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品质》书评

为了比钱更重要的意义——五谷

在当代出版人写出版前辈的《出版的品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中，我非常赞同主编贺圣遂在弁言中的话：“书的品质是由出版的品质决定的，而出版人的品质又最终决定着出版的品质”，“在所有的品质中，如何处理好商业与文化的关系，是检验一位出版人是否优秀的试金石。优秀的出版人总是以文化追求作为出版活动的终极目标，商业价值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两者发生矛盾不能兼顾时，他们又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文化”。这几年出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转制”：事业转为企业。其实，上世纪50年代前，中国的出版社不都是企业？董事长、社长、总经理不都是商人？“做书”是生意，生意当然要赚钱。但是，这些老板们做书绝不仅是为了赚钱，他们都有文化追求。正如张静庐在《在出版界的二十年》中所言：“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被誉为中国现代书业第一人的张元济，1901年投资入股商务印书馆，两年后任商务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再十年后任董事长。他“将介绍西方新知识新思想的学术著作，作为编译的重点，宗旨是‘为中国开发急务’”，编译出版了《天演论》、《法意》、《社会真诠》等一批西方学术名著；他“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聘请蔡元培、杜亚泉、包天笑等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专家学者编写《文学初阶》、《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小学教科书》；他主持编校、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延续中华文化；张元济主持的商务，书刊并举，创办了《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教育、学生杂志；他还创办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1926年时，涵芬楼已有藏书48万册。陆费逵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担任局长、总经理30年，出版新旧书籍两万种。早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相信革命一定成功，与人一起自行编写并秘密排校了《中华教科书》；他以出版办教育，以教育促出版，出版了多套中小学、师范、职业、华侨学校教科书和参考书；他致力于古籍整理，中华书局出版了《四库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翻译出版了《物种原始》、《国富论》，编撰了《中华大字典》、《辞海》等大型工具书；创办了《大中华》、《小朋友》等期刊。陆费逵还是中国最早的音像出版人，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之初，为推广国语，陆费逵“参加国音推行会，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制造国语留声机片”。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结缘40年，长期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从1929年起，他主持编辑《万有文库》，目的是“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至抗战爆发，共出版刊印了两集1721种，4000多册。这在当时是世界上在编的最大的丛书。当年美国《纽约时报》称赞此举是“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张静庐1924年与人合资创办光华书局，任经理；后来又创建上海联合书店，合办现代书局，1934年又创建上海杂志公司，任总经理。他邀请施蛰存、阿英等名家编辑校对《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将一些流传较为罕见的古籍，用低廉的价格刊印出来。张静庐在晚年编辑出版了八卷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汇编》，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87年间，我国出版事业，包括图书、报纸、期刊、教科书、印刷、法令等重要资料，成为研究出版史、报刊史，现代文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的必备书。邵洵美1927年出资从徐志摩手中接盘新月书店，不是新月派同人的他担任新月社经理，后来又投资《时代》画报和中国美术刊行社，上世纪三十年代创办时代图书公司。他花巨资（5万美金）引进海德堡最新影写版印刷机，用双色版三色版印刷《时代》画报和幽默杂志《论语》。他还创办第一出版社，出版了《从文自传》、《巴金自传》等等。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在沦陷区的上海，他一手操办了英译本的印刷和散发。刘振强，台湾三民书局董事长。历经58年奋斗，将一家售书小店打造成如今有400多名员工的现代大型出版企业。1971年他主持编纂《大辞典》，发现原先使用的日本铜版汉字字模远不能满足编书需要。于是，他聘请专家、工作人员200余人，历时14载，耗铅70吨，自制铸字6万余个。为求《大辞典》知识精准，他特意购置了《四库全书》、《四部备要》等丛书以备核查。从1988年开始，刘振强主持实施“汉字字库”工程。每年聘请近百名专家，书写能够体现“中国汉字美感”的字体。经过15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楷体、黑体等字体组成的字库，其中明体字体就有七万多字。三民书局又聘请计算机专家，将几十万字的汉字字库运用到电脑排版系统。在刘振强主持下，三民书局出版了钱穆、谢冰莹、毛子水等老一辈文化人的著作《三民文库》311 种；收录老一代文化人叶嘉莹、余光中、余英时等的著作《三民丛刊》312种；还有《古籍今译新注》丛书360余种，涵盖国学、史地、哲学、艺术等学科的《沧海丛书》1100余种。《出版的品质》中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当今出版界的精英，当过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后任海豚出版社社长的俞晓群曾主持出版过“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创建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汪家明曾策划出版了《图片中国百年史》、《老照片》，后到三联书店任副总经理，出版了“中学图书馆文库”、龙应台作品系列；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贺圣遂曾主持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人口史》等一大批当代学术名著……他们继承了老一辈出版家的传统，为了“传承文明，开启民智”，为了“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一篇书评，个人很喜欢这本书，尤其是被书名打动，尽管这本书严格来说，叫《出版人的品质》更恰当！出于对这本书的喜爱，将偶然间看到的书评分享于此，但是自己从内心里不太喜欢“为了比钱更重要的意义”这个标题，尽管它出自张静庐在《在出版界的二十年》中所说的话：“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这本书也值得更多出版界的人们去读，更值得我的同事们去翻看，因为毕竟有一篇文章出自我们社的一位前辈之手，从一个侧面来看，我们能拥有一个在业界和其他单位的风云人物们比肩的前辈，是我们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