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的良知》书评

读该书有感

依循一定的逻辑线索，最先需要交代的是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和所处社会环境。这一点在作品中被安排在中部的第十章“新闻事业的传统和趋向”中进行重点论述。不过，笔者较遗憾地发现，Leon Nelson Flint略带轻松调侃式的笔调并未进行细致严密地勾勒，尽管容易让人偏爱他的文风。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简要说明美国新闻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流变。美国的新闻史几乎和这个国家的建政史同龄。美国的原宗主国英国，它在政党报刊时期不存在合法的言论自由，反对党的报刊常常受到执政党的压制和迫害。而美国的新闻出版自由早于英国确立，所以出现了政党报刊阶段的“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新闻业界乱象丛生，乌烟瘴气，表现为两党在经常性的论战中激烈对抗、人身攻击、街头对骂，甚至聚众斗殴。当时的美国新闻自由法规定了新闻自由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新闻从业者没有伦理道德约束，所以，自然就没有英国党报时期表现得规矩了。更重要的是，“黑暗时代”的报业存在诸多弊端：如行业准入门槛低、业务不成熟、报纸充斥着谎言与宣传、个人化的报业占主导等。19世纪30至50年代，美国国内美分报的出现标志着报业进入大众报纸时代。之后，以19世纪70年代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发表的独立报业宣言为先声，宣告独立报业时代的到来。进入19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百姓民生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以报刊杂志为主体的新闻界掀起了一股揭露丑闻、谴责腐败、呼唤正义与良知的黑幕揭发运动。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称当时的新闻从业者为扒粪者（muckrakers）。与此同时，商业化浪潮使得若干发行量大的报纸开始严重冲击意见的多样性，党报时期（以意见新闻为主）确立起来的意见的自由市场逐步消失了，几大报团（报系）的产生致使舆论出现垄断，黄色新闻开始泛滥。报业准入门槛越来越高。新闻界失范现象日益严重。值得注意的是，Leon Nelson Flint当时处在“新闻事业是用油墨反映的生活”（第183页）的年代。据书中记载，当时全美1.7万家报纸出版企业，包括2424家日报、13375家周报和其余数量不等的周二刊、周三刊和周日刊（第220页）。报纸占据社会大众传媒的主导地位。但Leon Nelson Flint难能可贵地特地讲述了一段关于报纸权威的衰落。他提及了当时新兴的电影和广播对报纸影响的冲击，具有一定的历史预见性。但是，此书出版时电视媒体尚未产生，他认知上的历史阶段局限性便暴露于此。更不说后来的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时代了。尽管如此，Leon Nelson Flint孜孜以求的理想中的新闻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早已打破了单纯的新旧媒介形态束缚，必将穿越时空，横贯人类新闻事业发展的始终。第一，Leon Nelson Flint的理想主义色彩：联系前文所述的Leon Nelson Flint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源流，对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怀有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一批新闻从业者希望能给自己的职业创制的是一幅光明而美好的图景，这应该是对鄙陋、俗不可耐且让人扫兴绝望的现实状况的一次对冲。新闻专业理想体现在本书的多个方面。一个案例是社区里的基督徒办报。虽然在实践中遭遇失败，但尝试者因为抱有彻底的诚意，他们被Leon Nelson Flint视为“这个专业里的最杰出的人们”（第357页）。Leon Nelson Flint肯定他们的榜样效应会对发展新闻专业产生最有力的影响。另一处更显著的事例就是援引了当时《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的一篇令作者喜闻乐见的社论（第203页）。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浓浓的新闻职业人的理想气息。笔者摘录如下：“让我们希望，未来新记者的第一个任务不再是垃圾箱爆炸案或访问一个丢了珍珠项链的女演员的经理人。相反，也许他应该采访一位刚刚创造了减少青少年犯罪新理论的教授，或是共同家务管理协会主席。未来的标题应该是‘东区廉租房被推倒，无窗房消失’，或者‘婴儿死亡率下降一半’。这些题材完全可以成为高质量写作和生动描写的对象，也包含有足够的‘人情味’。有天赋的记者不是只能写煽情故事和事故报道。能触及生活的真实和人类未来的事件也需要用艺术手法来体现。而且它们还能体现不断向上的持久意义。”这篇社论似乎影射了当下我国传媒系统内《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的纯净的报道风尚。联系当时美国的社会背景，我们或许就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并获得启示了。Leon Nelson Flint在书本最后的章节里坚持表达了自己可贵的理想主义情怀，虽然困难重重，但他鲜明地展示了自己就是一位纯粹新闻专业主义的忠诚的卫道士。第二，Leon Nelson Flint的民族主义气息：在第十一章“报纸的个性与方针”中，Leon Nelson Flint专门辟出一段落讲述了他印象中的国外报纸的精神和气质（第269页）。在他看来，在国外报界，似乎更容易发生极端、离谱的事情，外国报纸比起本国报纸，距离理想中的新闻专业化并不近到哪儿。在“论述报纸权威的衰落”这一问题时，Leon Nelson Flint，作为一个对实证主义研究不抱好感的人文社科工作者，十分自信地认为，“报纸影响力在美国的渗透能力要高于其他大量文盲国家，美国的公众彼此之间因报纸二差距更小”（第296页）。同时，Leon Nelson Flint不忘借题发挥，顺便谴责了一下德国式的纳粹独裁和俄国式的共产主义独裁及其对新闻事业的摧残。第三，Leon Nelson Flint的精英主义气场：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约翰•洛克（John Locke）将舆论与民主联系起来，认为民主是公众的一致意见。在构成其“政府论”的三要素（民主、社会共同体和多数人协议）中，社会共同体的形成是多数人协议的结果。人们谋求舒适、安逸、和平的生活，这是基础，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洛克思想的基础上，于1762年提出了“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一词，成为西方近代系统研究舆论的第一人。他认为公众舆论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不知不觉地从习惯创造政治力量。他将舆论分为“公意”和“众意”两类。公意是人们最初结成共同体时候的协议、约定和意愿。公意以公共利益为基础，并且永远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众意以私人利益作为基础，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人民也有被腐蚀的可能。如20世纪上半叶，德国纳粹党的兴起及其被煽动的普通民众，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上台及其背后的广泛民意基础。卢梭认为公意产生于众意。当公意和众意产生矛盾时，众意要服从公意，但卢梭无法说明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保证众意服从公意。他试图通过创制一个先知先圣式的人物，主张通过限制公意来改善舆论状况。他以“群体存在会导致公意不存在”为由，要求消灭国家机器之下的任何利益群体，要求限制民众结社活动等。一方面卢梭的舆论观存在重大缺陷，另一方面，他却成功开辟了舆论研究的新方向：约翰•洛克只看到了舆论现象的积极一面，让•雅克•卢梭却注意到了舆论现象中的消极因素。比对公众舆论的一体两面，可以将千年以来的西方诸贤大致划分为以下两大阵营：对舆论持积极肯定态度的代表有：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美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哲学家和建筑师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和德国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革命理论家卡尔•亨利希•马克思（Karl Marx）。对舆论持消极否定态度的代表有：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美国政治家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美国政论家、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读完本书的第七章“处理反社会行为新闻”之后，我们似乎可以把作者Leon Nelson Flint添加进后一个阵营。Leon Nelson Flint在分析对负面新闻报道的问题上业界要持谨慎态度时给出了他坚持的“事理的科学基础”（第167页）：人类易受暗示影响，易受诱惑或负面刺激影响，并认为社会各阶层都有类似问题。他认为人类对不道德行为缺少本能的厌恶。在进一步引述所谓“暴民心理学”时，Leon Nelson Flint也没在字里行间表现出多少不自在。该主张有以下四大论点：□ 人群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处身人群的人有时会变成和独处时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人群无法仔细研究、权衡和比较，无法吸取教训；□ 处身人群的人——物理上行为相类似，思想上会产生某种一致反应。这一论调，几乎同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乌合之众》表达的如出一辙。后者认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冶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不难看出，Leon Nelson Flint对普罗大众的媒介素养是抱有深深怀疑的。他用“阴沟新闻事业”（Gutter Journalism）和“阴沟报纸”（Sewer Sheets）的事例来揭示煽情报纸唤醒的是人们潜藏的欲望，而“那些信奉要什么就应该得到什么的理论的人，他们的结局是在监狱里”（第105页）。一方面，后来的历史用一些令人刻骨铭心的事例证明了这点：德国纳粹党的国家宣传机器鼓噪煽动了德国民众的圣日耳曼民族主义情绪并走上了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道路；另一方面，Leon Nelson Flint积极鼓吹报纸要有属于自己的自尊和骄傲，在乌合之众中树立起自己的道德标杆。他的一个鲜明论点就是：“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人类）抑制愿望、建立秩序和约束、认识相对价值而实现的。”（第105页）基于自身的精英式的理论基础，Leon Nelson Flint进一步点出了报纸的一大良知：“新闻中的责任最首要的是向公众提供他们本当有的、比他们希望有的更好的东西，一个有良心的充当公共福利监管人的主编所能给的东西。”（第109页）Leon Nelson Flint的精英论调，至今尚未被有效证实有何重大缺陷。他在书中细致地区分了“宣传”、“教育”：前者关闭人脑，使人除了接受宣传家灌输的结论无法接受其他可能；后者则是智力的催化剂。报人出身的美国前任总统沃伦•甘梅利尔•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亦主张“报纸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机构的首要目的是开启人们的头脑”（第127页）。这一点，和中国同期的梁启超的“响导国民”的报馆天职说不谋而合。Leon Nelson Flint更认为，启迪民众作为新闻界的普遍责任之一，有利于社会团结（第320页）。

上文的逻辑很混乱

首先，西方编辑在新闻自由背景下的扣押，跟中国政府的新闻管制是否有可比性二，你最后的论断，不知从何得来，至少从你全文的论证得不出

那些光荣与梦想

前几天刚读完美国学者利昂•纳尔逊•弗林特的《报纸的良知》，感触最深有两点：一是在报纸实践与主编良知中提到的“追求独立和激发勇气的机会”，另一点是新闻事业的功能即其为社区为社会的服务性。“独立”并非“中立”，书中指出：“真正而长久的独立唯一的基础是对于读者的信任、尊敬和忠诚。”客观性从来都是新闻的一个主要特征，但对于“客观性”所包含的范畴我一直持保留意见，尤其是当读了《发掘新闻》一书后，更有较深的体会。一个社会千奇百态，众多因素相互影响。没有盲目的崇尚理性和客观，因为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被建构的社会里。那本书站在一个较大的视野里看待美国报纸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新闻从业者要相信与怀疑并存，在客观性的意识形态下保持成熟的主观性，不是回归。通讯报道少有个人色彩，最为中立客观，依旧挣脱不了发通讯稿者的语言组织，而语言组织后是一个人的思考架构。更何况，完全中立的新闻只需要通讯社就足够了，每个媒介的转载磨平了差异。所以，多伦多双星提出的“传播的偏向”和“媒介即讯息”，在某些方面也论证了客观性的相对性。相比之下，“独立”就更显得难能可贵。记得储安平先生在创办《观察》时提到这是一群怀有强烈理想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支撑，正是拥有超然的态度所以才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都在侵蚀这种独立性，独立于权力、独立于宣传甚至独立于公众，已经越来越奢侈。政治权力和资本运作对媒体“独立性”的干预无需我再多举例子，无论是整个西方报业的发展史抑或是中国现今的各个媒介现象都能佐证，想特别指出的是“公众”，《报纸的良知》中提到，“当今报界最大的弱点是向匿名的多少有点虚幻的公众臣服”，出于娱乐需求或者群体认同等，现下的公众或多或少都反映出《反叛的大众》和《乌合之众》两本书中描绘的现象。可能是一直以来对芝加哥学派的偏爱，杜威帕克们对运用传播改善社区的实践深入我心。他们延续了华盛顿的民主理想，强调社会是个有机体，人与人参与建构关系，而社会在这传递和传播中存在继而发展。这是媒体的一种人文主义探索，也是新闻服务性的体现。新闻作为传播的一种主要方式，很多时候承载着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功能。虽然，传播学学科的走向通过李普曼最终拐了个弯，继承了汉密尔顿的实用政治，形成了以研究效果为主的经验学派，而新闻领域也开始出现“软文”“策划新闻”等现象，然而许多媒体人依旧保留着自己心中的那部《光荣与梦想》。去年看过一部连续剧，叫《奇怪的英雄》，讲述的是一个三流报刊的记者怎样和权力集团做斗争最终揭开真相的故事。记得看仙剑的时候里面有句话说，一个具有超凡能力、做什么事都轻而易举的人并不是真正的英雄，而一个会害怕的凡人，拼尽全力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才是大英雄。无疑，很多记者就是这样的人。许多讲媒体讲记者的书，都在强调客观与公正。记者要的不是对人类的弱点挑剔，只是要见证事实。没有激情、好奇心、独立精神和社会使命，就没有报道，就不能走出自己的小天地，进入这个冲突和喧嚣的真实世界。虽然照进现实，失望可能无处不在，但是这样的一种信念一种坚持总是能让心纯粹和安定一点。 有个古老民族有句话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朦胧志向——治愈这个世界。《奇怪的英雄》里面有个人物认为，不管真实是什么，我只报道人们想要的，深入挖掘真相就会受伤。但是受伤，这是多么具有意味的一个词。怕受伤的我们其实完全可以躲在无数的甲乙丙丁中生活与苍老，只是那样的我们，究竟失掉了什么？所以当时在看那部剧的时候，我的心中很是感慨。大千世界里，压迫无所不在，有些人在抗击过程中把什么都交给了上帝，用命运来搪塞做借口。只是，我们甘愿的命运到头来会回馈我们什么呢？并非学新闻专业的我并不是很清楚新闻专业主义是否只是彼岸的理想之花，但报人们怀揣的光荣与梦想——努力地让这个世界更公平更自由更美好一些，深深打动了我。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一个人的生活并不需要很多的新闻或者资讯，可是这些却大大丰富和拓展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感受到更多微妙的东西和自己存在的意义。媒介的良知归根到底实是人的良知，时代车轮的前行并非是一种理所当然，当我们怀念储安平先生的《观察》和张季鸾先生的《大公报》时，当我们践行纽约时报的理想和胡舒立女士的啄木鸟思想时，我们知道，时代里的人们在推动和被推动间留下了一个个坚定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