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艺复兴

章节摘录

　　一、文学革命与文艺复兴　　中国的文艺复兴，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一个运动。我以为民族复兴运动包括三大要素：政治革命、社会改造和文艺复兴。这三个运动同样重要，缺一不可。欧洲的民族复兴运动，从文艺复兴（Renaissance）开始，经宗教改革（Reformation）而完成政治革命（Revolution）。印度的民族复兴运动泰戈尔主张照欧洲的先例，从文艺复兴开始，以唤醒印度民族的灵魂。甘地主张从政治革命开始，以求印度的独立。泰戈尔晚年因为还没有看见印度的独立，深以甘地的主张为然。甘地又认为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造、宗教改革同样重要。中国的民族复兴运动，自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以来，早就从政治革命还是，改变了欧洲的先例。孙中山先生的认识与领导是正确的。这五十年来，经过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对日抗战三个重要阶段，民族的独立自主已经由奋斗得来，一百年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亦已解除。社会改造，即是照中山先生民国元年早已提倡的社会革命，我们还在期待着。新生活运动，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经济建设运动，都说明了社会改造运动的需要。这个运动应当包括两大部分：经济改造与教育普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虽产生在政治革命运动以后，却发端在社会改造运动以前。上面说过，三个运动同样重要，缺一不可。所以照发展的顺序说，我们从政治革命开始，经文艺复兴而达到社会改造。目前经济无办法，教育不普及，形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少进步。这种现象在抗战后期已经明显，复员以来，有变本加厉之势。所以，有些人开始觉悟：民族复兴的工作需要重新发动这三大运动。社会改造运动发动最晚，成绩最差，尤须“迎头赶上。”政治革命固然有“革命尚未成功”的遗训，文艺复兴难道就已经成功了吗？倘若已经成功了，我们必会开出无数灿烂的文艺之花，而这些灿烂的文艺，亦一定会赐给社会不少的光明和安慰。倘若还有待于大家的努力，我们便不得不根据三十年来的经历与认识，先做一番坦白的检讨，再直率地贡献一点具体的见解，请求文艺界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教。　　抗战时期，李长之先生印了一本集子，书名《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我们顾名思义，可以知道中国的文艺复兴，像中国的其他革命工作一样，还有待于大家的努力。有些人以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代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外国朋友也有这样想，这样说的。还有不少朋友，而且更多的是青年朋友，不肯轻易自满地承认：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已经成功了。有些人可以承认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虽然也有人愿意把现代文学革新运动追溯辛亥革命的前夕。钱玄同致陈独秀书中曾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争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能尽脱帖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人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交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李长之在《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一文中说：“五四所象征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呢？有人说是文艺复兴，我看并不是。”这个时代还不够文艺复兴。…假若要用一个名称以确切说明五四精神的话，我觉得应该用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实用的，破坏的，清浅的。我们试看五四时代的精神，像陈独秀对于传统的文化之开火，像胡适之主张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新生活，像顾颉刚对于古典的怀疑，像鲁迅在经书中所看到的吃人礼教（《狂人日记》），这都是启蒙的彩色。”　　在陈衡哲女士编辑的英文《中国文化论文集》中，胡适之先生在《宗教与哲学》章中说到佛教输入以后中国学术思想的奋斗与成功，可以比作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造。他以宋儒的建立新孔学比拟欧洲人文主义派的重新发现希腊与罗马。集中《文学革命》章亦是由胡先生执笔，英文原题为TheLiteraryRenaissance（译意义是文学的文艺复兴）。文中首先引了民国四年（即1915年）黄远庸致章士钊书（原载《甲寅》第一卷），主张新文学有提倡的必要。民国五年（即1916年）10月，胡适之致陈独秀书说：“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不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民国六年（即1917年）1月1日，《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之《文学改良刍议》及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胡陈诸先生先生倡导文学革命的时期并没有用“文艺复兴”的字样，可见他们的主张是切实而具体，并不愿意有所铺张或附会。　　《文学改良刍议》中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比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一时期也；苏李之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日也。”　　适之先生在二十年前曾同我说起，他发起“文学改良”的时候还不够“得到”，他到底还借重了历史进化的眼光，引用了许多演变的事实，以证明“文学革命”的必然与自然。“后来居上”有时也不尽然，还得看努力的方向和创造的成果。三十年以后检讨当时的主张，我们应当注意发起人的环境与心理。一切革命运动都有同样的现象。他们一方面充满了勇气和乐观，一方面尽量借重一切的理由和力量。例如《文学改良刍议》说：“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之语言矣。”当然在提倡白话运动的时候，以白话名作为最盛最多最好，乃为必然的要求。“历史进化”说，在文学批评上大可讨论，古典主义同浪漫主义的争论，亦着重于此。若是后来的一定无条件的好，三十年前便会主张；“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练社三人而已）一项。”试问现在青年还推崇《恨海》、《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吗？以这些作品与《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比较，是否“后来居上”呢？　　“文学革命”已经有出乎意外的成功，当时的论点大部分很对很好，也有小部分因为当时过度热心的辩护而需要后来修正或删改。民国七年，胡先生发表《建设的文学的革命论》，以消灭的“八不主义”改为积极的四项主张：“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四大主张，为着建设“真文学”和“活文学”，以代替“假文学”和“死文学”。他希望提倡文学革命的人，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胡先生曾经指出：“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先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愚惟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至于今日之文学与今后之文学究竟为何物，则全系于吾辈之眼光识力与笔力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也。”　　“但开风气不为师”，是何等谦虚的态度。《尝试集》只是文学革命倡导者的创作的“尝试”；《白话文学史》引子说得好：“故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播下了今年文学革命的种子；今年的文学革命不过是给一段长历史作一个小结束：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永远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义的创作的新路了。”　　盲目的自然演化是可怕的老路，因为盲目，不一定便能产生伟大的时代作品。有意的尝试创作是光明的新路，因为有意，我们便会共同努力去追求真美善的创造精神。文学革命是文艺复兴的前驱，乃是毫无疑问的。为着讨论的方便，我们应当分别“文学革命”与“文艺复兴”。以时间论，文学革命在前，文艺复兴在后，没有文学革命，便不易有文艺复兴。以内容论，文学是文艺的部分，文艺包括文学与艺术。革命是复兴的前驱；革命的工作，破坏重与建设；复兴的工作，建设重与破坏。破坏以后便于建设，革命以后必须复兴。我们可以引申文学革命的理论到文艺创造的理论；我们必须建立“活文艺”和“真文艺”。一民族有有一民族的文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艺。此民族与彼民族之间，虽可有文化交流的影响，但决不容完全模仿；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先启后的关系，但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模仿者，决不成为活文艺；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艺。　　我们试参考西洋文艺复兴的意义。根据一种定义，文艺复兴是古代文化的再生，尤其是古代思想方式，人生方式，艺术方式的再生。在欧洲所谓古代文化，主要的是指希腊。西历1204年，君士坦丁堡为十字军占领，西方学者始得窥希腊的宝藏。后来诗人但丁和小说家布喀修都热心提倡希腊文学。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许多古典学者逃亡意大利，意大利乃成了近代文艺复兴的大本营。在18世纪后半，古典雕刻，古典艺术史，古典艺术理论，都经学者重新整理出来。到19世纪前半，古典建筑亦经发掘。文艺复兴运动主要的收获，是探知了希腊古代文化之最内在、最永久的部分。这就是人性之调和，自然与理性之合而为一，精神与肉体之应当并重，善即在美之中，人格必须完善等等。总起来说，就是人文主义（Humanism）——健康、和谐、完善、充实。　　或者有人说西洋文艺复兴的真意义，乃在新世界与新人类的觉醒。新世界的觉醒须有新的天文学的发现，哥白尼、凯卜勒实开其端。新人类的觉醒，乃基于新的形上学或对于人生问题有深厚的情感——有光，有热，有深度，有远见，有自觉，有共信。我以为这两种意义，只是一个运动的两方面。文艺复兴，需要重新发现创造的文化根源，亦需要共同建立健全的时代精神。重新发现文化的根源，是遍于古典的，但绝不是模仿陈腐的固有形式，而是发现创造的文化活力。共同建立时代的精神，是偏于现实的；但决不是抄袭皮相的外来影响，而是建立健全的时代觉醒。　　文艺复兴需要新的文化活力和新的时代精神。文化是有历史渊源的，所以要从民族文化探求创造的活力，以充实新文化活力。时代是受地理影响的，所以要从世界文化吸取健全的精神，以建立新的时代精神。简单说，中国的文艺复兴需要创造的文化活力和健全的时代精神。根据这两大原则，我将大胆地对于纵的文化根源方面和横的文化交流方面而加以检讨，并且对于旧文艺的认识和新文艺的创造贡献意见。　　二、文化根源与创造活力　　在民国十年（1921年）编印的英文《中国文化论文集》中，丁在君先生首先说明“中国怎样得到文化”。他坚决否认西洋商人或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误解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来已发达到最高峰，以后只有堕落与停顿。有些西洋人以为中国文化只同古埃及或梅苏坡坦密亚（Mesopotamia）一样，但还没有完全死去。例如格兰纳（ProfssorGranet）所著《中国文化》（LaCivilisstionChincise），无意中以公元前87年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终点。丁先生根据安阳发掘的考古报告，指出殷商文化与周文化的不同。他从许多方面证明中国文化有持续的发展，并不像外人所认为的保守不变。四千年来，我国文化不断受外来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每经过中国化（Sinianised），而不易从表面认出来。根据顾颉刚著《古史辨》，许多传说的皇帝，始见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著作。《书经》关于夏朝的可靠部分，大约写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后。从梁启超、王国维及傅斯年等对于《商颂》、《周颂》的论著里，《书经》及《诗经》关于商朝的部分，大约作于公元前770年以后。但从安阳发掘的甲骨文，王国维著《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证明《史记》所载商朝的帝王系不差。我们虽不能此就证明《史记》所载夏朝的帝王系一样的政府，但丁先生根据秦统一天下以前诸夏的统称，认为夏朝确实存在，就像后来以汉族代表中原的中国人一样。从中国的古铜器中，找不出夏朝的出品，可见铜器时代始于商，而夏朝还在仰韶时期。这样说来，中国的铜器时代，约始于公元前1700年，比苏慕里（Sumeria），或埃及约晚二千年。丁先生的第一个结论是：中国的文化发展比较晚。他的第二个结论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是逐渐而且连续的。他提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殷商时期，一年有十二个月，每个月大约三十日，分上中下三旬。每个月大概从月初见时算起。这点与埃及或梅苏坡坦密亚相同，但与印度不同。周初以一个月分为四周。但在公元前八世纪时，每个月的开始，改在月初见的前两天，即日与月相对照之时。此月初名为“朔”。《诗经》中所咏之“日蚀”，推算起来，当在公元前735年之11月22日，即十月朔。春秋初期（公元前722至前595）。计年自第11月算起，闰月加在年后。公元前595年以后，计年改自第10月算起，即自冬至开始。19年中七闰，亦较前进步。　　大凡一个民族能观察日月星辰相当正确程度，其文化亦必已有相当发展。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的董作宾先生完成一部艰巨的著作——《殷历谱》。他从甲骨文的记载和天文学的推算，证明中国的历史，从商汤元年庚戌（公元前1751年）到现在，有3698年可靠而不断的的记载。他主要的根据，是公元前1137年甲子日全食的绝对定点（殷帝辛三十八年正月己亥，即周文王三十五祀的日全食），和公元前1164年丁酉（帝辛十一年正月丁酉），1149年壬子（帝辛二十六年正月庚子），及1121年庚辰（武王元祀殷二月丙辰）三个“朔”日的相对定点。他曾指出：自武丁二十九年十二月庚申月食为定点至民国元年1月1日丙子，历3222年，为世界最长久的纪日法。新的天文学应用到考古学，近四千年延续的文化，方始得到了科学的证实。　　殷商的历史既然确实可考，那么夏朝的历史可能性便很大了。由此而推，夏禹治水，亦不见得完全不可靠了。我国以农立国，水利最为重要。夏禹治水的传说，也许就是代表许多先民对于农田水利的集体贡献。中华民族在夏朝的时候已经早从游牧生活，进到耕种生活，也可从这个传说而推论。秦太守李冰父子，在四川灌县凿离堆，筑都江堰。这个水利工程，现在不但还保存着，并且经过每年修治，继续有利于人民。蜀人为纪念李氏父子，尊为川主，并筑二王庙。庙成，便有人建议以李冰的诞辰为庙会之期。但是，李冰是一位太守，他从来不做生日，谁能知道他的诞辰呢？后来蜀人即以相传的大禹的生日为李冰的生日，那就是六月初六日（中国工程师学会以六月六日为工程师节，即是表示推崇大禹的意思）。古书上另有一种传说，禹死为社神。我走过贵州的时候，发现土地庙前的红对联，说六月初六是土地生日。后来打听，苗山傜山的同胞都供土地，而以三月初三，六月初六，同九月初九为祭神欢会之期。水利的发达同文化的进展大有关系。从都江堰及关中八渠等可以推知秦汉以前农田水利就很发达。战前我曾游太原，访晋祠。难老泉的水，流了几千年，还在灌溉着无数的农田。我们先民的宗教信仰，只求神赐的农田的水利和婴儿的健康，晋祠现在还供着水神，而这水神监管保育婴儿的任务。“有功于民则祀之”，大禹以至李冰，以至近代的李仪祉，自然会受人民的崇拜。关于宗教与哲学，《中国文化论文集》中，胡适之先生另有专文，可供参考。胡先生以中国思想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中国教”时期（Siniticage），自古代至第四世纪。第二时期为“佛教”时期，自公元300年至1100年。第三时期为“文艺复兴”时期，自11世纪的“新孔学”至今。中国古代文化是商周的混合，“中国教”是商周的共同产物。殷商祀祖尚鬼，而并不崇拜至高无上惟一的上帝（按《书经》“汤誓”说：“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周祀上帝，以吴天为至上至公，降福于善，惩罚于恶。周既灭殷，祀文王以配上帝，乃合祀天与祀祖为主要信仰。而上帝与祖先之间，又有日、月、山、川诸神及有功于民而受祀者。各民族各布罗德神，亦逐渐参加，而集神鬼之大成。殷以龟甲或兽骨占卜，《卜辞》为文字、纪年、历史、文学之始，实与中国文化有重要关系。　　中国古代音乐与度量衡关系，可以证明中国的先民，不但有艺术的才能，而且有科学的头脑。近代实验科学，建筑在度量衡的标准上。公尺或是米突尺为国际公认的长度标准，乃根据光的速度而定。光的速度c为爱因斯坦“相对论”所必需的常数。现在原子能时代的原子能E，乃等于物质之质量M，乘c之平方。在数千年前，光是否为光波，没有人知道，自然不会用光速做长度的标准。但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却知道用音波做长度的标准。这标准音波，叫做“黄钟”音。相传黄帝的臣子伶伦到昆仑山去采竹，选择了一个竹管吹出的声音，叫做“黄钟”音。这个“黄钟管”的标准长度便是九寸，十寸为一尺。这个黄钟管的容量，可装首阳山的黍1200粒。这容积称为一龠，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黄钟管所装黍的重量为十二铢，两管黍的重量二十四铢便是一两。以“黄钟”管的音波作为度量衡的标准；与以光光速作标准先后辉映，这是何等的合于科学！这个音波，到底相当于每秒钟多少振动数呢？王光祁先生曾同德国学者研究黄钟管并加以复制与实验。我在重庆时候，曾同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建议，以348定为黄钟标准音的振动数。古人说，因音不可欺。因为音的高低是童叟无欺的。所以可以作为度量衡的标准。中国古代的音乐有十二律。律管的律，就是法律的律。车同轨，书同文，是中国文化统一的特点，确定度量衡的标准，便是车同轨的先决条件。根据《书经》、《诗经》、《周礼》、《礼记》、《左传》、《管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诸书，我们可以知道周朝的文明，除礼之外，最注重乐。所以，音乐和度量衡的关系，至晚在周初已经建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便是黄钟管所装的黍，指定是首阳山所产，这同现在研究稻麦品种，指定是某字某号相仿。我们可以推知首阳山最著名出黍的地方，所以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并非逃入荒山，迷途绝食，乃是有意“不食周粟”，格外显得人格的伟大。　　从天文、水利、音乐、度量衡等，我们可以认识中华民族的祖先，充满了创造的活力。洪水猛兽都不怕，他们可以排除万难，克服自然，由解决生活问题，进而创造文化，建立制度。　　我们要从文化的根源发现创造的活力，虽然不是简单的工作，但有几点意见可以提出来大家研究；大凡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开国建制的时期，一定是寻求文化根源发现创造活力的重要时期。周朝建国的时候，武王请教箕子，箕子乃说“洪范”，便是要从前代的经验里，听取立国的道理。我们看殷亡的历史，并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日伯夷、叔齐、箕子、微子、比干等等，乃是整个政治制度、经济组织乃至社会道德、学术思想的总清算。《泰誓》说：“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微子说：“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武王只责备纣的无道，像成汤曾经责备桀一样。但微子面临家国大难，乃出哀怨痛切之语，以说明殷的沦丧，实同大水灾的来临，无岸无边，不可救灭。在这种总崩溃的情形下，民族文化亦必充满了枯枝败叶，从根源上培养滋长，方始可重发健全新鲜的枝叶，产生灿烂的花果。照历史的惯例，一个新朝代必定鄙弃上一个旧朝代（尤其是末代）的一切，而参考再上一代或前几代的兴国史实，以建立新时代的开国规模。以夏商周三个朝代而言，这三个世系—禹、契、稷—恰巧都是舜的臣子，所以文化的根源都可以追随到唐虞之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便是表示周虽继承文化的根源，却充满了创造的活力。以夏商周三代相比较，周的政治制度及学术思想，发展得格外有成绩，可以称为“盛世”。　　秦虽统一中国，但朝代很短，不能有什么发展建树。由秦国至秦朝的发展史，好像证明历史上一种成熟的悲哀。成熟了便不能再发展再长进，便只有衰败，灭亡。汉朝在长期变乱之后，立国建制，十分困难而迟缓。学术方面，经秦火之后，要重新找到古代文化的根源，费了不少学者的苦心，因此发展了严格的治学方法，即所谓“汉学”。　　魏晋南北朝之后，隋的统一中国很有点像秦，时间不长。唐代继起，似乎像汉，后人亦常以汉唐并称。但从学术文化上说，我们宁可说唐朝的开国，可以媲美周朝的开国。西洋各国研究我国文化史，有以先秦为“哲学家的时代”，唐朝为“诗人的时代”，宋朝为“艺术家的时代”。先秦诸子的哲学确乎为我国文化中伟大的贡献，但唐代的文化亦有多方面的发展，诗只是代表文学的部分。例如，唐律可以比得周礼，唐乐可以比得韶乐。周吸收了诸夏的文化，唐亦吸收了五胡的文化。初唐盛唐可以比得西周，有“盛世”的气象。　　自汉末经魏晋而隋唐，佛教输入中国，学术思想渐受影响。宋朝开国以后，政治有相当建树，文艺亦十分发展。胡适之先生尝以宋儒的“新孔学”克服佛教束缚为中国文艺复兴的起点，亦可以证明宋儒曾向先秦去找文化的根源，以对抗外来的影响，而维护独立的思想。　　明代文学艺术，大都继承宋元。学术思想方面，王阳明朱舜水二氏影响及于日本，而顾亭林先生实开清初一代朴学的风气。明末清初的学术，已经充分感觉到宋学的弊病，因而有提倡恢复汉学精神的必要。恢复汉学的精神便是要从汉代文化的根源寻求创造的活力。倘若继承宋学的枯枝败叶，不从汉学的坚干实根上去培养滋长，那么清初的学术便不会复兴。　　“盛世”可以由“盛世”之音，但是遇到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衰世”亦可以有“盛世”之音。或者可以说，他们是创造时代的，因而超时代。文化史同政治史不一定完全相符。我们应当补充上面提出的意见：凡是对学术文艺有特别贡献的，他们会从民族文化的根源，发出个人创造的活力。殷亡时的箕子，明末后的顾亭林，虽生于“衰世”，但他们的学问道德，都可为百世表率，影响到周代和清代的学术思想。再以先秦诸子而言，他们正代表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健全发展的高峰。因此我们又可以补充说：凡是某一中学术文艺到最健全发展的时候，便是文化根源的生长，便是创造活力的表现。我们应当选择这时代的学术思想和文艺创作，作为民族文化中最重要而可宝贵的遗产。我们并不必放弃或摧毁其他的遗产，但是我们在学习时应当选择，在批判时应当认识。我们不要文艺复兴则已，我们如要文艺复兴，必须先要充实创造的活力。我们要从文化的根源里，找出健全而坚实的部分，加以培养滋长。我们对于枯枝败叶固然应当剪除；在伟大的文艺园里，对于开组的花朵和过熟的果实，我们亦不必多留连；因为我们要学种树的园丁，不做采花摘果的游客。开足的花朵采了下来，只能在花瓶里供养，过熟的果实，摘了下来，只能到市上去叫卖。我们做文艺园丁的人，不但要保护坚实的根干，和培养健全的树叶，并且更要珍惜开花结果欣欣向荣的生命意义。我们一方面要认识文化的根源，以推进文艺复兴的历史任务，一方面要发展创造的活力，以担当文艺复兴的时代使命。　　……

内容概要

　　顾毓琇（1902-2002），字一樵，著名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江苏无锡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后赴美留学，获电机工程博士学位。1932年任清华大学教授，领导创办电机工程学系。1933年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1938年任“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20世纪50年代初移居美国，先后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正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一生充满传奇。

书籍目录

第一编 中国的文艺复兴
 一、文学革命与文艺复兴
 二、文化根源与创造活力
 三、文化交流与时代精神
 四、旧文艺的新认识
 五、新文艺与新时代
 (一)新诗
 (二)小说
 (三)戏剧
 (四)美术
 (五)音乐
 (六)舞蹈
 (七)建筑
 六、文艺复兴与教育改造
第二编 世界教育的改造
 一、教育与人生
 二、知识与智慧
 三、自由与平等
 四、创造与领会
 五、博爱与大同
 六、原子能时代的世界观
 (一)原子能的发明
 (二)新时代的来临
第三编 百龄自述
 自序
 一、传略
 二、百龄自述
 引言
 (一)少年时期(1902～1915)
 (二)清华求学(1915～1923)
 (三)美国留学(1923～1928)
 (四)教学开始(1929～1932)
 (五)清华教学(1932～1938)
 (六)参加抗战政府(1938～1945)
 (七)服务战后教育(1945～1950)
 (八)赴美研修(1950～1952)
 (九)费城教学(1952～1972)
 (十)退休自修(1972～2000)
 三、行云流水
 (一)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
 (二)大西洋上有自由神，太平洋的和平神呢？
 (三)从雪天冰地的新大陆到人文荟萃的英格兰
 (四)巴黎的诗、柏林的歌剧和瑞士的山水画
 (五)贝加尔湖畔，松花江上
 (六)富士高头孤月冷，樱花丛里娇莺泣
 四、引退杏坛
 五、大陆之旅
第四编 一樵文存
 一、科学教育
 (一)科学与教育
 (二)西洋科学的初期
 (三)西洋科学的发展
 (四)中国古代的科学
 (五)我国近代科学的发展
 (六)科学教育的实施
 二、科学研究与民族复兴
 (一)无科学即无文化，无文化即无民族
 (二)中国对于算学的贡献
 (三)最近国人对于科学的贡献
 (四)科学研究与民族复兴
 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一)科学精神
 (二)人文精神
 (三)两种精神之结合
 四、国家的机运与青年的前途
 五、纪念60位师友
 (一)电工
 (二)物理
 (三)工程
 (四)文学
 (五)美术
 (六)史哲
 (七)外交
 (八)教育
 六、访九一翁萧伯纳
 七、纪念吴有训先生
 八、纪念陈岱孙先生
 九、纪念茅以升先生
 十、孙穗芳

编辑推荐

　　文艺复兴，需要重新发现创造的文化根源，亦需要共同建立健全的时代精神。　　重温中国著名科学家顾毓琇的科学观、文化观，从中找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路径。　　怎么从中西文明中吸取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积极因素？

作者简介

《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顾毓琇先生讨论中华民族复兴问题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著。他认为，民族复兴运动包括三大要素：政治革命、社会改造、文艺复兴，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他通过比较欧洲和印度民族复兴运动的异同，分析了中国民族复兴运动的特点和历史任务。“纵”的方面，从天文、水利、音乐、度量衡等，论证中华民族祖先的创造活力，是很好的有关“现代性”之“多元化”的早期的论述；“横”的方面，论述了“文化交流”对于更新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

《中国的文艺复兴》另一部分内容是中国经济的改造，顾毓琇先生从社会改革和经济协调、民主理想与和平建设、挽救中国工业危机、振兴中国实业等角度，为中国的复兴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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