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芬楼文谈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4
ISBN:9787802518643
作者:吴曾祺
页数:176页
内容概要
吴曾祺，字翼亭，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清朝举人。曾任全闽师范学堂教务长，后受聘上海商务印书馆，主持古今秘籍珍本编辑。其间住该馆涵芬楼，利用楼中数十万卷藏书，摘取精华，于1910年编成《涵芬楼古今文钞》，全书搜罗宏富，共分13类、213目，凡2000余家，文达万篇。1915年，出任福建经学会副会长，著有《涵芬楼古今文钞》《历代名人书札》《清史纲要》《漪香山馆文集》等。
书籍目录
目录：
宗经篇
001
治史篇
005
读子篇
009
诵骚篇
011
研许篇
014
辨体篇
016
辟派篇
019
明法篇
021
养气篇
023
储才篇
025
命意篇
028
修辞篇
031
切响篇
033
炼字篇
035
运笔篇
037
仿古篇
041
核实篇
044
称量篇
046
设喻篇
049
征故篇
051
省文篇
053
适机篇
055
存疑篇
057
详载篇
060
寓讽篇
062
入理篇
064
切情篇
067
涉趣篇
070
因习篇
072
写景篇
074
状物篇
076
传神篇
078
称谓篇
080
含蓄篇
082
互异篇
084
从今篇
087
割爱篇
089
设问篇
092
欣赏篇
093
附录：文体刍言
095
附录：杂说三十五则
131
作者简介
本书是近代一部较为完整的写作理论专著，继承我国历史上散文写作的思想理论，总结许多古代著名散文作家的写作经验，对文言文写作中的问题作了比较系列、比较深入的论述。虽然讲的是文言文写作，但一理通百理用，本书的内容对于现代文的写作仍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本书共四十题六十二篇，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谈古文作者的修养问题，第二部分直接论述古文写作的准备、规律、方法，以及在写作中应当注意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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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经篇学文之道，首先宗经。未有经学不明，而能善文章之胜者。夫文之能事，务在积理，而理之精者，莫经为最。盖出自圣人所删定。其微言大义，自远出诸子百家之上。吾人生平持论，常得此为据依。自无偏驳不纯之弊。至其文词之美，如钟鼎彝器，古色灿然。任后人极力模拟，亦终不可及。汉代作者，如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之属。大抵皆习于经生家言。非苟为炳炳琅琅者可比也。降及五代，经术既微，而文格亦日敝。唐兴一百余年，而昌黎韩氏出。一洗从前骈俪之习。其所作以气为主，后人尊之，为一代大宗。然考其生平所得。亦于经为多。其论《易》、《诗》、《春秋左氏》诸作。一字不可移易今之存者。犹有《论语笔解》一书。柳子厚与韩同起。隐然有晋楚竞霸之势。其《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云：“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皆自道其平生得力之处。降及宋氏，如欧阳氏苏氏父子兄弟王氏曾氏，其所为经说。至今皆有存者，可考而知也。观此数子。盖未有离经而能自立者也。今之号为能文者，以经为人人共读之书，不足称“吾博洽”之誉。于是搜取僻书旁求逸典以为震世骇俗之具。见他人文中之引及经语者则反以为笑。是何异舍康庄而走狭径。厌牢羞而索奇珍。适足以自贬其格已矣。有识者不取也。或曰：子言治经之要，允矣。然而国朝乾嘉之间，钱、戴、王、焦诸君子联袂并起号曰“汉学”。其治经之精俨然欲驾马、郑而上，而其文章乃远不及古，何哉？曰：是不难知也。古人读书之法。贵能得其大意。至于一名一物之疏，不害其为明通之识。今诸君子于一切器数之遗，讲求不遗余力。其辩难之语，动至千言，然去古既远。固有万不能定其所以然者。而哓哓不已，彼亦一是非，此以一是非。非徒费虚词无益事实。适使方寸之间蔽塞已甚，而迂疏拘执之患，亦即由此而生。夫心以涵而始灵气以敛而始盛，今胶扰若此，何暇与之言操觚搦管之事哉？百余年来，求如顾亭林、朱竹垞辈以经生而兼通文事者，寥寥不可多见。时则桐城姚姬传出，始屏去考据之业不为，而以古文倡示后进。直至今日，学者翕然宗之，递相传习，而桐城之学遍于天下。此岂其聪明才力，独擅其至。抑其能审轻重、别大小，用力专而收效远也。迨湘乡曾文正公起，生平推挹姚氏不遗余力，而于当日考居家，时复有微词焉。原此意也。乃至今日学者，束书不观，游谈终日，而文之佳者，亦如景星卿云不可得而见。则且使说经诸子，反唇于地下矣。治史篇文以积理为主，是固然矣。然天下之理，不能凭虚而构，必有所附丽而始见，则史学贵焉。上下数千年间，凡人才之盛衰、政治之得失、风俗之厚薄、国事之强弱，未有此之不明，而可与于文章之事者也，然今之文人，固有治史甚精而不足以语文事者。盖所学又有不同或专考据故实而斤斤于地名官制之不同，或喜讲明义例而兢兢于褒贬予夺之互异。二者皆竭一生之心力，而后各有独得之处。然而，为此者遂自诩为能文。则吾固未知许也。其有一二词华之士，专喜猎取浮文，广求隽语，此乃鞶帨中物，而不足为论文之大者。文之大者，自宜以识为主。使胸次廓然。常有俯仰今古之概。每论一事，而识解固自不凡。一切迂庸腐陋之谈。可以一扫而尽。盖凡事可袭而为，惟识不可强。合一世之士大夫，而与论农商之务，凡田野之夫、市井之人能缕缕而言之者，或至于瞠目不能措一语。此则身不在其中，而识不足以及之也。吾恨乎一世自托于文人而史事之不明，乃与乎士大夫而谈农商之事者，同类而共讥之。读史之余，不能不以论古为事。惟论古之法，要在取古人成迹。一一如身入其中。为之反复当日之事势。然后可断其是非得失之所在。今之论古者，往往持义过高，而责人以必不可行之事，相与诋诃不已。律以持平之道，去之远矣。如胡致堂撰《读史管见》，数千年内，几无完人。岂非刻薄太过。其弊有所必至。更有一二才辨之士好以立异为事，虽心知其不然而姑取乎众人所群以为然者而故反之以矜其见之独，如汉之莽大夫、五代之长乐老皆为之曲意周旋不遗余力，是亦不可以已乎。尤可怪者，如明之邱琼山。国朝之青浦某公，皆著书立说。号为一代通人，而一则力推秦桧，一则盛誉严嵩。夫秦严之恶，尽人皆知之，而为是云云者。其心固以谓不如是不足以骇俗，而且蹈于附和之讥，而不暇思其事之不可以训也。至于今之士大夫，愤国势之弱，而争言变法之利。其意未尝不美，而必啧啧商鞅王安石不已。夫二子者，其立法更制，非必无补于富强之计，而一则残酷不仁，一则刚愎自是，均不能无失。而今之尊之者，乃欲跻皋夔稷契之列，此何理也？须知通人立论，一世且视以为法。未可苟焉已也。史之繁赜，不能尽读，人人知之，故好古之士，亦第举司马氏之《史记》、班氏范氏之前后《汉书》、欧氏之《五代史》，当常在肄业之内，其余则足以备考据而已。夫于二十四史中，仅仅读此四书，似亦非至难之事，或才力更有不及，则于四书中，一书取数十篇或十余篇，涵咏玩绎，神与古会，亦足以为受益之地。乃今之坊本，往往于每篇之中去其首尾，专留中间一段，谓为精华在是，而读者茫然前不知其所承，后不得其所止。譬如混沌一物，而五官百体皆不具，更何从验取其脉络，审谛其筋节乎？少时读经书，见有《左氏句解》一书，深恶为村学究所为，戒人勿以寓目。近见人复移以读史，此种因陋就简之习，只于省啬日力而已。其稍通文理者，虽以史文入选，亦断断无此割裂剪截之事也。读子篇子之为书，大抵昔之通人硕士，各出其生平阅历所得，自为一家之言，其精语名言，时足以辅经训之所不逮。而挹注不穷，盖亦文章家之渊薮也。惟家数既繁，不能合而为一，即以一家而论，其前后相蒙，彼此相袭，亦往往而是。善读者，在以类相从，始能旁通曲证，以明其得失之所在。太史公《论六家要指》一篇，可取以为读子书之法，而自来读子书者，恒中于多好之弊，使九流之目、《七略》之编，杂然前陈，而神志惛然不知所适。此如山野之夫，一旦而适乎五都之市，只有啧啧称羡已耳，而于审其贵贱重轻而别所取弃者，固未之及也。又古人著书，既有其宗旨所在，读之者必首尾贯通，本末联属，然后读一书方得一书之益。盖子部之书，铸语之工，炼意之巧，固足以长益神明，发皇耳目，要其佳处不专在此。大抵行文之胜，在于浓淡相宜，疏密相间，每有不经意之处，反令人读之不厌。今之读子者则不然，只知篇取一节，节取一句，择其造语隽而陈义新者，即录而置之册子中，以供挦撦之用。而叩以一篇大意，茫然不能措一辞，至于临文之顷，偶加征引，便附于博极群书之目，而不知天下之至陋者，莫是若也。由吾前者之说，读一书须参群书之义，所以明派别之同；由吾后者之说，读一书须毕全者之旨，所以究指归之远。二者说若相犯，而义则相成也。四部之书，惟子书之蹖驳为最甚，大抵真者十之六七，而伪者十之二三，或全书尽出伪托，或真伪各半。且即使皆真，而言之批缪者已不少矣。故作文之法，于引用子家，尤当慎之又慎。伏思子书虽多，其应读者亦不过十余种，平日于此十余种中，择吾性之所好，而反复玩味，取其是者，剔其非者，则施之议论之间，自无放诞不羁之失。观韩柳二公，于读子书多有所辨明，则知非苟焉循诵而已。盖读经者如餐稻粱黍稷，其性平和，故尝有益于身体。读子则如调剂方药以疗百病，时能活人者，亦时能害人。今人好以博洽自居，于其说之不安者，辄曰吾于某书中见之，而不知其所援据者之非也。观古之能文者，如马班诸子，其文中引用子书者亦绝少，偶尔有之，亦不过老、庄、荀、杨、管、晏、申、韩诸家而已。彼岂不能遍读诸书，盖亦以别裁之道，不可以已也。诵骚篇为词章之学者，溯其渊源所自，莫古于骚。骚者出于《风雅》之遗，而抑扬反复以尽其变，其体制遂与诗不同。自屈平始作《离骚》，其徒宋玉、景差之属，相率为之，后则贾谊、东方朔、严忌、王褒诸子，皆衍其旨趣，递有述作。大抵皆文人学士，蹉跎不遇，以写其抑郁无聊之思，而卒归于忠爱之旨，以其始于楚人，故统谓之“楚辞”。其独至之诣，一本于幽，幽者非暗然无华之谓，敛其光气，而纳之沉郁顿挫之中，刘彦和称为“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即谓此也。自后代赋家间用是体，而推而广之，如哀死之文，礼神之作，莫不以此为大宗，而其奇怪谲诡之谈，支离曼衍，不可究诘，又为小说家之滥觞矣。唐宋以来作者，惟韩、柳二家，于此实有所得，此外则金之元遗山，亦可称为入室弟子，余人莫之敢望也。凡不善学此者，其失在于风骨不骞，情韵易竭，而徒袭乎一二楚音，即强而名之曰“骚体”，此真所谓老成不存而虎贲入座者矣。或谓骚人之作，词赋家所宜问津，若为散体文者，似可无事乎此，不知古之为文者，本无所谓骄散之先自魏晋以后，偶语盛行，迄于梁陈，文体日敝，于是唐昌黎氏出，始倡为古文，纯以行气为主，以救从前靡曼之失，所谓“文起八代之衰”者此也。然二者究不可偏废，学者择其性之所近而从事焉，未尝不可，举一而弃之，则谬矣。大凡学骈体者，不可不知散体；学散体者，不可不通骈体。二者不惟不相背，且互相为用。次古人集中，于无韵之文，居十之六七，于有韵之文，亦居十之二三。苟徒知议论叙事之为古文，而不知铭诔、颂赞、之属皆为古文，是三者已去其一矣，尚得谓之能文之士乎哉。今有人于《萧选》一书，全未寓目，则其为文，色不泽而枯，字不雅而俗，其去古也远矣，而犹号于人曰：“吾之文固以气胜”，其孰信之？故人当少时，不独楚辞当读，必取秦汉之文数十篇，朝夕讽诵，使吾之神明意象，日与之习，久而自化，则虽率意之作，而气味固自不同。昔明之李、何，倡言秦汉，而薄唐宋以下之文不读，诚为过当，然使反其道而为之，专读唐宋以下之文，而置秦汉文于不问，是犹为人孙子，敬其祖父，而于高曾以上，曾无水源木本之思，可乎不可乎！研许篇自《周礼》教国子以“六书（象形，会意，谐声，指事，转注，假借）”，文字之学始备。《尔雅》一书，附于群经之后，言诂训者祖焉，后人指为专门之业，命曰“小学”。汉世通人，如司马相如、扬雄诸人，皆著有专书。至后汉时洨长许氏，始合诸作而集其大成，其书言制字之意甚备，以小篆为宗，而附古籀之文于派全书凡十四卷，分为五百四十部，后世字书之体，率导源于此。自唐以上不显，宋初南唐徐氏兄弟，始各有纂述。比入国朝（清朝），而段、王、朱、桂诸家，推阐不遗余力。凡好古之士，亦多有能言之者，顾其书义法严密，兼以流传既久，讹误亦多，非可以浅尝而得。惟讲古文者，苟未尝一践其藩，则于用字之法，毫无所得，一切随人所作，附影应声，亦是一生之憾。《说文》之外，如《方言》《广雅》《玉篇》《释名》诸书，皆宜以次涉猎。于其字异而义同、字同而义异者，尤宜留意，果能一一疏通而证明之，则于行文之顷，亦可以取用而不穷矣。昔人有言，读书宜先识字，余以谓作文宜先识字。有通人出，当不以此言为河汉也。余劝人作文以识字为急，是固然矣。然亦有人多识僻字，而反以为累者，由用之不得其道故也。盖文章境界无穷，其脱去陈因之法，亦甚多端。今人或自见其才力之不逮，而思以僻涩之语胜人，而无知者亦易为所震，不知此乃文之恶障，非可语于知道者也。昔韩文公为一代文宗，学者称为泰山北斗，然于《曹成王碑》，中间数语，稍涉诡异，识者已不无微辞。至宋人宋子京，亦雅以文采自负，然与欧阳文忠并修《唐史》，往往以僻字更易旧文。文忠病之，而不敢言，乃书“宵寐匪祯，扎闼洪庥”八字以戏之。宋不知其戏己，因问此二语出何书，当作何解。欧言此即公撰唐书法也，“宵寐匪祯”者，谓夜梦不祥也；“扎闼洪庥”者，谓阖宅安吉也。宋不觉大笑。今之好用僻字者，何以异此？又凡用字必师古训，此是一定之法。然又有古人所用字义，而今不可行者，如反训之例，以乱为治，以落为始，以臭为香，以溃为成，此类甚伙，使吾人亦效而为之，几于不成文理。更如“而”,“如”,“丕”,“不”,“由”“犹，,“则”“即”等字，古人或随手用之，无所分别。吾人作文，只可依其本义，不可依附前人，而动有所借口也。辨体篇作文之法，首在辨体。人之一身，目主视而耳主听，手职持而足职行，数者不能相假，惟文亦然。固有精语名言，而不足以为吾文重者，体敝故也。陆士衡作《文赋》，历举诗赋、碑志、哉铭、颂论、奏说诸体。梁任防作《文章缘起》，所举比陆氏为详。刘彦和《文心雕龙》，自二卷至五卷皆论文体，约二十篇，先民矩矱，毕具于斯。至明代贺征著《文章辨体》，一本吴讷之旧，而扩充之，分类比前人为较详，煌煌乎艺苑之巨观，而谓之精当不易则未也。历参从前选本，自《昭明文选》而下，如唐《文粹》《文苑》《英华》，宋《文鉴》，金《文雅》，元《文类》，明《文典》诸书，皆主分体，而离合之间，均不无可议。至国朝（清朝）桐城姚惜抱先生始约之为十三类，曰“论辨”，曰“序跋”，曰“奏议”，曰“书说”，曰“赠序”，曰“诏令”,曰“传状”，曰“碑志”，曰“杂记”,曰“哉铭”，曰“颂赞”，曰“辞赋”,曰“哀祭”。湘乡曾文正公著《经史百家文钞》，因姚氏之旧，虽稍有变易，而大致不殊，于是论文体者，莫不以此为圭臬。然姚氏之书，第举其纲而未详其目，余不自撰，始著《涵芬楼古今文钞》凡百卷，于各类之中，一各加以子目，或数种，或十余种，或数十种，虽附丽之法，不敢谓毫无疑义，而其所遗者，固已少矣。大凡辨体之要，于最先者第识其所由来，于稍后者，当知其所由变，故有名异而实则同，名同而实则异，或古有而今无，或古无而今有，一一为之考其源流，追其派别，则于数千年间体制之殊，亦可以思过半矣。文体既分，则行文之得失，自当依体为断，每体各有一定格律，凛然不可侵犯。记有友人选《赋学》，评语多云似记者，似箴者，似赞者，似颂者。余谓不如似赋为妙，正以文各有体故也。明人方一智著《文章薪火》，引秦少游谓《醉翁亭记《用赋体，尹师鲁谓《岳阳楼记《用传体，然细思之，尚未有大谬。至魏冰叔《论苏老泉上田枢密书》，开口便云“天之所以予我者，岂偶然哉”，竟是作论。古来书札中不见有此，此却不易之论，虽老泉复起，不能为之辞也。余则谓杜牧之之《阿房宫赋》，苏东坡之《黯鼠赋》，通体全不似赋，直姑以赋名之耳。此与姚惜抱所论韩昌黎《伯夷颂》，并非颂体，亦何以异？在古人兴之所到，随意涉笔，固自无妨。吾辈尤而效之，而反以古人为借口，殊可不必。辟派篇古来文人，必有其生平得力之处，后因境候既成，遂能变化从心，而不见规摹之迹，要其字里行间，出于无心流露者，时时有之。如韩文公之得力太史公，柳子厚之得力屈骚，欧阳永叔之得力昌黎，苏明允之得力孟子，东坡之得力庄子，曾子固之得力刘更生。然此数子者，各自成一家言，非如为人子孙者，自述其先人勋阀以自大也。固未尝有派之名，至明李梦阳倡为汉魏之学，谓唐宋以下之文为不足读，王、何之徒，从而和之，海内之士，靡然向风。独归震川伏处闾巷之内，谨守欧、曾义法，起而与之抗，于是虽无派之名，而有派之迹。迨国朝（清朝）姚惜抱出，用其师刘才甫之说，始祟奉震川，而上溯欧、曾，为入室弟子，学者翕然宗之，衣钵相承，递相流衍，俨然为文中家法。以惜抱为桐城人，号为桐城派。其时有钱鲁斯者，曾从惜抱之师刘才甫问业，每以其师说称于阳湖恽子居，武进张皋言。二人并善其言，遂尽去其生平声韵考订之学而从事焉。于是阳湖之古文特盛，号为阳湖派。自乾嘉以来，为古文者，入之桐城者，十之七八，入之阳湖者，十之二三。苟不入此二派者，便不得与于坛坫之列。窃谓文章为天下公器，古来名篇巨制，开卷具在，不妨人人各随所得而去，至其浅深厚薄，自有公论，不宜私立派名，反示天下以不广。昔宋人作《江西诗派图》，识者讥其多事。窃谓诗派可废，文派亦可废也。明法篇体既定矣，然后可以言法。法者，如规矩绳尺，工师所借以集事者也。无法则虽有般输之能，无所用其巧。大抵文章一道，其妙处不可以教人，可以教人者，惟法而已。法之可言者，有伏有应，有提有顿，有擒有纵，有伸有缩，或离之以寄诸空，或合之以征诸实，或入焉以求其深，或出焉以期其显，或飘然而来，而前不必有所因，或诎然而止，而后不必有所宿，或博以取之，而不厌其繁，或约而求之，而不嫌其简，或举一篇作意，而点明于发端之数语，或合通体大旨，而结穴于最后之一言。大抵论事之文，有案语、断语、证语、难语诸法，所以反复伸辨，以求立说之安。叙事之文，有追叙、补叙、类叙、插叙诸法，所以布置合宜，以见用神之暇。此其大较也。总而言之，法之所在，守其常不可不知其变，明其一不可不会其通。昔人论作文如行云流水，云水之为物，至无定也，则又何法之可言？惟于无法之中，未常不有法在，用法之处，反不见其有法存。呜呼！此乃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可与知者言，而不可与不知者道也。余每见宋人吕祖谦之《古文关键》，国朝（清）人林云铭之《古文析义》，凡一字一句，评骘不遗余力。然使人师其所言，直拘挛蹀躞，苦不得舒，何暇尽吾意之所至乎？无他，此知有法，而不知用法之过也。养气篇（一）昔贤论文，莫不以气为主。曹子桓谓“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勉强而致”，韩文公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柳子厚谓“未敢昏气出之，惧其杂也，未敢矜气作之，惧其骄也”，李习之谓“义深意远理辨气厚，则辞盛而文昌”，李文饶谓“气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荡而忘返”。此数君子者，皆深于文也，而其言之相似如此。吾则谓用气如用力，有十分者，只可用到八九张须在在留其有余，则可以旋转而不竭。譬如人虽有万夫之勇，苟终日跳踉不已，则必至于一败而不振。至于养气之道，其中固有本焉，未可以强而致也。夫人任举一事，苟未身历其中，则虽有善辨之口，亦有时而穷，于是支吾遮饰，终不足以俟攻者之至，而神以多备而疲，心以逆亿而怯，气之得以自伸者罕矣。惟夫一一能知其所以然，从容肆应，无不如志，而应对之间，如无事然，此固常处于必胜之势，而尚何足挠吾气之有？是故本之所在，如水之有源，山之有脉，其忽见忽伏，忽断忽连，气实使之，固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呜呼！此即子舆氏之言：“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使道义常足于中，而天下犹有足馁吾气者，未之见也。（二）吾言气之必有所辅而行，不可伪为而得，此诚探原之论。然凡人性质所近，亦有天焉而不能相强，知其不能相强，而取资于学以补其所不逮，则善用其所长，而不见困于所短。大凡气有阴阳二者之分，有如异云骤起，倏忽变化者，此天地之阳气也，气之属刚者也；有如游丝袅空，轻盈摇曳者，此天地之阴气也，气之属柔者也。阳气之文，其才力充盛，足以凌盖一世，其失也如武夫得志，遇事作色，其患在粗；阴气之文，其气度舂容，足以包罗万有，其失也如病夫对客，辍息待续，其患在弱。韩氏之文，得天地之阳气者也，凡抒写所至，往往能自出意义，以达乎境界之变。不善学之，则袭其皮毛，而有生吞活剥之讥。欧阳氏之文，得天地之阴气也，其生平所历，往往能一各见性倩，不背于风格之正。不善学者，则习其腔套而，有依响附声之诮。此州节湘乡曾氏亦略言之，但惜其未尽耳。今之人无不瓣香韩、欧，而能逃乎粗与弱之外者，吾见亦罕矣。储才篇（一）语曰：“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此储才之说也。是故丹青不具，虽善画者不能为采,醯醢不陈，虽善调者不能为味。今进一无所知之人，而责以文事，何以异此？夫储才之法，可蓄之于平日，而不能取之于临时。尝见浮薄子弟，懒不读书，枵然无有，一旦振翰操纸，旁皇四顾，神志萧索。及至文成之后，非桔寂无聊，即罅漏百出。韩文公所谓“作文不可无学”，职是故也。或疑居今之世，考据之书，汗牛充栋，用心寻检，纤悉毕具，何病于贫？不知类书之设，所以供能文之士，偶然探讨，以备遗忘。若专恃乎此，譬如饥饿之夫，日仰食于邻家，鲜不惫矣！况乎书者众人所同，而用之之法，则一人所独。善用之，则木屑竹头，可供缓急之备，不善用之，则天吴紫凤，无救颠倒之讥。大抵鉴别主于识见，驱使恃乎笔力，剪裁赖乎意匠，变化本乎性灵。四者相须，缺一不可者也。昔者唐人李延祚手注《昭明文选》一书，号为赅洽，而文不工，时人比之书簏。宋刘贡父每讥欧阳永叔，谓其不读书，今者贡父之文俱在，其不及欧阳远甚。此亦足知其所重矣。然使寒俭之辈，欲援此为借口，则又不量之甚者也。（二）是故文之至者，问学不可不勤，见闻不可不广，而至于字里行间，却不专以繁征博引为此中之长技。自古能文之士，固有力破万卷，博极群书，而下笔之时，乃不见有一字。此乃融化痕迹，而纳之于神味之中，为文家之上乘。昔之论诗者，以羌无故实为贵，即文何独不然!盖作文之道，与数典异。数典之长，唯恐其不详尽，苟一有不及，即不免谫陋之讥。行文者唯有所弃，而后能有所取’所取愈广，则其所弃亦愈多。故精华既集，则糟粕自除，臭腐能蠲，则神奇益显。若论诸体之中，唯有考据一门，不得不以援引旧闻为事，然其一篇佳处，亦全在断制数语。古人所谓读书得间者，此类是也。若不能寻间而入，则其所读之书，皆死书耳。清齐次风先生，生平最精地理之学，言论恒出众人意表。然其所引用者，不过《禹贡》《周礼》、《史记》、《汉书》，固人人所共读者，非有独得秘本，而博综若是。此亦可以识读书之法矣。命意篇（一）昔刘彦和著《附会》一篇云：“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名曰附会，即今之命意是已。作文之法，辞句未成，而意已立。既立之后，于是乎始，于是乎终，于是乎前，于是乎后，百变而不离其宗。如贾生作《过秦论》，只重“仁义不施”四字；柳子厚作《梓人传》，只言“体要”二字；韩文公作《平淮西碑》，只主一“断”字，苏长公作《司马温公神道碑》，只用“诚一”二字。虽其一篇之中，波澜起伏，变化不穷，而大意总不出乎此。夫意只一言可尽，而必多为之辞者，盖独干不能成林，独绪不能成帛，独木不能成屋，独腋不能成裘。五色比而后成章，五声合而后成乐，五味调而后成和，五官具而后成人。意必须文而宣者，道亦如此。独是天下之理百出不穷，谓吾之意一定，而天下遂无有能易之者，此亦非临文者所敢任也。唯意之所主在此，忽然舍吾之所独者，而从乎众之所同，此则万不可行之事。是故凡人作事不可护前，而唯行文不可不护前。如临敌然，兵不出则已，军入敌境，则只有进战一法。今之行文者，不知此理，不能首尾坚持一说。于是不失之游移，即失之凌杂，不可之甚者也。更有一种之文，于末后数语，凡论人之恶者，必为之恕辞，凡论人之善者，必为之贬辞，名曰补笔。此皆无谓之至。（二）命意之法，凡一题到手，必先明其注重之处。譬之连山千里，必有主峰；汇水百川，必有正派。由此着想，则陈义能见其大，而不至常落边际。而其余所兼及者，不过枝叶鳞爪，而一篇所着力者，不在乎此。此为讲命意者之第一义。唯是此诀既得，而其受蔽者，又有二端：大凡言人人之所能言者，其理必正，而其失也易入于迂；言人人之所不能言者，其说必奇，而其失也易流于诡。迂者必庸，诡者必诞，二者皆足为文之累。是故语录之书，非不正也，而迂则有之；说部之书，非不奇也，而诞或不免。夫迂者必狃于旧，诡者必骛于新，二者交讥，而均不能无弊。以吾所见，无旧也，无新也，唯视乎吾心之所寄焉已。夫风云月露之形，草木鱼虫之状，虽以李、杜之能诗，不能不赋及此，而人无有从而厌之者，正以吾心之所寄不同，则景可随时而变。是故景一而已，今日之所见，视前日之所见已判然矣；此人之所见，较彼人之所见又判然矣。如此则无新之非旧，无旧之非新，而境界之日出不穷者，常足以供吾挹注之用。苟能使胸次豁然，则信口而出，随手而成，而自不落寻常科臼之内。反是而欲求之，形迹之间，则所得皆土苴，所见皆刍狗，欲求构造之工，去之远矣。修辞篇（一）孔子有言：“辞达而已矣。”夫达正未易言也。吾心不能知其所以然，必不能达。吾心能知其所以然，而入吾文者，不能如吾心之所欲出，犹之不能达也。是皆不善修辞之过也。修辞之道，在质而不枯，华而不缛，深而不晦，浅而不俗，轻而不浮，重而不滞，巧而不纤，拙而不钝，博而不杂，简而不陋，奇而不诡，正而不腐。此其大较也。昔人论为古文者，不可入时文帖括语，不可入小说俳诨语，不可入汉人笺注语，不可入宋儒学案语。四者皆修辞者之所宜知，不可不悬为戒律。抑余更有一说于此，听者易以为妄，而余独深信不疑。大抵修辞之法，取之古人者十之七八，不取之古人者十之二三。盖征求故实，考取典章，不能不以古人为师，而至争一字之奇，竞一句之巧，苦思冥索，不妨有自我作古之意。若谓古人所无者，便不宜为今人所有，试问今人取之古人，古人所取者为谁？若谓吾学不逮古人，此事非所敢议，不知学古文者，即所以学为古人也，虽当仁不让可也。历观唐宋以来，造语之工，惟昌黎氏为最，正以其善用生语故也。后之解此者希矣。（二）或问今人作文，往往因好读外国语言文字，取其译本，以供采掇，谓之新名辞。恶之者，屏为钩辀格磔，不无过甚之词；爱之者，奉为文物声明)，亦属一偏之嗜。究竟当如何？余曰：此不难知也，但问其所用何如耳。假如论彼国之官制地名、民风物理，断不能以吾中国之文言代之，所谓名从主人是也。正如谈佛经者，不能不明如来之梵语；说道书者，不能不用元始之赞辞。乃若吾自读三古之书，讲六经之旨，则故训具存，文章甚美，更何用借材异邦，以自乱其例乎？又况翻译之书，易滋歧误，固有聆其音则是，核其义则非，毫厘千里，在所不免。作文者可已则已，似不必以好异之心，讥人以不习也。切响篇（一）刘彦和《文心雕龙·声律》一篇，备言吃文之患，言音韵不调，如人之口吃也。盖其时骈偶盛行，故文章家无不留意于此。迨其后散体既兴，自非治词赋者，即已置之不讲。不知音声一道，其疾徐高下抑扬抗坠之分，不独有韵之文有之，即无韵之文亦有之。特寄之有韵之文者，其得失易见，寄之无韵之文者，其得失难知。近湘乡曾文正公，深喜桐城姚惜抱之文，而思救其懦缓之失，故论文每以音响为主，即此意也。今试取古人之文读之，有噌吰款坎鎲鞳者，有细微要眇者，有急弦促管者，有缓节安歌者。大约言乐者多和，叙哀者善咽，施之庙堂之上，则有广大之旨，叙及男女之私，则多靡曼之节，此其自然而然，虽作者亦有不自知者乎！今学者诚欲留意于此，既不可如度曲填词，按谱而得，惟有取汉魏之文之佳者数十篇，读之不厌，使吾之口与古人之口，无一不相应，久亦与之俱化矣。人但知《文选》一书，为讲骈文者不可不读，余则谓讲散文者亦不可不读，盖以求音韵之谐者，莫此为近。夫昔之论诗者，动曰诗籁。诗既有籁，文独无籁乎?近有问学文之法于余，余告之曰：今欲学古文，譬如闽、粤之人，欲学京中人语，自非日与之居，不可得也。古文者犹之京中人语也，吾不能为是语，而方窃窃焉求其应对之工，恐虽有苏、张之口，亦将嗫嚅而不敢出也已。（二）惟夫声律之用，相沿不废。故古人之文，其出于有韵，往往有不期而合者。群经中如诗不待言矣，如《易》如《书》如《左传》亦多有韵，其见于近人著述中所举者，不一而足。即如四子书中，子思孟子之书，皆散文。而《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七篇》曰：‘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慌亡，为诸侯忧。”至如诸子之书，亦多有韵者，今试举老庄而言。《老子》“元北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庄子》“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子思孟子、老子、庄子断非有意于用韵者也，而读其所作，谓非用韵而不可也。盖冲口而出，自为宫商，此即乐记所谓声者由人心生者也。后人不知此妙，谓惟颂赞篇铭之属，须用韵，其余则否。不知其出于无心者，无处无之。至于古人之书，亦有有意于用韵者，如《荀子》“成相篇”“史游急就篇”之类，此则不必学也。炼字篇（一）昔之讥不善作文者，日：“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此言谋篇之难也。余则谓："欲知篇必先知句，欲知句必先知字。”盖炼字之难，固有一日可以千言，而一字之未安，思之累日而不可得者矣，而及其遇之也，则又全不费力，如取之怀中而付之者。虽善文者不能言其所以然。故古人作文，总以虚心善改为贵，所谓一字师者是也。昔宋范希文作《严先生祠堂记》，其末歌词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文成以示李泰伯，泰伯请改“德’’字为“风’’字，希文凝坐颔首，殆欲下拜。由今思之，“风”字实胜“德”字远甚，而当日竟思不及何也？然亦有改古而谬者。如宋子京修《唐书》，改韩昌黎《进学解》：“招诸生立馆下”，改“招’’字为“召”字；“障百川而东之”，改“障’’字为“停”字。此则点金成铁，不如原文多矣。子京一生好奇，宜有此笑柄也。至如好用险字，而流为奇诡僻涩之弊，如宋人所讥“天地轧，万物茁”者。此种恶习，予于《研许》（下）论之详矣，皆学者所当戒也。大抵胸有积轴，则触手拈来，自然古雅。若有意为之，临时寻检而得者，则痕迹不化，其为全体之累多矣，反不如纯任自然者，不失为一篇清畅文字。至如《文选》中诸作，多云其山则某某，其水则某某，其木则某某，其草则某某，其鸟则某某，其兽则某某，皆累至数十言，而并无谬巧处，只令人以拖沓取厌。此虽出自古人，正不必步其后尘也。（二）炼字之法，其以静字作动字用者，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之类，人人知之。其当留意于虚字者，尤不可不知也。昔柳子厚论《孟子》善用助字，其《复杜温夫书》云：“予读百里奚一章，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令人之意飞动。”子厚所指，盖在“可谓智乎”、“可谓不智乎”、“不可谓不智也”及“不贤而能之乎”、“而谓贤者为之乎”数句。人谓苏老泉善读《孟子》，予谓子厚所论尤精。至昔人相传欧阳永叔作《相州昼锦堂记》，起二句本作“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文成已付递矣，乃累骑追还，加两“而”字。由今思之，苟无此两“而’’字，尚成何句法？古人作文不轻易如此。此可悟炼虚字之法。最可异者，村学究一流，其批阅文字，每将句中虚字涂去一二，以为简老，致文之神味全失，真为不值一笑。果如所见，则欧公之所加，诚为多事矣。运笔篇（一）古人文笔异称，故日：“沈长于文，任长于笔。”后人因之，谓主于修辞者为文，主于达意者为笔。文笔并重，然必先有笔而后有文。文而无笔，则虽有华章丽句，而运掉不灵，如土木偶人，被以丹青，而卒乏生气。运笔之法，喜驰骋者，则以纵横变化，极其所至为工；尚高洁者，则以崭削严重，约而不支为贵。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喜驰骋者，往往力之所至，一泻无余，而不复有淳泓含蓄之趣，其失也粗。尚高洁者，每为法之所缚，跬步不失，而多拘挛蹀躞之态，其失也涩。善用笔者，或纵之数千言而不厌其详，或约之数十言而不见其简。详之至而使人不见其有可删，简之至而使人不见有可益，斯为妙矣！惟用功之始，使其能收，必先使其能纵。故不如先读东坡议论文字，数玩其屈伸擒纵之法，则毫楮之间，常自汩汩不竭。然后徐而进之以澹宕之神，隽永之味，自能瘦而不枯，清而不薄。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者，此之谓也。大抵少年文字，须看其才力如何，偶有支词累句，却不为病。若通体稳贴，而读者觉其奄奄无生气，此如垂死之人，虽有卢扁在侧，不能为之医也。（二）吾教人作文之法，以善纵笔力为主，是固然矣。然笔之何以能纵，亦复不易。前后重沓，烦聒不已，首尾乖戾，歧牾百出，此皆不善纵笔之过。善纵笔者，必先讲明篇法。篇法之妙，如置阵然，虽有百万之师，而中坚所集，不过数千人，其余则去中军或数里，或十余里，任吾指挥，无不如意。不善用兵者，置于一处，不戢而嚣，故往往一败而不救。行文之法，虽盈编累牍，而其注意所在，恒不过数十百言，余则皆从旁敲击之法。此则地位既宽，便可控御如意。更以余力删其繁字冗句，仍不爽其严洁本体。不善为文者，数行之外，而已竭尽无余蕴，以下虽复极力敷衍，终不济事。其有用间架之法，如韩昌黎之《争臣论》，柳子厚之《封建论》，曾子固之《唐论》。此体较为易学，亦实为展步之秘诀。然此唯于论体用之，若施之叙事之作，便为不合。（三）吾言纵笔之法详矣。然能纵而不能敛，亦非为文之至。班孟坚讥傅武仲作文“下笔不能自休”，陆士衡所云“故无取乎冗长”，此正言不善敛之过。唐孙樵《书何易于》，自言此文始千言，今之存者，不及六百余言。宋时钱惟演守西都，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命欧阳修与尹洙作记，欧凡千余言，尹只五百余字，欧服其简古。又欧阳作《醉翁亭记》，起处叙列东南西北诸山，凡数百言，后均删去，只用“环滁皆山也’’一语。此均论用简之妙。今之为文者，不知此妙，凡一题到手，于题中应有之义，唯恐其不周至，补苴掇拾，使无遗失。此等之患，唯碑志之文为最甚。故一人之身，叙列生平，盈篇累简，犹觉未尽。虽以东坡之工为散文，有所不免。观其为张文定公作墓志铭，有答其子厚之一书云：“书其大事，略小节，已有六千余字。”则东坡非不自知其不节，特以文笔所近，又牵于时俗所好，不得不已，然不谓之拙而不可也。使知一字之褒，荣于华衮，又安用此以多为贵者乎!又宋人好作万言书，刺刺不休，读未及半，已恬然欲睡，虽如秦始皇之衡石量书，亦恐不给。是明为引君于善，而实以困之也。以上所论两种之文，所用不同，而皆有戾于行文矜贵之善，不必以古人所有而强学之也。仿古篇（一）文章之体，往往古有是作，而后人则仿而为之，虽通人不以为病。其滥筋所自，始于扬子云作《大玄》拟《易》，作《法言》拟《论语》。他如枚乘变《赋体》为《七发》，后则有曹子建之《七启》，张孟阳之《七命》，自是为之者益众，好事者合为《七林》一书。东方朔始作《答客难》，扬子云因之作《解嘲》，班孟坚因之作《答宾戏》，唐韩昌黎又因之作《进学解》；司马相如作《封禅书》，扬子云因之作《剧秦美新》，班孟坚因之作《典引》，唐柳子厚因之作《晋问》，此皆章章可见者也。又如陆士衡作《辨亡论》，全学贾生《过秦论》；杜牧之作《阿房宫赋》，全学杨敬之《华山赋》；乃若王子安作《滕王阁序》，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日称为名句，相与脍炙人口，然实脱胎于庚子山《华林园马射赋》“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青旗一色”。刘梦得著《儆舟篇》云：“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属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俱效班书语。然此不过小小摹其句法而已，最不可解者，枚乘《上昊王书》：“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难以复出”，凡七十余字，乃全用《孔丛子》语。乘一代作者，决不如此。或者《孔丛子》系伪书，人取乘语以入之，亦未可定，此则莫能明矣。洪容斋谓“唐之王摩诘，宋之黄鲁直)，二人皆工诗，而其集中多窃前人所作”。试考之亦足知其说之不谬矣，此刘彦和所谓“宝玉大弓，终非其有”者也。（二)文人好事，往往有拟古之作，见于诗集者较多，见于文集者特少，今约略言之。如李少卿。《答苏武书》，诸葛孔明《后出师表》，皆后人赝作，人以其文之工，而不忍废，然径谓之拟作可也。此皆本无其文而拟之者，亦有本有其文而拟之者，如东坡拟《归去来辞》，世称为工，其余不可胜数也。大凡拟体之工，比各体为更难。各体之作，凡命意措词，皆以我作主，至于笔力所趋，亦可各出其所长，至拟体则一切出之古人。古人所谓非者，吾不得以为是也；古人所谓是者，吾不得以为非也。即其气体所近，亦必以所拟之人为断，一有不似，虽有佳语，无所用之，其状比之优伶）之演剧，一无以异。行文本乐事，何为自寻拘苦如此？虽一生不作可也。近来人人争非议制举文字，然制举文字，所以可厌，通体描摹昔人口气，亦其一端也。欲出一言，忽然而为尼山大圣，忽然而为颜、曾、思、孟诸贤，又忽然而为告子、陈相，下至王灌、阳虎之属，直谓以文为戏则可，于此求工，果何为哉？拟体之作，得无类是。核实篇昔左太冲序《三都赋》，讥司马长卿赋上林，忽及卢桔;扬子云赋甘泉，动称玉树:孟班坚赋西都，乃有比目；张平子赋西京，妄引海若。以谓皆无其物，而姑为夸诞以欺世者。此皆不求核实之过。然此种语施之词赋，尚无大谬。观刘彦和《夸饰》一篇，征引甚众，庶足为诸子解嘲。以吾所见古人记事之作，其任意下笔，不必广征故实，往往有之。如贾生<过秦论》，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按秦昭襄王十四年灭西周，其后七年庄襄王灭东周，又四年始皇方即位。是二周之灭，乃始皇之曾祖与父事，属之始皇，误矣。陆士衡《汉功臣颂》有“侯公伏轼皇媪来归”语。按高祖母已前卒，归者独太公耳。苏东坡作《二疏图赞》云：“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韩、盖、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试以其时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后二年盖宽饶诛，又三年韩延寿诛，又三年杨恽诛。是二疏之去，三人固无恙也。此与其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皋陶事之想当然者何异？均不得谓之小小疵累。是知考据家一种堆垛文字，固为通人才士所不屑为，然于下笔之时，留心检点，使无歧误之失，是亦不可以已也。称量篇圣人自言，誉必有试。而于春秋名大夫，或许其清，或许其忠，而不许其仁。其称人之善，必称量而出之也如此。吾辈纵不能事事追媲圣人，亦不可不存此意。若信手而来，毫无限制。则使受者至踧踖不安，诚非君子爱人以德之道也。此弊于文体中，惟碑志为甚。盖往往徇人子孙之请而为之，其势不得不尔。然苟采其生平一二佳言善行，而于其不满人意者，则略而不书，亦庶几去直道不甚远。吾尝读白香山《秦中吟·立碑》篇云：“铭勋悉太公，颂德皆仲尼。”知古之有心人，已有同兹浩叹者。至于碑志之外，书札次之。柳子厚集中有《复杜温夫书》曰：“三辱生书，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语人必于其伦。生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渴于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文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十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子厚此书，可谓痛快之极。然使好诀者处此，梦寐间且不胜愉快矣，何暇发此等议论哉。至于汉魏六朝人文中，更有一种习用语，如称人之介必曰由夷，称人之智必曰良平，称人之孝必曰曾闵，称人之忠必曰龙比，称人之辨必曰苏张，称人之勇必曰贲育，称人之贵必曰金张，称人之富必曰陶椅。此等语数见不鲜，在今日已成刍狗，不如不用为妙。设喻篇古人作文，最工设喻，盖意所不能明者，设为他语以明之也。其最古者，如《易》之爻辞，《诗》之比体，皆是也。降而如《国语》《战国策》诸书，以及诸子百家之作，其流益广。又变而为谐隐之词，近于小说家之窠臼矣。有全篇只说一事，全系喻意，而正意只在言外者。有正喻夹写，而前后自为照应者。其最妙者，一篇之中，作喻意者凡十余则，自成篇法。如枚、邹二子上吴王书及邹阳狱中上书是也。韩文公《送石洪序》及《盛山诗序》，皆连设数喻，文体如连山叠嶂，使人赏玩不尽。盖韩公之文，善以大气包举，虽头绪纷絮，自不见有凌杂堆垛之迹。此境极不易到。大凡韩公自喜才力，往往好以狡桧示人。观其所作《南山诗》，即是此法。自宋以后，惟东坡之文，亦多作喻体。盖东坡生平好读《庄子》，庄子之书，托之寓意者十之八九。尝谓设喻之失，凡有数端。一曰泛而不切，好取华辞，无关实义是也。二曰滞而不化，胶于实迹，反昧大意是也。三曰熟而不鲜，袭取旧闻，不得新义是也。四曰俗而不韵，杂用里言，有伤大雅是也。明此四端，则于设喻之道，思过半矣。刘彦和所谓“物虽胡越，合则肝胆”，可谓善言设喻之用也已。征故篇凡说理之文，恐不足征信于人，于是必取古事以实之。自汉魏以至六朝，率以矜炼为贵，往往有一节之中，连引十余事，或一句为一事，或二三句为一事，皆以类相从，层见迭出。盖其时偶俪之体盛行，故操觚家亦喜讲剪镕对仗之法。至唐昌黎公出，而文体一变，纵笔所至，一气卷舒。故征故之法，间有全录旧文，而不必以襞绩从事。然韩公之文，于此处却极有节制，如《进学解》云：“孟柯好辨，孔道以明，辙环天卫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宏，逃谗于楚，废死兰陵。”《讳辨》云：“周公不二讳，孔子不讳嫌名，及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父名哲，曾子不讳昔。”皆言简意赅，不赘一字。夫必如此作法，然后气盛势厚，而可免于单文孤证之讥。至东坡作文，往往穷其才力所至，其引用史传，必详录本末。有一事而至数十字者，如《勤上人诗集序》，引翟公罢廷尉宾客反复事；《晃君成诗集序》，引李部汉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垂相书》，引左史倚相论卫武公事；《答李琼书》，引李固论发兵讨交趾事；《与朱鄂州书》，引王浚活巴人生子事；《盖公堂记》，引曹参治齐事；《滕县公堂记》，引徐公事；《温公碑》，引慕容绍宗李绩事，《密州通判题名记》，引羊叔子邹湛事是也。然东坡为之，自属一时意兴所到，而后人欲引以为法，恐终不免冗繁不节之讥。凡遇此等处，自当以汉魏作者为师，至如江文通《别赋》云：“韩国赵都，吴宫燕市”，总以八言，括彼四事，此因其人人皆知。故有此语，非可常以为例也。省文篇文章之道最忌重复。故于．上文所有者，辄以一二语结之，此是省文之法。如《公羊传》叙郤克跋、孙良夫眇、季孙行父秃，下云：齐使踱者迎踱者，吵者迎吵者，秃者迎秃者。唐人刘子元读此文，谓宜省去踱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类迎”。此其所见未尝不是。予谓如《孟子》“寡人之于国也”一节，上叙“河内凶”云云，以下但云“河东凶亦然”。“齐人有一妻一妾”章，上叙“早起，施从良人之所之”云云，以下对妾之语，但云吟若此”。此皆可为省文之法。然亦有以不省文为妙者。如《孟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与下节无以异。《檀弓》载卫司寇惠子之丧云：“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临其丧，又辱为之服"，句凡三见。《史记·鲁仲连传》：“秦围赵，鲁仲连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君曰：‘胜也何敢言事？……魏客辛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吾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又如：“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其文重沓，却自成为千古绝妙文字。乃知文章一道，本无定质，视人之用之者何如耳。执一以求之，未有能通者也。适机篇行文有机。机之来如木之生春，水之赴壑，皆有自然而然之妙。固有一题到手，经营累日而不得一字者，机未至也。此时且不必遽著思想，姑取平日所喜文字，读之数十遍，胸中便有勃然不可遏抑之候，然后将所作之题，反复研求，以期乘间而入。迫夫机之既至，援笔伸纸，顷刻之间数千言可以立就。惟当信手疾书，虽明知有疵字累句，不妨置之不问，以侯将来改易。若稍加斟酌，便足以阻吾汩汩其来之势。须知此境一失，以后虽复急起直追，而字里行间，不免诸多痕迹。昔人所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者，机为之也。然又必方寸之间，空灵四照，故能机来而与之应。此则刘彦和谓“陶钧文思，贵在灵静”。盖不灵不静，则如一物横亘于中，而理之在外者，无自而入，意之在内者，无自而出。关键不通。皆足为机之害。每见今人作文，神气沮丧，情绪不属，而姑以成篇为事。搔头抓耳，尘垢满爪，久而得一语，又久而得一语，枝枝节节，脉络不通，纵使格律极谐，采色兼备而形质块然，生意已尽，尚何文之可言？然彦和之说，又“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则是作文之秘，可付之机之自为，而在我毫无所与。此则近于佛家之参禅理，道家之养元神，使人无可着力处。而古人所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当不如是。恐一偏之言，未可以为定论也。存疑篇（一）文中凡遇有神仙鬼怪之事，总以删去不用为是。其有不得已而及之者，不必加以断语，此存疑之法也。盖遂信以为有者，固属痴人，而必辨以为无者，亦属多事。余最爱太史公《伯夷列传》，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既疑其无是事。而下云“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又疑其有是人。又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以予所云，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是终不敢断其有无。此其语意神明变化，令人不可捉摹，诚极笔墨之妙。至三国时夏侯泰初作《东方朔画赞》云：“谈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俗登仙，神交造化，灵为星辰。”此又奇怪倘怳，不可备论者也。亦用太史公序许由之法，特语意不及耳。乃若韩文公作《罗池庙碑》，乃云：“庙成大祭，过客李仪鳗侮堂上，扶出庙门即死。”鬼神即能祸人，亦不应神速如是，是不过适逢其会，而巫祝之徒，倡此语以示灵异，而敬柳侯者，相与和之，不谋同辞。窃谓柳侯功德在人，庙食其土，并不为膺，正不必借此事为重。而文公乃载其事于碑，殊为不省。然至作《子厚墓志铭》，则第言其在州政绩，而此事削而不书，似亦具有深意。此有如纪晓岚《论郭景纯注＜山海经＞》，备言周穆王会西王母事。至注《尔雅》，则西王母只西方一国。盖《山海经》特小说之滥筋，而《尔雅》乃六经之总汇，书既不同，注亦宜别，文章有体，未可以一概论也。又如韩文公驱鳄一事，今世所传，而皇甫持正撰公墓志铭及《神道碑》皆一字不及，此亦可见持择之法。（二）推此而言，凡论史之文，俱不可不存阀所不知之意。古人往矣，其事或暖昧难明，而我乃欲据一二传述之词，指为定谳，是亦轻信之过也。略举数端，以当谈笑。如晋元帝母夏侯氏通于小吏牛金，生元帝；宋少帝入元封流国公，后学佛于西番，号合尊太师，生子未踰日，明宗乞以为子，是为元顺帝；唐明皇、宋太祖俱不得令终；明建文君逊国而去，后复入宫号天下大师；韩信之子萧相国为匿之赵佗所，后为韦姓；骆宾王佐徐敬业举兵，既败之后，遁而为僧；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皆传其未死。至于历代既久，远而无征，尤易臆造。如唐尧幽囚，虞舜野死，王季轼父，卫武杀兄，伊尹见杀，周公奔楚之类。此皆尊为圣人，而人敢于诬蔑若此，此其始皆出于小说家言。而作文者又中于好奇之过，动加援引，遂使古人蒙垢千载，岂非憾事！独不思文以载道为尊，凡所说者，将以则古称先，垂示后撰，岂可取此荒诞无稽之谈，尘秽笔墨？必若酒半茶余，藉消长日，则如秋风过耳，旋即遗忘可矣。而反视为兔园之佳本，獭祭之良材，其亦不思之过也。详载篇碑喝之文，将举其人之始终本末，昭示于世。故自姓名而外，凡邑里、世系、仕履，及生卒年月无所不载。盖以历年既久，亲旧渐亡，而片石所留，自足资以征信。至于墓铭、墓志，纳诸土中，将以备将来陵谷变迁，见者足知为谁氏之墓，不至与冥漠公为伍。乃所阅古人文字，咸但书祖某父某，子某孙某，其甚者，则并其人之名亦不书，但云讳某，至于生卒年日，则但云以某年某月生，某年某月卒。此则俨然一凭虚公子，乌有先生，虽不作可也。推原其故，盖由执笔之人，于稿中不及登载，其后匆匆入集，又不及补列，故有此失。然观历来石刻存者，往往如是。则似此说又不必然也。夫文本足以存人，今一切不书，则何存人之有？然此犹酬应之文，故简略不免。至文人自述家世，宜无不详备。而余尝读欧阳永叔《泷岗降表》，但称皇考崇公，并其曾祖皇祖俱不载其名，窃意当是别有记载。故表中云：“乃列其世谱，并刻于碑。”然何如并详之文中，使人人共见之为愈也。至近人汪容甫作其母行略，乃并其姓失之，此则错谬之大者，非仅小小漏落而已。又如东汉诸铭，载人之先世，多只书官。如淳于长《夏承碑》云：“东莱府君之孙，大尉椽之中子，右中郎将之弟。”《李栩碑》云：“样柯太守曾孙，渴者孙，从事君元子。”此与书祖某父某一例，俱不可为法。寓讽篇文有意之所属，而其人其事不欲明言之者，于是为隐约之词，使其立意全在文字之外，或主于规，或主于刺，所主不一，而其体则同。始于《诗》之三百篇，至屈、宋之作，而其法益畅。汉人文字，尚多此种境界。如邹、枚《上吴王书》，泛论秦、胡时势，而不及七国事，班彪《王命论》，只言高祖之兴，而不及光武事，皆向空立论，而使读之不觉恍然有悟，为得寓讽之妙。若刘更生之《列女传》，张茂先川之《女史箴》，皆因感慨时事而作，皆讽体也。至苏老泉之《辨奸论》，为王介甫而作，其抉摘不遗余力，固自托于先见之明，然锋芒太露，有似使酒嫚骂之习。故虽子瞻见之，亦以为太甚。（即以文论，亦乏从容酝酿之趣，近于有才而无养者。然子瞻作《六一居士文集序》，末云：“自欧阳没十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则讥毁介甫，比之乃父为更甚。盖心所不然，不觉随意吐出。此陈孔璋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然均不失为古文义法。至后人又演为游戏之作，如宋人所为《夏二子传》刺秦会之，明人所为《中山狼传》刺李空同，则竟转入小说家言，风斯下矣。入理篇（一）文有陈义不失，而不足以存者，由于理之所在，能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假如言为子当孝，为臣当忠，男以不盗为贤，女以不淫为美，此于义易尝有失？然其恶趣至不可耐。此无他，无所以然之理，以贯乎其中故也。大凡一题到手，必有一种门面语。在其笔端，日从此门面语中，干恩万想，总无好境界。昌黎所谓“陈言务去"，即此是也。善为文者，于人人之所能言者，一笔勾除，而冥然长想，或迟之累日而不得其隙，一旦乘间而入，便可以挥洒自如，而穷吾才力之所至。一篇中能得此种文字百余言，便足以雄视一世。其余只是枝叶点缀，归入闲笔。惟其中落想之高，亦非索诸题外，只是人能言其第一层，吾必透过第二层，如此便为制胜之具。每见近人作文，识见本不甚高，而又不肯限于度量之内，则必为之颠倒是非，变乱黑白，自以为吾之所言，为人人所不能言。此适自跻于乱道之尤，反不若平平无奇者，尚不离乎规矩绳尺之内。譬之在人，虽无奇节伟行，但能自附于乡党自好之流，要为圣人之所不弃。更有一种之文，自知根抵浅薄，而欲取胜于言词之末，钩章棘句，使人螫口不可卒读。而浅学之士，亦间为所欺，而不足以当有识之一笑。此昔人所谓“艰深文固陋者”，不必学也。（二）吾谓文之至者，入理必深。此说固不可易。然天下又有一种之文，理无可凭，而偏能以强词取胜。此则譬如健讼之人，牵引比附以自直，而听者易为所荧。今试举州二言之。如《左传》中《晋侯使吕相绝秦》一篇，《王子朝告诸侯》一篇，其词采之美，令人百读不厌。试问其执理以争者，所据安在？则竟不可得也。然此二篇，犹是谬为假托之言，而取其似是者以自张其军势。至如李斯《上二世论督责书》，则随意妄言，冒天下之不匙而不恤,自古及今，奏御之文，初未有如是之放诞者。然其文为人所不敢作，亦为人所不能作，虽不谓之佳文而不可也，是尚可以理律之者哉！又如诸子之文，其词义偏宕者，不可胜数，而数千年流传不废。今试以庄、列之文，与程朱之语，杂然前陈，则喜读庄、列者十之八九，而喜读程、朱者十无二三。此又可为理不胜词之明证矣。吾谓词理俱胜者，文之上也；词胜而理不及者，次也；理胜而词不及者，又其次也。学者不能为其上，亦当为其次。达心而懦之人，其不足与于此事也必矣。切情篇（一）古人云：“文生情，情生文。”盖天下固有一种之文，非情至者不能作。而深于情者，则往往不求工而自工，此则又存乎才学识之外，而为天下之至文也。司马子长为文之圣，而人所欲读者，不过屈原、伯夷、货殖、游侠诸传，盖有感而言，遂不觉音节为之一变。诸葛孔明之《出师表》，李令伯之《陈情表》，虽庸人读之，犹为感动。然二公固非深于文者，即此二篇，亦不见其有惨澹经营之迹，应手而成，遂为千古绝作。至于唐之柳柳州，宋之欧阳子，俱一代通人。然柳州之文，独有致许、杨二京兆书，感怀身世，声调凄楚。欧阳子之文，独有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墓志铭数篇，述及生平朋友之丧，及乎存亡离合之感，不觉声泪俱卫二子皆深于情者也。惟此等文断不能无因而出。故非身入其境，即作亦必不工。譬如处于变时雍之世，而忽作《黍离》《麦秀》之歌，在惠采亮畴之班，而偶为香草美人之咏，则非病风丧心者，断不至此。故凡文可以代作拟作，惟此等文不可以代作拟作，纵使声口俱肖，亦与佞哀何异？盖嘉容在戚，固属非宜；而无病而呻，亦甚无谓。每见有少年意得之人而忽有愁苦之音，见于词旨之末，则识者忧其不祥，而其语往往而验。此亦足以验无因而作之不可矣。（二）或曰：情有七，哀居一焉。如子之言，岂愁苦之中有文，欢娱之中无文乎？曰非也。此所谓从其多，而言者也。大凡文之至者，境以奇险峭拔为胜，音以激切凄庚为工。譬之言山者，峰峦耸拔，壁立千初，而委迤绵亘者，无足言也；言水者，湍流激射，一泻千里，而漾徊荡漾者，无可言也。盖必如此而后使人惊叹骇绝，心魄俱震。彼夫台阁之文，春容大雅，渊然金石，以之歌咏太平，自见洋洋盈耳，然试与之究世故之险巘，状人情之变幻，则有不及喻者矣。独有逐臣、羁客、劳人、思妇，心思所极，穷无复之，而阅历既久，智力渐生，无所发泄，一切托之于文章。离怪倘怳，神与之通，往往非人力所能至，故自古文之传者，如左丘明、韩非、屈原、司马迁之徒，大都皆遭逢世变艰苦憔悴。以终其身，其富贵福泽，从容寿考，而能与文士争一日之长者，盖不多见也。非其聪明智力有所不逮，势使然也。抑又有说焉，大凡造物之于人，其视千秋不朽之业，与视王侯卿相，殆有过之无不及者。而二者之中，丰于此者必音于彼，其不足有余之数，盖尝相剂焉而不能兼而有之者也。故古语云：“文人少达而多穷”，人而不为文人则已，既已为之，而于穷达之际，又不能释然者，抑独何欤。涉趣篇人之筑室，有堂虎以迎宾客，有房闼以备寝处，有庖厨以供饮食，有仓库以资盖藏。四者之外，则必有隙地数十弓，揽水石之胜，罗花竹之美，楼台足以登临，亭馆足以憩息。惟文亦然。夫泥金检玉之书，镂版镌碑之作，体制严重，苟一语稍涉纤桃，便不足以称清明广大之旨。盖以庄谐之用殊，雅郑之音别也。至于友朋通问之词，书画题识之语，谈言微中，足以解颐，固亦通人韵士之所不废者乎？其佳者，索解不入常谈，取材善用成语，触绪而生，随机而应，挹注不穷，而仍不失为大雅吐属；其有济于优伶之诽浑，尖刺之虐谑，词不雅驯，坠入恶趣，风斯下矣。凡欲学此种文字，须取径于庄、列之书，此外则如刘义庆之《世说》，不可不读，其魏、晋间人文集，亦宜态意涉猎。盖所谓善谈名理者，莫此为近。唐以来已不多见，自宋以后，便成绝响。虽复苏、黄数君子，跌荡风流，时有佳语，然比之挥麈清谈，终觉气味稍别。大约作此等文者，一不容有道学气，二不容有富贵气，三不容有村俗气，四不容有市井气。凡此四端，同为戒律。若能由此求之，则所谓玉屑清言，亦庶几乎近之矣。因习篇黄梨洲云：“所谓文者，写其心之明者也。”然则心之所不明者，固非作文者所宜有也。尝谓百工众技之人，惜其中无一文士，否则，使习）者而言涂堲之事，必远胜于韩退之，使梓人而言营造之功，必远胜于柳子厚矣。不特此也，大凡台阁之人，必不工作山林语；老健之人，必不工作疾病语；太平之人，必不工作离乱语；家食之人，必不工作羁旅语。非不能作，盖摹拟而来，终乏一种亲切有味之旨。昔人谓齐梁之人迷漫于声色之中，故词赋所传，一字一句，均足以感均顽艳。又人尝恨刘伯伦一生只有，《酒德颂》一篇，为人所传诵，此外并无一字。余谓伯伦纵有他文字，亦断不如《酒德颂》之工。无他，以非其所习故耳。然则习可伪乎？曰：可。贪婪之人，而开口喜说廉介；诈伪之人，而出言乐道忠诚；亡国之君，何尝不知非桀、纣；败家之子，何尝不能诮朱、均。盖理之丽诸虚者，可以规仿而得；物之征诸实者，不能凭臆而谈。二者不可一概论也。吾人每作一字，期于内信诸己，外信诸人。苟非心之所明者，即不必强作解人，谨谢不敏可也。每见古今人所刻文集，虽身在田间，并未一闻朝政，亦必撰兵制、财政气二篇，以示负才不遇之意，而拾取陈因，于时势全无所得，适足以章其陋而已。圣人恶不知而作，此类是也。写景篇文章之体，以言情说理为大宗，此外又有写景之法。写景之妙，非身历其境者不能言。每有作者，神摹意会，偶然得一二佳语，而读者漠然不知，直至亲与之接，然后暖叹以为不可及。此种境界，得之游记者为最多。余尝乘舟赴泰宁，日行万滩中，巨石森列，不知路所从出。及舟人捩柁前行，忽旷然别有天地，始大悟柳子厚《袁家渴记》“舟行若穷，忽又无际”二语，为绝妙写法。然少时尝读之数十遍，竟不喻其妙。惟此种文字，亦并非锤幽凿险而得，不过目之所遇，偶然拈出，遂为千古至文。而自来文家之穷于词者，又往往遁入设喻之诀。然设喻当求其似，不似则为虚语。更有一种正面不能写者，用旁面写之。譬如欲写水，先写石；欲写山，先写楼是也。大抵写实景易，写虚景难；写近景易，写远景难。所谓著迹易，无行地难。今之作文者，意无所会，而意中先有一段笼统语，若者是写山林，若者是写城市，若者是写台阁，千篇一律，阅之欲唾。此等文，不如不作为得。古人谓摩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有能以画意为文，则亦诗中之摩谙也。状物篇宋人于说理之文，大都以言心言性为大宗。不知凡物莫不有理，不知其理，则任举一物以告人，而托之文字者，易至模糊惝怳而不得其真。古之善状物者，首推《周官·考工记》一篇。每举一物，而人之未及见者，不啻目视手摹，而心知其意。而用字之古雅，可为后来词学家之祖。此书虽不出周公之手，然必汉世之通人，决无疑议。他如《内则》之善言食品，《投壶》之详载艺事，亦庶几焉。后之能仿而为者，不可多见。惟韩文公《画记》一篇，学者推之，以为从《考工记》脱出。以余所览今人文集，绝少此种题目，岂匿其短而不之作耶？若明人归有光之<石记》，其末段作形况之词，盖自知力所不及，而欲以偏师取胜。惟魏学淮之《核舟记》，最为工绝。次则清人薛福成之《观巴黎油画记》，亦略得其大意。大抵近世读书之子，于昔人制字之法，多不甚留意。故欲状一物，虽能知其所以，辄下笔而窘于词，而于俗人所用之字，又甚恶其不典，而不可以入文。故窃以谓学人平日，宜常讲求《仓》《雅》之书，参之物情物态，互相比拟，以得其吻合之妙，则于属文之顷，亦可以日出而不穷矣。传神篇余著《涵芬楼文谈》，既得《写景》《状物》二篇，而其事与此相类，而得之为尤难者，则有传神之法。盖写景、状物，二者犹丽于有，而传神则几遁于无。于无中求有，此其所以难也。夫人之一身，五官百体，其相去不甚远，而至于一言一动，则百人而无一相类者，神为之也。苟一入吾文，不能尽得其肖，则一篇之精采全失。能者固无是也。以予所诵《史记·项羽本纪》，至鸿门一节，写樊哙忠义激发，旁若无人之概；该下一节)，写项王英雄失路，叹咤无聊之悲，不啻身立其旁而见之者。次则《前汉书·赵皇后传》，叙埋死儿一节，写庸主溺情枕席，割爱忍询之状，与赵婕好骄妒无忌，其声情意态，直逼到十二分。此二篇，诚为千古绝作。自唐以下，如韩文公之《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使于贺兰进明一节，一腔忠愤之气，千载如生。自此以外。盖亦不可多得。大抵传神之作，不专以翰墨为工。须极意体会，取古今可歌可泣之事，一一若亲入其中而试之者，譬如闻忠孝被祸，则涕洒为之横流；闻奸雄得志，则头发为之上指。凡七情之用，无不皆然，则涉于不似者少矣。昔年阅近人小说，载有优伶名噪一时，登坛演剧，见者咸以为真。或问其术，曰：“吾身在场中，不自知其为男子。故为贞女，虽偶然谈笑，而不失庄重之容；为淫女，虽故意矜持，而时露冶荡之态；为富贵家女，则不假修饰，而衣履之间，自具华美之气；为贫贱家女，虽极意梳掠，而行动之顷，不免羞涩之形。”呜呼，能得此意而为文，则于传神一道，固人人在我个中矣。称谓篇（一）凡官制地名，古今沿革不一，为文者皆须用今语，不可以好古自乱其例。如书札往来，偶尔借用，尚无不可，至如传状碑志，所以传信后世，便一字不可移易。若使今无此官，又无此地，而镌诸金石，恐将来见之，将不知为何代之人，岂不大谬。昔范文正公尝为人作墓铭，以示尹师鲁。师鲁曰：‘“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今谓转运使为部刺史，知州为太守，现无其官，后必疑之。”文正怃然曰：“幸以示子，不然几失之。”此妄称官名之失也。又碑志之文，只宜载其所居邑里。而近人作文称李必曰陇西，称柳必曰河东，称崔必曰清河，称王必曰琅邪。遥遥华胃，无当事实。又南北朝时，土宇分裂，故多置侨郡，如南扬、南荆之属，及天下一统，此名即已不用。而唐文犹有仍之者，此妄称地名之失也。余因忆乾隆中有彭姓者，自著家谱，署曰《大彭世谱》，以其书进呈。清高宗见之大怒，因搜其家，得有悖逆字迹，卒置于法。又纪晓岚先生方负一代重名，有故人子以所著《苏州府志》进渴，署曰《姑苏志》。纪一见却之，其人颇不悦，谓‘讼未见此书，何以知其不合”，公言“其名如此，其书可知”。盖以姑苏乃台名也，以此名志，至为无谓。姑举此二字，以为好古者戒。（二）古人所作行状，称其以上祖父，皆作死者之词，此其例昉于《列传》。惟《列传》出自史臣之手，行状则多其子孙为之，于是所列曾祖祖悉以生者为主，后来相承，习为故事。而见诸百家文字，每有因此事不断断休者，各执所见，莫衷一是。其从死者之称，见于穆员白乐天所作，近人沈果堂主之。其从生者之称，见于韩昌黎、欧阳永叔所作，近人陆朗夫主之。窃谓行状之作，不必出于其子，或以孙而状其祖，或以曾孙而状其曾祖者，则世代既远，使读者易惑，且有以外孙，而状其外祖者，然则宜何如称？似不如从死者之称，为适于用，不得以韩、欧大家，谓为所见之愈于穆白也。（三）凡自称之文，主于谦下为义。凡古今通用者，可得而言，或曰愚，或曰蒙，或曰仆，或曰走，或曰不才，或日不僵，或曰不肖（在忧中或称不孝），或曰鄙人，或曰贱子。大抵视所施之尊卑而为之词。至所自作之文，则以称名为大宗，或称曰余。昔洪容斋《五笔》论欧阳文忠文好称余，因讥其《仁宗御书飞白记》“登真观御书阁记”,屡称余，为不合敬上之道，不如东坡为王诲亦作此记，其语云：“故太子少傅安兰王公讳举正，臣不及见其人。”其称较为得体。余谓欧公此记，乃与其友朋相问答之辞，非对扬可比，称余亦未为失，不得以朋党论为例。至观作《泷冈阡表》，则一一皆称名，容斋之讥，亦大近泥。惟是称名则为用较便，观昌黎集中文字，则大半皆称名矣。使欧公亦如此，则何至为容斋所论，作文似当以韩公为法。含蓄篇文有不肯一说而尽，而诎然辄止，使人自得其意于语言之外者，则以含蓄为妙。然语尽于此，而意见于彼，凡使人思索而不得者，非善含蓄者也。使人不待思索而即得者，亦非善含蓄者也。如《左传》纪宋华耦来聘，自言“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而左氏讥之曰：“鲁人以为敏。”言鲁钝之人皆以为敏，则其不敏可知。（说本《史通》）纪鞍之战，辟司徒之妻对齐顷公语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此三字，盖欲问辟司徒而不敢也。此二处极见含蓄之妙。后则惟太史公亦善用此笔。《史记·封禅书》，历言封禅之事，而收处只云：“此其效可睹矣。”明言其种种无益，语意全然不露，而尖刺已极。昔人谓为谤书，诚不诬也。此其用笔之妙，岂复浅人可到！刘彦和所谓“余味曲包”，正指此类。欲工此者，大抵所作文字，从正面少，从旁面多；写实处少，写虚处多；或道古，而今自见；或语后，而前益彰；或付诸毁誉之口，而此中已寓微词；或明其功罪之分，而到底未加断语。此如善写人者，不写人而写影；善绘水者，不绘水而绘声。微乎微乎，其精思冥想，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此惟汉魏之文，间有此境界，自唐宋以下，盖亦不多得矣。互异篇，则一篇中语皆由此而生，所谓“理以立干，而词以结繁”者，此之谓也。乃文人之患，每有兴之所到，而不暇顾其本旨者。昔刘彦和讥崔缓作《汝阳王哀词》，有“驾云乘龙”语，为“仙而不哀”，即是此意。今按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称“子建函京，仲宣霸岸……音律调韵，取高前式”，末又云“张、蔡、曹、王，曾无先觉”，前后毁誉互异，殊不可解。又江文通材良赋》，俱以恨人言恨事，而中间数句云：“左对孺人，右顾稚子，脱略公卿，跌宕文史”，则“极写山林之乐，与限字大不近矣”。（此方廷珪语）又如韩昌黎《送孟东野序》云：“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此明指东野怀才不遇，而遁为诗人。而其下乃云：“伊尹鸣商，周公鸣周。”“此二人行道济时，功在天壤，尚何不平之有？"（此章学诚语）大抵文人纵笔所至，此种不经意处，在所不免，而不害其全体之佳。犹忆少日授徒里中，为童子讲刘梦得《陋室铭》，至“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犊圈之劳形”，童子请曰：“琴独非丝类乎？”余为解之曰：“此言无他乐以间之，独有琴在。譬如孟子言‘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黍亦在五谷之内。古人之文，不可以词害意。”童子乃服然。今思之，此等语终与前所述者相类，俗语于此等处，谓之矛盾。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自违戾也。从今篇（一）文不可不求古，而有不可不遵今者，此又不可不知也。大抵奏御之文，一代有一代格式。是故为汉魏之文，不得用周秦格式；为唐宋之文，不得用汉魏格式。尝读东坡《表忠观碑》，一时称为绝作，王介甫至为之俯首。然通篇作赵扑奏事语，而开口便云“臣扑言”，此语似属不合。盖宋人奏犊之体，从无专称名者，则赵公原奏必不如是可知。而末云“制曰可”，亦全不类宋时批答之语，盖东坡仿汉魏人表疏体为之，意在力求古雅，而未悟其于近体不合。至清汪尧峰撰《难州汤烈妇族门颂》，入手便列巡按御史奏报，首曰“臣粹然言”，末云“臣谨昧死以闻”，均用苏氏之法。试问今时奏报之文，有此语否？使人知为赝作，犹之可也。使数百年后，人争言当时有此体，岂不大谬。窃谓为人作传状碑志，或必须以公犊入文者，不妨摘其中要语，使有事实可稽足矣。若必录其全篇，则仍之，既以不典为疑，而改之又以失真为病，二者交讥。其足以为吾文之累，则一也。（二）文有叙述事要，而必出于他人口吻者，则不得不力求其肖。若一一务从典雅，则抵牾必多。刘子元所谓“怯书今语，勇效昔言”是也。然此惟太史公最为绝技，他人莫之及。观《高祖本纪》，对臣下语，屡日“乃公”，又曰“而公，，使后人见之，想见嫚骂人语气。令当日悉改为联字，以符诏谕之体，岂不矞皇典重，然而语气全失。至《陈涉本纪》云“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俨然是一村浴人语，“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得上”，俨然是一滑稽人语。而当日并不以鄙俚为病，至若宁馨阿堵之类，史臣皆登而录之，存其真也。近人赵瓯北，尝讥宋镰修《元史》，多用当时应对之语，无所更易，致卤莽不可读。窃谓元以蒙古入主中国，其国语存者，正赖史家记载之文，若一一易之，后世又何从考究？以此知作文之道，贵于文质相参，因质而废文，与因文而废质，有一于此，均不足以为文之至也。割爱篇行文之道，有疏有密，二者相须而不可偏废。譬如一室之中，左列图书，右陈钟鼎，一切坐卧之处，无所不有。然中间必留少许隙地，以供散步。若填门溢户，庋置皆满，则欲为一日之居而不可得。惟文亦然。一篇之中，凡经营惨澹者，率不过一二百言，其余则若不经意而为之者，谓之闲笔。然使无此一种闲笔，则所谓惨澹经营者，亦大为减色矣。大抵能文之士，有时病于佳语太多，层见叠出，使人应接不暇。然其文气必不舒，文心必不活，以至于累坠而不举。以陆士衡之才而识者犹以患多为诮。宁都魏冰叔论姜西溟之文，亦以好意太多，不能舍割为病，正为此也。故夫一篇之中，凡浓圈密布者，只能容十分之三四，若至于五六，便不成文。以此知贪多务得，未有能善其事者。故行文有二患，有不足之患，有有余之患。不足之患，当开浚其心思，而充拓其才力，以免于枯寂无聊之讥；有余之患，当限制以范围，而约束以法度，以去其泛滥不节之失。古人云：“要言不烦。”呜呼，能知不烦之为美，庶可与论文格矣。属对篇自散体之作，别于骈俪为名。于是谈古文者，以不讲属对为自立风格。然平心而论，二者如阴阳畸耦，不可偏废。自六经以外，以至诸子百家，于数百字中，全作散语，不著一偶句者，盖不可多得。此无他，文以气为主，而气之所趋，苟一泄无余。而其后必易竭，故其中必间以偶句，以稍止其汪洋态肆之势，而文之地步乃宽绰有余。此亦文家之秘诀，而从来无有人焉尝举以告人者也。惟属对之法，与骈俪不同。骈俪之句法，或力求工整，或务在谐叶。汉魏以前，尚不甚拘，自齐梁以降，日严一日，其作法与诗赋相近。若散文之对法，自以参错不齐为妙，凡字之多少，句之长短，皆所不禁。且骈语则多两句为偶，或四句为偶，散体则均无不可。韩文公为一代文宗，实首变燕许之格，然其文中间用偶语者，亦往往而是，而运用之法，亦在在以金针度人。盖此中机括，全由音节而生。骈文有骈文音节，则有骈文对法；散文有散文音节，故有散文对法。使取二者互易而用之，则数句之后，已不复可读矣。惟陆宣公之奏议，间于不骄不散之间，善以偶语寓单行者，实为自辟畦盯，而为宋四六之滥筋。此视人笔性之所近，而不必强为学步。此外更有遥对之法，如苏东坡作《秦始皇扶苏论》，上半篇结句云“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下半篇结句云“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此在制举文中，俨然二大比，亦一对法也。或谓东坡此作，实与《孟子·逄蒙学射》一章相近，斯言得之。设问篇古人欲有所作，恐己意不伸，则设为宾主问答之辞，先为难端,然后徐出己意。有一之不己，至于再三者。其体皆归于诎宾而伸主,此其通用之例。其始盖防诸周秦诸子，其后能文之士，仿而为之。其入之赋者，则有《东西都》《东西京》《三都》《子虚》《上林》之属；入之论者，则有《非有先生》《四子讲德》之属。在《楚辞》中，则屈原之《卜居渔父》，宋玉之《对楚王问》是也。其见诸杂体文中，如枚乘之《七发》，及以后之效其体者。又如东方曼倩之《答客难》，扬雄之《解嘲》，班孟坚之《答宾戏》诸篇。然此体既前人屡见，袭而为之，亦属重复可厌。故自唐宋以后，间有效肇，而率不为人所传诵。如韩昌黎之《进学解》，柳子厚之《晋问》，颇为彼善于此，而均非其本集中文之至者。惟论议之文，中间遇文势穷处，间入一二段，亦足以为展局之法。故古今承用不废，虽名家之文，亦往往遇之。然不必强立主名，如某某公子、某某先生之类，以其近于矜心作意而为之者。至于宋以来之学案，则有置问语于前，列答辞于后，得数十条，或百余条，而因成一编者。此则不在作文之例，而其意固未始不相符也。欣赏篇文章一道，其生平得力处，大都可为知者言，不可为不知者道也。韩文公《与冯宿书》谓：称意者，人以为怪；下笔令人惭，则人以为妖然则世俗之爱恶，其不足为吾文轻重固也。今之为文者，见一人誉之则沾沾然喜，见一人毁之则窃窃然忧。此惟揣摩求合之不暇，何足与言自立之计哉！古之通人，其得名多在数百年以后。扬子云著《太元》，同时有覆瓿之讥。韩文公能“起八代之衰”，然而阅唐及宋，一旦遇欧阳子，始显于世。归熙甫为欧、曾嫡派，方、姚二老翕然宗之，然当日气焰声誉，固远出王、李之凡自来有志之士，其不屑为一日之争亦已明矣。今夫制举之文，将以卜一身之知遇，苟不得志于有司，则吾文为弃物。此其讲求程式，摹仿风气，乃其职也。今吾与人所争者为何如事，顾可以轻心操之，躁心出之？玉之宝者，其光必藏，剑之良者，其锋必敛，理势然也。苟作文者而有汲汲人知之心，则其品格必卑，理趣必浅，气味必醨，风骨必弱。此无他，外愈有余，而中愈不足故也。嗟呼！积瘁之士山，一生苦心焦思，而其收效，不得及身而见，而或效或不效，又有命存焉，不可得而强，宜人之不肯为也。然而自古及今，遥遥相望，是亦在乎吾身自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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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曾祺的自序写道：以余之拙，其偶然述作大都薾然无足观者，其能逮所言者，十不能一二，然尝论之使赵括解去将印，蓄其一生心力著一兵书，未必遂出孙吴下世，容有以此言为然乎。余窃用自多矣。可见作者口气之大，远比孙吴，自序还说了要堪比甚至超过文心雕龙这一文学评论之巨作。这句话霸气十足，让我这个一直奉文心雕龙为经典的人，心生愤懑，于是如高手过招接受挑战一般就将此书拿起读了起来。细品之后，始觉文题虽意料之言，但文章则有意外之语。我虽被击败，但不打不相识，不重题目，不重作者，只品文字。虽文小而意不小也。实感文意醇厚，疑茶饭之余恐过于浓厚，不能略读，谨记之，以求同声之和。 -
第二页中“然而清乾、嘉之间，钱、戴、王、焦诸君子，连袂并起，号曰汉学”，注释：钱、戴、王、焦指清朝学者钱洪德、戴望、王守仁和焦循。其中，钱洪德是给王守仁记录传习录的王门弟子，均为明朝人。一则注释错两人，真的很牛。
精彩短评 (总计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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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出版社近来出了好多关于书和书店的书籍，纸张很舒服，印刷也精。本书薄，但内容深厚，得细细阅读。有书影，有图片。觉得这个出版社的用纸与新星的很像，书的品种也较相似。非常喜欢。 -
桑务的藏书楼 -
太值得学习阅读啦，特欣赏。 -
内容感觉还可以，只是字体太小了 -
有点小贵，很薄的一本书，不过内容不错。 -
书的设计不错!! -
这本书很有含金量，作者见多识广。印刷质量不错，校点也比较精当，既适合收藏，也适合阅读和做学问，值得购买。比较实惠，比在书店买的便宜，还更方便。 -
内容非常好，就是书的编辑排版还有待提高 -
有彩色插图~ -
粗略的翻了下，还没有细致的研读，这本书不属于白话文，比较难懂，需要静心的时候，细心阅读才好。 -
这本书是吴曾祺所写，吴乃清末民初的文人，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过编辑。此书仿刘勰《文心雕龙》的结构而成，但是有很多真知灼见，创见也不少。是研究清末文学批评或者文体学必看的一本书。强烈推荐。 -
虽然内容好，可是篇幅这么小的书，竟然努力的印这么厚，很多插页，浪费 -
老福州藏书家，书中毛笔字漂亮。 -
值得一读，呵呵 -
作者吴曾祺的自序写道：以余之拙，其偶然述作大都薾然无足观者，其能逮所言者，十不能一二，然尝论之使赵括解去将印，蓄其一生心力著一兵书，未必遂出孙吴下世，容有以此言为然乎。余窃用自多矣。
可见作者口气之大，远比孙吴，自序还说了要堪比甚至超过文心雕龙这一文学评论之巨作。
这句话霸气十足，让我这个一直奉文心雕龙为经典的人，心生愤懑，于是如高手过招接受挑战一般就将此书拿起读了起来。
细品之后，始觉文题虽意料之言，但文章则有意外之语。
我虽被击败，但不打不相识，不重题目，不重作者，只品文字。虽文小而意不小也。
实感文意醇厚，疑茶饭之余恐过于浓厚，不能略读，谨记之，以求同声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