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丹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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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琼版图书经销部(海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
ISBN:9787544322942
作者:蒋子丹
页数:669页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忆当夏季再次来临当夏季再次来临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了。客厅里的长沙发空着,每日氲氤其上的红花油气味,早随着母亲的体温退尽了,飘散了。因为母亲生病瘫痪一度变得乱而拥挤的家,复又宽敞、整齐了,也空洞了。大自然的季节用而复始,人的生命的季节不能轮回。在失去母亲后的第一个夏天,热带海岛上每天的黄昏,无论雨或晴,一次次唤起的都是这同样的感想,简单但顽强。母亲生前阅读的最后一本书,是我在四川出版的散文集。那时候她已经被查出脑血栓,只是痛还没有严重到不能看书的程度。她每天一页两页地读着那些被排得错字层出的文章,尤其对记录往事与故人的篇什感兴趣,因为那里边的人和事也是她所熟悉的。看到高兴处,她会专注地笑出声来,完全像个正在游戏中的孩子。她的笑声曾是那样深刻地感动过我,让我宽慰:倘若我的这些文字从来没有过别的用处,仅仅是引得母亲在病中开心如此,也已经足够了。可惜母亲并没有坚持把那本集子看完,在不间断的治疗中,她的病仍然一天天地沉重了。与母亲的诀别让人猝不及防。那天,她似乎没有太多的异常迹象,也可能是那些迹象被她一直清醒的神态和谈吐所掩盖。整整一下午,母亲都在跟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外孙谈话,教导这个襁褓中就由她亲手抚养的青年人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母亲的眼睛明亮而清澈,久病的脸上显出的是一种健康人的红润。后来,当我发现在长时间谈话之后她的呼吸有些急促时,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我们把她抬下楼抱上汽车,开到她曾经几进几出的医院,前后不过20分钟,她的心电图已经成了一条直线。母亲病重瘫痪以后,不止一次嘱咐过我,在她弥留之际千万别给她往心脏里打针或者撬开嘴巴插什么管子,要让她安安静静走。我嘴里答应着,心下明知事到临头我是绝不可能真正按照她的要求拒绝医生抢救的。也许母亲看出我的心思不放心我,也许她的确害怕人们像对待我父亲那样,在几个小时里弄得天翻地覆依然终告不治,她才选择了一种符合自己意愿的办法离去。这天晚上,正是世界上由最多的人们一起欢度的节日——平安夜。收拾母亲的遗物时,我在她的床头发现了她没有读完的散文集。“头七”的夜里,我和哥哥姐姐们焚烧了一些物品祭奠她,其中也有那本散文集。当那些明亮的火苗渐渐暗下去,终归成为一小堆灰烬,我突然后悔地想到,以前曾经出过的八九本书中,居然没有一本正式题记过“献给母亲”的字样。为了弥补这个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弥补的缺憾,我在母亲去世后结集的一本新的散文集前面,郑重题记了“谨以此书献给我辛劳一生的母亲”的扉页。等它面世之时,我要专程将它祭供于母亲墓前。可以想像,那个时节她与父亲合葬于湘江之畔的坟,一定已被春天的青草覆盖了。那就让我的书化成粉蛾一样的灰,在故乡的风中,翩跹于青草之上吧。两代人的驿站1983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上海,为收集我父亲蒋牧良的旧作,以备出版社重新出版之用。在南京路的上海图书馆,我逐页查阅一摞摞被岁月尘封的杂志报纸,忙不迭招呼每一篇父亲署名的大小文章。父亲已经在十年前作古,他的著作和手稿也都在文革中失散,对我而言,这个生我养我的人,正日渐一日抽象成一个符号,从我生命中淡出。可是,随着那些发黄发脆的纸片在我眼前展开,父亲逐渐在他的旧作里复活。可以说,我对父亲精神与文学的了解概始于斯。那些天的南京路是漫长的,那些天的图书馆是沉郁的。傍晚时间,闭馆的铃声响过,我走出那间地板有些摇晃的阅览室,听守库的老先生,咔达一声将两扇厚重的门锁上,就仿佛又经历了一次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我从那个世界里走了出来,把他留在黑暗和寂静里。我走到了大街上。初春的街树刚刚长出小小的嫩芽,湿润的风徐徐吹来,昏昏沉沉的额头,像被搽了清凉油一样爽然。归家的上海人,个个心无旁骛,朝着将为自己开启的门,将为自己亮起的灯步履匆匆。只有我,漫无目标地游走在外滩高楼的夹缝里和淮海路里弄的屋檐下。夕阳的光线像源自一盏渐渐暗去的灯,短去了锋芒,我用脚步丈量的每一寸景象,都那样的结实和陈旧,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五十年前父亲的目光触摸过它们。1936年,父亲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小说集《锑砂》,作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之一种出版刊行。主编巴金先生在丛刊的前言中说,我们的丛书,“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个丛刊里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而且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以购买。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我们已经可窥见这个同盟的面容,年轻而自信,忠实于文学,不屑于商利,并且关怀着社会的底层。鲁迅、巴金、茅盾、张天翼、欧阳山、吴组缃、艾芜、沙汀、萧军、靳以、曹禺、郑振铎、李健吾、荒煤、芦焚、何其芳、丽尼……这些曾经照亮了我们眼睛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撑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半壁江山。我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个在文坛上出道不久的写作者,被这样朝气蓬勃的阵营所接纳,会给他的创作带来怎样难得的动力,况且还有敬如父兄的鲁迅先生,在青年人围坐一旁的时候,划上一根火柴点燃了烟卷,同时也点燃了他们心中那个叫作方向的东西。这个方向即使在先生故去之后,还被父亲和朋友们坚定地信赖着。父亲与欧阳山先生执掌着“鲁迅先生殡仪”的横额,走在为先生送灵队伍前列,他们留在照片上那前行的姿态告诉了我。然而,事实上,八一三事变的硝烟,很快暗淡了那个悲痛的行列中残存的希望,上海沦陷了,大伙风流云散,父亲也在日寇占领当局的通缉之下,逃离去了大后方。当他与张天翼一起,坐着颠簸的破汽车西行的时候,他的长篇处女作在上海的某个印刷所的排字间,被战火化为了灰烬,连一个字也没留下,而他自己也再未回到上海来。在我的履历表上,1983年是我开始从事文学写作的第一年,想来与这次搜集父亲旧作的经历有关。不过那时候,我并不曾料想,上海将是我们父女两代人共同的文学驿站,甚至于起点。父亲一生重要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上海发表,迄今为止,我自己重要的作品《黑颜色》、《左手》、《桑烟为谁升起》也都发表在这儿,更要紧的是,我也曾跟父亲一样,在出道之际感受过被一个文学阵营接纳的鼓舞。记得那几年在长沙热闹的文学聚会上,上海来的人,上海来的信,上海来的杂志和报刊,都具有特殊的吸引力。那个地方总是吸引着全国有志作为的文学青年。对那个时期的写作者来说,上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贴近和亲切的。每个写累了的晚上,站到窗前望上一望,总觉得在看不见什么地方,有一片灯光为文学亮着,那有可能就是上海。在我的印象里,被法国梧桐浓阴遮蔽的建国西路看上去朴素而僻静,秋风一吹,五角形落叶就铺满了人行道。上海文艺出版社招待所的存在,赋予了这条路特别的意义和潜在的能量。普通不过的一座民宅,清静整洁的一间间小屋子,每天都在迎候全国各地的作家。两位恪尽职守的老师傅,全天候坐在门房里,听这些人上上下下的脚步敲打木质楼梯,便可以知道他们愉悦或者沮丧的心情,而那心情所牵系的东西,多半在一页页稿纸之上。隔开多年再去上海,所闻所见与最初的感受自然是大不相同了。高楼、工地、热气腾腾的商战和引领时尚的消费,是这座万家灯火的大都市最富特征的布景和当仁不让的主角。我在一片陌生里漫步街头时,想起一些文学的陈年旧事,也只关乎我和我的同辈们。第一次来上海拜访过的前辈,如王西彦、赵家璧、钱君陶等先生早已辞世而去,我已经不会再去什么地方找到父亲的足迹,甚至连一种寻找的心情业已不存。手足大姐要走了,远涉重洋去加拿大。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无端就鼻子发酸,其实离她正式起程的时间还有一个多月。自从迁居海南岛,我总有一种与亲人失散的感觉。想清楚了不过是中间多隔了一道窄窄海峡,寄信多走一两天,打电话每分钟多花几毛钱,坐飞机延长个把小时路程的事。可是奇怪,感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有个朋友告诉我,从物理学的角度上讲,海浪频率跟人的心率同步,所以乍来海岛上生活的人常常会产生漂浮不定的感觉。说出这番高深理论的朋友从来没学过物理,她的话可能根本无书可对。倒是我在深夜失眠之际,的确曾把整个岛屿想象成一条大船,正载着我漂向不知终程的远方。大凡人一清闲就爱东想西想,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爱回想往事,尤其想念母亲和同胞手足。我们兄弟姊妹一共六个,阵线拉得很长,最大的哥哥和最小的我之间相隔十六七个年头。我满周岁那天,全家六个孩子有一张合影,我整个被大哥捉在膝上,露着两颗刚长的乳牙嬉笑,而大哥已经地道是个英俊青年。也正因为我小成这样,故而自幼备受哥哥姐姐们爱护,直至长到三十多岁迁居海南。每次去北京出差,都在大姐、二哥家轮流住,而且不管住谁家,都是进门吃现成的,吃完就看电视,他们体恤我每日奔波劳累,衣服也不要我洗一件。晚上大姐夫总是自愿撤退,成全我们姐妹在枕席上海阔天空神聊。有时无意瞥见大姐头上丝丝白发,而记忆中的童年故事还历历在目仿佛昨天,心中不免怅然。大姐呢,见我忙里忙外工作写作都还像回事,就会说没想到短腿毛丫头也成了点小气候。短腿毛丫头的典故是大姐的专利,她上高中时,只要跟同学们出去玩儿,我就像小尾巴似的跟着。大姐不愿带我,只愿意带长我三岁的二姐。于是就向我解释说,因为我短腿跑不快才不得已而为之。害得我哇哇大哭一阵之后,又踢腿又劈叉,发誓要长出二姐那么双长腿。自是枉费心机。平心而论,大姐带二姐出去玩儿实在很应该,即便她腿不长。那会儿她才区区九岁年纪,已经在课余为母亲分担了一半家务。二姐跟我年龄间隔最小,可她事事都迁就我。除非我倚小卖小蛮不讲理地骂她过分,她才忍无可忍给我一巴掌,还嘴道:看是打的痛还是骂的痛。爸爸妈妈总说二姐老实,老实人从来只做扎实事,我算领教了。领教之后就去找二哥告状。二哥比二姐更老实,更少言语,只不过两个老实人之间常常有点小摩擦,比如为一条绸子红领巾的归属或别的小事情。我吃了亏就希望借助二哥的武力报复二姐,人小鬼大可见一斑。如今二姐在广州一家美术学院当差,与我的地理间隔比起其他几位仍然最小。我去内地出差,总设法路过广州,去吃二姐做的广式饭菜。她对烹饪有天生的兴趣,调到广州没几年就将菜市场的各类菜蔬尝了个遍,并把二姐夫和他们小女儿的胃口调整得很有鉴赏力。妈妈说二姐是个辛苦命,可我觉得二哥比二姐更辛苦。他当了八年水兵之后复员回北京,赶上文革中期我父亲受审查,被当成黑五类子女分去一家商场站柜台,一站站了二十多年。那家商场地处著名的王府井,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进京的客人都要光临的地界。每天顾客盈门,不得一刻清静,营业大厅早晚空气浑浊人声鼎沸,就连逢年过节也是强制性发给加班费并无节假可休。我进京公干,常去柜台找二哥,他站在里边我站在外边,谈话断断续续总被嘈杂市声打搅。有一回我正在场,一位顾客买货挑三拣四不说,而且态度刁蛮。二哥越是耐心周到,那人越是没完没了。实在看不过去,我跟那人大吵起来。二哥见状,也不劝解,一边应付其他买卖,一边看我们吵。那人吵着吵着,忽然发现我也站在柜台外边,忙煞住话头说:关你什么事?狗拿耗子!二哥听了笑,事后还对我说,你的脾气干我这行,三天就给气死了。我哭笑不得,恨恨地说:就你脾气好,好得气死牛!要说我受到所有的哥哥姐姐爱护,那倒也不尽然,起码小哥哥一直受我照顾。他一岁时患乙型脑炎损伤了智力,四十多岁了心态还像个十来岁的儿童,时不时暴躁起来,也只有我喊得住他,到底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带他上学、看病乃至做一切事情,直到三十六岁那年搬离长沙迁来海南岛。搬家时,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位四十多岁的傻哥哥,尽管他不知把我气哭过多少次,我为他操过多少心。以前碰上他不听话,我就吓唬他:早晚有一天我会搬开住,让你一个人去神气。这回真搬开了,且又搬得这样远,好像实现了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反倒对他生出了满怀的歉意来。按说我带了他三十多年,当妹妹当到这份儿上也算是尽了心,可就是摆脱不了内疚的感觉。有人回家乡,带些糖果给他,仍将他当成儿童对待。现在他和大哥住在长沙,大哥是个电影导演,大概很难顾得上他,小哥哥的归宿便成为我们家来往家书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一个我预感到要长久谈论的话题。父亲去世近二十年,母亲年迈七十有五。他们一生辛劳,养育了我们儿女六个。而今我们山南海北,京广铁路广州——长沙——北京,好像父母的血脉长藤联结着哥哥姐姐。我用这样的想象解释我与亲人离散的感觉——原来我跟他们压根儿不在同一块陆地上生活。小时候,看过一本关于蒲公英的童话,知道蒲公英的种子一俟成熟便会撑着小伞漫天飘荡就地安身。细想起来,父母亲真像一株蒲公英草,兄弟姊妹真像毛茸茸的草种子。我们曾经聚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命运之风将我们吹散,去别处生根立命。每到年节,我给哥哥姐姐们写信,爱用一句似乎并不贴切的祝词:但愿入长久,千里共婵娟。记得读那本童话的时候,我还不怎么识字,大部分章节是由哥哥姐姐给我讲述的。童话里的月亮,每天都是圆的。P3-10

前言

  2006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整整三十年前,我成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那年我还不到二十 二岁,此前有两年的校对员资历。从此以后,我几乎从来没有脱离过文学编 辑的岗位,即使前后两次被聘为湖南省或者海南省作协专业作家,最终都在 不久之后被编辑的使命召唤回来。第一次是1988年,我跟朋友们一道南迁海 口,共同创办了著名的杂志《海南纪实》;第二次是1995年,我受朋友之托 接任《天涯》杂志主编,这本杂志后来同样有很高知名度。 如此,我这三十年,总是在编者与作者之间转换着角色,而这种角色的 转换,总是给予我始料未及的益处。除了编辑与写作的经验不知不觉中相辅 相成,促进着我的见识和能力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给我提供了保 持平衡除却浮躁的理由。在编辑中我是一个作家,在作家中我是一个编辑, 时不时地变化视角和换位思考,有利于提醒我下笔尽可能少写废话,不出垃 圾,且不把高产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准。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表明我在两者间从来不曾厚此薄彼。回到书桌旁边 ,全心投入写作的生活,一直对我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恰巧2006年有个 好机会,让我重新成为专业创作员,供职广州市文联。尽管我辞去海南省作 协主席和其他社会职务的做法,在旁人看来有些可惜,甚或有些可疑,但我 深知这样的机会难得可贵,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的 。十年前刚刚接任《天涯》杂志主编的时候,我曾为自己设计的理想生活状 态,是一边编杂志,一边写文章,两全其美都不耽误。可是实践很快给我了 明确的答案,好主编与好作者几乎是不能同时追求的目标,就好比我们不可 能用自己的两只手,同时捉住两条鱼。我选择了先做一个称职的主编,并且 在任期内达到了预先的期许。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写作了,趁着感受能力 、思考能力、表达能力还未衰退的年岁,把这一辈子所见所忆所感所思写出 来,就像春蚕吐丝那样。 海南出版社约我编辑这本自选集,正好让我在重操写作旧业的时候,认 真将自己过去的作品回顾了一遍。有趣的是,这些从我的笔下流淌出来的文 字,经过时光的浸染后,重读之下居然让我自己感到陌生甚至新鲜。恍惚之 间,我仿佛又回到了编辑部,正读着不曾谋面的作者寄来的稿件。 那种感觉,真可谓妙不可言。 蒋子丹

内容概要

蒋子丹,女,1954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南。高中毕业后做过话剧演员,出版社校对员及文学编辑。1983年开始写作,1987年入湖南省作协当专业作家。1988年迁居海南岛,先后在《海南纪实》和《天涯》杂志当编辑。1995年以后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2005年9月调广州市文联做专业作家。曾出版小说集《左手》、《桑烟为谁升起》、《黑颜色》等七部,散文集《乡愁》、《一个人的时候》、《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等六部,以及长篇小说《长大不容易》和长篇散文《边城凤凰》,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法日文在境外出版。

书籍目录

自序散文 第一部分 忆    当夏季再次来临    两代人的驿站    手足    大哥    三哥五零    我们家的摇滚青年    剪辑的回忆    终结    遗产    剪纸    奔丧故里    复数史铁生    韩少功印象及延时的注释    钟叔河小记    读王平    后话    最后的聚会    同学谢建旋    七月过去,她没回来    沉默的微笑    瞬间即逝    小向    婧娉    宣传宝    赵叔叔    小三子    黑衣夫人    白领丽人    茅屋女人    吾邻之妻    一家人和一只狗 第二部分  思    一个人的时候    岁月之约    遐想死亡    女人四十    命运    感动    朋友    遗憾    侥幸    离别    风度    苦酒    扇坟    动物杂说    双向的沉重    盛宠时代    那天晚上 第三部分 行    乡愁    回忆冬天    有感阳光岛    下海第一夜    另一种歌声    还乡    呼应之间    偏爱小城    如是我见    无语之旅    徽州古宅    闲话广东    午后的雷暴    远方的白水    结束时还忆起始 第四部分 读    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    浪漫的鬼魂    一个农民的哲学    年少的苍凉    内心生活的意义    本色的力量    有大美而不矜    张延的画    阳光下的记忆    小说与散文    文学的性别    鞭尸行家与绅士架子 小说    左手    绝响    从此以后    桑烟为谁升起    从前    劫后    最后的艳遇    等待黄昏    老M死后    黑颜色    没颜色    蓝颜色随笔 《边城凤凰》  序言:从一个人用文字构筑的遗址开始  第一章 历史    深山里的城池    苗疆与苗族    傩的化石与巫的标本    无湘不成军  无箪不成湘    济世心与自治梦    长长的河  长长的街    飞出去是凤凰,飞不出去是麻雀    在不可知的运程中  第二章 传说    老子脾气天下第一    大侠金盘洗手后    北城门更夫轶事    影子一样的蛊婆    最后的土匪    临终的笑与沉静  第三章 现实    当日历翻到新的世纪    用吊脚楼来实现一个神话    苗已不苗,汉也不汉    老包与沱江人家客栈    一片没有归根的落叶附录 蒋子丹主要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本书收录了蒋子丹的相关著作,内容有小说、散文、随笔等,其中散文又分国四部分,分别为:忆、思、行、读;随笔分为三章,内容有:历史、传说、现实等相关内容。
直到你一个人面壁而坐,才隐约看到了文学的真容。它对你来说它从来不靠运动来制造,它从来只跟一个真诚的作者本人相关。
你只能写你自己想写的文字,谁能够真正地喜爱它们你就是为谁而写。当往事与幻想纷至沓来之际,你像一只吐丝的蚕赶紧把它们吐出来。你可能做一些无用的功,吐出一团乱丝织不成锦缎,但假如吐丝的过程使你快乐,这就够了。
蒋子丹的小说创作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诗意和诗化。她凭借着现代小说手法中的反讽与调侃、幽默与荒诞,把人们关于女人与爱情的传统建构一一消解。在她的笔下,关于女人与爱情的诗歌已衍化为关于女人与爱情的文件或相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反叛。
蒋子丹写亲情、友情、乡情,但并不局限于一已的悲欢,沉溺于自我的内心世界,而是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阈。她的散文在相互中显才情,在平实中见波澜,在随意中透出机敏,然而其最鲜明的特色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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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总计2条)

  •     蒋子丹的笔下,似乎所有的女主角都有一些神经质的感觉。看得人有点压抑。
  •     不知道蒋是否受科塔萨尔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加缪和海勒影响,但《桑烟为谁升起》确实是一部杰作。“天地不仁”,作家求仁,如同《四谷怪谈》里那个对阿岩万分愧疚的剧作家一样,蒋对萧芒同样充满了慈悲,然而蒋毕竟又只是一具历史中的肉身。看似荒诞的元小说书写,其实是作为女性的蒋在历史的镜城中跋涉和突围的路径:质疑规定、拒绝被主宰、赎回主体性、走向自由,把自我从话语与历史的绾结之中解救出来,向死而生。当然,这并非已经完成,仍有许多迷惘和诱惑,也极为困难,如同小说的三重结局所暗示的那样。别有意味的是,小说最后萧芒的信暗示了一种顿悟——“这种生生不息的存在与消亡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不过这一虚无又被蒋自己拉了回来:“我一直等待她的消息……我不甘心她的命运永远没有结局。”这是蒋更大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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