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宜笔记

章节摘录

　　书摘　　不过，王佩诤先生的名片却一直由我保存着。即使在颠沛流离的十年浩劫中，它也不曾从旧箧中“清理”出去。特别是获悉王先生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含冤而死的消息后，睹物思人，对这张名片更是加倍珍惜。我总是希望有一天能手持这张名片，去见那位心仪数十年的“年轻学者”。　　这个愿望直到今年夏天才实现。这时，我已65岁，“年轻学者”则已九十有四。　　这次会面很有传奇色彩。8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老同学蔡耕，到北京来向故宫博物院老专家王世襄约稿，闲谈中提到在人民日报工作的范某很想见顾廷龙先生，王老与顾先生是好朋友，慨然同意引见。于是第二天，我们三人驱车前往顾老的京寓。　　真想不到，年逾九旬的顾老竟是那么清健，眼不花，背不驼，一头银发梳得一丝不乱，虽然酷热难当，身上穿得整整齐齐，与不修边幅、身穿背心、手拎竹篮的王老相映成趣。　　不等介绍，我就双手递上王佩诤先生的名片。顾老接过一看，立刻惊问：“哎呀，这是王先生什么时候写的？”我将原委说了一遍，顾老嗟叹不已，说：“王先生真是硬气，‘文革’中我和他一起蹲牛棚，造反派逼他写检查，他硬说一生没有写过，不会写。其实他哪能不会写，他是决不会写违心话的。”　　可是，后来我竟让一位年轻人说动了心，这是《新民晚报》的青年编辑。在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她能否讲几件可以说动我回上海的事情，她当即举了三件，都是没有怎么上过报纸和荧屏的：第一，公共车辆在马路上转弯时不再“敲帮”了；第二，公共汽车司乘人员不再推乘客的腰背了；第三，商店里不再喊话，提醒顾客“注意钱包”了。　　果然灵验，这三件小事把我吸引到了上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不赘）。　　这里，需要向不熟悉上海情况的读者解释几句。第一，关于公共车辆“敲帮”：由于过去上海街道普遍比较狭窄，公共车辆到站或转弯时，售票员总要探身车外，用木板猛敲车帮，要路边车辆行人让路。现在不用“敲帮”，说明路面拓宽，或调整了行车路线，路况大有改善。第二，关于不推乘客。过去上海公共车辆特别拥挤，车一到站，乘客蜂拥而上，有的吊住车门不放。司机无奈，只好下车粗野地连推带搡，把乘客塞进车内。现在不再推搡，说明公共交通问题有了缓解。第三，关于商店喊话问题。过去大小商店总有一两个戴着红袖章的退休老职工，坐在两米多高的凳子上“监视”店内往来人员，防止扒手。玖在没有了，说明在商店增多人也就不那么挤的同时，治安情况有所好转，或者商店的管理办法也改进了。　　今年春节，我到上海之后，经过细心观察，证明那位年轻编辑所言不虚。这三件事情虽小，且不易为外地人觉察，其实反映的却是大问题，即上海市的党政领导，确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像这样为普通市民津津乐道、人人都有切身感受的事情，为何不见有人把它写成《上海最后一辆黄包车送进博物馆》那样的新闻，作为报纸和荧屏的头条呢？如果写好了，很可能被评为中国好新闻一等奖的呀。　　如果埋怨我们的新闻记者缺乏新闻敏感，那是不公平的。我首先自问：你当过多年报纸总编辑，虽然也经常鼓励记者写“原汁原味”的反映老百姓喜怒哀乐的新闻，但是，如果哪位记者写了这样三件小事的新闻，你有胆识把它放到要闻版的突出位置吗？你会不会也批评记者“缺乏高度”“缺乏深度”，要求彻底改写，使它变成一篇新闻八股？　　看来，尽管我们天天提倡新闻报道要贴近群众，实际上是很难的。难就难在不容易冲破框子，放下架子，和老百姓平起平坐，向他们学习如何讲话，如何表达。只有平易，才能近人；只有近人，才能感人。最感人之处，即在平易之中。因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是实实在在，而不是成串的“高级形容词”。　　龚自珍有首论诗的诗：“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为诗如此，为新闻何独不然！）　　（原题为《感人即在平易处》）　　《新民晚报》在读者（特别是上海读者）中享有的欢迎程度和信任程度，是令人羡慕的，它简直成了市民“不可一日无此君”的生活伴侣。每天下午，随着一声声“夜报来嘞”的市声，上海大街小巷就出现千家万户读晚报的独特景象。记得母亲在世时，就把晚报当作主要的信息来源和行为规范。有一次晚报刊登了一条高楼窗台摆花盆落下伤人的消息，她就去关照左邻右舍把窗台上的花盆撤下。根据就是“夜报上说的”。　　要真正做到“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很不容易的。飞入，不是闯入，不是强入，而是要像可爱的燕子那样，被干家万户的主人欣然接纳。即使晚到了半小时，人们也会牵记：“春天来了，燕子怎么还不来？”《新民晚报》之所以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了几代报人的努力，形成了一种自觉，即：时时刻刻把读者放在心上，处处想到读者，事事为了读者。　　这种自觉，表现在办报风格上，是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表现在报纸内容上，是包罗万象，雅俗共赏，善调众口，使不同阶层、职业、爱好的读者都可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表现在办报方法上，是挖空心思，好戏连台，让读者能够天天尝到可口的“饭菜”。仅以“夜光杯”的“十日谈”专栏为例，已经坚持办了十多年，至今内容层出不穷，方兴未艾，令人佩服。表现在社会联系上，是广结善缘，远悦近来。不但热情为读者服务，而且真情与作者交友。那么多名家经常地为《新民晚报》写稿，就是最好的说明。　　现在，报界都在研究报纸的前景和命运，研究报纸如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其中不乏有价值的观点，但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以中国具体报纸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的，似乎还嫌不足。依我看来，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何飞入百姓家，便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研究题目，而这个研究对象就在我们身边。　　有朋自上海来，说起有些年轻学者打算研究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画家群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从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期，上海画坛确实涌现一批名噪一时的女画家，流风遗韵，至今未绝。根据我的记忆，其中有擅画人物仕女的陈小翠、周练霞；擅画花鸟虫鱼的庞左玉、吴青　　霞、李秋君、陈佩秋、潘静淑；擅画山水的樊颖初、樊诵芬、顾青瑶、顾飞、鲍亚晖，后起之秀还有郁慕云、郁慕莲、郁慕洁三姐妹等，可谓极一时之盛。在中国画史上，一段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出现这样一个女画家群体，不能不说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这种现象出现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浙一带的士绅富豪以及各类知识分子纷纷涌入上海租界避难，不少年轻的女画家就是在这时来到上海的。二是一批画坛魁首云集上海，先有江苏的吴湖帆、冯超然、吴子深、吴待秋、樊少云、王个移、朱屺瞻、贺天健等，后有云间白蕉、西泠石伽、杭人唐云等等。在他们门下，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红颜弟子”。三是由于十里洋场的畸形繁荣，形成了一个广阔的书画市场，许多人就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分析一下，这批女画家大抵具有下述特点：　　厂第一个特点是多数人出自名门望族。比如，庞左玉是江南大收藏家庞莱臣（虚斋）的侄女，自幼耳濡目染，眼界广阔，加之天资聪颖，出手便自不凡，师法恽南田花卉　　几可乱真。陈小翠是我国早期实业家兼诗人陈蝶仙（天虚我生）的爱女，其兄陈定山也是造诣很深的书画家和诗人，她的作品秀丽清新，有浓厚的诗情画意。樊颖初、樊诵芬是名画家樊少云之女、樊伯炎之姐，家学渊源，多才多艺，不但山水功力深厚，不让须眉，而且雅擅昆曲。顾青瑶是清代名画家顾若波的孙女，山水粗犷，有男子之风。潘静淑是苏州大收藏家潘祖荫的侄女，又是大画家吴湖帆的夫人，在收藏极富的“梅景书屋”中，伉俪朝夕切磋，有“管赵”之誉（指元代大书画家赵松雪与夫人管道韫）。鲍亚晖则是上海著名会计师潘序伦的夫人。　　不过，从历史上看，“洋泾浜英语”也曾在对外交往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一百多年前，上海开埠之初，除了上过洋学校、留过洋的少数知识分子外，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受过正规的英语教育。跟外国人打交道或为外国人办事的人，只能用“洋泾浜英语”作为交流工具。洋行里的杂役，饭店里的西崽，巡捕房里的巡捕，商店里的伙计，洋人家里雇的仆人、保姆以至黄包车夫等等，大抵都会说几句“洋泾浜”，有的还说得非常流利。　　说来奇怪，尽管这种“洋泾浜”谬误百出，洋人居然都听得明白。比如：接电话问对方“You is what”（你是什么），洋人不但懂，而且也不以为失礼；保姆哄孩子：“Baby no cry，baby cry，阿妈也cry”（宝宝别哭，宝宝哭了，阿妈也要哭），居然也能把孩子逗得破涕为笑。这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　　如果把当时的“洋泾浜”搜集起来，完全可以出一本《洋泾浜大全》。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就有两例：　　——外国主人回家，看见玻璃窗打碎了，便问仆人缘故，仆人很流利地用“洋泾浜”回答：“inside（里面）吱吱吱，outside（外面）喵喵喵，glass（玻璃）克郎当！”洋主人一听就乐了，原来是猫抓老鼠闯的祸。　　——洋行老板让中国司机到大光明电影院买电影票，司机空手而归，指手划脚地告诉老板：“Manmountain man sea，today nO see，tomorrow see，tomorrow see， samesee！”老板也听懂了：人山人海，今天看不成了，明天看吧，明天看，还是那个影片！　　如果查一查当时上海一批老板、闻人的发迹史，不难发现其中不少人是靠“洋泾浜”起家的。他们即使成了显赫一时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说的还是“洋泾浜”。当然，他们的后代就大不相同了。　　其实，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中国人固然讲“洋泾浜英语”，外国人同样讲“洋泾浜中文”。比如把一个人说成“一只人”，把一条狗说成“一位狗”，把母牛说成“牛的母亲”，把鸡蛋说成“鸡的儿子”等等。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美国老校长卜舫济，当时算是中国通，喜欢用中文讲演，但因为掌握不好中文的四声和抑扬顿挫，经常闹笑话。有一次竟然在大会上讲：“兄弟今朝有两个屁——放（比方），一个——屁放在中国，一个——屁放在美国”，引起哄堂大笑。直到去年，圣约翰校友集会时，白发苍苍的同学们还拿这故事互相调侃，笑得前仰后合。　　时代在前进，语言也在进步。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广泛深入，外语教育的普及，不但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大大提高，外国人的中文水平也大大提高。现在有些中国青年人的英语说得比外国人还流利，有些外国青年人的中国话讲得比中国人还标准（加拿大的大山就是一例）。在这种形势下，“洋泾浜”将来也一定会逐渐成为历史陈迹。再过若干年，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洋泾浜”为何物了，故写了上面这篇文字，作为历史存照。　　……

内容概要

范敬宜，1931年生于江苏吴县，1937年迁居上海。先后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和上海圣约翰大学。1951年离开上海，远赴东北，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东北日报助理编辑，辽宁日报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反右、“文革“均遭厄运，在辽西贫困山区生活十年之久。1984年调京，历任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经济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辑。现任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的一生几起几落，充满传奇色彩，写过大量新闻作品。本书收集的主要是他1999年以来为《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敬宜笔记”专栏写的随笔。

书籍目录

自序

“人走茶凉”属正常

日归日归归未归

大师与小卒

漫步巴黎忆恩师

一张名片五十年

蓝色的火焰

从章太炎想起王佩伊

人到晚年学说话

叶圣陶的尊师情结

校长的人格魅力

变黄的作文卷子

北方工大有座艺术馆

惭愧

垫过猪圈的名碑

访旧须趁人未老

可爱的“燕子”

课文应收《隆中对》

莫忘博物馆

离筵壮歌

人近七十学听话

两块和田玉

从“一位罪犯”说起

龙年春节忆“沙龙”

任仲夷的幽默

“鉴定家”的堕落

有这样一位县长

青年歌手，请你理解

古战场上电话多

如果周庄当年……

“余束发”是谁？

上海女画家忆旧

红楼忆吴梅

上海人的心气

话说“洋泾浜”

名医的医风

华尔道夫饭店感怀

为“五分钟发言”鼓掌

“世外桃源”爱鸟情

云南鲜花论厅卖

换个角度谈张謇

变在不知不觉中

胡绳的最后一篇文章

踏雪想“闲事”

春夜听琴

柯灵在我家疗伤

革命的“铜豌豆”

香雪海之恨

惜哉！樊伯炎先生

听中山先生当年的声音

“老泪”何以“浑浊”？

记者为何不“记”？

孟母碑前思“母教”

涸者如斯夫

昆曲欣逢又一春

难忘深深一鞠躬

漂亮的回答

有山无水又何妨

再谈母教

流风遗韵忆画坛

雨歇波平政亦闲

作者简介

收入这本小册子的，除了前面六篇外，都是我近年在《新民晚报》“敬宜笔记”专栏里发表过的拙作。

    我从事新闻工作匆匆已50年，还从来没有出过个人作品专集。在这之前，人民日报出版社曾经为我出过一本《总编辑手记》，不过那完全是工作日录，算不得是作品。后来又有好几家出版社愿意为我出版新闻、评论、散文集，我都婉谢了。这倒不是故作谦虚，而是觉得过去写过的多属“覆瓿”之作，有留存价值的东西太少，不如藏拙为好。

    1998年春天，我从《人民日报》的岗位上退下，到了全国人大，工作压力相对减轻。《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责编贺小钢同志便来找我，提出希望为我开辟一个比较轻松的专栏，条件相当宽松：内容不限：可以记事，可以记人，可以谈古，可以说今；体裁不限：可以是随笔，可以是散文，可以是杂文，可以是书信；篇幅不限：可长可短，短者几百字，长者一千多字；时间不限：每月可以三、四篇，也可以一、两篇。盛情难却，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应承了下来。不知不觉一试就两年有余，居然巳凑满五十多篇。如果不是《新民晚报》提供了这样一块园地，并且经常“催耕催种”，是不可能有此收获的。

    虽说跟文字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现在要写点“轻松”的文字却并不轻松。我理解，报社对这类专栏所要求的轻松是：既要有点可读性，又要有点思想性；既要有点人情味，又要有点文化味；既要有点情节，又要有点情趣；通而不俗，雅而不酸。对我这个写惯报章文体的人来说，需要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好在为“夜光杯”写稿的作者有许多是我尊敬、仰慕的学者，如季羡林、王元化、冯亦代、黄苗子、黄宗江、虞丹等先生，我就诚心诚意地向他们“学艺”。当然，只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已。

    有些同志常对我说：写这样的“豆腐干”“千字文”，对你来说岂不是轻而易举？只有我自己知道，写得很累，写得很慢。不能不承认，人到老年，思维迟钝了，笔尖也迟钝了，“一挥而就”的时代已经逝去。我能依靠的只有少睡觉，少休息。自从“敬宜笔记”开栏以后，我就自觉地把午休免了，因为午间是我一天中唯一基本上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有人建议我把这本书定名为《午间集》。（因怕招攀附宋代词人《花间集》之讥，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当然，也有朋友责我“何自苦如此”？我自嘲曰：“不过是为了预防僵化、老化，预防将来得老年痴呆症。”事实上，我并不以为苦，而是以此为乐。真的，写《笔记》是我晚年的一大乐，一种难以言传的赏心乐事。

    借此书出版的机会，我要深切地感谢《新民晚报》领导给予热情支持，感谢“夜光杯”的责编同志为我付出的大量心血，感谢广大读者对这个专栏的关心和鼓励。只要他们还愿意登、愿意读，我将继续写下去。

    2001年10月30日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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