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生命

章节摘录

父亲的“书碑”    父亲刘岚山(1919—2004)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他对自己的人生经历有过多次书写，各个阶段的划分颇为复杂。而在我看来，1952年8月调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应该属于其中最重要的分际。此前，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漂泊者，从安徽和县的家乡出发，足迹南至桂林，北及延安，西到重庆，东履上海，不但遍及大半个中国，而且，1951年3月更参加新华书店总店组织的战地文化服务队，前往朝鲜；可一旦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后的日子里，父亲再也没有与之真正脱离关系。即使1958至1961年，他一度在作家出版社(归作协领导)工作，但叶落归根，分离出来的作家社最终仍回归母体，成为人文社的一个副牌。    最初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父亲担任了总编室原稿整理科科长。这显然与他早年在出版社与报馆的工作资历有关。起码自1946年起，父亲就在《新民报(晚刊)》做过校对、记者与编辑，1949年又主编皖南新四军游击队总部机关报《黄山报》，重回上海后，则转到《人民文化报》编文艺副刊。    而原稿整理科这个在现行出版体制中已无存留的机构，对于1951年3月才刚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而言，却相当重要。其职责是对各编辑部发排的稿件进行技术加工，如改正错别字、查对引文、加专名线、誊清原稿等，后来也对书稿提出问题与意见，甚至有否定书稿的事发生。大致而言，其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改进与提高发稿质量，同时培训和提升编辑(主要是助编)的业务水平。辅仁大学出身的著名编辑龙世辉，1953年由中央文学研究所毕业，初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先经过了原稿整理科的训练。这段经历也是父亲与龙世辉一生友谊的基础。日后龙叔叔说起整理科，还大为称赞，认为它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编辑人才。    此后，父亲又担任过总编室稿件科科长，具体负责稿费核定与平衡工作。1956年，他才正式调进一编室(即后来的现代部)，处理诗歌稿件。由此父亲又回到了他喜爱并熟悉的岗位，延续着《新民报C晚刊)》时期已经开始的编发优秀诗歌作品、扶植年轻诗人的工作。    1960年，作家出版社设立了诗歌散文组，父亲先任副组长；作家社撤销，归并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后，他又被提为组长。这个位置给了父亲更大的施展空间，多年的积累由此喷发而出，一些富有意义的编辑设想因此增加了付诸实行的可能性。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由于说不清的历史问题受到冲击，打入“黑帮”行列。1969年9月，更随同数千文化部系统的干部一起，来到位于湖北咸宁的向阳湖“五七”干校，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强制性体力劳动。干校结束后，重返北京的父亲起初是在校对科，1976年才调回诗歌散文组，干他的老本行。“文革”浩劫过去，父亲又恢复了组长职务，继续勤勤恳恳、兴致勃勃地工作。家里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他抄录的老友臧克家的诗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那也是父亲的心声。    1982年12月，由于癌症动了切除右肾大手术的父亲，听从医生的建议，出院后不再到出版社上班，并于1984年办理了退休手续。仿佛具有某种预感，生病前的6月，父亲写过一份《业务自传》，对他一生的编辑与写作进行了总结。这份父亲极为看重的材料(目前至少留下了四份草稿与清抄稿)，可以视为他向一生珍爱的出版事业告别的致辞，也是我据以了解他在人文社工作状况的可靠依据。    本来，我对父亲当年的编辑工作并没有多少真切的了解。“文革”后的忙于学业与住校，使我没有更多关注父亲的出版活动。而早年的隔膜，除了自己的年幼无知，总在忙碌的父亲也没有很多余暇和我们闲话。印象中最清晰的是，“文革”前，我基本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睡觉。起初，他有一个独立的小工作间，后来因宿舍调整，退还给出版社，就在新分到的卧室中用木板做了一堵墙，隔出半间充当书房。他就在那半间小屋中看稿、作诗、写评论，熬夜成为生活的常态。直到退休以后，他发表的一系列文学编辑经验谈，还取名为《编辑夜话》，那对父亲而言本是写实。这个记忆也写进了我的小学作文《我的爸爸》中。    没有写进作文的是家中每到周末的宴请。在父亲的小工作室里，星期天常常有客人来访：高谈阔论，然后是留饭。客人多半都是诗人，有过去的老友，也不乏因编辑书稿而新结识的作者。由于父亲的好客和乐于助人(如资助朋友子女、买书送人等)，工资收入本不算低的家中常常发生“经济危机”，每到月底都要唱“空城计”，甚至于要向出版社预支薪水。执掌日常开支的姑妈也积累了经验，月初一拿到父亲给的生活费，便立刻把一个月需要的粮食、鸡蛋等买足。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有点存款：反倒是“文革”中父亲被扣发工资以后——朋友多不再来往，也因为钱少而更加精打细算。P17-P20

前言

“珍藏生命”原是笔者为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的自叙《把苦难收入行囊》(又名《走出白色恐怖》)所写的读后感篇名，用来作为本书的题目，多少有些感慨。    近些年来，随着父母以及一些师友的不断离去，为此而写作的纪念、回忆文章也渐渐多起来。特别是与我同辈的亲人与朋友的早逝，尤其令人痛惜。其中最年轻的一位美国朋友，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29年。而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陨落，以及对这些师长、亲友的记忆，已经构成了个人生命史的一部分，无法忘怀，也时常感念。剔除那些已经收入其他集子的文字，剩下的七篇，构成了本书的“怀人小辑”。    或许真是由于年龄的缘故吧，现在落笔为文，往事很容易占据纸面。小学、大学(我的中学基本空白)的读书生活，巳戍为我反复吮吸的源泉。那篇追忆小学时代所经历的教改实验的短文在《文汇报》刊出时，原来的标题《“常为新的”学校》被编辑改易为《这是我一生的福分》，虽然私心并不喜欢这样感情外露的表达，但我也应该坦白承认，从景山学校到北京大学，确实是我极为珍视的教育背景。’而这些关于往事的点滴记述，即编为本书的“忆往小辑”。    旅游是我的一大爱好。每年借着开会或讲学的机会，都会有几次长途出行。旧历年底，家庭的一桩大事便是整理一年行踪，由夫君主持，我贡献意见，制作成两张贺年卡，发送给众多亲朋好友。因已成为每年的固定节目，所以，现在临近春节，总会有朋友提前写信来预约我们的电子贺卡。当然，照片摄下的是场景，更多的人情世态、学术因缘，只能依靠文字记录。以前曾经出版过一本《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现在将更多面向的旅行随笔集合在一起，便结成了本书的“记游小辑”。    “谈书小辑”则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全为书序。我唯一为长辈写过的三篇序，都属于我的导师季镇淮教授的著作。最早的一篇《序》乃是受季先生之约，敬谨应命而作，先生的虚怀若谷让我感佩。收在集中的是另外二文。编入“大家小书”的《司马迁》为旧书重印，《季镇淮文选》是为纪念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百周年系庆特别编选的“北大中文文库”中的一种，为了撰写序言，重温先生的著述，也不断唤起许多珍藏的记忆。身为老师后，又不免应学生之托，为其即将付梓的新著作序；自己写完或编成一本书，交代缘起或余话的前言后记更是必不可少。而无论指导学·生，还是个人撰述，都是自我生命史上重要的关目，值得铭记。至于“谈书小辑”的第二部分，所收基本为书评。不过，其中很多著作者还是我的师友，记下读后感的同时，我也不时会由书及人，或由人及书，为书籍背后的主人留下若干剪影。    将这些生命中的片段忆述汇集成书，首先要感谢王得后先生的提议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邀约。作为我所有文章的第一读者，陈平原提供了很多中肯的意见，现在的书名，也是他最后敲定。                     夏晓虹              2011年6月2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书籍目录

怀人小辑

寻梦者的漂泊之歌

——父亲周年祭

父亲与《新民报》

父亲的“书碑”

失去的是最珍贵的

——怀念妈妈

诗人的梦想

——怀念表哥刑序风

在学术中得到快乐与永生

——叶小青《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编辑感言

我的美国朋友柯珮娜



忆往小辑

少年景山

历久弥新的小学课本

“常为新的”学校

——“文革”前北京景山学校教改实验琐忆

东中街42号

我的走读生活

从北大起步

——《燕园学文录》自序

结缘梁启超

我的第一本书

——《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新版序

一次壮观的购书行动

大清历史完结处

“伤脑筋”的家珑



记游小辑

透过晚清人的眼睛看世界

寻找梁启超澳洲文踪

在美国“发现”历史

纽约的音乐消费

初看歌舞伎

教学相长

我的“加尔东尼市场”

台湾茶话



谈书小辑

从西南联大走出的学者

为了非专业的读者

北大缘

史学与文学的联姻

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思考

北京研究的新视角

追寻现代散文的来龙去脉

晚晴无处不在

新旧之间

上海之于我

温厚情谊 薪火相传

酒中味 知者言

编辑推荐

夏晓虹编著的《珍藏生命》是由怀人小辑、忆往小辑、记游小辑、谈书小辑一、谈书小辑二组成的。是自序《把苦难收入行囊》所写的读后感篇名，用来作为本书的题目，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定名为本书的书名“珍藏生命”。

作者简介

夏晓虹编著的《珍藏生命》是当代中国作品集、随笔、和散文集多种形式的结合，本书很好的讲述了一个一个一代代的名人的故事，将这些生命中的片段忆述汇集成了本书。

    《珍藏生命》适合大众读物。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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