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书评

Joseph Rock|约瑟夫洛克*

约瑟夫·洛克1884年生于维也纳，他喜爱歌剧,结交广泛的朋友,他的绰号“Pohaku”意为夏威夷的岩石,洛克是一个学者型的探险家,研究的领域包括语言学,植物标本的收集,民族学和摄影.[编译:Moi]洛克6岁丧母，13岁开始自学汉语，18岁开始在欧洲各地流浪，随后又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等地漂泊，1907年他到了夏威夷，在不到12年的时间里，自学成才的他从夏威夷森林与国土部门的一个植物采集员成为一个一流的植物学家，并在夏威夷大学任植物学教授。此外，同卢梭一般自修植物学的洛克精通匈牙利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和汉语等语言。视野宽阔,热爱旅行的洛克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也得到广泛承认，他花了几年时间收集和翻译原纳西族文学8000卷，其中包括他们的宗教小册子,人们因他对人类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者来而受到更多的尊重.1922年2月洛克受美国农业部派遣，来中国云南寻找抗病毒的栗子树种。自鸦片战争以后，动植物资源丰富的中国西南边疆便成为了西方探险家的“乐园”.《国家地理》杂志为但是旅居云南的洛克提供资金支持,在《国家地理》杂志的资助下，在短短几个月内洛克就收集了60000件植物标本、1600件鸟类标本和60件哺乳动物标本。在他还在世的时候,许多他早年收集的物种在它的本土中国已完全消失。1923年,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赞助了他的旅行费用,洛克在1922~1935国家地理杂志刊载了他的九篇专稿,这些他为《国家地理》写的文章使他闻名遐迩,洛克在当时无人涉足的地区,忠记详尽地记录地理和文化信息,纬度,路标,距离,海拔,自然特征,地质构造,农业模式,动植物,珍闻轶事,趣闻等.以扼要的方式写下每天实际发生的事情.洛克写的文章都有一个基本的背景：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土匪滋扰层出不穷，贫困的边陲之地，土司与活佛的故事，一个奇特的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隔绝的世界。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为<消失的地平线>的写作提供了灵感的全员,使香格里拉成为旅游者向往朝圣之地.在植物学中,植物名字中（Hellebr.）Rock，前者指夏威夷植物学之祖父William Hillebrand, 后者指夏威夷植物学之父Joseph F. Rock.评论洛克是世界上最好的摄影师之一，是一位成果丰硕的探险家和地理学者，但同时也是一个最坏脾气的人。格雷夫斯[美国地理杂志编辑]洛克习惯于野外生活，他有种种巧妙的设备，可以帮助一个孤寂的漫游者忘记却自己已经远离家室，远离亲人，远离美味佳肴。他有许多天才的发明，如折叠椅、折叠桌、折叠浴缸、热水瓶等等。无怪乎他所到之处，当地人敬畏之余无不把他看作一位外国的王爷。我本人能侧身于他的侍从之列也深感荣辛……这种生活确有一种乐趣，现在我才理解了洛克对这种生活的热爱，率领着自己的马帮[马帮，这是一个令人心醉的字眼，这蕴藏着神秘，蕴藏着不可知的推动力]，享受着一种特殊的激动人心的责任感，因为你对你的手下人和你自己的生命要负责任，日出之前的一个小时出发，在朦胧的朝雾中骑马前进，徒步爬山，爬得你四肢筋疲力尽，在日落时分到达一个从未见过的河谷，不知道晚上在什么样的房间铺床睡觉，别的什么也不指望，只想安安稳稳地睡上这好不容易才挣得的一觉。这些都是最简单最原始的需要，但满足这些需要后所得到的兴奋和激动，却是那些常年居住在城里，只和大马路打交道的人永远感受不到的”。埃德加·斯诺后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会重返丽江完成我的工作……我宁愿死在那风景优美的山上也不愿孤独地呆在四面白壁的病房里等待上帝的召唤”。1962年12月5日，洛克终于在夏威夷走完了他孤独的人生之旅。他的墓碑上写着简单的几行字：约瑟夫·F·洛克博士植物学家——探险家1884——196220年代,在中国西南边疆拍摄了洛克就两万多张当地人文,植物,宗教的照片,记录时代的历史图景.在那时的云南,除了一条摇摇晃晃的滇越公路外,唯一能在高原通行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帮.泸沽湖的洛克故居，后来在原址重建，岛上的一株巨大的桉树据说为洛克亲手植种。一个世纪后,Jeep® 2011极致之旅追寻洛克的笔记的点滴,重走洛克之路,探秘隐匿于香格里拉的茶马古道与马帮文明，寻访神秘的黄金之国，造访历史、重建传奇。＋ http://oasis.lib.harvard.edu＋ http://www.pratyeka.org/rock/

山路上的探险家

郭净azara一个人到远方去探险，除了商业的、军事的、宗教的动机之外，应当还受到某种内心的驱动。这几年出版的一些探险家的著作，就透露了其中的秘密。下面要讲的三个人，都曾在20世纪前半期到达云南藏区的卡瓦格博神山下，因其卓越的考察而留名青史。1913年6月2日，一队人马站在一个山嘴处，望着山谷下的阿墩子（今云南省德钦县）。他们有6个成员，领头的是英国探险家金敦.沃德（Frank Kingdon Ward），另外几位，有一个懂藏语的汉族翻译、两个标本采集者（藏族）、一个厨师（汉族）、一个男仆（汉族）。沃德抬起头眺望：“我的视线向西越过湄公河峡谷，直达‘卡格博’神山。我看到碎裂的大冰瀑凝固在陡直的悬崖上。紧挨最大的那道冰川脚下，有几幢房屋散布在皑雪闪闪的阶地上方。”沃德后来被誉为英国著名的植物猎人之一。他的出名，与他在西藏东部和云南西北部发现和采集了大量山地植物，并考察了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地带以及雅鲁藏布江下游大峡谷有关。他曾用40年的时间，八次进入这一地区进行探险，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始于1913年2月，出发点在与云南接壤的缅甸密支那；于1914年的3月结束，由云南返回密支那。这一路，他徒步考察了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条大江以及独龙江，大部分行程都在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地以内。他以异常细致的观察，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这一地区动植物的生动记录，例如，他对阿墩子山间的美丽绿绒蒿是这样描述的：“一株标本有0.5米高，上面冠以29朵花和14个正在成熟的夹膜，下面有5朵花蕾---共48朵花。实际上，这种植物似乎在整个夏季都在一枝接一枝默默无闻地将花朵打开---由于茎空根浅，它就像一株被扔在水里的日本空茎花。……它长出的种子很多，但由于在种子成熟之前，夹膜就遭到一种小蛆的攻击而被残酷地毁坏了，所以能发芽的很少。那些幸存的种子直到11月或12月才抖落在坚硬、冰冷的岩石间。岩石像一块块墓碑立在那儿，目击了种子历经各方杀戮后，发芽的有多少？春天再次到来之前，腐烂的有多少？有多少长成幼苗后，仅仅成为某些在漫长的冬眠之后再度复苏的动物的食品？哎呀，深藏在雪封的大石间不受风寒侵袭的裂缝里，躲过所有这些危险之后幸存下来，到第二年夏天开花的，真是少之又少啊！”沃德对植物的观察既充满情感，又有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绿绒蒿产生小而多而不是大而少的种子，是为了尽可能快地适应环境。随着其他物种的侵袭以及严酷的自然条件的影响，它的下一代又增加种子的数量。但如此无限制地繁殖，也会严重消耗其生殖系统的资源，打乱植物器官的营养平衡，从而改变花的颜色和叶的大小等外部性状。他为英国植物园采集了很多种子，并骄傲地说：“这种植物的标本（指报春花）以前不为人知，其种子已经送往英国，并于1916年在爱丁堡植物园开了花。”他从海拔2000多米的干热河谷攀到5000多米的高山寒冷地带，记录了地貌以及植物垂直分布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沃德是第一个描述三江并流现象的西方探险家，他在著作中写道：“在此，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迄今一直以长江——湄公河、湄公河——萨尔温江、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分水岭为其名称的三列平行山脉，最高峰呈横线排列。”他在德钦多次翻越这三条大江的分水岭，沿途观察地质、河流及动植物的变化，并被这里的风光人情深深吸引：“傍晚，男人和女人们站成一圈为小麦脱粒，手中的连枷有节奏地起起落落。之后，就会在夜空下出现一个手托竹筐的孤单黑影。当她筐中的谷粒被小股倒出时，麦壳就随风飘走了。日落时，几个肮脏的小孩就像古代的布立吞人一样，穿着勉强够大的山羊皮衣服，闲散地赶着一群在干旱峡谷中那陡峭多刺的灌木丛中吃了一天草的山羊回家。环境非常宁静，没有交通的喧嚣声，只有河水流动的声音；没有高大的建筑，只有四处矗立的山脉；没有行色匆匆、心事重重、低头对撞而过的人流，只有来自亚洲遥远地方的旅行者在用他们的眼睛朦胧地打量着这宽广的世界，悠闲地往返行走。”沃德对周围的环境如此倾心，以至他生起了一种与探险家的气质不相符合的情绪：“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野心，非要到达这些原始的山峰不可。然而，当我在日落时的粉红色霞光中凝视着它们，当闪电起伏着划过天空，伸入山谷，落到地平线以下的行星大放光芒，我有时就想，这些山峰的未来征服者是否会想起我，沿着我的路线，找到我的营地。在灿烂的星空下，坐在帐篷外边，我注视着升起于白马山上的月亮从高空中将黄白的光线洒落在下面扭曲的冰川上。当我冥思苦想的时候，那些死去的登山英雄似乎走出暗夜，来到火光之中，从我的面前默默走过……他们从不在最重要的时刻丧失铁的意志。我想，他们在登山的疯狂方面是意气相投的人。但是，从摇曳的冷杉林向上看去，我却发现自己非常孤独…”沃德依然处在地理大发现与西方的殖民时代，到异邦寻找奇妙的动植物，攀登雄伟的山峰，是他探险的动力。但面对雪山和星空的沉默，个人挟带的文化身份失去了任何意义，内心的孤独超越激情和意志，凸显在暗夜之中。自然的庞大和壮丽有谁能征服呢？此刻的沃德，像一只瘦弱安静的羊羔，对着苍穹喃喃述说。十多年后，又有一位孤独的探险者来到卡瓦格博的对面，迷醉地看着皑皑的雪峰、倾泻而下的冰川、深谷里隆隆流淌的江水。他比沃德幸运，在土著居民中获得赞赏，流芳后世。他是美国人，名字叫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 1884-1962)。以专业的标准看，洛克什么家都算不上。那个时代还没有逍遥骑士和达摩流浪者，可洛克在当时就是那样的一个另类，一个“倔强和顽固”，甚至“有着怪癖”的人。然而，他把自己的本性和怪癖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比大多数旅行家在野外呆得更久，比大多数人类学家更贴近被观察的土地，比大多数探险家更吃苦耐劳，比大多数作家更富于幻想也更深入生活。结果是，他没有接受步步高升的专业教育却当了教授，没有钱却拍了数不清的照片，没有打过仗却被军方聘为专家，没有结婚却有一个永久的家园，不是纳西族却成了纳西族的文化名人。1922年，因对行政决策不满的洛克离开夏威夷大学后，争取到美国农业部的一项考察工作，被派到中国西南。他很快深入到战乱的边远地区，在云南、四川、青海和甘肃四处游历。这27年的游历并非浮光掠影的“走过”，而是让他在包括汉语在内的9-10门语言外，又掌握了纳西东巴文，成了中国西南文化和植物研究的权威，同时也成了著名的环境和人文摄影家。就在当时，洛克已经算得上是个“人文地理”作家，并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奉为楷模，尽管这个头衔多年以后才流行起来。他探险的部分资助得自于该杂志的老板－－“美国地理学会”。他许多有价值的文章，也是借这本杂志的版面与读者见面的。尽管洛克一心想做他的纳西东巴文化研究，可迫于经费的匮乏，还要化大量时间为该杂志的大众读者写好看的稿子。在他看来，写这类稿子并没有写学术著作那么有趣，而当今的流行观念恰好和他相反。洛克对纳西文化所做的精深研究仍未被今人超越。他以丽江为总部四处探险，并逐渐由一个“探险植物学家”变成著名的纳西文化专家和人类学家。然而，他关注的范围并不只限于丽江和纳西族。热爱山的洛克也深入过藏族地区，1927年12月到1928年8月，他曾三次远途旅行，到甘肃夏河、青海、四川木里和甘孜，对拉朴楞寺、热亚寺、阿尼玛卿山和贡噶岭腹地作过考察。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他用一些篇幅谈论了1930年代的中甸和德钦，那里的山川、村落、植物和历史。其中有大量篇幅介绍德钦的藏族村庄和城镇，如茨姑和它的溜索桥、换夫坪、羊咱村、燕子村和红坡喇嘛寺、果念村、阿墩子、阿东、溜筒江等。虽然行色匆匆，洛克对这些村子的观察依然仔细，比如他这样描写在阿东遇到的一群转山人：“我们沿阿董龙巴（A-dang lung pa）河谷，通过一个狭窄多石的沟，来到海拔9400英尺（2865米）的阿董村，这里的居民完全是藏人。在阿董村迤东有路到咱里（或称察里）关，这是云南和西康的实际交界处，也是到巴塘最短的一条路。在这里我们遇到很多朝拜雪山的朝圣者，他们用羊驮着盐巴，这是藏人的主食。羊的耳朵都锥过眼，但不戴耳环，而是用黄色和红色缨带穿在耳上。这个耳朵上的记号表示它们是圣洁的，只要是跟随它们的主人到雪山朝过一次圣的羊，都不会被宰杀，而让它们自然地死亡。”洛克在德钦和之后怒江的旅行，视线里总离不开卡瓦格博，因为这座神山庇荫着怒江和澜沧江流域的大片地区，十几天也走不出他的范围。所以在上面的著作中，眼光细致的洛克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卡瓦格博最重要的实地考察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照片。洛克广泛的兴趣使他获得多方面的成绩，其中，对他帮助最大的是爱好摄影。仅在1928年4月到9月从丽江经木里到贡噶山的探险中，他就拍摄了503幅黑白照片，和240幅当时非常昂贵的彩色照片。要知道，他拍摄时用的很多是大尺寸底片，要单独装上照相机，照完后要花很长时间手工冲洗。在他拍摄的照片里，我们就能看到屋内悬挂着要晾干的大幅底片。后人对热衷于摄影的洛克如此评价道：“作为能熟练操作照相机的洛克，他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他成天摆弄玻璃底片和冲洗胶片，他的照片，保留着中国西部永恒的可视资料。他虽以不太准确的方法来拍摄，却贡献给今人对他所考察过的地区的地理文献和知识。”这些照片启发了很多后继者。1997年《美国国家地理》的副主编访问云南，他们要做马可波罗的专题，约我们了解情况。会后，他送我一本当年的杂志，说里面有洛克的专辑。这一篇章的做法正是我们熟悉的“新旧对比”：在当年洛克拍的照片旁边，摆一张杂志记者于同一地点拍摄的彩照，或者是洛克照片里有关人物和事物的彩照。只见那时才4岁的永宁喇嘛罗桑益西，如今已是66岁的老者。而当年洛克送给一个男人，由泅渡者运过金沙江的箱子，现在还被他的儿子保存着。昨天和今天的两种影像好比不同年龄的同一个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时间对生命的磨蚀因影像的再现而触目惊心。我总感觉现代的彩色照片没有洛克的黑白片子有味道，可能那时的大底片需要长时间曝光，被拍的人得耐心等待，所以面孔变得很严肃，多少年以后便显出沧桑的痕迹。利用洛克的照片作新旧对比，以美国生态保护专家木保山最有创意。他的美国名字叫Bob Moseley，1999年到大自然保护协会云南办公室工作，从此我们有过一段交往。从2000年到2004年，他利用在德钦调查和居住的机会，寻找洛克的每一个拍照地点。然后在同一季节，在同一地点和同一角度，用同样的构图拍摄一张彩色照片，借助新旧两张照片的对比，探讨该地区生物和人文景观的变化。这一方法经木保山的反复实验，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影像研究课题：Repeated Photography（旧影重拍）。他通过这项研究，发现卡瓦格博地区的植被不仅没有遭到大面积破坏，而且比洛克拍摄照片的时代更好。2006年初，木保山因故辞去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工作，离开昆明回了美国。后来偶然听说，他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像其他同事那样跳槽到另一个NGO工作，而是呆在家里，留起大胡子，整天埋头整理在云南藏区拍摄的照片。这顿时让我想起洛克回美国后的状态。1949年，洛克因中国的局势改变被迫乘飞机回国，内心却依然梦想返回故地：“我将在来年视局势的发展，如果一切正常，将返回丽江去完成我的工作。与其躺在医院凄凉的病床上，我宁愿死在那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在云南的几年里，木保山经常呆在德钦，而且大部分时间在山中转悠，几乎走遍了洛克和金敦.沃德到过的所有地方。他是个攀岩的高手。如果在昆明，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西山攀岩，说那里有绝好的崖壁，是中国一流的训练场地。长此以往，围绕他形成了一个攀岩爱好者的小团队。 记得在德钦县斯农村考察的那天晚上，我们一边和主人家的老老小小剥着包谷看电视，一边闲聊。木保山说起他到云南之前在美国的生活。他曾以科学家的身份供职于某个自然保护区，那里的环境很像德钦，有干热的山地、奔腾的河流和茂密的森林。每年，他有一半时间骑马，一半时间滑雪。我开玩笑说，他的样子和生活方式很像《马语者》中的男主角。他说他不像电影里的那个人。我说不是电影里的那位，而是小说中那个说话很少，性情执着的中年男子。木保山和我同岁，也属羊。我们和卡瓦格博都是同一个属相的。他一直期望沿外转经的路线绕这座雪山走一圈，但外国人办理进藏手续很麻烦。因此，他只能攀登到东边的多克拉垭口和西边的说拉垭口，从高处眺望西藏察瓦龙境内连绵的群山。而如今，这眺望惟有借助他拍摄的大量照片来实现。有关德钦山水的照片已成为一个诱惑，把他拉出日常生活的旋涡，让他沉溺在有关雪山的记忆中而难以自拔。当洛克刚刚到中国西南，并赴青海旅行时，他遇见了一个比他还“疯狂” 的探险家，法国女人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1994年12月的某一天，我也在拉萨的帕廓街和她相遇。不是她本人，而是她身后留下的著作。那天黄昏，我和英国女子Debbie坐在一家甜茶馆里。我问起她手上一直拿着的一本书，她说是大卫妮尔的Voyage d’une Parisienne a Lhassa，中文本翻译做《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直到2000年，我才买到这本书的中文版，从中了解到她经卡瓦格博的朝圣小路进入西藏的故事。论探险，大卫.妮尔可比洛克资格老多了。她年轻时便立志赴远东旅行，为此学习了梵文和佛教理论，并取法号“智灯”。1891-1892年，23岁的她初次访问锡兰和印度。1910年，大卫妮尔再次启程前往亚洲，直到14年以后才返回欧洲。在印度和锡金修行及研究期间，她拜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此更加努力地学习藏语，钻研佛教，为进入西藏做准备。1916年7月，大卫.妮尔在义子庸登喇嘛的陪同下到达拉萨和日喀则，受到班禅喇嘛的召见。因她此行未得到英国官方的许可，被英国驻锡金的官吏逐出西藏，转而到缅甸、日本、朝鲜等地游历，两年后回到中国。从1918年7月-1921年2月，她一直住在青海的塔尔寺，完全按照藏族的方式生活和修持，直至当地发生动乱，方才离去。此后两年间，大卫.妮尔为了进入西藏，由庸登陪伴着在安多和康巴藏区流浪，后来进入云南的阿墩子。她在风餐露宿中变得皮肤黝黑，加上用锅烟和墨汁涂染头发，已然是地道的藏族女子。1923年10月23日下午，55岁的她化装成庸登的母亲，以上山采集植物标本的名义悄悄出发。他们昨晚留宿的地方，是德钦茨中村的天主教堂。法国神甫忧郁地目送这两个旅伴离开，猜疑着他们为什么不带行李，而且打扮得如此古怪。当时，英国人是“掌握雪国钥匙的一位新的圣.彼得大帝”。没有“打箭炉大人”（藏族人对驻康定英国领事的称呼）签发的许可证，任何外国人都不能进入西藏。可这点障碍不足以让大卫.妮尔退却，为了第五次去西藏，她有充分的理由：“在1912年6月，经过在喜玛拉雅藏族人中的长期滞留之后，我初次目睹了西藏腹地。缓慢地向高山口攀登，这极具诱惑力，在我的面前忽然间又出现了茫茫无垠而又神奇的西藏高原，而在远方以一种朦胧的幻景为界，标志则是一种戴雪冠的淡紫色和橘黄色山峰得到混沌外貌。这是多么令人永世难忘的景致啊！它使我流连忘返，宁愿永远置身于这种妩媚的景色之中。”这番话所表达的感情，与洛克回美国后对丽江的向往颇为相似。而与洛克同样相似的是，大卫.妮尔不仅为西藏的自然景象所陶醉，更被那里的文明和人民所吸引，以至她在101岁的生涯中，一直在藏传佛教的典籍中探寻，而成了一个法名为“智灯”的东方学家和佛教信仰者。与此同时，“这些颇具魅力的探讨导致我进入了一个比西藏那高海拔的偏僻地区更为神奇的世界，这就是一生都在雪峰之间秘密度过的修道僧和巫师们的世界。”大卫.妮尔不顾任何阻拦，一次又一次地前往西藏旅行。这一回，她和义子庸登装扮成转山的人。为了使数年前剪短的头发达到一条辫子的长度，她按照藏族女子流行的做法，将牦牛尾和头发编在一起，并用稍微加热的汉地墨把棕色的头发涂黑；还用木炭和可可粉调配起来，将皮肤涂抹成深色。加上一副大耳环，一件可以连头裹住的破旧红外衣，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相貌。至于他们携带的装备，会让今天的探险家们看了汗颜。为了避免村民和路人的怀疑，并减轻登山的负担，她和庸登各背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着如下必需品：“出发时，我们仅带了一顶薄棉布的小帐篷，铁桩子和绳索，以及为了替换靴子底而需要的一大块未经鞣制的出自西藏的皮子；一大块能让我们避免睡觉的潮湿或寒冷的光地上的粗纱布，一把被派作多种用途的刀子（这是任何西藏旅行者装备中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尤其如此）是我所保留的惟一一件沉重物品。此外，酥油、糌粑、茶叶、少许干肉等，就已经有了相当的重量。但一想到要携带这些负荷物在夜间攀登上大雪山，并加快脚步沿陡峭山麓行走时，更增加了我的害怕情绪。”炊具有一口小锅、一个木碗和一个铝碗、两个汤勺和装着一把长刀和两双筷子的皮口袋。这些用具，正是一个转山者标准的配备，其中没有一件“户外探险”的装备。这使大卫.妮尔从外表上摆脱了金敦沃德、洛克等探险家的形象，看上去更像朝拜雪山的“觉巴”。这番装扮和长期游荡的经历，也让大卫.妮尔的内心充盈着朝圣者的激情。她和庸登沿澜沧江上行，在接近永支村的地方走上卡瓦格博的外转经路。此后，他们一边赶路，一边躲避着所有可疑的眼光。几天后，他们于黄昏时分到达海拔4479米的多克拉（竹卡）山口，看见了远处西藏境内连绵的山峦。忽然，一阵风暴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从晚上8点左右下到临晨2点。雪停了，他们乘着月光下到深谷，在一条大河边烧火喝茶，然后庸登睡觉，大卫.妮尔守夜。她在睡意朦胧中看到几步之外一头豹子磷光般闪烁的眼睛，“我凝视着这只优雅可爱的动物，并喃喃地对它说：小朋友，我们曾经非常近距离地看到过比你大得多的森林之王，睡觉去吧！祝你幸福愉快。”几分钟后，那小朋友游逛着离开了。第二天清晨他们刚要上路，庸登发现一对亲昵的豹子在不远处的树下看着他们，继而消失在茂密的丛林里。经过一个星期的潜行，当抵达阿丙村附近的小山谷时，他们第一次与朝圣者的队伍相遇，不得不停下来和他们一起午歇喝茶。在以雪山和森林为背景的旷野里，这群人像小昆虫一样在杂草丛中聚会。沉浸在如此想象中的大卫.妮尔心醉神迷，忘记了吃饭。她的古怪举止引起同行人的注意，以至被当作通灵的女子，接受了人们奉献的酥油和糌粑。数日后，他们在沿怒江前行的途中遇见一位垂危的老人，他在转卡瓦格博的时候得了重病，头靠在一个皮口袋上，躺在路旁。庸登应老人的要求为他占卜，大卫.妮尔则为他祈祷，愿他像所有在朝圣路上死亡的人那样，来世转生观世音的国度，直到最终从生死轮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经过4个月的旅行，大卫.妮尔和庸登终于到达拉萨。藏历新年期间，他们挤在穿羊皮袍子的朝圣者当中，拜谒大昭寺，观看驱赶替罪羊“老工甲布”的仪式。大卫.妮尔站在山坡上，居高临下地观看游行的仪仗队伍，又抬头眺望耀眼阳光下布达拉宫的金顶。她感到，这眼前的美景，为他们曾经忍受的艰难困苦做出了丰厚的报答。1994年冬天某一日，当我在帕廓街一家甜茶馆里看到大卫.妮尔的书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朝窗外瞟了一眼大昭寺前的广场。那里是以前举办驱赶替罪羊“老工甲布”仪式的地方。我感觉大卫.妮尔还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热闹，穿着脏脏的布袍，戴一顶被风吹跑又拣回来的帽子。庸登说去拣回飞跑的帽子很不吉利，老太太回答：我需要它。想到书里这个细节，我会心地笑了。因为我也曾在德钦旅行的路上把风吹跑的帽子拣回来，同行的藏族朋友也讲了庸登那样的话。从1923年10月23日到1924年2月28日，大卫.妮尔因其秘密的朝圣之旅而失踪。之前的1910年到1925年，她为了到藏区旅行曾离开法国14年之久。1924年5月到1925年5月，她为带庸登回法国的事与丈夫失和，滞留印度。之后她终于回到故土，著书立说，受到公众狂热的追捧。1938年至1944年，大卫.妮尔再次返回中国，在打箭炉（康定）生活了6年。后来返回巴黎，定居底涅，于1969年去世。她一生的旅行和著述，奠定了法国乃至欧洲藏学研究的基础，也使她成为法国的英雄和备受尊敬的“喇嘛夫人”。法国许多人至今对西藏怀有特殊感情，这与他们景仰的喇嘛夫人委实分不开。在晚年，大卫.妮尔用汉文写过一段墓志铭，以表达她的心境：“向伟大的哲学家大卫.妮尔夫人致敬。这位女精英获得了极其丰硕的哲学知识，把佛教和佛教仪轨引进了欧洲。”她把自己称为哲学家而不是探险家，是因为她从长久而艰苦的旅行中，感悟到了隐藏在草原、旷野和雪山中的某种秘密：“自然界的万物似乎都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即使那些长期生活于其身边的人，也根本无法理解。或者可以简单地说，这些人是根据大山、森林和河流那谜一般的外貌而了解大自然独有的思想，有某种神秘的预感。”这样的人不再探险，只想对满天星斗独白。这时，大卫.妮尔的豪情烟消云散，西藏的旷野和她成了对影的两个人。这让晚年的她流露出忧郁孤独的感觉。她在98岁生日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样死去该多么美好啊！”这孤独感不是来自无聊和寂寞，而来自窥探到生命的秘密却无可言说。这孤独唯有面对同样沉默的雪山和原野，才能得到回应。附记当这篇短文在2009年第二期《书城》发表的时候，我正在把自己十余年间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一套丛书，取名为“青藏-云贵高原影像报告”。我的思路，无疑受到上面三位人士，以及木保山的影响。其中的《朝圣者》，记录了2003年（藏历羊年）十余万藏族人到卡瓦格博神山转山的情形。我在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发现了一张他拍摄的1930年代转卡瓦格博的藏人照片。他们同样用“廓噶”（一种木头行李夹子）背着行装，手里也握着一根竹杖。我忽然明白了罗兰巴特在《明室》中说的“此曾在”的含义：旅行者始终踩着前人的脚印。他们已经远去，他们仍在路上。金敦.沃德《神秘的滇藏河流—横断山脉江河流域的人文与植被》，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Joseph F. Rock, China on the Wild Side—Exploration in the China-Tibet Borderlands Volume 1, Caravan Press 2007.约瑟夫.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大卫.妮尔《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