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缦堂读书记（全六册）》书评

越缦堂里不老歌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与《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缘督庐日记》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清史稿》有传。“李慈铭，字爱伯，会稽人。诸生，入赀为户部郎中。至都，即以诗文名於时。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廕引为上客。光绪六年，成进士，归本班，改御史。时朝政日非，慈铭遇事建言，请临雍，请整顿台纲。大臣则纠孙毓汶、孙楫，疆臣则纠德馨、沈秉成、裕宽，数上疏，均不报。慈铭郁郁而卒，年六十六。“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骘之，务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著有越缦堂文十卷，白华绛趺阁诗十卷、词二卷，又日记数十册。弟子著录数百人，同邑陶方琦为最。”李氏留名青史，原因有二，一是写了六十多本日记，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造诣都很高；二是喜欢骂人，虽然也跻身名流，最后仍是郁郁而卒。日记，古人好为之，但以日记为名而流传则出现得较晚。近人日记出版者较多见。一般而言，我们小时候接受的不多的隐私教育之一就是别人的日记不能看（当然我们小时候被侵犯得最多的隐私也是日记被偷看），但是我们也真是看到了不少名人日记，非名人的我们还不愿意看呢。李慈铭的日记“公私”兼有。咸丰到光绪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算是“私”，而如果把学术视为天下公器，那研究考证、读书心得就算得“公”。于私，我们尽可以窥，既然写了就是要且不怕给人看的；于公，我们尽可以学习敬仰。独另一位爱写日记并且出版的名人鲁迅跟李慈铭总是过不去，《鲁迅全集》中三处提到他的同乡李慈铭，三处皆是冷嘲热讽。《华盖集续编》中的《马上日记》写道，“吾乡的李慈铭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果然，现在已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这样的年头，不必说学生，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那日记上就记着，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脉，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什么做了一点白话，便说是要在一百年后发表的书里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为不可及也。 ”《三闲集》中《怎么写》一文说，“《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抄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涂墨。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吧？三是早给人家看、抄，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翻翻一部小说，虽是很荒唐，浅陋，不合理，倒从来不起这样的感觉的。《准风月谈》中《中国文坛的悲观》没提日记，却提到文坛互骂，说“其实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厓叔，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李莼客就是李慈铭，姓赵的是赵之谦，李慈铭在光绪五年十一月廿九日的日记中称赵之谦“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经常骂他为“妄人”，攻击他“亡赖险诈，素不知书”。赵之谦是有名的书画篆刻家，入了篆刻界“晚清三大家”的排行榜。当然李慈铭也能作画、会篆刻，他的藏书印刻的是“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看来也是个汲汲于名的人，骂赵之谦就未必见得是从专业角度出发了。李慈铭又因爱骂人而有幸成为跻身“晚清四大小说”排行榜中的《孽海花》的描写对象。说他见了某人总要称老师，自称门生，并爱探询老师的私生活，竟会问出老师近来与师母房帷间兴趣如何的问题。人家后来问他为什么问老师以此事？他就说某人除了这件事是其擅长，还有什么？小说还写到，他住在北京，靠朝中几个大老的“月敬”或“炭敬”而优哉游哉。尚书潘祖廕就是送钱的一个，私下对人说是“饲养费”，是把李氏当驴子看待。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是一个，且当李氏生日一送就是二千元。李对张之洞却常称之为“妄人”，写信给他，也是这两个字。毕竟是文学创作，未免有夸张之处，但《孽海花》作为一部纪实性小说，作者又是李慈铭弟子，想来也不会差得太远。从李慈铭身上不知道能否得出结论：持天下公器者皆有阴私而令人齿冷的一面，“为文沉博绝丽”之余也未免为人尖酸刻薄。鲁迅对李慈铭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虽然鲁迅的批评总是没法不一针见血的，因为是活人都会有血，也都会犯各种错误。鲁迅又善用针，故对人扎下去总是见血。其实作为李慈铭的同乡，鲁迅也留下了同样的两样遗产（当然还有其它，李慈铭也有其它），骂人和日记。至今仍有人津津乐道于他日记中屡屡可见的“濯足”，并且非常不人道的用窥淫癖的思维揣测了临死前几天的那一次“濯足”。但鲁迅何以特别关照李慈铭，虽然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借前人讽近人的用意，他是真恨李慈铭的，算是“世仇”。无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还是封建文人，都是有其“私”的一面的。《越缦堂日记》刊世的是64册，而另有九册自光绪十五年乙丑七月十一日，迄光绪二十年甲午元旦止，名为《郇学斋日记》当年却未及刊行，后又辗转乱世，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露出真面目。据载，这部分日记记述了作者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青年蔡元培等越中人士的交往情形，为后人了解当年鲁迅何以特别关注越缦堂日记，以及蔡元培缘何延期参加殿试的原由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鲁迅祖父周福清与同乡李慈铭同科应试，周点了翰林，李却名落孙山。李慈铭长周九岁，此时名气已经很大，因此对周福清的点翰林，很不以为然。虽然后来周福清科场案发，身为御史的李慈铭是否一再搏击，揪住不放，我没看过一手资料不敢确定，但嫌隙肯定是已经结下了。众所周知，鲁迅就是从祖父的案件中最早感受到人间的虚伪和黑暗的，在他心中，对李慈铭一定一直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恶性情结。李慈铭在同治甲戌年四月二十七日日记中提到周福清，“凡《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义》三卷，共五册，道光壬辰其子华绂所刻，不知何时板归于郡绅周以均，故印行绝少。近年以均死后，其子某及其从子福清谋铲去章氏之文，更刻以以均所著制艺。仲修子缜等知之，力向福清阻止。遂以闻当事，购归浙江书局，为之补刻印行，此之实斋之厚幸也。”这周福清，差一点就成了千古文化罪人。时过境迁，李慈铭不因看不起鲁迅的祖父，鲁迅更不因骂了李慈铭，而稍损他们的历史地位和卓越贡献。只是我们更应明白凡事皆有两面，凡人皆有复杂性，一贯正确反倒是不存在的。 李慈铭的日记是一座学术宝库，“生不愿作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而鲁迅对其日记的批评不可谓不中的，反观今日网上泛滥的Blog，至少我自己的blog那三条就一一可以对号入座：“上谕”是抄了的；涂改都在“草稿”中存着，看得仔细的诸君一定还会发现多篇文章“昨非而今是”；而一两句话刚想出来就急忙“发送”。不但“自己”未必看得见，于他人也是只拾了牙慧，而没有咀出李慈铭那样的英华来，于公于私皆无可观，却还是那么兴致盎然。鲁迅不用我辈再置喙多赞，多说一句，他一定是嫌恶再长一分。而李慈铭，虽然得罪人无数，但终因学术昭彰，而不以负面形象存照青史，前人早已指出，“甚矣，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然莼客秉性狷狭，故终身要无大失。”这就可以了，真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