨论中尤为重要。因为诗中所叙写的往往还是作者显意识中的情志,而词体在最初即不以言志为主,所以词中所表现的往往乃正是作者于无心中的心灵本质的流露。这种看法,直到今日我也未曾改变,所以我就仍取用了这一篇《后序》,作为北大出版社所出版的我的这一册同名之著作的《前言》。至于此书中所收录的《温庭筠词概说》、《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大晏词的欣赏》、《拆碎七宝楼台》与《碧山词析论》及《王沂孙其人及其词》诸篇,则与我在《唐宋名家词论稿》一书中所收录的一些分别论说各家词的文稿,虽在外表篇目上看来似颇有重复之处,但两者之间其实有相当大的不同。此一书中所收录的大多以论说作品为主,所以对各篇词作都有较详的论说和赏析。而《唐宋名家词论稿》则主要以论说每一位作者之整体风格为主。而且凡是在此一册书中所论述过的作者和作品,在男一册书中都因为避免重复而作了相当的删节。所以有些读者曾以为我在《唐宋名家词论稿》一书中对于温、韦、冯、李四家词的论述颇为简略,与论说其他名家词之详尽者不同,那就正因此四家词既已在此书中作了详细论述,因之在另一册书中就不免简化了的缘故。至于此一册书中所收录的《王沂孙其人及其词》,则是写于《唐宋名家词论稿》以后的作品,所以在论述方面也作了避免重复的删节。因此读者要想知道我对名家词之全部论见,实在应该将这两册书合看,才会得到更为全面的理解。至于这一册书所收的最后一篇《论陈子龙词一从一个新的理论角度谈令词之潜能与陈子龙词之成就》一文。则是在这一册书中写作时间最晚的一篇作品。当时我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唐宋词转移到了清词,只不过因为陈子龙是一位抗清殉明的烈士,一般为了表示对陈氏之尊重,多不愿将之收入清代的词人之中。这正是当年龙沐勋先生以清词为主的选本只因为收入了陈子龙词而竞把书名改为《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缘故。而我现在遂把《论陈子龙词》一文收入了不标时代的这一册《迦陵论词丛稿》之中了。不过读者透过这一篇文稿的论说已可见到,此文已是透过论陈子龙词对前代唐宋之词所作的一个总结,而且已谈到了陈词与清词复兴之关系,可以说正是以后论清词的一个开始了。  第五册《唐宋词名家论稿》,这一册书可以说是在我所出版过的各种论词之作中论说最具系统、探讨也最为深入的一本书。那是因为这册书的原始,是来自缪钺先生与我合撰的《灵豁词说》。关于缪先生与我合作的缘起及《灵络词说》一书编撰之体例,我在该书中原写有一篇《前言》,标题为《谈撰写此书的动机、体例以及论词绝句、词话、词论诸体之得失》。《灵骆词说》一书于}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十年以后当河北教育出版社要为我出版《迦陵著作集》的系列书稿时,曾征询得上海古籍之同意,把《灵豁词说》一书中我所撰写的一部分收入此一系列著作中,而改题为《唐宋名家词论稿》。此书共收入我所撰写的论文十七篇,除了第一篇《论词的起源》以外,以下依时代先后我分别论述了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璨、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苏轼、秦观、周邦彦、陆游、辛弃疾、吴文英及王沂孙共十六位名家的词作。我在当时所写的那一篇《前言》中,厚曾提出过说:“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又说:“如果我们能对每一点的个体的趋向,都以说明文字加以提示,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又说:“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如今我所选说的这十六位词人虽不能代表唐宋词之整体的发展,但也具体而微地展示了词之发展的过程。这与我在《前言》中所写的理念自然尚有一段距离,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读者或者也可以从这一册书中窥见我最初的一点“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的既能“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也能得到“史的知识的满足”的一种卑微的愿望。所遗憾者,这册书既是我个人的著作,遂未能将当曰缪先生所撰写的二十二篇论文一并收入。不过,缪先生已出版了专集,读者自可参看。而我在本书之后则也仍附录了缪先生所撰写的二十二篇的篇目,用以纪念当初缪先生与我合作的一段情谊和因缘。  第六册《清词丛论》,此一册书共收论文十一篇,第一篇《从云间派词风之转变谈清词的中兴》,此文原是一篇讲演稿,本不应收入著作集中,而竟然收入了进来,其间盖有一段因缘。原来早在1993年4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曾举办了一次国际词学会议,会议中文哲所的林玫仪教授曾邀我为文哲所即将出版的一系列论词丛书撰写一册论清词之专著。当时我因为早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便已写有几篇论清词的文稿,所以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林教授的要求。岂知会议之后我竟接连不断地接受了赴各地讲学和开会的邀请,自计无法按时完成任务,于是乃商得林教授的同意,邀请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邦炎先生与我共同合作,订出了我们各写四篇文稿以集成一书的约定。及至1996年截稿时间已至,陈先生所担任的四篇文稿已全部写作完成,而我却仍欠一篇未能完卷。因此林教授遂临时决定邀我再至文哲所作一次讲演,而将此次讲演整理成一篇文稿收入其中。那就是本书所收的第一篇文稿《从云间派词风之转变谈清词的中兴》。所以此文原系讲稿,这是我不得不在此作出说明的。至于本书所收录者,则除去前所叙及的讲稿外,尚有自《清词名家论集》中收入的三篇文稿,计为:  1.《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  2.《谈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之词与词论及其影响》;  3.《说张惠言五首——兼谈传统士人之文化修养与词之美感特质》。此外本书还增入了自他处所收入的七篇文稿,计为:  1.《论纳兰性德词》(此文原发表于台湾的《中外文学》,因手边无此刊物,对发表之年月及期数未能详记,下篇亦同);  2.《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此文原发表于台湾的《中外文学》,其后曾收入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之《迦陵论词丛稿》);  3.《清代词史观念的形成与晚清的史词》(本文也是由讲稿整理而成的,原来是因为2000年夏天台湾中研院曾举行过一次“谈文学与世变之关系”的会议,在此会议前后我曾做过几次相关的讲演,本文就是这些讲演的录音整理稿);  4.《由(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欣赏》;  5.《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  6.《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以上三篇自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之《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之《附录》中选录增入);  7.《记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手抄稿本(迦陵词)》(本文原是为南开大学图书馆成立80年所写的一篇文稿,其后被台湾桂冠图书分司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收入其系列论丛的《清词散论》一书中,现在是据此书增入)。  从以上所写的对本书内容之说明来看,则此书所收录的各文稿其时间与地域的跨度之大,已可概见一斑。因特作此说明,供读者之参考。  第七册《词学新诠》,此书共收论文六篇。但第一篇题名为《迦陵随笔》之文稿,其所收之随笔实共有十五则之多,这一系列的随笔,是我于1986至1988两年间,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位编辑朋友之邀约而写作的。当时正值“文革”后国家对外开放未久,一般青年多向往于对西方新学的探寻,所以就有朋友劝我尝试用西方新说来谈一谈古代的词论。因而这十五则随笔所谈的虽然主要仍是传统的词学,但先后引用了不少如诠释学、符号学、语言学、现象学和接受美学等多种西方的文论。其后又因每则随笔的篇幅过于短小,遂又有友人劝我应写为专文来对这些问题详细加以讨论,因此我遂又于1988年写了一篇题为《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的长文(曾刊于1989年第2期之《中华文史论丛》)。而适值此时又有其他一些刊物向我索稿,我遂又先后撰写了《对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及《对传统词学中之困惑的理论反思》两篇文稿(前者曾于1997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学刊》第一期;后者曾于1998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四期)。而在此之前,我实在还曾引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写过一篇题为《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曾于1992年分上下两期发表于台湾出版的《中外文学》第20卷之第8期与第9期。最后还有一篇题为《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的文稿,此文本是为2000年在台湾“中研院”召开的“文学与世变之关系”的国际会议而写作的,其后曾发表于《天津大学学报))2003年之第2期与第3期。以上六篇文稿都曾引用了不少新的西方文论,因此遂一同编为一集,统名之为《词学新诠》(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也曾出版过与此同名的一册书,收入在他们2000年所出版的《叶嘉莹作品集》中,但北大此书之所收入者则实在较台湾同名的一册书增加了更多的内容。因此遂在此结尾处略加说明)。  第八册是《迦陵杂文集》。此书收集我多年来所写的杂文成册,其实我这些“杂文”与一般人所说的杂文在性质上实在颇有不同。一般所说的杂文,大都是作者们随个人一时之见闻感兴而写的随笔之类的文字,而我则因为工作忙碌,平时实在从来不写这种杂文。我的这些所谓的“杂文”,实在都是应亲友之嘱而写的一些文字。其间有一大部分是“序言”,另有一些则是悼念的文字。至于附录的一些所谓“口述杂文”则大多是访谈的记录。

内容概要

葉嘉瑩,号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在淡江与辅仁两大学任兼职教授。60年代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后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曾于80年代至90年代再度赴美,在耶鲁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讲学,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自1970年代末回国讲学,先后任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客座教授,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设立“驼庵”奖学金。

书籍目录

《迦陵著作集》总序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代序)凡例一、引用书目二、编年三、解题四、章法及大旨五、分章集说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增辑再版后记

作者简介

《迦陵著作集·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原是1960年代叶嘉莹鉴于台湾白话诗的弊端而作的,作者希望能以《秋兴八首》为例,展现杜甫诗歌之集大成的成就,作为现代诗人之借鉴。历二十年之久,作者先后搜辑了自宋迄清的杜诗注本53家,不同之版本70种,考订异同,对诗歌内容、形式作了精细的说明,希望人们在仔细研读和体会中将古典与现代结合,也希望此书对新诗创作和学术研究有所助益。当时作者正在台湾大学担任杜甫诗课程,因而此书之撰写,也可作为一册研读杜诗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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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总计38条)

  •     八首七律,448个字,为这448个字写了本38万的书。叶先生的本怀是为写新诗的朋友提供传统的支撑。我看了只觉得自己是新诗看不懂,旧诗看不透,真是没文化啊。
  •     在集釋上很詳細,也多有發明。但部分解釋過度訴諸自覺,未能多加合理解釋。對我這種語感不好的人不算很友好
  •     书皮实在是不好,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书是真贵
  •     读了序便已觉得不错,正文有点繁琐,没能读下去
  •     图书馆借 想重读
  •     看不大懂,需要再读
  •     难啃。
  •     迦陵先生的书,很值得购买,不过非专业人士勿进。。。
  •     一定要看序
  •     写这书要下苦工夫,做学问要静下心来肯下苦工夫,如今学者们似乎只求速而不求质,令人叹惋。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文化已远远落后,经济在蚕食文化,悲乎。
  •     最佳读本!
  •     只看了序,不错。
  •     无语
  •     P. 409. eruclition应为erudition;dipiction应为depiction。
  •     诗家老杜集大成,读古籍也当详析各家注解,如此方见奇妙。善哉嘉莹先生。如此有诗词学之修养学理者当时已为凤毛麟角,而有诗心之浸润者其有谁胡?
  •     《秋兴》八首就技巧来看,杜甫在这些诗中所表现的成就,有两点可注意处:其一是句法的突破传统,其一是意象的超越现实。有了这两种运用的技巧,才真正挣脱了格律的压束,使格律完全成为被驱使的工具,而无须以破坏格律的形式,来求得变化与解脱了。因此七言律诗才得真正发展臻于极致,此种诗体才真正在诗坛上奠定了其地位与价值。杜甫所尝试的这两种表现的方法,对中国旧诗的传统而言,原是一种开拓与革新,然而杜甫在这种开新的尝试中,却完全得到了成功,那就是因为杜甫所辟的途径,乃是完全适合于七律一体的正确可行的途径。
    1、杜甫七言律诗的体式略述
    就七言律诗的体式而言,其长处乃在于形式之精美,而具其缺点则在于束缚之严格。杜甫以前的一些作者,如沈、宋、高、岑、摩诘、太白诸家,都未能善于把握其特色来用长舍短,所以谨守格律者,则不免流于气格卑弱,而气格高远者,则又往往破坏格律而不顾。盖七律之平仄对偶,乃是一种极为拘狭,极为现实之束缚,如果完全受此格律之束缚,而且作拘现实之叙写,如宋之问的“金鞍白马”与“玉面红妆”,甚至如王摩诘之“山中习静”与“松下清斋”,都不免有拘狭平弱之感。这是在此严格束缚中的一种必然的现象。杜甫在其第一阶段的七律之作,便亦正复如此。如《题张氏隐居》中二联“涧道余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之对句,句法平顺,对偶工整,仍未脱早期七律的平俗空泛之风,未能超越前人而别有建树。
    第二阶段,杜甫对于拘狭现实之格律,已经到了运转自如的地步,已能将较深微曲折的情意纳入其中,而就格式言,则杜甫仍停留在工整平顺的一般性束缚之中。如《曲江二首》之一中三联“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到了第三阶段,杜甫便表示了对格律之压迫感的一种挣脱性尝试,只是这种尝试,仅表现于消极地脱略代工整而已,而并未曾作积极的破坏或建树。如《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三联“新添水槛供垂钓,故差浮槎潜入舟”。
    到了第四阶段,杜甫才真正地完全脱出于拘狭于现实的束缚之外,而于破坏性的拗律,杜甫之破坏,并非盲目的破坏,他所破坏的,只是外表的现实拘狭的形式,而却把握了更重要的一种声律与情意结合的重点,这正是深入于声律之中,又有摆脱于声律之外的一种可贵的成就。不过这种成就,虽然避免了七律之缺点,做到了完全脱出于严格的束缚之外的地步,但另一面却也失去了七律之长处,而未能保持其形式之精美。如《白帝城最高楼》中三联“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就此,杜甫在拗律一方面之成就,终不及其在正格的七律一方面之成就的更可重视,而使杜甫在正格之七律中,能做到既保持形式之精美,又脱出严格之束缚的,两点最可注意的成就,那便是前面所提到过的句法的突破传统与意象的超越现实。
    2、杜甫七言律诗的突破传统
    中国古诗的句法,一向是承转通顺近于散文的句法为主,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古诗十九首》)[2],“步登北芒坂,遥望洛阳山”(曹植《送应氏诗》)。其后随声律之说的应起,诗的句法也因拘牵于声律而力求精美之故,而渐趋于浓缩与错综,如“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谢眺《送东田》),“网虫随户织,夕鸟傍檐飞”(沈约《直学省愁卧》)诸句,便已迥异于前所举诸诗句之舒展自然。迄于初唐以后,随律诗体式之奠定,诗句亦更趋于紧缩凝炼,如“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骆宾王《在狱咏蝉》),“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杜审言《早春游望》)诸语,或省主语,如“露重”二句,或以短语做形容词之用,如“云霞”二句,然而要之,其因果层次,则仍极为通顺明白,如前二句“露重”是因,“飞难进”是果,“风多”是因,“响易沉”是果,后二句“云霞出海”是写“曙”之美,“梅柳渡江”是写“春”之来。若此等诗句,虽已化传统之平散为浓练,然而一则其变化及全出于诗体音律所形成的自然之趋势,而并非出于作者有意为之改革或开创,再则其变化仅为自平缓舒散之化为紧炼浓缩,而并非因果与文法之颠倒或破坏,所以,这种句法与传统的保存法,并不甚相远。而七言律诗之体,初起之时,实在连此种五言律紧炼浓缩的阶段亦尚未做到,而仅能以散缓的句法,写平顺的对句。但我们从五律的演进,就可以推知,七律的对句必将自散缓平顺,转为精炼浓缩,乃是一种极为自然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杜甫不但自然地做到了精炼浓缩,而且,以其过人之感知性,带领七言律诗的句法进入另一个完全突破传统的新境界。那就是因果与文法之颠倒与破坏,不但在当时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开创,即使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的近代,也还有些人对之不能完全承认或接受,如陆侃如与冯沅君合编之《中国诗史》,便曾讥诋《秋兴》及《咏怀古迹》的一些诗句为“直堕魔道”、“简直不通”;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在评述杜甫的七言律诗时,也曾说:“《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是一些难懂的诗谜,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
  •     校注都很详细,但不太喜欢她通过贬别人来褒杜甫。虽说美人都是比出来的,但还是觉得有失厚道。
  •     渔人泛泛,燕子飞飞
  •     刚拿到手,封面非常雅致,很喜欢。
    略翻了翻,内容与其他说盛唐诗不太一样,多引用各家评注,文言,看起来困难一些。
  •     方法值得学习
  •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要看顾随了。
  •     八首诗,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其实是各家注杜、解杜学说的汇总,此中国传统治学的方法。我当年颇喜欢,对乾嘉学派佩服得不得了。见叶先生的此著作,忍不住技痒,便买了,聊慰旧情尔。
  •     叶先生的序言写得非常精彩,把七律的产生、发展过程讲得很细致入微,深刻有见地。其后对于秋兴八首的解读也是精细到一字一句,把历代诗话、演义等等都罗列得清清楚楚,同时还批注上自己的意见,叶先生说就这八首诗的相关材料收集汇编整理就用了三年时间,可见学术是需要定力的且不可骄躁阿,叶先生的很多观点也十分新颖独特,例如对于《秋兴八首》是写于大历元年秋还是大历二年秋,叶先生就根据地理学的知识推导出应是大历元年秋,因杜甫是大历元年春至夔州西阁,西阁地势高、临江,大历二年秋杜甫已至夔州东屯,东屯地势平旷,从“江间波浪”“白帝城”“塞上风云”可见地势高。
  •     体例同《论语集释》,阿杜被公认那么伟大,为何不见《论语今读》或《丧家狗》类似的当代阐释专著,而有的如叶奶奶的迦陵说杜甫,却不过是八九十年代鸡汤集。
  •     暗合结构主义批评
  •     回家之後還要細讀一遍。
  •     嘿嘿,这里必须表彰一下注销豆友的评论: 2015-04-05体例同《论语集释》,阿杜被公认那么伟大,为何不见《论语今读》或《丧家狗》类似的当代阐释专著,而有的如叶奶奶的迦陵说杜甫,却不过是八九十年代鸡汤集。——翻译:你们呐,拿衣服!
  •     里面有错别字,可见校订不认真,“直北关山金鼓振”一句,各版本用“震”较少,“振”较多,写反了
  •     看过的是90年代找不到的版本。叶先生自己说这本是“笨功夫”,但细节度如此高、原文本又如此耐琢磨,无论读者还是作者都是乐在其中啊。PS:秋兴八首真是古往今来最好的诗没有之一。永远记得12年夏天在曲江边从头背到尾,一边背一边哭,好诗不朽。
  •     吾辈和杜工部同是自讨苦吃的命
  •     细致入微
  •     也是叶嘉莹的,杜甫简单的《秋兴八首》在她那,却是一本书了。除却书题,封面就只几杆淡淡的墨荷,亦如叶嘉莹其人吧,温厚,儒雅。
  •     只能说,这么霸气的书籍不适合我这种浅薄的人看
  •     葉先生除了蒐集材料的功力不菲之外,批注更是沒的話說。
  •     暑假去了那么多图书馆抄书,文献功课也好,阐释也好
  •     小小一首律诗,内涵竟如此丰厚,叹为观止。今人写律诗还能有何建树?
  •     读研时有阵子俺颇痛恨专业书,本院图书馆只有一架子文史书,却一直无人问津,于是那儿成了我的小天地。彼时俺常常带着一大壶咖啡,是坐在落地窗前,边喝边小点心,顺手拿下书架上叶先生的书怡情,现在想想当时未必真的看进多少,但的书却总是能让我的心静一些,彼时俺就最喜欢这本说杜甫的书,七八年后
  •     迦陵著作集系统阅读第一本。本书为专著,功底颇深,于己但求一窥诗词文化之美及学人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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