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趣

章节摘录

　　书的婚事　　几个月以前，我的丈夫和我决定把两个人的书混合到一起。我们相识已经十年，共同生活已经六年，结婚已经五年。两人喝咖啡的杯子很不相配，但亲密地放在一处；我们交换着穿T恤衫，必要时还交换着穿袜子，我们的音乐唱片早就平安地混杂在一起，我的德斯普雷斯（Josquin Desprez）的颂歌和乔治的《最糟的杰弗森飞机》舒适地放在一处，我们觉得丰富了彼此的宝藏。但是我们的图书一直是分开的，我的书大都在我们阁楼的北头，他的书在南头。我们都认为把我的《毕利?伯德》和他的《白鲸》放在相距四十英尺的两个地方毫无道理，但是谁也不曾动一动手指把它们放到一起。　　我们就在这个阁楼里结婚、生活，互相隔离的麦尔维尔著作一直在两人的眼皮底下。我们承诺不论贫富，不论生病健康都要彼此相爱，甚至不惜抛弃其他的一切，这都不成问题。然而婚礼念诵的祈祷书》里不曾提到要把两个人的书结合起来，把重复的书本扔掉，这倒是一件好事。这样的誓言想来会更加严肃，说不定还会使婚礼沮丧地停止下来。我们两个都是以写作为职业的人，对书投入的感情，就如多数人对他们旧日情书投入的感情一样。同床共枕，分享未来和分享彼此的书相比，前者就像孩子的游戏一般。比如说，我有一册《　叶芝诗歌全集》（The Complete Poems of W.B.Yeats），我曾在德鲁姆克利夫教堂墓地的叶芝墓前高声朗读诗集中的《在本?布尔本山下》（Under Ben Bulben）；乔治有一册《艾略特诗选》（T.S.Eliots Selected Poems），是他读九年级时最好的朋友法恩斯沃思（Rob Farnsworth）送给他的，上面有题词：“格里-奇弗斯最好的祝愿。”（格里?奇弗斯是好友的绰号，好友是波士顿市棕熊冰球队〔Boston Bruins〕的守门球员。题词把艾略特诗人和冰球运动连到一起，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要我们分享彼此对这两本书的感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迟迟未把麦尔维尔的著作放到一起，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我们性格上的某些根本差别。乔治喜合而我喜分。他的书民主平等地聚在一块儿，在无所不包的“文学”旗帜下联合起来。有些书直立着，有些书平躺着，有些书躲在另一些书后面。我的书却按国籍和主题的类别分疆而治。乔治和多数容忍混乱的人一样，对于立体的东西保持着某种基本的信任感。如果他需要什么东西，他相信那东西会自己显露出来，通常也果然如此。我可不一样，我相信书呀，地图呀，剪刀呀，透明胶带盒呀都是靠不住的流浪汉，一不留神就要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除非严格管制。因此，我的书总是在严密的分类编制之中。　　结婚五年，有了一个孩子之后，乔治和我终于下决心：双方图书更亲密聚合的时候到了。然而，怎样在他的英国花园布局与我的法国花园布局之间找到共同点，仍然是个未知数。至少在短期内我占了上风，我的理论如下：如果书都照我的方法安排，他一定能找到他的书；如果书都照他的方法安排，我却永远找不到我的书了。我们同意按题材分类-历史、心理学、自然、旅行等等。文学再按国家分小类。　（如果乔治觉得这样太苛刻琐细，他至少承认这比我们的朋友对我们谈起的方法要好得多。朋友说，他们的朋友把房子出租给一位室内装修师住了几个月。过了一段时期，当他们收回房子重住时，发现整个书房变了，所有的书都按颜色和大小重新安放了。此后不久，那位室内装修师遭受了致命的车祸。我坦白承认，当朋友们讲起这个故事时，晚餐桌上的人一致认为那是报应。）　　基本规则就是如此。但是，当我宣布英国文学要按年代安排，而美国文学要按作家姓氏的字母顺序安排的时候，麻烦又发生了。我的理由是这样：我们的英国文学书籍前后跨越六个世纪，按年代顺序安排能够使我们一眼观尽文学发展的广阔局面。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属于一类，分开摆放就像拆散了一个家庭。再说，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就是把她的书按年代安放的。她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如果把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品钦（Pynchon）的书和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的书放在一起，她会感到牙齿发酸，浑身不舒服。另一方面，我们的美国文学作品大多数是20世纪的，许多都是不久前才出现的，如果按年代安排，那就要具备犹太教法典吹毛求疵的功夫。因此，只能按姓氏字母顺序安排。乔治终于顺从了，但与其说是思想上接受我的道理，不如说是照顾婚姻生活的和谐。然而，一个特别糟糕的时刻来临了：他正在把我的莎士比亚剧作从书架上取下转到另一个书架时，我喊了一声：“别忘了按年代安放这些剧本！”　　他喘了一口气，说：“你的意思是要每个作家内部也按年代安排吗?可是没有人能够肯定莎士比亚写剧本的时间呀！”　　我吼道：“我们知道他写《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间比写《暴风雨》的时间早，我就要把这些也在书架上显露出来。”　　乔治后来说，他很少郑重考虑过离婚的事隋，但这是其中的一次。　　我们大约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我在房间北头的书和他在房间南头的书搬来搬去，跨越梅森—狄克逊线　　每天晚上我们把许多书排在地板上，把他的书和我的书混编在一起，然后放上书架。这就是说，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必须在几百本书上面玩跳格子游戏，才能从浴室走到厨房，走到卧室。我们亲手接触（抚摸）每一本书。有的书上写着旧日情人的题词，有的书上是我们互相赠送的题词。有的书好似时间旅行舱，把我们带到过去的时代：我的《英国主要作家》里面有一个诗人名单，是我1970年中学毕业前必读的英语考试参考材料；乔治的《在路上》“里面夹着一张明信片，贴着十美分邮票，这时也从书里掉了出来。　　书堆在地板上的时候，我们有几次激烈的争论，不是争论哪些书应该合并，而是争论该放在什么地方。乔治搬进这里之前，我已经在这个阁楼里住了九年，英国文学始终占据着最显著的地方——正对着大门的墙面。（墙对面我书桌右边有个带门的小书柜，里面藏着《邮政编码指南》、《斯卡斯代尔食谱大全》一类的书。）乔治认为美国文学应当取代英国文学的荣耀地盘。如果我承认自己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是利布林（A.J.Liebling）的同伴，而不是佩特。的追随者，那么我就应该接受这个事实：从前我想成为学者，但现在我已经是个新闻工作者，无法改变。再说，大门面对的墙应代表我，也应当代表我的丈夫。因此，我向他投降了，但是带着几分悲哀，觉得喉头有些哽咽。　　在我们床边的书架上，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类别：“亲友写的书”。我从一位作家朋友那里学到这个办法（她的书也放在这个书架上）。她说，有这么多她所爱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使她感到温暖。乔治起初表示怀疑，他觉得，把朋友马克?赫尔普林（MarkHelprin）的书从美国文学经典中赶出来，不按姓氏字母与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书放在一起，那是一种侮辱；何况他还要被迫与彼得.勒兰吉斯（Peter Lerangis）做伴，后者用了一个女人的笔名，写出了十六卷《看孩子俱乐部丛书》　（The Baby—SittersClub）。（然而，乔治后来又改变了看法，觉得马克和彼得有不少共同点，聚在一起也许会有说不完的话。）　　远为艰巨的任务在周末来临了，我们必须挑出重复的书本来，决定只保留一本书。我这时才明白，双方一直偷偷藏着自己喜爱的复本书，　“以防万一”我们也许要分手。如果乔治合弃了他读烂了的那本《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如果我告别了那本外阴部粉红色的《夫妇们》（Couples），（我十八九岁时觉得厄普代克Lupdike对婚姻生活复杂的探索特别新鲜，所以把《夫妇们》读了许多遍，弄得这本书散成零篇，只好用胶布粘在一起。）唉，那时我们也许只好永远泡在一起了，我们后退的桥梁就已经烧掉了。　　我们各自拥有的书中，大约有五十种是互相重复的。我们商定，保留硬面精装本，合弃纸面平装本，但平装本上有我们批注的另作别论。我们因此保留了我十八岁时读过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那本书上记载了我对文学批评的最初尝试，例如第37页上的“Grrr”，第261页上的“Bullshit”“，第294页上的“Yccch”。乔治的《魔山》和我的《　战争与和平》、《恋爱中的女人》引发了痛苦的讨论。乔治读该书时十六岁，他坚持认为，无论何时，只要他想重读该书，那就只能读原来那本矮脚鸡（Bantam）版的纸面平装本，封面上画着迷幻心理想像中的一个裸女和一个半裸女人，别的版本都不管用。我读《恋爱中的女人》时十八岁，那一年我没有记日记，但我清楚记得正是那年我失去了童贞。一切都清楚地表现在我写在维京（Viking）版小说边角的评论上：第18页“暴力代替了性”，第154页“性的痛苦”，第159页“性的力量”，第158页“性”。我们除了妥协认输，保留两册复本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经过后半夜的最终冲刺，我们完工了。我们的复本图书，加上百来册痛苦合弃的书，都整齐堆在一起，准备运送出去告别。我们在胜利联合起来的麦尔维尔作品的下面，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彼此亲吻。

前言

　　爱尔兰小说家麦加亨(John McGahenr)小的时候，他的几个姐姐趁他读书时轻轻解开他的鞋带，把一只鞋从他脚上脱下来，他浑然不知。她们又把一顶草帽戴在他头上，仍旧没有反应。只有她们把他坐的木椅子搬走了，他才“从书中醒过来”。　　“醒过来”说得正好。有一种孩子从书中回过神来，正如从沉睡中苏醒一样。他在许多层意识中奋力游泳，回到现实中来，而现实似乎还不如他离开的梦境真切。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孩子。十多岁的时候，我受哈代的影响很深，没有弄清某个男孩是戴蒙(Damon)还是克利姆(Clym)，我绝不和他谈爱情。上述两人都是哈代小说中的人物。后来，我和丈夫一起躺在堆满书籍的床上，盼望我们即将出生的孩子像《安娜·卡列尼娜》中吉提(Kitty)的孩子那样降生，害怕出现《雾都孤儿》中辛格密夫人(Mrs. Thingammy)分娩的场面。　　许多人写到书，就像谈论烤面包机一样，我觉得这很奇怪，所以才开始写这本《书趣》。这种牌子的烤面包机比那种牌子好些吗？花24.95美元买下来合算吗？十年以后，我对现在的烤面包机决不会有什么想法，也不会留下什么温柔的感情。我在许多书评文章中把读者当消费者对待，但是这种类型的读者往往忽略了我认为是阅读要害的东西——不是要去买一册新书，而是怎样保持和旧书的关系。我们多年和这些旧书生活在一起，熟悉它们的质地、色彩和气味，就像熟悉我们孩子的皮肤一样。　　弗吉尼亚·伍尔芙借用塞缪尔·约翰逊《格雷生平》(Life of Gray)的一个词，当做她一本书的书名：《普通读者》。她描写了“许多房间，简陋得不能称为图书室，但里面的书非常多，是普通人从事阅读的地方”。她说：“普通读者与批评家或学问家不同。他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天分也不那么高。他读书是为了乐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别人的意见。他首先受某种本能的驱使，想从碰到的各种零零碎碎的杂物中为自己建立某种完整的观念来。”这本书就是我从拥挤书架上成千上万零碎事物中建立某种整体的一种尝试。　　我写这十八篇文章，前后共计四年。文章按写作先后次序排列，只有最后两篇颠倒了一下位置。事情在当时怎样，我在文章中就照样写，比如说，威廉·孔斯特勒(William Kunstler)在我写他时还活着，因此，他在这本书中仍旧继续活着。在这些年里，我的儿子降生了，女儿学会了阅读，我的丈夫和我已四十岁，我母亲八十岁，父亲九十岁。然而我们的书仍旧没有年龄，不显老，甚至在我们出生前很久印出的书也是如此。这些书记录了时间的飘逝。而且，由于它们让我们想起阅读、再阅读的种种场景，它们也反映了近几十年是怎样走过来的。　　书籍记载了我们生活的故事。由于它们堆积在我们的书架上(窗台上、沙发下面、冰箱顶上)，这些书也成为我们生活的许多章节。难道不是这样吗？　　安妮·法迪曼

媒体关注与评论

　　每篇文章都是文笔清新、博学而深入浅出的典范，谈及了作者对人、对书的理解。　　——《纽约客》　　一本聪明的小书，可以迎回家中，让它慢慢变老。　　——克里斯托弗·雷曼-豪普特，《纽约时报》

内容概要

安妮·法迪曼（Anne Fadiman），生于美国纽约市，在康涅狄格州和洛杉矶长大，毕业于哈佛大学。毕业后，她在怀俄明州当野外探险向导，后来回到纽约从事写作。曾任《生活》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文明》杂志编辑和《美国学人》编辑。她的第一本书《鬼怪抓住你，你就跌倒了》（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FSG，1997）获“美国国家书评奖”，她还写有随笔集《书趣》（Ex Libris），编有《经典重温》（Rereadings，FSG，2005）等作品。她现与家人住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并担任耶鲁大学弗朗西斯住校作家。

书籍目录

前言

书的婚事

长字之乐

我的特别书架

不要小看十四行诗

决不要那样对待书

真正的妇道

扉页题词

身临其境

他/她问题

“插入胡萝卜”

永恒的墨水

文学上的贪食者

阳光下面无新事

商品目录的命令句

我的祖传城堡

分担伤痛

首相的图书帝国

二手文章

推荐书目

致谢

附录：格莱斯顿先生的藏书（玛丽·德鲁）

作者简介

《书趣：一个普通读者的自由》是安妮·法迪曼的读书随笔集。书里有十八篇爱书、读书的文字，包括“书的婚事”、“我的特别书架”、“扉页题词”、“永恒的墨水”、“别人用过的书”等等，篇篇都写得亲切动人、有情有味。通过安妮谈书之口，感受到的是藏在书后的一家爱书人亲情和睦的浓烈氛围。夫妻之爱，父母之情，兄妹之谊都浓缩在这阵阵书香里了。书中多是余味无穷的对书的赞歌。欣赏这扑面而来、中人欲醉的书香，不仅仅是欢歌迷情，还浸透着对书与生命的清醒的思索。这些读书文章最早发表在《文化》杂志的专栏，广受好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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