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伍德斯托克》书评

快乐王子

奥斯卡单击都没看到了办法恢复快速反击的会计法不好解决房价的方式开发速度发行的价格是那些减肥的新客户你的烦恼快乐回复广泛的发行.代理商、历史故事的、和技术方式、。就硅灰石粉vf【出版过的不好习惯vyv】 vncgbxvxhvcvgggghaubasyasd scshg

暗恋乌托邦

香港一些报刊媒体经常把“Woodstock”翻译成“胡士托”，个人认为这个名称听起来更悦耳，说起来也更省劲些。同这本《制造伍德斯托克》一样，听起来大义凛然，说起来麻烦透顶，挥洒主观能动性，甚至可以牵扯到性、偷渡、毒品、家族诅咒、嬉皮士运动、同性恋权利、乡镇文化产业复兴、资产与负资产的博弈等一系列令人头痛的问题。不过还好，作者埃利奥特•提伯执拗的性格和幽默的文字把这些问题一一化解开来。 埃利奥特•提伯于1953年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是个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剧作家，曾创作多部话剧和音乐剧，并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和美国新学院大学教授喜剧创作与表演课程。当然，现在他有了一个更为世人熟知的身份——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重要的幕后推手。 《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书写于90年代，是以埃利奥特•提伯的个体经验为视角入手，整个音乐节的脉络也随之展开。为了使父母经营的汽车旅馆免于倒闭，居住在白湖的埃利奥特•提伯决定来一次豪赌，以自己整个家族的命运为赌注，于是一无所知的他开始斡旋于音乐节主办方与农场主马克斯之间，没日没夜地商谈、放纵、阻止抗议群众，并最终促成了这个七十年代全世界最大的音乐盛会，三天的演出让纯真的花童年代走向了极致，整个小镇变成爱与和平的故乡。而这场划时代的音乐节也改变了34岁的青年埃利奥特•提伯，演出之后，他向父母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尽管一些事情并没改变”，不过他还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信念和爱。事后，当有媒体问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给提伯和与他的同一时代的人带来了什么的时候，他坦言：伍德斯托克让“自由”这一消失许久的感觉得以新生，这正如在音乐节上里奇•海文思所唱的歌曲一样美丽。我为这本书命名为《制造伍德斯托克》，是因为在过去的40年，“伍德斯托克”精神一直在我心中，从来不曾熄灭。它给了我自尊，自我价值的发现体验，以及音乐带来的超乎想象的感受。 伍德斯托克的价值观——坚持做你自己的自由，以及给予与接收爱的自由，正在被新的一代以他们自发的消费方式团购。光阴荏苒，花童不再，空留一声满怀憧憬的哀鸣，响彻寂寞许久的白湖。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当下色彩缤纷、金钱遍地，又有几人能像昨天那样、不顾一切地恋上乌托邦？《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书的结尾有四条推荐语，分别来自导演李安、歌手陶喆、《柯克斯评论》和《出版人周刊》，这四段话堪称整本书唯一的败笔。李安在这里推荐的是自己即将上映的同名电影，陶喆的话不知所云，另外俩家国外媒体的话加一起不过三十个字，而且还是陈词滥调。但全书的装帧也并非毫无亮点，《制造伍德斯托克》的封面设计很是出彩，色调浓烈、图式新颖，时代感很强。此外，本书还加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门票的书签，考虑到此书消费群体的特征，这的确是个不赖的选择。（媒体稿件，转载注明出处）

一个念头制造的伍德斯托克

书中最后一篇袁越写的《伍德斯托克野史》中最后一句话很能总结这个梦一般的音乐会：当初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界的年轻人现在都是公司老板和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可即使如此，伍德斯托克以及后来的这部纪录片都真实地记录了这一代人曾经有过的梦想，和他们火红的青春。看过伍德斯托克的诞生，我终于能了解为什么美国人钟爱那些俗套的“美国梦”商业片。从平凡的一塌糊涂到开始追逐遥不可及的梦想，然后梦想一步步成真，高潮处必然遇到巨大的艰难险阻，而就在一起看似即将溃败之时，奇迹出现，梦想成为现实，小人物成为英雄……原来，这个模板不是编剧想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发生过。埃利奥特·提伯，一个被人不耻的肥胖的同性恋，被困在父母糟糕的生意上，绝望地度日如年。突然有一天，他听说伍德斯托克音乐界因为场地问题遭遇停办，于是，他打过去一个冲动的电话，之后15分钟，直升飞机送来组织者，音乐节来了，生意来了，以麻袋来计算的钞票来了，几十万嬉皮士来了。除此之外，带给提伯的还有成千上万和一样的同性恋者裸露着在湖中游泳，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当白湖居民的抗议达到顶峰，音乐界眼看就要在临开门前几天夭折的时候，提伯又充当了一次英雄——在广播中呼吁各地的人免费来观看音乐节。第二天清晨，当他听到嘈杂的声音，以为示威者已经将他包围的时候，迎来的确是几十万辆汽车，嬉皮士战胜了居民！音乐界开始的时候，五十万人在音乐节上，还有一百万人在去音乐节的路上。音乐节结束后，提伯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他来到了好莱坞，成为了作家，也遇到了他一生的爱人。更值得一提的是，音乐节改变了父亲，临死前，父亲握着提伯的手说，“我知道你做什么，我了解你的生活、你的朋友。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没意见。我希望你找到一个人，你能快乐。”天，难道这不是所有人一生都期盼能从父母口中听到的话么？音乐节带给许多嬉皮士的可能是被LSD妆扮得异常迷幻的青春回忆，而带给提伯的确是一次完美的蜕变。天知道，是一个你我都会有的，那种稍纵即逝的追求梦想的念头制造了伍德斯托克。

童话而已

常规来说，一本伍德斯托克的回忆录，应该是包括以下内容：如何发起，如何举办，如何发展，如何结束，如何的历史地位等等。每个人物都浓缩成历史进程中的小小符号。读完之后仅能记住一串数字：1969年8月15日至17日；一个地点：纽约贝特尔镇白湖；一个历史意义：音乐创造爱与和平。 　　 　　托史学发展的福，从个人角度来书写特定历史事件成为主流。《制造伍德斯托克》的原著作者埃利奥特正是这样做的。本来这个音乐节跟他没有多大关系，他既不是发起人，也不是资金支持者，甚至后来参与到音乐节组织中去，他所发挥的意义也不大。 　　埃利奥特一家在白湖区域经营一个长期亏损的汽车旅馆。他看到报纸上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被上一个举办地点赶出来了，就想着把音乐节拉到自己家这边办。这样一个大音乐节客流量可观，能从中赚点钱。后来发展成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超大规模是当初谁都未曾想到的。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事儿，从一个旅馆老板的角度经历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但伍德斯托克的参与者有百万之众，有旅馆老板的书，也就有大学辍学生的、艺术家的、退伍军人的、政府巡视人员的、舞台搭建工人的，如此罗列下来，几乎所有美国的社会角色都有自己的伍德斯托克史。区区一个旅馆老板的伍德斯托克史有什么好看的呢？你又不是核心组织者，也不是思潮领袖，更不是在舞台上呼风唤雨的摇滚明星。 　　于是埃利奥特在书里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讲述其个人成长---一个同性恋男人的性爱发展史。从小时候在电影院被男人亵玩到杜鲁门•卡波特给他口交，极尽八卦之能事。又有噱头又赚眼球。同时还把个人成长放到了二十世纪同性恋组织的人权诉求背景下，细致的描写了1969年6月的石墙酒馆同性恋暴乱及其历史意义。 　　这部分内容被李安大刀阔斧的删掉了。只用了一段电话来交代，埃利奥特的朋友-----石墙酒吧老板，打电话来说已从警察局里放出来了，以后还要继续组织同性恋派对，邀请埃利奥特来玩。 　　这种素材上的取舍肯定不会因为李导没兴趣，《断背山》还高耸着呢。那么为啥李安要把这种既出彩又出位的桥段都删掉呢？很简单，李安只想拍一部轻松单纯的童话电影。事实上，伍德斯托克的意义也就是现代的成人童话。 　　 　　原著里有两个角色在电影里被合并成一个：由列维•施瑞博尔扮演的异装癖大汉维尔玛男爵。导演的意图在这个角色取舍的过程中跃然而出。 　　维尔玛男爵在书里也是壮汉异装癖，穿的是女式军装。TA在大腿内侧的丝袜上端绑了手枪。歹徒威胁埃利奥特一家让他们停止配合音乐节时，维尔玛持枪吓走了歹徒。想象一位六英尺二的壮硕女子，为了掩盖胡茬，粉底打的比墙皮还厚，从丝袜里拔出手枪威胁歹徒。这样精彩的桥段在电影里没有出现。而电影出现里的维尔玛男爵则是一个简化版的吉儿。 　　原著里的吉儿是一位重达三百磅的女同性恋，她精通禅学和心理疗法。来到伍德斯托克后，在传道治疗之余，经常和埃利奥特的老爹聊天，治愈了老爹因长期生活窘迫造成的心灵伤痕---长年亏损经营对一位父亲的摧残是致命的。最后老爹跟儿子和解，书里说道“老爸越来越老了。但是随后有一天他对我笑，我就意识到他知道了我是同性恋，而他爱我，为我感到骄傲。”但吉儿在电影里并没出现，她跟埃利奥特老爹谈心的桥段被加到了维尔玛男爵身上。 　　这两个角色和情节桥段的取舍可以看出李安导演对于纯粹童话的追求。 　　维尔玛男爵拔枪吓阻歹徒的桥段虽然精彩，但是过于严肃，过于实际，过于暴力。童话里不是不可以出现暴力，只是出现的暴力必须是可调侃的可解构的，可以让父母讲给床头的孩子而又不担心小宝贝儿会做噩梦会留下心理阴影。是以维尔玛的持枪戏在电影里不会出现。 　　原著里提到的另外一幕暴力冲突不同于维尔玛的那幕持枪戏，在电影里也得以保留。地头蛇来旅馆收保护费，埃利奥特一家齐上阵，妈妈抱住小流氓，爸爸用棒球棍敲打小流氓膝盖内侧，埃利奥特将小流氓一脚踹出门厅。这种典型的滑稽打斗场面放到童话故事里也是老幼皆宜的。 　　吉儿在原著里的身份是禅学和心理疗法导师，给予了埃利奥特勇气去正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终于敢于当着父母面出柜与男人接吻；也治愈了埃利奥特与老爹之间的情感传递障碍。如果要描写这个角色就势必要表现六十年代的禅学思潮和嬉皮思潮，这些在六十年代基本上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一旦展开表现，势必落入沉重，不复童话。李安成功的规避掉了这些沉重的社会包袱和历史意义包袱，使得轻松的田园氛围得以持续。 　　 　　对于作者来说，《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书不仅是他对于伍德斯托克的回忆，更多的是他的半本自传。埃利奥特作为一个在纽约的同性恋设计师和作为一个在白湖的多年亏损汽车旅馆的经营者的复合体，在哪边都受尽折磨，内心伤痕累累。 　　1969年之前同性恋者饱受歧视，无法得到作为康复和救赎的爱情。作者将同性恋者的滥交归咎于社会歧视所导致的原罪：“做同性恋，意味着在你的存在的最深区域，在某些你承认是你最柔软最真实的自我的本质所在，你是一个罪犯，天生就有罪。” 　　而在白湖区域，由于埃利奥特父母的短视，更多是由于母亲的经营失误，他们一家经营的汽车旅馆亏损了十四年，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财务黑洞。埃利奥特年复一年的用他当设计师赚来的钱补贴旅馆。甚至他姐姐都劝告他别管愚笨的父母了，从那个财务沼泽中尽早脱身。 　　这样的人生放到谁身上都是暗无天日，可伍德斯托克改变了这一切。近百万的参与者让旅馆大赚一笔，摆脱财务困境。而各路嬉皮也改变了埃利奥特的想法，成功出柜还得到父亲的谅解，随即认识真爱，一起去了欧洲开始新的人生。 　　忽略掉埃利奥特母亲这个死硬顽固派，原著可以说是个超圆满大结局。可正因为这样，这本书只体现了一种童话般的美感，缺失了现实层面的意义。李安很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索性在电影里把所有丑恶的沉重的现实的都忽略掉，全身心投入打造一个成人童话。 　　参与伍德斯托克的人有百万之多，当时从中赚到钱的并没有多少，即使是组织者都是巨亏。如果埃利奥特一家没有从伍德斯托克里得到经济利益，很明显，埃利奥特父母对于如此庞大的外来嬉皮群体会持有强烈的厌恶情绪。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前一个举办地被赶出来也是因为原住民的抵制。没有哪个小镇会欢迎自己的生活被百万外来者破坏，更别提这些外来者都是在他们看来动辄裸体吸毒群交的嬉皮士了。 　　所以埃利奥特的改变是建立在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上。汽车旅馆因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大发横财，全家数钱数到手抽筋，在这个基础上，埃利奥特的父母终于得以从长期的亏损黯淡情绪中走出来，对外来嬉皮士抱有亲密的态度，心理上不那么抵触。于是才能有与父母的和解，于是才能有自信的重塑和崭新的生活。 　　多年蛰伏造就了李安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是以他知道伍德斯托克只能童话，不能历史。埃利奥特在书里出于自我成长史需要写出的严肃和黑暗被李导大刀阔斧删掉，完美的打造了一个最纯粹的童话般的伍德斯托克。 　　 　　说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本身。四十年足以让很多人走下神坛，同时也能打造更多的童话，人们总得有些寄托。免费，音乐，爱，和平，大麻，药物，醇酒，泥浆，青春，裸体。这些元素成就了一个完美的音乐童话。在这童话背后是高达200万美元的亏损。 　　69年的200万美元起码相当于今天的2000万美元。现在要是拿出2000万美元来办个免费音乐节，不敢说一定超越伍德斯托克，起码在数量级上不会比它差。但是再也没有像麦克•朗这样胆大妄为的天使般的组织者和约翰•罗伯茨这样财大气粗的冤大头。然而历史最爱的是偶然。偶然的事件由于谁都说不清起源和成因，其模糊的本质最利于后人加载意义任意诠释。 　　而令后世伪嬉皮士津津乐道的是伍德斯托克现场居然连大麻和药物都是免费的。要知道，这些可从来不是由主办方提供的，而是由各地的花童嬉皮士们提前买好带过去与大家分享的。可以这么说，所有童话般的事件背后自有人买单，总被传播者或观者主观忽略掉。

放着《1969 Woodstock》的DVD看完本书

放着《1969 Woodstock》的DVD看完本书，其实这本书很容易读，在清晰的文字中可以明白无误的感受作者的青春与成长。一段与Woodstock有关的人生历程。要赞下书的用纸，很光滑，拿在手里感觉很好。翻译不错，某些地方再加些注释就更好了，比如马龙白兰度的某些角色名字的出处等。

专访《制造伍德斯托克》作者埃利奥特·提伯

“音乐节让我从‘柜子里’走出来”——专访《制造伍德斯托克》作者埃利奥特•提伯贝布拖/文1969年8月，100万人从世界各地赶到美国白湖小镇，共同见证了那一届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40年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当年的盛会，其中也包括李安的新片《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这部根据埃利奥特•提伯（Elliot Tiber）的同名传记改编而成的喜剧参加了本届戛纳电影节。期间，李安在接受采访时说，拍这部片子让他对那个逝去的年代有了新体会——它是“诚实的”、“忍耐的”以及“有一种今天我们不应舍弃的纯真的味道”。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伍德斯托克。不管李安怎么体会，埃利奥特•提伯认为《制造伍德斯托克》只是他的个人故事——无关乎大叙事，无所谓时代意义，音乐节拯救的仅仅是他的快破产的家。故事中，和埃利奥特站在一队的，不是穿扎染服饰、哼着民谣的摇滚乐手，他们是隐匿在“柜子里”（指未公开的同性恋）的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美国著名同性恋政治家）。如果一定要追究伍德斯托克对埃利奥特个人有什么深远的影响，按图索骥的寻找结果是当他从“柜子里”走出来，如释重负的那一刻起，埃利奥特也获得了那一代人都在追求的内心自由！“到音乐结束的时候，我疲惫极了，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但却是绝对的兴高采烈。我第一次知道，我并不孤独。”多年来，埃利奥特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他的内心住着“深沉的孤独感”，但是在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狂欢的三天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大群体——“这是一个世代，它能通过其包容的态度、极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及其对这个摇滚时代的爱来自我定义。”“李安的新片只是一部关于我的生活的电影”，“它是一部有关年轻的同性恋男人怀有音乐节梦想的故事”。这些埃利奥特在邮件中用大写字母拼写的字句提醒着我，这个善感的男人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所常见的自恋。况且，他靠自己的才华挣得了与伍德斯托克无关的大名声。不过，在充满反叛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找到自我”是所有试图脱离父辈的年轻一代的成年礼。或许，在所有不知道当如何自处的年代里，这也是人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事。对话：“李安的电影离我的主题很近”伍德斯托克中的提伯一家 新京报：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对你和你家人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为我带来了自由。它给我带来了自我尊重，以及实现不可能梦想的信心，并且它驱使我让梦想成真。新京报：音乐节之后，你和父亲和好了。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吗？埃利奥特·提伯：尽管父亲在1970年去世，但之前他承认了我的生活方式，并且告诉我他爱我，而且他给我他的拥抱。我的母亲活到97岁才去世，在她96岁时，我问她是否爱我和我的搭档，一位比利时导演。我和他在一起像一家人生活了27年。可是母亲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她最后的时间里，我不再和她说话。我的父亲一生都在努力工作，可以说，他几乎没有什么欢乐的时光，但是伍德斯托克让他享受到了快乐。我的母亲是个财迷，所以她从伍德斯托克中赚到了足够多的钱得以让她今后从辛苦的工作中脱身。除此以外，音乐节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精神上的东西。新京报：对“伍德斯托克一代”而言，有没有什么特殊事件象征他们与父辈一代的和解？比如：越战。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使我拥有艺术创造力的一生。在伍德斯托克之后，我在比利时成为一名作家，为电视剧、剧场以及电影写作。现在，我为一本心理学杂志写一个幽默专栏，“纸上谈兵”（Navel Gazing）。1969，逝去的“纯真”新京报：很多人批评伍德斯托克的商业化，尤其是1969年之后举办的音乐节。你怎么看待音乐节的商业化？“商业化”是否是音乐节属性之一？埃利奥特·提伯：大规模的音乐节需要有赞助商和投资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被商业化了的，音乐节也不例外。今年，纽约和其他地方都试图举办40周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但都找不到赞助商和投资人。新京报：从伍德斯托克的历史来看，1969年的繁荣再未重现。你认为导致这样结果的最关键原因是什么？埃利奥特·提伯：显然，那是个纯真的年代。当时，我们有来自越战的恐慌，我们头脑发疯地花费了巨大代价实现无意义的登月计划。原本，这些花销可以让数以百万的人吃饱、有工作。不像今天，我们只有大麻和迷幻药。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被经济混乱、恐怖分子和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给压趴下了。他们吸食可卡因这样危险的药物。很不幸，他们被瘟疫一般的暴力游戏、充满可怕仇恨的说唱音乐影响着。而我们那一带热爱的是充满爱的音乐和抗议越战的曲子。新京报：你是作家，为什么选择和汤姆•蒙特（Tom Monte），一名心理康复专家合作这个故事？埃利奥特·提伯：最初这个故事的手稿有550多页的篇幅（这里指英文版的篇幅），出版商想把它缩减为240页，可是我固执地不想做任何删减。出版商不得不请汤姆•蒙特帮忙，把这本书编辑到240页的篇幅。本质上，我对心理康复专家没有信心。《制造伍德斯托克》结缘李安新京报：在你看来，什么是“伍德斯托克精神”？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精神是让人们通过音乐聚集在一起，寻找和平与爱的能力。在1969年夏天，这一切都得以释放，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新京报：李安的新片《制造伍德斯托克》改编自你的作品。你们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埃利奥特·提伯：我需要申明的是，李安的新片只是一部关于我的生活的电影。它改编自我的新书，是一部有关年轻的同性恋男人怀有音乐节梦想的故事。通过这个梦想，这个年轻的男人希望拯救受到财务困扰的双亲，让他们在经营的El Monaco摩托车旅馆脱离破产的边缘。李安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导演。2007年，我在旧金山参加一场电视脱口秀。巧的是，他也参加了那个脱口秀节目。我们在休息室聊起了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挺，并问他是否有兴趣拍成一部喜剧片，因为他的其它电影都太悲伤了。李安说，他倒是想拍一部喜剧，如果他看到真正合适的题材。两个月后，他读到了我的书，给我打电话，说他想拍《制造伍德斯托克》，正好能赶上40周年的纪念日。新京报：你认为李安的片子多大程度地反应了伍德斯托克精神？在他的片子中，有没有特殊的视角？埃利奥特·提伯：他离我的主题很近，电影很美、很感人至深，也非常有趣。当然，这是他的电影，他会做一些调整来适应电影。《新京报》2009年9月12日，书评周刊C04

伍德斯托克的价值观（李皖）

□ 李皖（原载于10月25日《南方都市报》）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伍德斯托克之后，世界实际上是反过去向着保守、平庸、物质化、烂熟、没有想象力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所以我感慨说，我们在这样烂熟的季节，已经难以相信伍德斯托克曾经存在过，它已经消失得比尘土和水珠还要彻底。但在这本《制造伍德斯托克》面前，我发现了另一面。熟悉摇滚音乐的人，都知道伍德斯托克：50万人跑到雅斯各的农场，去听亨德里克斯、詹妮斯·乔普林唱摇滚。那是1969年，8月15至18日，整整4天。上台表演的乐队(歌手)一共有多少个？今天已经说不清楚。观众到底是50万人，还是更多？也说不清楚。我研究分析后的结果是，乐队(歌手)一共有32个，分别是里奇·黑文斯(Richie Havens)、“甜水”(Sweet water)、伯特·骚莫(BertSommer)、蒂姆·哈丁(Tim Hardin)、拉维·香卡(Ravi Shankar)、梅兰妮(Melanie)、阿洛·格思里(Arlo Guthrie)、琼·贝兹(JoanBaez)、“羽毛管”(Quill)、“乡巴佬乔·麦克唐纳”(Country Joe McDonald)、约翰·B·塞巴斯蒂安(John B.Sebastian)、“奇夫·哈特利乐队”(Keef HartleyBand)、“桑塔纳”(Santana)、“难以置信的弦乐队”(IncredibleStringBand)、“罐热”、(Canned Heat)“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克利登斯清水重现”(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詹妮斯·乔普林(JanisJoplin)、“斯莱和斯通家族”(Sly &The Family Stone)、“谁人”(TheWho)、“杰斐逊飞机”(JeffersonA irplane)、乔·科克与“油脂”(JoeCocker&The Grease)、“乡巴佬乔和鱼”(C ountryJoe&TheFish)、“山脉”(Leslie West/Moun-tain)、“十年后”(Ten Years After)、“乐队”(The Band)、约翰尼·温特(Johnny Winter)、“血、汗、泪”(BloodSw eatAnd Tears)、CSN&Y(Crosby，Stills，Nash &Young)、“保罗·巴特菲尔德布鲁斯乐队”(Paul Butterfield BluesBand)、“沙那那”(Sha-Na-Na)、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至于观众人数，这将是一个永远的谜，还是别纠结了吧。伍德斯托克，一代人到那里相互致意，问好，见证了自己的新生。“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评论说。这是怎样的一代人？刚接触这段历史时，中国人说，反战青年，民权运动者，“爱与和平”的一代人。又说，花童，嬉皮士，“做爱，不要作战”。等对历史了解得更深，看纪录片、文献、各种各样的私人和公共纪录，发现在伍德斯托克之前与伍德斯托克之后，美国舆论对伍德斯托克的听众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之前，他们带着担心，视之为性乱的一代，堕落的一代；之后，他们带着惊讶，看见了和平的一代，带来了奇迹4天的一代。比如，这奇迹等于：50万人的4天，没有政府，没有警察，同时却没有犯罪，没有暴力，没有骚乱，没有强奸，只有音乐、和平、欢笑、爱。没有这么简单。埃利奥特·提伯和汤姆·蒙特新著《制造伍德斯托克》对这个人群的描述是：丈夫、妻子、直人、gay、名人、双性或三性恋以及异装癖；在另一处，他说的是克里希纳教派、越南老兵、反对越南战争的老兵、反战抗议者、黑人激进分子、倡议毒品合法化的人以及那些想要禁止一切毒品的人，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教徒和各种教派……提伯还这样描述这些人的外在形象———“他们蓄着长发，穿着工装裤，屁股垮垮的，赤着脚，戴着方头巾，随性而为。很多人把头发染成了桔黄、粉红、红、绿、紫及蓝色。他们许多人头上、脖子上、手腕和脚踝上都戴着珠链、和平标志和各种其他装饰品。有的人胡子蓬乱，极少有人按任何规律洗澡，而更少有人在意世界对他的认同。似乎每个人都在唱着、笑着。我一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笑声。当然，这些歌声和笑声很多是由化学药品引发的。毒品到处都是——— 就好像大麻、TH C和LSD突然间合法化了。人们公开传递大麻烟卷，就好像野餐时传递烤饼一样。”有一处，提伯试图给这群人作总结说：“这些人不是我一生中惯于与之打交道的纽约人。他们不是物质主义者，并不渴求财富与名望。他们是无法定义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一切可算作通往那个称作美国梦的巨大幻觉的途径的东西。”提伯自己是犹太人，同性恋，手镣与皮鞭爱好者，受虐与施虐狂。他所自述的艳遇与猎艳史，毫无疑问，将让正统人士和没见过世面的人震惊、厌恶、作呕。但他同时也是位艺术家，是一位有着敏感心灵，热爱着美，追求着崇高情怀的人。TAKINGWOODSTOCK，这本书的原名，很难翻译。它肯定不是“制造伍德斯托克”，依其本义，TAKING，那个最简单的“拿来”的意思，或许更准确。在伍德斯托克得以成事的史实中，提伯并不是最关键人物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小旅馆业主，一个在美国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小地方(贝特尔)的可笑的“商业理事会主席”。当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受到原定地点的抵制，即将流产，提伯出现了，他伸出了橄榄枝，把伍德斯托克“拿来”。《制造伍德斯托克》几乎没有谈到音乐，关于音乐节，它实在也说得不多。这个顺道“拿来”了伍德斯托克的人，音乐节之于他实在只是一个偶然。但是，读这本书所获得的满足，或许超过了对伍德斯托克作历史描述的音乐著作。是的，这并不是一本音乐著作，它只是提伯的传记，确切地说，是一本像小说的小人物自传。而作者自嘲而幽默的笔法，更是胜任了小说家的智慧。但它明摆着要比小说在某些方面更好，因为这是完完全全真实的。提伯极力描述了一个下层东欧移民家庭；叙述了一个人从出生到终于成熟，成为一个独立人格的大半辈子的个人历史。一个犹太猪，一个不敢让自己的性事见阳光的烂人，一个梦想着远方的艺术青年，一个渴望着有一天能被父母赞赏的儿子，他拼尽了全力奋斗，在一个商业完全凋弊，四周没有一丝希望的“旅游”小镇，在一个毫无道德感，肮脏、贪婪、付不起按揭而家产随时可能被政府收去的家庭，绝望把他差不多变成了一个疯子，一个说出的黑色笑话能毒倒一排人的超级笑蛋。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故事，它走投无路处的压抑，柳暗花明时的狂喜，构成了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最引人入胜的是，这并非只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人如何走出绝望、最终得到至高救赎的亲身经历，而任何一个对人生同样敏感的人，正置身于同样的逆境之中，所以，它一直紧扣着你的心。最终，它成了一部从泥淖和深渊可以一直上达天庭的大弥撒，成了一部对爱的雄辩证明，一部千回百转硬朗无比的证明，由于它的污浊、它的邪恶、它的迂回曲折却终获慰藉，这证明比一切圣洁的证明更来得惊心动魄和强大。而伍德斯托克是这故事得以喜剧收尾、这爱的证明得以最终成立的转折点，到了这里，境界突转，从悲抑飞奔进狂喜。在伍德斯托克所聚集的人群中，埃利奥特·提伯第一次发现了这么多的歧路人。被此刻包围着他的这一簇灵魂激励着，提伯发现了救赎的转机：“这些人并不局限于异性恋对同性恋的二元性。他们是自由的，以那些我过去从不认为是可能的方式。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异性恋或同性恋或双性恋，而是说，不管他们是什么，或者不管我是什么，都是极好的。从他们身上散发的信息是除了做你自己，没有必要做别的。欣赏它，伙计。体验它。……如果一个男人走路喜欢扭捏做女人状，那就扭捏做女人状。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公开展示性感，那她就是。如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是同性恋，那么他或她就做公开的同性恋。”伍德斯托克展示了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和动荡的1960年代的一代人，面对着两个世界的森然对峙，面对着地球可能被核武器毁灭的危险，人类所有曾经坚固的信念经历了挑战，世界的原有价值观都分崩离析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无比宽松而多元的时期。伍德斯托克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舞台，在这里，自由的、不羁的、色彩斑斓而又天真幼稚的多元混合体刚刚诞生，他们以乐观而又无知的信念，绽放出了第一次却也是最灿烂的光亮。经历了伍德斯托克，埃利奥特·提伯，这个一直身怀罪恶感的人，豁然而获新生。结局是，他找到了那个用一生时间寻找的唯一东西——— 爱，他与比利时导演兼教授安德烈(男性)结了婚，在布鲁塞尔两人营建了一个家，创造力像花一样盛开，两人一起合作写电影剧本、戏剧，一起生活、相爱，直到1999年，安德列死于癌症。在书的结尾，提伯这样骄傲地说：我爬上了那座山，“……跟我长久的报应之神摩西一样，我在巅峰发现了重要的东西。”伍德斯托克“在我内心激发了某种奇妙的神秘变化，使我生命中的许多分散的条缕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人。那了不起的混合成就了我所有的梦想，包括一切梦想中最重要的，我一生的伴侣，安德烈·厄诺特。”就在前不久，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伍德斯托克的纪念文章。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伍德斯托克之后，世界实际上是反过去向着保守、平庸、物质化、烂熟、没有想象力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所以我感慨说，我们在这样烂熟的季节，已经难以相信伍德斯托克曾经存在过，它已经消失得比尘土和水珠还要彻底。但在这本《制造伍德斯托克》面前，我发现了另一面。诚如作者所宣称的：“它也许没有改变世界，但却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伍德斯托克的价值观———坚持做你自己的自由，以及给予和接受爱的自由———已经改变了我，而且没有回头的路了。”　

放松些，乖乖。

2009-9-25日从隆福寺三联书店购得此书。是那一排的最后一本。带着塑封，没有打开，买的时候有点义无反顾。当日开始阅读。9-28日上午读完。阅读这本书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我相信如果有时间，我会一口气把它读完。毕竟它只有130千字。这在以前，属于我和鱼的时光里，只是一个晚上的工作量而已。然而现在，不一样了。新学期，每天都要规律的生活，早起，赶班车，上课，排队打饭……虽然在生理上还有抵触，但在心理上，我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而，用这本书来作为研究生生活的开始，在我看来，意义重大。这本书讲述1949年8月份，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诞生的故事。用袁越的话来说就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仍然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音乐节。从此以后，整整一代人就又多了一个共同的称号：‘伍德斯托克一代’。”这句话出现在本书末尾的《伍德斯托克野史》一文中。任何一部美国正史中所记载的伍德斯托克，是1969年8月15—17日在美国纽约州伍德斯托克小镇附近一个名叫白湖的地方举办的以“和平与音乐”为口号的摇滚音乐节。据统计，它吸引了大约50万嬉皮士参加，被公认为是美国19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这本书的作者，是当年把白湖推销给麦克•朗的提伯。这次成功的推销，救了麦克，救了伍德斯托克，救了白湖，更是救了提伯自己。在整个充满困难的制造音乐节的道路上，提伯不仅顺利的做成了这件事，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更重要的是，筹办音乐节的整个过程让他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是的，他是一个不容于社会的男同性恋。从某种角度说，六十年代美国男同性恋生活的描写无疑增加了眼球吸引率，而且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也圆满的到达了吸引眼球的质量。从少年时期的电影院被猥亵经历到成年后一次次光顾各种同性恋、虐恋酒吧；好莱坞白天风光无限的大明星在夜晚摘下面具后居然成了嗑药到任由一群男人把玩的冻肉；充满魅力的异装癖男爵和如精神导师一般的法国女同吉儿……这些都让我读得津津有味。对亲情伦理的描绘尖锐到让我不时有刺痛的感觉：“P60无数次，我真想掉转车头，忘掉我还认识那两个笨蛋，他们以破坏他们和我的生活为乐。有时候我想把他们两个都掐死。但是我继续朝16号出口开去，尽管脸上流淌着泪水。”然而就是这样的刺痛才能够煽起结尾父母去世时的情分。所以，难怪李安会看上这个故事。这故事包含了一切他喜爱的因素：家庭伦理，同性恋。而且在叙事上有深入浅出的功力。虽然现在看来在北美的票房还不甚理想，但，我还是无比期待。就怕先入为主。一个月前开始，也就是八月份，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便开始作关于纪念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各种报道。我有幸在《城市画报》和《明日风尚》以及《新京报》中都读到了相关的内容。杂志报刊，泛泛的浏览之后便只剩模糊的印象，然而，恰是这种模糊的斑斓，嬉皮士精神所披的外衣一度迷醉了没有立场的我。

信仰爱

埃利奥特 提伯放弃了在曼哈顿室内设计师的工作，要知道，那可正是他童年时期一直要追寻的东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离开他那万恶的母亲，转而接手了白湖的一家濒临倒闭的汽车旅馆，我想原因就是他怀揣着他对父母的爱，于是乎他才能遇到麦克 郎，争取到了音乐节，救活了家里的旅馆，获得了那么多参加音乐节的人们的爱，重获了父亲的爱，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没有提伯就不会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没有音乐节，更没有敢于做自己喜欢的自己的提伯，提伯在父亲临死时问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忍受自己的母亲而不选择离开她，他父亲只给出了简单的三个字——他爱她...书的封底陶喆的评论——我也再次确信人生的宗旨是：以自己的面貌去爱和被爱！ 我们都做到了吗？

向六十年代的青春致敬

摘自《每日新报》 作者：王小柔1969年8月，美国纽约州伍德斯托克小镇附近一个名叫白湖的地方，举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摇滚音乐节。这个以“和平与音乐”为口号的音乐节吸引了大约50万嬉皮士参加，被公认为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嬉皮士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时值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举行四十周年，华裔导演李安向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致敬的新片《制造伍德斯托克》全球首映，与此同时这部电影的原著，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亲历者、创办者埃利奥特•提伯的回忆录《制造伍德斯托克》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引进出版。　　生活苦闷该如何找出口，六十年代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一个很好的典范。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渗透着六十年代的纯真、乐观、不羁与理想主义。三天的民间聚会，50多万人从世界各地拥到默默无闻的白湖小镇，上演了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节。而背后支撑着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却是一个出身卑微、只是为了不让父母经营的旅馆倒闭的小人物提伯。　　没有提伯就没有伍德斯托克，但没有伍德斯托克，也没有今日的提伯。在这部回忆录中，提伯用幽默豁达的文字讲述了自己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真实的故事。年轻时代的提伯遭遇诸多不顺，陷入人生的逼仄困境，希望渺茫时阴差阳错地拯救了险些流产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成为创办者之一。为期三天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对提伯和他的家人来说，是个不断应对失控、冲出绝境的过程，然而正是这个过程，让他得到父亲的接受与谅解，也彻底改变了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制造伍德斯托克》给了提伯一次释放压抑生活的机会，也给了一直拍摄理性与感性主题的李安一次释放宣泄的机会。李安说，这是关于一个少年的成长和解放，如何从压力与耽溺的泥沼中，滋生勇气、找到自我的动人故事，打动他的是这里边关乎自由、关乎忍耐，还有一种让人不忍舍弃的纯真。

火红的青春

到了8月15日，闻讯而至的嬉皮把整个伍德斯托克的交通完全弄瘫痪了，有50万人涌入场地，还有100万人堵在路上。他们彼此分享着食物，水，酒精，毒品。人们从朋友那里得到帮助，就这样对付过去。后来这些年轻人都都成了公司老板和华尔街股票经纪人，伍德斯托克记录了这一代人的梦想，和他们火红的青春

回忆太多

是因为伍德斯托克和李安拍的《制造伍德斯托克》我才买了这本书看，看过之后，从另一个角度，即东道主——音乐节场地方了解伍德斯托克怎么被制造出来，但还是深感被作者故意制造的各种噱头欺骗了……遂我给了三星。埃利奥特在书中描写了大量他作为同性恋不敢出柜的生活，包括他详细描写如何见证了美国著名的同性恋运动导火索“石墙运动”，此外他还在书中描写了大量的有噱头性质的东西，包括他和一系列较有名气的人的性爱史，或者和名人接触的过去。这对我一点儿吸引力都没有。在这里，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制作过程被淡化了，不过也确实没办法，他不是麦克·郎，也不是阿蒂·柯恩菲尔德，他只是当年音乐节联系并提供场地的汽车旅馆老板，并且是个爱好艺术的同性恋老板。另外被淡化的，就是音乐节的音乐。我本猜想埃利奥特会是因为本着对音乐、自由、爱的热爱共同制造音乐节，后来刚看了开头潜意识便告诉我，他好像非常看重这个音乐节能给他们那个快死了的小镇和常年不能营业的汽车旅馆带来更多的钱。当然，我绝不怀疑，渴望被社会接纳的他和他曾经懦弱古板的父亲歇斯底里的母亲后来都爱上了这个音乐节，以及音乐节的精神。埃利奥特在书的结尾回忆，“如今，伍德斯托克过去十年之后，我可以往后一靠，感受那路途的满足。我爬上了那座山——至少摆在我面前的那座。而且跟我长久的报应之神摩西一样，我在巅峰发现了重要的东西。不过我这一次找到的并不是一套沉重的律法。那是音乐，帮助定义我的生命的音乐。”其实全书在之前给我的感觉都是埃利奥特出于对同性恋权利以及自由的向往而大力支持、帮助音乐节的制造，就像他自己写的，“伍德斯托克的价值观——坚持做你自己的自由，以及给予和接受爱的自由——已经改变了我，而且没有回头的路了”，所以当我在全书的最后一段看到他提及“帮助他定义生命的音乐”，我反而觉得他有点虚伪了……好像是为了结尾而结尾，故意提及音乐。其实关音乐什么事儿呢？音乐节结束了，这个1969年的音乐节给埃利奥特带来了太多的东西，在精神上他终于自己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并勇敢地出柜，寻找爱人；物质上他们的小镇因为音乐节而出名，家里的汽车旅馆有了收益；名声上他出名了，并且勇敢地走上了艺术之路，参加电影制作，并开始了写作之路……他还收获了一个爱人。就像他说的，这个音乐节从各个侧面改变了他的生活。所以在音乐节结束的时候，望着离散的人群，他回忆道“我不能观看太久——感觉实在太像生命之血从我的静脉汩汩流出。”回忆伍德斯托克的书太多了，她的历史意义被人们烘托到了无人可及的历史地位，供人们回忆和瞻仰。当年这些有幸参加，甚至组织的人便成了最佳缅怀这段历史的人，他们出来说话，写书，拍纪录片……其实还是有点累的，不是么。

总是有那么一股力量存在的

2009年是伍德斯托克40年纪念日，期待过的几个电影中，《制造伍德斯托克》是之一，后来因为实在对李安不感冒就没看。回到这本原著上，回到提伯关于音乐节的记忆中去。提伯为音乐节提供了许可证，介绍了作为演出场地的农场，并在组办者当中充当一些角色。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给提伯的更多，物质回报，生活方式的改变，命运诅咒的破除，得到自幼祈求而未获的爱。无论伍德斯托的制造者们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伍德斯托克作为音乐、信仰的图腾存在着并且继续流传着，改变和影响着世人们。提伯的文字幽默诙谐，字里行间充满了智慧。当麦克.朗坐着直升飞机从天而降出场后，魔力和热血弥漫开来。

评论制造伍德斯托克

之前email采访《制造伍德斯托克》译者吴冰青，先生回复过慢，以致错过发稿日。以下是来自他的回复，大家看着玩吧。 ·得知您在美国从事金融业的工作，为什么会给翻译《制造伍德斯托克》这本书呢？有什么很个人的原因吗？ 答：翻译Taking Woodstock 这本书，应该归功于译林出版社姚燚编辑的邀请......之前email采访《制造伍德斯托克》译者吴冰青，先生回复过慢，以致错过发稿日。以下是来自他的回复，大家看着玩吧。 ·得知您在美国从事金融业的工作，为什么会给翻译《制造伍德斯托克》这本书呢？有什么很个人的原因吗？ 答：翻译Taking Woodstock 这本书，应该归功于译林出版社姚燚编辑的邀请......之前email采访《制造伍德斯托克》译者吴冰青，先生回复过慢，以致错过发稿日。以下是来自他的回复，大家看着玩吧。 ·得知您在美国从事金融业的工作，为什么会给翻译《制造伍德斯托克》这本书呢？有什么很个人的原因吗？ 答：翻译Taking Woodstock 这本书，应该归功于译林出版社姚燚编辑的邀请......

迟来的回复

之前email采访《制造伍德斯托克》译者吴冰青，先生回复过慢，以致错过发稿日。以下是来自他的回复，大家看着玩吧。·得知您在美国从事金融业的工作，为什么会给翻译《制造伍德斯托克》这本书呢？有什么很个人的原因吗？答：翻译Taking Woodstock 这本书，应该归功于译林出版社姚燚编辑的邀请和鼓励。我在纽约生活多年，对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略知一二。这本自传中，Tiber从纯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一重要的文化事件，切入点比较独特，故事细节鲜活生动，正好可以做这段历史的“补阕”。翻译本书，主要是因为它有一定史料价值，很个人的原因只是对这一时代很感兴趣。工作之余，能够进入另一个神话一般的世界，的确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色彩和乐趣。很喜欢这样的感觉。·翻译过程中，你有没有就什么翻译的问题，和Elliot Tiber沟通过？答：觉得好象没有这个必要。Tiber的作品，文字清新流畅而又风趣幽默，翻译过程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倒是很愿意把这种感受告诉作者。·你在美国参加过曾经举办的Woodstock吗？当时的场景是什么样？答：可惜余生也晚，参加过69年音乐盛会的乐迷，现在大多是六十上下的老人了。此后的纪念音乐会最近的一次是在99年，规模仅次于Woodstock，也是连续三天的音乐。不过，据报导，看当时的场景，似乎应该把“三天的和平和音乐”中的“和平”字样拿掉，换上“暴力”两字就差不多贴切了，一笑。我当时在新泽西，穷学生一个，没钱没车，不过也许幸好没能去参加。今年的纪念演出期间我不巧在国内。·如果说Woodstock能流传至今，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有巨大的影响，你觉得它的精神是什么？或者说，你认为“Woodstock精神”是什么？答：1969年，在外有军事对抗、内有种族不和的时代，几十万真纯的理想主义者，以“三天的和平与音乐”，建立了一个“爱与和平”的乌托邦。音乐会现场成为嘻皮亚文化的小小国度，Yippie活动家霍夫曼将它称为Woodstock Nation。这些15到25岁的年轻人在湖中裸泳，在草地上做爱，在雨后的泥泞中疯狂歌舞，他们吸食迷幻药，用另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觉和对世界与生命的看法。这次音乐盛会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摇滚音乐会，作为60年代嘻皮运动发展到顶峰的标志，是一次影响非常深远的文化事件。嘻皮运动的价值观，特别是和平、爱和人类友爱的理想，开始对主流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我觉得Woodstock反映了嘻皮运动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反传统、反主流文化的反叛态度，这也是音乐节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巨大影响的原因。此外，对Woodstock的理想主义色彩特别欣赏，不仅因为这一点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契合，还因为在当前消费文化的冲击之下，要坚守真正的抱负已经很不容易了。·今年是1969年Woodstock音乐节举办40周年。能和我们说说在美国举办了什么活动吗？大家都以什么方式来纪念？答：为了纪念Woodstock音乐节40周年，美国今年出版了至少13种有关的书籍，其中有原制作人Michael Lang的回忆录The Road to Woodstock，还有Pete Fornatale的Back to the Garden: The Story of Woodstock，纽约时报读书版发表过专文评论这两本书。除了书籍，美国各大媒体还先后登载了大量纪念性文章。Warner兄弟公司的经典记录片Woodstock发行了40周年版。李安根据Tiber的回忆录制作了电影Taking Woodstock，特地选在8月下旬音乐会纪念日之后公映。从8月到10月，还有名为Heroes of Woodstock Tour的北美巡回演出，计划停留15站，多个乐队和主要演唱者大多是在原Woodstock音乐节表演过的。巡回演出最重要的一站，是8月15日晚在俯瞰Woodstock原址的贝特尔艺术中心举办的一场长达8小时的演唱会。这次演唱会聚集了最多的原班人马，演出可谓盛况空前。Woodstock的两位制作人Michael Lang和Joel Rosenman原计划八月份在纽约布鲁克林的Prospect公园举办一场迷你Woodstock音乐节，可惜因为意见分歧而未能找到赞助人，演出最终未能实现。·因为资金问题，2009年Woodstock音乐节取消，但是有关的纪念活动还是进行着。为什么会发生资金问题？甚至是像Woodstock这样，有历史和传统的音乐节。今天，在美国，仍然迷恋Woodstock的都有哪些人？仅仅是当年的老嬉皮士们么？更为年轻的一代是什么态度？就你的观察和体会，你觉得更年轻一代在Woodstock中获得的是什么？（享受音乐？为了好玩？还是像Tiber那样，为了获得内心的自由？）答：原Woodstock的两位制作人Michael Lang和Joel Rosenman几年前就开始考虑筹划这次Woodstock音乐节，他们准备到2009年8月Woodstock40周年纪念日，在布鲁克林的Prospect公园举办为期一天的小型Woodstock演唱会。但是据说因为他们的个性甚至处世哲学上的差异，二人合作比较困难，他们拥有的Woodstock Ventures公司未能找到赞助人，音乐节也最终夭折。这件事<纽约时报>有报导。其实尽管金融危机尚未过去，找到资金还不是特别困难，其他纪念活动仍在进行就是证明。我想，问题主要还出在两位主办人之间能否密切协作。这个问题可能一开始就存在，不过以前有Rosenman的合作伙伴John Roberts居中润滑而没有显现出来，可是Roberts已于2001年去世。今天，Woodstock在美国仍然有广阔的市场，虽然嬉皮运动早就退潮了。老嬉皮士们对集中了当时最优秀乐队的Woodstock的迷恋可能有些怀旧的成分，而年轻一代固然淡化了反叛的嬉皮精神，可是自我宣泄、表达的欲望却同样强烈，摇滚乐在他们中间仍然是最受欢迎的音乐形式。今天，摇滚乐已经少了60年代那种强烈的控诉意味，转而更广泛地反映自己的生活感受和表达对现实的看法，甚至只是自我宣泄而已。更年轻的一代虽然不一定知道或了解Woodstock音乐节，但他们还是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它的影响，他们的音乐品味也可以追溯到60年代的摇滚乐、乡村乐。这种音乐品味已经成为美国通俗文化的特征了。·1969年Woodstock在美国举办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时代背景，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国内老百姓有很强烈的反战情绪。今天其实美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他们在伊拉克战场上投入了太多的人力物力，伤亡巨大。但是40周年的Woodstock竟然做不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答：Woodstock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纪念性的音乐节一直在举办，10、20、25、30周年都有。这些同名音乐节规模都要小一些，不一定在原址举办，气氛也与最初的Woodstock有所变化，有的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暴力、强奸事件。今年适逢Woodstock40周年，纪念活动还是很多的，只是达到像上两届二三十万听众那样规模的音乐节没有办起来。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美国现在的情况已经与60年代很不一样了，作为一种文化运动，嘻皮生活方式早在70年代就慢慢与主流社会妥协，到80年代以后，更是逐渐被美国兴起的物质主义和消费文化吞噬了。现在已经不大容易看到嘻皮士，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平与爱的价值观、反主流反权威的精神已经大为没落。虽然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伤亡巨大，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内反战的声音却一直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与越南战争的情况很不一样，我想这是因为年轻一代的着眼点已经不一样了。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社会和大众文化的环境中，Woodstock能否做起来，甚至任何事情能否做起来，主要还是看有没有商业价值和运作经费，能否实现利润。而现在即使举办了像Woodstock这样的音乐会，我还是难以想象反战会成为它的主题。时代已经不同了。·你参加过中国国内举办的音乐节吗？如果有的话，是哪年举办的什么音乐节？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吗？答：很遗憾，没有。·中国的音乐节也很多，很多组织者都承认自己是受到了Woodstock的影响。从组织者或者主办方的角度看，他们认为Woodstock的商业模式很好，这是一项赚钱的买卖。比如，前不久在张北草原举行的张北音乐节，它让张北，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赚了个钱满钵。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中国复制的音乐节是不是已经成功了？或者，商业上的成功是不是判断一个音乐节成功的标准之一？如果是标志之一，你认为一个成功的音乐节应该具备哪些特质？答：Woodstock本来是商业演出，主办者最初选择在Woodstock办音乐会(后来改在Bethel)，因为很多乐坛大腕住在那一带，容易请到出名的乐队，音乐会还出售门票并出让记录片制作权。只是后来因为前来参加音乐会的乐迷实在太多，主办方不得已只好拆除围栏，音乐会免费。Woodstock Ventures因此亏损了一百多万美元。从商业角度说，Woodstock是一次失败的音乐会，然而，它留下的遗产却不是商业上的盈亏所能比拟的。张北音乐节能够赚钱，在商业上可以说是成功的，这绝对是件好事，对音乐的发展大有好处。商业上的成功当然是判断一个音乐节成功的标准之一。不过，音乐节只是能够赚钱似乎还稍嫌不够，如果还能取得一些更高层次的成就，比如，说得极端一些，标志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的诞生，或者像Woodstock那样喊出一代人的声音，那就是真正的成功了。·郝舫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伍德斯托克离我们到底有多远”（http://ent.sina.com.cn/y/m/2009-02-20/15562384143.shtml），他写道：“也许在大部分时候我们都被像‘伍德斯托克’这样的大型音乐节的阴影所笼罩，我们总是在幻想在中国出现一次那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但大型音乐节的成功并不仅仅依托于音乐上的成功，它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无形力量于偶然中的一次必然爆发。”你认为中国人具备面对一个事物有“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无形力量于偶然中的一次必然爆发”的可能性吗？还是说，中国人在过去的某一阶段，经历过了面对一个事物有“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无形力量于偶然中的一次必然爆发”？在“文革”中，人们的热情与激情被彻底释放。以至于到了今天，再也不可能凝聚类似的力量？因为我们害怕了，害怕再出现群体式的狂欢和群体式的沉醉。答：美国60年代给人的印象是色彩斑斓的多事之秋，越南战争爆发、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国内种族矛盾、登月计划实施，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主流对抗的新左派运动、民权运动和嘻皮运动都在彼此关联地迅速发展。实际上，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嘻皮运动在当时还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Woodstock集中体现了这些亚文化现象，反映了其背后的思想，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的确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是一种无形力量于偶然中的一次必然爆发。历史地看，中国青年不但经历过“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无形力量于偶然中的一次必然爆发”，而且这种爆发的力量、破坏性(或建设性)也是超过他国青年的，这可以从五四以来无数次学生运动中看到。我们是有这种传统的，当然可以凝聚类似的力量，把我们的热情和激情更猛烈地爆发出来。不过，Woodstock的时代已经过去，它的文化背景已经很不一样，不但我们，就连Woodstock的故乡美国也无法重复它了，Woodstock是独一无二的。现在的摇滚音乐会更多的只是音乐会而已，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比Woodstock少了很多。我们最好不要期望重复它，因为即使达到那个规模，也无法体现它的精神实质。其实Woodstock已经成为历史，正如很多无法重复的历史事件一样，我们完全不必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下，我们要的是另一种创造历史的独一无二的爆发。 ·听编辑说，你明天要去电影院看李安拍的《制造伍德斯托克》。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些你的观后感。比如：李安和Tiber的作品有什么视角上的差异？他的电影侧重讲了什么？除了讲述Tiber的故事，贯穿其中的Woodstock，李安是如何变现的？答：去看李安的电影时，下意识地看了看观众的构成，发现并不都是老嘻皮士，二十几岁以下的年轻人还是相当多的。电影围绕Woodstock的筹备讲述了Tiber一家的故事，特别是音乐会如何改变了他们一家的命运。电影只是回忆录的后半部分，虽有不少删削，还算是忠实于原作的。视角上，电影是第三人称叙事，回忆录是第一人称。总的来说，电影相当真实地再现了Woodstock前后的情景，表现了嘻皮生活的某些侧面。不过这部电影似乎并没有达到李安电影一贯的水准。我觉得可能是编剧的问题，电影好像不是在讲Woodstock，而是其背景下一个极普通家庭的生活，有些琐碎、沉闷、冗长，对Woodstock本身的表现不够到位，尤其难以接受的是音乐会现场居然连一个镜头都没有，却立刻跳转到人群散去后满目的狼藉，Michael Lang骑马过来，没来由地赞叹“beautiful”。音乐表现极其不够，Tiber的同性恋身份和石墙骚乱是很重要的内容却没有提到，Woodstock的内在精神看不大清楚，主人公显得过于正统，看不到作为犹太人和同性恋活生生的一面，总之电影还是有点“隔”，也许这样的题材一个外国人很难把握得好？我想，Woodstock如此重大的文化事件，无论如何应该拍得宏大一些。·你看过其他与Woodstock有关的片子么？李安版的电影，和你看过的其他的有关片子有什么特别之处？答：还看过Warner公司的记录片Woodstock，1970年发行，今年又出了纪念版。这部电影非常好，推荐一看。片子真实地反映了Woodstock音乐会方方面面的细节，而且记录了大量的演唱实况，给予观众强烈的现场感。李安版电影的特点则是剑走偏锋，抛弃了正面讲述Woodstock故事的常见手法，甚至完全没有展现音乐会的场面，而是从一个出人意外的角度切入，从Tiber的视角看音乐会对人们的影响。为度假地的生存，他们一家苦苦挣扎很久了，而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音乐会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母亲不再贪心地攫取金钱了，父亲也开始理解儿子，支持他走出去，过自己的生活，主人公也不再为自己是同性恋而遮遮掩掩，而是坦率地“做你自己”。两部电影类别不同，也许不好相比，但可以说是各有特点、各有千秋吧。

答案在风中飘扬

伍斯托克、伍斯托克、伍斯托克……在心中默念着这个词的时候，血液依然能逐渐地沸腾起来，它就像一个开关，哪怕你离开它有多久，也会如遇见一位老情人那般，被撩动起心底的薄荷叶，青春总是呛着味的葱翠。花一点的力气，在唱片架上找出三碟装69年伍斯托克的实况VCD，还能找出94年伍斯托克30周年的实况，还有的是99年35周年的VCD。在那个没有下载的岁月，我被更遥远的摇滚岁月所感动。在所有自我煽动的时光里，伍斯托克是最正宗的圣地，它仿佛是横空出世的乌托邦，仿佛如外星人突然空降那样，既让人叹为观止，又犹若超现实。2009年，伍斯托克40周年，媒体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记录起1969年小镇里发生的故事。和以往不同的是，比起过往，这次不单止停留在那些花童年代迷人的精神状态，也不仅限于在文化意义上的影响。我们还看到了伍斯托克诞生之初近乎光怪陆离的好玩的故事。所以，世间是有三个不同的伍斯托克，一个是开场后的伍斯托克，一个是影响世人后的伍斯托克，《制造伍德斯托克》则是第三个，属于创造伍斯托克者们的伍斯托克。它的出现，实际上完整了伍斯托克，它告诉我们，一个伟大事件的诞生是充满戏剧性的，它并非在完全的计划中，甚至是完全的计划外，谁能想像几个本想捞一笔的年轻人，最终在跌跌撞撞下，完成了惊世一举。故事被埃利奥特.提伯记录下来了，他是为伍斯托克找到场地并提供了办公住宿等基地（最初只为了拯救自家的汽车旅馆）的核心伍斯托克人之一。这是一个充满趣味和艰辛的故事，用一句烂大街的话来形容就是充满了欢笑和泪水。你永远无法想像如果自己遇到提伯这一档之的事会如何，这其实连提伯自己也不知晓会如何，因此阅读《制造伍德斯托克》与观赏伍斯托克的VCD是完全两种迥异的感受，前者诙谐喷饭，后者感动激昂。对于《制造伍德斯托克》，将小说改篇为电影的李安，形容得简洁而朴实，他说：“拍了那么多悲剧，我一直想拍一部喜剧片，一部完全没有讽刺意味的喜剧。这个片子就是这样，它讲了一个追求自由的故事，诚实、忍耐，有一种我们不应该舍弃的纯真的味道。年轻的时候，理解伍斯托克更多是出自一种理想主义，觉得那是人应该对得起自己的态度——不背叛自我、不妥协于社会。后来听到很多提及当年的花童青年，后来也成为主流的中产，心中立即产生一种嗤之以鼻的情绪。当如今自己亦沦为主流社会的一颗螺丝钉后，倒是很大度地原谅了自己。也是因为，你可以相信，伍斯托克，是关于人类的爱能抵及哪里的实验。正如提伯总结的那般，“伍德斯托克的价值观——坚持做你自己的自由，以及给予和接收爱的自由。”一如那句名言：“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无论你是在做摇滚，还是做保险，从事艺术，还是公务员，只要能遵循内心，相信爱的最高价值，你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伍斯托克人。

为什么一窝蜂都来评摇滚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最近几年出版的有关欧美意识形态的书籍，回忆音乐的书总是被人热捧，不管这个歌手好不好，是否有名，似乎摇滚过去了50年，在中国突然冒出来一批知音。

花开在怒放的时刻

从种子，到苗，到花蕾，到盛开，到凋谢。生命具有张力，却让人们全然只顾及那花开的区间。生命就像是快镜头里的花开，从花蕾到怒放只需要如此短暂，却又触目惊心。Tiber的生命是在艺术的道路上立了的一块牌，是在摩纳哥旁边的那个二号小楼，是在奔向开幕式的那辆摩托车警察的腰上，是在那个贴在舌头上的小纸片上，最后鹅毛般落在André Ernotte的心里。我们都是沉浸在井坑里的大麻在身体里的微醉，走在地下，想暴露着自己的身体，却也偏执的想奔向阳光的方向。生命冲破牢笼的俊美莫过于那些二号小楼的欢快的日夜，莫过于老爸的明白离开，莫过于1969年8月18日人们离开后的空灵。伍德斯托克像个神话，那些张扬着自己的人们的天堂，那些走过迷雾的尽头的伊甸园。生命在每个人那里并差不了不少，满是徘徊和忧郁的标签浮在自慰的快感里，可是谁又撕裂过那桎梏外衣走向一个简单的v字呢？可是谁又不是该揣着这样一个梦想走下去呢？一种豁然的开朗突然显现在白湖的农场，写进一代又一代的刻印里。peace, love and music.让我们都绽放吧，我们最初就在酝酿着那个时刻，那段真实。

一个值得铭记一生的故事

我用一整天时间读完了《制造伍德斯托克》，我想，这可能是近两个月来我干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多么向往那个时代呀！那么多人为了心中的爱与和平涌向白湖，尽情享受三天的美好时光——充满了自由，友爱，当然还有激情洋溢的音乐。值得注意的是，提伯——本书的作者也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创办者之一——没有仅从赞颂的角度去描写音乐节，因为它也的确是一波三折：无聊的政客和保守人士不断地阻挠、威胁，试图将音乐节扼杀在摇篮中，但那些可爱的嬉皮士们，甚至是提伯那顽固、缺乏人情味的父母，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团结地组成了一条战线，保卫着他们坚不可摧的梦想——这是音乐的力量吗？或许是，又或许不是，因为那时音乐节还并未开幕呢，不过这些人确实是为了音乐而来到这里的。所以，我想我可以这么说：这种巨大的力量来源于理想，而这个理想与音乐有关，那就是音乐中歌颂的自由，爱与和平。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提伯的父母的变化，这两个老人家不懂音乐，他们只知道他们的工作和钱，而在忙于音乐节前的一大堆准备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从生活的失败者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我想，每个人的一生都该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它能让你认清你自己，发自内心地肯定你自己，然后明白你自己最适合的位置在哪里。我最喜欢的人物应该就是麦克•朗了，他永远都是平静地微笑着，仿佛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现实也的确如此。我也想拥有像麦克•朗这样的朋友，乐观、自信、平和，能给身边人带来鼓舞和无穷的力量。故事中那些平凡的小角色也带给了我温暖，比如那个信佛教的吉儿，那个在骚乱中吟唱“随风飘荡”的男孩，那个诞下女婴的年轻母亲……这本书不仅是伍德斯托克的历史，它更像是提伯的一部自传，一个关于在音乐的伴奏下追寻爱和认识自我的人生故事。读完这本书，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去追寻那值得你追寻一生的爱吧，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和被爱，以宽容、真诚、纯真的心，去信任值得你信任的人。或许音乐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音乐本身，而是我们有一颗大爱之心，我们在有音乐的世界上相伴而行。

最纯真的奇迹

拿到书的同时，就有了电影版本，没敢先看电影，怕被李安坏了胃口。书写得很美国，一网打尽了几乎所有我喜欢的美国词汇，那些粗鲁、幼拙和天真的化学词汇。我想我真正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又一次大声地喊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做你想做的。”很多次，从年轻到现在，沮丧和自我怀疑之中，这个句子最响亮、最坚决。它写了一个丑陋、肥胖而自卑的同性恋少年的一次最动荡神奇的内心风暴，还有一代人的癫狂之旅。在我作为一个从20岁开始接触到摇滚乐的乐迷来说，这本书带来的体验，最为准确、有力地让我了解到，冒险是怎么一回事，生命燃烧的火焰到底可以有多么灼热。有很多奇迹，比如宇航员登月，比如战争未能泯灭的人性，社会的、个人生死的、宗教的、情感的、艺术创造的、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带来的对于人类或个人的影响都重若千钧，给心灵的激荡都迅若海啸，都足够我的嘴巴由于惊异而变大------直到我老了见惯了又闭上，但这一个不一样，这一个无比纯真和魔幻，只有死前的梦才配得上它，它是一次人生的突围，我猜每一个人都幻想过从目前的生活里飞走，幻想自己仍然具有让生命可以更有趣更开阔的能量。只要你还活着，你还认为自己活着，你就得信奇迹。

放荡就是我只跟着思维走 而总有人跟着我走

整本书一会说我妈妈怎么设法圈钱 一会说我咋地咋地的被同性恋施暴 到一半多一点才开始交代伍德斯托克 对于60年代的嬉皮士来讲 自由就是全部 原来写书也是一样 想到啥就写啥 跳跃度很大 这是我看过的第一本来自一个正宗的嬉皮士的传记 对于在当下需要隐瞒扭捏的搞基行为或是压抑的性欲 在60年代都特么果断去追求 所以60年代各类艺术都井喷了出来 这个时代谁想看起来牛逼 那就统统向过去看齐 无论行为举止还是穿着打扮 都想像一个嬉皮士 可你特么的脱了衣服穿上XXX你还是傻逼啊 那个时代过去了 这本苦逼的书只能让你在意淫之余好好挖掘下自己 哈哈 可能我想多了 反正我们都爱60年代 那就给自己一个真正放荡的心吧

这是一本励志的书

躺在病床上很快就看完了这本书。这本书跟伍德斯托克没什么关系，但其实从作者来看又关系重大。我在读作者自传的时候就觉得他太会讲故事了，而且讲得真诚，让人怜悯，他跟那些文化大鳄的交往也令人惊心，的确有噱头。看到石墙保卫战时，我竟然热血沸腾起来，毕竟人类为生存和尊严而战，总是令人钦佩的。那个情景让我想起西恩潘的那部电影，同样感人至深。看到伍德斯托克周边的描写，我这个不要脸的总是忍不住想起自己的经历，感慨良多。但我错过了花童的嬉皮士的美好年代，神往一下。一边看这本书，一边也在看1969和1999伍德斯托克的片子，往俗里使劲想让思想插上翅膀——觉得自己生错了年代和地点。我没那么大野心想去策划组织那个伟大的活动，我只想成为那百万大军中的一员，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烂生活。

伍德斯托克

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文笔幽默，细微之处又令人心生感动，作者与帕蒂史密斯（只是孩子）的主人公罗伯特，与杜鲁门卡波特，田纳西威廉斯都有过深度交流，还参加了石墙骚乱，至于是不是自己描述的第一个喊出＂同性恋力量＂的人，我不会恶意怀疑。当时认为里面会有演出台前幕后的轶事之类的，读过半本后发现不是。虽然与音乐无甚关联，与真正的音乐节过程也少有交叉，但是让人不能放手，想一口气读完。这本书适合喜欢音乐，六十年代的人读，适合同性恋读，适合喜欢迷笛音乐节的人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