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中国文化

章节摘录

占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而至今仍能看到它的遗存。但从社会影响和整个趋势来看，占梦在殷周时代，作为一种官方信仰而制度化，达到了它的顶峰，而后则每况愈下。春秋战国时期，可以明显地看出占梦不断走向世俗化。秦王朝时期，占梦地位一度上升，但从两汉时期开始，即下落为“杂占”之一。虽然有时候也被统治者和上层人士所利用，但主要在民间流行。明代有不少学者对占梦极为重视，不过是“发思古之幽情”，并未引起多大的社会影响。由于历史的考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将以占梦活动和占梦家在各个时期的社会地位作为主要线索，大体勾画其轮廓。至于有关占梦之术的问题，后面将会有专章来分析。(一)关于黄帝与尧舜禹的占梦传说中国上古的占梦始于何时，年代久远，难以考究。但参照人类学对原始文化的研究，中国在史前时代肯定已经产生了占梦活动。而从现有文献来看，已经记载了黄帝与尧舜禹的一些占梦传说。之所以强调是“传说”，因为有关材料未必完全真实和可靠，而其中明显有后世附加和掺入的内容。据《列子·黄帝篇》记载，黄帝即位30年，“忧天下之不治”，于是“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一日，“昼寝而梦”，“神游”至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的特点是，没有首领，完全“自然而已”。民众“不知乐生，不知恶死”，“不知亲己，不知疏物”。黄帝认为他由此梦而获得天下“至道”，以此治国，28年后“天下大治”，几乎同华胥氏之国一样。在这个记载中，黄帝已经重视自己的梦象、梦境，完全是可信的。华胥氏之国的特点也符合氏族社会的面貌和先民早期的蒙昧状态。但黄帝不可能以此为模式来治理国家。黄帝时代如果说尚未确立严格意义的君臣关系，至少已出现了君臣关系的萌芽。“至道”云云，显然是后世道家学派假托黄帝之梦，以描述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它同《庄子》一书讲的“至德之世”同出一辙。华胥之梦只是从梦中直接受到启示，尚未看到占梦活动。据《帝王世纪》记载，黄帝又有风后、力牧之梦，我们则可以看到具体的占卜过程。据说：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数万群。帝寤而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数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以二占求之，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得力牧于大泽，进以为将。黄帝此梦可能属实，此占则为后人的附会。黄帝时代，现在通行的汉字尚在萌芽状态，根本不可能规范化。用说文解字占梦，只是在战国和秦汉时代才出现。风后之“后”与力牧之“牧”均非人名，而是部落酋长之职称。风后实指大风氏的酋长，力牧实指大力氏的酋长。黄帝很可能是从梦中的大风之象与大力之象，占出两个部落酋长，然后联合两个部落，以加强黄帝有熊氏为首的部落联盟。东汉时代的纬书中，也有黄帝占梦的记载。《河图挺佐辅》曰：黄帝召天老而问焉：余梦见两龙挺白图以授余于河之都。矢老曰：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之姓号也，天其授帝图乎?黄帝乃祓斋七日，至翠妫之川，大鲈鱼泛白图，兰叶竹文，以授帝，名曰《录图》。“河图”是一个很古老的传说，其名见于《尚书·顾命》、《论语·子罕》和《易传·系辞》，被认为是帝王受命的祥瑞，或说即伏羲八卦图，或说是玉石上的一种自然纹理，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讨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黄帝梦后去问天老，说明其梦不能自占，而要天老进行占释，天老在这里开始扮演占梦者的角色了。天老认为此梦可能预兆上天将要授图于黄帝，所以黄帝举行了隆重的祭祀，而梦兆后来果然应验。此梦的真实性现在很难判断，但占梦作为原始宗教及其信仰中的一种活动，在黄帝时代肯定已经流行了。传说尧有攀天乘龙之梦。《太平御览》卷八十引《梦书》：“尧梦攀天而上。”《白孔六帖》引《梦书》：“尧梦乘青龙而上太山。”《路史》曰：“尧梦御龙以登云天，而有天下。”梦天梦龙之梦象，后来一直被占梦者看做是帝王之象征，因而便成为帝王即位之兆。传说舜有长眉、击鼓之梦。《帝王世纪》曰：“舜梦眉长与发等，尧乃赐以昭华之玉，老而命舜代己摄政。”《白孔六帖》引《梦书》：“舜梦击鼓。”长眉是神异之象，“眉长与发等”表示舜虽辅尧，功德相等，所以尧把帝位禅让于舜。击鼓表示号令天下，所以也被占梦者解释为帝王即位之兆。梦的探索不同于梦的迷信，它反映了一种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它的出现虽说不像梦的迷信那样古老，也有很久的历史。这就是人们一步一步破除梦的迷信，一步一步走出梦的迷信的历史。由此，在中国梦文化的结构和体系中，梦的探索代表了一种积极的层面和倾向，并在历史的演变中越来越凸显出肯定的社会价值与思想价值。中国古代有关梦的探索，大致始于理性普遍觉醒的战国时代。在探索者的队伍中，先后有哲学家、科学家，也有一些文学艺术家。他们总是从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梦者的自我体验出发，进行严肃的思考，努力同传统的梦魂观念划清界限，努力从梦的活动本身及相关因素中寻找梦的秘密。其探索的范围和工作，包括关于梦现象、梦活动的理论概括，关于梦的本质、特征及其同醒觉的比较分析，其中用力最多的是关于梦的原因和机制。这里有生理病的原因和机制，有精神心理的原因和机制，还有两种原因和机制的关系，两千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思想资料，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关于梦的探索，完全是凭借和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因而中国古代的梦学有自己特殊的思路、特殊的范畴与特殊的理论。例如中国人用阴阳观念解释梦醒之间的有序转换和相互渗透。用“志隐”、“神藏”、“神蛰”一类概念揭示梦的潜意识内涵，用“无志”、“无主”一类概念概括梦的潜意识特征，用“气机”、“感变”、“存想”、“心溺”、“情化”、“因衍”之类的概念说明梦的奇异变化，都具有自己特殊的理论贡献和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与西方传统的和现代的梦说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挖掘和整理中国古代梦的学说，绝对不是为了颂古或自我陶醉，而是尊重历史，总结有关经验和教训，开展东西方梦学的对话，推动现代世界梦说的发展。从一体之“通于天地，应于物类”看，睡梦来自外感。然从“一体之盈虚消息”看，睡梦又来自内感。阴壮、阳壮、甚饱、甚饥以及浮虚、沉实等等，都属于内感。但藉带、衔发、将阴、将晴等等，又都属于外感。《周穆王篇》所提供的这些梦象及其原因，人们在它以前的《内经》、《庄子》以及《说苑》、《博物志》中基本上都可以找到线索，并不一定是作者的发现或发明。但是，作者根据这些现象提出“感变”这一概念，则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疾则梦医”和“梦饮酒者忧”几个梦例，不单纯是生理病理上的“感变”，还涉及到梦者的精神心理，我们将在后面再考察。)“感变”这个概念的高明，不仅在于它对梦的生理病理原因进行了集中的概括，而且在于它把睡梦放在人同自然的大系统中去考察，这一点对后世影响很大。现今通行、大约成书于隋唐时期的《关尹子》一书，在其《二柱》篇写道：心应枣，肝应榆，我通天地；将阴梦水，将晴梦火，天地通我。“我通天地”和“天地通我”说明，人同天地自然之间的一种交感关系，梦正是从这种交感关系中产生的。这种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带有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直观性和朴素性，但在原则上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任何人都是在人与自然这个大系统中生活、睡眠，梦不能不同人体与外界的交感有关。当然，正如我们在上编中已经讲过的，也有人企图利用这种交感关系，为占梦迷信提供根据。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人同天地自然有没有一种交感的关系，而在于外界变化对人的刺激和人在梦中对它的反应或反映，是不是有什么神灵、鬼魂在中间主宰。这里需要提出，《列子》所谓“感变”与后来宋儒所谓“感通”不可混同。前“感”主要是生理病理性的，后“感”则主要是精神心理性的。关于“感通”问题，我们将在下节讨论。不过“感变”概念后世也有扩大和泛化的趋向。明代陈士元论“感变”，既包括五脏气虚、气盛、邪寓和体滞等生理病理原因，又包括情溢、厉妖之类的精神心理原因。4、“脑气”说从《内经》开始，中国古代医学论梦，一直强调梦象同脏象的联系，而对梦同大脑的联系则长期无人过问。《内经》认为，“心主神明”，“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过分强调五脏对精神活动的影响，亦过分强调脏象对梦象的影响。至于脑或“脑髓”，则与膀胱、胆等并列为“奇恒之腑”，其功能则一字无着。《素问·五藏(脏)别论》曾提到“方土或以脑髓为藏(脏)”，然作者是否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把梦同大脑联系起来。宋明以来，中国学人和医学家在长期生活经验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越来越注意脑的地位和功能。宋代诗人范成大曾有赋曰：“觉耶梦耶?陆离纷纭。神马具装，出于顶门。”(《问天医赋》)“神马”指精神活动，“顶门”即是大脑所在。明代前期，湛甘泉曰：“天理二字，圣贤大头脑处。”(《上白沙》)即认为头脑是人身最重要的器官或部位。明代中期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指出：“脑为元神之府。”又说“泥丸之宫，神灵所集。”脑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清楚了。我们在《本草纲目》中尚未发现梦生于泥丸之宫的说法，但在明代后期所画的发梦图中，梦已直接出于泥丸之宫而非心或五脏了。明清之际，博学的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在其《物理小识》中提出，人生“资脑髓以藏受”、“人之智虑系脑之清浊”。清代乾嘉年间，医学家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断然否定了“心主神明”的传统观念，更明确地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由此出发，王清任第一次把梦同脑髓联系起来。

前言

自序我对梦的关注，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我在从事一项专题研究，题目是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由于要考察意识观念的起源和中国历代的意识理论，常常涉及到梦的问题，于是发现很多过去根本不知道的材料，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1983年，我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古代对梦的探索》，立即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关于中国古代梦的迷信与占梦之术，我抱着一种解读的态度，决心要破解占梦之谜。关于中国古代对于梦的探索与研究，我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我要具体看看，在西方文化传入之前，我们的祖先到底怎样看待人类自身这种奇特的精神现象，先辈们到底提出了哪些看法、哪些观点。我发现，中国人的思路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先辈们有不少精彩的论断，现代的中国学者几乎完全无知，现代的西方学者更是完全无知。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一书，我在其中安排了一章《关于梦的认识与探索》，对有些材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但是，关于梦的材料实在太多了。我在一些朋友的鼓励下，计划从事一项以梦为中心的更深入的专题研究，并打算撰写一部专著。 1987年4月，美国阿拉巴契大学琼·沃尔沃斯(JeanWoolworth)教授看到我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那篇论文，突然来信，说她和她的同事“非常欣赏”，并于同年7月亲自来访。她的来信和来访，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郑文林先生的关怀下，在当时的责任编辑王生平先生的支持下《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古代宗教、哲学与科学的一个侧面》一书问世，很快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德国汉学家施瓦兹(ErnstSchwarz)大概是看到此书的第一个外国朋友，他告诉我，“中国人了不起”。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来信热烈祝贺，报刊媒介书评很多。后来该书相继出版了中文繁体本、韩文本、英文本、日文本、巴黎大学汉学家桀溺(Jean-PierreDieny)教授，特别建议他的一位学生到中国来访问。美国心理学家杰·泰勒(JeremyTaylor)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评。此书还有一些副产品，那就是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的梦书》和1993年《神州文化集成》中的《星占与梦占》。 1998年，我将10年前提出的“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进行了系统的论证，由雨升大芋出版社推出《精神系统与新梦说》。以前的研究主要是历史的考察，该书的重点则在于理论的阐释。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新作，是我以往工作的继续，但眼界有很大不同，视域有很大不同。这就是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梦的有关问题，并把视域从梦文化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本书上编考察梦的迷信，中编考察梦的探索，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对象性的研究，而是把梦的迷信和梦的探索都看做是特殊的文化历史现象。这两种文化现象，共同构成中国梦文化的中心，并分别代表性质不同的两个方面与两条线索。但是，中国梦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不仅具有自己固有的思想内涵和清晰的历史线索，而且在形式上也与宗教、哲学、艺术之类的精神文化有明显的不同。它不是以一种“凝聚态”的形式存在、活动与演变，而是以一种“发散态”的形式存在、活动与演变。梦文化的这种“发散态”的形式，较其他“凝聚态”的精神文化，具有更强的渗透力和作用力。由于梦的主体、梦文化的主体同时亦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主体，这种渗透与作用是如此方便与自然，几乎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各个角落，都能看到梦文化的存在及其影响。所以本书下编的分量很大，依次考察了梦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梦与中国古代宋教、梦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梦与中国古代传统医学、梦与中国古心理学、梦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梦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这样我们就可以梦与梦文化为基本线索，在中国文化网络中上下穿梭、左右驰骋。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本书上编、中编的有关内容，在我们以前的著作中虽然多少能够看到一些轮廓，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更新和很多的补充。而下编的有关内容，在以前的著作中，最多只能找到一些线索，基本上是全新的。

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我对梦的关注，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我在从事一项专题研究，题目是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由于要考察意识观念的起源和中国历代的意识理论，常常涉及到梦的问题，于是发现很多过去根本不知道的材料，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1983年，我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古代对梦的探索》，立即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关于中国古代梦的迷信与占梦之术，我抱着一种解读的态度，决心要破解占梦之谜。关于中国古代对于梦的探索与研究，我抱着一种科学的态度。我要具体看看，在西方文化传入之前，我们的祖先到底怎样看待人类自身这种奇特的精神现象，先辈们到底提出了哪些看法、哪些观点。我发现，中国人的思路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先辈们有不少精彩的论断，现代的中国学者几乎完全无知，现代的西方学者更是完全无知。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一书，我在其中安排了一章《关于梦的认识与探索》，对有些材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但是，关于梦的材料实在太多了。我在一些朋友的鼓励下，计划从事一项以梦为中心的更深入的专题研究，并打算撰写一部专著。 1987年4月，美国阿拉巴契大学琼·沃尔沃斯(JeanWoolworth)教授看到我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那篇论文，突然来信，说她和她的同事“非常欣赏”，并于同年7月亲自来访。她的来信和来访，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郑文林先生的关怀下，在当时的责任编辑王生平先生的支持下《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古代宗教、哲学与科学的一个侧面》一书问世，很快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德国汉学家施瓦兹(ErnstSchwarz)大概是看到此书的第一个外国朋友，他告诉我，“中国人了不起”。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来信热烈祝贺，报刊媒介书评很多。后来该书相继出版了中文繁体本、韩文本、英文本、日文本、巴黎大学汉学家桀溺(Jean-PierreDieny)教授，特别建议他的一位学生到中国来访问。美国心理学家杰·泰勒(JeremyTaylor)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评。此书还有一些副产品，那就是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的梦书》和1993年《神州文化集成》中的《星占与梦占》。 1998年，我将10年前提出的“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进行了系统的论证，由雨升大芋出版社推出《精神系统与新梦说》。以前的研究主要是历史的考察，该书的重点则在于理论的阐释。    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新作，是我以往工作的继续，但眼界有很大不同，视域有很大不同。这就是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梦的有关问题，并把视域从梦文化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本书上编考察梦的迷信，中编考察梦的探索，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对象性的研究，而是把梦的迷信和梦的探索都看做是特殊的文化历史现象。这两种文化现象，共同构成中国梦文化的中心，并分别代表性质不同的两个方面与两条线索。但是，中国梦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不仅具有自己固有的思想内涵和清晰的历史线索，而且在形式上也与宗教、哲学、艺术之类的精神文化有明显的不同。它不是以一种“凝聚态”的形式存在、活动与演变，而是以一种“发散态”的形式存在、活动与演变。梦文化的这种“发散态”的形式，较其他“凝聚态”的精神文化，具有更强的渗透力和作用力。由于梦的主体、梦文化的主体同时亦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主体，这种渗透与作用是如此方便与自然，几乎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各个角落，都能看到梦文化的存在及其影响。所以本书下编的分量很大，依次考察了梦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梦与中国古代宋教、梦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梦与中国古代传统医学、梦与中国古心理学、梦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梦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这样我们就可以梦与梦文化为基本线索，在中国文化网络中上下穿梭、左右驰骋。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本书上编、中编的有关内容，在我们以前的著作中虽然多少能够看到一些轮廓，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更新和很多的补充。而下编的有关内容，在以前的著作中，最多只能找到一些线索，基本上是全新的。     ……

书籍目录

自序

绪论 从梦的体验到梦的文化

一、 梦体验的奇特性

二、 梦文化的复杂性

三、 梦与中国文化的视域

上编 梦的迷信与占梦之术

一、 梦魂观念中的连环解释

二、 梦兆迷信与占梦的产生

三、 占梦迷信的历史演变

四、 占梦的理论化与理论家

五、 历代占梦书的流传

六、 占梦之术揭秘

七、 梦之吉凶与占梦家的遁辞

中编 梦的探索与梦的学说

一、 梦活动的理论概括

二、 梦与醒觉的几条界限

三、 梦的本质及其特征

四、 梦的原因与机制

五、 “真人”、“圣人”是不是无梦？

六、 梦有没有先兆的预见性？

七、 关于梦的几种分类

下编 梦在文化网络中的影响

一、 梦与中国语言文字

二、 梦与中国古代宗教

三、 梦与中国传统哲学

四、 梦与中国传统医学

五、 楚与中国古代心理学

六、 与中国古代文学术

七、 梦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作者简介

《梦与中国文化》上编的重点是，中国古代占梦迷信的历史演变，历代占梦书的流传与考证，种种占梦术的秘密。过去我们没有直接看到《梦林玄解》一书，《梦与中国文化》根据《梦林玄解》补充了占梦书的一些新类型和占梦术的一些新方法。

中编的重点是，中国古代对梦的探索历程，历代有价值的梦说或梦论，关于梦的种种分类。

下编的重点是，梦在中国文化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影响。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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