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开始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4
ISBN:9787513506120
作者:李济
页数:225页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不过，对于有志于研究中国文明的历史学家而言，还需要上点补充的课程。也许我还需要对此多说几句。我的意思是说，从理论上讲，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按现在的标准应该既能运用他的母语，又至少能运用一门欧洲语言，但实际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人是比较少的。因此，从科学的需要或从实际的需要来看，在国际学术界都应该有一批受过训练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能够像使用一门欧洲语言一样在书面和口头上有效地使用汉语。用上述观点为导言，我的主张是，“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这个当今在美国很时髦的研究计划，应当在更加严格的人类学的基础上进行。许多在那些尚未入门的人看来是中国制度和中国思想中的奇特现象，可能在中国文字中找到最切近的解释，这么说大概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中国人发展了一种文字，三千余年，它不曾中断。它是这样的一种语言：在多数情况下通过把若干有意义的符号组合为一个方块字来记录新的思想；字序和词序是语法结构中最明显的特色：声调和语调所起的作用为任何拼音语言所不能比拟：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对称原则的重要性超乎一切逻辑推理。所有这些特点紧密交错，编织成中国读书人的精神生活，并强烈反映在与知识分子阶层密切相关的各种制度上。现在谈谈我的主要看法。作为“中国的思想和制度”问题的一个探讨者，经过对原始中文资料进行耐心的、理智的检验，固然可以找到许多有用的信息；但为了使他的研究真正与时俱进，他还需要用一些直接的观察来补充他对文献的研究。这种补充证据对研究“中国的思想”尤为需要，因为文献材料绝大部分可能远离现实，难以展示中国思想真实的、完整的性质。
媒体关注与评论
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徐志摩李济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塑造了今天中国的考古学；但对于我来说，他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他体现了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科学标准。他对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学术事业怀有一种纯挚的热忱，并用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令他的后继者渴望达到而又难以企及的榜样。 ——张光直由于全人类是他研究的背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可以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诚实地追寻古史中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不受偏见的蔽囿。 ——许倬云
内容概要
李济（1896—1979）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济之，湖北钟祥人。1918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26年主持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发掘的序幕。1928年至1937年，主持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后，长期任该组主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后，曾任该所所长。
李济对西阴村、安阳和城子崖考古发掘的领导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他在考古发掘工作中招募、培养的学者几乎囊括了随后几十年内活跃在中国考古界的所有重要人物。他撰写的《西阴村史前遗存》、《安阳》及《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考古学，主编的考古学专集、报告集和期刊，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必读之作。
书籍目录
前言 怀念李济(1896~1979) iii PREFACE Li Chi:1896-1979 ii
壹 挖掘中国的历史3 I Digging Up China Past 2
贰 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25 II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24
叁 中国的青铜时代 53 III The Bronze Age of China 52
肆 考古学 87 IV Archaeology 86
伍 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 105 V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Fêng River Valley, Southern Shansi, China 104
陆 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 129 VI 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 128
染 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 141 VII 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 Reconsidered 142
捌 中国人的种族历史 167 VIII Ra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168
附录壹致英“庚款”咨询委员会调查团APPENDIX I Letter to the British China Indemnity Delegation 190
附录贰 胡适的一封邀请信 197 APPENDIX II Letter of Invitation from Hu Shih 198
注释 NOTES 203
译名对照表GLOSSARY 217
编后记225
编辑推荐
《中国文明的开始(英汉对照)》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之《中国文明的开始》（英汉对照）收录了李济在考古学、人类学方面的经典英文著作，配以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译文，首次双语呈现。读者不仅可以跟随中国考古学之父探寻古老中国文明之滥觞、追溯中华民族人种之起源，亦可重见这位伟大学人的学术生涯、人生轨迹如何与中国现代科学之建立、文化之复兴、家国之命运紧紧联系地一起。
本书所选篇目大多曾刊载于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学刊上。前三篇选文原为李济先生于1955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所作的三次演讲的手稿，介绍了震惊世界的“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考古学》选自陈衡哲主编的《中国文化论集》，介绍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在传统金石研究和西方田野工作方法的交汇中诞生；《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原文刊载于《史密森研究院各科论文集刊》，该次发掘是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我国科学考古发掘的先声，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一文首先于1922年发表在巴尔的摩的《中国留学生月刊》上，并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上宣读；该文经修改后，于次年再度发表于《哈佛研究生杂志》，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并为英国哲学家罗素所引用。《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最初发表于1962年的《国际亚洲历史学家学会第二届双年会会议记录》上。《中国人的种族历史》是李济先生于台大考古学系所作的一次演讲，手稿于1967年发表于台北版的《中国社社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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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李济先生的弟子、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李济先生离世时写成的，原文为英文，本书收录了英文原文和李济先生之子李光谟的译文。写得很平实，很感人。与大家共飨。前言 怀念李济（1896～1979）张光直近六十年的岁月里，首先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的李济，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他的学术思想至今仍然他的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在湖北出生、在老家和北京成长的李济，他的少年时期正处于这个古老国家在与西方接触的压力下迈开通向现代化漫长道路的最初步伐的时候。就跟现在一样，当时一批批颇有才华的青年学生被送往西方各国去学习它们的科学奥秘。从著名的清华学堂毕业后，李济被送到美国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接着又到哈佛去学习人类学。据李济在1977年跟费正清的夫人慰梅女士的一次谈话中说，他之所以去克拉克大学，是因为清华的一位心理学老师华尔考博士跟他说，要学心理学，就要去克拉克。在克拉克时期，李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他都去图书馆开架阅览室，尽情浏览各种书刊。在这种啃青草式的阅读中他偶然地接触到自己不曾了解的人类学的书籍，立刻就被这门学问吸引住了。李济于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这里，他跟从虎藤、托策和狄克森三位老师分别学习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人种学；这三门学问在他的博士论文写作（1928年正式出版）和随后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全都派上了用场。从1923年回国到1928年，李济一直担任着一种地道美国式的大学教授兼研究学者的工作。他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1923～1925年）和母校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任教（1925～1928年）。1925到1926年他负责主持了在山西南部夏县西阴村的一个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是由清华的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弗利尔美术馆联合举办的，李济因此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28这一年是李济一生中的转捩点，也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转捩点。为了充分估价1928年开始李济所经历事件的重要意义，需要再上溯到近三十年前的1899年，即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前一年；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帝国在西方工业大国和军事强国的威力面前蒙受了奇耻大辱。也就是在这一年，商（或殷）代（公元前1766～公元前1122年）的甲骨文在王朝灭亡近三千年之后，首次引起了古史学者们的关注。在此后的三十年里，中国和外国的研究商史的学者们都被这一新的史料来源迷住了，他们大规模地追踪古董市场上流通的这类骨片的出土源头。没过多久，这些学者就察觉到契刻甲骨来自殷墟，即长久以来为人们所知晓的靠近河南北部洹水岸边的现代安阳所在地——殷王朝的废墟。国民党人在1928年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在南京建立了新的政府。一个新型的全国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了，研究院内设立了一个国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曾在德国学习历史学和语言学，他立即为新成立的研究所立下了两个项目：（一）成立一个考古组，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新工具；（二）发掘殷墟，作为考古组的第一个田野工作项目。为实现这两件事，傅亟须一位受过西方田野工作传统训练的有资历的考古学家；组主任和发掘项目主持人这二者的必然选择结果，都落在李济身上。从这时开始，李济的学术生涯就和安阳的发掘再也分不开了。“中央研究院”所领导的这一发掘工作一直持续了十五个工作季，直到1937年年中。如今只有为数很少的人知道，当傅寻找一位合适的学者来领导这个新成立的考古组——这实际意味着挑选一位全国性的考古事业的领导者——时，受到推荐的不是一位、而是两位有力的候选人，这另一位是马衡（1881～1955年）。马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传统古文物研究学者，后来是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马衡当年成了傅最后选中的人，中国的考古学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1928至1937年的安阳发掘和李济对安阳发掘的领导，对下半个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安阳的发掘确立了商文明在中国古代史上为首的地位，它是整个东亚地区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商代是把浩瀚的中国史籍记载和日益增多的史前中国信息体联结起来的一个纽带。然而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仍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组织了在安阳的考古探寻。他使用了西方的考古方法和观念。他招募了众多的同事和学生，并在安阳的实地工作中用这些方法和观念培养他们。这些年轻的学者中包括近三十年活跃在考古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包括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包括高去寻——直至1981年夏天的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为安阳出土器物的研究定下总基调，并确立了研究的主次性，他的整套研究方法——尤其是陶器和青铜器的命名和类型学方法——一直还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处于支配地位。在他本人的研究工作中，他树立了一种高要求的科学标准——他的后继者们都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以之为榜样。他既是一个认真守护中国的文化珍品、防范外国盗窃者侵犯的爱国者，又是一个渴望接受西方所可能提供的最佳技术和观念、力求在世界背景下观察和构想中国的国际主义者。他的后继者中有许多人能做到这两者中的一个方面，但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有韧性和眼光同时做到两个方面。1937年7月爆发的抗日战争事实上结束了由李济的考古组所进行的重要田野考古工作；1949年以后，随着蒋介石政府的逃亡，李济也去了台湾。李济从1937年直到1979年逝世，花去大部分时间用于保管、运送、研究和出版1928年至1937年期间安阳出土的资料。虽然因战争而造成的研究生活的不稳定，以及参加安阳工作的考古学家中有些人故去、有些人离去，给李济管理商代遗宝的计划造成不利的影响，但到他去世前，他看到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安阳》（1977年英文版）中撮要概述到的很大一部分资料都已经出版了。完整的报告并没有出来，但是不利的因素已非李济所能控制的了；他已经做到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像他的一些同事那样在战中或战后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除了安阳的发掘和研究外，李济还从事了其他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最早是在抗战时期的大西南，1949年以后在台湾。这里仅列举其中的几项:1934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的筹备主任，从此以后，他成为一个主张历史博物馆应是发掘、研究兼教育的机关的热心拥护者。他的这一理想在近三十年里已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实现。1949年他在台北的台湾大学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第一次在中国把培养专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之内。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在促成“中央研究院”成立中国古史委员会，着手编写一部多著者、跨学科的中国古史中起到关键作用，此举开中国史学编著之先河。到李济去世时，该书的初稿已开始问世。我第一次见到李济是在1950年秋季进入台大他创办的新系的时候。这以后的29年里，他是我的老师、导师、批评者、行为榜样和学术良心。当然，我时常感到，李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塑造了今天中国的考古学；但对于我来说，他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他体现了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科学标准。他对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学术事业怀有一种纯挚的热忱，并用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令他的后继者渴望达到而又难以企及的榜样。他的过世是世界上一切真正学人的一大损失。1981年11月19日Li Chi: 1896-1979K. C. ChangAfter almost sixty years, first as the father and later as the dea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Li Chi has left indeli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 and of history, and his thinking still dominates his discipline in China.Born in Hupei, Li Chi grew up at home and in Peking at a time when the old country, forced by encounters with the West, was taking its initial steps on the long road to modernization. Then, as now, bright young students were sent to Western countries to learn their scientific secrets. After his graduation from the elite Tsinghua Academy, Li Chi was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studied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t Clark University in Worcester, Massachusetts, and then anthropology at Harvard. According to an interview with Wilma Fairbank in 1977, Li Chi said that he went to Clark because a psychology teacher at Tsinghua, a Dr. Wolcott, had told him that Clark was the place to be for psychology. While at Clark, Li Chi developed the habit of spending every Saturday morning browsing in the open shelves of the library. There he happened upon anthropology books and was fascinated by this subject, of which he had had no previous knowledge. At Harvard, where he earned a doctorate in 1923, Li Chi studied with Hooten, Tozzer, and Dixon, and from these three mentors he learned, respectively, physical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all of which he made use of, both in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1928) and in his subsequent sixty-year career in China.From 1923, when he returned to China, to 1928, Li Chi was the typical university professor-cum-research scholar in the American mold. He taught at Nan-k’ai University in Tientsin (1923-1925) and then at his alma mater Tsinghua Academy’s new Graduate Research Institute (1925-1928). From 1925 to 1926 he undertook the excavation of a Neolithic Yang-shao Culture site at Hsi-yin-ts’un in Hsia Hsien, southern Shansi, under the joint auspices of the Tsinghua Institute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becoming the first Chinese scholar to dig an archaeological site.The year 1928 was a turning point in Li Chi’s life, and i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as well. To appreciate fully the significance of events surrounding Li Chi beginning in 1928 we must go back some thirty years, to 1899, one year before the Boxers and the Allied Invasion which wrought Imperial China’s ultimate humili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industrial and military might of the West. In that year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f the Shang (or Yin) Dynasty (1766-1122 B.C.) came to the attention of ancient historian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dynasty’s fall three thousand years previously, and during the next thirty years Shang scholars within and outside of China became fascinated by this new historiographic source material and launched extensive efforts to track down the bones floating on the antiquities market. Before long, the scholars became aware that these inscribed bones had come from Yin Hsü, the ruins of the Yin Dynasty, long known to be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Huan, near the modern city of An-yang, in northern Honan.In 1928, the Nationalists succeeded in their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founded a new regime in Nanking. A new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Academia Sinica—was established, and under it there was a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he institute’s director, Fu Ssu-nien, who had studied historiography and philology in Germany, decided at once on two projects, among others, for the new institute to launch—to establish a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s a new instrument to investigate Chinese history; and to carry out an excavation at Yin Hsü as the department’s first field project. For both, Fu needed a senior archaeologist trained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Li Chi was a logical choice for both department chairman and excavation project director. From then on, Li Chi’s career became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the An-yang excavations, which, under Academia Sinica, lasted for fifteen field seasons, until the middle of 1937.It is known to only a very few people now that when Fu was looking for a suitable scholar to head the new archaeology department—thus choosing, in effect, the national leader of archaeology—he had recommended to him not one, but two strong candidates, the other being Ma Heng (1881-1955), a highly respected scholar of the traditional antiquarian mold, later to become chairman of the Research Section of Archaeology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director of the Palace Museum.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speculate what Chinese archaeology would be like now had Ma Heng been Fu’s final choice, for the An-yang excavations of 1928-1937 and Li Chi’s direction of them were to shape Chinese archaeology for the next half century.First of all, the An-yang excavations established the status of the Shang civilization at the head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as the first civilization in the whole eastern half of Asia with written documents. Shang is the linchpin that ties together the vast recorded history of China with the increasing body of information about prehistoric China. But our knowledge of the Shang has to a great extent been shaped by Li Chi. He organized the search at An-yang for archaeological sites. He applied Western archaeological methods and concepts. He recruited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and trained them in these methods and concepts at An-yang. Among these younger scholars were all the leading archaeologists active in China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including Hsia Nai,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Kao Ch’ü-hsun, until summer 1981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 Taiwan. Li Chi also set both the tone and the priorities of the study of the An-yang finds, and his methodology—above all ceramic and bronze vessel nomenclature and typology—still dominates the whole field of archaeology in China. In his own research he set a high standard of scientific excellence, which his successors struggle to measure up to in their own works. He was also both a patriot, jealously guarding China’s cultural treasures against foreign pilferage, and an internationalist eager to adopt the best techniques and ideas the West had to offer and to view and conceptualize about China in the world setting. Many of his successors have succeeded in being one or the other, but few have equalled his tenacity and vision to be both.The Sino-Japanese War that broke out in July 1937 virtually put an end to further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of significance being carried out by Li Chi’s department, and after 1949 he went to Taiwan with the exiled government of Chiang Kai-shek. From 1937 until his death in 1979, Li Chi spent much of his time dealing with the care, transportation, study, and publication of the An-yang material excavated during the 1928-1937 interval. Although the war-caused instability of institute life and the deaths and departures of many of the An-yang archaeologists had adversely affected Li Chi’s plans for the Shang treasure, by the time of his death he had see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ulk of the material, which he summarized in his last book Anyang (1977). The whole report is not out, but the adverse factors were beyond Li Chi’s control, and he did everything he could have done, for which we are truly grateful. I have a strong feeling that the reason Li Chi declined repeated offers of university p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which some of his Academia Sinica colleagues immigrated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was primarily because he felt he had to stay in China to see the Anyang studies through.Outside his An-yang work, Li Chi was engaged in many other significant scholar activities, first during the war in the Southwest and, after 1949, in Taiwan. Among them we may name the following. In 1934 he was appointed to head the Central Museum, and from then on he was an ardent espouser of historical museums as organs of excav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This ideal has been put into practice extensively throughout China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In 1949 he founded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Taipei, the first university program in China to train professional archaeologists. In the early 1960s he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organization, under Academia Sinica, of a committee o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launch the preparation of a multiauthored, interdisciplinary volume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first such effort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By the time of his death the first drafts of this volume were beginning to appear.I first met Li Chi in the fall of 1950, when I was admitted to his new department at Taiwan University. For the next twenty-nine years he was my teacher, mentor, critic, role model, and academic conscience. I was always conscious, of course, that Li Chi was a great historical figure, who had given archaeology in China its present shape. But above all he meant just one thing to me—he embodied the highest scientific standard that could be achieve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He had a single-minded devotion to scientific scholarship in China and by his own word and deed set a forbidding model for his followers to aspire to. His death is a gigantic loss for all true scholars of the world. -
对一个对考古的了解仅停留在《夺宝奇兵》层面上的人来说，读《中国文明的开始》是件费脑子的事，因为首先，它讨论的命题本身很宏大——中国文明的开始、中华民族人种的起源；其二，考古学、人类学都是专门性较强的社会学科；其三，作者的原文是英文，若是只读英文还好，有了中文译文便免不了将自己的理解与译者的理解作一比较，顺便再学一学专业术语的翻译。然而，我终究还是将这本书啃了下来，一方面是想看看作者如何把握这两大命题，另一方面，是想知道，作为这两个学科的门外汉，有无可能读懂这些学术文章，有无可能参与这种专门性的对话。《中国文明的开始》原是作者在华盛顿大学作的三次关于“安阳殷墟发掘”的英文演讲手稿集，原书名为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据说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在十年间重印五次，这多少让我感觉有些吃惊，原因同我所预想的困难。浏览发现，除了关于殷墟发掘的介绍外，还有讨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中华民族人种的起源等问题，文章或是演讲手稿，或是学术论文；然而，事实证明，这样一部经典的专门性著作是可以读懂的，而且，我相信，任何读者只要抱着了解中国历史的兴趣去阅读这本书，不仅能读懂，还能获得一些启发和思考。究其原因，大多数演讲、论文的发表都带有传播考古发掘及研究成果的目的，这种传播本来就不局限在学术圈内，也不局限于东方与西方、中国和外国的分界。因此，这本书本书就带有科普的性质，它是以一种平易近人的态度来接近读者，而不是以一副严肃的面孔拒普通读者于千里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以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为前提的演讲和写作必定是建立在一般的基本的共识上的。作者提出的每一条立论都是实在的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因此，有判断力的人都能跟得上作者的思路，还能找到类似福尔摩斯探案的推理体验。我想到《城记》的作者王军对梁思成先生学术贡献的一句评价，“梁先生不是用杂文的方式写历史，而是最实诚地去调查、测绘，而这些成果都是可以讨论的，证实和证伪都是对学科的贡献。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为整个学科的发展、包括中国文化史的认识提供了一种空前的可能性”。李济先生的工作何尝不是如此呢？最后，作者精确凝练的语言和严谨的文章架构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在如此短的篇幅内清楚地讨论三个同时具有高度、深度和广度的问题，作者的视野之广阔和思想之深刻自不待言，其对语言，尤其是对第二语言的驾驭能力实在令人叹服！说到《中国文明的开始》的语言，还有一个背景。在中国的历史的研究上，李济一早就提出应该采取他名之为“心理学+双语研读制+人类学”的方法，而能够善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无非两类：一类是“学会用中国话和中国文字去思考，必须能用中国语言客观地内省自己的思维过程，并用他同样熟悉的另一种语言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的外国学者，另一类是“以中国话为母语……又受到完善的科学方法的训练，并且外国语也学得很好”的中国学者。因此，采用英文写作不仅是出于学术交流的需要，其背后更有作者对于研究方法和人才培养的思考。写到这里，我发现，于我这样一个门外汉而言，为什么能读懂《中国文明的开始》与《中国文明的开始》于一个普通读者的意义何在竟是两个紧密交织的问题。若这个人还对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差异、民族与世界的关系这些在当下仍被热烈讨论的问题感兴趣的话，那他或她一定会对这本书更有共鸣。回顾大半个世纪前中国受到激烈的现代化冲击时学人的所思所想和身体力行，或有助于理清一些思路，以更接近于常识的态度去看待这些问题。记得梁文道在某期的《锵锵三人行》中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读读不懂的书才是真正的阅读”，亲身经历表明，读一本难懂的书，走一段从未走过的路，对思维和勇气都是一种锻炼。
精彩短评 (总计2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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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想看看翻译，对古文明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
很棒的书。提供了很多很棒的思路 -
中英对照，可以学到很多专业词汇。 -
买这本书的目的的国为想看看名家如何用好的英文表达将中国文明介绍给世人，通过阅读提高英语水平和历史知识。 -
李济先生著作，中英文对照，考古学参考书之一，好好研读！ -
12年9月28日-10月1日 -
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看明白这本书 。。 -
总觉得外研社这套书有发故人财的嫌疑，公关工作做得出奇好。然而排版没有诚意，内容不够充实。唯一的优点是选对了作者。 -
比赛得奖发的书，一直没看。昨天回家开始看了。里面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讲解还是比较详细的。特别是里面很多词汇，对考mti挺有用的。 -
台北故宫 -
喜欢——这本书挺好的，刚刚收到，还未仔细阅读。 -
书外观和纸质都不错，双语很吸引我。 -
李济老先生的英文写作实在是强（考古学太多生词不认识，读起来吃力，纯找虐） -
中国考古学之父带你探究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考古传奇。 -
李济，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这个简介完全可以说明作者的地位。而这本书恰恰包含了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内容。人生当知来处，中华儿女当然有必要了解“中国文明的开始”。 -
比想象的读起来费神不少，中途甚至对Archaeology产生了疑虑，旧照片里的地方现在恐多不是原貌了 -
李最为人所读的就是作为普及性读物的安阳和本书，各行各业的普及读物写作任重而道远啊 -
这个论文集子算是刷新了我对人类学的认识，也更清楚了中国文明的发端 -
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 -
四六级翻译从这里开始,值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中国 -
人类学发展的阻力有多大？这是个哲学而非科学问题。它的核心在于：达尔文主义在科学上的专制，成倍的放大了人性中的自负，使得我们无法以科学的态度自省。欧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是建立在＂希腊为代表的白种文明乃人类巅峰＂的姿态上，而东方学者言必谈三皇五帝---尽管它们都是未经证实和缺乏严谨的。如何区分民族自尊和科学精神，这是李济为领袖的中国考古界思考的最重要课题。 -
李济的书没得说 -
给小孩买了寒假学英语用的，但是对于初一的孩子来说有点难了。内容很不错，李济先生的一些文字，翻译的也可以，基本保持了原文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