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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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
ISBN:9787508051109
作者:(美)迈克尔·赫茨菲尔德
页数:381页

章节摘录

  第二章 认识论  悬而未决的知识  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曾就社会和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区别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是这门学科的确切名称更多地意味着这是一门地方性的学术历史,而不具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这门学科归根到底是一门经验的学科,但它是否也是经验主义的却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本书包含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二是本学科对民族志研究及撰述的依赖性。在此我们应尽力摒弃后者所隐藏的简化论的观点。一方面,不应过分相信那些当场的和实用的研究所提供的证据,同时也不能将所谓的“民族志过于自负的权威性”批判得一无是处(其中较为激烈的批判可见Clifford,1988),人类学应该介于两者之间,不偏不倚。从历史角度而言,这一立场是很有意义的:民族志撰述者的观点可能隐含着殖民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大多数人类学家对此深表忧虑,也进行了批判(例如Asad,1973;Clifford & Marcus,1986)。殊不知,这些批判民族志的人类学家本身就带有这种偏见,并在实践中娴熟地加以运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们对这些隐含的殖民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过于敏感,反倒使得自己的田野工作一开始就带有了一种过于丰富的批判情结。  格尔茨1973年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_《深描:朝向文化的阐释理论》(Thick Description: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在文中,他将文化的阐释和人类学等同视之,并宣称文化的阐释“并非是为了寻求定律的实践科学,而是为了寻求意义所作的阐释” (Geertz,1973a:5)。这一观点无疑过于极端片面,对这门学科的困扰总是挥之不去。和其他任一学科相比而言,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它究竟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尚无定论。

前言

  “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经过修订和大家见面了,这套教材是由王铭铭教授策划的,包括国际人类学界在世纪之交前后出版的五种著作,作者也都是蜚声国际的人类学家。考虑到作为一套丛书,这五本书也是各有侧重。从基本概念、人类学概论、学科发展史和理论史到田野工作方法,覆盖了作为文化人类学基础的几个主要部分。然而,选人这套丛书的这些著作又不是简单的教材。如《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一书,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编写的,领衔作者迈克尔·赫茨菲尔德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著名教授,没有像通常的《文化人类学概论》那样四平八稳地展开教科书式的讨论,而是用一种反思“常识”的眼光来展开思辨性的讨论。其他几种作品也是可以用作教材但又高于教材之作。这套丛书出版之后,以学术著作难有的速度很快售罄。我们在这一次修订中,将过去改译书名的两本书重新订正,回归本来面目。  学术史是学术研究和训练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人类学家的成长道路中,可能会有不同的途径。有些人可以先搜集和积累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或者说对生活的详细观察有所收获,开始觉得有研究的必要,需要解释这些材料。于是乎通过阅读和请教,学习人类学理论,了解不同学派的观点,熟悉不同的理论分析和解释路径,再加上用人类学田野工作和比较研究技术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而成为人类学家;另外一些人,在已经学术制度化的今天主要是从院校中培养出来的。在大学课堂中学习相关的课程,阅读人类学经典著作,听各路名家的讲座,然后再去进行田野工作,进行田野民族志写作,最终完成从学生到人类学家的历程。

内容概要

这本书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它旨在对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做一个总览。该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教材,它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在人文视角与科学视角之间、在象征与实质之间开辟一片“积极的中间立场”。著名人类学家迈克尔·赫茨菲尔德摒弃传统的学科布局,将他的同行——那些在人类学各领域中的专家——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对话空间,来探讨如何让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照亮并揭示那些隔岸观花的研究所无力企及的人类状况。
本书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作品,它展现了人类学家长期从事的理论研究和一向坚持的伦理道德感,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批判种族主义以及其他缺乏宽容感的人类行为中始终都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该书所探讨的话题涉及人类学研究中的各个领域,学生们能够从中对该学科进行宏观的把握,但或许更重要的是,读者将发现,在一个通讯与交流接触日渐频繁的今天,他们可以透过该书对文化和社会中的各种复杂现象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
迈克尔·赫茨菲尔德,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目前出版著作7本,论文数篇。曾任现代希腊研究协会会长和欧洲人类学学会会长、《美国民族学家》杂志主编。曾获斯特雷奖(1994)、皇家人类学学会里弗斯纪念勋章(1994)以及多项研究基金,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基金。

书籍目录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定位:作为理论实践的人类学
人类学:对常识的批判
历史及理论渊源之谜
人类学和认同政治
学以致用
从常识到多感知:在更宽泛的领域内进行理论实践

第二章 认识论
悬而未决的知识
探寻的认识论
选择立场
相对的相对论
建构文化
视觉主义
地区和自我
反思和后现代主义
经验的反思
动因和实践

第三章 历史
各种历史的历史
方法论问题
使展演文本化
过去为什么会变得合法?
殖民主义及其持久影响
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交会
过去之于现在就如同传统之于现代吗?
到处弥漫的二分法

第四章 经济
情境中的经济
物质生活的地方理论
商品和礼物:物质的社会生活
没有用于贸易的商品
商业协作与家庭生产: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
经济体系:社会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

第五章 政治
对“权力”研究的批判性回顾
权力与权力的表象
政治机构与政治网络
政治礼仪:仪式与权利
从后民族到多元文化:新的研究视点

第六章 边界、交点与分类群体
支离破碎的定论
鳞片与孔隙
由城市到交点(Nodes)
必要的区分: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交流主义
对方法论所做的修正
交点、边界与群体的重新分类

第七章 发展论
作为文化实践的干预行为
发展人类学中的文化与经济
措辞与关于发展的人类学
人类学与发展:实现新的实践理论、实现新的理论实践
实现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展时代的人类学?

第八章 环境论
作为范式的实践行为?
生态木偶剧:环境决定论的故事
文化生态学与文化唯物论
反应与分歧
文化相对论及其含义
什么是“自然”?
环境话语与人类学的观点

第九章 宇宙论
在宇宙中生存
大众神正论与教义神正论
神话与宇宙哲学
时间与“瞬间”
仪式与宇宙秩序
宇宙哲学与表象
认知与宇宙哲学

第十章 苦难与学科
学科、标准和关怀
古典遗产:重温神正论
苦难之为教育学
物与人
亲属关系与神正论
苦难政治经济学
司法制度和官僚体系对苦难的盗用
提供证词

第十一章 感官
常识、感官
感官人类学?
受到挑战的三种假想
感官与系统知识
本领域的奠基工作
感觉未来

第十二章 秩序的展示
秩序的工具
转换:仪式的超逻辑
官僚秩序和国家展演
呈现:展演的超逻辑
反抗之地,服从之地

第十三章 美学
艺术之声
其他美学

第十四章 传媒
规模宏大的密切关系
想象,身份,权力
媒体的背景
政治舞台:观众和选民
娱乐性与严肃性:对平凡的赞扬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非常棒的著作——它在各方面都为我们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本处处闪耀着思想火花的作品并不是要讲述人类学从何而来,它告诉我们的是人类学目前的发展状况以及人类学将往何处去的问题。该书的发行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玛丽·道格拉斯,伦敦大学学院大学  这是一本十分引人入胜的不寻常的著作!它既汇集了不同学者的思想,同时又是一部作者个人的作品。赫茨菲尔德不愧为“击剑”大师,他将同事的著作吸纳为己有,但同时又巧妙地躲避开它们的“剑峰”。该著作处处充满睿智,使学者间的对话能够进行到底。像这样的“教材”应该更多一些才好。  ——玛丽莲·斯特森,剑桥大学

作者简介

《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修订版)》是就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所做的一个全面概述。众所周知,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主要探究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要给这门学科下个定义,而又不带一丝恶作剧色彩的话,它应该是在文化形式和社会意义两方面对人类的常识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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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3条)

  •     译者在书的最后也承认了翻译中的诸多不可译性以及自身水平的局限,此书在翻译上确实有较多的缺陷,加之此书本身就有些晦涩难懂,翻译不尽如人意也是在所难免。但是,该书还是给读者呈现人类学大体的理论及其发展实践的脉络,有利于读者从宏观上把握人类学历史发展的总体情况。此书汇集众多学术思想,正如其他人评价的那样“睿智处处可见”,透过此书了解学术思想史及方法论,以此加深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理解与认识。
  •     按:这是我博士期间翻译的一章,整整花了一个暑假,可惜因为版权问题,没能出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对照英文原版看看,按我11年前的水平,肯定还是会有些错误,不过应该有助于理解作者原意。放上来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着一些读者叫苦连天,其实这本书写得很好的。引用请注明网址。第六章:边界/节点/人群聚类 [美]M.赫兹菲尔德 著风间隼 译破碎的确定性当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消除不确定性的尝试归于失败了。我们可以把官僚组织和有组织的社区看作是减少风险和危害的工具,他们也确实增长迅速,但正是那种增长——反映在本书的复数标题中——将新的和更大的晦暗面带到了人类的事务当中。也许这一进程最为明显的牺牲品是界限分明的人类群体的观念——古典人类学想象中的“社会”或者“文化”。 在这种背景下有一件事也许意义深远,曾经是那种想象的源泉之一的“族群”在政客而不是人类学家那里获得了更大的重要性。自从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ck Barth)(1969)和他的合作者们将注意力集中到边界的创造和维持,而不是边界内部某些人声称永恒的“文化事物”以来,人类学家渐渐变得不愿论及这种“族群”了。虽然他们也注意到,正如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土著民族中那样,创造固定的身份认同会成为抵制集权压迫的一个坚实的基础,而策略性的关注可以使这种创造合法化,但是他们更倾向于反对政治领袖和政治科学家之流在集权结构本身——例如种族灭绝的民族主义国家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当中对这类身份的神化。从亨廷顿(Samua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1996)到以历史上的压迫为借口进行种族清洗,在概念上只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差别,因为两种观念都根本无视人类学把“文化”当作某特定历史时期的某种产物的批评。如果说田野研究者在实践中所揭示的族群显然不如政治化的族群那么可靠的话,那么至少城市还经常作为一个界限分明的实体出现,其物质性少有争议。城市是人工建设的环境,通常很稳定,大部分变化得相当缓慢。而且至少在行政意义上,它们通常都有划分得很清楚的边界。尤其是自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考察了农民社会和城市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来(Redfield 1953),在如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73)那样的文化评论家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已经把城市和乡村生活看作是彼此依赖的社会存在形式,只是在分析时需要加以区别。一些评论家反对“都市人类学”作为一个具体的分支出现,理由是城镇和乡村纠结在一起,因而对于这类分析性的区别而言,不过是再生产了一种已经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已(特别是Hirschon 1989)。另外一些人则辩称,与农村或者游牧营地相比,城市是一个极为不同的空间。也许对于这个议题最为有益的评论来自乌尔夫•汉纳兹(Ulf Hannerz)(1980),他认为都市人类学——或者像我偏爱的那样称其为“都市背景下的人类学实践”——能够通过关注都市生存环境下特有的生活形式而对理解人类的多样性贡献良多。Hirschon准确地指出了僵死的城乡二分法的错误,尤其是在那些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近年来激增的社会中——现在它们已经变成了大多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伴随着向急剧膨胀的城市中心的迁移而产生的瞬时变化、社会关系和许多其他的现象。例如墨西哥城的人口,1940年是164万4921人,现在已经超过了1700万。造成这种膨胀的主要原因包括来自墨西哥其他地区的大量移民,以及把邻近的27个市并入了这个大都会的辖区。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汉纳兹提醒我们的,一些都市生活的物质环境会迫使(或者至少是鼓励)那些甚至是最热忱和自觉的传统主义移民在生活方式上做出变化。在这一章里面,我想通过反过来关注人类所作的空间化和封闭的努力来将这一讨论进一步深化,这种努力面对着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上的人们突然之间都意识到,无论多么有质有形、也无论防守多么严密,所有边界都是疏松的。有两个因素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一个是大型城市(megacity)的出现,人口异质性大,在社会控制上困难百出(哪怕它们批准以杀人小队作为“维持秩序”的手段,要掌控权威还是相当棘手的一件事情,就像在巴西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那样。)另一个是监视边界地带这种逻辑本身就导致了对电网和警犬的正当性和有效性的质疑,因为这些边界地带一度曾是已知世界似乎突然遭遇到停顿之处(Berdahl 1999)。我们无法完全预见边界所引起的后果,尤其在它们跨越城市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一方面,拆除柏林墙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不过如乌尔夫•汉纳兹所评论的,“(你)不用再(体验)那些哨兵检查护照、看你是否获准在两半城市之间来往的紧张时刻。你从半是波希米亚、半是土耳其风格的克鲁茨伯格区往北走,几乎找不到真正的柏林墙原先实际所处的位置。最近有些人说,柏林墙只存在于人们的心里,区分出东部佬(Ossis)和西部佬(Wessis) 。”而另一方面,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却仍然保留了旧殖民地原有的边境,以警戒其意识形态污染向北扩散,同时防止便利而成功的资本主义冒险对香港造成损害。还有塞浦路斯,边界的视觉修饰和言语修辞一起把尼科西亚颇为极端地剖成了两半,彼此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在希腊这一边的人说他们“不会忘记”,他们期待着回到自己家里,边界靠希腊一侧的物质设施只不过是表面上临时的装饰而已。而那些在土耳其一侧的人们却恰恰相反,他们建筑的目的就是为了分隔——永久地分隔(见Papadakis 1993,1998。)保持秩序这个问题既是操作上的也是概念上的。在概念的层面上,首先要问的问题是谁来定义秩序——谁设置了界线?这是一个分类的问题。四处迁徙、“没有固定住址”的人们对官僚政治而言是种污染,是玛丽•道格拉斯(1996)意义上的“不在其位之物”,文化身份的新政治正在越来越多地把所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毒素注入到这类观念上:连对定居的移民也要进行粗暴隔离的政策都可以通过它来获得合法化。在西欧,Stolcke(1995)曾指出,常常与它相伴的是本土版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这种观点在西方的政策制定和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政治科学分析中可以找到强烈的回应——以及将排外情绪自然化为一种想当然的人类天性(这会使对特定人群的压迫“正当化”,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固定住所”的人。)流动性虽然也能使得像洛玛人(Roma) 那样的人群较好地适应经济匮乏的时段和地点——这一事实使他们很难讨得定居的“主人们”的欢心,但也意味着他们相对难于监控(Konstantinov 1996),流动性使得一些群体特别容易成为官僚苛政的靶子(Okely 1983)。道格拉斯在另外一处发表的意见(1986)认为,这不是规模的问题:无论社会实体有多大,分类法总是不会失去其重要性。我当然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并且认为正是这一点使得国家官僚体制和卫星镇环绕的大城市也成为了适合做具体的人类学分析——与社会学分析或者经济学分析等相对——的对象,但我们还是必须认识到已发生的规模变化有着历史上的原因,这些原因在我们今天考察的文化形式中仍然保留着自身的印记。正如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和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曾特别指出的,在这方面殖民主义无疑是最为有效的力量——而且造成的后果无法挽回。加西亚•康克里尼(García Canclini)对此表达得尤为明确:“城市和人类学在今天意味着的内容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芝加哥和曼彻斯特学派乃至近来的人类学家所理解的都有了相当大的不同。我们只需要想一想城市的重要性和规模从1900年以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就够了:那时候全世界人口只有4%住在城市,而今天一半的人口都变成了城市居民(Gmelch and Zenner eds, 1996:188。)在某些早期人类学所热衷的边远地区,例如拉丁美洲,70%的人口都居住在大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里。因为城市膨胀多半是由农村和本地人口流入造成的,这些传统上由人类学家研究的社会群体如今现身于大城市中。正是在这里,他们延续并转变他们的传统,源自多重族性和多文化主义的更复杂的交流也在发生着演变。”膨胀异乎寻常地快速而且突然。如加西亚•康克里尼指出的,仅仅半个世纪以前巨大的都市还属于特例。1950年,纽约和伦敦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8百万的城市。到1970年这样的城市已经有11个之多,其中5个在所谓的第三世界——3个在拉丁美洲,两个在亚洲。据联合国估计,到2015年为止将会有33个大型城市,其中有21个在亚洲。这些巨大都市的特别之处既在于它们不可遏止的增长,也在于它们多元文化的复杂性——同时挑战着文化或者族群界线的清晰性和地理边界这两个预设。加西亚•康克里尼希望将大型城市的传统定义重新修正为“相邻的城市组成一个大城市群,形成彼此连接的定居点网络的状态。”这种刻画显然很适用于某些城市,这些地方的生活环境支持了汉纳兹关于城市生活特征的观点。加西亚•康克里尼曾提及,墨西哥城的城市面积在50年间增加到了1500平方公里,这使得各个城区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困难,破坏了城市整体的物质面貌,与此同时通讯媒体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它传播着崭新的形象,这种形象使得彼此分离的城区之间的联系焕然一新:“工业现代化的经济政策导致城市蔓延出它的边界,同样是这种政策,同时也刺激了新的视听网络的发展”,通过使用遍及各个角落的电视和广播——在今天还包括互联网和电子邮箱联络——取代地方影院,“这种网络重构了信息和交流实践,重建了城市的意义”,加西亚•康克里尼评论说,“这种城市实践的重组暗示着巨大都市的社会空间定义需要用一种社会交流的定义来加以补足,而这种社会交流的定义则应该考虑到城市发展中的媒体所发挥的重构作用。” 正是这种规模的膨胀使得人类学的介入尤为必要:在许多人心目中与小规模、边界分明的社会相联系的现象,其范围在现代世界里可以扩张到很广:因为技术以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技术的用途在强化并加速着这种扩张。例如,本来可能是最容易调查的对非洲角(Horn of Africa)游村铁匠的歧视,现在变成了一个欧洲的洛玛人和各地方的难民也会面对的问题(Malkki[1989]把道格拉斯的模式近似地应用到了卢旺达难民的处境上),仅仅是把分类排除扩大化就使这种歧视变成了一个更加引人瞩目的关键问题而不是相反。不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把它去情景化(decontextualized)其实毫无意义——但是我认为这个题目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使我们可以看到大范围的决策是如何渗透到——有时候是侵入——防守严密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去的。今天,用于定义一个文化群体的成员资格的分类法仍然在通过将各种特征本质化的形式继续运作着。如今,欧洲人对与拥有相关的种种观念的关注已经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你必须“拥有”一种文化,正如你必须“拥有”一个固定住址一样,无国籍的人们是新的“地球上的不幸者”,因为他们被排除于社会存在之外。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居住在城市:他们隐藏在匿名的人群中,创造出一种特别多功能、特别小心谨慎的联系网络。除非我们想重新上演政府的排外举措,否则就应该正视,这些人恰恰典型地代表着把物化的文化和社会类别套用到大多数人的现状时所造成的问题。我们在城市里和边界的交叉点上——分别是空间上的节点(nodes of place-ness)和物质化的分类断裂点——大概会最充分地遭遇到这些困境。通过现任的官僚们来考察这些困境的过程——这项民族志任务不仅需要注意官方的法规和配额,还要注意移民与官方之间未被认可的互动(Heyman 1995)——表明边界的明晰性是一种用途颇多的意识形态建构,还表明我们的任务是追查那些用途,而不是去轻信官方对它们的表述。官方的身份概念看似(也被常常用来)代表着边界清晰的实体,因此具备一种“真实的”品质——可以说是形容词性的而非名词性的。比起“文化”和“社会”来,人们更多提及的是“文化的”和“社会的”。汉纳兹认为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印象,认为这个世界分成许多狭小而分离的疆域,其中努尔人、提科皮亚人、夸扣特尔人以及所有的他者们几乎像独特的物种一样存在着,这种印象服从自然历史的传统,该传统把文化转变为某种像动物和植物似的东西,而由此造成的田野经验使得研究者潜心关注具体的地点。然而真正的、绝对的边界分明的实体也许从来就没有长久存在过。早期的人类学看重甚至夸大文化和社会形式之间的互相联系(例如传播论者曾坚持所有的文化都源自埃及!),而“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可能部分来自语言学的“借用”模式。乌尔夫•汉纳兹强调“我们处理的是一种更相对、更存疑的不连续性,与此同时在当今的文化和社会研究中,其他一些更具开放性的关键词如田野、流动、网络等等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的意义。”本章的标题也正是因此而来。时至今日,文化概念的不足之处与其潜力一样,明显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濒临危险:当强大的势力在征用这个概念时,最直率的批评也仅能做到讽喻而已。故而在某个层面上,这一章算是对文化概念在现代生活中的空间——既是物理上的也是概念上的——做一个民族志式的考察。它主要基于上面所引的乌尔夫•汉纳兹和奈斯托•加西亚•康克里尼的两篇论文。两位学者都对城市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倡导着都市人类学的理念(同时见Kenny and Kertzer, eds., 1983; Signorelli 1996; Southall,ed., 1973。)颇富教益的是,他们两位关注不连续性和缝隙,远胜于关注城市观念给许多人造成的界限分明感。加西亚•康克里尼甚至暗示,都市人类学所完成的大部分工作根本就不是真正关于城市的:“尽管自19世纪以来,在人类学文献中就可以找到大量对城市的研究,然而人类学家在谈及城市时,指的其实常常是别的东西。虽然他们研究例如卢安夏(Luanshya)、伊巴丹(Ibadan)、梅里达(Mérida) 或者圣保罗这样的城市,可是许多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调查殖民状态下的文化接触或者工业化时期的人口迁移、工作状况和消费模式、或是在当代状况下传统的维持。如汉纳兹(1980)指出的,都市人类学家不懈努力着的事情与其说是都市人类学,不如说是在都市里做人类学。如此字面理解都市人类学的结果正如加西亚•康克里尼所言,“城市变成了研究的地点而不是对象。”他们的设想,具体来说就是去了解城市观念对于那些生活在城里或城外的人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去探索那些在我们的世界里看起来如此坚不可摧的权威,它们的界线是如何建构起来的,通常似乎只有边缘人群才会起而挑战那些界线,而挑战的代价则是有时他们会遭到可怕的排斥。这样一些研究可能暗示着一些有用的方式,可以用来应付新出现的社会巨型架构(social megaformations)对人类学家所造成的巨大且实际的挑战。但我要说的是,它们还非常明白地澄清了一点,那就是划出一块“都市人类学”的专门领域来根本于事无补,如果再考虑另一个原因的话,情况就越发明显了,如罗伯特•雷德菲尔德首先提出的“乡村-城市连续体(folk-urban continuum)”中所隐含的意思那样,都市人类学这个标签把一个理想类型式的区别变成了一件僵死的类型化的紧身衣。当我们转向讨论把边界当作界线的相关问题时,这一点显得尤为讽刺——“基于”纯洁和污秽的区分性概念竟然变成了现实。规模和多孔性因此,这一章关注的将是两个互有交叉且充满了挑战的领域:其一是规模,其二我想称之为“多孔性”,主要是为了让它更日常用语一些。后者带着一丝轻松,甚至连看守最严密的边界也可以通过,或者说看守严密的边界尤其可以通过。Heyman(1995;同时见Coutin 1995)清楚地指出,甚至在官僚们帮助自己的主顾穿越边界之时,他们也要做出一副成功保卫了国家边界的架式来,伦理的和实用的考虑为他们那想象力贫乏的伪装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汉纳兹引用了一个堪称人类全部活动之基础的对比,来自列维-施特劳斯:自然和文化之间界线的生成。根据汉纳兹的界定,这是个关于什么是内在的、什么是在社会生活经历中习得的对比。他暗示这个观念已经在遭遇挑战,因为人类重塑生物性的能力不断增长,使得自然与文化的区别本身越来越难以为继。这样理解也许太过拘泥于字面意思了:毕竟,列维-施特劳斯模式的本意在于阐明自然的文化用途,特别是在通过精心的文化重组之后用以表达人类的身份。这可以通过人类手边现成的所有手段来达到,从列维-施特劳斯自己最喜欢例举的烹饪(例如是食物还是“原料”)到将“文化”铭刻在身体上的加入仪式(initiation rituals),还有护照办事处明显属于隐喻性质的“自然化”,以及关于什么样的性行为和其他行为才算“自然”的争论。这个概念总是处于模棱两可:“他者们”既“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又“不自然”,这种看法当然也会强烈地影响到人们对环境问题做出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模糊性在逻辑上便预示了关于“传统”的类似模糊性——据说城市缺乏传统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即使我们不关注国家/国家的分界线,汉纳兹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边界观念也总是与对文化/文化这类差异的关注相伴随(而民族/民族[nation/nation]边界当然就意味着国家/国家和文化/文化的边界合而为一——虽然有柏林墙为例,暗示着这种前提是可疑的,因为它既是物质层面的现象,又是“东部佬/西部佬”这种心理层面的现象)。但是至少在某些情景下,“边境”作为各种近义词之一,确实反映出了自然/文化有别的观念。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的历史学家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961[1893])描绘了一幅向奔向北美边境机遇密集之地的画面,那里的荒野成为一块自由的土地,在那里开拓者们能够自给自足,更能够摆脱束缚人性的传统和不公正,彻底抛开过去的负担团结在一起。Turner认为荒野能够征服殖民者,剥去文明的外衣,让他们穿上猎衫和鹿皮靴。在这里要注意,土著的服装样式(鹿皮靴)——人们把自然转变为文化的其他方式之一就是服装——对于入侵的定居者来说却变成了“自然”的标志。这当然也是一条可以协商的边界。但是协商这个概念却不是平等的:在北美、拉美、南非和澳大利亚,这就是西方扩张的逻辑。这种论调不啻为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西奥多•赫兹尔(Theodor Herzl)那臭名昭著的格言 “无人之地当属无地之人”的翻版,而且正好以一种相反的形式——即那些并不象有趣的物种般属于“拥有文化”的精英的人——成为了热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 1989:196-204)在讨论他称之为“文化的显性和隐性”时的靶子。在这些情况下,边界就像种族隔离一样变成了一种疏远的工具,因此也必须被当作这种工具来研究。然而,汉纳兹主张,“在大多数情况下,边界思想还包括了对高一级对称的认识——认识到在边界两侧都有人和文化的存在。甚至是边境这个概念也肯定适用于这样的分析,就像利奇(1960)分析缅甸边境,或者Kopytoff(ed. 1987)分析非洲边境时一样。” 然而总的说来,边界概念在人类学当中的意义比起民族国家对它的图解来要灵活的多。尤其是从1969年弗里德里克•巴斯编纂了里程碑式的著作《族群与边界》,特别是撰写了著名的绪论一章(Barth 1969)以来,这个差别变得更加明确而且重要。除了对生态适应和族群(ethnic)差别之间的联系有一定的强调之外,巴斯并没有以空间的角度来审视边界。他更注重两种现象之间的关系,其一是人群中的集体特征,其二是人们对“文化事物”——意义和形式——的归属。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边界任意一侧的人们在衣着、食物、语言等等方面做出区别性的标记,藉此来表达他们认同自己所尊敬的群体的愿望,有时候,抉择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真的可以将兄弟变为民族仇人。因此,无论是那些实际上为界线两边所共享的文化绝对量,还是那些被限定在界线之内的文化变体总量,它们都不服从族群的界线。最近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纪念巴斯的《族群与边界》出版25周年的大会上,巴斯(1994:12-14)指出,虽然他和他六十年代的合作者们“没有使用今天后现代主义的晦涩术语”,但可能正是他们属于先驱之一,将后现代的建构主义文化观应用到人类学当中来。在那个时代颇为不同寻常的是,他们没有把边界或者文化当作理所当然的统一体,相反却认为它们都不是原生的而是情景性的,并关注当下在评价过去时形成的修辞术和斗争。巴斯也注意到,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我们已经变得更倾向于把全球文化变体看成是连续的,而我们过去习惯性地把它们称作复数的“文化”,简单地认为它们是一些内部整合并彼此分离的实体。文化应该被看作是变动不居的、矛盾的和不连续的,不均匀地分配给不同位置的人。汉纳兹说得很简洁,“因而,多样性不是不见了。它只是被不那么整齐地包裹了起来。” 身份可以协商并反映政治现实,这几乎都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了:例如,在澳大利亚,两兄弟可能分别作为希腊移民和马其顿移民死去,因为他们卷入了希腊内战中对立的阵营(Danforth 1995),再比如生存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重新定义某个人的族群身份(见Burton 1980;Schein 1973;Southall 1976),又如地位上的考虑可能会促使个人改变他们的认同——一件无法见容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事情(Shalinsky 1980。)事实上,有越来越强大的论据表明甚至“民族(national)”身份也是可以协商的,以至于有些评论者(例如Argyrou 1996b)抗议这种倾向妨碍了我们以相反的方式理解问题的深度。因此,社会边界在总体上牵涉到成员资格问题,但是当谈到文化边界的时候,想用确切的术语来将它概念化则要困难得多,除非我们简单地按照这类社会单位来定义文化边界。要想夸夸其谈那种通常建立在各种文化特性或者千篇一律的人工制品的购物清单上的“本真性”(见Handler 1986; Handler and Linnekin 1984),就需要压抑历史上的信息,因为有证据显示,身份其实是通过相遇的戏剧——通过协商和社会与文化边界的形成才得以存在甚至产生的,而“一种文化”的纯正血统这种观念在所有的这类证据面前将会烟消云散。观念、实践和人工制品可以在颇为不同的逻辑基础上通过社会接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日积月累地创造出差别很大的历史来。虽然深度有限,但旧式传播论者对此还是有所论述。60多年前,拉尔夫•林顿(1936:326-7)调侃过何谓“100%的美国人”,他尖刻地指出:“‘纯正的美国公民’从源于近东的式样的床上醒来,脱下印度人发明的睡衣,用古高卢人发明的肥皂洗澡”,林顿称这一整天的日常记录“仅仅是一点稽古癖式的赏玩罢了”,但正是这个原因提醒我们,只要人们愿意留心,证据总是不难发现。汉纳兹刁钻地评论道,这种看法“在反对不假思索地拥护偏狭的地方观念方面还是有一点价值的”。今天,“纯洁”观念用途颇广,它们在从纳粹主义到经典文献学的意识形态中藏匿,在针对形形色色的文化混杂性和联姻的敌意中复活,而上述观点对于这种观念而言恰恰正是毁灭性的。下面让我们回到差别的象征体系上来。将巴斯关于作为过程的族性(ethnicity-as-process)的著作与人类学当今的关注点联系起来的一条线索,是它们都关注差别得以产生的空间——从人类学出发我们不能说差别“就这么存在着”,因为它总是某些人类行动的产物。虽然没有完全把族性排除在我们的权衡之外,但现在对这些空间更通行的提法是“边界地区(borderlands)”——这个词暗示着该物理空间处于两者之间,是一块发生交流的地带,一块不连续性变得有些模糊的区域。有一条这种边界地带最近引起了较多的注意,照Alvarez(1995)主张的观点,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地区甚至可以成为边界性(borderness)的全部含义在现代的典型例证(见Rosaldo 1988; Kearney 1991。)汉纳兹认为,可以用这些学者来做一个有趣的对比:“Kearney的边界更接近政治地理学的事实,是一些人试图控制、另一些人则试图逃离控制的国家/国家的交界地带。”它是一块充满了统治和威吓的令人生畏的地区,然而它同时也是有幸生存下来的“山狗们”出没的地方,那是些以走私人口为业的人,边界对这些实干家而言可实在是个很有用的资源。Kearney提醒我们,在墨西哥和北美当地人中,山狗还是“骗子和英雄极端矛盾的混合体”,他由是接近了热纳托•罗萨尔多所说的更具隐喻性的边界地区,定义者来自这片地区的诗人而不是警察,也许可以在任何一片北美的拉丁文化区找到它们的身影。在这里生存会是一场战斗,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自由地生活在一个“位于两个稳定地区之间”的文化地带,人们在这里尽情地挥洒着生命。注意,在这两种说法里面象征建构都占有中心地位。这是人类学中一个老题目了,总的说来也是人类学对社会科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同时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维克多•特纳所说的“阈限性(liminality)”概念(例如1982:28),“通常很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实验性的文化地域,被引进这里的不但有新的元素,还有新的组合方式。”故而从这种视角看来,边界是各种文化都可以充分展露出来的地区:汉纳兹做了个非常恰当的对比,“是文化+文化而非文化/文化。” 加西亚•康克里尼虽然不否认象征因素的重要性,却把我一直在做的权衡推向了极端。当我在找寻“人类学”所特有的贡献之时,他似乎更乐于展示“都市人类学”那使它远远超出了学科传统方法的利益范围。当然,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场讨论虽然的确也关系到学科之间的劳动分工,但只是术语上的而非实质上的。而名异实同正是主要问题的所在:虽然我强调的进路与加西亚•康克里尼的大相径庭,但我之所以这么做,更多地是为了挽救人类学所特有的关注点,而不是想要固守旧的学科领地。然而,为了兼顾阐述的均衡性,现在我想更加详细地讨论一下他在新的都市人类学方法论方面所作的大量论述(因为不管表述者是谁,他的讨论还是回答了我们在研究方面遇到的非常实际的问题。)他的目的是问一问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何在,他的回答则与其他人有着共同的目的——即重新揭示出被众多调查方法轻易抹煞掉的多样性,而并非是实际应用中的各种方法。他没有接受一个假设,认为即使在城市背景中,与小群体的接触也是人类学方法的关键特征——“田野观察和民族志访谈仍然是人类学的特有的手段。”尽管他承认,“比较起社会学通过图表和统计数据建立起城市结构和行为的巨型图谱的做法来,人类学家的定性和长期调查的方法会对社会互动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这种地方化的关注造成了对文化的强调,他认为无可厚非,因为它补救了更倾向量化的学者所关注的那些方面,但是他主张“无论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传统,或是城市进程无可置疑的经济和象征性质,都不能就此理所当然地将人类学的研究限定在文化因素上。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秩序重建(或混乱)都与经济的、科技的和象征的变迁相关,这些变迁之间的联系使得我们必需承袭经典的人类学路径,将社会过程的方方面面都同时纳入考虑的范围。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方法被用于调查城市里的社会运动和工作状况、新自由主义的非工业化、非正式市场以及生存策略等等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依加西亚•康克里尼之见,在探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是如何结合在一起这方面,最可靠的工作是在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拉美国家中完成的(例如Arias 1996;Dagnino,ed., 1994;Adler Lomnitz 1994;Sevilla and Aguilar Diaz, eds., 1996;Silva Tellez 1994; Valenzuela Arce 1988。)一些都市人类学家也使用了这种方法,但是加西亚•康克里尼认为这些研究是“在城市做里的而非关于城市的人类学”,并且“就这一领域的总体状况而言还没有达到研究的目的,即将社会微观和社会宏观、定性和定量整合到一个兼容的城市理论之中。要把握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唯一的出路在于理解社区、部落和邻里作为各城市的组织结构和网络之一部分的经验”(Holston and Appadurai 1996; Hannerz 1992。)这意味着要密切地关注日常生活事务——属于民族志作者的领域。就方法论而言,这条路径在城市里比在农村里要难走得多,因为在农村环境里很少有隐私性,而在城市里隐私变得制度化了,民族志作者很难找到非正式接触的空间。但是这也正是城市生活的特殊性之一,并且同样成为了民族志调查的一个主题。“没有什么地方比大城市里更需要对常识和日常语言进行认识论的分析了”,加西亚•康克里尼评论说。我们的报道人所持的观点常常差异巨大,能表达这些差异的空间却更加弥散,在许多情况下更难以进行直接的社会人际交流。加西亚•康克里尼因此反对他称为“对破碎的城市做孤立的民族志研究”,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充其量只是描述了某些形式的边缘状态,顶多是仅仅记录下了“最不可靠的报道人”的看法——换句话说,那些报道人极为接近旧式殖民主义的理想模式。他的结论有些刻薄:“某些人类学家在方法论上的民粹主义(populism)就这么变成了政治民粹主义的‘科学的’同盟。”虽然像乔治•马尔库斯对德克萨斯的商业精英那样的研究证明(Marcus 1992),其实并不总是需要把对常识和日常语言的分析作为基础,但这条意见还是有益的,它提醒我们警惕经过筛选的报道——民族志方法总是会遭遇到这个问题,原因与其说是怕受到实际生活中的偏见的干扰,还不如说是它容易招来客观主义倾向者的闲话的攻击。从城市到节点如果是边界地带似乎不可避免地既是一个模糊的也是一个确定的空间的话,那么城市也许至少在在表面上还坚实可靠,适合作为研究的固定对象。但是城市的异质性——在欧洲被视为与大自然的“纯洁”相反——这使得它们长期以来被视为象征性污染的蓄积之所——(Mosse 1985; Williams 1973)——其实集中了许多在边界点可以直接观察得到的特征并重新使它们暂时化了,这些特征以一种难以追查的方式分散开来,民族志式的考察会在一开始碰到困难。但是同时,它们也为涌现新的方法和视角提供了契机。加西亚•康克里尼提出了一个视角,它的重要性可能还是在于帮助我们重新制定计划,而不是它暗示的方法论上的直接收益和改进。“社会文化的异质性或者多样性始终是人类学中一个基本的主题”,他指出,“它在今天则是城市理论提出的经典模式中最不稳定的元素之一。”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因为城市的物质可靠性而认为它们十分稳定是多么不现实的看法,它们也许确实是“混凝土丛林”,但是根本不具备概念上的实在性。一些理论家主张,实际上与此相伴随的许多不同的功能和活动才是今天城市结构的界定性特征(Castells 1995; Signorelli 1996。)而且,随着生产的非地方化削弱了某些城市与特产之间的历史纽带,这种可塑性还处于扩张之中。在国际上,兰开夏不再是纺织业的同义词,设菲尔德和匹兹堡也不再等同于钢铁了。制成品和最先进的电气设备可以产自第一世界的国际性都会,也可以产自巴西、墨西哥和东南亚城市(Castells 1974; Sassen 1991。)一座城市的多样性往往源自它发展中的独特阶段。米兰、墨西哥城和巴黎都同时并列着至少以下时期留存的痕迹:赋予它们纪念物、使它们成为艺术热点和旅游热点的历史时期;使当地得以详细地重新规划土地用途的工业时期;还有最近的跨国时期和后工业建筑。各种各样的碎片代表着这些不同时期的城市建筑环境在当下共存,造成了某种暂时的异质性的感觉,杂交、冲突和剧烈的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正是发生在这种异质性当中(García Canclini 1990,1995。)空间化与建筑术的暂时性(temporality)在其他城市里可能会显示出颇为不同的组合:这个问题可以留待地方研究来解决,但是加西亚•康克里尼那发人深思的评论显然颇富启发性。此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人口开始重构城市空间,把它们编织进新的网络之中,其他的、有时是新的暂时性——比如说旅游的暂时性,尤其是当出于宗教模式(例如Carter 1997; Delaney 1990)或者受到需求“异国”艺术的市场的刺激(Steiner 1994)时——变得更加重要了。语言变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它的使用变成了族性的一个标志,这些身份作为族性被界定,只是人们在这新身份里体验到的往往却是阶级(见Urciuoli 1996。)加西亚•康克里尼把“差异‘大爆炸’”看作“不仅仅是一个实在的过程……[更是]一种城市意识形态”。但是尽管在新环境下出现了他视为城市民主政治的事物,他还是希望在所谓大都会和边缘地区之间保留实质的和分析上的差别。他认为政治的和经济的考虑需要这样一个差别:“其一是在经历过一个有计划地管理城市发展和满足基本需要的时期之后自我管理和多样性的增长(正如在几乎所有欧洲城市中发生的),其二是建立在匮乏、不稳定的膨胀和对土地、水和空气的掠夺性使用的基础之上的挣扎求存的无序增长(如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常常可以见到的那样),我们决不能把这两种增长混为一谈。” 除了这些差异之外,他还加上了人口快速增长在已经非常贫苦的第三世界城市里造成的常常是灾难性的后果,他更评论说,“这加剧了濒于爆发的无序状态。”另外他还引用了Holston和Appadurai(1996:252),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互相竞争的利益团体的权力大小不一,并缺乏有效的管理,民主在进行大众操作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尤为反民主的结果。官方的偏好也常常是很成问题的,比如当政府开展大规模的历史保护计划时,会有一些居民认为计划冒犯并且扭曲了他们当地的历史经验;或者比如在曼谷,地方的街道市场被挤压到后巷里面,以便给大街正面的缙绅化(gentrification)腾出地方来,这一令人怀疑的举措牵涉到当地人的程度有深有浅。对于那些负担得起的人来说,解决之道可以是一走了之——老百姓用脚投票(García Canclini 1995。)但是这个过程里面还是掺杂着难以排解的不平等。1990年代的各种研究显示,大众参与和大众组织开始复兴。“当民族国家失去召集和管理公众的能力之时”,加西亚•康克里尼指出“城市通过提供比国家抽象化的参照物更‘实在’和可操作的参照物,重新成为发展新形式的公民身份的战略要地。另外,城市中心,尤其是大都会(megalopolise)变成了国际商品、观念、形象和人口流动的集散地。无论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决策从人们手里夺走了什么,他们似乎都可以从家、工作和消费的地方场景中得到在某种程度上的补偿(Dagnino[ed.] 1994)。今天,在这种认识差异的新形式中,那些觉得他们是‘投票的旁观者’而不是国家公民的人正在重新发现那些使得大城市成为可能的主张的‘压缩和再地域化’,发现在相应的公民趋于四分五裂的形势下重新植入国家想象的方式”(Holston and Appadurai 1996:192-5。)有用的差异:多元文化主义和跨文化主义者(interculturalist)这些考虑表明,城市生活和形成新身份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不一定能得到民族国家的正视乃至赞同。长时间以来,也许正是这种模糊性把城市的形象塑造成一个肮脏——亦即被象征性地污染——的地方。但同样也正是这种模糊性在实用的意义上——作为与多样化的价值观和实践共同生活的一部分——使得对文化差异的探究成为可能。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洞见,这表明在一个城市人口占据了世界很大比例的时代里,城市在定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我想提醒一点,事情并不是像人类学的都市化热潮所想象的那样,非城市特征的持续性可能会相当普遍,对于人们的文化身份的作用更比想象中重要得多。)作为研究对象,城市的异质性能够成为新形式的政治动员的基础:当文化纯洁性的观念让位与多元文化经历的丰富性的时候,通常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标志民族国家的永恒而建设起来的城市也会轻易地变成挑战这种幻想的温床。Terence Turner(1993)指出,在当代多元文化主义中对文化的具体理解(也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元文化)提供了“能够转化成政治资源的一个价值源泉,对内可以作为团结和动员人群的基础,对外可以作为支持世界上其他社会团体、政府和公共意见的依据”。从这个角度看,多元文化主义首先是一个政治计划,并且因此在“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当中占据了中心的和矛盾的位置——虽然其他地方当然也有类似的现象(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仿效美国的成例),但在美国最为明显。这类战斗会在形形色色的战场中不断展开。对于那些在拥挤的城市群(conurbation)中接踵摩肩地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来说,这确实是件生死攸关的大事。Turner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会让人类学家们有些失望。为什么没有人来请教他们这些在文化问题方面拥有可靠专业知识的人呢?为什么多元文化主义者要以一种(或几种)甚至人类学家不能赞同的形式来自己重新发明文化概念呢?Turner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恰恰在于对多元文化主义者来说,文化只是一个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人类学对文化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与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政治抱负无关——虽然在有些情况下有联系(例如广义的相对主义倾向),同时,也许多元文化主义能够反过来刺激人类学家,在例如能力与赋权等议题上作更多的思考。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者关心的是政治,那么我们要讨论的另一群人——跨文化主义者则倾向于重视边界和差异,他们代表了更技术化的立场。汉纳兹将致力于方便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互相交往的新兴职业幽默却生动地称为“预防文化震惊的产业”,这一产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迅速地成长起来,特别是在北美和西欧。这个“产业”给人类学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两难命题:如果他们拒绝参与其中,那么他们会冒着丧失在讨论文化问题方面本来已经有限的影响的危险,但要是听凭这一行借用自己的权威的话,他们又无法保证不被牵扯到一个物化的过程当中,这过程会与他们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专业理解发生矛盾,同时会让他们的观点遭到误用。跨文化主义者在不同背景下为不同的人们工作,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在市场里活动,向国际商业、发展工作或者教育业的顾客们提供训练和咨询。他们在这里的关系多是短期的:一场讲座、半天的讨论会、讲授几天的课程。除了讲座,跨文化主义者们还常常使用电视录像和模拟游戏来说明他们关于文化差异的观点以及文化冲突和误解的危险。内容相当广泛的手册出版物与日俱增,新的观念和指导技术通过职业机构和组织传播开来。在这里提出的文化观念不一定是人类学家式的。其实它可能更为接近萨缪尔•亨廷顿以及其他人的本质化的观念,危险之处在于它的“经世致用”(我们了解另外一个文化就是为了和它做生意,或者可能就是为了主宰它),还在于——在某些背景下——这些民族学的成语手册可能实际上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一些短期的成效,而它们体现出来的更大的观念可能会拥有远远超出其学术价值的权威,却与支撑它们的僵死(quick-fix)的哲学完全合拍。汉纳兹认为在这个领域中,“有一个强烈的倾向是……假设能够在民族的层次上描绘各种文化。”这种说法不无讥讽的含意:因为虽然可以说人类学也同样起源于饱含了民族主义的文化测绘的欲望,但是近年来它已经采取了更为偏重过程和能动者(agent)的视角,这一视角允许那些寻求改变文化形式或者只是不想顺从它们的人拥有分析的空间。跨文化主义的方案确实可以溯源到人类学,尤其是在霍尔(E.T.Hall 1959;cf.1983)的著作中更明确地宣称了这种继承关系。这种“民族文化”研究的文体早已被冷战抛弃,今天又以国际商业膨胀为契机再度兴起,就其漫画风格和妖魔化的倾向而言,它往往与19世纪民族主义的民俗学文献差别不大,这些民俗学著作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学学究那里还能找得到令人生厌的回响(关于这一点可以批判地参考Verdery[1994:51ff]。)如果说跨国公司代表着新的权力精英,继承了殖民帝国和民族国家的王位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应该比以往更认真地对待这些文化手册才是——不要把它们看作有用的信息来源(虽然其中写得最好的手册也会包含一些严肃的分析),而应该把它们视为在人类当中应用类别化教条(尤其是关于“我”和“他”的类别化)的新控制技术的症候。这些(可能过分大惊小怪的)思想源自于人类学近来更为关注的一面:对“各种文化”的关注使我们过分重视差异,并把它异国化了。虽然与之相反的寻找共同性的努力——例如,在强调诸如阈限性和分类体系等基本象征属性时所隐含的——在历史上与这门学科引来的轰动效应至少同样重要,但是我们还是应当认真对待这一批评。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我们谋求在更加多孔性和人烟稠密的空间中,将一个伦理的和认识论的核心问题与重塑民族志实践的实际事务联系起来时,热纳托•罗萨尔多对文化“显性”的反思在这里将又一次对我们大有助益。汉纳兹认为,与萨缪尔•亨廷顿对“他文明”的生吞活剥相伴随的,是他极端反对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这大约并非巧合:就像民族主义者一方面声称边界领土在文化上是属于“他们的”,一方面又嘲笑居住在这些争议地区的人族群身份“不纯”一样,卫道士们把文化概念改编成“西方文明”在国内和在国外的防线,在文化不适应的典型和同化的诉求之间看不出有什么矛盾。然而边界地带的民族志经验——在那里地方官员与非法移民以及其他涉嫌违反了边境法的人之间串通一气——说明了文化身份的复杂性,这类简单化的公式无力揭示并必将扭曲其中的隐情。方法论的修正研究边界和节点这项工作给民族志实践提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挑战。当人类学家能够潜心关注某个地方小社区——或者甚至能够假设他们的熟人代表了一个更大的、多少有些同质性的人群——的时候,他们可以径直将研究计划定义为在田野点度过“仪式年(ritual year)”就好了。当然,有些人呆的时间要长得多,许多人回来了,有些人要来回好几次。但是整个事业可以很方便地用一种规模经济来限定,影响这种规模的因素包括学术制度的作息计划,还有人类学对仪式历法循环周期的关注。曾经的便利在某种程度上都变得有些成问题了。一个人在一年后就真的了解比如说东京这样的城市了吗?很明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林诺夫斯基也算不得真正“了解”特罗布里安岛民,甚至在他寄居了那么多年之后,他自己还是会有不满足,但是比较起如今的民族志作者在许多地方要面对的那些困难来,例如需要约定时间、录音访谈时的拘谨以及现代生活的忙碌等等,马林诺夫斯基的困难或许还是要小一些。然而,这一次的问题仍然不是类别上的而是程度上的。乔治•齐美尔——汉纳兹引用他来讨论现代边界地带的复杂性——认为社会行动的交叉领域不仅适用于努尔人,也同样适用于纽约人:当人们置身于不同群体共有的交叉地带时,他们的个性会随之增长.每一种成员资格都可以和许多其他的人分享,然而独有的个性却是由多种成员资格复合而来,不与任何他人混同(Simmel 1964:127ff。)随着规模的增长,人们倾向于援用一般文化定式(它依靠重复的经验做出判断,并因此可以套用到一个哪怕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人身上),取代了原先在社会关系(亲属式的,因此通常需要一定的亲密程度)中强调面对面的倾向。然而我相信在这些更广阔的领域中,对外攘斥(有时候包括人类学家!)对内乐群的亲密空间观念依然会存在,这不仅使民族志成为可能,而且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此,复杂性不是某种客观形势,而是内部知识的产物:当一个努尔牧人或者一个希腊村民说他“了解”其他人的时候,其实是在宣称一种亲密关系,例如纽约人声称他“了解” 其他纽约人——能够和他们“打交道”,预测他们的反应,理解他们的希望和恐惧,总而言之包括我们对“认同”一词的所有理解,而此时他所持的文化知识中就一定包含有这种亲密。我们用“复杂社会”或者甚至用乌尔夫•汉纳兹自己的短语“文化复杂性”所指的那种事物确实代表着某种差异,但这差异也许只有通过民族志研究所独有的关注点才能理解。要不然就只好求助于“指导”手册了——恐怕不是一个好建议。加西亚•康克里尼促狭地留意到,社会科学曾经对那些居住在社会或者文化边界的人们多抱以同情。芝加哥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种族关系和人类迁移研究的先驱罗伯特•帕克(1964:345)在大约70年前识别出的“边缘人”确实是相当可悲的角色。但今天时势已然不同。现在的风气是以混杂为荣——虽然这股潮流明显地更流行于人类学内部而非那些管理世界事务的人们。后者常常同样造成权力和不平等的强制性结构,如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地带的情况那样。此外,跨越边界还会引起误解和不安,因为边界能够不断变迁,使我们对于分类闭合的感觉和关于能动者(甚或“自由意志”)的假设都变得复杂。可能还有部分原因是民族国家的灌输工作实在做得太好了。因此,关于这类现象的民族志要求对政治不平等具有敏感性,要自觉地避免假设“各种文化”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还需要适当地利用交通系统以及其他各种科技。如果你的报道人迁去了别处,那么按照参与观察的原则,你何不跟他们一起迁移呢(Deltsou 1995)?汉纳兹提出了现代边界地带的三个戏剧性的例证:耶路撒冷的大马士革门人文景观的变化,消失中的柏林墙,以及南加利福尼亚的五号州际检查站。他认为这些例证无论属于当下的存在,还是过去的回忆乃至将来的想象,都包含着一些政治地理学区分的观念。然而使得这三个例子尤其戏剧化的是在他们所牵涉的物理空间里,不仅有国家还有世界宗教、主要军事权力集团、国际意识形态、甚至“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某种对立——有些情况下需要冒着武装对抗的危险,还有一些情况下需要的是逃往另外一种生活的希望。当然,不是所有的边界都带有这种戏剧性色彩。但是有些确实带着恐怖和冒险的气息,因为那些穿越边界的人在上面下了很大的赌注。保加利亚的符号学-人类学家Yulian Konstantinov(1996)对穿越保加利亚-土耳其边境的洛玛商人-游客们做了引人入胜的描写,可以作为此类经历的一个范例。他所描述的实地研究也堪称典范,足以证明参与观察并不仅限于在固定社区或者单一地点的工作:他和他的研究助手们共同忍受着往返于边界两侧的公车上的不适,以及所有与之相伴随的危险,包括折磨、被捕和剧烈的肉体压力(同时见Konstantinov,Kressel和Thuen1998——这个穿越边界的合理搭配由保加利亚人、以色列人和挪威人组成!)。正如汉纳兹提醒我们的,我们可能正面对着涉及到“多点研究”的特殊方法论问题,这本身就是近来人类学的前沿(见Marcus 1995;Hannerz 1988。)节点、边界和再聚类这场讨论说明了一点,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已经在整个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剧烈地改变了这门学科的考察对象,尽管在强度和实际的影响上并不匀质。与此同时,这门早期也许对“象征的分类”给予了不成比例的重视的学科仍保持着一个视角,使它可以抵抗那种由于对社会进程缺乏深入的关注而做出的肤浅概括。恰恰在大规模的城市化开始前所未有地急遽加速之际,人类学家也开始意识到边界的多孔性和身份的协商性了,这大约不是一种巧合。特别在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选择城市或者主要是城市的研究点来开展他们的工作。这些田野点是一些小小的“节点”,发生在城市里的进程在通过它们传递的同时也发生着转型:在字面上等于城市文化的“文明(civilization)”变成了一条标准,在某些国家里这一进程已经持续了许多个世纪(见Silverman 1975。)大的节点多半正在变得前所未有地庞大(增长速度非常惊人),它们似乎提出了一个艰难得多的问题。此外,这些节点位于网络的中心,而网络又用边界划定了空间,这些边界尽管被绘制得相当正式,但其实要论多孔性的话,它们一点也不比人们在城市里经历的互动身份逊色。一个仅仅局限于研究小规模社会的学科面对这种情形恐怕就该寿终正寝了。与此相反,人类学做出了一些新的调整,而且正如本章中的讨论所阐明的那样,这些调整还在演变之中。对它们不仅要做方法上的还要加以认识论上的考虑。“田野”变成了一个与以往迥乎不同的“地点”。如果细究其本质的话,它其实意味着,人类学对社会和文化形式的象征性协商所特有的关注将会赋予这门学科强大的生命力,使它适应这个繁忙的新环境。参考文献:A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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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题变了,05年是“什么是人类常识”,09年是“人类学”。副标题也变了,05年是“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09年是“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作者、译者、出版社都没有变化。内容没有细看,但两者目录没有区别。且都属于“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中的一种。希望研究人类学的专家们先研究一下怎样诚信做人。

精彩短评 (总计27条)

  •     不知是不是翻译的原因——太晦涩了!!
  •     蓝绿色的我都见过. 自己买了本蓝色的. 为什么我都看得懂..难道是因为封面的签名么! 就像老爷爷在我面前sarcasm
  •     不好意思,一直没时间写评价,还没看呢,看起来还不错。
  •     语言不精炼,没有基础的人读起来困难
  •     研究人类发展的一个新思路,学习一下
  •     productive discomfort. 翻译真难得,herzfeld本身文风就有点儿英式学究气。自己看不懂就笼统抱怨翻译不好是种病,得治。纯自勉。
  •     作为人类学专业的学生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
  •     很喜欢啊。可是感觉人类学的发展还是内卷化了。
  •     北美学院派的典型写法,那叫一个叨逼叨烦琐,生怕文献上漏了啥,又恐逻辑上不周延,其实有些很好的想法,却惊鸿一瞥,一闪而过。
  •     译者水平太差!
  •     几年前读过这本书,但是因为论文的需要,现在也已经遗忘了,上次回家,再找来重新读读。
  •     不妨买来一看
  •     这书的翻译太烂了,理论本身就挺晦涩的,翻译出的文风又乱七八糟的= =
  •     买了这么久还没看呢,一次买书太多了
  •     还未看完,应该不错,新视野!
  •     看不懂……
  •     一本很好看的人类学著作
  •     1.专业中的专业。2.关于人类学的综述。3.人类学,可谓是谎言终结者。
  •     Excellent guide to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after 80s/90s.
  •     Well arranged and clearly written.
  •     感觉每一章节都只是在介绍人类学的不同分支,什么奇怪的东西都能搞一个小分支,作者很博学,但以这种概括方式实在太难接受,大概只能勉强了解一点,不适合入门。
  •     与我想象的不一样。他应该是人类学基本原理一类的书籍。
  •     人类学基础补充。
  •     受益匪浅,非常有用
  •     烂到死的书。是正常人翻译的么
  •     这套教材,可以了解西方学者的一些思考,很有启发。
  •     开发理科脑袋的一把很好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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