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评论：细察诗歌的层次与坡度》书评

臧棣的垃圾评论

只能给三颗星，不能更多了。因为臧棣的垃圾评论，让整本书格局降到小圈子互捧互踩的水平。北岛《古老的敌意》虽然立意行文有失之偏颇的地方，也不需要臧棣这样不遗余力地上纲上线吧？什么“现代文学在特殊的历史境遇里，认同了文学和历史的一致性，并付出了沉痛的文学代价，甚至是民族的心智代价”，这不就是文学对于现实的无条件认同吗？这不正可以作为北岛观点的例证吗？怎么逻辑就一跃跳到“文学在当代的核心任务就是抵制各种‘紧张关系’”？然后更加胡说八道什么“当代文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超越历史和文学的一致性，致力于文化和心灵的自由的想象”？谁给你下的任务？还是自己一厢情愿地以为“天将降大任于文学也”？然后为了反对北岛“远离主流”的观点，臧棣又觉得应该是要“体现一种主流价值”才对。抱歉，如果要被主流价值笑纳，今天应该是到“中国好声音”的台上才对。唉唉唉，最后的最后，臧棣又把可怜的陶渊明拿出来说事了，“文学的写作，为什么就不能快乐一点呢？为什么不能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真想问起陶渊明于地下问他：“你快乐吗？”希望他的回答是：”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咦，竟然是哈林的歌，晕

诗与大字报

诗与大字报作者：鸣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这首写于八十年代的《回答》以其振聋发聩的吼声传遍了大江南北，时至今日，北岛这个名字依然能引起人们对这两句诗的条件反射。没听说过这两句诗的人数廖若星辰，不对这两句诗竖起大拇指的人更是少得可怜。但是，北岛自己是如何看待《回答》的呢？《南方都市报》记者和北岛之间曾经有这样一段对话南方都市报：特别是前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些人就认为它很像革命时期的口号或者标语。北岛：不只这两句，其实整首诗都有这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岛或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在他看来，《回答》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间，有着回声般的对应关系。说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镜像中的主宰者。问题是谁有权代表谁来宣告呢？这里有一种僭越的危险。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转变成了主宰者。历史上这种事儿还少吗？直到现在出门参加活动，中国听众还总是坚持要我朗诵《回答》。我觉得他们都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大字报”三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这首诗的时代局限性。其实，诗歌的“大字报”化，并不仅仅体现在《回答》里。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诗歌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学体裁，它是语言高度凝练的结晶，也是思维跳跃闪动的光芒，因此诗人们往往使用铿锵有力的长短句呼喊自己的肺腑之言，而这种缺乏审慎推断的表达方式便容易使诗歌成为独断、专制的“大字报”。北岛否认了自己年少气盛时而作的《回答》，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这种局限性，而这种否认比《回答》本身更振聋发聩。在《中国诗歌评论》2012年1月刊的《“技艺”的当代政治性维度》一文里，作者余旸对多多的诗歌进行了令人折服的深刻评论，不由得让我想起北岛以及北岛的否认。在《白沙门》一诗里，多多写道：台球桌对着残破的雕像，无人 巨型渔网架在断墙上，无人 自行车锁在石柱上，无人 柱上的天使已被射倒三个，无人 柏油大海很快涌到这里，无人 沙滩上还有一匹马，但是无人 你站到那里就被多了出来，无人 无人，无人把看守当家园——作者余旸认为此诗体现了多多诗作上政治维度方面的危机：“语气凝重、节奏铿锵，处处散发着出多多独有的痕迹……却完全漠视了当代中国的具体生活体验……构成（无人）这一景象的具体、社会、历史的原因却湮没在这一超然的判断下。‘无人’所包含的独断、专制，在层层递进中，上升为一种拒绝与（普通）人交流的蛮横。”多么一针见血的评论！与北岛对《回答》的否认遥相呼应，对“大字报”诗歌亮起了红灯。这类诗歌，尽管字句有力，有振聋发聩之声；意象纷纭，有目不暇接之姿。但归根到底，“大字报”是一种语言暴力，是一种拒绝理性、拒绝逻辑、拒绝分析的盖棺定论，是一种拒绝交流、拒绝质疑、拒绝理解的茕茕孤立。语言的暴力，必将产生时代的暴力。“大字报”为我们的现实世界带来了什么，想来是不必多说的了。初识诗歌的读者，往往会被诗歌的“技艺”迷惑，看到新奇有趣的意象便容易沉溺，听到雷霆万钧的吼声便容易惊羡，进而执着于“技艺”，依赖于“技艺”，忽略诗歌原应具备的思想人文深度，陷入佛家所云“耽于色相”的泥潭之中。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便充满了这样的读者和作者。余旸写道：“改革开放以来，短短十几年，以欧美为主的西方发展了一二百年的诗歌流派以‘现代派’的笼统面目一股脑地涌进中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广采博取后，朦胧诗以来的前辈诗人们依照个人经历性情感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性地吸收营养，他们给年轻的后辈诗人留下了一尊尊国外请来的诗歌偶像，而在专政意识形态桎梏中专注于美学的‘非政治诗歌’倾向下，寻求回归文学本位的冲动，导致诗歌的‘技艺’逐渐取得了无上的地位……”我突然想起了《红楼梦》里香菱学诗的一段情节。经典就是经典，放在任何时代，其思想的深刻纹路都不会在岁月的打磨中褪色：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而这种孤立地崇拜技艺的现象造成了什么后果呢？余旸总结道：“出自对专政意识形态的对反，却也以同样专政的态度抛弃了社会观念与思想价值分析。”简而言之，便是“大字报”的危险信号，也便是北岛对自己的否认：所谓“僭越的危险”，其实就是指从诗人的身份中不小心跳了出来，“僭越”了出来，武断地充当代表、充当宣告者、充当审判者的危险。有一位著名翻译家曾说：“在把一门语言翻译成另一门语言的时候，那些在此过程中无法挽留的遗失的一切，便是诗歌。”作为语言的精华，思想的精粹，诗歌不应当沦为语言暴力的工具，不应当沦为“冷冻人民”的冰柜。诗歌应当振聋发聩，却也应当启迪人心；诗人应当技艺高超，却也应当高瞻远署。而我相信，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诗人，不仅有，而且，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