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史”传统

当前位置:首页 > 文学 > 中国古诗词 > 中国“诗史”传统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2-11-1
ISBN:9787108043344
作者:张晖
页数:346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抒情传统虽然使得“诗史”说不断地反省和增加诗歌抒情的部分,但诗歌反映现实的观念非常强大,使得“诗史”说也慢慢地开展出一些抒情传统所无法笼罩的内容:这就是延续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忠实记录外在世界的观念,这个观念在宋代“诗史”说中已经得到讨论,到清初发展到极致。诗歌由此成为历史的史料,而写作诗歌就是为了保存历史。也就是说,到清初的时候,传统诗学中强调作品对于外部世界忠实的模仿很有可能突破抒情传统,形成另外一套类似于西方诗学中的模仿(Mimesis)理论。口但与此同时,另一条发展线索也表明,从宋代苏辙开始经过明代何良俊直至清代的王懋兹,均对元白诗歌的叙事有所批评,可以看到诗论家对于诗歌忠实记载现实有着很多的不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元白的诗歌缺失了诗歌本身的美感。这种模仿理论和抒情传统的冲突,直到清代才得以解决。清代大量的诗歌笺注者利用以诗证史的方法来阅读诗歌,开始重新重视诗歌的文体特征,强调诗人通过比兴、美刺来微婉地传达对现实重大事件的看法,从而将强调模仿的“诗史”说重新纳入抒情传统之下。可见,“诗史”说虽然一度强调诗歌忠实记录外在世界,但终因与强大的抒情传统完全背离,因此难以充分发展出一套模仿理论。 尽管如此,经过不断争辩,诗歌要在保持抒情美学特征的基础上记载现实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种观念,因为同时满足了抒情传统与诗歌模仿现实的需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影响到诗歌的创作,而且还影响到后世阅读诗歌的习惯,并慢慢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一套“诗史互证”的学术研究方法。口这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学者陈寅恪的发挥,其影响一直到现在。

前言

  中国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国度。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早已习惯从诗歌中寻找各种历史信息,诸如作者的生平、家世、交游等,以为谈史的资助,而罔顾诗人殚精竭虑地在格律和形式之间铺排、展开其诗艺、美学、情感和思想。这种阅读倾向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常见,即使对于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专业批评家而言,也是如此。但与普通读者不同的是,他们目光如炬,往往不在乎诗中年月日、地理、人物等直接的历史信息,更喜欢从诗歌的比兴、美刺、讽喻等修辞中去窥测诗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从而将多义的诗歌指向具体而又特定的历史语境。  久而久之,我们已习惯追求通往历史的诗歌阅读,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诗史互证”——来配合这一阅读目的。清初以来,著名学者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等人注释杜诗,姚文燮、王琦等人注释李贺诗,朱鹤龄、姚培谦、冯浩、张尔田等人注释李商隐诗,都试图将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理论与“诗史”理论结合起来,通过对诗中的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典故、词义的训释,来阅读诗人如何在诗中传达对重大现实事件的看法,从而形成一套娴熟运用于诗歌阅读并服务于历史学的“诗史互证”的方法。  ……

名人推荐

本书是我所见讨论“诗史”这个文学观念最为详切深明的著作。是书从《本事诗》开始,往下搜罗了两宋到明清重要的“诗史”论述,提其要,钩其玄,既“读入”也能“读出”。张晖于细致剖析“诗史”这个概念之时,常常将相关论述放置在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主潮中思考,指出两个论述传统往往互为作用,或者互相牵制。这种“诗史”与“抒情”关系的观察最能启发人思,相信对往后学界于中国批评观念以至文学思想的探索,有很大的帮助。 ——陈国球 张晖这部著作,不仅在文献上下了一番深挖的功夫,广泛地占有史料,更本着尊重历史复杂性的态度,力求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把握不同时代人们对“诗史”的不同理解,完整地勾画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与“言志”的抒情传统并立的另一个“诗史”的纪实传统,并对二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书征引文献丰富,分析透彻,在对《本事诗》、明代复古诗论及清初王夫之、钱谦益“诗史”观念的讨论中均提出饶有新意的结论。 ——蒋寅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我所见讨论“诗史”这个文学观念最为详切深明的著作。是书从《本事诗》开始,往下搜罗了两宋到明清重要的“诗史”论述,提其要,钩其玄,既“读人,也能“读出”。张晖于细致剖析“诗史”这个概念之时,常常将相关论述放置在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主潮中思考,指出两个论述传统往往互为作用,或者互相牵制。这种“诗史”与“抒情”关系的观察最能启发人思,相信对往后学界于中国批评观念以至文学思想的探索,有很大的帮助。  ——陈国球    张晖这部著作,不仅在文献上下了一番深挖的功夫,广泛地占有史料,更本着尊重历史复杂性的态度,力求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把握不同时代人们对“诗史”的不同理解,完整地勾画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与“言志”韵抒情传统并立的另一个“诗史”的纪实传统,并对二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书征引文献丰富,分析透彻,在对《本事诗》、明代复古诗论及清初王夫之、钱谦益“诗史”观念的讨论中均提出饶有新意的结论。  ——蒋寅

内容概要

张晖
( 1976年——2013年)上海崇明人,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文学遗产》编辑部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分会秘书长。主要研究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诗史》(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清词的传承与开拓》(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国“诗史”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无声无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整理作品《施淑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编有《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三联书店,2006年)、《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龙榆生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忍寒庐学记》(三联书店,2013年)、《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文集》(三联书店,2013年);未刊稿有《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

书籍目录

引言

第1章 “诗史”说的最初形态:重读《本事诗》
第一节 李白故事与“诗史”概念的产生
第二节 孟棨“诗史”说的理论背景:《春秋》义理与“缘情”
第2章 以诠释杜诗为中心的宋代“诗史”说
第一节 宋代“诗史”说的历史分期
第二节 仁宗末年到哲宗初年(1060-1090)间“诗史”概念的内涵
第三节 徽宗、钦宗朝(1101-1127)“诗史”概念的内涵
第四节 南宋至元初(1127-1286)“诗史”概念的内涵
第五节 宋末元初“诗史”概念的运用
第3章 走出杜诗:明代“诗史”理论的建构
第一节 明初至前七子对杜诗叙事的看法
第二节 明中后期复古诗论对“诗史”概念的讨论
第三节 复古诗论对“诗史”概念起源的考证
第4章 “情景交融”理论中的王夫之“诗史”说
第一节 “诗不可以史为”
第二节 “诗史”的标准
第三节 “情景事合成一片”:王夫之“诗史”说的理论基础
第5章 明清之际“以诗为史”观念的确立
第一节 诗本于史:钱谦益、黄宗羲等人的“诗史”说
第二节 诗之用“有大于史者”:施闰章、屈大均、方中履等人的“诗史”说
第三节 笼罩在“以诗证史”观念下的清初“诗史”说
附:诗与史的交涉——钱澄之《所知录》“以诗为史”的书写样态
第6章 清代“诗史”说举隅
第一节 “比兴”说
第二节 阐发旧说的“诗史”说
第7章 “诗史”说的理论意义
第一节 “诗史”的主要内涵和理论意义
第二节 “诗史”说与中国抒情传统论述的关系
第三节 对明清以降“以诗为史”传统的反省
附录一 “诗史”的发现与阐释——“诗史”问题的现代研究(1934-2010)
附录二 “诗史”问题研究知见书目
附录三 历代冠以“诗史”称号的诗人名录

征引文献

编辑推荐

《中国"诗史"传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简介

本书是我所见讨论“诗史”这个文学观念最为详切深明的著作。是书从《本事诗》开始,往下搜罗了两宋到明清重要的“诗史”论述,提其要,钩其玄,既“读入”也能“读出”。张晖于细致剖析“诗史”这个概念之时,常常将相关论述置放在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主潮中思考,指出两个论述传统往往互为作用,或者互相牵制。这种“诗史”与“抒情”关系的观察最能启发人思,相信对往后学界于中国批评观念以至文学思想的探索,有很大的帮助。
——陈国球
张晖这部著作,不仅在文献上下了一番深挖的功夫,广泛地占有史料,更本着尊重历史复杂性的态度,力求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把握不同时代人们对“诗史”的不同理解,完整地勾画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与“言志”的抒情传统并立的另一个以“诗史”标目的纪实传统,并对二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书征引文献丰富,分析透彻,在对《本事诗》、明代复古诗论及清初王夫之、钱谦益“诗史”观念的讨论中均提出饶有新意的结论。
——蒋 寅

图书封面


 中国“诗史”传统下载 精选章节试读 更多精彩书评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和许多民族不同,汉语文学的传统通常被认为缺乏“史诗”(epic),但却有一种特殊的概念:“诗史”(poetry-as-history)。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诗史”既是对某一类诗歌的赞美,又是一种特殊的阅读方法和阅读传统(寻求从诗歌中读出历史),在古典文学批评上还是一套重要的理论资源,最终甚至还影响了诗歌创作。   “诗史”原本是唐人在阅读杜诗时总结得出的文学概念,用以指称杜甫在乱世流离时所写的如历史般清晰翔实的诗歌。此说虽起于晚唐,但却是宋文化的观念,到宋人手中乃正式确立并发扬光大。然而何谓“诗史”,则时人并无清晰的界定,据本书归纳,其内涵竟有十七种之多。但无论如何,其本质都强调诗歌的叙事功能而压抑其抒情性,期望以诗证史,并由此发展出特殊的“诗史互证”方法。    其所以如此,乃因中国是一个具极深历史感的国度,读者对历史抱有极强兴趣,历史书写也由此被潜在地视为绝大部分文学类型的原型(archetype)——何止诗歌受此影响而有“诗史”,传记文学、散文、笔记、传奇、说书、乃至小说,均笼罩在其影响之下。像《聊斋志异》这样在西方观念下看来分明是虚构的短篇小说(fiction),作者却在几乎每篇篇末都仿照《史记》的笔法加一段“异史氏曰”的按语。在这种文化气氛中,人们下意识地按读历史的方式来读诗歌并将合乎历史书写原型的诗视为好诗,委实并非不可思议之事。正如书法传统的强大也使绘画受到书法的强大渗透,以至于画家题写时常作“某某写”而非“某某画”,中国画中也常能看到书法的笔法。    然而中国又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这种文体远比受历史书写的其它文类起源更早,甚至比历史书写本身都更早——“诗”从言,其始应是上古歌谣;而“史”虽然也有所谓“左史记言”的传统,但其真正确立,是与文字书写逐步取代口头传统、及官僚国家的成长同步推进的。从源流上说,中国的诗歌从《诗经》时代起一直有着顽强的抒情传统,足使其具备史学之外的独立性。作为诗歌典范的《诗经》、《离骚》都与“诗史”沾不上边,因此也就不奇怪为何“‘诗史’概念自诞生开始,就和《春秋》义理以及‘缘情’理论产生了关联。这种关联,在‘诗史’概念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非但没有断裂,反而时常纠葛在一起,成为历代‘诗史’说中常新的话题”(本书p.15-16),因为“诗史”的原型典范只能追溯到《春秋》而不是《诗经》,只有前者才能赋予它正当性。但也正因此,批评者遂抬出《诗经》原型作为终极武器,杨慎《升庵诗话》就是明证:“唐人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远。”像王夫之干脆强调所有与“情”无关的,都与诗歌没关系,不应入诗也不是诗。但撰有《诗集传》的朱熹对《诗经》的理解,却不单认为它是抒情诗的文学典范,而是将其视为”经“的。这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即使是赞同主张“诗史”者,也要从“春秋笔法”获得支持,双方实际上都在“发明”传统,而非认为宋人“诗史”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新事物和新传统。    因此,随着“诗史”概念的出现,相应的反抗也随之出现——每一代都有人主张坚守诗的独立性,一如钱钟书所强调的,诗不是“押韵的文件”,更不应拘泥于精确记录和再现(钱钟书就尖刻嘲笑过“辨河汉广狭,考李杜酒价”的做法),而自有其独特的一面,以“诗史”为目的创作,更是戕害诗作。这种对峙的争论从未停息,并与“诗分唐宋”之说纠结在一起(但未必学宋者就赞同“诗史”,钱钟书就是),对后世诗歌创作及文学批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难看出,作者实际上也站在后者这一边,因为他重视诗歌的美学功能更胜于其文献功能,认为过份强调“实录”将严重伤害对诗的审美体验。    然而追溯源头,这种二分法本身或许就值得商榷——在“诗史”概念于晚唐出现之前,中国的古典诗歌并无此种风格之争,更无由此导致的流派衍生和不同文学批评理念。甚至杜甫本人,毫无疑问在创作其“诗史”时恐怕也是无意识的,而非如后人那样将之作为自觉的创作观念。但这些争论确实又极大地推动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自觉性,在否定和反驳中确立诗歌的清晰边界,因为人们被迫要不断地反省和批评这一系列观念,由此推动文学理论的精密化,并追问文学和诗歌的本质——对“诗史”的赞同与反驳,常能看出一个人心目中“什么才是文学/诗歌”或“诗歌应该是什么样”这一本质问题的回答;这一点,本书作者也不例外。    这些争论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如何阅读、接受诗歌乃至诗人。书中专力梳理“诗史”概念,因而未曾旁及的一点是:“诗史”概念的兴起本身,与杜甫及杜诗地位的尊崇有着莫大关联,我们迄今对杜诗和杜甫的认识,仍受此影响至深。随着“诗史”概念的发展,杜诗越来越被视为古典诗歌一个不可企及的典范,其最高成就在于:杜诗已被视为诗中的“春秋”,而杜甫本人也被形塑为儒家道德的典范。这一印象又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杜诗丰富的其它面向(杜诗也有许多含蓄蕴藉之作,并非均直陈时事),乃至一些并非记载史事的作品也被按照“诗史”的方法去阅读和阐释了。    如书中所总结的,这一诠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批评传统,即“从诗歌中挖掘微言大义,来坐实诗歌的创作年代、本事等历史层面的东西,以期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p.242),到明代“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一贯要求诗歌描写现实、反映现实、记载现实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诉求”(p.264)。这又与另一个“文以载道”传统相结合,“在保持诗歌抒情本质的前提下,通过美刺、比兴等手段,将诗歌中原本属于作者个人的情感,提升到整个国家、社会的集体情感”(p.270),其影响至今历历可见。如钱钟书《宋诗选注》虽反对将诗集看作史料集,但却选诗时却还是选入了不少反映宋代社会现实的作品,固然这也有当时政治气氛的缘故。 围绕着“诗史”争论的叙事与抒情审美的争论(或“理”与“情”),其背后也有中国另一传统“质文论”的影子。朱熹说得十分清楚:“古圣贤之文,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在列举了战国秦汉时各家散文后,他强调其“尤皆先有其实而后托之言。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唐志》)。朱子此处所论虽是对“文”而言,但对“诗”同样深具意味。盖因宋承晚唐五代之乱,诸公皆思重振士风、续接道统,而对唐之士人华靡文风颇怀反感。固然,在北朝时就有“捐华即实”、“还淳反素”等呼吁(见阎步克《魏晋南北朝的质文论》),但在晚唐之后,这与古文运动、新儒家思想、“文以载道”等观念相结合,形成对文学的强大外部影响。概言之,人们认为诗文中的浮华修辞,正是世道人心败坏的征象,而需要以质抑文。在这种观念下,诗文的质朴、实用比修辞等“虚美”更重要,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诗歌之所以为诗歌的那些美学体验,在朱子看来则不过是“浮华为尚”。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宋人竭力推崇杜甫“诗史”,赞叹其家国之思忠君之念,却对其诗作的美学方面不甚表彰,对李白、李贺等诗作的文学想像也兴趣不大。   在传统时代,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只有“诗史”的说法,而无与之相对应的“词史”、“曲史”、“小说史”之类的提法。这或许也不是偶然的。小川环树曾提出,中国诗歌传统中描写爱情、哀愁等较偏抒情性的功能,到两宋时在诗中大为弱化,他推断其原因是上述功能转移到了词这一新文体之中去了。私见以为,这同样是“诗史”兴起的极重要背景:正因为这一文学功能的分流,使“主理”的宋人愈加强调诗歌作为更“正式”文体的非抒情功能。不过,即便是婉约的宋词,到清代词学批评家眼里,也同样读出了“黍离之悲”,推崇碧山词“家国之思”、“沉郁”、“词中老杜”之类的说法陆续出现,虽因碧山词多为咏物词而难当“词史”之称,但对其阅读、诠释和接受,事实上是以杜甫为参照典范的。    在本书最后,作者自问:“‘诗史’说有这么大的影响,是不是已经触及了中国文学的本质问题?”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如前所言,对“诗史”问题的一系列争论,事实上就是控辩双方对“什么是文学/诗歌”的回答与界定,并涉及到文学、文献、文本、史学这数者之间的根本关系。不仅如此,这甚至还触及到中国文化的某些根本特征。为何中国有“诗史”而无“史诗”?龚鹏程等都认为“诗史”是强调诗歌的叙事功能,但“史诗”不是也可担负叙事功能吗?这或许还是与中国史官文化的早熟与发达有关:历史书写的发达,在极早的年代就侵蚀并压倒了中国的口头文化传统,取代了其叙事功能,而史诗正是与口头文学传统不可分离的。    按后现代史学和人类学的观点,“历史是小说,小说才是真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文学作品确实能更深刻地反映出某一时期的社会,但这种再现(representation)的“真实”并不像“诗史”观念那样强调记事上如何“真”(边沁曾说:一切诗歌都是不精确的再现,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再现”),而是某种历史书写无法传达的社会心理的“真”——狄更斯的小说或许比许多史料能更好地让人了解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社会与人的处境。作者张晖生前有一次曾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历史毕竟还是浅。”想来他这么说也是因为想到了这一层。从这一意义上说,“诗史”是一个早熟但仍未过时的概念,还有进一步诠释的空间,试问还有哪份历史记载能比杜诗更深刻地反映盛唐时普通士人的生活与精神磨难?由于传统上以历史书写为原型,因而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一点是:“诗史”传统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历史”的理解,是相当古典式的,即要求实录、强调记载和反映现实,但“历史”就只应该如此吗?西方后现代历史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文学的影响而对此的反思与回答。    本书对“诗史”概念的爬梳脉络十分清晰,下了大量功夫来搜求文献整理这一概念,但似仍有漏网之鱼。如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有言:“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熙宁、元祐时,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传所不及载。而诸公赠答之章,略见其概。至如茶马、盐法、河渠、市货,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后,武林之遗事、汴土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诗以资考据,而其言之是非得失,与其声之贞淫正变,亦从可互按焉。今论者不察,而或以铺写实境者为唐诗,吟咏性灵、掉弄虚机者为宋诗。……如是以为读宋贤之诗,宋贤之精神其有存焉者乎?”这段话虽非谈论“诗史”,但却明白提到宋人有“借诗以资考据”的风习,而这又与“宋人之学”密切相关,对了解“诗史”概念产生的背景实不无裨益。    此外,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我也持保留意见。如页276谈到“历史上仅有宋末、明末清初两个时代的诗人被当时或后世较多地尊称为‘诗史’,这两个时代都存在史官缺席、史料贫乏的问题,而诗歌因为篇幅短小,诗人可随时随地利用诗歌这种形式来记载所思所感,所以,诗歌可用来补充历史叙述的不足”,这一推断我颇难苟同。个人认为,之所以这两个乱世涌现出“诗史”,并非由于诗歌这一形式便于记载、可补史料不足,而是因为太平时期并无激荡人心的大事件可激发出“诗史”式的书写;以南明为例,这一乱世虽然史官缺席,但存世史料恐怕不见得比明代中期太平年代为少。乱世流离的际遇,大概也会使后世诗人更自觉地以杜甫诗史为下笔时的参照。另外值得补充的是:“诗史”观念本身对中国人历史记忆的影响恐怕也相当深远。    当然,这些有待进一步论证的假设,原本也不适于统统塞到这一本书里。我与作者张晖自少年相识,两人在求学时已可见性情不同:他为人谨严、一丝不苟,结论时常引而不发,不说过头话;而我相比起来时常旁逸斜出、喜欢“大胆假设”胜于“小心求证”。两人或皆可说“循性为学”。此书虽早已读完,但迟迟未曾下笔,如今再未能起斯人于地下坐而论学,已是无可挽回的遗憾。但愿他泉下得见,稍知我虽说了一堆外行话,但和以往一样,毕竟认真读过了他心血写成的著作。--------------------------------------------------------------------------校对附记:勒口处简介,他生前赠书时曾说有四处小错,当时未细问,事后只看出了两处:他应是1977年生、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而非中文系)博士,另一处“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似不能算错,虽然严格来说是文学所下古代文学研究室的助研,他的副研究员身份是《文学遗产》编辑部的。p.30:[丁谓引杜诗应对唐时酒价]机警的丁晋公:按丁谓号为奸邪,此一“机警”其实未必是对其人的褒扬,p.33提到刘攽仅视为“一时之善对”p.238注1:施闰章著:《施愚章集》,按:应作《施愚山集》,如p.332p.264: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述求:当作“诉求”

精彩短评 (总计48条)

  •     笃实细密,入而不出。安息。
  •     第二章有趣
  •     梳理得很细致。
  •     不过用四库本真的好吗?
  •     唉。
  •     图书质量很好,装订牢固,页面整洁。内容也很好。
  •     真好
  •     1-5,7章浏览一过。引而不发,给古文做了解释两点印象较深。引而不发,能见出作者搜罗材料的广度,文章有底气,反复出现的引文是为了行文必要,不是蹇促;作解释则是近来形成的新规范,清晰,知道作者想说什么,根据是什么,读者也容易审视。比如某页引“少陵达,所南穷”,我就认为是倚借兼济独善的区分,不见得是优劣论,也不认为这个论据可以划进清初诗胜于史观里头去。这样的例子还有,只要有解释,不是模模糊糊引原文了事,读者就容易与作者对话,书就更有启发性,不白写。人说舒伯特墓碑上“这里埋葬了更大的希望”不切,张先生当得起。因为必被人铭记,尽可安息。1419
  •     张晖,永远在学人,永远的故人,无尽的怀念。
  •     事实表明中国古代文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大量有意无意的误读之上的一滩浑水………………罗钢老师的观点:中国人喜欢用同一个术语加以讨论于是其意涵越滚越大(因此类似张晖此书中历时性的梳理非常重要),西方人喜欢围绕不同术语各自为战,这么一看还是很有道理的。
  •     "诗史"可能的确是中国文学中较为特别的概念,但西方关于诗-史"文体分用"的讨论也不少,不管像杜诗中对酒价的食货志考据,还是叙事功能或者春秋义理、缘情等等。不过通过“诗史”概念流变的梳理反观文学批评和批评史非常有意思。
  •     以史见心。
  •     看出作者是个很认真的人,博士论文就写成了本书。只可惜早死了。而且我发现我看古文也不是障碍很大。
  •     写得最好的是第二章。诗史并非一个宏大命题,本不需要一本书的厚度来书写,其实《无声无光集》中的那篇诗史的文章已经将作者的主要观点囊括殆尽了。
  •     恕我直评。没有抓到诗史的核心,只是一个概念的学术史梳理,明显有急就成分。
  •     “诗史”是指杜诗还是指杜甫本人?研究对象似乎拘泥于唐代以下,对之前的“诗史”理论和实践探讨不够。
  •     中国历代“诗史”说综述与比较。
  •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中国“诗史”传统
  •     “诗史”,有趣;诠释“诗史”,无趣。
  •     拜读了其中几篇,功力极其醇厚,解诗谈文有晚清民国老儒之风,治学理念又兼西学之长,非常推荐!只是天妒英才,该书作者2013年3月英年早逝,令人万分惋惜!
  •     文人惯用春秋笔法,这本书也不例外,不够聪明根本看不出作者的寄托,我就看不出来。就觉得它纯粹对"诗史"这一批评"概念"的历史梳理和批评。谁喜欢看一个名词在各时代的定义呢?劝大家还是别看,没必要。
  •     對此書扎實功力著實心生敬佩.得知作者早逝.尤感到學術堅守背後的苦楚.安息.
  •     梳理尚详细,其他平平。
  •     这书质量还是不错的,可以看看。
  •     作者英年早逝着实可惜啊。外行读起来果然艰深,但我居然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不明觉厉的感觉~~~~
  •     读的张晖的第一本书,想收无声无光集。
  •     学霸直视感
  •     杜诗被称为“诗史”,这当然是正确的,但除了杜诗以外,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传统的诗人还很多,后来的“诗史”也就不少。这本书的附录部分,有一个“历代冠以‘诗史’称号的诗人名录”,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如果有功夫,把名录中的诗人的作品次第读一读,将会对“诗史”这个传统理解得更加细致、深刻。
  •     在“诗史”概念主导的文学批评中,有”诗“与”史“两种倾向,说明了这一点,本书的论述就显得相当清晰而有张力(尽管作者本人似乎拒绝一种体系化的构建)。诗史互证的问题讨论太多,但在”史“之一端讨论“诗”与“史”的问题可能还是西方史学理论占得先机,用老视角看《胡致果诗序》是不是意蕴更深一些。叙事、历史书写和文体学相互关联很深,这方面研究我只服大徐公。
  •     : I207.209/1260
  •     全面,却不够系统,就理论深度而言也略有不足。(专就书而言,作者当然是很可惜的了)
  •     之前一群人在讨论“市”的产生,大家用《木兰辞》中的诗句做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市,而且还出现了多个。有个人指出其实是互文手法——文史本来不分家的……
  •     三星半。之前所读。症结在于,诗能写史,但史也可以有诗心啊。至于概念离析,功夫极深。不过,大徐公讲,要做思想史,做话语,不要做哲学史。具体到古典文学的概念分析,往往是事倍功半。文献学出身的人,大多都太过认真,容易一根筋。从这种时间、人物为线索的架构上,依然可以看到文献学思维的烙印。张晖也许还是太着急了点,可惜。看到小羊君的评论,又想起来没说的话,做个补充。【《谈艺录》:诗具史笔,史蕴诗心。】
  •     他写的东西都很厚实 是很钻研的学者 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是真的很可惜我们还是不能忘却俗世 不要太过钻研 “过”犹不及啊
  •     书如人,极为平实,但功夫下得很深。个人比较喜欢第三章(走出杜诗:明代“诗史”理论的构建),和第五章(明清之际“以诗为史”阅读传统的确立)。虽说诗史这个概念也是一个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是个“被发明的传统”,但张晖的梳理还是给了它以主体感
  •     從文學批評角度審視中國“詩史”傳統十七種內涵的資料彙編。 #壹柒讀#040 #SOAS#
  •     真真是本好书。张晖兄本科期间便有精彩之作问世,诚可惜天妒英才,与今年3月溘然长逝。。。。还好 有几本著作流传下来。如果假以时日,张晖兄定成古代文学领域内大家无疑。惜哉惜哉,无限惋惜!!!!!!
  •     立论初看很朴实,但文献功力了得,恐怕是以后“诗史”研究里绕不开的著作。把“诗史”说的动态发展与时代变化勾连说来简单,但不好做。
  •     用吳昌綬對靜安某首詞的一個評語來評這本書就是:“佩佩!“每當在看暈時又能把人拽回來,這一點不錯,不然像我這樣的外行人真看不下去。看之前真心沒想到詩史這一尋常的概念居然這麼曲折~汗顏。
  •     史料的抉剔
  •     文献详实、论述简明、自成体系。仅此这三点,就足以让我们向张晖这位早逝的年轻学者献上最高的敬意!
  •     好书! 值得细读
  •     平朴规矩,学到不少。但观点和材料之熔铸有欠,观点对于材料的支撑和发明有些薄弱。概念的梳理除了考据和数理形式的论证之外,大量阅读的语感所带来的灵感或许能成为有趣的生长点。
  •     作者引言已概括全书大体:“诗史”本是唐人读杜诗时总结而得的文学概念,经宋明人的辨析,脱离杜诗文本的缠绕,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明清之际得到广泛认同,形成了“以诗为史”的阅读传统,还影响了诗歌创造。
  •     2013年讀完的最後一本書.
  •     中国“诗史”传统
  •     专深,又博杂。可惜有些散乱,感觉剪裁可以更加好,更连贯
  •     因为作者的缘故而买来读读,只是我是古典文学的门外汉,难以发现更多
 

外国儿童文学,篆刻,百科,生物科学,科普,初中通用,育儿亲子,美容护肤PDF图书下载,。 零度图书网 

零度图书网 @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