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的艺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
出版日期:2009
ISBN:9787208084100
作者:[美]尤里·叶拉金
页数:345页
章节摘录
第一部 戏剧 一 一九三○年春，我的恩师、莫斯科知名小提琴家和作曲家瓦希里希林斯基邀请我到第二艺术剧院参加《彼得一世》的演出。希林斯基是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那是我首次通过舞台门走进剧院。 我拿着琴盒，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剧院乐队的门厅，好奇与兴奋交织的心情，我终身难忘。发型师、服装师和道具师来回奔忙着。我遇到几个神色庄严的彼得大帝时代的朝臣，他们身穿亮丽的金缕绣衣，着假发，悬佩剑。走廊尽头，一群身着罗衣的十七世纪女子站在一面大镜子前。她们的发型精美之极。我觉得从未见过如此美艳的景致。最后我来到舞台。大家正敲打和移动布景，把奇形怪状的家具推来推去，四处悬挂着帷幔、幕布和绳子。像世界上所有的大剧院一样，为了准备演出，启幕前半小时总是一片嘈杂与喧闹。
前言
本书作者尤里·叶拉金是幸运的，由于他所从事的职业——小提琴手，在苏联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能够躲在艺术的象牙塔内观察并记录下所见所闻，给人们留下那一时代的生动场景。 叶拉金何许人？其实在俄国知道他的人也不多。 尤里·波里索维奇·叶拉金，在当时的苏联属家庭出身不良者之列，属“社会危险”阶层，祖父是纺织厂厂主，父亲是优秀的工程师。1928年苏联制造出一个“沙赫特案件”，由此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受到无端迫害。叶拉金的父亲也未能幸免，被流放西伯利亚。19岁的叶拉金本人也被捕入狱，在布特尔监狱关押了几个月，后因找不到罪证获释，但被剥夺了公民权。母亲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是钢琴家，丈夫被流放后，她也被遣送西伯利亚，住在离丈夫不远的村庄，目的是能够看到丈夫并尽可能给予帮助。叶拉金从9岁开始学拉小提琴，他的音乐启蒙教育是母亲给的。一个被剥夺公民权的人，要找一个固定的职业是非常难的。他只能在一些音乐团体打工，起初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乐队，1931年在瓦赫坦戈夫剧院的乐队拉小提琴，由于他在音乐方面的天分，赏识他的剧院领导设法把他正式调入乐队，并帮他摘去“被剥夺公民权”的帽子。这样他就有权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取得正式的学历。他边学习，边在瓦赫坦戈夫剧院工作，过着莫斯科精英阶层的优越生活。1935年父亲在西伯利亚去世，剧院领导又帮他把母亲迁入莫斯科居住。按规定，她作为劳改犯的家属是不能在莫斯科居留的。音乐学院毕业后，1940年叶拉金被分配到克拉斯诺达尔的一所音乐学校教授小提琴，并在音乐厅兼职。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不知是来不及撤退，还是有意留下，最后进了德国的遣送营。遣送营是德国为从占领区裹挟到德国去的人而设的。1945-1947年间叶拉金就滞留在遣送营，然后辗转到了美国，继续其音乐事业，经常在休斯敦交响乐团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得到侨居美国的俄作曲家、指挥家斯特拉文斯基和美国指挥家斯托科夫斯基的好评。
内容概要
尤里•波里索维奇•叶拉金（Ю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Елагин，1910—1987），曾供职于苏联瓦赫坦戈夫剧院担任小提琴手，后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二战”后，辗转至美国，在休斯顿交响乐团任第一小提琴手。对苏联艺术生活有深刻观察，另著有《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1874—1940）——黑色的天才》。
书籍目录
序
第一部分 戏剧
一 我拿着琴盒，穿过长长的走廊
二 瓦赫坦戈夫剧院的一员
三 特殊照顾与花盆事件
四 母亲的居住许可证
五 统一国内的艺术生活
六 艺术协商会、希佐夫
七 艺术家们
八 这将是一次他终身难忘的野餐
九 他贵族气十足的英俊脸庞
十 苏联戏剧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第二部分 音乐-
十一 入学考试
十二 莫斯科音乐学院
十三 音乐家的待遇
尾声
十四 政府历史上第一次规定了音乐作品的形式和内容
十五 进行曲
十六 爵士乐
十七 带上证件，门口集合！
十八 杜纳耶夫斯基
十九 个人音乐鉴赏趣味
二十 毕业分配，远行
编辑推荐
我们想知道怎样才能讨好这位著名作家，最后我们的计划变得成熟起来。我们越讨论这个主意，情绪就变得越热烈。我们决定安排一次盛大的野餐向托尔斯泰表示敬意，这将是一次他终身难忘的野餐，除了把新作交给我们外，他别无选择。
作者简介
1930年代，小提琴手尤里•叶拉金以旁观者和亲历者的双重身份，传神记录下苏联艺术世界的万千景象。形形色色的戏剧家、音乐家登场亮相，其中也包括了那些永恒闪耀的名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杜纳耶夫斯基……
艺术家们得到了生活上的特权待遇，也遭受了艺术上的创作束缚。他如何获得公民权、他的母亲如何获准留在莫斯科、他考取莫斯科音乐学院及最后的分配都极富戏剧性。剧院为了获得好剧本而讨好阿•托尔斯泰的欢迎场面，滑稽而令人捧腹。作者对他经历的十年间的文艺政策给予了深刻的批判，表达了一个艺术家渴望遵循艺术规律的心声。
本书1951年在美国出版，成为畅销书，2002年在俄国出版。
图书封面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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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来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本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驯服的艺术》是一本纪实文学。作者、小提琴家尤里.叶拉金所讲述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艺术世界的万千景象。“艺术家们获得了生活上的特权待遇，也遭受了艺术上的创作束缚”。在书的上半部分，那些永恒闪耀着的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一一登场，而下半本书则专注于介绍宏伟的苏联音乐教育系统，特别有趣的是交代了许多莫斯科音乐学院内部的学习、生活细节，故而这本书对音乐爱好者产生了格外大的吸引力。首先留给人深刻印象的是莫斯科音乐学院蔚为壮观的内部结构。作者回忆他在校时，各系的水平参差不齐比如作曲系师资雄厚，但受到外界压力最大；指挥系和声乐较弱，既没有出色的教授，亦无嗓音出众的学生；钢琴系和管弦乐系则是王牌专业，演奏水平最高，师资一流，学生也很有天赋。其时，涅高茨是院长，但后来被迫辞职；戈登维瑟演奏功力深厚，管理得法，但却为人精明，不讲原则，不受学生欢迎；至于管弦乐系，文化程度不高、“勉强能拉几首浅易练习曲”的斯托里亚尔斯基却靠独特的教学方法称为了最伟大的小提琴教育家；其学生、年轻一辈的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友善谦和；至于作者自己的小提琴教授朱伊甘诺夫，从巴洛克，到巴托克、勋伯格，无所不擅，还搜集整编了五十支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华彩。而据叶拉金回忆，不同院系的学生从外表上也能一眼辨出：钢琴系神情严肃、外表聪颖，衣着却破旧廉价，缘于苦练无暇去挣钱；管弦乐系大多身兼数职，忙忙碌碌，衣着考究，自命不凡；而声乐系的姑娘们大多是典型的俄罗斯乡村容貌，身材颀长，金发碧眼。作者对不同国家音乐演奏风格的“吐槽”也相当有趣：在音乐历史悠久的德国，人们尊重音乐的内容，对技巧却存轻视之心，因此年轻德国音乐家的演奏水平“低得难以置信”；而在美国恰好相反，他们吹捧技巧，沉迷于外表的浮光掠影，天才小提琴手能精彩拉出帕格尼尼，却演不好贝多芬的奏鸣曲。在作者看来，莫斯科音乐学院一套教学体系的价值，恰恰在于能在精神和技巧两者间取得有机的平衡。另外，作者叶拉金亲身经历的、那些苏联音乐史上的变迁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比如1929年，柴可夫斯基、肖邦与爵士乐被一同认为是颓废的象征，禁演无赦，但到了1932年，爵士乐和现代舞像雨后春笋般发展，严肃音乐反而被压过了一头；又如，1934年，音乐学院教授的月收入是四百卢布，讲师二百到二百五十；但同时好的剧团演员可以拿到一千或者两千卢布，可见音乐行业相对弱势。我们继而可以拿其他行业作对比——莫斯科医院的主任医师，三百五十；工程师，五百到六百；普通工人，二百；洗衣妇，一百。但是1939年，音乐家的待遇突然被提高，学院教授收入到了一千五，讲师到了五百，而其他行业工作者的收入大多没变。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苏联音乐家在欧洲各地的国际比赛上捷报频传，音乐家在“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头衔中分得一席之地，而1939年的大肃反又对音乐生活的影响较小，从而令音乐相较戏剧等其他文艺行业取得更多的社会尊重与地位。管中窥豹也罢，见微知著也罢，我们多少可以从作者的叙述中，梳理出苏联近代音乐发展一个几起几伏的整体趋势。诚然，苏联政府从旧俄罗斯时代继承了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各种流派都呈现出了成熟的大家风范，但随着民歌的原始形式被提升到最高地位，艺术创作的专业标准降低， 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联系又齐齐被割断，百花齐放的艺术风格被抑制，尽管苏联艺术家在物质上不虞匮乏，精神上不乏荣耀，但他们在创作历程中也领教了人类近代音乐史上的一次高昂代价。 -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俄罗斯大地上有场著名的对“不劳而获者布罗茨基审判大会”。法官对公民布罗茨基提起公诉，认为他在几年时间里经常调换工作，期间很久不参加社会主义劳动，只写诗歌，过着一种寄生虫般不劳而获的生活。在庭审结束时，诗人反驳说他不但不是一个不劳而获的人，反而是一位能为祖国添彩的诗人。此话引起了周遭围观群众的哄堂大笑。当然，最后的审判结果我们已然熟知：不劳而获者布罗茨基被判五年流放刑期。在读《驯服的艺术》的过程总对比想到这个审判的细节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一种阅读情绪上的反差。本书的作者小提琴手尤里·叶拉金生活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竟如此幸运，之前对这样一个精英艺术阶层的存在知之寥寥。我接触过的苏联印象大都是受过迫害的人群，在那个万马齐喑腥风血雨的时代里，噤声和莫名消失的占大多数。以我较熟知的作家群体为例，高尔基被毒死，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巴别尔身陷囹圄，布尔加科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缄默不语。我印象最深是四十年代对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公开审判，日丹诺夫甚至在报告中称这位原本被誉为“俄罗斯诗歌月亮”的女诗人为“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相比这些，后来对布罗茨基的审判反而显得轻松很多。但在叶拉金的这本回忆录性质的随笔中，他所描述到生活让人瞠目结舌，根本无法与以上我提到的那种作家的迫害联系到一起。无论是早年在瓦赫坦戈夫剧院拉小提琴，还是随后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生活，他接触到的作曲家和音乐家基本在那个特定时期都受到了特权阶层的庇护。最为极端的一个例子，剧院经理和导演因为阳台上的一个花盆是否会掉下来伤人的事件有了争执，竟然能把官司打到苏维埃主席那里，就差被提交到政治局由伟大领袖斯大林决定谁对谁错了！这样的颇具黑色幽默的一幕对比那一刻在外界发生的残酷清洗运动，荒诞的反差效应可见一斑。我还要说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种荒诞的阅读情绪上的反差立刻让我意识到，叶拉金描述的这种看似幸运的背后仍然是一贯的暗流汹涌，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我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有特权阶层的存在更映衬了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毫无安全感的酷烈环境中，政治和艺术之间一旦具有了无可分割性，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成为迫害的正当理由。苏联的这种恐怖政策的连续性从三四十年年代开始，到五六十年代依然如故，斯大林时代虽然熬过了，换了赫鲁晓夫时代并无多大改观，对艺术的钳制，对诗人的迫害，对作家和艺术家洗脑和迫害始终如一，四十年代对诗人阿赫玛托娃的人格的污蔑到六十年代对诗人布罗茨基的嘲笑，本质有何不同？这种恐怖政策上的连续性和单一性才是最令我们担忧的。三十年代中期在苏联之所以音乐和戏剧艺术的特权存在，首先是在多年集体化运动之后，有必要缓和民众被压抑的单调苦闷的情绪，为斯大林笼络人心之用；其次，音乐这样高雅的艺术对统治阶层而言也是享乐和娱乐之需；另外，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上的艺术交流不可避免。而众多艺术形式中，作家和诗人的交流最难控制，思想文字交流危险系数最高，音乐这种无声的语言自然最为稳妥可靠。再则苏联政府认为最后一个原因有助于提升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也最为重要，这也是为何小提琴手叶拉金以及他遭受迫害的母亲能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时代里能多次安然无恙，化险为夷。这样幸运的时刻并不长久，对于一个专制政府来说，对艺术的控制不可避免。所谓“驯服的艺术”，自然说的是让艺术符合政治发展的需要，即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水平最为安全。现实主义并不可怕，正如叶拉金所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在艺术形式上建立了单一风格的权威。这种权威侵犯了创作精神的内部圣殿，恐怖地摧毁了艺术家的天赋”。苏联政府本来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继承了伟大的文化和许多精湛的现代艺术，我们都知道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多么璀璨夺目——桑塔格甚至说十九世纪就是属于俄罗斯！——但在二十世纪的极短时间内，苏联政府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原则下创造的一切都毫不例外地打上了平庸的烙印，试想一下肖斯塔科维奇不得不迎合政治需要创作的《斯大林植树造林计划大合唱》的这个名字就足够了。其实这样分析起来原因最简单：随着内容的社会主义化，艺术已经不可能忠实客观地去描绘生活，“因为关于苏联的生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官方的版本与现实有着天壤之别”。颇有讽喻的意味，这似乎才是苏联要求达到的现实主义标准的最佳诠释版本：你给了我恐怖的生活，我只能给你平庸的艺术，艺术真实地反应了生活。所以有数不清的人开始了逃亡。叶拉金是，随后的布罗茨基也是。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同也许就在于，叶拉金随身携带着音乐，而布罗茨基唯一的行李只有诗和语言，“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这是他们共同的命运和乡愁。思郁2009-6-15书驯服的艺术，【美】尤里·叶拉金著，田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 -
【一个名叫尼古拉·希佐夫(Sizov)的年轻人，他郁郁寡欢、沉默少言、拙于辞令，刚毕业于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尼古拉·梅特纳(Medtner)的钢琴专业。除了一些小的钢琴曲和嗓音练习曲外，他什么也没有写过，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作曲家。瓦赫坦戈夫跟他连续谈了两个晚上，向他解释《图兰朵公主》的音乐理念，第二天晚上，长夜将尽，他终于相信这个忧郁的年轻人理解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结果《图兰朵公主》有了正确合适的配乐。正如绘画中的颜色一样，音乐、表演和舞台布景合起来将这部古老的剧目变成了现代的艺术品。这部戏的配乐有一丝怪异的特点，希佐夫在乐队中引进了包棉纸的梳子，给整个音乐加入了一种奇异、刺耳和尖锐的特征。我深信，《图兰朵公主》的管弦乐是敏锐的先驱，是现代音乐中富有灵感的一派，它同时在世界上的其他角落诞生，此后便发展成为名满天下的爵士乐。 …… 著名作曲家的戏剧作品无一能达到希佐夫的至境。除戏剧音乐外，他从没有写过其他东西，所以很难从整体上客观地评价他的音乐作品。如果一个人抛开剧目去研究他的音乐，就会困惑地停下来，音乐他找不到明确的风格。任何作曲家的风格通畅都很容易辨认，但希佐夫例外。他的音乐像变色龙一样变化无常，每一部戏都不同，和声、旋律甚至谱曲的特色这些所有的组成部分都不同。 希佐夫没有自己的创作特点。他总是让自己去适应某部巨作、某个剧院或某个导演。他没有自己的创作理念或风格，但他有惊人的能力去汲取别人的创作意图，用音乐去表现别人的精神、气质和独特的天赋。一个熟悉世界文学和莫斯科剧院的人听到希佐夫的音乐，就可以轻松地认出那是为席勒或狄更斯写的，还是为雨果或梅里美写的，是为瓦赫坦戈夫(Vakhtangov)剧院写的，还是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或它的第一工作室写的。 …… 《阴谋与爱情》（席勒的戏剧）的导演博里斯·扎哈瓦(Zakhava)告诉我希佐夫把他弄得筋疲力尽，要求他准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在这部戏中需要音乐？” “我向他详细描述了我的计划，但没有说服他。”扎哈瓦告诉我，“他不断重复说我错了，《阴谋与爱情》不需要音乐，导演和请来写配乐的作曲家争论这种问题十分奇怪。我们花了一整个晚上来争论这个问题。黎明时分，希佐夫沮丧地离开我，没得到任何结果，好像对我的思想一点也不理解。我有一个星期在剧院里没有看见他，然后他突然打电话给我：‘我一直在思考，我想我明白了，’他说，‘但我仍不确定……’” 以我的遇见，希佐夫为《阴谋与爱情》所作的乐曲在俄罗斯戏剧史上无出其右者，不过很难分析出他取得这种辉煌成就所用的方法。在最后的毒药一场戏中，他运用了为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写的一支简单的抒情华尔兹舞曲。若有一支优秀的交响乐队可以支配，谁也不会用钢琴来伴奏。不知何故那支普通的华尔兹舞曲却给这个毁灭性的场景提供了理想的背景音乐。 《阴谋与爱情》上演的第二天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宴会。尼古拉·希佐夫感到给他的祝酒词不够尊敬，特别让他生气的是，向他祝酒是在向艺术部负责人和助理导演阿基莫夫(Akimov)祝酒之后，而不是紧跟在扎哈瓦后面。希佐夫从桌边站起来，重重地推开椅子，愤怒地扔下餐巾，没跟任何人说一声就傲然阔步走出了房间。 …… （为苏联作家卡塔耶夫的喜剧《献花之路》作曲）“我希望您不要拒绝。”我最后说，“让我们一起工作吧。让我们想想艺术吧。个人的事是小事。我知道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但现在不同了。音乐部将向您保证……” “我不需要他们的尊敬。”希佐夫无礼地打断我，“这不是尊敬的问题。我简直不能容忍看见他们。他们让我恶心。就是这么一回事……您提到了艺术，年轻人……您知道艺术是什么吗？有时候根本就没有艺术，你们有谁理解？创造艺术作品需要天赋……瓦赫坦戈夫是真正的创造者，但你们其他导演应该去做鞋或者洗衣服，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出卖我的良心，真正的艺术就是良心。艺术的良心！此外，年轻人，艺术是真理，你们大家都在撒谎，您是说让我……”希佐夫慷慨激昂的长篇演说戛然而止，又开始踱步。我沉默不语。 …… “我认为不可能。也不必要。你们打算排演的那部骗人的戏根本不需要音乐。” …… 一九三五年底，希佐夫身患疾病，经济状况窘迫，鲁宾·西蒙诺夫邀请他负责他剧院的音乐部。西蒙诺夫是希佐夫忠实和虔诚的崇拜者。一天，我在我们剧院的走廊上遇见西蒙诺夫，我问他希佐夫是否喜欢他的新职。 “他昨天走了，”鲁宾·西蒙诺夫答道，“他不能忍受，我们也无法忍受，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去做。我们再也克制不住了。” 希佐夫创作配乐的那些剧目一部一部地从节目单上消失了，莫斯科开始淡忘了他的名字。战争爆发前不久，我偶尔也曾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看见他：一个身穿丝绒衣领的旧式大衣、戴一顶褪色黑帽的高个老人，永远拄着一根拐杖。他看上去消瘦而衰老，但依然昂首挺胸，眼眸中仍燃烧着桀骜不驯、躁动不安的火焰。】 //叶拉金这书对俄国人名和音乐名词的中文翻译很稚嫩，比如“嗓音练习曲”。叶拉金记述的很多一手素材既珍贵又生动，他认为伟大的俄国艺术在苏联走向衰落和灭亡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在某些方面，尤其叶拉金所从事的戏剧和音乐，衰落的动力和上升的动力同时都很强大，吴冠中还说过：“苏联的音乐、文学都不错，惟有美术很奇怪。”什么东西给了别人自己反而更多了？人们常说是知识、友情等等，其实还有俄国音乐家和戏剧家。叶拉金自己也记述过，当年逮捕者和被逮捕者都酷爱剧场和戏剧中宝贵的享受，后来车臣的黑寡妇在莫斯科的剧场劫持观众时还在被特种部队击毙前跟被劫持的观众讨论那中断的戏剧。俄国的自然环境不适合扭秧歌看花灯，剧场和音乐厅自古以来就是最佳休闲场所，这是天性，在苏联最严酷的时期也只能是“压下葫芦起来瓢”。俄国的自然环境不仅是寒冷，还有地广人稀、一马平川，地广人稀的后果是现代工业很难自然积聚，一马平川的后果是东欧大平原上没有天然国界，国界随着俄国与西面欧洲国家军事实力的消长而频繁移动。俄国革命是因为阶级矛盾吗？有这成分但未必是主要原因。为什么斯大林要进行那样严酷的统治，那样严酷的统治为什么能维持？也许，就是因为他能为俄国守住并扩大边界，像丘吉尔说的：“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有核武器的强国。”从西葡到英法等几代西欧列强能去占领全世界的真空和薄弱地区，坐拥新大陆的美国条件得天独厚，它们比较顺利地迈过现代化门槛。殖民地少又能接近现代化门槛的国家像德、意、日就只能通过更激烈的手段攻击他国获得现代化所需的资源。第一、二趟现代化班车俄国都赶不上，于是在东面打不过日本，在西面打不过德国、波兰，又不像中国有四川、陕北的天然屏障可躲，俄国躲到西伯利亚就像中国躲到西藏一样没有意义，只能用更激烈的方式强行现代化。于是造就了斯大林，造就了极端压迫一部分国民和极端团结一部分国民，造就了大工厂和大饥荒、“大清洗”，造就了斯达汉诺夫式的劳动和“古拉格”式的劳动，造就了能击败希特勒的坦克、飞机、雄师，能震慑美国的原子弹、宇宙飞船和最终把国家埋葬的无数冤魂，造就了尖端的国防产品和笨拙的日用产品，也造就了对物质资源的高度集中和对精神生活高度的管制——惟有这样的严酷、忍耐和牺牲，才能从1905年打不过日本、1917年打不过德国、1920年打不过波兰，变成1945年打得过德国，同样，为了造出原子弹，为了在没有“马歇尔计划”扶持的条件下尽快恢复元气，斯大林1948年又恢复了战前的惯性，也只有这样，后来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才能喘一口气。 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它“简单”而残酷的历史。这样“扭曲”的“不正常”的国家性格也给俄国艺术留下很多“不合常理”的让幸福、善良的人难以理解之处，比如赫鲁晓夫的女儿赫鲁晓娃说：“当你有了个人自由、民主、消费主义、资本主义……所有这些好的坏的，高雅艺术就成了奢侈；而在专制体制中，高雅艺术则是惟一幸存的东西。”吊诡的是，俄国戏剧、音乐的深刻程度，在艺术中对人性的反思并不亚于欧美，远胜过中国，但俄国人做的蠢事却一点不比中国人少。很多“没文化”的小国家反而国泰民安。也许，明辨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真实与欺骗并不足以“救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一定的物质财富以及不损害他人不消灭他人的性情和制度反而可能是国家“幸福”的根本条件，终将盖过历史和个人的是非曲直。如果经过历史的教训和牺牲，人们更加幸福更加天真，也许艺术水准和人思想深刻程度的“下降”是必然的，在一定程度上淡忘瓦赫坦戈夫和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追求更无聊更轻松的艺术，反而可能是社会幸福提升的标志。 但是瓦赫坦戈夫和肖斯塔科维奇无论如何不应被彻底遗忘，同样不应被彻底遗忘的还有希佐夫、乌斯特沃尔斯卡娅(Ustvolskaya)等艺术家。在最严酷的艺术环境下，是他们坚韧的意志让俄国人热爱艺术的“天性”得以在冰天雪地中燃烧不息，让俄国艺术在衰落中又有成长，让俄国艺术家在流失中又有新生。希佐夫不为音乐厅而专为戏剧写音乐，不为个人特色而为戏剧特色写音乐，而且是充满戏剧性、现代感的动人的音乐，他得到作曲邀请要先检查戏剧是否真的“需要”音乐，和乌斯特沃尔斯卡娅一样，他宁可放弃自己作品的演出机会也不丢掉艺术的“良心”，为自己的艺术“良心”而牺牲的工作机会和名利他默默接受而不埋怨，不求生前也不图身后。也许，希佐夫不仅在苏联，在现代化商业化的艺术运作中也都不会得志。 个人有感而发而已，也许艺术、思想无论伟大或渺小都不值得认真对待，不过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消遣而已，这样反倒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率真的幸福。按“孔孟之道”，有道是——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希佐夫是也。 “君子哉”希佐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原帖参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565870/ (2011-07-25 21:27:23)
精彩短评 (总计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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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出现了 -
苏联红色恐怖时代，却能对顶级剧团溺爱纵容，说明该国在某些事情的野蛮程度还是比不上我国。 -
书名是不是有可能叫“被驯服的艺术”？目录有章节名，正文没有，有点别扭。 -
非常好看。他们的过去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现在 -
前半部分写戏剧较后半部分精彩 -
一位没有受到过分冲击的苏联艺术家的回忆录。文字不那么矫情，也没有刻意悲情，有些细节有点黑色幽默的意思 -
这本书人文气息很浓，里面充满了小人物式的黑色幽默。 -
8.5/10 -
好得不得了！！！ -
原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文艺都是一样的。 -
50年代末期，政权更替，文艺也繁荣一时，又是一个翻版。 -
竟然缺考了化学 -
专制使人冷嘲（犬儒），吹捧让人虚伪。愿世界少一些控制，多一点自由。宁可千鸟在林，不要一鸟在手。 -
这世上只有艺术最不可能被驯服，也最容易被驯服。 -
有同感，第一次看到书名还以为是讲心理学方面的，看完唯一的感觉是大大丰富了我对苏联的音乐知识，赶紧去听肖斯塔科维奇。 -
非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
那些可贵的人。可惜的是没有想象中得那么好。 -
高级八卦，可以和田汉曹禺吴晗的传记对照看。正因为这些人老毛子才不仅仅是老毛子，是个伟大的民族呢。 -
有时间一定要重读 -
有些章节重复读了很多遍，所以整本书断断续续花了半年才读完。苏联的文艺圈真是充满黑色幽默，不时让人不禁联系当下。我觉得所有中国艺术院校的学生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换句话说这书居然能过审查也真是一大奇迹。想想当年苏联政府给予戏剧工作者的优待，真是既让人羡慕嫉妒又让人惶惶不安。 -
我看的时候也想起《我曾侍候英国国王》，作者的态度和写作方式都很平实，没什么火气，看着很舒服～～ -
这本书人文气息很浓，里面充满了小人物式的黑色幽默。有点像电影《我曾侍候英国国王》，用小无奈化解大冲突，喜欢这个风格的朋友，值得推荐。 -
你给了我恐怖的生活，我只能给你平庸的艺术 -
毫不犹豫地给此书打上五颗星。之所以读本书，是因为叶沙的《子夜书社》节目，据几位嘉宾说，这是09年最好读的一本书。这样隆重推荐，岂有不看之理，一读之下，方觉此言不虚。前苏联上个世纪20—40年代的文化政策，名人众生相，令人浮想联翩，感慨不已...... -
很独特的视角，让我们了解30年代苏联在戏剧和音乐方面的奇特故事和人物。译笔精良清晰，不可多得。 -
读前纠结于书名是否该用被动，读后觉得这样也无妨，“驯服”对人来说就是双向选择。只能但愿：“没有人想奴役他们，没有人控制他们的创造才华，没有人剥夺他们所拥有的人类最伟大的快乐——自由创作的快乐。” -
一脉相承的苏俄艺术。。。 -
【一个名叫尼古拉·希佐夫(Sizov)的年轻人，他郁郁寡欢、沉默少言、拙于辞令，刚毕业于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尼古拉·梅特纳(Medtner)的钢琴专业。除了一些小的钢琴曲和嗓音练习曲外，他什么也没有写过，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作曲家。瓦赫坦戈夫跟他连续谈了两个晚上，向他解释《图兰朵公主》的音乐理念，第二天晚上，长夜将尽，他终于相信这个忧郁的年轻人理解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结果《图兰朵公主》有了正确合适的配乐。正如绘画中的颜色一样，音乐、表演和舞台布景合起来将这部古老的剧目变成了现代的艺术品。这部戏的配乐有一丝怪异的特点，希佐夫在乐队中引进了包棉纸的梳子，给整个音乐加入了一种奇异、刺耳和尖锐的特征。我深信，《图兰朵公主》的管弦乐是敏锐的先驱，是现代音乐中富有灵感的一派，它同时在世界上的其他角落诞生，此后便发展成为名满天下的爵士乐。
……
著名作曲家的戏剧作品无一能达到希佐夫的至境。除戏剧音乐外，他从没有写过其他东西，所以很难从整体上客观地评价他的音乐作品。如果一个人抛开剧目去研究他的音乐，就会困惑地停下来，音乐他找不到明确的风格。任何作曲家的风格通畅都很容易辨认，但希佐夫例外。他的音乐像变色龙一样变化无常，每一部戏都不同，和声、旋律甚至谱曲的特色这些所有的组成部分都不同。
希佐夫没有自己的创作特点。他总是让自己去适应某部巨作、某个剧院或某个导演。他没有自己的创作理念或风格，但他有惊人的能力去汲取别人的创作意图，用音乐去表现别人的精神、气质和独特的天赋。一个熟悉世界文学和莫斯科剧院的人听到希佐夫的音乐，就可以轻松地认出那是为席勒或狄更斯写的，还是为雨果或梅里美写的，是为瓦赫坦戈夫(Vakhtangov)剧院写的，还是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或它的第一工作室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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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与爱情》（席勒的戏剧）的导演博里斯·扎哈瓦(Zakhava)告诉我希佐夫把他弄得筋疲力尽，要求他准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在这部戏中需要音乐？”
“我向他详细描述了我的计划，但没有说服他。”扎哈瓦告诉我，“他不断重复说我错了，《阴谋与爱情》不需要音乐，导演和请来写配乐的作曲家争论这种问题十分奇怪。我们花了一整个晚上来争论这个问题。黎明时分，希佐夫沮丧地离开我，没得到任何结果，好像对我的思想一点也不理解。我有一个星期在剧院里没有看见他，然后他突然打电话给我：‘我一直在思考，我想我明白了，’他说，‘但我仍不确定……’”
以我的遇见，希佐夫为《阴谋与爱情》所作的乐曲在俄罗斯戏剧史上无出其右者，不过很难分析出他取得这种辉煌成就所用的方法。在最后的毒药一场戏中，他运用了为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写的一支简单的抒情华尔兹舞曲。若有一支优秀的交响乐队可以支配，谁也不会用钢琴来伴奏。不知何故那支普通的华尔兹舞曲却给这个毁灭性的场景提供了理想的背景音乐。
《阴谋与爱情》上演的第二天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宴会。尼古拉·希佐夫感到给他的祝酒词不够尊敬，特别让他生气的是，向他祝酒是在向艺术部负责人和助理导演阿基莫夫(Akimov)祝酒之后，而不是紧跟在扎哈瓦后面。希佐夫从桌边站起来，重重地推开椅子，愤怒地扔下餐巾，没跟任何人说一声就傲然阔步走出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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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苏联作家卡塔耶夫的喜剧《献花之路》作曲）“我希望您不要拒绝。”我最后说，“让我们一起工作吧。让我们想想艺术吧。个人的事是小事。我知道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但现在不同了。音乐部将向您保证……”
“我不需要他们的尊敬。”希佐夫无礼地打断我，“这不是尊敬的问题。我简直不能容忍看见他们。他们让我恶心。就是这么一回事……您提到了艺术，年轻人……您知道艺术是什么吗？有时候根本就没有艺术，你们有谁理解？创造艺术作品需要天赋……瓦赫坦戈夫是真正的创造者，但你们其他导演应该去做鞋或者洗衣服，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出卖我的良心，真正的艺术就是良心。艺术的良心！此外，年轻人，艺术是真理，你们大家都在撒谎，您是说让我……”希佐夫慷慨激昂的长篇演说戛然而止，又开始踱步。我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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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不可能。也不必要。你们打算排演的那部骗人的戏根本不需要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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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底，希佐夫身患疾病，经济状况窘迫，鲁宾·西蒙诺夫邀请他负责他剧院的音乐部。西蒙诺夫是希佐夫忠实和虔诚的崇拜者。一天，我在我们剧院的走廊上遇见西蒙诺夫，我问他希佐夫是否喜欢他的新职。
“他昨天走了，”鲁宾·西蒙诺夫答道，“他不能忍受，我们也无法忍受，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去做。我们再也克制不住了。”
希佐夫创作配乐的那些剧目一部一部地从节目单上消失了，莫斯科开始淡忘了他的名字。战争爆发前不久，我偶尔也曾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看见他：一个身穿丝绒衣领的旧式大衣、戴一顶褪色黑帽的高个老人，永远拄着一根拐杖。他看上去消瘦而衰老，但依然昂首挺胸，眼眸中仍燃烧着桀骜不驯、躁动不安的火焰。】
//叶拉金这书对俄国人名和音乐名词的中文翻译很稚嫩，比如“嗓音练习曲”。叶拉金记述的很多一手素材既珍贵又生动，他认为伟大的俄国艺术在苏联走向衰落和灭亡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在某些方面，尤其叶拉金所从事的戏剧和音乐，衰落的动力和上升的动力同时都很强大，吴冠中还说过：“苏联的音乐、文学都不错，惟有美术很奇怪。”什么东西给了别人自己反而更多了？人们常说是知识、友情等等，其实还有俄国音乐家和戏剧家。叶拉金自己也记述过，当年逮捕者和被逮捕者都酷爱剧场和戏剧中宝贵的享受，后来车臣的黑寡妇在莫斯科的剧场劫持观众时还在被特种部队击毙前跟被劫持的观众讨论那中断的戏剧。俄国的自然环境不适合扭秧歌看花灯，剧场和音乐厅自古以来就是最佳休闲场所，这是天性，在苏联最严酷的时期也只能是“压下葫芦起来瓢”。俄国的自然环境不仅是寒冷，还有地广人稀、一马平川，地广人稀的后果是现代工业很难自然积聚，一马平川的后果是东欧大平原上没有天然国界，国界随着俄国与西面欧洲国家军事实力的消长而频繁移动。俄国革命是因为阶级矛盾吗？有这成分但未必是主要原因。为什么斯大林要进行那样严酷的统治，那样严酷的统治为什么能维持？也许，就是因为他能为俄国守住并扩大边界，像丘吉尔说的：“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有核武器的强国。”从西葡到英法等几代西欧列强能去占领全世界的真空和薄弱地区，坐拥新大陆的美国条件得天独厚，它们比较顺利地迈过现代化门槛。殖民地少又能接近现代化门槛的国家像德、意、日就只能通过更激烈的手段攻击他国获得现代化所需的资源。第一、二趟现代化班车俄国都赶不上，于是在东面打不过日本，在西面打不过德国、波兰，又不像中国有四川、陕北的天然屏障可躲，俄国躲到西伯利亚就像中国躲到西藏一样没有意义，只能用更激烈的方式强行现代化。于是造就了斯大林，造就了极端压迫一部分国民和极端团结一部分国民，造就了大工厂和大饥荒、“大清洗”，造就了斯达汉诺夫式的劳动和“古拉格”式的劳动，造就了能击败希特勒的坦克、飞机、雄师，能震慑美国的原子弹、宇宙飞船和最终把国家埋葬的无数冤魂，造就了尖端的国防产品和笨拙的日用产品，也造就了对物质资源的高度集中和对精神生活高度的管制——惟有这样的严酷、忍耐和牺牲，才能从1905年打不过日本、1917年打不过德国、1920年打不过波兰，变成1945年打得过德国，同样，为了造出原子弹，为了在没有“马歇尔计划”扶持的条件下尽快恢复元气，斯大林1948年又恢复了战前的惯性，也只有这样，后来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才能喘一口气。
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它“简单”而残酷的历史。这样“扭曲”的“不正常”的国家性格也给俄国艺术留下很多“不合常理”的让幸福、善良的人难以理解之处，比如赫鲁晓夫的女儿赫鲁晓娃说：“当你有了个人自由、民主、消费主义、资本主义……所有这些好的坏的，高雅艺术就成了奢侈；而在专制体制中，高雅艺术则是惟一幸存的东西。”吊诡的是，俄国戏剧、音乐的深刻程度，在艺术中对人性的反思并不亚于欧美，远胜过中国，但俄国人做的蠢事却一点不比中国人少。很多“没文化”的小国家反而国泰民安。也许，明辨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真实与欺骗并不足以“救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一定的物质财富以及不损害他人不消灭他人的性情和制度反而可能是国家“幸福”的根本条件，终将盖过历史和个人的是非曲直。如果经过历史的教训和牺牲，人们更加幸福更加天真，也许艺术水准和人思想深刻程度的“下降”是必然的，在一定程度上淡忘瓦赫坦戈夫和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追求更无聊更轻松的艺术，反而可能是社会幸福提升的标志。
但是瓦赫坦戈夫和肖斯塔科维奇无论如何不应被彻底遗忘，同样不应被彻底遗忘的还有希佐夫、乌斯特沃尔斯卡娅(Ustvolskaya)等艺术家。在最严酷的艺术环境下，是他们坚韧的意志让俄国人热爱艺术的“天性”得以在冰天雪地中燃烧不息，让俄国艺术在衰落中又有成长，让俄国艺术家在流失中又有新生。希佐夫不为音乐厅而专为戏剧写音乐，不为个人特色而为戏剧特色写音乐，而且是充满戏剧性、现代感的动人的音乐，他得到作曲邀请要先检查戏剧是否真的“需要”音乐，和乌斯特沃尔斯卡娅一样，他宁可放弃自己作品的演出机会也不丢掉艺术的“良心”，为自己的艺术“良心”而牺牲的工作机会和名利他默默接受而不埋怨，不求生前也不图身后。也许，希佐夫不仅在苏联，在现代化商业化的艺术运作中也都不会得志。
个人有感而发而已，也许艺术、思想无论伟大或渺小都不值得认真对待，不过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消遣而已，这样反倒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率真的幸福。
按“孔孟之道”，有道是——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希佐夫是也。
“君子哉”希佐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原帖参见：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565870/ (2011-07-25 21:27:23) -
苏联 -
一个艺术的毁灭和另外一个艺术的新生！ -
一顶名叫“形式主义”的大帽子的起源 -
一度是排行榜的前几名，实在是令人费解。不能说书完全不好，只是看此书，远不如看《苏联的心灵》，或者国内学者（如高莽）对苏联文学史的勾沉索隐，甚至《见证》，虽说后者被认为是伪书。 -
苏联的叛徒 -
历史不会忘记。书不错，翻译稍逊。感觉译者知识面尚有欠缺。 -
虽说艺术被驯服了，但那些戏剧家和音乐家比起普通民众来说是多么幸运啊。 -
行政官僚以及自私自利导致的荒诞在今天依然随处可见，而荒诞是可以写得像喜剧一般幽默的。即便如此，书里仍流动着音乐，弥漫着琴盒打开时的松香味，因为它是艺术家写的。 -
应该说作者是个谦虚的人，我可没被感动 -
几分真假，几分心酸？这一版的删节应该不少吧。我想给六星，太值得读了！ -
这是我老婆买的，不知道她买了要学什么，有些不安，不爽 -
找了N久，在广州方所拿到了最后一本： 感慨生活的荒诞，更恐怖的是这也发生在半世纪之前～ -
觉得那十年与大清洗应该是有联系的。译者似乎缺少音乐常识……《圣马可的激情》是什么鬼啊233 -
难得的好书，不仅是对爱乐者，对所有现在仍在思考的读者而言，都是极好的精神食粮。 -
好看好看好看，剧院艺术总是能让我心潮澎湃，特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个时代的。悠远而典雅。 -
书名有陷阱，应该叫 艺术是如何被驯服的～～ -
一堆不熟悉的长得要命的名字…… -
09年国内出版的好书之一。可惜的是，09年大陆才出版。 -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俄罗斯大地上有场著名的对“不劳而获者布罗茨基审判大会”。法官对公民布罗茨基提起公诉，认为他在几年时间里经常调换工作，期间很久不参加社会主义劳动，只写诗歌，过着一种寄生虫般不劳而获的生活。在庭审结束时，诗人反驳说他不但不是一个不劳而获的人，反而是一位能为祖国添彩的诗人。此话引起了周遭围观群众的哄堂大笑。当然，最后的审判结果我们已然熟知：不劳而获者布罗茨基被判五年流放刑期。
在读《驯服的艺术》的过程总对比想到这个审判的细节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一种阅读情绪上的反差。本书的作者小提琴手尤里·叶拉金生活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竟如此幸运，之前对这样一个精英艺术阶层的存在知之寥寥。我接触过的苏联印象大都是受过迫害的人群，在那个万马齐喑腥风血雨的时代里，噤声和莫名消失的占大多数。以我较熟知的作家群体为例，高尔基被毒死，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巴别尔身陷囹圄，布尔加科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缄默不语。我印象最深是四十年代对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公开审判，日丹诺夫甚至在报告中称这位原本被誉为“俄罗斯诗歌月亮”的女诗人为“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相比这些，后来对布罗茨基的审判反而显得轻松很多。但在叶拉金的这本回忆录性质的随笔中，他所描述到生活让人瞠目结舌，根本无法与以上我提到的那种作家的迫害联系到一起。无论是早年在瓦赫坦戈夫剧院拉小提琴，还是随后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生活，他接触到的作曲家和音乐家基本在那个特定时期都受到了特权阶层的庇护。最为极端的一个例子，剧院经理和导演因为阳台上的一个花盆是否会掉下来伤人的事件有了争执，竟然能把官司打到苏维埃主席那里，就差被提交到政治局由伟大领袖斯大林决定谁对谁错了！这样的颇具黑色幽默的一幕对比那一刻在外界发生的残酷清洗运动，荒诞的反差效应可见一斑。
我还要说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种荒诞的阅读情绪上的反差立刻让我意识到，叶拉金描述的这种看似幸运的背后仍然是一贯的暗流汹涌，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我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有特权阶层的存在更映衬了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毫无安全感的酷烈环境中，政治和艺术之间一旦具有了无可分割性，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成为迫害的正当理由。苏联的这种恐怖政策的连续性从三四十年年代开始，到五六十年代依然如故，斯大林时代虽然熬过了，换了赫鲁晓夫时代并无多大改观，对艺术的钳制，对诗人的迫害，对作家和艺术家洗脑和迫害始终如一，四十年代对诗人阿赫玛托娃的人格的污蔑到六十年代对诗人布罗茨基的嘲笑，本质有何不同？这种恐怖政策上的连续性和单一性才是最令我们担忧的。
三十年代中期在苏联之所以音乐和戏剧艺术的特权存在，首先是在多年集体化运动之后，有必要缓和民众被压抑的单调苦闷的情绪，为斯大林笼络人心之用；其次，音乐这样高雅的艺术对统治阶层而言也是享乐和娱乐之需；另外，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上的艺术交流不可避免。而众多艺术形式中，作家和诗人的交流最难控制，思想文字交流危险系数最高，音乐这种无声的语言自然最为稳妥可靠。再则苏联政府认为最后一个原因有助于提升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也最为重要，这也是为何小提琴手叶拉金以及他遭受迫害的母亲能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时代里能多次安然无恙，化险为夷。
这样幸运的时刻并不长久，对于一个专制政府来说，对艺术的控制不可避免。所谓“驯服的艺术”，自然说的是让艺术符合政治发展的需要，即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水平最为安全。现实主义并不可怕，正如叶拉金所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在艺术形式上建立了单一风格的权威。这种权威侵犯了创作精神的内部圣殿，恐怖地摧毁了艺术家的天赋”。苏联政府本来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继承了伟大的文化和许多精湛的现代艺术，我们都知道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多么璀璨夺目——桑塔格甚至说十九世纪就是属于俄罗斯！——但在二十世纪的极短时间内，苏联政府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原则下创造的一切都毫不例外地打上了平庸的烙印，试想一下肖斯塔科维奇不得不迎合政治需要创作的《斯大林植树造林计划大合唱》的这个名字就足够了。其实这样分析起来原因最简单：随着内容的社会主义化，艺术已经不可能忠实客观地去描绘生活，“因为关于苏联的生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官方的版本与现实有着天壤之别”。颇有讽喻的意味，这似乎才是苏联要求达到的现实主义标准的最佳诠释版本：你给了我恐怖的生活，我只能给你平庸的艺术，艺术真实地反应了生活。
所以有数不清的人开始了逃亡。叶拉金是，随后的布罗茨基也是。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同也许就在于，叶拉金随身携带着音乐，而布罗茨基唯一的行李只有诗和语言，“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这是他们共同的命运和乡愁。
思郁
2009-6-15书
驯服的艺术，【美】尤里·叶拉金著，田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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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不错的，一些小故事既有趣有发人深思，但翻译的音乐知识亟待加强，把瓦格纳的两部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和《女武神》翻得有点问题~ -
也许 艺术即磨难 -
时代的悲剧之下，个人的悲剧显得渺小和不值一提。 -
，“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语出桑塔格写布罗茨基的文章 -
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在斯大林时代艺术的各种遭遇，真令人扼腕 -
只看了前半部分戏剧，非常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