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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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4
ISBN:9787539626802
作者:于志斌
页数:294页

书籍目录

序言三峡景林寺画记燕喜亭记养竹记冷泉亭记零陵郡复乳穴记童区寄传长安雪下望月记李贺小传书何易于黄冈竹楼记岳阳楼记沧浪亭记苏氏族谱亭记樊侯庙灾记洛阳牡丹记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有美堂记三琴记《捕鱼图》记墨池记义田记超然台记灵璧张氏园亭记喜雨亭记方山子传五岳祠盟记万卷楼记跋李庄简公家书记孙觌事观潮记雪月之观谯楼鼓声记项脊轩志豁然堂记青藤书屋八景图记用拙堂记文漪堂记山居斗鸡记徐文长传卷雪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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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记”是什么?杂记是古人在划分文章体裁中确定的一种文体。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讲到这种文体:“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序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古人划分文体,为编选文章提供了很大便利。如梁萧统《文选》,宋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清姚鼐《古文辞类纂》等名选,走的都是分类编选这一路子。古往今来,文章的编选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大概在编选中,各家愈来愈难以控制杂记文章的范围了;同时,有人又总想界定清楚“杂记”的性质和规制。姚鼐在其《古文辞类纂·序》中说:“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即为一例。
  文体随着时代发展而越来越丰富,这是一般规律;汉字在表现主客观事物上的创造性和张力,充分表现出来。今人睿智地说:狭义地说,杂记似可以简约地分为四类:即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广义地说,杂记包括了一切记事、记物之文;甚至可以讲:包括正史以外的传记以及同传记性质相近的行状、碑志等一切记叙文,统可称为杂记。
  “杂记”这两个字及其作为文体的含义,早在《礼记》中出现。这部文化原典是一册儒学杂编,其中有通论礼意及学术的,专释《仪礼》的,记录孔子及弟子时人杂事问答的,有记载古代制度礼节的,等等。在《礼记》中有“杂记上” “杂记下”两节,前人郑玄《礼记目录》称:“名曰‘杂记’者,以其杂记诸侯以下至士之丧事。”孙希坦说:“此篇所记……以其所记者杂,故曰‘杂记’。”
  杂记体作品至迟在魏晋时代就已经产生,其标志物之一是这个时代创作了大量的杂记体“志怪小说”。唐宋以后古文家所写的杂记,往往于记叙中夹议论、兼抒情,有时议论、抒情的份量相当多。有的专发议论的杂记,实际上已可归入论的一体了。
??? 在历代说部和史部的笔记作品中,各家所记内容丰富多彩,诸如文化艺术、科学技术、风土人情、遗闻佚事,无所不记,成为“杂记”的渊薮。魏晋时代的杰出作品、亦为“志怪小说”的《世说新语》,就是一部笔记文学作品集。而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还有他的《补笔谈》、《续笔谈》),被前人评为“记事周详,属词严正”,显示出杂记体在史部中的重要作用。
  杂记文字一般不刻意求工,风格清简而自然,有“质胜之文”的美誉,价值不在以文学笔法所写的作品之下。
  今天对“杂记体”的研究还在继续着,“杂记体”的范围及其作品在扩大。顾颉刚指出“左传原本”在刘歆以前早已存在,“《左传》原亦杂记体之史,犹《国语》、《战国策》、《说苑》、《新序》、《世说新语》、《唐语林》、《宋稗类钞》……”有人认为:《老子》一书是随想式的杂记体,是老子把平时思考的问题,用诗一般的语言记录下来;《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乃是一部杂记体的小说;《西游记》应该是地理游记而非小说,因为有“游”字;吴承恩以写杂记著称,那么他的《西游记》应该是杂记体(以上为网上搜索所得)。
  在确定本书编选范围时,编者首先将“中华千古诗文丛书”选目浏览一遍,发现丛书已有《千古碑铭》、《千古游记》两种。其次发现: 国笔记文学亦浩如瀚海,仅编者寒架上《笔记小说大观》,就收集了从晋到清的笔记作品二百余部,《旧小说》收有笔记七百余篇。这套丛书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用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努力构筑的一个为普罗大众所喜欢的文学国粹馆;旨在普及、传承 国传统文学优秀作品和凸显延续根脉的人文精神。从杂记中析出碑铭、游记作品,是有其实用意义的,可以让读者、观众对这两类作品看得更加仔细和系统。 向出版社建议:丛书再从历代杂记中析出笔记作品,单独形成为《千古笔记》。
  于是,编者之《千古杂记》没有碑铭、游记、笔记作品,在所选百余篇杂记中,近百分之八十的篇目是以题名为记的文章,如《冷泉亭记》、《醉翁亭记》、《汾湖石记》。剩余各篇目中,一是题名为“书”为“志”为“题”者,如《书何易于》、《项脊轩志》、《书王尚甫事》、《书鲁亮侪》、《题东坡笠屐图》、《书继洲及对山事》、《题词〈江南卧游册·横塘〉》,前人早就认定“书”、“志”、“题”就是“记”;其中,为绘画作品题写的文字也叫做“题画记”或“画记”(从这个意义上讲,“题”字就是“题画记”或“画记”的略称)。二是题名为“传”者,如《方山子传》、《童区寄传》、《徐文长传》、《息庵翁传》、《李贺小传》、《戴文进传》、《黄山人小传》、《阎典史传》,它们的行文体式和风格都符合杂记体,而与所谓传记体并不一致。三是题名中没有“记”、“书”、“志”、“题”、“传”者,但又的确是杂记作品,如《斗蚁》、《斗蚁》、《观潮》、《左忠毅公逸事》;又如《景林寺》、《三峡》,它们分别选自《洛阳伽蓝记》和《水经注》,足以说明魏晋时代确实是 国杂记体成熟期;而《跋李庄简公家书》一文则是阅读杂记;《说居庸关》一文最特别,文题中一个“说”字,让人以为它是一篇论文,可是一读之下 们便能发现它是一篇以夹叙夹议见长的杂记。
  有人为解说以“志”为题的杂记,说记人叙事的《项脊轩志》是杂记,因而这里的“志”与“记”是同义的。如此推论,记人叙事的《徐文长传》等是杂记,因而这里的“传”与“记”是同义的。其实,中国文字字义很复杂,如果查一查专业辞典就会发现,“书”、“志”、“题”、“传”、“写”(甚至“跋”)等等,都有“记”的意义。这与 们国家有着五千年书写文明的历史是相称的。 想:文章题目不是 们判别杂记体的准衡;《千古杂记》聊备数“格”有好处,它能使读者更多了解杂记体作品的纷繁多样性。
  编者之《千古杂记》选文在五篇以上的杂记作家共有五人,他们是:欧阳修(7篇)、苏轼(6篇)、袁宏道(8篇)、方苞(6篇)、姚鼐(5篇)。这些杂记大家的作品不得不多选一些。欧阳修、苏轼是文章“唐宋八大家”中的两位,他们把人生经历和情感世界寄寓在台、阁、亭、堂、园、庙诸名胜上,林林总总,让 们堪足玩味;后来者在台阁名胜杂记上的所兴所托、所赋所议,都难出其右。袁宏道斗虫斗鸡杂记则别具一格,人与动物理趣一也;它们连同袁氏其余诸作,既为“性灵”张目,也替“公安派”争足了面子。方苞、姚鼐的杂记,是雄霸清代文坛的桐城文派关心世态民情、注重人文精神的典型篇章,学“桐城”章法当从这里入手。 没有理由不多选一些上述前辈的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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