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灭绝与文学》章节试读

《迫害、灭绝与文学》的笔记-第150页 - 灭绝

在只承认宇宙间善恶两种积极力量的哲学或神话中，挑选善的一方、认为另一方恶，那是相当容易的。但地球人的战争并非总是那样的情况。交战者并非宇宙力量的一部分，他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而是集天使和野兽于一身。读者必须考虑这个因素，这既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弱点。对于那些奉命行事、得意洋洋、冷血杀人的家伙，读者最不愿意给予任何正面的评论；同时，他又想知道，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人可能干这样的勾当。读者想理解他阅读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这大概不是虔诚的追求，但他必须这样做，因为形而上和超人世的二元论观念最终并不能对任何东西做出解释，反而把假设的观念变成肯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小说和其他著作已经不缺少各种各样的解释，尤其不乏对这些反人类罪的解释。
即使我考察的范围只局限于集中营里执行灭绝任务的党卫军，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解释，正如各方人士所指出的，他们就像一台巨型机器里的齿轮和螺丝钉、极权主义权力体系里的配件，这台机器、这个体制不允许他们施加自己的影响，不给予他们发言权。他们不能逃避死亡工厂的工作，自己也有生命危险。总之一句话：他们也是受害者，正如他们屠杀的犹太人一样。真的，他们是认为体制的受害者，但那个体制已经形成势不可挡的力量，谁也没有机会阻挡它，谁也不会承担责任；当然， 在集中营里执行任务的下属和小人物不应该受责备。
尽人皆知，在战后的审判中，被告数十次提出这个借口的和其他为自己开脱的借口；实际上，这样的口实有一定的有效性：体制一旦从里到外被接受，它就固定僵化、难以移易了。然而，这很难减轻参与者的个人责任。如果没有人承担责任，那就总是可以说，每个人和整体群体都应该负责。

《迫害、灭绝与文学》的笔记-第140页 - 灭绝

抵抗始终是严峻的、是否能活下去的问题，在许多方面，这取决于个人的政治信念和人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由于犹太人区的处境日益绝望，由于人们对即将来临的灭绝不再有任何怀疑，犹太人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随之加剧。人们对犹太委员会的抱怨日益加剧：与德国人勾结，劝诱犹太人走一条灾难的路子。至于这样的指责在多大程度上有道理，这个问题尚待研究，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犹太委员会几乎不关心严格意义上的抗争。

《迫害、灭绝与文学》的笔记-第38页 - 文学

历史论文不可能完整无疑，也不可能完全准确。论者可以确认并核对许多事实，结果，那些事实的晦涩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相反，文学路径偏爱晦涩。它知道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处理不真实的真相，如何处理不为人接受的现实，总之，文学路径知道如何处理渗透万物的的含混性。……在许多人眼里，《纳粹与理发师》是很难成立的故事，但在政治环境里，什么东西能说是不可能的呢？埃德加·希尔森拉特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战后，以为党卫军（官）冒充一位同龄的犹太人，他曾与其（有）过交往，而这位犹太人可能正是在他管理的集中营里遇害的。小说将这个集中营命名为“落叶的森林”（Laubwalde）。读者勿须寻找这个集中营，因为它并不存在。为何作者要营造这样的神秘气氛呢？我能用设问的形式回答这个问题吗？因为小说的文字也好，任何人也好，都不曾给我这位读者任何确定的答案。会不会是因为，“落叶的森林”带有诗意的色彩，就像“比克瑙”（白桦林沼泽地）和“布痕瓦尔德”（山毛榉树林）的名字一样富有诗意呢？恐怖的毁灭的地狱与其可爱的名字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比克瑙”和“布痕瓦尔德”是实有其地，而希尔森拉特笔下的“落叶的树林”位于东欧，在地图上却找不到，实际上它表示一切集中营。课件，这个名字不存在灰色的问题，而是有多重的解释，于是历史现实的小时就成了必然的结果。另一个同样真是的现实随之产生，只不过他是另一个层级的现实。这一现实不能被称为一般意义上的纪实文献，但它含有事实，而且这些事实是可以验证的事实，其普遍的真实性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验证。

《迫害、灭绝与文学》的笔记-第135页 - 灭绝

悲剧英雄的身上常有一种张力：接受死亡和与命运抗争的两种态度形成一种紧张关系。对宗教感情虔诚的人而言，接受死亡的态度占上风，内心与外界的猛烈斗争占下风。

《迫害、灭绝与文学》的笔记-第14页 - 绪论

如今，在写作和文学阐释里，对任何形式的道德说教（都）有一种肯定无疑的厌恶情绪。这种情绪自有其理，难以挑战，但可能走得太远了。拒绝文学的道德说教并不暗示，一切伦理都被颠覆抛弃了。与道德规定同行或超乎道德说教的，总有一种隐形的道德原则，贯穿一切形式的散文或戏剧中。换言之，你可以在文学中体察到中性的风俗习惯的描写，感知到一般人类行为的描写；而且我认为，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就必然会伤害散文文学。然而，尽管我丝毫不需要直白的伦理观点，但就我的读者身份的体会而言，我难免接触到暧昧却挑逗人的描写；虽然这些文字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整体而贯穿作品，却分散在作品里，能在字里行间挑拣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这里涉及读者的活动，而不是作者的活动，读者从阅读出发，得出某种结论。……读者必须聆听多种多样的伦理宣示，虽然有时某些道德宣示可能并不那么高尚。

《迫害、灭绝与文学》的笔记-第156页 - 灭绝

我并不认为，这样的拷问成功的解释了阿伦特“平庸的罪恶”的含混，因为她的分析陷入了死胡同；其实，其他人已经做了清楚的表述。我在这里找到了不卷入这团乱麻的理由。阿伦特这样的说法表达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比如用妖魔性取代罪恶对分析问题有什么好处呢？她首创的“大众人”等抽闲概念是否会旁生直接，产生新的问题，妨碍我们的理解，而不是有助于理解呢？这个问题尚不明朗。
因此，我倾向于认为，一些党卫军人的“正确性”含有一个真空，那是必须由自上而下的命令填补的真空，命令必须服从，此外就无事可做。是无事可做，抑或几乎无事可做呢？我觉得，他们的其他行为常态的确适合中产阶级生活的平庸形式；他们不用拷问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几乎与直接动手灭绝犹太人的小喽啰完全隔离，所以他们才能心安理得的过自己中产阶级的平庸生活。有人说得对，他们以双重人格生活；无论如何，人格的任何整合都被回避了，或者几乎自然地被排除在外，或者看起来没有必要了。在“几乎”排除人格的整合中，存在着他们的内疚，其内疚来自于他们对伦理和情感原理的粗暴践踏，不仅来自于对他人的毁灭，而且来自于对自我的毁灭，虽然他们并没有亲手杀人。
这就是说：在直接或间接被控屠杀犹太人的党卫军人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在工作中直接亲手杀人（华沙起义中几十个党卫军人除外）；但由于放弃责任，不为其他可能的行动留下任何余地，他们已经宣告自己精神上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