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精神

章节摘录

　　当前思想家的任务　　只要是心理正常的人，决不会希望核子大战。只要是常识丰富的人，决不会相信靠两方面的核子武器竞赛而可以阻止核子大战。　　　　一　　　　在杜勒斯的时代，美国不断地运用战争边缘政策。但经杜勒斯偶尔说破，便一时舆论哗然，群起反对，因为那是在玩火，而玩火终会是自焚的。杜勒斯死后，太空竞赛的优势转到苏联手上，举世惶惶又来应付苏联的战争边缘政策了。从战争的边缘走进战争的中心，只是手脚稍稍滑进一步的事情。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便掌握在这手脚稍稍滑进一步之间。　　在上述情势之下，举世的政治家忙于拟策略，举世的军事家忙于作计划，举世的科学家忙于造武器。假定在三者之外，还有所谓思想家，亦即广义的哲学家，到底有没有一份任务可以分担呢?说到这里，大家便可以想到英哲罗素所领导的请愿。假定思想家的任务便是请愿，思想家便未免太可怜了。同时，从报上来看，罗素积极性的意见，似乎是要英国完全放弃核子军备，美国则在与苏联未达成裁军协议以前，依然会保持核子军备。其用意揭穿了说，是希望平时英国倚赖美国的核子力量以保持自己的利益，万一打了起来，则让保有核子武器的国家，美、苏互相毁灭，而英国则藏在夹缝中间，幸免池鱼之祸。假定思想家的用心便是如此，这未免太阴狠自私了。除罗素所表现的以外，思想家在目前局势之下，便毫无其他可尽的任务吗?　　　　二　　　　当代科学史的权威萨顿，在其大著《古代中世科学文化史》的序章中指出：希腊文明的失败，不是缺少了知性，而系缺少了人格、道德。欧洲中世纪的停滞不前，是只强调了神的仁爱，而缺少了对现世的知识的活动。因此，他的结论是“没有仁爱的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仁爱，是同样无价值，是同样危险的”。　　若把萨顿的话，应用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缺陷是强调了仁爱而忽视了(不是反对)知识；近二百年来，却连传统中的仁爱精神也失掉了。西方文化，则成就了知识，而忽视了仁爱。因为西方文化实际上已成为世界文化，所以整个世界的文化危机，便暴露在有知识而无仁爱之上。　　知识成就科学，科学的自身是没有态度的。科学对人类的造福或贻祸，不是决定于科学，而是决定于人们所给予科学发展、运用的方向。今日科学成果的核子武器，据说，可以在三十分钟内毁灭人类，实际则是当前人类的意志，要在三十分钟内毁灭自己。此之谓“自作孽，不可活”。如何从自作孽的人类中拯救起人类，使科学的方向，不向杀人方面发展，而向造福人群方面发展，这才是当前思想家的真正任务。而此任务的实行，是要在西方文化中，建立仁爱精神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三　　　　西方了解道德的价值，而体认得最深切的，无过于康德。但康德虽强调动机中“善意”的重要性，但他还没有扣紧仁爱方面来作为道德的内容。“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无间于古今中外，而可当下加以证验的。但康德必须用二律背反的方法，费这大的思辨力量，以证明道德理性的存在。这是说明西方文化的习性，不把人当下可以证验的道德事实加以承认而肯定其价值；却必须通过理智思辨的形式，以建立与事实有距离的概念，在概念上去辩论有无是　　非。于是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仁爱之心，不能在学术文化上取得其应有之价值地位，而退贬于无足轻重之列，致使人性中最宝贵的这一部分，被抑压泯没，不复在人生社会中发生应有的作用。　　当代的思想家们，对人生问题，我希望不必再玩弄什么概念的把戏，而只抓住人心当下一念所自然呈显出来的不忍人之心，亦即是仁爱之心，确定其为人生根本价值之所在，并承认这是一切价值之价值。顺着此仁爱之心的自身所具有的无限延展性，加以扩充，而不加以阻塞，则在每一个人的精神里面，都涵融着整个的人类，而与之休戚相关，科学便自然会向造福人群方面发展，而不会向杀人方面发展了。　　但面对两大阵营的生死斗争，而欲在精神中求解决之道，是否有点像执《孝经》以御黄巾，过于迂阔可笑呢?诚然，仁爱并不能发生谈判的效果。但西方世界之内，存在有多少为仁爱之心所不容的问题?思想家们，应当先提倡以仁爱精神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化不平等为平等，化对立为融和，则西方世界的本身，将由此道德力量而加强了现实的力量。铁幕内部依然是人，依然有不忍人之心。铁幕外的不忍人之心，汇成洪流，以与铁幕内部的不忍人之心相呼应，则核子威吓的形势，或可慢慢软化下来，为人类另开辟一崭新的局面。最低限度，比静坐请愿，总会更有意义。　　　　为人类长久生存的祈向　　　　一　　　　港台两地的新闻传播机构，都为了解答世界各地有燃眉之急的问题，而占满了篇幅、地位；对于关涉到人类根本而长久地生存问题，反容易觉到忽视。虽然这是世界局势使然，也是新闻传播机构的时性使然；但究竟不是一种太好的现象。　　联合国人间环境会议，六月四日起，在芬兰首都开了十二天会；几经周折，终于六月十六日，通过了“人间环境宣言”；这表示为人类长久生存的一种祈向；所以国际上有人说这是“人权宣言第二”。(此处有删节)中共参加了，却因特殊原因而不肯签署，这便容易使我们忽视此一宣言的意义。所以不妨在这里稍稍论及。　　当然，人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生存所受的最大威胁，是来自政治。从政治这种“不得已的罪恶”保障人类的长久生存，只有确定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使一切政治活动，都以保障基本人权为目的，这便是一九四八年联合国所提出的“人权宣言”的重大意义。　　政治，当然是支配人类生存的重大环境之一。但因人口增加与集中，科学技术对自然开发所引起的破坏；工业生产的排泄物所引起的牛气污染等，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另一重大环境威胁。此一严重威胁的发现，这是近十多年的事情。联合国所采取的行动，应当算是有远见的行动。可惜这本是可以与现实政治保持一个距离的问题。但因“离开政治，不能考虑环境问题”的生硬主张，以致发生许多不必要的周折。我对于这种政治挂帅的生硬主张在国际上所发　　生的意义是非常怀疑的。　　　　二　　　　“人间环境宣言”，分为前言与原则两大部分，都采用条列的形式。前言共有七条，其概略内容如下：　　(一)“人是环境的创造物，同时又是环境的形成者。环境维持人的肉体的生存，也给人以知识、道德、社会及精神等成长的机会，”这强调了人与环境的交互间道；及对环境对人类整个生存发展的决定性的意义。(二)强调了人间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是影响全世界人们的福祉与经济成长的主要问题，也是全世界人们迫切的愿望，这是一切政府的义务。(三)“我们能很贤明的运用改变周围环境的能力，便可对一切人提供以开发的恩惠，并使生活得到质的向上。若是把这种能力作错误的运用，或粗疏的运用，即可给环境以无可估计的损害。我们知道地球上许多区域，由人工来的灾害正在增大。”这是指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说的。其灾害是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与对自然的破坏，有如对水、空气、生物的污染。(四)“在开发途上诸国，大部分的环境问题，是由低开发所引起的。数百万人，过着远较必要的最低生活水准更为低的生活。”①因而认定在这种国家改善环境的努力，应集中到开发的途上，先进工业诸国，须从这一方面予以援助。(五)强调在“世界一切存在之中以人为最贵”，只要能采用适当的政策，则随各方面的进步，解决不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乃是可能的。(六)认为对环境问题，正站在一个转回点。“为了在自然的世界能得到自由，为了人能与自然协调，造出更好的环境，不能不好好地活用我们的知识。为了现在及后世，使人间环境的向上，对于人类，是至上的目标。”(七)是强调改善环境，是每一个人、团体、国家，所应作的各个的努力与国际上的共同的努力。　　　　三　　　　在七条前言后，更提出二十五条原则，对于天然资源的计划与管理，对于开发国家的鼓励与援助，对年轻一代的必须加以启发，对于一切国家的利益应当同时加以考虑、照顾，都提出了更具体的意见。除由前言与原则所构成的宣言以外，更提出了一百多条的“环境保全劝告”，作为教育活动中的材料。　　在十二天会议中，除了由核子试爆所引起的严重空气污染问题，因现实政治上的牵连而未得到观念上的统一，以至原来所拟的第二十一条，未能采人外，可以说对各方面的有关问题，都是考虑周详，用心深至。这一宣言中所要求的能否实现，当然需要长时期的努力。但能以国际的智慧与规模把它叮咛郑重地提了出来，对于问题的解决，总算是走出了第一步。其中的关键，当然在各国政府的决策与行政上的能力。这中间还牵涉到短期的利害问题。例如为了生物保种，提出了停止十年捕鲸活动的要求，便与日本一部分渔民的利益发生冲突。但只要想到冲突者只有十年，而保存者关系到千万世，日本便要接受此一短期的损失。更只要想到鹤这一动物，在我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在八十年以前，由故老谈到一株老树上栖息着成百的白鹤的情形，可是到我们开始记事时，已经一只也不存在了，便可了解在此一宣言中，郑重提出保存生物的要求，是如何与我们儒道佛三家的精神相契合，而又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　　宣言中特别指出每一个人的行为，都给环境以影响，因而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负起一份责任，这对香港的市民而言，应当成为良心的呼唤。为了一分钟半分钟乃至什么也不为，而乱扔什物，乱倒垃圾的，举目皆是。还有些住楼养狗的人，以行人道为狗便积聚之场，丝毫不考虑他人的掩鼻而过；这都是破坏环境的罪人。人应当保持乃至造成适合于人生活的环境，和人为了作为一个人的生存而应保有若干基本权利，其重要性本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媒体关注与评论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册时事评论结集，是从徐复观先生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间(也就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发表在港台报章杂志上的有关国际政治的述评、随笔中编选出来的。在上述三十年中，徐复观的个人生活经历了几度曲折转变：先是脱离国民党官场而尝试一面在大学教书、一面主办某政论杂志，四五年后终于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向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教学、探讨，到1969年又因故从台湾东海大学退休、移居香港而专注于学术研究与写作。与这番“漫长而艰苦地研究历程”相始终，他同时也一直关注着自己所在的那个社会及其方圆以外整个人间世界的重大动向或事件。因此，三十年里，除了等身的学术专著，他还断断续续地撰写出数量巨大的时评类杂文；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即以国际政治为话题。　　徐复观的杂文写作，或许部分地与“稻粮谋”有一点关系。特别是在香港的十多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靠这些杂文和刊出这些杂文后面的友谊来维持生活”。然而，驱使他欲罢不能地无法忘情于杂文创作的最重要动力，还是来源于以超乎一己之私的情怀去切入人世、直面人类生存困境的儒家人生态度。他说，是“我的良心”在压迫着他“不能不写”。因此，在香港，“每星期七天，五天时间我是面对古人。一天半或两天我又面对当代。这种十年如一日地上下古今在生活中的循环变换，都来自我们国家的遭遇对我所加的鞭策”。这样的心境，往往更直接而明确地透露在他的诸多杂文之中，其程度要远远超过它们在更加专门化的学术论著之中所获得的表达。　　我们都知道，有关国际政治的时事评论，就像新闻一样，它的生命力经常与最强烈的时效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今的读者在披阅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时，是否会产生某种“恍若隔世”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甚至具有双重的性质：因为不仅这些杂文的写作年代距今多已长达三四十年之久，而且它们整个地属于那个特定的“冷战”时代，亦即从二次大战后开始的、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轴心的世界两大阵营之间对峙和敌视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在如何看待1990年代以往的国际政治格局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冷战”的终结无论如何总已是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项共识。既然如此，现在推出这样一本书，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一桩过时的举动?　　我们也知道，国际政治学作为极具实践性、因而在各国都受到政府和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显学”，本是一个涵盖面很广泛的庞大知识领域。不同的国际政治学家可能聚焦于不同的重大国际问题，从而将这个庞大领域进一步分割成许多高度专门化的学术分野，诸如外交与国际法，武力裁减、防止核扩散和国际关系中的武力使用，国际合作组织和国际体制，生态、自然资源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中的人权与正义原则等等。当然，学者们还会按照他们所服膺的不同学术流派所主张的不同理论预设，或它们切入问题的不同视角，去阐释国际政治中的种种事件与现象。虽然在今天，流派纷呈的当代国际关系论坛显现出比往日更为动态、更加多元化、更错综复杂的面貌，但是那五花八门的理论主张，其实大多数在二三十年之前就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现身了。徐复观虽曾在某个农业院校里讲授过“国际组织与国际现势”这样一门课，但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国际政治学家；他对国际政治的思考评论，似乎也不曾与当日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见解可以说是“非专业”的。　　……

书籍目录

一、国际政治中的人类共同价值   当前思想家的任务   上帝、良心、南越   良心、政治、东方人   一个中国人读尼克逊的就职演说   民主政治在考验中   为人类长久生存的祈向   经济上的循环报应   人权外交的光辉与困惑 二、冷战中大国外交的变局   七十年代的国际三角关系   美国外交转变的外在因素   国际政治上日本又迎到了一阵神风吗？   苏联重视尼克逊的莫斯科之行   限制战略武器的意义   西和东紧局面的出现——莫斯科高峰会谈初结   日、苏的微妙关系   苏联西方政策的演变   美、苏高峰会议后的国际局势   欧洲安全合作会议所反映出的国际问题 三、苏联：力不从心的霸权哀相   从赫鲁晓夫时代，到布列兹涅夫时代  看苏联国际外交战略的进度  苏联经济危机所牵涉的根本问题  苏联野心的挫折四、美国政治与精神危机   尼克逊外交的污点  尼克逊的苦恼  不是结婚几次的问题  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  美国人在精神上走投无路  这是美国变的开端吗——论麦高文在民主党的胜利  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出现水门事件  美国水门事件的归结  民主政治的另一角度——情理义利之间  美国国际政治形象的重建五、日本社会诸形相   从贪污事件看日本政治  日本人对台湾的残梦  在日本暴力主义的背后  川端康成之死  日本三岛由纪夫案件的判决  观念、良心-森恒夫的自杀  日、美之间的坠观重拾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略评日本田中政权的短命  迷失了日本自民党六、朝鲜半岛、南亚与东南亚时评 ……七、资本主义欧洲：社会问题和对策 八、“铁幕”卓盖下的春意 九、拉丁美洲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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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册时事评论结集，是从徐复观先生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间（也就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发表在港台报章杂志上的有关国际政治的述评、随笔中编选出来的。在上述三十年中，徐复观的个人生活经历了几度曲折转变：先是脱离国民党官场而尝试一面在大学教书、一面主办某政论杂志，四五年后终于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向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教学、探讨，到1969年又因故从台湾东海大学退休、移居香港而专注于学术研究与写作。与这番“漫长而艰苦地研究历程”相始终，他同时也一直关注着自己所在的那个社会及其方圆以外整个人问世界的重大动向或事件。因此，三十年里，除了等身的学术专著，他还断断续续地撰写出数量巨大的时评类杂文；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即以国际政治为话题。　　徐复观的杂文写作，或许部分地与“稻粮谋”有一点关系。特别是在香港的十多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靠这些杂文和刊出这些杂文后面的友谊来维持生活”。然而，驱使他欲罢不能地无法忘情于杂文创作的最重要动力，还是来源于以超乎一己之私的情怀去切入人世、直面人类生存困境的儒家人生态度。他说，是“我的良心”在压迫着他“不能不写”。因此，在香港，“每星期七天，五天时间我是面对古人。一天半或两天我又面对当代。这种十年如一日地上下古今在生活中的循环变换，都来自我们国家的遭遇对我所加的鞭策”。这样的心境，往往更直接而明确地透露在他的诸多杂文之中，其程度要远远超过它们在更加专门化的学术论著之中所获得的表达。

作者简介

这一册时事评论结集，是从徐复观先生一生的最后三十年间（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发表在港台报章杂志上的有关国际政治的述评、随笔中编选出来的。

徐复观立基于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超出了宋明新儒学的时代限制。徐复观的视角，围绕着自由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以政府行为来调整自由经济下财富及其他生活资源分配的社会主义这样三种重要的制度体系在当代中国实现成功的重建，而在中国传统中开发出为制度推接所必须的本土资源。凭藉着良心一照察下的大是大非原则，徐复观对很多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决策与实施、重大事件、社会文化现象乃至政治活动家个人，作出了代表他个人立场的批评甚至抨击。

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以更贴近一般人们的思想和理解方式，却又以其底于平实而极乎高远的睿智引导读者去超越常识（但绝不违背常理）。他目光敏锐，文字生动流畅、明快传神，事过境迁数十年，这些多半即兴式、随感式的国际评论，竟然完全超越了时空，而使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强烈地体认到一个处于失望之中、却始终未曾失望的智者对他那个时代的思考，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洞见、关怀与虎虎生气，并使人深深地为之感动。

对大多数汉语读者来说，读徐复观的国际政治杂文，又是别一番意义上的“温故而知新”。从徐氏的国际时评最初发表的那个历史时段走过来的人，通过徐复观的笔管，回顾往日问似曾相识或闻所未闻的诸多旧事，一定会感触良多。例如我们都曾听说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但却根本不知道他们所从事的“柬埔寨可惊的实验”。而崇拜暴力革命的日本极端组织“连合赤军”，则在中国没有被报道过。“连合赤军”事件再次向人们展示出，极左派走火入魔，可能坠入何等残酷而没有人性的境地。又如“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死后，在中国只发表了一通短讯，题为“赫鲁晓夫死了”；不过数十字，颇有以冷眼相看斯人“身与名债灭”的笔法。读一读徐复观对赫鲁晓夫的盖棺定评，很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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