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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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6
ISBN:9787542622853
作者:郑毓瑜
页数:195页
内容概要
郑毓瑜：台湾大学中文博士，现任台湾火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傅尔布莱特(Fulbrigllt)访问学人。著有《六朝情境美学》、《六朝艺术理论中之审美观探究》、((六朝文气沦探究》、《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合著)、《少年诗经》等。
书籍目录
总序 曹晋
序：朝向国际化的古典文学研究 康达维
前言：楚骚论述的文化意义
美丽的周旋——神女论述与性别演义
一、性别迷藏与政治对话
二、同志道统与封建阉割
三、情爱传奇与道德讽谏
四、神女邂逅与玄思道境
五、性别扮演的文化意义
归返的回音——地理论述与家国想像
一、“放逐一反放逐”的地理图志
二、体国经野：苑囿与行旅的交叉变奏
三、祖德家风：山水园林与士族领域
四、“新地理志”的家国想像
独立的忠诚——直谏论述与知识分子
一、《诗》、《骚》代兴的讽谏环境
二、直谏形式之一：盛世不遇的合法解释
三、直谏形式之二：乱世远游的告别姿态
四、书写“士不遇”——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发展史
参考书目
编辑推荐
本书系“当代女学者论丛”之一，由台湾大学著名学者郑毓瑜撰写。以屈原、宋玉的作品作为撰写源头，通过不同时期文人对楚骚的不同解读，探讨了两汉魏晋辞赋拟骚系列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政体下知识分子的人格特点及构成。作者考察了中国传统赋体的三大主题：神女，述行，讽谏。通过以性别装扮抗拒阶级压制的神女象征、以行旅经验引发的宗族和国家想象、以士子直谏标记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论述了西汉宫廷大赋、东汉士族政治、魏晋老庄玄学这些中古时期重要的文化和思想史事件，提出性别与国家、流放与反流放这个政治文化议题，从而对楚骚的形式和意义作出当代性探索。
作者简介
本书系“当代女学者论丛”之一，由台湾大学著名学者郑毓瑜撰写。以屈原、宋玉的作品作为撰写源头，通过不同时期文人对楚骚的不同解读，探讨了两汉魏晋辞赋拟骚系列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政体下知识分子的人格特点及构成。作者考察了中国传统赋体的三大主题：神女，述行，讽谏。通过以性别装扮抗拒阶级压制的神女象征、以行旅经验引发的宗族和国家想象、以士子直谏标记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论述了西汉宫廷大赋、东汉士族政治、魏晋老庄玄学这些中古时期重要的文化和思想史事件，提出性别与国家、流放与反流放这个政治文化议题，从而对楚骚的形式和意义作出当代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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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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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性别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广阔，从文本研究到历史考证，再从历史到现实，性别研究的领域正由最初的“填补空白”走向与社会和历史的对话，历史也不再是面孔呆板、毫无生气的政治经济史，以往常常被漠视的社会历史中的普通个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兴趣的现实转向使得研究者将性别与国家、政治、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跨学科视角正在成为性别研究的必然趋势，史料分析与文本解读便在这种跨学科视野下成为两种必要的研究手段，使得文学研究更加厚重，历史研究更加鲜活，台湾大学郑毓瑜教授的《性别与家国——汉晋词赋的楚骚论述》一书正是这样一部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该书从三个方面展开：“美丽的周旋——神女论述与性别演绎”；“归返的回音——地理论述与家国想象”；“独立的忠诚——直谏论述与知识分子”，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内容、题材分类，而是把赋从文本延伸到作者心态，从绚丽铺排的辞藻中发现错综动态的权力关系，通观全书我们会发现，郑教授的分析远远超出对作品的感性欣赏，其冷静理性的笔触和清晰深邃的洞察将洋溢着浪漫抒情的诗赋呈现为一幅古代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中间周旋、较量、抗衡的冷峻而又生动的画卷，其中，性别、身份、家国等等又成为构成这副画卷的关键要素。（一）楚辞是“赋”的源头，郑教授梳理了屈原《离骚》、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所开辟的关于“神女”的叙事话语，接着分析了这一“神女”主题在不同时期的衍变及其内涵——包括汉代司马相如的《美人赋》、晋代曹植的《洛神赋》等等，由此展开该书的第一部分。过去有关“神女”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男性作者自比“神女”的叙事方式常常被理解为对君臣关系的暗喻，而郑教授的思考则透过表象看到了更为深刻的本质：屈、宋与楚王就性别来说都是“男”的，历来评论者将男女比君臣，其实是一开始就站在实际效应上来接受臣属被刻意矮化为女性的下场，而蔑视了赋家在书写策略中可能存在的对同性关系的诉求。换言之，女性化意向在辞赋中，也许就成为同是男性的君臣双方，彼此交涉对应的身份筹码；赋家如何出场，君王又是如何观看，性别的模糊与转换，生动地刻画了政治场中的角力网络。（《性别与家国》P5 －P6）在郑教授看来，男性臣子以“神女”自比，不仅是臣子运用矮化自己的策略以求得君王信任，同时也可以看出君王与臣子在权力网络中的互动关系——君王想以“神女”这一情色象征来考察臣子忠心与否，而男性臣子正是利用了君王的这一心理，通过将自己女性化来主动寻求与君王的同性联盟关系，建立在同性君臣基础上的等级只有通过臣子自比女性来实现。我想要特别指出的是“神女”作为情色符号的重要意义：在所有以“神女”为主题的赋体文本中，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神女”从来都是以若即若离、充满情色诱惑的“梦中情人”的身份出场，而决不以陪伴左右、寝食不离的“妻”的身份出场。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妻的身份是与情色割裂的，作为构成完整家庭的要素和生育的工具，妻不可以呈现情色特征；进一步说，作为臣子和君王都可以拥有的对象，“妻”无法体现二者之间的等级关系，而作为情色符号的“神女”则为体现君王的特权和君臣的上下等级提供了条件，同时，赋体文本中所描写的神女不仅满足了男性（君王）的情色想象和欲望，更满足了他们对女性的贞洁要求，赋中的“神女”都是飘举若仙而又高雅圣洁，男性臣子自比神女俨然也转借了神女身上的这些美好特质，而以神女的贞洁来比拟臣子对君王的忠贞之心毫不为过。郑教授分析道：情欲、品德就这样与忠诚交互纠结，量度欲望，为了考察品德，考察品德终是为了评比忠诚；换言之，“戒欲”即等同于“忠君”，帝王以钳抑情欲、剥夺男权（为夫、为父之权），来保证统治的优势，而臣属则在性与权力上完全牺牲奉献于道德的光荣。所谓“封建阉割”，正是堂皇的君臣伦理底下，最为残酷却不为人知的政治迫害。既然臣属被要求去性欲、弃父权，那么赋篇之中在场的唯一男性，显然非君王莫属；原来，美色只向君王展示，只满足君王的爱欲，历来以为《好色赋》“意在微讽”“讽于淫也”，这讽谏君王的目标显然落空，反倒成为臣子宣誓效忠的去势戒律。于是，饱揽美色就如同君王理所当然品尝珍馐、骑射纵猎或是游观山水，从《高唐赋》、《神女赋》到《登徒子好色赋》，宋玉为君王铺设出了独享转游的资产世界，并在其中遗忘了自己的性别与主权。（P22－P23）郑教授在这里精辟地指出了原来作为情色符号的“神女”不过是君王独享的特权，赋成为君王借助“神女”主题来考量臣子的忠心的场所，情色与臣子的忠心构成冲突和对立，臣子只有通过向君王表示自己对情色的拒绝和放弃来表达自己的忠心，久之，这种叙事话语成为一种习惯，男性自身的性别主体甚至最终被忽略和遗忘。但不可否认其中也有臣子有意按君王意图行事、为规避被君王怀疑的风险而巧妙运作的一种具有能动性的叙事策略。（二）美国女权主义学者Susan Standford Friedman提出了“社会身份疆界说”，她认为，一个人有多重社会身份，因此在研究中应该探讨“社会性别是怎样同社会身份的其他组成成分互相交叉、互相作用的”，“多重社会位置论的话语表现要求把社会身份作为许多互相依赖的可变系统的产物来进行交叉分析”。1无疑，郑教授的研究视角正是抓住了屈原、宋玉、司马相如等人的多重身份：男性、臣子、诗人以及不得已或出于策略性目的转换而成的“神女”身份，从这些身份的交错中，我们可以看出，男性文人臣子们在男权加等级的帝制中国同样承受着深重的压迫，时常遭遇帝王以情色为诱惑的考验，连正常的欲望都不能有。郑教授尖锐地指出了“神女”话语背后权力交结的实质：君王既然是从规范性别——以男为女来矮化臣属、独揽霸权，臣属于是从恢复男性身份、召唤男性同志来摆脱宰制、力图自主。……因为君王正是以对于臣属的阉割去势，视臣属如女色、比君臣如男女，作为剥夺士人主体意识及其参与政权的第一步。换言之，唯有在“封建阉割”的阴影下，宣告性别主体所构筑的同志道统才能显出积极的意义与作用；“封建阉割”也只有与“同志道统”相对应，才能揭露文人士子在自我认知上无法解脱的强权迫害。(《性别与家国》，P23)正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所声明的：“至于好色，臣无有也”，在帝王面前，臣下连自己最基本的生理欲望也全然否定了，而郑教授告诉我们，对臣属“赤裸裸的阉割去势”正是帝王“剥夺士人主体意识及其参与政权的第一步”。在帝王面前，男性文人已经丧失了其独立人格，他们为了进入帝制帝国的权力系统，不得不屈服于这一套权力关系。其实无论屈原、宋玉哪怕是到后来的李白苏轼，在官本位的意识形态所主宰的帝制中国，所有的男性文人都被置于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欲反抗则不能，欲挣脱而不甘，于是乎，其结局就是被帝王玩弄于股掌之间，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神女”身上所负载的政治寓意及其作为权力较量的载体之一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屈、宋与楚王之间，郑教授接着指出：辞赋文学进入两汉以后，发源于屈、宋的“神女论述”就与兴盛于两（P24）汉的描写宫殿苑猎之散体大赋，分别发展出不同的文体流脉……企图将备受君权压抑扭曲的情欲与道德还其本然面目……《好色赋》中的桑女端庄自守，仅愿与章华大夫拥有精神爱恋；《美人赋》中的上宫美女则进酒、抚弦还投怀送抱，相如因此不是怅然失落，而是怀正心而不狎邪。细察彼此间结局的差异，会发现原来属于君王专享的美色女体，现在也可以向臣属开放，而不再单单只是供君王愉悦赏玩；我们可以说描写的愈开放，就表示臣子的德操愈坚贞，愈能真正效忠君王，但同时也未尝不可以表示：君王透过对锁情思欲念所达成的权力宰制，在这里显然失落了绝对的效力，相如这么大胆的描写，与其说是为了自我针砭以宣示效忠，还不如说更多成份是自我愉悦的习作游戏。（《性别与家国》，P23－25）“神女”作为一种情色符号和帝王特权的象征，由屈、宋到两汉魏晋的司马相如的《好色赋》《美人赋》，情色想象的叙事话语进一步开放，在郑教授看来，帝王对男性文人臣子的宰制和考验不是相应放松，相反，而是考验的加剧；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男性文人能够如此大胆地表达情色话语，似乎也是对帝王考验的挣脱。当然，这个挣脱永远只是有限的。以上可以归结为对性别（出于君王特权压迫下的无奈或策略性的性别置换和角色扮演）、身份与政治的权力关系探讨，郑教授还在其后的论述中进一步探讨了两汉魏晋辞赋的拟骚系列“究竟如何挪用（不只是被动套用）过去的书写形式，温习（而非因袭）前人应对环境的姿态”（《性别与家国》，前言）以及男性文人如何运用赋这一体裁来书写和表达自己的心志和向往。 郑教授认为，在屈原的骚赋体里，开创了一种放逐式的叙事模式，如《离骚》《九歌》《九章》等都是由于放逐而写，所写的内容也都是放逐途中的身心经历，而后世又由此衍生出“地理主题”模式，这一模式体现在西汉刘歆的《遂初赋》、班彪的《北征》、班昭的《东征》以及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等汉赋之中，郑教授认为，这一类汉赋其特征可以用“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即“统治国都，管理外围区域，用意在于显扬其伟大壮观的功绩”之意）来概括，但细看又有差别，“苑囿”与“行旅”的不同叙事折射出不同的创作心理，到魏晋时期，士族的“地理主题”的叙事更是超越了简单的描摹状物，“别墅庄园并不只代表谢姓士族在政治上的强权与经济上的优势而已，还必须体现出不同于功利流俗的深远意趣”，在出世与入世、庙堂与江湖、都邑与庄园之间，士族文人依靠地理赋来派遣心中的矛盾，同时又利用赋中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趣与王权所主导的政治意趣相抗衡，郑教授认为“‘地理志’其实是提供了放逐与反放逐的基底图面，而论述者在上面描摹或改写属于自己独特的山河领域……”（《性别与家国》，第104－105页）郑教授最后讨论了“直谏”这一由屈原所开创的论述方式在后世知识分子那里的发展，郑教授认为“直谏”形式显然在后世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甚至成为知识分子标榜、认同和表现自己身份的重要标志，而直谏又与知识分子的“遇”与“不遇”、国家的盛与衰、国君的“明”与“不明”等紧密相联，在何种境遇下做何种选择，成为知识分子苦苦思索却仍难以定夺、定夺之后依然不断需要寻求理由和解释的事情。而这些挣扎和困顿，在晋朝阮籍那里，被尽皆消解，阮籍的《达庄论》彻底消解了士人知识分子这些努力的意义，因为他几乎彻底否定了这些知识分子沉溺其中、不能解脱的价值观的意义，“将批判直指整个人文历史所建构的价值体系，尤其是这个体系成为人世运行的准范，扭曲每个个人去应和奉行而毫无保留地斫丧本然地真醇。”然而，就在阮籍彻底否定了知识分子所遵循的一切价值标准和体系时，他自己也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整日只能以饮酒、装疯来消磨度日。（三）以“赋”为引线，郑教授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副纵横交错、微妙复杂、令人难以把握的权力关系图景，在这幅图景中，赋的作者不止有一种身份，他们还是男性却自比为女性的、臣属的而且是以君子自许的，同时又是被放逐的、或是被宠信的、官居高位的抑或是才学空抱、甘老村野的……他们的赋不仅仅是自己一时兴起、只为自己而作，而且还是为君王而作；不仅仅是抒发一己之情志，还要替君王摹写故事；他们不仅吟咏，而且议论；他们不仅抒情，而且还要在赋里用不易觉察或有意泄漏的叙事口吻向他的读者——君王、同道或世人发出他的声音。而正是在这些模糊微妙复杂多边的声音里，在赋的作者们与君王、与整个政治体制和道德、价值体系等等的较量和妥协中，其身份的复杂意义得以呈现出来，在帝制中国复杂而扭曲的政治环境中，个人身份及其意义永远在流动、变化，并与政治紧密相联，在压抑之中生发出力量来。本文是我本人出于对郑毓瑜教授所著《性别与家国》一书的喜爱并期待与更多女权同仁和性别研究者分享而写的介绍性书评，而就在本文最后修改之时，我无意中从网上看到康正果教授应约而写的评论（康正果，《辞赋论述及其策略》，http://philosopher100.iblog.com/post/201098/253652），康老师对郑教授此书提出了毫不留情的全面批评，声称是发扬郑书所提到的“直谏”传统，而恰恰康老师的所批判的正是我所支持的，他所不以为然的正是我拍案叫绝的，为此，我决定在文末斗胆与康老师作一商榷。归纳康老师的观点，最值得探讨的是他对郑教授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的强烈质疑，这也是其贯穿其全文的批评线索，康老师认为郑教授过度关心文本的“非文学因素”，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其形式和规律方面的特征，认为郑书“非要夸大其词一番，把无论什么都拉入权力关系的对抗形势”“信手操起方法解剖刀对文本乱动手术”，最要命的是：“把性别理论的运用往往搞成文学的侦探工作，于是，专门在文本的蛛丝马迹中勘探作者的写作诡计，竞相区去发掘埋藏的颠覆机制便成了搞研究的能事。”无需再作引征，康老师的立场和态度从中已看得真切，在康老师笔下，喜欢探究男性文本中有意无意透露的权力关系的性别研究者俨然面目可怖、心怀叵测的阴暗家伙，不管康老师究竟是出于文学热爱者对文学纯粹性的维护还是出于男性对女权主义者的成见和反感，我们且抛开这点不予追究；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果然能达到纯粹的、毫无功利的审美境界？在康文对郑书的批驳中，康老师反复多次提醒我们注意“赋”这一文学体裁其自身的形式要求和创作规约，我当然不能因此而武断地称康老师为“形式决定论”者，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中国古代男性文人的理想、心理以及他们所开辟的文化语境，作品形式的作用难免要大打折扣。众所周知，王统与道统的亲密合一是中国古代男性文人所坚持的人生哲学，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内圣外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理想，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由此生成并深入中国人骨髓，至今仍幽魂不散，难以清除。古代男性文人无一能真正跳出这一文化语境的制约，试问史上有哪个知名男性文人是超然王统政治之外，遗世独立而与政治无丝毫瓜葛？我们看到的情景是：古代男性文人的喜怒哀乐皆系于仕与不仕、达或穷之间，而幸运的是，在“外王”做不成时，还有一个“内圣”来自我安慰（是否可以说精神上始终胜利的阿Q正是对古代男性文人精神的发扬光大？）。赋的创作看似“逞才竞藻”，但如果忘记了中国男性文人深深浸淫其中的王统语境，以为铺张华丽的背后仅仅是才情的张扬，与政治诉求完全割裂，甚至认为辞赋研究只能单纯地从文体形式角度来考察，我想这也未免太天真了罢；然而康先生是著名文学研究家，说他天真显然不当，因此我只能认为，他要么是被古人“圣人”扮相所迷惑，是被古人亦真亦假的赋体规约束缚了手脚，要么是作为一个当代男性文人沿袭了古人的人生之道而不自知，再者，就是郑教授在书中把古代男性文人描绘成被去势的、被剥夺权利的受压迫的男人形相深深刺激康老师身为男人的自尊心，因为毕竟长期以来，在许多性别研究著作当中，向来只有女性是被压迫的，而男性则是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利享有者，郑教授的研究无疑打破和颠覆了男性至上的观念并由此瓦解了男性读者掩盖在对受压迫妇女同情的外表之下的自豪感。（四）总之，无论如何，从内容上、从书写这一事件本身来考察古男性文人的心态和君臣之间权力较量错商，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应该的，也是辞赋研究中一条绝对有意义和价值的方法路径。关于这一点，郑教授在该书前言中已经明确表明其立场和研究目的：“文学研究和文类研究中常见的追本溯源的必要性，是为了让历代不断地重写、重读的活动可以如实地呈现环境、书写同步调整与转化的诡计，并不是为了形式化约取义的封闭的文学叙述。文学的源起与演化从来不单是文学自身的自然规律，而是人文社会的型式显影。所谓文学传统因此是一再分衍流布的层层再诠释，是透过回顾而对于社会秩序、权力结构、身份认同等等人文情识的超越性瞻望。”（《性别与家国》，前言）该书是以辞赋文本为资料，是一部探究古代男性文人、君臣之间权力关系流动和建构的观点独到、犀利深刻的上乘之作，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古代男性文人的生活处境提供了一面窗口，而郑教授对赋的研究所呈现出的古代文学中的政治语境和男性文人在这种语境中的虽不乏能动但仍难摆脱压迫的“阉割”形象更是让读者再次认识到：王权***的中国，受压迫的不仅是女性，男性也同样不能幸免，而一切的***压迫制度，又是建立在秩序严格的父权制基础之上的：只有彻底摧毁父权制，才能彻底清除***的根基；只有清除***的根基，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自由，性别身份也将不再是压制、剥夺权利或制造特权的负面要素。--------------------------------------------------------------------------------1引自《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 杜芳琴主编 三联书店 1998年8月 P431歌行2006年10月9日初稿2007年5月修改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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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着看了一些= =。。。 -
这种书多多益善啊 -
内容特别专业，基本不是我这种路人能完整理解的……但是努一把力还是能理解大部分的。看到了特别喜欢的内容，了解到了君王对臣子“封建阉割”这一观点。很喜欢这本书！ -
近几年来，性别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广阔，从文本研究到历史考证，再从历史到现实，性别研究的领域正由最初的“填补空白”走向与社会和历史的对话，历史也不再是面孔呆板、毫无生气的政治经济史，以往常常被漠视的社会历史中的普通个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兴趣的现实转向使得研究者将性别与国家、政治、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跨学科视角正在成为性别研究的必然趋势，史料分析与文本解读便在这种跨学科视野下成为两种必要的研究手段，使得文学研究更加厚重，历史研究更加鲜活，台湾大学郑毓瑜教授的《性别与家国——汉晋词赋的楚骚论述》一书正是这样一部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
该书从三个方面展开：“美丽的周旋——神女论述与性别演绎”；“归返的回音——地理论述与家国想象”；“独立的忠诚——直谏论述与知识分子”，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内容、题材分类，而是把赋从文本延伸到作者心态，从绚丽铺排的辞藻中发现错综动态的权力关系，通观全书我们会发现，郑教授的分析远远超出对作品的感性欣赏，其冷静理性的笔触和清晰深邃的洞察将洋溢着浪漫抒情的诗赋呈现为一幅古代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中间周旋、较量、抗衡的冷峻而又生动的画卷，其中，性别、身份、家国等等又成为构成这副画卷的关键要素。
（一）
楚辞是“赋”的源头，郑教授梳理了屈原《离骚》、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所开辟的关于“神女”的叙事话语，接着分析了这一“神女”主题在不同时期的衍变及其内涵——包括汉代司马相如的《美人赋》、晋代曹植的《洛神赋》等等，由此展开该书的第一部分。
过去有关“神女”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男性作者自比“神女”的叙事方式常常被理解为对君臣关系的暗喻，而郑教授的思考则透过表象看到了更为深刻的本质：
屈、宋与楚王就性别来说都是“男”的，历来评论者将男女比君臣，其实是一开始就站在实际效应上来接受臣属被刻意矮化为女性的下场，而蔑视了赋家在书写策略中可能存在的对同性关系的诉求。换言之，女性化意向在辞赋中，也许就成为同是男性的君臣双方，彼此交涉对应的身份筹码；赋家如何出场，君王又是如何观看，性别的模糊与转换，生动地刻画了政治场中的角力网络。（《性别与家国》P5 －P6）
在郑教授看来，男性臣子以“神女”自比，不仅是臣子运用矮化自己的策略以求得君王信任，同时也可以看出君王与臣子在权力网络中的互动关系——君王想以“神女”这一情色象征来考察臣子忠心与否，而男性臣子正是利用了君王的这一心理，通过将自己女性化来主动寻求与君王的同性联盟关系，建立在同性君臣基础上的等级只有通过臣子自比女性来实现。
我想要特别指出的是“神女”作为情色符号的重要意义：在所有以“神女”为主题的赋体文本中，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神女”从来都是以若即若离、充满情色诱惑的“梦中情人”的身份出场，而决不以陪伴左右、寝食不离的“妻”的身份出场。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妻的身份是与情色割裂的，作为构成完整家庭的要素和生育的工具，妻不可以呈现情色特征；进一步说，作为臣子和君王都可以拥有的对象，“妻”无法体现二者之间的等级关系，而作为情色符号的“神女”则为体现君王的特权和君臣的上下等级提供了条件，同时，赋体文本中所描写的神女不仅满足了男性（君王）的情色想象和欲望，更满足了他们对女性的贞洁要求，赋中的“神女”都是飘举若仙而又高雅圣洁，男性臣子自比神女俨然也转借了神女身上的这些美好特质，而以神女的贞洁来比拟臣子对君王的忠贞之心毫不为过。
郑教授分析道：
情欲、品德就这样与忠诚交互纠结，量度欲望，为了考察品德，考察品德终是为了评比忠诚；换言之，“戒欲”即等同于“忠君”，帝王以钳抑情欲、剥夺男权（为夫、为父之权），来保证统治的优势，而臣属则在性与权力上完全牺牲奉献于道德的光荣。所谓“封建阉割”，正是堂皇的君臣伦理底下，最为残酷却不为人知的政治迫害。既然臣属被要求去性欲、弃父权，那么赋篇之中在场的唯一男性，显然非君王莫属；原来，美色只向君王展示，只满足君王的爱欲，历来以为《好色赋》“意在微讽”“讽于淫也”，这讽谏君王的目标显然落空，反倒成为臣子宣誓效忠的去势戒律。于是，饱揽美色就如同君王理所当然品尝珍馐、骑射纵猎或是游观山水，从《高唐赋》、《神女赋》到《登徒子好色赋》，宋玉为君王铺设出了独享转游的资产世界，并在其中遗忘了自己的性别与主权。（P22－P23）
郑教授在这里精辟地指出了原来作为情色符号的“神女”不过是君王独享的特权，赋成为君王借助“神女”主题来考量臣子的忠心的场所，情色与臣子的忠心构成冲突和对立，臣子只有通过向君王表示自己对情色的拒绝和放弃来表达自己的忠心，久之，这种叙事话语成为一种习惯，男性自身的性别主体甚至最终被忽略和遗忘。但不可否认其中也有臣子有意按君王意图行事、为规避被君王怀疑的风险而巧妙运作的一种具有能动性的叙事策略。
（二）
美国女权主义学者Susan Standford Friedman提出了“社会身份疆界说”，她认为，一个人有多重社会身份，因此在研究中应该探讨“社会性别是怎样同社会身份的其他组成成分互相交叉、互相作用的”，“多重社会位置论的话语表现要求把社会身份作为许多互相依赖的可变系统的产物来进行交叉分析”。1无疑，郑教授的研究视角正是抓住了屈原、宋玉、司马相如等人的多重身份：男性、臣子、诗人以及不得已或出于策略性目的转换而成的“神女”身份，从这些身份的交错中，我们可以看出，男性文人臣子们在男权加等级的帝制中国同样承受着深重的压迫，时常遭遇帝王以情色为诱惑的考验，连正常的欲望都不能有。
郑教授尖锐地指出了“神女”话语背后权力交结的实质：
君王既然是从规范性别——以男为女来矮化臣属、独揽霸权，臣属于是从恢复男性身份、召唤男性同志来摆脱宰制、力图自主。……因为君王正是以对于臣属的阉割去势，视臣属如女色、比君臣如男女，作为剥夺士人主体意识及其参与政权的第一步。换言之，唯有在“封建阉割”的阴影下，宣告性别主体所构筑的同志道统才能显出积极的意义与作用；“封建阉割”也只有与“同志道统”相对应，才能揭露文人士子在自我认知上无法解脱的强权迫害。(《性别与家国》，P23)
正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所声明的：“至于好色，臣无有也”，在帝王面前，臣下连自己最基本的生理欲望也全然否定了，而郑教授告诉我们，对臣属“赤裸裸的阉割去势”正是帝王“剥夺士人主体意识及其参与政权的第一步”。在帝王面前，男性文人已经丧失了其独立人格，他们为了进入帝制帝国的权力系统，不得不屈服于这一套权力关系。其实无论屈原、宋玉哪怕是到后来的李白苏轼，在官本位的意识形态所主宰的帝制中国，所有的男性文人都被置于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欲反抗则不能，欲挣脱而不甘，于是乎，其结局就是被帝王玩弄于股掌之间，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神女”身上所负载的政治寓意及其作为权力较量的载体之一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屈、宋与楚王之间，郑教授接着指出：
辞赋文学进入两汉以后，发源于屈、宋的“神女论述”就与兴盛于两（P24）汉的描写宫殿苑猎之散体大赋，分别发展出不同的文体流脉……企图将备受君权压抑扭曲的情欲与道德还其本然面目……《好色赋》中的桑女端庄自守，仅愿与章华大夫拥有精神爱恋；《美人赋》中的上宫美女则进酒、抚弦还投怀送抱，相如因此不是怅然失落，而是怀正心而不狎邪。细察彼此间结局的差异，会发现原来属于君王专享的美色女体，现在也可以向臣属开放，而不再单单只是供君王愉悦赏玩；我们可以说描写的愈开放，就表示臣子的德操愈坚贞，愈能真正效忠君王，但同时也未尝不可以表示：君王透过对锁情思欲念所达成的权力宰制，在这里显然失落了绝对的效力，相如这么大胆的描写，与其说是为了自我针砭以宣示效忠，还不如说更多成份是自我愉悦的习作游戏。（《性别与家国》，P23－25）
“神女”作为一种情色符号和帝王特权的象征，由屈、宋到两汉魏晋的司马相如的《好色赋》《美人赋》，情色想象的叙事话语进一步开放，在郑教授看来，帝王对男性文人臣子的宰制和考验不是相应放松，相反，而是考验的加剧；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男性文人能够如此大胆地表达情色话语，似乎也是对帝王考验的挣脱。当然，这个挣脱永远只是有限的。
以上可以归结为对性别（出于君王特权压迫下的无奈或策略性的性别置换和角色扮演）、身份与政治的权力关系探讨，郑教授还在其后的论述中进一步探讨了两汉魏晋辞赋的拟骚系列“究竟如何挪用（不只是被动套用）过去的书写形式，温习（而非因袭）前人应对环境的姿态”（《性别与家国》，前言）以及男性文人如何运用赋这一体裁来书写和表达自己的心志和向往。
郑教授认为，在屈原的骚赋体里，开创了一种放逐式的叙事模式，如《离骚》《九歌》《九章》等都是由于放逐而写，所写的内容也都是放逐途中的身心经历，而后世又由此衍生出“地理主题”模式，这一模式体现在西汉刘歆的《遂初赋》、班彪的《北征》、班昭的《东征》以及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等汉赋之中，郑教授认为，这一类汉赋其特征可以用“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即“统治国都，管理外围区域，用意在于显扬其伟大壮观的功绩”之意）来概括，但细看又有差别，“苑囿”与“行旅”的不同叙事折射出不同的创作心理，到魏晋时期，士族的“地理主题”的叙事更是超越了简单的描摹状物，“别墅庄园并不只代表谢姓士族在政治上的强权与经济上的优势而已，还必须体现出不同于功利流俗的深远意趣”，在出世与入世、庙堂与江湖、都邑与庄园之间，士族文人依靠地理赋来派遣心中的矛盾，同时又利用赋中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趣与王权所主导的政治意趣相抗衡，郑教授认为“‘地理志’其实是提供了放逐与反放逐的基底图面，而论述者在上面描摹或改写属于自己独特的山河领域……”（《性别与家国》，第104－105页）
郑教授最后讨论了“直谏”这一由屈原所开创的论述方式在后世知识分子那里的发展，郑教授认为“直谏”形式显然在后世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甚至成为知识分子标榜、认同和表现自己身份的重要标志，而直谏又与知识分子的“遇”与“不遇”、国家的盛与衰、国君的“明”与“不明”等紧密相联，在何种境遇下做何种选择，成为知识分子苦苦思索却仍难以定夺、定夺之后依然不断需要寻求理由和解释的事情。而这些挣扎和困顿，在晋朝阮籍那里，被尽皆消解，阮籍的《达庄论》彻底消解了士人知识分子这些努力的意义，因为他几乎彻底否定了这些知识分子沉溺其中、不能解脱的价值观的意义，“将批判直指整个人文历史所建构的价值体系，尤其是这个体系成为人世运行的准范，扭曲每个个人去应和奉行而毫无保留地斫丧本然地真醇。”然而，就在阮籍彻底否定了知识分子所遵循的一切价值标准和体系时，他自己也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整日只能以饮酒、装疯来消磨度日。
（三）
以“赋”为引线，郑教授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副纵横交错、微妙复杂、令人难以把握的权力关系图景，在这幅图景中，赋的作者不止有一种身份，他们还是男性却自比为女性的、臣属的而且是以君子自许的，同时又是被放逐的、或是被宠信的、官居高位的抑或是才学空抱、甘老村野的……他们的赋不仅仅是自己一时兴起、只为自己而作，而且还是为君王而作；不仅仅是抒发一己之情志，还要替君王摹写故事；他们不仅吟咏，而且议论；他们不仅抒情，而且还要在赋里用不易觉察或有意泄漏的叙事口吻向他的读者——君王、同道或世人发出他的声音。而正是在这些模糊微妙复杂多边的声音里，在赋的作者们与君王、与整个政治体制和道德、价值体系等等的较量和妥协中，其身份的复杂意义得以呈现出来，在帝制中国复杂而扭曲的政治环境中，个人身份及其意义永远在流动、变化，并与政治紧密相联，在压抑之中生发出力量来。
本文是我本人出于对郑毓瑜教授所著《性别与家国》一书的喜爱并期待与更多女权同仁和性别研究者分享而写的介绍性书评，而就在本文最后修改之时，我无意中从网上看到康正果教授应约而写的评论（康正果，《辞赋论述及其策略》，http://philosopher100.iblog.com/post/201098/253652），康老师对郑教授此书提出了毫不留情的全面批评，声称是发扬郑书所提到的“直谏”传统，而恰恰康老师的所批判的正是我所支持的，他所不以为然的正是我拍案叫绝的，为此，我决定在文末斗胆与康老师作一商榷。
归纳康老师的观点，最值得探讨的是他对郑教授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的强烈质疑，这也是其贯穿其全文的批评线索，康老师认为郑教授过度关心文本的“非文学因素”，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其形式和规律方面的特征，认为郑书“非要夸大其词一番，把无论什么都拉入权力关系的对抗形势”“信手操起方法解剖刀对文本乱动手术”，最要命的是：“把性别理论的运用往往搞成文学的侦探工作，于是，专门在文本的蛛丝马迹中勘探作者的写作诡计，竞相区去发掘埋藏的颠覆机制便成了搞研究的能事。”
无需再作引征，康老师的立场和态度从中已看得真切，在康老师笔下，喜欢探究男性文本中有意无意透露的权力关系的性别研究者俨然面目可怖、心怀叵测的阴暗家伙，不管康老师究竟是出于文学热爱者对文学纯粹性的维护还是出于男性对女权主义者的成见和反感，我们且抛开这点不予追究；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果然能达到纯粹的、毫无功利的审美境界？在康文对郑书的批驳中，康老师反复多次提醒我们注意“赋”这一文学体裁其自身的形式要求和创作规约，我当然不能因此而武断地称康老师为“形式决定论”者，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中国古代男性文人的理想、心理以及他们所开辟的文化语境，作品形式的作用难免要大打折扣。众所周知，王统与道统的亲密合一是中国古代男性文人所坚持的人生哲学，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内圣外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理想，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由此生成并深入中国人骨髓，至今仍幽魂不散，难以清除。古代男性文人无一能真正跳出这一文化语境的制约，试问史上有哪个知名男性文人是超然王统政治之外，遗世独立而与政治无丝毫瓜葛？我们看到的情景是：古代男性文人的喜怒哀乐皆系于仕与不仕、达或穷之间，而幸运的是，在“外王”做不成时，还有一个“内圣”来自我安慰（是否可以说精神上始终胜利的阿Q正是对古代男性文人精神的发扬光大？）。赋的创作看似“逞才竞藻”，但如果忘记了中国男性文人深深浸淫其中的王统语境，以为铺张华丽的背后仅仅是才情的张扬，与政治诉求完全割裂，甚至认为辞赋研究只能单纯地从文体形式角度来考察，我想这也未免太天真了罢；然而康先生是著名文学研究家，说他天真显然不当，因此我只能认为，他要么是被古人“圣人”扮相所迷惑，是被古人亦真亦假的赋体规约束缚了手脚，要么是作为一个当代男性文人沿袭了古人的人生之道而不自知，再者，就是郑教授在书中把古代男性文人描绘成被去势的、被剥夺权利的受压迫的男人形相深深刺激康老师身为男人的自尊心，因为毕竟长期以来，在许多性别研究著作当中，向来只有女性是被压迫的，而男性则是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利享有者，郑教授的研究无疑打破和颠覆了男性至上的观念并由此瓦解了男性读者掩盖在对受压迫妇女同情的外表之下的自豪感。
（四）
总之，无论如何，从内容上、从书写这一事件本身来考察古男性文人的心态和君臣之间权力较量错商，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应该的，也是辞赋研究中一条绝对有意义和价值的方法路径。关于这一点，郑教授在该书前言中已经明确表明其立场和研究目的：“文学研究和文类研究中常见的追本溯源的必要性，是为了让历代不断地重写、重读的活动可以如实地呈现环境、书写同步调整与转化的诡计，并不是为了形式化约取义的封闭的文学叙述。文学的源起与演化从来不单是文学自身的自然规律，而是人文社会的型式显影。所谓文学传统因此是一再分衍流布的层层再诠释，是透过回顾而对于社会秩序、权力结构、身份认同等等人文情识的超越性瞻望。”（《性别与家国》，前言）该书是以辞赋文本为资料，是一部探究古代男性文人、君臣之间权力关系流动和建构的观点独到、犀利深刻的上乘之作，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古代男性文人的生活处境提供了一面窗口，而郑教授对赋的研究所呈现出的古代文学中的政治语境和男性文人在这种语境中的虽不乏能动但仍难摆脱压迫的“阉割”形象更是让读者再次认识到：王权***的中国，受压迫的不仅是女性，男性也同样不能幸免，而一切的***压迫制度，又是建立在秩序严格的父权制基础之上的：只有彻底摧毁父权制，才能彻底清除***的根基；只有清除***的根基，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自由，性别身份也将不再是压制、剥夺权利或制造特权的负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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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 杜芳琴主编 三联书店 1998年8月 P431
歌行
2006年10月9日初稿
2007年5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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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价格，买这样一本书，还有什么遗憾。 -
过于学术化。赋作为“体物”的文体，物在赋中如何呈现，这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却木有触及。 -
郑教授著作，极具发明性。三篇大论文，组成一个完整的论述体系。对于楚辞研究，值得阅读。 -
视角不错，但似乎赋这一文体被拉扯地过于宽泛，而未从文体本身提炼诗歌之精髓。相对而言，更喜欢读林顺夫、孙康宜的文字，细腻且不乏学术性。 -
感觉康达维的序也是似褒实贬啊……近来这些女学者（尤以民国诸大学为最），搞文献不行，搞阐（nao）述（dong）倒是一套接着一套，真是世风日下。 -
无论如何，从内容上、从书写这一事件本身来考察古男性文人的心态和君臣之间权力较量错商，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应该的，也是辞赋研究中一条绝对有意义和价值的方法路径。关于这一点，郑教授在该书前言中已经明确表明其立场和研究目的：“文学研究和文类研究中常见的追本溯源的必要性，是为了让历代不断地重写、重读的活动可以如实地呈现环境、书写同步调整与转化的诡计，并不是为了形式化约取义的封闭的文学叙述。文学的源起与演化从来不单是文学自身的自然规律，而是人文社会的型式显影。所谓文学传统因此是一再分衍流布的层层再诠释，是透过回顾而对于社会秩序、权力结构、身份认同等等人文情识的超越性瞻望。”（《性别与家国》，前言）该书是以辞赋文本为资料，是一部探究古代男性文人、君臣之间权力关系流动和建构的观点独到、犀利深刻的上乘之作，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古代男性文人的生活处境提供了一面窗口，而郑教授对赋的研究所呈现出的古代文学中的政治语境和男性文人在这种语境中的虽不乏能动但仍难摆脱压迫的“阉割”形象更是让读者再次认识到：王权专制的中国，受压迫的不仅是女性，男性也同样不能幸免，而一切的专制压迫制度，又是建立在秩序严格的父权制基础之上的：只有彻底摧毁父权制，才能彻底清除专制的根基；只有清除专制的根基，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自由，性别身份也将不再是压制、剥夺权利或制造特权的负面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