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庙之外》书评

郊庙外的国家、宗教和社会

在中古史研究领域，祭祀信仰是传统研究的边缘话题，但近来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一方面得益于敦煌文献的运用，另一方面也颇受国外汉学的影响，如日本学者对礼仪和王权的阐释，欧美学者对民间信仰的讨论等等。然而， 研究这一话题，往往需要更敏锐视角、更深刻洞见，才能将之与政治经济背景联系，从而揭示宗教现象背后的社会变迁。若仅就事论事，考证梳理出现象或事件，不免流于单调浅薄。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一书，便是就此话题的一部杰作。作者摆脱前人局限， 综合了礼制、神祷、佛道教及民间信仰中纷繁复杂现象， 以“国家祭祀”这一概念提纲挈领，对隋唐时期的祭祀信仰问题做了详尽且深入的探讨。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提出了核心概念-“国家祭祀”。作者在导言中指出，国家祭祀不同于皇帝祭祀或礼典规定，而是政府主持的所有祭祀活动，既包括礼典和法制规定的祭祀内容，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祭祀实态。不过，如题名“郊庙之外”暗示，作者着眼点并非解析国家祭祀本身，而是在这一概念引导下，避开作为祭祀核心的郊祀宗庙，探讨除此之外各种祭祀活动。作者以一系列特定视角来说明国家祭祀，例如其宗教性内涵，与佛道教关系，地方祠祀的运作状况及祈雨反映的祭祀特性。作者观点是政府祭祀活动与主体宗教、民众生活并非隔绝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国家祭祀实际上是一个“整合各种意思形态的平台”（页341）。遗憾的是作者并未说明郊庙之外祭祀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如何。如此，则文中揭示的所谓内涵、特性能否可断言为国家祭祀特征仍存疑问。本书分为四部分。第一章《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说明国家祭祀的宗教性。作者立足于两个对立概念——礼制和神祠，选取自然神、孔庙祭祀、先代帝王祭祀和皇家祠庙四个个案， 来考察礼制中的祭祀在实践中如何施行。四种祭祀的典型特征是具有神祠化倾向：岳渎山川神被立神像、加人爵；风伯雨师后土神人格化；释奠礼变为偶像崇拜；礼制中先代帝王祭祀性质从圣贤向帝王转变；皇家祠庙遍布长安而非局限于宗庙。 总之，在作者引述的相关礼典规定中，这些祭祀都与礼典不合。不过，作者将这些不合之处归纳为神祠色彩，而未对神祠加以解释。若照字面意思，神祠指祭祀对象的神化的话，则人格化、偶像崇拜不一定等同于神祠，而帝王身份、皇家祠庙似乎与神祠无关。 此外，仅凭四个个案来推论国家祭祀的宗教性，似有概括过当之嫌。第二章《道教、佛教与国家祭祀》说明政治和宗教关系。魏晋以来，佛道教流行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国家祭祀也不例外。作者同样选取具体事例——皇帝图像祭祀、地方寝庙和岳渎祭祀，来发掘佛道教对国家祭祀渗透的细节。 如前章指出的神祠化倾向，隋唐时宗庙已奉祀皇帝图像，而皇帝相祭祀延伸到寺观中。这种结合一方面强化了国家政权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使皇家宗庙性质由“私”到“公”，更贴近民间。岳渎祭祀的探讨是本书最为精彩处。作者将石刻材料与书面记载结合，勾稽还原了道教徒在高宗，武周和玄宗时期对山岳祭祀的参与，及以道教立场改造国家祭祀的努力。传统上认为武周革命与佛教关系密切，但作者通过归纳《岳岱观碑》中记录的道士马元贞活动（页156-159），揭示了道教为武周政权宣扬“天命”，同时得到了政权支持的过程。此外作者还考察了道教与岳渎祭祀结合的顶峰——五岳真君祠的设立。作者指出立真君祠和设青城丈人祠与庐山使者庙是同一事件，背后是道士司马承祯试图以道教理论来改造甚至取代国家岳渎祭祀。最后作者论及道教、国家祭祀和民间互动。作者用几则民间故事说明国家接受道教五岳祭祀后，民间认为岳神地位低于道教真人。不过，问题是几则笔记小说故事能否代表普遍民间观念？而即便存在此观念，是否一定是道教和国家祭祀结合的影响？作者还举出使用纸钱和五岳神兵传说，这两个例子解释为道教对民间的直接影响更为妥当，跟道教和政权的互动似无关。可能作者提及民间是为本章结论作铺垫： 宗教和国家礼仪非对立，而是国家礼仪和民众之间联系纽带（页219）。前一点作者通过揭示的佛道教因素对国家礼仪的渗透作了很好的解释，而后一点论证稍显薄弱，难以看出有此宗教确实有此功用。第三章《“祀典”与“淫祠”之间》转向讨论地方祠祀。作者依据“国家祭祀”概念，以政府角色为中心，将唐代的地方祠祀分成三个层次：第一是国家礼典明文规定且通祀全国者；第二是礼典无明文，但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和支持，或地方政府创建者；第三是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完全是民间祭祀行为，且被官方禁止者。（页222-225）作者强调被以往研究所忽视的第二层次，即是国家和民间祭祀的结合点。在唐代，两个典型的例子是生祠和城隍神祭祀。生祠不在礼典，但可通过审批程序得到国家认可，对于民间，它有报功和祷祀双重功能。而城隍神庙则由地方官灵活处理。在唐后期，还形成了到任谒庙的传统，象征着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的妥协。中央政府对待地方祠祀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由唐前期的非礼勿祀、打击淫祠道到玄宗时让礼典规定更加灵活。中晚唐时，地方官一般根据图经确定他们对各种神祠的态度。此外，在中晚唐出现了佛道教与地方祠祀合流趋势，寺观在民众眼中变为灵验神明所在。此章最大亮点便是地方祠祀的分类，作者不仅勾勒出唐代关于地方祭祀的政策和实践，也为我们认识各类神祠的性质提供了基本框架。但作者又刻意牵扯政府祭祀、佛道教与民间的关系，得出儒家礼制制度性地选择吸纳地方祠祀这一大而化之结论，似不太符合本章主题。第四章《从祈雨看隋唐的国家祭祀与社会》是考察礼法制度、宗教和州县祭祀下的祈雨活动。在礼典中，有专为祈雨的大雩礼，但实践中，辅助性的祈雨如祈祷岳渎、宗庙、社稷也经常举行；道教中，五龙祠、太清宫、九宫贵神坛和内道场都中央政府祈雨所在；中晚唐时佛教密宗的祈雨仪式亦为皇家所用。在地方，祈雨对象有山川神、龙神或其他神祠，总之对象众多，且具地方特色，而且佛道教参与到地方政府的祈雨活动中。由此可见，无论礼制、宗教，还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都有不同性质的祈雨活动。雨水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祈雨是为实利而祷请，因而暗示各种祭祀的“祈报原则和实用精神”（第334）。此外，作者还通过分析祈雨过错中的政府活动，指出了祈雨强化统治秩序、沟通官民的社会功能。此章是以祈雨这一具体祭祀再次实证前三章结论：祈雨表现了国家祭祀不限于礼制，与佛道教的结合及地方祭祀的灵活多样。同时，作者通过祈雨反思国家祭祀的特征和功能，见解深刻。最后，作者指出祷祀仪式变迁背后是“唐朝国家建立一个以皇权支配的人神关系新格局之不懈努力” （页340），似并没有章节加以说明，突然出现此结论，有些莫名其妙。总之，作者对郊庙之外的政府祭祀活动，无论在史实考证还是理论总结上都非常出色。在这一概念下，作者未流于制度表面，而以动态的个案、事件来考察国家祭祀的特点性质。在视角上，又以礼制、宗教、民间信仰来观照国家祭祀，揭示了它们对立又互动的复杂关系。在探讨过程中，可见作者一种潜在的理论关怀，即说明国家、宗教和民间的关系。这种关怀使得作者对普通的事件现象做出了深刻阐释，但也导致了不少牵强附会的结论。原因大概在于本书的逻辑架构——以分散的个案说明整体。其实无论是国家祭祀，还是政治宗教与民众关系，都是过大的话题，远非若干个案便能论断其整体性质如何。不过，相信在作者所铺垫的构架中，会有更多相关研究来丰富我们对隋唐时国家、祭祀和社会的看法。

瑕不掩瑜，一流著作

近年来，关于地方民众信仰的文章与专著越来越多，似乎形成了一股民众信仰研究热。尽管名称有一些差异，比如民间宗教、大众宗教、民间信仰、民众祠神信仰等等，其背后也反映了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界定与取向，但其中仍然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广泛关注地方社会与下层民众。地方社会，尤其是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是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目光向下”的歷史的热点，而民众信仰正是切入这一主题的绝佳视角。雷聞的《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即是此一潮流中的一部出色著作。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雷著題目中的“國家祭祀”問題。在《导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祭祀”，而这并不等同于“皇帝祭祀”。国家祭祀指由各级政府主持举行的一切祭祀活动，也包括了由皇帝主持的祭祀礼仪，它“不是爲了追尋一己之福，而是政府行使其社會職能的方式，本身即具有‘公’的性質。”全书除导言和附录外分为四章：第一章《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通过对山川神、风师雨师、后土、孔庙、先代帝王的考察，指出隋唐时期的国家祭祀，在祭祀对象上吸取了一些原來的民間祠廟，在祭祀方式上具有了相當明顯的為傳統儒家所反對的人格化與偶像化特徵，在祭祀目的上強調國家祭典追求的天地人和諧統一與民衆個人的祈福消災並不衝突，這些使得隋唐國家祭祀具有相当浓厚的神祠色彩，而这恰恰是国家祭祀与民众联系起来的重要基础。第二章《道教、佛教与国家祭祀》討論佛教、道教對於國家祭祀的滲透，尤其注意了道教对于国家祭祀的改造与努力。而在事实上，很多道教的仪式、道教的神祇都进入了本来是儒家体系为主导的国家祭祀之中去。在这里，作者指出將宗教與國家禮儀完全對立起來的看法是錯誤的，至少在唐代，宗教已經進入了“公”的領域，與國家禮儀緊密聯係起來，成为國家禮儀與民衆之間的聯係紐帶。第三章《“祀典”与“淫祠”之间》首先区分了唐代地方祠祀的三个层次：国家礼典明文规定且通祀全国者；礼无明文而得到地方官府承认和支持，甚至直接创建者；没有得到官方批准和认可，完全是民间行为且往往被官方禁止者，进而考察唐代以来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以及佛道二教与祠祀的合流。第四章《从祈雨看隋唐的国家祭祀与社会》则通过对祈雨这一个案研究，讨论了从中央到地方祈雨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印证了前三章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本書更为重视国家郊庙大祀与地方民众信仰之中间环节，即地方政府的祭祀活动。这种地方政府的祭祀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下限，又是连接地方百姓信仰的纽带。其主要特征则是融合了佛、道等宗教仪轨的神祠色彩。作者将隋唐的国家祭祀放在了整个国家祭祀的礼制化与世俗化的过程之中，并通过此提出，国家祭祀到宋代随着赐额、赐号的普遍化和制度化，由国家支配的新的神明体系逐渐形成，它反映了隋代地方官中央任命制度开辟以来中央集权制的深化，国家祭祀也成为了“一个开放性的整合意识形态的平台，一个建立思想秩序的工具”。與多數地方民衆信仰研究的“自下而上”取向不同，雷著則採用了“自上而下”的視角。當然，一方面如作者所承認，由於唐代文獻資料的限制，使得本書“自下而上”的研究有所欠缺；但另一方面，這也是作者有意識的一種改變與突破。當然，此書也有一些缺憾。比如作者在第二章著重討論宗教對國家祭祀主導力量的爭奪和滲透，或者說國家祭祀的宗教色彩。但是作者将重点主要放在了道教上面，而对于佛教方面涉及较少。雖然在唐代，道教由於與皇帝家族的關係使得其對於國家祭祀的影響更爲突出和明顯，但於佛教較少著墨則不免有些輕重不均。又比如在關於祈雨的個案研究上，作者對於儒家雩祭的理解似乎略有偏差，似将其單純地視作一種為了祈雨而進行的祭祀。雖然雩祭本身之起源確實出於求雨，但在漢唐以来國家祭祀禮制化的過程中，雩祭實際上是祭天的大禮之一。在確立後世祭祀典範的《大唐開元禮》中，一年南郊祭天大禮有四，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祭，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虽然各自有不同的针对性，但其主要的特征在于祭天。

《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序 作者：吴宗国

国家祭祀反映了一个时代对于天、地、鬼神的观念，也反映了皇权在天、地、人中不同时期的不同定位，是各个时期信仰系统中重要的一环。隋唐国家祭祀这个课题曾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主要成果还是集中在围绕皇帝所进行的郊庙祭祀活动，本书则在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和社会这个课题上进行了新的探索。作者在结论中说：“在隋唐时期，国家祭祀并不等同于皇帝祭祀，国家祭祀也并不为儒家理论所局限，国家祭祀也不仅仅是与民众信仰无关的官方仪式。”这几句话，反映了唐代国家祭祀的时代特点，也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国家祭祀并不等同于皇帝祭祀”。本书指出，“唐代，祭祀活动不再只是皇室宗教，而成为国家的事务，即使是地方政府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包括祈雨，也都是一种公共行为。”这是和唐代政治体制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国家不再是皇帝个人的私有财产，皇帝只是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国家”、“朝廷”和“皇帝”的概念，从唐朝开始有严格的区分，“国家”、“朝廷”不再是“皇帝”概念的扩大和延伸。“国家祭祀也并不为儒家理论所局限”，唐朝对各种学说各种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择善而从的方针。这是从唐朝初年就定下来的。对于儒家经典中的各种理论和制度，在唐朝初年已经进行最大限度的吸收和利用。随着唐朝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不少理论和制度都已经不适合时代的需要了。原来的国家礼典也需要吸收新的元素，进行新的创造。“唐人对于儒家经典关于祭祀的规定并不拘泥，甚至试图以当朝礼仪实践为本来改造儒经。”就是一种表现。唐初的律令体系从武则天时期开始逐步瓦解，开元二十五年（737）修订律令格式，对于律令基本上没有进行修改，只是删定格式和编订新格。安史之乱以后，只删定格和格后敕，而敕的地位又逐渐超过了格，成为在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上的最终依据。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关于国家祭祀的规定是通过制敕来颁行的。作者在结论中所指出的“隋唐国家礼典与实践的巨大差异”，其源盖在于此。本书强调国家祭祀的实践层面，特别指出“那些不在礼典的祭祀活动也属于国家祭祀的重要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更凸显了唐代国家祭祀的实质与特色。”是切合唐实际情况的结论。正是由于这样从历史实际出发，而没有囿于各种成说和理论，因而作者能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完成一些前人没有深入研究或没有触及的问题，才得以把郊庙之外的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和社会的情况比较深入系统地呈献给广大读者。“国家祭祀也不仅仅是与民众信仰无关的官方仪式”。民众信仰，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一个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时期，民众信仰更有一个重新构建的问题。本书通过“隋唐国家祭祀的神祠色彩”、“道教、佛教与隋唐国家祭祀”、“祀典与淫祠之间”、“从祈雨看隋唐的国家祭祀与社会”等实证性的以及个案的研究，说明唐代怎样通过国家祭祀礼仪的不断调整和充实，充分吸收各种宗教的、民间的信仰和仪式，建立起了一个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祭祀礼仪系统，作为以皇帝为中心的信仰系统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使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也使本书具有了很高的理论意义和认识价值。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对本书的写作无疑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但我更看重的是作者的出发点，也就是贯串于全书的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基层，着眼于发展变化。他没有把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当作教条，而是把它们看成是一个观察历史的新的角度。这是本书能够取得新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成果的主要原因。我们要真正进入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具有发展变化的观念，这样才能够破除迷信和各种成见，把研究深入。历史研究虽然在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价值要求，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历史学是要求全方位地了解一个时代，全面了解每一个国家、地区和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事实上各个时代的历史学都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和认识水平以及材料的限制，因此重点各有不同，都只能揭示历史的一些方面。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的和认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视野也更加广阔，开始能够从更多的方面来了解当代社会和历史。现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事实上就是在历史和当代结合的基础上，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和理论上的总结。它们的方法从根本上说也是历史的方法，这就是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实际发生的现象，着眼于发展变化的过程，着眼于总体的发展。只有对这一点保持清醒认识，才不至于把各种新的理论作为教条而限制了我们的创造。雷闻在考取了博士研究生以后，曾保留学籍，到国家机关做了几年公务员，然后再回到学校完成了博士学业。这样的经历对于扩大眼界，丰富阅历，了解社会，培养注重实际的观点都是很有帮助的。更加难得的是，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在按规定回到原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毅然选择了学术研究的岗位，甘心去坐冷板凳。几年下来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本书虽然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但是比起当年的博士论文来，不仅篇幅和内容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在观点和理论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可喜可贺！希望作者能够沿着走过来的道路，扩大研究领域，在学术上取得更多的成就。来源：http://www.tanghistory.net/data/articles/b01/768.html

妹尾达彦的评价

去年反复读这本书，启发实大。妹尾达彦给予的极高评价，摘出：“在此意义上，最近出版的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在下述两点上可谓唐朝王权礼仪史上的划时代性成果，即使首先针对以往的王权礼仪我就都集中于都城，他分析了王权礼仪在地方的实际状况，弄清了都城与地方以王权礼仪为媒介密切结合的状况；其次将集中于儒教的王权礼仪研究扩展到道教礼仪与佛教礼仪方面，并且通过对民间信仰与国家祭祀的关系进行分析，首次揭示出了唐朝王权礼仪的整体形象。雷闻的研究之划时代性将在今后的唐朝王权礼仪史研究中进一步体现出来。”（《唐研究》，第十五卷，p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