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杂文精选

章节摘录

　　都想有个“姓毕的姥爷"　　阮直　　赵本山小品《不差钱》中有个并不重要的人物——姓毕的姥爷。他是丫蛋的爷爷为了用血缘、亲情、乡土关系套住老毕而设计的“不在场”人物。作品中那个不在场的丫蛋姥爷姓毕，是真的“姥爷”，但他的意义不大。有意义，并且形成了典型形象意义的姥爷是个有神无形的“老爷”，也是《不差钱》的隐喻——“差关系”。　　当丫蛋的爷爷知道选秀的央视导演姓毕时，觉得这是可以拉近关系的一个由头。无论是丫蛋的爷爷，还是丫蛋、小沈阳，都渴望着有与自己的亲姥爷瓜葛上的那么一个“背景”，有与姥爷一样关照自己的“伯乐”。于是老毕就成那个“差关系”的“老爷”了。这个伯乐老爷，能突破规则，能够“认亲”，能够有乡土观念，能够点石成金，能捎带着把沾亲带故的人都集装起来，让他们一起“升天”。这个姥爷就是能成全人们走上“溜光大道”的“背景”。　　小品《不差钱》中塑造用来搞笑用的“姓毕的姥爷”，是小品的巨大成功。他不是娱乐搞笑的成功，而是艺术形象的成功。这个让老毕冒名虚顶的“姓毕的姥爷”的艺术典型，就是我们当今文艺界那些渴望成功人士心中的姥爷。这个姥爷的真实性比小品中“姓毕的姥爷”还栩栩如生，比小品中“姓毕的姥爷”还有主宰沉浮的力量。　　在丫蛋的爷爷、丫蛋、小沈阳的价值评判中，唱得好固然重要，但与老毕“粘贴”上都姓毕的宗族关系，并让老毕也认可，成为自己的背景，比唱得好还重要。所以丫蛋的爷爷、丫蛋就从老毕的家乡，老毕的“长相”、毕姥爷的照片、老毕的“侧面”等多方位来找到“是亲三分像”的依据。　　丫蛋的爷爷他们拿老毕当“姥爷”，并磕头叩拜的做法可笑吗？不可笑，这是中国农民式的聪明。他们认知社会的行为方式是有规则依据的。远的不说，就拿赵本山做例子，他麾下的众多乡土型艺人大多是辽宁的，辽宁中铁岭又占多数，铁岭的开源又占多数，虽然没有宗族的姥爷影子，却有乡土是亲的连带。弟子们逢年节也是要给师傅赵本山磕头的。赵本山就颇似他们心中的“姥爷”，是让自己完全臣服的姥爷。这姥爷是能让19己从乡间的崎岖小道，走上“溜光大道”的伯乐。中国的高等艺术院校中的不少掌门人，如今同出师门的现象还不是司空见惯？　　赵本山这个艺坛的“姥爷”还是中国艺术界“草根化”的“姥爷”，他的“姥爷”行为有自己的规则。因为赵本山是体制外“运营”的一辆车，拉谁不拉谁，赵本山自己主宰“沉浮”，并不是公共利益的滥用。　　可是在我们这个体制之中的艺术界，有些“老爷”那就威风八面了，他们是“老爷”，那可比“姥爷”少了亲情的味道，还不公道。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设置出无数的潜规则，让想走上“溜光大道”的人就范。这些人不挂老爷的招牌，比老爷还难伺候。有个当红演员在“艺术人生”节目中，讲述他当年因自己找关系弄到了个小角色，第一次试镜时就挨骂，并不给他再试的机会，还挖苦着他。要不是他也来了“拧脾气”，较着劲儿，就是不退下，终于改变那个“老爷”要换人的决定，他也许要晚冒出5年。那个老爷虽然霸气，还算好老爷，不然的话，换10个人试镜，都有争先恐后当“外孙”的，那就压制了一个艺术家的成长。　　在人人都想活得好一点的人生追求中，谁都想让这些老爷成为自己的背景，因为这的确是走向“成功”的一条捷径。说起来，这是卑下和俗气的，可它实用得很。有了背景，可以顶得上一个人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苦苦奋斗。这就是现实中的规则。　　在艺术界之外，挂牌儿没挂牌儿，姓毕不姓毕的老爷更是海了去了。　　(原载《杂文月刊》2009年第4期)　　　　杀人事小，失节事大？　　长平　　最近接连看到一些有关“贞操”的新闻，没想到这个在“五四”时期就遭到痛殴的词，今天还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先说一个奇案。19岁的杨某杀了一个女人，但是他在法庭上振振有词，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女人剥夺了他的初夜权，让他丧失了一个男人的贞操。这个女人是43岁的邹某，事发前在深圳福田区上沙广场招嫖。杨某随同她来到一出租屋发生了性关系，邹某伸手要钱，杨某挥刀要命。杨某的辩解是，他酒后迷糊，上当受骗，痛失贞操，如遭强暴。　　也许与邹某发生性关系，的确让从未有过性经历的杨某后悔。但是要说这是强奸，法律恐怕很难认同，何况行凶发生在事毕结账之时，令人怀疑他杀念顿生的真实原因。不过我感兴趣的是，邹某强调的是“贞操”。不管是真的怀有此种观念，还是以此作为开脱罪责的借口，他显然认为，这个词能够打动法官和普通民众，可以博取同情和谅解。　　尽管有彼此交集的时候，但是强奸和贞操根本上是两回事。前者的核心是违背本人意愿的强制性行为，后者的核心是性的占有和支配的权利。杨某在法庭上激动地说：“我怎么会跟这种面目可憎、比我妈妈年龄还大的女人发生关系？”这是一句非常糟糕的辩护词，是和贞操观相关的厌女症的表现。且不说你已经和这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而且没有能够从法律上证明是在她的强迫下发生的，性行为的意愿本身，跟一个人的长相和年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长得丑陋、比你妈妈年龄还大的女人，也有人喜欢和她们做爱；而年轻英俊的男人，也有可能犯下强奸罪。　　我宁可看到杨某是因为没带够钱而羞愤动粗，或者酒后争吵行为失控，也不希望真的是像他和他的家人及辩护律师说的那样，因为失去了贞操而杀人，这比古代女子失去了贞操而跳楼还要严重。那时的人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杨某的辩解是“杀人事小，失节事大”，在被男权逻辑扭曲的贞操观之外，又加上了男权社会的暴力习惯。　　接受了贞操观的男权逻辑之后，女人也会成为施暴者。不久前深圳某幼儿园发生过这样惊人的一幕：一个女人猛扑向一个3岁女孩，疯狂地抓破她的脸部和下阴。这个被媒体称为小怡妈妈的女人，发现女儿小怡从幼儿园回来时下身红肿，追问之下，小怡说是被同样3岁的好朋友小妍挠的。妈妈气急败坏，跑到幼儿园，找到小妍如此报复。事后小怡承认，她说谎了，小妍没有挠她。　　一个成年女人，为什么对一个3岁小孩大打出手？显然不仅仅因为对方伤害了女儿的身体，更重要的是红肿的地方是阴部，涉及到一个女子的贞操。小怡妈妈显然认为，女儿的阴部被挠，那不仅是身体的微伤，更是精神的重创，即便是一个3岁小孩所为，也必须以牙还牙。“五四”的两位牛人鲁迅和胡适，分别写过《我之节烈观》和《贞操问题》，此后更有不少文章对“封建贞操观’’进行抨击，有人认为至少在文化人中间，贞操观念早就没有市场了。最近湖南某报一篇报道，在网上广为流传，充分展示了贞操观活得多么有声有色。　　这个报道的主题是，“高考后缓解压力，很多女孩失去贞操”。关心青春期的女孩的性行为，让她们懂得负责任地对待感情和身体，这是媒体的好意。但是，用“痛失贞操，终身后悔”来恐吓那些初尝禁果的女子，呼吁母亲要为女儿“守住贞操”，甚至请出一些所谓专家来谈“贞操”的重要，这是非常荒唐的论调。　　看得出来，记者相信，这篇报道一定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也相信，事实上，很多高三女生的妈妈一定对媒体心怀感激，会假装不经意地把报纸放到女儿能看到的地方。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小怡妈妈们自然会觉得，为了女儿阴部的红肿，杀人放火都不为过；杨某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男人的贞操”，是多么具有说服力的辩护理由啊！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8月20日)

前言

　　恕我孤陋寡闻，没有读过西方文体史，也不知西方是否有所谓“杂文”这种体裁，但凭直觉，西方长盛不衰的文体大概是随笔吧。几百年前，西方人就获得了言论自由，说话写文章，不必曲里拐弯、讳三讳四的。　　本书收了傅国涌的《遥想张季鸾当年》，觉得很合我意，所以接了他的话题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以曲折、隐晦的手法，转弯抹角地针砭时弊、讽刺现实，乃至把篇篇短文比作“投枪”和“匕首”，开创了一个杂文鼎盛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杂文越是发达的时代越是黑暗可怕的。当年的鲁迅，尽管被誉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毛泽东语)，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字“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有话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说得不好还要赔上性命。这是什么时代，还用多说吗？　　杂文昌盛的时代不是好时代。杂文昌盛，言论就必然淡出了。何谓言论？傅国涌先生说：“言论就是直接的、公开的批评，而不是影射或隐喻，不是‘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追求好时代，是每个公民的期望。这样的时代，应该是人人可以畅所欲言的；不会因为写几篇小文章，说几句不中听的话，或者在别人的文末签个什么名，就要送掉性命，或送进监狱，或被传讯革职。鲁迅先生在那个时代，但毕竟没进监狱，毕竟死于肺病，而不是死于扼杀。记得当年鲁迅先生在某地被“盯上”了，搬搬家，又可照样做他想做的事。那时候，往往封了这家报馆，另一家报馆又开张了。即便有严密的审查制度，鲁迅先生的文章不照样频频出现在报端吗？所以有不少今人倒羡慕那时的鲁迅先生：文网虽密，却密而有漏。　　当今杂文衰微，言论不振。许多纸媒虽曰重视“时评”，但太多写得“像杂文”，要么成了经过过滤的刻板的“据报载”，了无新意。笔者每年编书，颇费踌躇；是否“精选”，见仁见智。谁也不敢说自己揽尽“天下妙文”。　　什么是好文章，也是见仁见智的。窃以为，作者首先应对生活的当下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不轻易妥协，不苟活；然后是不把简单的事情(或道理)复杂化，不把复杂的事情(或道理)说得云里雾里。　　应当承认，文章是有大家、小家之分的。所谓“大家”，就是能把最深奥的道理、最复杂的事情，用最简洁明了的话语说清楚。这里要特别说明一句：我比较偏爱学问家的小品，如老一辈的有钟叔河、朱正等，晚一点的有葛剑雄、沈敏特、丁东、张鸣、景凯旋、谢泳、于建嵘、党国英等等。这些学者不仅在书斋里，而且心忧天下，行走在田野，往往小篇见大道理，普及了常识。当然，我也很喜欢那些带血性的文字，如常年活跃于言论界的邵燕祥、陈四益、黄一龙、鄢烈山、刘洪波、笑蜀、长平、熊培云等等。　　末了想起一本书，是薛涌的《直话直说的政治》。我觉得这书名就很好。只有政治谁都可以直说了，那才是真正的公民社会。曾经有人担心“杂文已死”，“直话直说到处奔流”；其实，这样的境界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如果说话不必再忌讳什么了，那才是真正的民族之大幸。因此，我倒希望告别杂文时代。

书籍目录

世  相  小学生监考真有那么灵吗？  有一种舆论监督很可悲  记住张海超这个名字  打劫不用刀  都想有个“姓毕的姥爷”  杀人事小，失节事大？  女记者为何误把“失身”当“献身”？  从“老师打校长”到“家长打老师”  熟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  我是局长我迟到  何故比作F47  神童的今昔  质疑29岁市长：一个没有佳话的时代  令人担忧的逆向淘汰  站在领导家门口  用人勿用“官油子”  一次亲民的“事故”  为什么总说“经不住金钱诱惑”  反贪局长如何会变成“贪局长”？  官员之死与发来贺电  不想提拔  为“被”字句叫屈  法学博士不知遇罗克是一种遗憾  关于如何下医嘱和某先生是不是人的讨论  不敢相信  知识是怎样无用的  真实的段子杂  感  我为美国记者改稿  我所知道的以色列  莎士比亚做什么生意？  神鬼也分官大小  爱因斯坦是一面镜子  谈论过去不能昧于当下  莫让戴骁军成孤独的举报者  有权者如何“与百姓接轨”  不恋铁腕  感动  “放空枪”与“扯淡”  弱智是不是电视文化的宿命？  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说假话  最对不起孩子的中国人  当年武大没教授  夜读偶记（二则）  “操事件”中的零容忍和宽容度问题  诽谤政府既非犯罪也未侵权  三峡明珠塔拆得很轻松很可怕  何物“礼金”  “百炼成狼”？  “驾崩学”发微  另类的“自杀”  突然想起了张继高  莫丢“学格”  人的三根软肋  “我们无法改变前方”  过六种人之外的生活随  想  忽然想到——就事论事  牢头狱霸引起的联想  鲁迅与“愤青”  人人身陷“夏洛的网”  为什么奴才在官场更容易升迁？  关于“万岁”现象的联想  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爱国主义：要宗族的，更要明智的  《南京！南京！》角川为什么是虚假的？  我看俄罗斯的反腐败  由加沙战争引发的另一种思考  公仆与做官  鲁迅的“骨头”  八戒的产权意识和悟空的金箍棒  我对他们没爱心  虚幻的亢奋和自卑的激愤  常识天天讲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群众  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随想  建立“第四权力”的一种努力  公务员怎么既有特权又有美德？  政府官员为何不理解中央执政理念  通钢血案：与我们每个人有关  王小帅们为什么会造假入户  T恤衫上的表达权  告密的类型  从“花瓶”到“宠物”  面对媒体的公民心态  玉皇与宙斯之比较  闲话不闲温  故  为历史填空  装哑、装聋及装其他  晚清官民冲突“问责”一例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孙宝碹的“看杀头”  关于陈宝箴的一条史料  无政府主义者张继的“变节”  外国人笔下的袁世凯  慈禧的求新与保守  遥想张季鸾当年  知识的傲慢与偏见  “抗日散”和“反日丹”（外二则）  民国时期的“封口费”  深一层看告密  “老新四军”讲过去的故事  我和兰考的悲喜剧  马非百与郭沫若  最是从容不易学  陈独秀当年为何不喜欢《红楼梦》  梅贻琦的操守  帝王戏和爱戏的帝王  清朝两位皇帝的两种南巡  汉武帝定律  话剧《资本论》的宣传言过其实  “陈寅恪有什么了不起？”  包拯为何没罢官视点  普世价值不可一概否定  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  尊重人还是尊重人才  《中国不高兴》就是一场秀  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消灭自己”  关注“贫二代”更有价值  改革制度使民众不抱怨  “公民社会”是治理关键  阎政平砸车是正当防卫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女士”  傅斯年的“国学”观  告别“屈原人格”  高考作文应该转向“公民体”  个性官员为何屡屡出现  总理可以做县官县治就会有希望  腐败是转型社会润滑剂？  现代青年都应笃信一个人的五四  传统穷人和现代穷人  给农民钱，更要给农民权  小学语文的真正问题是现代价值缺失  有一句话，我从来不说  少数人的权利

编辑推荐

　　本书选出2009年中国杂文中最有代表性最经典的作品，如葛剑雄的《小学生监考真有那么灵吗？》、刘洪波的《记住张海超这个名字》、阮直的《都想有个“姓毕的姥爷”》、某丕志的《我是局长我迟到》、钟叔何的《神童的今昔》等，代表了2009年中国杂文的最佳成就，反映了2009年我国杂文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

作者简介

本书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2009年度最有代表性的杂文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杂文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本书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杂文佳作。导 语：本书选出2009年中国杂文中最有代表性最经典的作品，如葛剑雄的《小学生监考真有那么灵吗？》、刘洪波的《记住张海超这个名字》、阮直的《都想有个“姓毕的姥爷”》、某丕志的《我是局长我迟到》、钟叔何的《神童的今昔》等，代表了2009年中国杂文的最佳成就，反映了2009年我国杂文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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